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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失落在老屋里的民谣
因为对二舅舅那段“不管大树和小草,不分高矮与大小,只有各自乐逍遥”的顺口溜的不解,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到村南二舅舅家的祖屋四周徘徊,去寻觅那长满青苔的民谣。
伫立于老屋的土墙边,伸手去抚摸那斑驳腐蚀的墙壁,想起去年的今天,我拎着一箱沉甸甸的祝福去看望二舅舅的时候,发现他的屋里早已围满了神色凝重的乡邻。二舅舅身形佝偻,像一只干瘦的黑蚂蚁弓在老屋的床上大声喘息。那时,他已不能说话而且辨不清来人,在乡邻长吁短叹的感慨中,我知道了关于二舅舅的许多故事。
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二舅舅蜷靠在自家那残破不堪的老屋角落,嬉皮笑脸地说:“三间屋两头空,中间悬挂毛泽东。”结果被人检举揭发,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发配到西宋集扒大河。上河工第二天早上,红卫兵命二舅舅挑一筐窝窝头给每人发一个。二舅舅一看居然还有窝窝头可吃,而且发至最后居然还多出一个窝窝头!他心中一阵狂喜,一句民谣从他关不住风的大嘴里脱口而出:“铺稻草,盖稻草,一觉睡到窝头好。”就在他兴高采烈之际,有人大骂着走过来,一把揪住他的衣领:“你狗日的,怎的把驴屎蛋当作窝窝头发给我?”结果二舅舅被判为“资产阶级大毒草”,并且被勒令当众吃那个驴屎蛋。可怜的二舅被几个红卫兵架着双臂,被迫当众真的一口一口地把那个驴屎蛋吃下了肚。村里人都说二舅舅倒霉就倒在嘴上,可他宁愿倒霉也要饱一嘴福。二舅舅推着满满一车淤泥,踉踉跄跄往堆上爬,汗水洒满了呻吟的车轱辘。他早已饿得两腿发软,虚汗直冒。红卫兵命令他不要偷懒,他用舌头舔了一下干裂的嘴唇,使劲咽了口唾沫,仰着悬崖一般贫瘠刚硬的脸低声嘀咕道:“三碗稀饭两泡尿,哪有精神爬大堆。”结果还是被红卫兵小将听见了揪出来一阵毒打,并又戴上了“黑帮”的帽子。
那一年,村里许多人早已吃上白面烙饼,而瘦骨嶙峋的二舅舅还爬在后沟的榆树上,去摘那些青涩而苦难的岁月。牛车拉着两筐榆钱,在羊肠小道上步履艰难地颠簸着。两筐榆钱还不够一家八口两天的伙食,一想到这些,二舅舅不由地扯开他的破锣嗓子吼起来:“白菜萝卜豆腐汤,想的老农心发慌。”湿漉漉地声音从倔硬的喉咙里滑出来,把泥泞的人生变得十分滑稽可笑。
后来,二舅舅家干瘪的日子一天比一天丰满了,他也像一只北冰洋的瘦熊,一下子走进了江南的春天。于是,一个又一个民谣也就从他那整天咧开的大嘴里一句一句地往外冒:“盖新房,住高楼,家家点灯不用油。”“粮食屯子到屋檐,幸福万万年。”“小烧饼,二面黄,外沾芝麻里包糖”。他靠给人家打场耕地赚的钱买了一群羊,又卖了羊羔,买了三轮车跑运输。二舅舅的日子似灶堂里的火越来越旺,不但“早上吃的油煎饼,晚上还喝个老鸡汤。”二舅舅逢人便说,从前我“弯腰进门望见天,清水不开满屋烟”,如今我“家旁树成行,猪肥牛又壮。”过两天就“锣鼓一打咚喳喳,儿媳马上到婆家”啦。
二舅舅这一辈子总是认为大树和小草都在自己的空间活着,各自生活得很快乐,并无高低上下之分,因此总是龇着大黄牙说:“不管大树和小草,不分高矮与大小,只有各自乐逍遥”。他那乐逍遥的结果是被送进了医院。
原来,村里的旧桥断了,要另造一座新桥,有桥就要有路,村里决定让二舅舅把他家那块责任田让出来铺路,然后将一块闲置的集体的土地分割出一部分让他继续耕种。二舅舅爽快地说:“我本老贫农,好根好苗思想红。”可当他自告奋勇帮着村里铺完路造完桥再去耕种时,发现村里安置给他的土地已被村霸周大麻种上了玉米。他去找周大麻理论,周大麻却趾高气扬地说那块地前两天村支书就划给他家了。二舅舅踩着被汗水擦亮的愤懑去找村支书,村支书躺在摇椅上狠狠地剜了他一眼说:划给你不种,旁人种了,怪哪个。语气很尖利,像刀子割人的脸。二舅舅仿佛一只被激怒的雄狮,跳上新买的电动车,飞向乡政府,乡政府某领导打着官腔说:真有这种事我们马上去处理。可眼瞅着人家的玉米长有一尺多高了,乡干部还没来。二舅舅终于熬不住了,把乡村背在背后,怀揣一段并不明朗的希望,一趟趟气喘吁吁地往乡里跑,一次次小心翼翼央求分管人去调查处理。可每次答复都是马上去,然终不见行动。没有要回那块赖以生存的农民心中最神圣的图腾,二舅舅终于气倒在回家的路上。加上旧病复发,他被送进了急诊室。
就这样,二舅舅住了医院也没有闭上他的大嘴:“辛辛苦苦大半年,一进医院不剩钱”。他从医院回家第一句话就是:“救护车一响,一头牛白养。”耕牛,乡村的另一位农夫,一生流淌的汗水足以青翠一片贫瘠的土地。而今,土地没了,耕牛也完了,二舅舅曾经红润的面容一下子憔悴了。他蔫耷耷蜷缩在老屋的竹床上,双眼呆滞地望着屋外。屋檐下,那一串串火红的朝天椒,齐刷刷的玉米棒,仿佛都在垂钓二舅舅一生苍凉的故事,包括每个故事中揪心的细节。二舅舅的一生,最得意的事莫过于用脚步丈量土地的尺寸。可现在,他却无法丈量自己幸福或不幸的一生。此时,他只能辛酸地歪靠在床头,握着老皇历,用枯如树枝的手指蘸着唾沫,一张张咀嚼着他上乡政府和村支部冤屈的足迹。终于翻数完了,一共73次。二舅舅的眼角慢慢淌出了两行浑浊的东西,土地是农民的保命田,土地没有了,命也就快完了。太阳光从院心那棵老榆树茂密的叶缝中射来,瞬间让院内的老屋、新屋熠熠生辉,四周的枝丫也在一撇一捺中噼啪作响:“村里干部瞎胡闹,乡里干部放空炮,县里干部不知道”。二舅舅说完周围的乡亲又一次捧腹大笑。可二舅舅站立在命运惨白的咳嗽里,应着乡间苍凉的民谣却从此一病不起。
当新年的窗花还没绾牢窗棂的时候,二舅舅的儿子便将家里高高的粮屯换成了大箱的白酒,响亮的唢呐,呜呜咽咽为二舅舅送行。满天的纸钱捧起二舅六十年的光阴及疼痛,穿越整个嘶哑的乡野,投入到土地的怀抱。一个生命远去了,沧桑的岁月远去了,空空的老屋在日子的暮色与清晨里悄悄地老去,连同那苦涩的民谣终成一捧黄土。
那民谣就是二舅舅的灵,就是老屋的魂。
像苦楝枣一样酸涩
那天一大清早下着小雨,计划办那个满脸麻子的大胖子粗暴地将奶奶推倒在地,硬把我们家的小黄牛给拽走了。奶奶从地上连滚带爬站起身,趔趄着追上去抢胖子手里的牛绳,又被生产队长狠狠搡了一把。奶奶跌坐在泥泞里,搓揉着跌伤的脚,满眼的泪水顺着雨水砸落到地上,再无力追赶。小黄牛,刚刚可以下田干活的犊子,奶奶像疼孙子一样疼它,如今却被别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强拉走了。年迈的奶奶像一棵受伤的稻谷,伏倒在地上,拖着浑身的泥浆,一步一步向家爬去。
第二天,一辈子从没出过村庄的奶奶让我给她引路,带着炊烟一样缥缈的希望向乡政府赶去。在乡级官员面前,没见过世面的奶奶是诚惶诚恐的。她踮着两只小脚,身体前倾,双手紧紧抓住用钢条做成的窗棂,眼巴巴地望着公家人,并用沙哑的声音焦急地解释着,那没来得及梳理的花白头发在秋风中一抖一抖地舞动着。窗子里的公家人盯着奶奶那张干橘子皮似的脸皱了皱眉,又见几个人都在看着他,觉得这是显示自己权力的时候了。他低头在抽屉找出一本旧书,翻开一页,高高举到眼前,仰着脸用乡村土话大声粗气地念给奶奶听。看着公家人高高举起的书本,奶奶似乎觉得自己的身份也荣幸地提高了。面对文不对题的理由,奶奶似懂非懂地轻轻点着头,又摇着头,最后害怕接待人不耐烦只得重重地点了点头。在奶奶心里,不管人家说了什么,说的对不对,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家不但理你了,而且还高举着文件庄重地读给你听,这就是尊重。尊重,就是给面子。面子,农村人看得比命还重要的东西,在那个秋风瑟瑟的早晨,像春风一样稍稍抚慰了奶奶无奈而无助的心。最后,我们连牛毛也没看到,便被人赶了出来。走在深秋霜冷的乡村小路上,奶奶如一头沉默而忍辱负重的老黄牛,在苍茫的天地之间,低垂着头坚韧地拉动岁月,一刻不停地向前。我想,那时她青苔一样潮湿的心一定痛苦极了。多少年后,每当我想起那个秋风中佝偻的身影,心仍像苦楝枣一样酸涩。
大概三天后,乡里一位中年干部在我家大黑狗汪汪的叫声中,牵着小黄牛进了我们家的篱笆柴门。奶奶颤颤巍巍地小跑着上前,接过牛绳拴好牛,忙不迭把人让进屋,搬了条高凳,用袖子擦了又擦,又拿大碗倒了一碗水,恭恭敬敬捧给来人。然后便唯唯诺诺立在一旁,两手搓着,不知往哪儿放是好。那个干部和气地对奶奶说:“我们调查清楚了,你媳妇没违反计划生育,这是误会……”记得后来那个人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意味深长地小声说:“以后你儿子从城里回来给生产队长多少带点东西,不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吗!”奶奶重重点了点头,千恩万谢将来人送到村口。从此,这个小脚女人满是皱纹的脸上,日日挂着秋菊般的笑容,那微驼的背也挺直了,走起路来两脚生风。在她的内心深处,根深蒂固地烙着传统的小农思想,那就是乡干部不但亲自把牛送回来了,而且还当着乡亲们的面一本正经地向她赔了礼道了歉,算是给足了面子。
面子,是注入心灵的兴奋剂,它能让蔫耷耷的灵魂变得丰满起来。
因为对二舅舅那段“不管大树和小草,不分高矮与大小,只有各自乐逍遥”的顺口溜的不解,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到村南二舅舅家的祖屋四周徘徊,去寻觅那长满青苔的民谣。
伫立于老屋的土墙边,伸手去抚摸那斑驳腐蚀的墙壁,想起去年的今天,我拎着一箱沉甸甸的祝福去看望二舅舅的时候,发现他的屋里早已围满了神色凝重的乡邻。二舅舅身形佝偻,像一只干瘦的黑蚂蚁弓在老屋的床上大声喘息。那时,他已不能说话而且辨不清来人,在乡邻长吁短叹的感慨中,我知道了关于二舅舅的许多故事。
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二舅舅蜷靠在自家那残破不堪的老屋角落,嬉皮笑脸地说:“三间屋两头空,中间悬挂毛泽东。”结果被人检举揭发,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发配到西宋集扒大河。上河工第二天早上,红卫兵命二舅舅挑一筐窝窝头给每人发一个。二舅舅一看居然还有窝窝头可吃,而且发至最后居然还多出一个窝窝头!他心中一阵狂喜,一句民谣从他关不住风的大嘴里脱口而出:“铺稻草,盖稻草,一觉睡到窝头好。”就在他兴高采烈之际,有人大骂着走过来,一把揪住他的衣领:“你狗日的,怎的把驴屎蛋当作窝窝头发给我?”结果二舅舅被判为“资产阶级大毒草”,并且被勒令当众吃那个驴屎蛋。可怜的二舅被几个红卫兵架着双臂,被迫当众真的一口一口地把那个驴屎蛋吃下了肚。村里人都说二舅舅倒霉就倒在嘴上,可他宁愿倒霉也要饱一嘴福。二舅舅推着满满一车淤泥,踉踉跄跄往堆上爬,汗水洒满了呻吟的车轱辘。他早已饿得两腿发软,虚汗直冒。红卫兵命令他不要偷懒,他用舌头舔了一下干裂的嘴唇,使劲咽了口唾沫,仰着悬崖一般贫瘠刚硬的脸低声嘀咕道:“三碗稀饭两泡尿,哪有精神爬大堆。”结果还是被红卫兵小将听见了揪出来一阵毒打,并又戴上了“黑帮”的帽子。
那一年,村里许多人早已吃上白面烙饼,而瘦骨嶙峋的二舅舅还爬在后沟的榆树上,去摘那些青涩而苦难的岁月。牛车拉着两筐榆钱,在羊肠小道上步履艰难地颠簸着。两筐榆钱还不够一家八口两天的伙食,一想到这些,二舅舅不由地扯开他的破锣嗓子吼起来:“白菜萝卜豆腐汤,想的老农心发慌。”湿漉漉地声音从倔硬的喉咙里滑出来,把泥泞的人生变得十分滑稽可笑。
后来,二舅舅家干瘪的日子一天比一天丰满了,他也像一只北冰洋的瘦熊,一下子走进了江南的春天。于是,一个又一个民谣也就从他那整天咧开的大嘴里一句一句地往外冒:“盖新房,住高楼,家家点灯不用油。”“粮食屯子到屋檐,幸福万万年。”“小烧饼,二面黄,外沾芝麻里包糖”。他靠给人家打场耕地赚的钱买了一群羊,又卖了羊羔,买了三轮车跑运输。二舅舅的日子似灶堂里的火越来越旺,不但“早上吃的油煎饼,晚上还喝个老鸡汤。”二舅舅逢人便说,从前我“弯腰进门望见天,清水不开满屋烟”,如今我“家旁树成行,猪肥牛又壮。”过两天就“锣鼓一打咚喳喳,儿媳马上到婆家”啦。
二舅舅这一辈子总是认为大树和小草都在自己的空间活着,各自生活得很快乐,并无高低上下之分,因此总是龇着大黄牙说:“不管大树和小草,不分高矮与大小,只有各自乐逍遥”。他那乐逍遥的结果是被送进了医院。
原来,村里的旧桥断了,要另造一座新桥,有桥就要有路,村里决定让二舅舅把他家那块责任田让出来铺路,然后将一块闲置的集体的土地分割出一部分让他继续耕种。二舅舅爽快地说:“我本老贫农,好根好苗思想红。”可当他自告奋勇帮着村里铺完路造完桥再去耕种时,发现村里安置给他的土地已被村霸周大麻种上了玉米。他去找周大麻理论,周大麻却趾高气扬地说那块地前两天村支书就划给他家了。二舅舅踩着被汗水擦亮的愤懑去找村支书,村支书躺在摇椅上狠狠地剜了他一眼说:划给你不种,旁人种了,怪哪个。语气很尖利,像刀子割人的脸。二舅舅仿佛一只被激怒的雄狮,跳上新买的电动车,飞向乡政府,乡政府某领导打着官腔说:真有这种事我们马上去处理。可眼瞅着人家的玉米长有一尺多高了,乡干部还没来。二舅舅终于熬不住了,把乡村背在背后,怀揣一段并不明朗的希望,一趟趟气喘吁吁地往乡里跑,一次次小心翼翼央求分管人去调查处理。可每次答复都是马上去,然终不见行动。没有要回那块赖以生存的农民心中最神圣的图腾,二舅舅终于气倒在回家的路上。加上旧病复发,他被送进了急诊室。
就这样,二舅舅住了医院也没有闭上他的大嘴:“辛辛苦苦大半年,一进医院不剩钱”。他从医院回家第一句话就是:“救护车一响,一头牛白养。”耕牛,乡村的另一位农夫,一生流淌的汗水足以青翠一片贫瘠的土地。而今,土地没了,耕牛也完了,二舅舅曾经红润的面容一下子憔悴了。他蔫耷耷蜷缩在老屋的竹床上,双眼呆滞地望着屋外。屋檐下,那一串串火红的朝天椒,齐刷刷的玉米棒,仿佛都在垂钓二舅舅一生苍凉的故事,包括每个故事中揪心的细节。二舅舅的一生,最得意的事莫过于用脚步丈量土地的尺寸。可现在,他却无法丈量自己幸福或不幸的一生。此时,他只能辛酸地歪靠在床头,握着老皇历,用枯如树枝的手指蘸着唾沫,一张张咀嚼着他上乡政府和村支部冤屈的足迹。终于翻数完了,一共73次。二舅舅的眼角慢慢淌出了两行浑浊的东西,土地是农民的保命田,土地没有了,命也就快完了。太阳光从院心那棵老榆树茂密的叶缝中射来,瞬间让院内的老屋、新屋熠熠生辉,四周的枝丫也在一撇一捺中噼啪作响:“村里干部瞎胡闹,乡里干部放空炮,县里干部不知道”。二舅舅说完周围的乡亲又一次捧腹大笑。可二舅舅站立在命运惨白的咳嗽里,应着乡间苍凉的民谣却从此一病不起。
当新年的窗花还没绾牢窗棂的时候,二舅舅的儿子便将家里高高的粮屯换成了大箱的白酒,响亮的唢呐,呜呜咽咽为二舅舅送行。满天的纸钱捧起二舅六十年的光阴及疼痛,穿越整个嘶哑的乡野,投入到土地的怀抱。一个生命远去了,沧桑的岁月远去了,空空的老屋在日子的暮色与清晨里悄悄地老去,连同那苦涩的民谣终成一捧黄土。
那民谣就是二舅舅的灵,就是老屋的魂。
像苦楝枣一样酸涩
那天一大清早下着小雨,计划办那个满脸麻子的大胖子粗暴地将奶奶推倒在地,硬把我们家的小黄牛给拽走了。奶奶从地上连滚带爬站起身,趔趄着追上去抢胖子手里的牛绳,又被生产队长狠狠搡了一把。奶奶跌坐在泥泞里,搓揉着跌伤的脚,满眼的泪水顺着雨水砸落到地上,再无力追赶。小黄牛,刚刚可以下田干活的犊子,奶奶像疼孙子一样疼它,如今却被别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强拉走了。年迈的奶奶像一棵受伤的稻谷,伏倒在地上,拖着浑身的泥浆,一步一步向家爬去。
第二天,一辈子从没出过村庄的奶奶让我给她引路,带着炊烟一样缥缈的希望向乡政府赶去。在乡级官员面前,没见过世面的奶奶是诚惶诚恐的。她踮着两只小脚,身体前倾,双手紧紧抓住用钢条做成的窗棂,眼巴巴地望着公家人,并用沙哑的声音焦急地解释着,那没来得及梳理的花白头发在秋风中一抖一抖地舞动着。窗子里的公家人盯着奶奶那张干橘子皮似的脸皱了皱眉,又见几个人都在看着他,觉得这是显示自己权力的时候了。他低头在抽屉找出一本旧书,翻开一页,高高举到眼前,仰着脸用乡村土话大声粗气地念给奶奶听。看着公家人高高举起的书本,奶奶似乎觉得自己的身份也荣幸地提高了。面对文不对题的理由,奶奶似懂非懂地轻轻点着头,又摇着头,最后害怕接待人不耐烦只得重重地点了点头。在奶奶心里,不管人家说了什么,说的对不对,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家不但理你了,而且还高举着文件庄重地读给你听,这就是尊重。尊重,就是给面子。面子,农村人看得比命还重要的东西,在那个秋风瑟瑟的早晨,像春风一样稍稍抚慰了奶奶无奈而无助的心。最后,我们连牛毛也没看到,便被人赶了出来。走在深秋霜冷的乡村小路上,奶奶如一头沉默而忍辱负重的老黄牛,在苍茫的天地之间,低垂着头坚韧地拉动岁月,一刻不停地向前。我想,那时她青苔一样潮湿的心一定痛苦极了。多少年后,每当我想起那个秋风中佝偻的身影,心仍像苦楝枣一样酸涩。
大概三天后,乡里一位中年干部在我家大黑狗汪汪的叫声中,牵着小黄牛进了我们家的篱笆柴门。奶奶颤颤巍巍地小跑着上前,接过牛绳拴好牛,忙不迭把人让进屋,搬了条高凳,用袖子擦了又擦,又拿大碗倒了一碗水,恭恭敬敬捧给来人。然后便唯唯诺诺立在一旁,两手搓着,不知往哪儿放是好。那个干部和气地对奶奶说:“我们调查清楚了,你媳妇没违反计划生育,这是误会……”记得后来那个人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意味深长地小声说:“以后你儿子从城里回来给生产队长多少带点东西,不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吗!”奶奶重重点了点头,千恩万谢将来人送到村口。从此,这个小脚女人满是皱纹的脸上,日日挂着秋菊般的笑容,那微驼的背也挺直了,走起路来两脚生风。在她的内心深处,根深蒂固地烙着传统的小农思想,那就是乡干部不但亲自把牛送回来了,而且还当着乡亲们的面一本正经地向她赔了礼道了歉,算是给足了面子。
面子,是注入心灵的兴奋剂,它能让蔫耷耷的灵魂变得丰满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