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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已是持“敬老卡”乘车的“闲散老人”了,读书看报,当然纯属于“闲读”;所以,我要特别感谢一位据说“在闲读之间的信手拾遗”而写成了《杂书过眼录》的作者,给他的“过眼”系列中一本“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的新书取了个可供“慢读细品”的书名:《靠不住的历史》。我这篇“闲文”题目,就是由此套来,只是将“历史”更易成了“学术新论”。
这是因为,在我自己的闲读中也颇有“靠不住”的发现;但自问学养浅陋,故不敢信口妄言“历史”,而称之为“新论”。不妨“信手”撮举若干实例,以飨读者。
例一:关于“女诗人”关露
论曰:“在三十年代的舊上海,关露与张爱玲、丁玲齐名,是三大才女之一。”(《中华读书报》(2009年6月24日第16版《文化周刊》)
记得数年前,上海的一个“读书报”上介绍《凌叔华的文与画》,曾登出了“凌叔华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时与冰心、张爱玲齐名的现代著名女作家”广告词招徕读者,我还因此“信手拾遗”,写了篇题为《难矣哉,“现代著名女作家”之“齐名”》的短文,并并列了这三位“著名女作家”之生年死期,转录如下:
冰心:1900-1999年
凌叔华:1900-1990年
张爱玲:1920-1995年
以之说明:冰心、凌叔华乃与张爱玲高堂老母并辈,特别是当咱们的“文学老祖母”冰心于1919年在《晨报》发表其名噪京华的《斯人独憔悴》等小说时,张爱玲或许刚受孕母腹,所谓“齐名”荒诞不经,真叫莫此为甚了!
不过,话得说回来。上述广告词的时间下限,毕竟延伸到了张爱玲确已成名的“四十年代”,故尚可以蒙混一下。这回“齐名”的时间、地点,可是毫不含糊:三十年代的旧上海。所以,我只好再将“三大才女”中之另两位的生年死期,补录如下:
丁玲:1904-1986年
关露:1907-1982年
也可以说,冰心、凌叔华是张爱玲的母辈;那么,丁玲、关露就该是长张爱玲十数岁的“老大姐”了。当然,有才不在年高。即使从成名的绝对年龄来看,丁、关也比高喊“出名要趁早呀”的张才女毫不逊色:
丁玲:处女作《梦珂》及《莎菲女士的日记》接连发表于1927年《小说月报》头条而一举成名,时年23岁;
关露:第一篇小说发表于1930年,时年23岁,不久发表《太平洋上的歌声》获“女诗人关露”之称而蜚声上海文坛;
张爱玲:成名作《沉香屑:第一炉香》发表于1943年上海《紫罗兰》杂志复刊号,时年23岁。
如果硬要讲“齐”,她们三位皆成名于芳龄23岁,堪称“历史的巧合”了。除此之外,则无“齐”可言。值得一提的是,当丁玲将她的《梦珂》等作品编成第一部小说集《在黑暗中》于1928年出版的时候,张爱玲还是个八岁的黄毛丫头;隔了将近十年之后的1937年,黄毛丫头长成了十七岁少女,还曾在她就读的圣玛丽娅女校的校刊《国光》上发表了评介《在黑暗中》的文章,亦即在三十年代,她还只是个对丁玲仰之弥高的女中学生,何来“齐名”?!
再说关露。本名胡寿楣(亦名胡楣),1932年在上海入党,同年参加了刚由丁玲任党团书记的“左联”;而上述“齐名”之论,则出自一本名曰《民国才女——此情可待成追忆》的新书,题为《关露:写过一首满街传唱的歌》。什么歌?盖即由赵丹主演的电影《十字街头》的主题歌:“春天里来百花香”,就是关露创作的。但在一般的现当代文学史里,不要说章节,就连段落都没有留给她;她实在是一位“千古文章未尽才”的悲剧人物。虽然如此,要说她与丁玲“齐名”,从时间上来看,完全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尽管丁玲的名气要更大);至于,她与张爱玲,唯一被扯上了关系的是《色•戒》。因为,关露曾于1939年奉命打入汪伪特工总部做李士群的策反工作,于是被今之“肉麻当有趣”的扯淡者硬扣上了“《色•戒》里王佳芝的另一个版本”。然而,在我们看来,这与其说是“齐名”,毋宁说是对这位坚贞的女共产党员之名的极大玷污!
例二,关于“语言大师”赵树理
论曰:“沈从文虽然对赵树理的评价并不那么高,但他却对赵树理十分关注,除了赵树理当时在文坛上特殊的地位,……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沈从文意识到,赵树理是一个受到过自己影响的作家。”(《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三期《文人之间》)
此论出诸由某省“立项”获“科研基金”资助的“阶段成果”的论文,题曰:《沈从文与赵树理》。盖其关键词则有三:关注、评价、影响。全文则触发于作者读《沈从文全集》,发现沈从文建国后与亲友的通信中多次谈及赵树理及其作品,并且通过比较,更发现了“沈从文建国后谈及次数最多的当代作家就是赵树理”!(以下简称“谈赵”)
然而,被作者认为“一直不喜欢与政治走得太近的作家及其作品”的沈从文,何故而“独对赵树理如此关注?”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作者“粗略统计”的沈从文“约有十余次之多”的“谈赵”通信中,“最早出现赵树理”的一封信,写于1947年9月10日,其中讲到“将农村土地任命为无终止战乱所摧毁残杀伤心惨目无可奈何的种种”为题材的作家如芦焚、废名、沙汀、艾芜等,而带出了赵树理,说:“近常为人道及的赵树理先生《李有才板话》也属同一类型,则稍作变革。”作者“据此推断”沈从文“在此前一定读过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并且深察其特征”,云云。
这里,有必要略述身在“解放区光明天地”的赵树理及其作品对“国统区”的影响。一般地认为,赵树理的成名作是写于1943年5月的《小二黑结婚》,而被誉为“反映农村斗争的最杰出的作品,也是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之作”(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则是他在同年10月,创作的《李有才板话》。1946年8月9日,上海《文汇报》的《笔会》发表了郭沫若的《“板话”及其它》,说他自己“是完全被陶醉了”,又说“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谁读了,我相信都会感着兴趣的。”接着,茅盾也发表文章,评论《李有才板话》及赵树理另一新作《李家庄的变迁》。从1946年至1947年初,赵树理的上述作品走出解放区,进入国统区。据报道,其中的《李有才板话》“在沪连出三版都已销售一空,买不到的人到处寻找借阅,青年群众中争相传阅”,其洛阳纸贵的盛况可见一斑。
这应该就是沈从文信中所说“近常为人道及的赵树理先生《李有才板话》”的真实“语境”;而沈从文本人,也正是在这样“销售一空”、“争相传阅”中读了这部“板话”,并且深受感染。所以,到了1951年,他在赴四川参加土改的第一线写给亲友的信中,讲到自己“创造的心又活起来了”,“再来写,一定和过去要大不相同了”,特别表明要“写一两本新的时代新的人民的作品,补一补二十年来关在书房中胡写之失”;他决意要写出更多的李有才,并向自己的妻儿提出了以四川土改为题材,写出和《李有才板话》一样的作品来为人民翻身“服点务”的创作计划。
照此说来,赵树理的创作对沈从文“二十年来关在书房中胡写”的冲击之大,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李有才板话》对沈从文“再来写”“和过去大不相同”的作品的触动之大,恐非当事者所能想象。
然而,论文掉过笔锋,转入对赵树理的“评价”,却提出了“对赵树理这样同样与政治走得很近的作家,沈从文从内心是怎么看的?”换言之,对同一个赵树理,沈从文在解放前后数年间(1947-1951年)所写“谈赵”信中的那些话,皆非发自“内心”;那么,他的“内心”话何时才发的呢?论文列举了他致妻儿及友人的数信,试将相关内容按时间次第摘录如下:
1967年5月11日:“四川学沙汀,山西学赵树理,湖南学周立波,取法乎中,斯得其下,这哪会出人才?”
1968年3月9日:“周扬辈过去捧的所谓‘艺术语言大师’。其实几个人都相当聪明,写小说却相当笨。”
1970年9月24日:“事实新提的文学‘过三关’的文字技术关,先前几个被奉为‘语言大师’的熟人,都可说并不认真过了的。有的文字充满北方小市民油腔滑调,极其庸俗。有的又近于译文。有的语汇还十分贫薄,既不壮丽,又不会朴素,把这些人抬成‘语言大师’,要人去学,真是害人不浅。”
大家知道,沈从文“谈赵”信中道及的“周揚辈过去捧的所谓‘艺术语言大师’”,殆指老舍与赵树理。被称为“文革”最早殉难者之一的老舍,是在他“受尽一天一夜的残暴殴打奇耻大辱”的1966年8月23日投水自尽,次日(8月24日)早上从太平湖里找到了他的尸体,(参见舒乙《再谈老舍之死》,《老舍自传》附录,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而赵树理则于1970年9月23日在无休止的批斗“大地”声中含冤饮恨而死,据统计,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他死后的1971年“九•一三”林彪自我爆炸,全国共发表“谈赵”文章达101篇。(转引自黄修己《赵树理评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对照这个时间表,沈从文上述“谈赵”信中专批(而非一般的“道及”)“语言大师”的两封,一写于老舍惨死一年半之后,一写于赵树理冤死之次月;不客气地说,这无异于在帮同着“鞭尸”;纵然信中所言句句是“内心”话,又有什么值得矜夸的呢!
当然,我们也不妨随同“远离政治”的沈从文,耳无闻整日价响彻于窗外的“打倒”声,眼不见黑压压充塞于极低的“大批判”;就文论文,仅说赵树理,我以为至少可以获得如是明白无误的“靠得住”之论:
一是,沈从文确甚“关注”赵树理极其创作。从1946年他的《李有才板话》等作品进入国统区的上海,直至在他的沁水老家批斗中髋骨摔伤,肋骨被打断而死的1970年。
二是,沈从文确对赵树理及其作品有自己的评价。仍以论文摘录的沈从文书信为例。五十年代初,在他热追赵树理《李有才板话》的同时,也讲到了《李家庄的变迁》,认为“叙事朴质,写事好,写人也好,唯写过程不大透,有如从《老残游记》章回出来的。”亦即他并未像郭沫若、茅盾那样从推举解放区作品出发予以赞誉,而是完全据文本加以鉴赏,既充分肯定其“好”,又指出其不足。只是到了1956年,赵树理的被称为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三里湾》问世,沈从文这才在致其夫人张兆和的信中对这部“有三分之一是乡村合作诸名词的累人得很”的作品,提出了“如照赵树理写农村,农村干部不要看,学生更不要看”的否定性评价;并说他“每晚除看《三里湾》也看《湘行散记》,觉得《湘行散记》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作者”,甚为自己“这么一支好笔”却“听他隐姓埋名”而感叹“可惜,可惜!”这里,且不说《三里湾》的成败得失。我想说的是,就算有着“超赵树理”的“一支好笔”,曾写过《湘行散记》的沈从文如果改“笔”去“记”那时节的“乡村合作”,只怕未必比得上“累人的”《三里湾》。仅此而言,他的“改行”固不足惜,“隐姓埋名”或许还真是使他躲过“文革”大劫,并成为他日后“复出”的“韬光养晦”哩!
由是,转入第三点:影响。就论文摘录的沈从文“十余次之多”的“谈赵”书信来看,唯一有横向比较的是《老残游记》;但也不是说他受“老残”影响,而只“品”出了《李家庄的变迁》里有类似“章回”的味道。除此之外,无一字一语道及沈从文本人“影响”了赵树理创作。我们甚至可以说,沈从文如果在五十年代初以其参加土改的生活重新操笔写小说,写他心目中的“李有才”,“影响”了他的就只能是赵树理。
既然如此,所谓“沈从文意识到,赵树理是一个受到过自己影响的作家”,又是从哪儿来的呢?为了保持原汁原味,请允许我将论文中的这段妙语巧文转录如下:
“北平解放后,与沈从文同为京派作家的林徽因有机会接触到赵树理的小说。她与赵树理没有见过面,也从无文字交往。但是赵树理小说浓厚的乡土气息,解放区健康清新的风貌,令林徽因十分赞赏,而且她还从赵树理的作品看出了沈从文对他的影响。林徽因艺术直觉极好,大概是不会看走眼的。”
哦,原来如此!……
至此,且让我们回头来补述几句“语言大师”。从“五四”到六十年代初灿若群星的中国新文学作家中,老舍、赵树理可够得上“语言大师”?或者说,“语言大师”是否仅限于他们两位,是否还可以包括沈从文和其他更杰出者?凡此,均可以重新评价,重新探讨;但是,无可置疑的是,除了夏志清这类怀有极端反共政治偏见所写现代小说史外,曾经流行于现代文学史界的“鲁郭茅,巴老曹”,乃是历史地形成的,而决非哪一个人“捧”出来的。我们当然绝不可据以排斥或变动包括沈从文在内的其他风格独具、成就卓著的作家;反之,也不能因为沈从文(或者他人)曾经有过非议或异见而否定老舍及其作品(事实上也否定不了)。同样,赵树理虽然后起于老舍,也后起于沈从文,但却在文学上独树一帜、贡献巨大;论文据沈从文在“文革”之际(1967年)所写“谈赵”信中套用前人“取法乎中,斯得其下”之一语,而称赵树理“只能算二流或三流以下的作家”,这就不惟一笔抹掉了在“赵树理方向”影响下的“解放区文学”,而且也将建国以来、迄今为止所有“山药蛋”派作家及其作品统统打入了“另册”。这合乎“历史的本来面目”吗?
再说影响。诸如:散文上张中行受影响于周作人,小说上汪曾祺受影响于沈从文,这不仅有他们本人的“供状”,更重要的是作品俱在,灼然可见。若谓“三流以下”的赵树理“受到过”沈从文“影响”,那么,沈从文自己该属于几流?这是首先的大问题;问题之二,这个“影响”是来之于赵树理曾说他听过沈从文讲“小说学”,抑或阅读过沈从文《湘行散记》等作品吗?也没有;更大的问题,当然还在其三:作品。在这样一篇赫然标有《沈从文与赵树理》的论文里,竟然无一字一句对沈、赵作品的具体分析与比较研究,仅仅因为沈从文与林徽因“同为京派作家”,于是沈从文=林徽因;又因为林徽因“艺术直觉极好”,她从赵树理的作品中“看出了沈从文对他的影响”,于是“大概是不会看走眼”的“林看”=“沈从文意识到”;请问:如此这般的“学术新论”,能靠得住么?!
例三,关于钱钟书的一篇书评
论曰:“解读钱钟书与周氏兄弟的关系,是理解钱钟书的一个角度”;“钱钟书(谨按,三联简体版《钱钟书集》及此论中之‘钟’字,均写作繁体‘锺’;本着对现当代人,包括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其姓名在简体字前与平头百姓、草野小民一律平等的学术原则,本文悉改为‘钟’,特此注明)不愿意提及鲁迅,不等于他从来没有提过鲁迅,而是说他可能从青年时代起就对周氏兄弟的学问和人格有自己的看法。”(《文学报》2009年4月16日第11版《人文》)
此论出诸本文开头致过谢的那本“信手拾遗”的大著,全名《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摘录出来的这篇题曰:《钱钟书与周氏兄弟》。诚然,钱氏与“周氏兄弟”即鲁迅、周作人,都是名声赫赫的“重量级人物”。“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他们三位,究竟谁为谁师?以此论行文口气视之,为师者之人更近于“后生小子”的“中书先生”。何以故?据论中记述,钱氏曾以“中书君”笔名,于1932年11月1日出版的《新月》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评论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文章;所称钱氏“从青年时代起”,殆“起”于此。是时,他年方二十二岁,尚就读于清华大学,却已颇具训诲“周氏兄弟”的达说卓见。这也没啥可说的。有学不在年高嘛!令人略感可怪者,既然是评周作人写的书,咋牵扯上了为兄的鲁迅?
怀着这等疑窦,我也不怕自曝对“知堂老人”不学少知,只好找来了现被列入“民国景点”之一的他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下简称《源流》),“闲读”一过。全书正文五讲,而真讲“新文学”者仅其最后第五讲:《文学革命运动》;然而,在此“革命运动”中荣膺周氏“提名”者,有倡导“政治小说”的梁任公(启超),有创办《新青年》的陈独秀,有提出“八不主义”的胡适,还有参加进了“白话文学”的钱玄同、刘丰农,却压根儿未道及“显示了‘新文学’实绩”的《狂人日记》作者鲁迅。这又是何故?莫非因为事关乃兄,“始隐其名”,抑或对鲁迅及其创作另有他“自己的看法”?从众所周知的“周氏兄弟”之关系(主要是周对鲁)看来,我以为二者均有可能。
当然,在一部讲“中国新文学”的书里,要完全撇开鲁迅,只字不提鲁迅,或者说让鲁迅彻底“缺席”失位,任谁来写、来讲,都是说不过去的。于是,在周氏之书第四讲《清代文学的反对(下)》结尾,道及“来到民国”的胡适之、陈独秀、梁任公主任“正式提出文学革命的旗帜”,也给鲁迅带上了一笔,其言曰:“在北斗杂志上载有鲁迅的一句话:‘由革命文学到遵命文学’,意思是:以前是谈革命文学,以后怕要成为遵命文学了。”如此而已。
然而,就这么“一句话”,由于被摄入了“中书君”的书评,顿即成了今之“闲读”者笔底的“历史”量器。所以,咱们首先有必要将挂于鲁迅名下而被州市语带调侃称为“说得很对”的“由革命文学到遵命文学”“这句话”,与周氏为着阐发其“凡是载道的文学,都得算作遵命文学”的旨意而申述“以前是谈革命文学,以后怕要成为遵命文学”的“意思”剥离开来,辨明“中书君”书评中所说“周先生引鲁迅‘从革命文学到遵命文学’一句话,而谓一切‘载道’文学都是遵命的,此说大可斟酌”,乃是专对着周氏讲“载道”的“凡是”,“斟酌”的也是周氏的“意思”。惟此之故,书评连带着对周氏张皇的“性灵”,提出了诘质;说,研究文学史的人,都能知道在一个“抒写性灵”的文学运动里面,往往抒写的“性灵”固定成为单一的模型(Pattem);并且,进一步说所以要“革”人家的“命”,就因为人家不肯“遵”自己的“命”。“革命尚未成功”,乃须继续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了,便要人家遵命。应该说,青年钱钟书的这些话,当然是有感而发;从某种程度上,倒与鲁迅讥讽“革命文学”的“革命,革革命”颇相吻合。实则,钱氏这篇题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书评,现已编入了《钱钟书集》的《人生边上的边上》,故亦无须今人去“拾遗”。就在这个集子里,我们还可以看到钱氏继此之后,曾就周氏《源流》附录的《沈启无选辑近代散文钞目录》,写了《近代散文钞》的书评;又在紧接着写的《中国文学小史序论》里,除再评“言志”“载道”之外,特别对周氏《源流》专章(第三讲)语言誉扬的“八股文”,断然指出,(八股)“自古迄今,均不与于词章之列”。凡此,皆可反证钱氏对周氏《源流》一書,确有“自己的看法”;而他在书评中所说。先“革”人家的“命”,进而“要人家遵命”,则可以说是以钱氏特色的“俊俏”,来对“喝苦茶”、“嚼菜根”的周氏调侃中所谓“以前谈革命”,“以后怕要成为遵命”的一种“调笑”了。
那么,按照鲁迅本人的“意思”,何谓“遵命文学”?我手头没有《北斗》杂志,故无从查对周氏《源流》所引鲁迅“‘由革命文学到遵命文学’一句话”,究竟登在《北斗》哪一期。不过,据主编丁玲后来写的《关于左联的片断回忆》,《北斗》创刊于1931年9月,被查封于1932年7月,而周氏自述,讲《源流》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三四月,然则,挂在鲁迅名下的“这句话”当见于1931年秋冬至1932年初的《北斗》,此其一;鲁迅文章写有“遵命文学”,是他的《<自选集>自序》,落款1932年12月14日,而《鲁迅自选集》的正式出版则在1933年3月,亦即当钱钟书1932年11月发表《源流》书评的时候,鲁迅的这篇《自序》尚未问世,他还根本未见鲁迅“遵命文学”的“正式文本”,故他评的当然只能是周氏的“意思”,此其二;其三,尤关紧要的“历史的本来面目”是,“革命文学”与“文学革命”,乃是出现于不同时段的两个内涵截然不同的“口号”,而鲁迅的“遵命文学”则是专指“陈独秀、胡适一班人”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倡导“文学革命”的产物。兹将他的原话迻录如下:
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56页)
我敢于断言,钱钟书当年尽管还是年轻的清华学子,但他如果见到鲁迅自己阐述“遵命文学”的“意思”,必将肃然起敬,而绝不会用“便要人家遵命”一类的话来向一无“金元”,二无“真的指挥刀”的鲁迅发难!
如上所述,我之所以要在本文开头“特别感谢”作者在“闲读之间”提出了“靠不住的历史”,还因为由此而逼着我去找一点“靠得住”之书,并且在“限度”中领略了其《钱钟书与周氏兄弟》中所述钱氏抨击鲁迅“遵命文学”,以及其他种种,诸如“钱钟书不愿意提及鲁迅”;“钱钟书在晚年不得已提到鲁迅的时候,主要倾向是否定的”等“学术新论”,统属于“靠不住”的“闲言碎语”。谓予不信,且看同样收录进了《人生边上的边上》集子里的晚年钱钟书之文——他在1986年10月19日所作《“鲁迅与中外文化”学术研讨会开幕词》(摘要):
鲁迅是个伟人,人物愈伟大,可供观察的方面愈多;“中外文化”是个大题目,题目愈大,可供观察的方面愈宽广。
鲁迅是如此伟大,又如此宽广;这样的评价,难道不够高、不够大吗?
语云:“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闲读之间”“拾”了钱钟书早年一篇书评,不过是要借钱氏大名,以舞其“刺鲁”之剑;所谓“周氏兄弟”,则无非是要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与落水做了汉奸的周作人捆绑在一起,以达到其“主要倾向是否定”鲁迅(而绝非周作人)之目的。至于在其“靠不住”之论中重提“他父亲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的“论鲁迅”,以及鲁迅在《准风月谈》后记中曾发过“真‘评’得我自己也不想再说什么话,‘颓废’了”的旧案,以此来推断钱钟书对鲁迅“学问和人格有自己的看法”(即“要是否定”),借用寅恪老人的话,那真正是“将凡情恩怨,猜疑鵷雏”的“委琐龌龊之说”:于鲁迅人格固然无损;对钱钟书学问则毋宁说是“佛头着粪”了。
这是因为,在我自己的闲读中也颇有“靠不住”的发现;但自问学养浅陋,故不敢信口妄言“历史”,而称之为“新论”。不妨“信手”撮举若干实例,以飨读者。
例一:关于“女诗人”关露
论曰:“在三十年代的舊上海,关露与张爱玲、丁玲齐名,是三大才女之一。”(《中华读书报》(2009年6月24日第16版《文化周刊》)
记得数年前,上海的一个“读书报”上介绍《凌叔华的文与画》,曾登出了“凌叔华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时与冰心、张爱玲齐名的现代著名女作家”广告词招徕读者,我还因此“信手拾遗”,写了篇题为《难矣哉,“现代著名女作家”之“齐名”》的短文,并并列了这三位“著名女作家”之生年死期,转录如下:
冰心:1900-1999年
凌叔华:1900-1990年
张爱玲:1920-1995年
以之说明:冰心、凌叔华乃与张爱玲高堂老母并辈,特别是当咱们的“文学老祖母”冰心于1919年在《晨报》发表其名噪京华的《斯人独憔悴》等小说时,张爱玲或许刚受孕母腹,所谓“齐名”荒诞不经,真叫莫此为甚了!
不过,话得说回来。上述广告词的时间下限,毕竟延伸到了张爱玲确已成名的“四十年代”,故尚可以蒙混一下。这回“齐名”的时间、地点,可是毫不含糊:三十年代的旧上海。所以,我只好再将“三大才女”中之另两位的生年死期,补录如下:
丁玲:1904-1986年
关露:1907-1982年
也可以说,冰心、凌叔华是张爱玲的母辈;那么,丁玲、关露就该是长张爱玲十数岁的“老大姐”了。当然,有才不在年高。即使从成名的绝对年龄来看,丁、关也比高喊“出名要趁早呀”的张才女毫不逊色:
丁玲:处女作《梦珂》及《莎菲女士的日记》接连发表于1927年《小说月报》头条而一举成名,时年23岁;
关露:第一篇小说发表于1930年,时年23岁,不久发表《太平洋上的歌声》获“女诗人关露”之称而蜚声上海文坛;
张爱玲:成名作《沉香屑:第一炉香》发表于1943年上海《紫罗兰》杂志复刊号,时年23岁。
如果硬要讲“齐”,她们三位皆成名于芳龄23岁,堪称“历史的巧合”了。除此之外,则无“齐”可言。值得一提的是,当丁玲将她的《梦珂》等作品编成第一部小说集《在黑暗中》于1928年出版的时候,张爱玲还是个八岁的黄毛丫头;隔了将近十年之后的1937年,黄毛丫头长成了十七岁少女,还曾在她就读的圣玛丽娅女校的校刊《国光》上发表了评介《在黑暗中》的文章,亦即在三十年代,她还只是个对丁玲仰之弥高的女中学生,何来“齐名”?!
再说关露。本名胡寿楣(亦名胡楣),1932年在上海入党,同年参加了刚由丁玲任党团书记的“左联”;而上述“齐名”之论,则出自一本名曰《民国才女——此情可待成追忆》的新书,题为《关露:写过一首满街传唱的歌》。什么歌?盖即由赵丹主演的电影《十字街头》的主题歌:“春天里来百花香”,就是关露创作的。但在一般的现当代文学史里,不要说章节,就连段落都没有留给她;她实在是一位“千古文章未尽才”的悲剧人物。虽然如此,要说她与丁玲“齐名”,从时间上来看,完全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尽管丁玲的名气要更大);至于,她与张爱玲,唯一被扯上了关系的是《色•戒》。因为,关露曾于1939年奉命打入汪伪特工总部做李士群的策反工作,于是被今之“肉麻当有趣”的扯淡者硬扣上了“《色•戒》里王佳芝的另一个版本”。然而,在我们看来,这与其说是“齐名”,毋宁说是对这位坚贞的女共产党员之名的极大玷污!
例二,关于“语言大师”赵树理
论曰:“沈从文虽然对赵树理的评价并不那么高,但他却对赵树理十分关注,除了赵树理当时在文坛上特殊的地位,……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沈从文意识到,赵树理是一个受到过自己影响的作家。”(《新文学史料》2008年第三期《文人之间》)
此论出诸由某省“立项”获“科研基金”资助的“阶段成果”的论文,题曰:《沈从文与赵树理》。盖其关键词则有三:关注、评价、影响。全文则触发于作者读《沈从文全集》,发现沈从文建国后与亲友的通信中多次谈及赵树理及其作品,并且通过比较,更发现了“沈从文建国后谈及次数最多的当代作家就是赵树理”!(以下简称“谈赵”)
然而,被作者认为“一直不喜欢与政治走得太近的作家及其作品”的沈从文,何故而“独对赵树理如此关注?”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作者“粗略统计”的沈从文“约有十余次之多”的“谈赵”通信中,“最早出现赵树理”的一封信,写于1947年9月10日,其中讲到“将农村土地任命为无终止战乱所摧毁残杀伤心惨目无可奈何的种种”为题材的作家如芦焚、废名、沙汀、艾芜等,而带出了赵树理,说:“近常为人道及的赵树理先生《李有才板话》也属同一类型,则稍作变革。”作者“据此推断”沈从文“在此前一定读过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并且深察其特征”,云云。
这里,有必要略述身在“解放区光明天地”的赵树理及其作品对“国统区”的影响。一般地认为,赵树理的成名作是写于1943年5月的《小二黑结婚》,而被誉为“反映农村斗争的最杰出的作品,也是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之作”(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则是他在同年10月,创作的《李有才板话》。1946年8月9日,上海《文汇报》的《笔会》发表了郭沫若的《“板话”及其它》,说他自己“是完全被陶醉了”,又说“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谁读了,我相信都会感着兴趣的。”接着,茅盾也发表文章,评论《李有才板话》及赵树理另一新作《李家庄的变迁》。从1946年至1947年初,赵树理的上述作品走出解放区,进入国统区。据报道,其中的《李有才板话》“在沪连出三版都已销售一空,买不到的人到处寻找借阅,青年群众中争相传阅”,其洛阳纸贵的盛况可见一斑。
这应该就是沈从文信中所说“近常为人道及的赵树理先生《李有才板话》”的真实“语境”;而沈从文本人,也正是在这样“销售一空”、“争相传阅”中读了这部“板话”,并且深受感染。所以,到了1951年,他在赴四川参加土改的第一线写给亲友的信中,讲到自己“创造的心又活起来了”,“再来写,一定和过去要大不相同了”,特别表明要“写一两本新的时代新的人民的作品,补一补二十年来关在书房中胡写之失”;他决意要写出更多的李有才,并向自己的妻儿提出了以四川土改为题材,写出和《李有才板话》一样的作品来为人民翻身“服点务”的创作计划。
照此说来,赵树理的创作对沈从文“二十年来关在书房中胡写”的冲击之大,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李有才板话》对沈从文“再来写”“和过去大不相同”的作品的触动之大,恐非当事者所能想象。
然而,论文掉过笔锋,转入对赵树理的“评价”,却提出了“对赵树理这样同样与政治走得很近的作家,沈从文从内心是怎么看的?”换言之,对同一个赵树理,沈从文在解放前后数年间(1947-1951年)所写“谈赵”信中的那些话,皆非发自“内心”;那么,他的“内心”话何时才发的呢?论文列举了他致妻儿及友人的数信,试将相关内容按时间次第摘录如下:
1967年5月11日:“四川学沙汀,山西学赵树理,湖南学周立波,取法乎中,斯得其下,这哪会出人才?”
1968年3月9日:“周扬辈过去捧的所谓‘艺术语言大师’。其实几个人都相当聪明,写小说却相当笨。”
1970年9月24日:“事实新提的文学‘过三关’的文字技术关,先前几个被奉为‘语言大师’的熟人,都可说并不认真过了的。有的文字充满北方小市民油腔滑调,极其庸俗。有的又近于译文。有的语汇还十分贫薄,既不壮丽,又不会朴素,把这些人抬成‘语言大师’,要人去学,真是害人不浅。”
大家知道,沈从文“谈赵”信中道及的“周揚辈过去捧的所谓‘艺术语言大师’”,殆指老舍与赵树理。被称为“文革”最早殉难者之一的老舍,是在他“受尽一天一夜的残暴殴打奇耻大辱”的1966年8月23日投水自尽,次日(8月24日)早上从太平湖里找到了他的尸体,(参见舒乙《再谈老舍之死》,《老舍自传》附录,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而赵树理则于1970年9月23日在无休止的批斗“大地”声中含冤饮恨而死,据统计,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他死后的1971年“九•一三”林彪自我爆炸,全国共发表“谈赵”文章达101篇。(转引自黄修己《赵树理评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对照这个时间表,沈从文上述“谈赵”信中专批(而非一般的“道及”)“语言大师”的两封,一写于老舍惨死一年半之后,一写于赵树理冤死之次月;不客气地说,这无异于在帮同着“鞭尸”;纵然信中所言句句是“内心”话,又有什么值得矜夸的呢!
当然,我们也不妨随同“远离政治”的沈从文,耳无闻整日价响彻于窗外的“打倒”声,眼不见黑压压充塞于极低的“大批判”;就文论文,仅说赵树理,我以为至少可以获得如是明白无误的“靠得住”之论:
一是,沈从文确甚“关注”赵树理极其创作。从1946年他的《李有才板话》等作品进入国统区的上海,直至在他的沁水老家批斗中髋骨摔伤,肋骨被打断而死的1970年。
二是,沈从文确对赵树理及其作品有自己的评价。仍以论文摘录的沈从文书信为例。五十年代初,在他热追赵树理《李有才板话》的同时,也讲到了《李家庄的变迁》,认为“叙事朴质,写事好,写人也好,唯写过程不大透,有如从《老残游记》章回出来的。”亦即他并未像郭沫若、茅盾那样从推举解放区作品出发予以赞誉,而是完全据文本加以鉴赏,既充分肯定其“好”,又指出其不足。只是到了1956年,赵树理的被称为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三里湾》问世,沈从文这才在致其夫人张兆和的信中对这部“有三分之一是乡村合作诸名词的累人得很”的作品,提出了“如照赵树理写农村,农村干部不要看,学生更不要看”的否定性评价;并说他“每晚除看《三里湾》也看《湘行散记》,觉得《湘行散记》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作者”,甚为自己“这么一支好笔”却“听他隐姓埋名”而感叹“可惜,可惜!”这里,且不说《三里湾》的成败得失。我想说的是,就算有着“超赵树理”的“一支好笔”,曾写过《湘行散记》的沈从文如果改“笔”去“记”那时节的“乡村合作”,只怕未必比得上“累人的”《三里湾》。仅此而言,他的“改行”固不足惜,“隐姓埋名”或许还真是使他躲过“文革”大劫,并成为他日后“复出”的“韬光养晦”哩!
由是,转入第三点:影响。就论文摘录的沈从文“十余次之多”的“谈赵”书信来看,唯一有横向比较的是《老残游记》;但也不是说他受“老残”影响,而只“品”出了《李家庄的变迁》里有类似“章回”的味道。除此之外,无一字一语道及沈从文本人“影响”了赵树理创作。我们甚至可以说,沈从文如果在五十年代初以其参加土改的生活重新操笔写小说,写他心目中的“李有才”,“影响”了他的就只能是赵树理。
既然如此,所谓“沈从文意识到,赵树理是一个受到过自己影响的作家”,又是从哪儿来的呢?为了保持原汁原味,请允许我将论文中的这段妙语巧文转录如下:
“北平解放后,与沈从文同为京派作家的林徽因有机会接触到赵树理的小说。她与赵树理没有见过面,也从无文字交往。但是赵树理小说浓厚的乡土气息,解放区健康清新的风貌,令林徽因十分赞赏,而且她还从赵树理的作品看出了沈从文对他的影响。林徽因艺术直觉极好,大概是不会看走眼的。”
哦,原来如此!……
至此,且让我们回头来补述几句“语言大师”。从“五四”到六十年代初灿若群星的中国新文学作家中,老舍、赵树理可够得上“语言大师”?或者说,“语言大师”是否仅限于他们两位,是否还可以包括沈从文和其他更杰出者?凡此,均可以重新评价,重新探讨;但是,无可置疑的是,除了夏志清这类怀有极端反共政治偏见所写现代小说史外,曾经流行于现代文学史界的“鲁郭茅,巴老曹”,乃是历史地形成的,而决非哪一个人“捧”出来的。我们当然绝不可据以排斥或变动包括沈从文在内的其他风格独具、成就卓著的作家;反之,也不能因为沈从文(或者他人)曾经有过非议或异见而否定老舍及其作品(事实上也否定不了)。同样,赵树理虽然后起于老舍,也后起于沈从文,但却在文学上独树一帜、贡献巨大;论文据沈从文在“文革”之际(1967年)所写“谈赵”信中套用前人“取法乎中,斯得其下”之一语,而称赵树理“只能算二流或三流以下的作家”,这就不惟一笔抹掉了在“赵树理方向”影响下的“解放区文学”,而且也将建国以来、迄今为止所有“山药蛋”派作家及其作品统统打入了“另册”。这合乎“历史的本来面目”吗?
再说影响。诸如:散文上张中行受影响于周作人,小说上汪曾祺受影响于沈从文,这不仅有他们本人的“供状”,更重要的是作品俱在,灼然可见。若谓“三流以下”的赵树理“受到过”沈从文“影响”,那么,沈从文自己该属于几流?这是首先的大问题;问题之二,这个“影响”是来之于赵树理曾说他听过沈从文讲“小说学”,抑或阅读过沈从文《湘行散记》等作品吗?也没有;更大的问题,当然还在其三:作品。在这样一篇赫然标有《沈从文与赵树理》的论文里,竟然无一字一句对沈、赵作品的具体分析与比较研究,仅仅因为沈从文与林徽因“同为京派作家”,于是沈从文=林徽因;又因为林徽因“艺术直觉极好”,她从赵树理的作品中“看出了沈从文对他的影响”,于是“大概是不会看走眼”的“林看”=“沈从文意识到”;请问:如此这般的“学术新论”,能靠得住么?!
例三,关于钱钟书的一篇书评
论曰:“解读钱钟书与周氏兄弟的关系,是理解钱钟书的一个角度”;“钱钟书(谨按,三联简体版《钱钟书集》及此论中之‘钟’字,均写作繁体‘锺’;本着对现当代人,包括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其姓名在简体字前与平头百姓、草野小民一律平等的学术原则,本文悉改为‘钟’,特此注明)不愿意提及鲁迅,不等于他从来没有提过鲁迅,而是说他可能从青年时代起就对周氏兄弟的学问和人格有自己的看法。”(《文学报》2009年4月16日第11版《人文》)
此论出诸本文开头致过谢的那本“信手拾遗”的大著,全名《靠不住的历史——杂书过眼录二集》;摘录出来的这篇题曰:《钱钟书与周氏兄弟》。诚然,钱氏与“周氏兄弟”即鲁迅、周作人,都是名声赫赫的“重量级人物”。“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他们三位,究竟谁为谁师?以此论行文口气视之,为师者之人更近于“后生小子”的“中书先生”。何以故?据论中记述,钱氏曾以“中书君”笔名,于1932年11月1日出版的《新月》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评论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文章;所称钱氏“从青年时代起”,殆“起”于此。是时,他年方二十二岁,尚就读于清华大学,却已颇具训诲“周氏兄弟”的达说卓见。这也没啥可说的。有学不在年高嘛!令人略感可怪者,既然是评周作人写的书,咋牵扯上了为兄的鲁迅?
怀着这等疑窦,我也不怕自曝对“知堂老人”不学少知,只好找来了现被列入“民国景点”之一的他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下简称《源流》),“闲读”一过。全书正文五讲,而真讲“新文学”者仅其最后第五讲:《文学革命运动》;然而,在此“革命运动”中荣膺周氏“提名”者,有倡导“政治小说”的梁任公(启超),有创办《新青年》的陈独秀,有提出“八不主义”的胡适,还有参加进了“白话文学”的钱玄同、刘丰农,却压根儿未道及“显示了‘新文学’实绩”的《狂人日记》作者鲁迅。这又是何故?莫非因为事关乃兄,“始隐其名”,抑或对鲁迅及其创作另有他“自己的看法”?从众所周知的“周氏兄弟”之关系(主要是周对鲁)看来,我以为二者均有可能。
当然,在一部讲“中国新文学”的书里,要完全撇开鲁迅,只字不提鲁迅,或者说让鲁迅彻底“缺席”失位,任谁来写、来讲,都是说不过去的。于是,在周氏之书第四讲《清代文学的反对(下)》结尾,道及“来到民国”的胡适之、陈独秀、梁任公主任“正式提出文学革命的旗帜”,也给鲁迅带上了一笔,其言曰:“在北斗杂志上载有鲁迅的一句话:‘由革命文学到遵命文学’,意思是:以前是谈革命文学,以后怕要成为遵命文学了。”如此而已。
然而,就这么“一句话”,由于被摄入了“中书君”的书评,顿即成了今之“闲读”者笔底的“历史”量器。所以,咱们首先有必要将挂于鲁迅名下而被州市语带调侃称为“说得很对”的“由革命文学到遵命文学”“这句话”,与周氏为着阐发其“凡是载道的文学,都得算作遵命文学”的旨意而申述“以前是谈革命文学,以后怕要成为遵命文学”的“意思”剥离开来,辨明“中书君”书评中所说“周先生引鲁迅‘从革命文学到遵命文学’一句话,而谓一切‘载道’文学都是遵命的,此说大可斟酌”,乃是专对着周氏讲“载道”的“凡是”,“斟酌”的也是周氏的“意思”。惟此之故,书评连带着对周氏张皇的“性灵”,提出了诘质;说,研究文学史的人,都能知道在一个“抒写性灵”的文学运动里面,往往抒写的“性灵”固定成为单一的模型(Pattem);并且,进一步说所以要“革”人家的“命”,就因为人家不肯“遵”自己的“命”。“革命尚未成功”,乃须继续革命;等到革命成功了,便要人家遵命。应该说,青年钱钟书的这些话,当然是有感而发;从某种程度上,倒与鲁迅讥讽“革命文学”的“革命,革革命”颇相吻合。实则,钱氏这篇题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书评,现已编入了《钱钟书集》的《人生边上的边上》,故亦无须今人去“拾遗”。就在这个集子里,我们还可以看到钱氏继此之后,曾就周氏《源流》附录的《沈启无选辑近代散文钞目录》,写了《近代散文钞》的书评;又在紧接着写的《中国文学小史序论》里,除再评“言志”“载道”之外,特别对周氏《源流》专章(第三讲)语言誉扬的“八股文”,断然指出,(八股)“自古迄今,均不与于词章之列”。凡此,皆可反证钱氏对周氏《源流》一書,确有“自己的看法”;而他在书评中所说。先“革”人家的“命”,进而“要人家遵命”,则可以说是以钱氏特色的“俊俏”,来对“喝苦茶”、“嚼菜根”的周氏调侃中所谓“以前谈革命”,“以后怕要成为遵命”的一种“调笑”了。
那么,按照鲁迅本人的“意思”,何谓“遵命文学”?我手头没有《北斗》杂志,故无从查对周氏《源流》所引鲁迅“‘由革命文学到遵命文学’一句话”,究竟登在《北斗》哪一期。不过,据主编丁玲后来写的《关于左联的片断回忆》,《北斗》创刊于1931年9月,被查封于1932年7月,而周氏自述,讲《源流》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三四月,然则,挂在鲁迅名下的“这句话”当见于1931年秋冬至1932年初的《北斗》,此其一;鲁迅文章写有“遵命文学”,是他的《<自选集>自序》,落款1932年12月14日,而《鲁迅自选集》的正式出版则在1933年3月,亦即当钱钟书1932年11月发表《源流》书评的时候,鲁迅的这篇《自序》尚未问世,他还根本未见鲁迅“遵命文学”的“正式文本”,故他评的当然只能是周氏的“意思”,此其二;其三,尤关紧要的“历史的本来面目”是,“革命文学”与“文学革命”,乃是出现于不同时段的两个内涵截然不同的“口号”,而鲁迅的“遵命文学”则是专指“陈独秀、胡适一班人”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倡导“文学革命”的产物。兹将他的原话迻录如下:
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56页)
我敢于断言,钱钟书当年尽管还是年轻的清华学子,但他如果见到鲁迅自己阐述“遵命文学”的“意思”,必将肃然起敬,而绝不会用“便要人家遵命”一类的话来向一无“金元”,二无“真的指挥刀”的鲁迅发难!
如上所述,我之所以要在本文开头“特别感谢”作者在“闲读之间”提出了“靠不住的历史”,还因为由此而逼着我去找一点“靠得住”之书,并且在“限度”中领略了其《钱钟书与周氏兄弟》中所述钱氏抨击鲁迅“遵命文学”,以及其他种种,诸如“钱钟书不愿意提及鲁迅”;“钱钟书在晚年不得已提到鲁迅的时候,主要倾向是否定的”等“学术新论”,统属于“靠不住”的“闲言碎语”。谓予不信,且看同样收录进了《人生边上的边上》集子里的晚年钱钟书之文——他在1986年10月19日所作《“鲁迅与中外文化”学术研讨会开幕词》(摘要):
鲁迅是个伟人,人物愈伟大,可供观察的方面愈多;“中外文化”是个大题目,题目愈大,可供观察的方面愈宽广。
鲁迅是如此伟大,又如此宽广;这样的评价,难道不够高、不够大吗?
语云:“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闲读之间”“拾”了钱钟书早年一篇书评,不过是要借钱氏大名,以舞其“刺鲁”之剑;所谓“周氏兄弟”,则无非是要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与落水做了汉奸的周作人捆绑在一起,以达到其“主要倾向是否定”鲁迅(而绝非周作人)之目的。至于在其“靠不住”之论中重提“他父亲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的“论鲁迅”,以及鲁迅在《准风月谈》后记中曾发过“真‘评’得我自己也不想再说什么话,‘颓废’了”的旧案,以此来推断钱钟书对鲁迅“学问和人格有自己的看法”(即“要是否定”),借用寅恪老人的话,那真正是“将凡情恩怨,猜疑鵷雏”的“委琐龌龊之说”:于鲁迅人格固然无损;对钱钟书学问则毋宁说是“佛头着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