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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陈歆耕的长篇报告文学《废墟上的觉醒》,我才意识到,那场大地震过去已经一年多了。鲁迅先生就在《纪念刘和珍君》中怀疑道:“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那么,一年多的时间,可以经过多少忘却的轮回呢?
地震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不想讳言我的悲观:一次地震就会改变一个社会的道德认知和道德水准吗?八万条生命的消失,这么大的一次地震,才能引起我们良心的震动,这本身难道不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吗?面对一个被欠薪民工的自杀,我们的良心不是依旧蛰伏于无声吗?这说明我们的道德燃点依然有多么高!
地震究竟给我带来什么?最主要的是心态的改变,现在,任何灾难降临到头上我都不会感到奇怪了,我会坦然面对。因为,不是有无辜的八万人已经消失了吗?他们昭示于我的就是灾难的一视同仁,我在震动之后学会了坦然。
去年地震发生时,我正在鲁迅文学院学习。地震以后,我们班上组织的每周一次的文学研讨活动自行终止了,班上的空气沉闷了许多,我们第八届鲁院作家班是毕业离别时唯一没有流泪的一届。为什么我们没有流泪?我想,我们班上的每一位想到这个问题时都会有点失望和尴尬吧?为我们的“无情”而难为情。我们在某种情感面前集体失语了吗?不是的,因为我们经历了地震。在巨大的灾难和深刻的叩问面前,我们感觉眼泪太轻了,语言太轻了!所以我们无泪,我们失语。其实我们都是带着沉思离开鲁院的,这种沉思的结果也许多少年后才会显现出来。
我当时甚至对写作的存在都产生了怀疑,因为很显然,在人类的关键时刻,最需要的不是说什么,而是做什么。我那时每天在思考的就是可以做什么,而不是可以写什么,但一触及做什么的问题,我就感觉自己太无力了。仿佛是一种迁怒,对于文学,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虚无,几乎把写作的事功全部废弃了。大战期间,胡适在给红颜知己韦莲司的信中说道,“在我看来,我们眼下的努力不能扭转乾坤的时候,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件与时局无关的事情上是有好处的。你试过这个方法没有?”胡适还说,歌德也这样做过。可是,我做不到。在知识分子的思想力和行动力之间,我还是执著于行动力。在那时,我坚持认为,只有思想力没有行动力的知识分子是可鄙的。听到有人热血沸腾地要求去灾区,去的目的却是为了记录什么,我心里就感到难以忍受。我甚至揣测,或许有人还在寻找成就大作家或大摄影家的契机吧?《废墟上的觉醒》中的志愿者魏义建对拿相机的人说:“你如果用心照就一定是残忍的,不用心照就是假的,但是你把时间投入到工作的话,每一秒都是真实的,是最美的。”我服膺这句话。如果你的境界不过如此,你又能为灾区真正做什么呢?其实都是一种自我成就欲在作祟,你所做的最终是为自己。我为知识分子感到可悲。
我能做什么呢?捐款,我已经力所能及了。当然,我没有使自己倾家荡产。我曾经想去灾区,可是,去了我能做什么呢?《废墟上的觉醒》中的志愿者郑鹤红说:“缺乏专业的救援技能和意识,空怀热情地来到灾区,如果找不到可以做的事情,简直是在浪费灾区资源。”这位对救援行动“责之深、爱之切”的母亲,16岁时曾接受过中国红十字会的培训。我当时所担心的,就是假如去了,自己不过徒然进行了一次“灾区几日游”。对于形式上的善,我已经太厌倦了,每年的三月五日和九月十日,我都在无法拒绝地接受着某些空洞的善舉,所以不能不警惕它在自己身上的发生。我也曾经想过收养一个灾区女孩,可是,我不能保证会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对待她。我的脾气不好,可是,对儿子再不好,他毕竟是自己亲生的,而对这个女孩,哪怕是与儿子另样对待的客气,我都害怕使她敏感和受伤。我从此要为她完全改掉自己的坏脾气,这可能吗?我内心还在斗争,就得知领养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了。
当明白自己什么也不能做的时候,我反而如释重负。我感到“慎独”的叩问也已经过关了,我觉得自己已经尽力,可以心安了。这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救赎之旅。但当我看到这本志愿者之书时,才羞愧地承认:我什么也没做!这是最无可辩驳的事实!我依然是一个思想力大于行动力的知识分子,而没有行动力做依托,那思想力是何等的苍白!从这些志愿者身上,我清晰地认识到自身的局限,也许还是某一类人的局限。
在巨大的历史事件面前,作家应该做什么还是写什么,这是一个大问题,当年萧红和萧军就争执过的,并没有争出一个结果。我也给不出一个结果,但是,对于那些能够做什么,而不单单是说什么写什么的人,我的确怀着空前的敬意。陈歆耕《废墟上的觉醒》中的地震志愿者们,正是我所尊敬的这些人。赴四川灾区的志愿者是130万人次(不是130万人),这种“井喷式”的集体道义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善美,足以让一个民族欣慰,让人类精神闪光。因为他们,我觉出了悲观的不妥和不该。80后作家春树从灾区回来后说了一句话:灾区之行改变了我对大多数共产党员的印象。我想,这是一种真诚的感触,而我从这些志愿者身上所得到的,也是这样一种真诚的感触。
志愿者周发政说,“我总觉得天天看电视陪着流泪,只是坐视,时间久了就会麻木,我必须马上行动!”有多少人是在“坐视”中“麻木”了的呢?正是立即行动起来的魄力和魅力,使这些志愿者令人肃然起敬。并不全是“麻木”,也许有人还多了些及时行乐的“觉醒”,此后就更无关痛痒了。
事实上,作家在抗震救灾当中的缺席,当时就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来了。“灾难发生时,我在哪里?”这是每一个写作者都应该自问的。作为《文学报》的总编,陈歆耕当时不能离开自己的岗位,但是,《文学报》以最快的速度发出了那些来自抗震救灾前线的报道,让读者们及时了解到汶川在发生什么。仅仅这些,陈歆耕觉得还不够,在本书中,他一再为自己当时没有亲历亲为做得更多而惭愧和遗憾,这是他所强调的公民意识和担当精神的折射。而公民意识和担当精神,正是贯穿本书的主旨。
其实,作为一名军事记者出身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家,陈歆耕当时奔赴第一线的愿望和冲动太强烈了,只是,职责所在,身不由己。事后写作此书,对他来说无疑是一种补课和还愿的行为,也无疑是一种热血行为,如同拥抱一个庄严的誓言。他因此成为作家队伍里的“志愿者”。
在给韦莲司的信中,胡适将韦莲司要在大战中积极服务的态度归结为“心境上的不安”,他说这种不安“是由于你对我们周遭所存在的罪恶,感到一种悲悯所引起的”。将“罪恶”改为“灾难”,这话同样成立。作为对“心境上的不安”的解脱,志愿者的救助行为无疑同时也是一种自救,以对他人的“救”来达到对自己的“赎”。书中的志愿者杨爱兵说:“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来做志愿者?原因很多:为了心安?为了发挥专业所长?为了给灾区人民做点事情?我自己也说不清。”志愿者张基忠说:“虽然我不能确定我能为受灾的同胞做些什么,但是,将心比心,如果我被压在废墟下,看到的是人们的冷漠和自私,那么,我首先被绝望压死。”
志愿者的灾区之行,也是一次精神上的涅槃之旅,有许多志愿者表示他们的精神将一生受惠于这次志愿行动,他们感受到了蛰伏于自身的大爱的存在,施与给施与者带来的灵魂的回馈和升华,学会了豁达、宽容、珍惜以及对于平平常常活着的感恩,懂得了钱要赚,但赚钱不是生活的全部。更有为了不足千元的不义之财成为隐姓埋名的“逃犯”的志愿者雷震宇,灾区的志愿行动引发了他对人生的思考,并最终使他获得了新生。其实,《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也是一个志愿者,他所有的善行都是为了一个小小的救赎。
天灾是自然对于人类的施虐,是人类性的灾难,那些免于灾难的人们在产生幸运感的同时,还可能产生原罪感,因为那是一部分人代替全人类的承担,这就是自觉救赎存在的根由。所有志愿者的行为,当然都是自愿,也可以说是一种道德自燃。而志愿行为对于一个社会精神的意义,却是一种道德引燃——志愿者正是燎原的星火。
一个社会的救援机制绝对不能依赖志愿者,志愿者也不可能成为救援的主力。志愿者的行为是高尚的,一般人的私心也是正常的,谁也不能对他人进行道德施压,但是,对于志愿行为进行“经济学”的质疑也是不可取的。唐山农民志愿者宋志永打车去灾区,打车费用就有4500元!我们不必质问司机为什么没有给他免费或者打折,但是,如果有人说“真不如省下这4500元捐给灾区”,却会让人感到心寒。如果强行使一种志愿精神跟金钱和物质触线,一个社会的道德机制和价值体系就太脆弱了。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中,为了拯救一个瑞恩,几名美国士兵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难道我们能说不值吗?难道我们没有被感动得泪流满面吗?这就是美国人所要弘扬的国家精神。有人说志愿者完全是浪费,不如省下汽油钱捐给灾区,还有人干脆挖苦和讥笑他们是作秀,骗取灾区人民的眼泪。对此,志愿者蔡鹏和他的同伴们笑着回答:“灾区人民不需要施舍,需要的是真心的关爱!”是的,当鲁宾逊流落荒岛的时候,需要的难道仅仅是生活物资吗?不,他更需要一个“星期五”。在自然灾难面前,总是同类的自发之爱更能给受难者以温暖和安全感,人与人是一个相互依赖的共同体,就像鲁宾逊和“星期五”的相互依赖,我们的存在从来都不是与别人无关,我们的爱永远都需要被别人感受到。志愿者郭江说,我真切感受到演《千手观音》的邰丽华通过手语表达的一番话:伸出一千只手去帮别人,也会有一千只手帮助你。
书中写道,无论你原来拥有什么样的身份,来到灾区,“志愿者的身份只有一个:志愿者!只要是灾区人民需要你做的,你都将无条件地去承担;你和灾区所有人都一样,面临着因不断的余震所带来的生命危险……”是的,有一些志愿者在灾区遇难了,他们成了同担当共命运的最切实的证明,我们需要向他们奉献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中所说的“生者”对“死者”的敬意。
向地震志愿者队伍中最吃苦耐劳的“老兵突击队”致敬,向用肩膀证明了他们能扛起中国这面大旗的80后志愿者(包括韩寒)致敬,向准备长期驻扎在灾区的有名或无名的志愿者致敬。
作为一名寫作者,我还想要特别向诗人潇潇致敬,她也是一名志愿者,但她没有去写诗,而是为灾区干着一个女性难以承受的重体力活儿,因此有人称:“志愿者潇潇是一首诗”。
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志愿者在灾区每天都经受着心理的极限挑战,有些人在当时或后来患上了心理疾患,备受失眠、抑郁的折磨。对于他们,除了致敬,我还要献上我的祝福,一如对所有的灾区人民。
书中的主人公只有一个是我认识的,他就是《文学报》派往灾区的记者傅小平。使我最震惊的也是他——在灾区相识仅仅24天后,他和一位志愿者侯君红决定结婚。我所认识的小平绝对不是一个狂飙突进式的人物,我想他之所以会“闪婚”,是因为有一种精神让他们彼此认出,并成为他们共度人生的可靠保障。向他们致敬,并祝福他们!
志愿者周春兰有一段记录特别令我感动:“匆忙撤退中,回首刹那间,我看到一群孩子争先恐后地捡拾这个救灾中心的垃圾,把垃圾焚烧。他们做的几乎是连正常生活状态下的人都不一定能做到的事。而这群孩子——也许他们中有些已是孤儿——他们却仍然继续爱着这里的环境,这里,仍是他们的家乡。”作为灾难的直接承受者,这些孩子最有可能变得消沉,他们是最有理由崩溃的人,然而,他们所做的这些令我们汗颜。对比一位大导演带摄制组走后给香格里拉留下的大量垃圾,更感到这群孩子品质的可贵。除了向他们致敬,我还要感谢他们,感谢他们这么勇敢,这么坚韧!
志愿者潇潇说:“从灾区回来后,刚开始感觉心理上有些不适,这个世界的运行与在灾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在灾区,志愿者们完全无私的奉献,人人比高尚的情操,感染着每一个人,激励着每一个人。而回到常态生活中,常常让我们失望。”这种感觉,从战场上回来的军人们也曾有过,他们需要很长时间的心理调适。人性是多面的,灾难可以把人们迅速集结到诺亚方舟,并使其在瞬间释放出伟大的爱与力量,可是,灾难过后呢?正如学者钱理群在震后的一次演讲中所说,“灾难毕竟是一个非常态的状况,人们最终还要回到常态之中;我的忧虑正在于,回到原来固有的生活里,我们会不会故态复萌,又恢复了那个自私的、颓废的自我,那种冷漠的、互不信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有没有可能打破这样的循环,能不能把这次灾难的‘非常态’中爆发出来的人性之美、人情之美,变成一种稳固的社会与精神的‘常态’?”
怎样可以把这种“非常态”中的人性美演化为稳固的“常态”呢?我想,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最基本的就是日常的公德,比如,即便是公家掏钱,也要随手关好水电,不要把空调打到不必要的高度,等等。当然,这都属于老生常谈,但这种老生常谈难道不是包含着做人的关键吗?不是现代公民素质的基本体现吗?又有几人真正做到了呢?在日常公德的基础上,对待周围的小灾小难,我们还要始终保持敏感和同情,尽己所能施以援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就是大爱。
读完这本志愿者之书,我感到日渐沉睡的良知再一次被激活,我想说,当灾难再一次发生时,我会努力去做一名志愿者!——如同对自己庄严宣誓。
地震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不想讳言我的悲观:一次地震就会改变一个社会的道德认知和道德水准吗?八万条生命的消失,这么大的一次地震,才能引起我们良心的震动,这本身难道不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吗?面对一个被欠薪民工的自杀,我们的良心不是依旧蛰伏于无声吗?这说明我们的道德燃点依然有多么高!
地震究竟给我带来什么?最主要的是心态的改变,现在,任何灾难降临到头上我都不会感到奇怪了,我会坦然面对。因为,不是有无辜的八万人已经消失了吗?他们昭示于我的就是灾难的一视同仁,我在震动之后学会了坦然。
去年地震发生时,我正在鲁迅文学院学习。地震以后,我们班上组织的每周一次的文学研讨活动自行终止了,班上的空气沉闷了许多,我们第八届鲁院作家班是毕业离别时唯一没有流泪的一届。为什么我们没有流泪?我想,我们班上的每一位想到这个问题时都会有点失望和尴尬吧?为我们的“无情”而难为情。我们在某种情感面前集体失语了吗?不是的,因为我们经历了地震。在巨大的灾难和深刻的叩问面前,我们感觉眼泪太轻了,语言太轻了!所以我们无泪,我们失语。其实我们都是带着沉思离开鲁院的,这种沉思的结果也许多少年后才会显现出来。
我当时甚至对写作的存在都产生了怀疑,因为很显然,在人类的关键时刻,最需要的不是说什么,而是做什么。我那时每天在思考的就是可以做什么,而不是可以写什么,但一触及做什么的问题,我就感觉自己太无力了。仿佛是一种迁怒,对于文学,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虚无,几乎把写作的事功全部废弃了。大战期间,胡适在给红颜知己韦莲司的信中说道,“在我看来,我们眼下的努力不能扭转乾坤的时候,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件与时局无关的事情上是有好处的。你试过这个方法没有?”胡适还说,歌德也这样做过。可是,我做不到。在知识分子的思想力和行动力之间,我还是执著于行动力。在那时,我坚持认为,只有思想力没有行动力的知识分子是可鄙的。听到有人热血沸腾地要求去灾区,去的目的却是为了记录什么,我心里就感到难以忍受。我甚至揣测,或许有人还在寻找成就大作家或大摄影家的契机吧?《废墟上的觉醒》中的志愿者魏义建对拿相机的人说:“你如果用心照就一定是残忍的,不用心照就是假的,但是你把时间投入到工作的话,每一秒都是真实的,是最美的。”我服膺这句话。如果你的境界不过如此,你又能为灾区真正做什么呢?其实都是一种自我成就欲在作祟,你所做的最终是为自己。我为知识分子感到可悲。
我能做什么呢?捐款,我已经力所能及了。当然,我没有使自己倾家荡产。我曾经想去灾区,可是,去了我能做什么呢?《废墟上的觉醒》中的志愿者郑鹤红说:“缺乏专业的救援技能和意识,空怀热情地来到灾区,如果找不到可以做的事情,简直是在浪费灾区资源。”这位对救援行动“责之深、爱之切”的母亲,16岁时曾接受过中国红十字会的培训。我当时所担心的,就是假如去了,自己不过徒然进行了一次“灾区几日游”。对于形式上的善,我已经太厌倦了,每年的三月五日和九月十日,我都在无法拒绝地接受着某些空洞的善舉,所以不能不警惕它在自己身上的发生。我也曾经想过收养一个灾区女孩,可是,我不能保证会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对待她。我的脾气不好,可是,对儿子再不好,他毕竟是自己亲生的,而对这个女孩,哪怕是与儿子另样对待的客气,我都害怕使她敏感和受伤。我从此要为她完全改掉自己的坏脾气,这可能吗?我内心还在斗争,就得知领养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了。
当明白自己什么也不能做的时候,我反而如释重负。我感到“慎独”的叩问也已经过关了,我觉得自己已经尽力,可以心安了。这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救赎之旅。但当我看到这本志愿者之书时,才羞愧地承认:我什么也没做!这是最无可辩驳的事实!我依然是一个思想力大于行动力的知识分子,而没有行动力做依托,那思想力是何等的苍白!从这些志愿者身上,我清晰地认识到自身的局限,也许还是某一类人的局限。
在巨大的历史事件面前,作家应该做什么还是写什么,这是一个大问题,当年萧红和萧军就争执过的,并没有争出一个结果。我也给不出一个结果,但是,对于那些能够做什么,而不单单是说什么写什么的人,我的确怀着空前的敬意。陈歆耕《废墟上的觉醒》中的地震志愿者们,正是我所尊敬的这些人。赴四川灾区的志愿者是130万人次(不是130万人),这种“井喷式”的集体道义让我们看到了人性的善美,足以让一个民族欣慰,让人类精神闪光。因为他们,我觉出了悲观的不妥和不该。80后作家春树从灾区回来后说了一句话:灾区之行改变了我对大多数共产党员的印象。我想,这是一种真诚的感触,而我从这些志愿者身上所得到的,也是这样一种真诚的感触。
志愿者周发政说,“我总觉得天天看电视陪着流泪,只是坐视,时间久了就会麻木,我必须马上行动!”有多少人是在“坐视”中“麻木”了的呢?正是立即行动起来的魄力和魅力,使这些志愿者令人肃然起敬。并不全是“麻木”,也许有人还多了些及时行乐的“觉醒”,此后就更无关痛痒了。
事实上,作家在抗震救灾当中的缺席,当时就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来了。“灾难发生时,我在哪里?”这是每一个写作者都应该自问的。作为《文学报》的总编,陈歆耕当时不能离开自己的岗位,但是,《文学报》以最快的速度发出了那些来自抗震救灾前线的报道,让读者们及时了解到汶川在发生什么。仅仅这些,陈歆耕觉得还不够,在本书中,他一再为自己当时没有亲历亲为做得更多而惭愧和遗憾,这是他所强调的公民意识和担当精神的折射。而公民意识和担当精神,正是贯穿本书的主旨。
其实,作为一名军事记者出身的优秀报告文学作家,陈歆耕当时奔赴第一线的愿望和冲动太强烈了,只是,职责所在,身不由己。事后写作此书,对他来说无疑是一种补课和还愿的行为,也无疑是一种热血行为,如同拥抱一个庄严的誓言。他因此成为作家队伍里的“志愿者”。
在给韦莲司的信中,胡适将韦莲司要在大战中积极服务的态度归结为“心境上的不安”,他说这种不安“是由于你对我们周遭所存在的罪恶,感到一种悲悯所引起的”。将“罪恶”改为“灾难”,这话同样成立。作为对“心境上的不安”的解脱,志愿者的救助行为无疑同时也是一种自救,以对他人的“救”来达到对自己的“赎”。书中的志愿者杨爱兵说:“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来做志愿者?原因很多:为了心安?为了发挥专业所长?为了给灾区人民做点事情?我自己也说不清。”志愿者张基忠说:“虽然我不能确定我能为受灾的同胞做些什么,但是,将心比心,如果我被压在废墟下,看到的是人们的冷漠和自私,那么,我首先被绝望压死。”
志愿者的灾区之行,也是一次精神上的涅槃之旅,有许多志愿者表示他们的精神将一生受惠于这次志愿行动,他们感受到了蛰伏于自身的大爱的存在,施与给施与者带来的灵魂的回馈和升华,学会了豁达、宽容、珍惜以及对于平平常常活着的感恩,懂得了钱要赚,但赚钱不是生活的全部。更有为了不足千元的不义之财成为隐姓埋名的“逃犯”的志愿者雷震宇,灾区的志愿行动引发了他对人生的思考,并最终使他获得了新生。其实,《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也是一个志愿者,他所有的善行都是为了一个小小的救赎。
天灾是自然对于人类的施虐,是人类性的灾难,那些免于灾难的人们在产生幸运感的同时,还可能产生原罪感,因为那是一部分人代替全人类的承担,这就是自觉救赎存在的根由。所有志愿者的行为,当然都是自愿,也可以说是一种道德自燃。而志愿行为对于一个社会精神的意义,却是一种道德引燃——志愿者正是燎原的星火。
一个社会的救援机制绝对不能依赖志愿者,志愿者也不可能成为救援的主力。志愿者的行为是高尚的,一般人的私心也是正常的,谁也不能对他人进行道德施压,但是,对于志愿行为进行“经济学”的质疑也是不可取的。唐山农民志愿者宋志永打车去灾区,打车费用就有4500元!我们不必质问司机为什么没有给他免费或者打折,但是,如果有人说“真不如省下这4500元捐给灾区”,却会让人感到心寒。如果强行使一种志愿精神跟金钱和物质触线,一个社会的道德机制和价值体系就太脆弱了。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中,为了拯救一个瑞恩,几名美国士兵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难道我们能说不值吗?难道我们没有被感动得泪流满面吗?这就是美国人所要弘扬的国家精神。有人说志愿者完全是浪费,不如省下汽油钱捐给灾区,还有人干脆挖苦和讥笑他们是作秀,骗取灾区人民的眼泪。对此,志愿者蔡鹏和他的同伴们笑着回答:“灾区人民不需要施舍,需要的是真心的关爱!”是的,当鲁宾逊流落荒岛的时候,需要的难道仅仅是生活物资吗?不,他更需要一个“星期五”。在自然灾难面前,总是同类的自发之爱更能给受难者以温暖和安全感,人与人是一个相互依赖的共同体,就像鲁宾逊和“星期五”的相互依赖,我们的存在从来都不是与别人无关,我们的爱永远都需要被别人感受到。志愿者郭江说,我真切感受到演《千手观音》的邰丽华通过手语表达的一番话:伸出一千只手去帮别人,也会有一千只手帮助你。
书中写道,无论你原来拥有什么样的身份,来到灾区,“志愿者的身份只有一个:志愿者!只要是灾区人民需要你做的,你都将无条件地去承担;你和灾区所有人都一样,面临着因不断的余震所带来的生命危险……”是的,有一些志愿者在灾区遇难了,他们成了同担当共命运的最切实的证明,我们需要向他们奉献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中所说的“生者”对“死者”的敬意。
向地震志愿者队伍中最吃苦耐劳的“老兵突击队”致敬,向用肩膀证明了他们能扛起中国这面大旗的80后志愿者(包括韩寒)致敬,向准备长期驻扎在灾区的有名或无名的志愿者致敬。
作为一名寫作者,我还想要特别向诗人潇潇致敬,她也是一名志愿者,但她没有去写诗,而是为灾区干着一个女性难以承受的重体力活儿,因此有人称:“志愿者潇潇是一首诗”。
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志愿者在灾区每天都经受着心理的极限挑战,有些人在当时或后来患上了心理疾患,备受失眠、抑郁的折磨。对于他们,除了致敬,我还要献上我的祝福,一如对所有的灾区人民。
书中的主人公只有一个是我认识的,他就是《文学报》派往灾区的记者傅小平。使我最震惊的也是他——在灾区相识仅仅24天后,他和一位志愿者侯君红决定结婚。我所认识的小平绝对不是一个狂飙突进式的人物,我想他之所以会“闪婚”,是因为有一种精神让他们彼此认出,并成为他们共度人生的可靠保障。向他们致敬,并祝福他们!
志愿者周春兰有一段记录特别令我感动:“匆忙撤退中,回首刹那间,我看到一群孩子争先恐后地捡拾这个救灾中心的垃圾,把垃圾焚烧。他们做的几乎是连正常生活状态下的人都不一定能做到的事。而这群孩子——也许他们中有些已是孤儿——他们却仍然继续爱着这里的环境,这里,仍是他们的家乡。”作为灾难的直接承受者,这些孩子最有可能变得消沉,他们是最有理由崩溃的人,然而,他们所做的这些令我们汗颜。对比一位大导演带摄制组走后给香格里拉留下的大量垃圾,更感到这群孩子品质的可贵。除了向他们致敬,我还要感谢他们,感谢他们这么勇敢,这么坚韧!
志愿者潇潇说:“从灾区回来后,刚开始感觉心理上有些不适,这个世界的运行与在灾区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在灾区,志愿者们完全无私的奉献,人人比高尚的情操,感染着每一个人,激励着每一个人。而回到常态生活中,常常让我们失望。”这种感觉,从战场上回来的军人们也曾有过,他们需要很长时间的心理调适。人性是多面的,灾难可以把人们迅速集结到诺亚方舟,并使其在瞬间释放出伟大的爱与力量,可是,灾难过后呢?正如学者钱理群在震后的一次演讲中所说,“灾难毕竟是一个非常态的状况,人们最终还要回到常态之中;我的忧虑正在于,回到原来固有的生活里,我们会不会故态复萌,又恢复了那个自私的、颓废的自我,那种冷漠的、互不信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有没有可能打破这样的循环,能不能把这次灾难的‘非常态’中爆发出来的人性之美、人情之美,变成一种稳固的社会与精神的‘常态’?”
怎样可以把这种“非常态”中的人性美演化为稳固的“常态”呢?我想,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最基本的就是日常的公德,比如,即便是公家掏钱,也要随手关好水电,不要把空调打到不必要的高度,等等。当然,这都属于老生常谈,但这种老生常谈难道不是包含着做人的关键吗?不是现代公民素质的基本体现吗?又有几人真正做到了呢?在日常公德的基础上,对待周围的小灾小难,我们还要始终保持敏感和同情,尽己所能施以援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就是大爱。
读完这本志愿者之书,我感到日渐沉睡的良知再一次被激活,我想说,当灾难再一次发生时,我会努力去做一名志愿者!——如同对自己庄严宣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