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提起上影厂老演员、著名喜剧艺术家关宏达，我脑海中立即会浮现出两幅画面：第一次见老关的情景，以及最后一次告别老关，喜剧开头，悲剧结束。
　　1963年9月我分配到上影演员剧团工作，第一天报到，布加里老师带着我和在剧团参加学习的老演员见面。那天老关坐在藤椅上正和曹铎、方伯、韩非聊天，布老师一一介绍后，我向几位老演员致意并握握手，老关也急忙站起来和我握手，只见他坐的藤椅也跟着他一块儿起来了，曹铎一把按住藤椅：“关胖你太可爱了，藤椅也舍不得离开你了。”这个在笑声中的见面永留我的记忆之中。剧团老同志都亲切地叫他“关胖”，我们年轻的后来一直称呼他“老关”。
　　1964年，我参加上影剧团春节慰问部队的演出活动，又有机会和老关在一起。老关和方伯有一档相声节目，战士们太喜欢了，每次总要在热烈的掌声上加演一两个小段才让他们结束表演。这期间有几件趣事让我记忆犹新。
　　有一天我们演出小分队带上几个小节目去慰问部队炊事班的同志。我们让炊事班五位战士坐在食堂门口，特意为他们表演几个小节目。有一个小战士十分腼腆，一直红着脸，低着头。老关走到他身边问他是哪儿人，小战士回答是安徽的。轮到老关和方伯表演相声了，老关特意走到小战士面前亲切地用安徽话对小战士说：“咱们是老乡，我让你猜个迷好吗？今天我和方伯说相声，你能猜个安徽的地名吗？”
　　小战士抬起头，看着站在他面前的两个大胖子，认真思索起来，突然高兴地说道：“合肥！”这下把大家乐坏了，小战士也高高兴兴地看完小节目演出。从那以后我见到老关、方伯就乐着招呼：“合肥老乡好。”
　　又有一天我们去驻扎在农村的部队演出，晚上回来时，部队指导员一直叮嘱开车的司机战士：“送亲人，开车要小心，田埂路又狭又滑，千万小心。”起初一切很顺利，可最后一个转弯处，左边后轮突然凌空了，下面是大水沟，面包车刹住了。指导员和司机拿着手电筒下去一看，挺危险，不小心会翻车。指导员上车一看两个胖子正好坐在左边，就很冷静地让我们几个坐在左边的人站起来轻轻地往右边移动，让老关、方伯别动，保持汽车的平衡。汽车稍稍往后倒了倒，很快恢复了正常。这场有惊无险的事情过去了，老关风趣地说：“今后我和方伯坐汽车必须分两边，不然车身不平衡，容易发生事故。”从那以后一上车，他俩就一边坐一个。
　　更有趣的是我们住在延安路部队招待所时，有一天演出回来，我们六七个人在小澡堂洗澡，池子里的水挺合适，不一会儿老关和方伯也来了，两个人一下池子，水哗的一声溢了出来，把大家乐得前仰后合。
　　老关为人厚道，典型的东北人，又是个乐天派，他到哪儿，哪儿就会有笑声。在剧团，在摄制组，人们都喜欢他，他有一肚子的笑话让大家乐。作为一个老演员，他有新旧社会强烈的对比。解放前，他早已参加过很多影片的拍摄和话剧演出。他与胖子殷秀岑、瘦子韩兰根成了我国喜剧影片的铁三角老搭档。新中国成立后殷秀岑、韩兰根调到长影去了。他们都是特型的喜剧演员，可在旧社会拍的影片，都是作为调味品来看待的，插科打诨，只是为了博观众一笑，所以在很多影片中并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
　　解放以后，关宏达作为上影厂的演员，先后参加了近20部影片的拍摄：《三毛流浪记》《秋翁遇仙记》《幸福》《球场风波》《乘风破浪》《聂耳》《魔术师的奇遇》《马兰花》《球迷》等。在这些影片中他充分发挥自己的喜剧特长，给人们带来欢笑，笑声中充满着对新生活的赞美、对真善美的颂扬、对假恶丑的鞭挞，人们在笑声中得到启迪。这和旧社会所拍的影片中的插科打诨完全是两码事。关宏达除了拍戏，更发挥他说唱艺术的天赋，他和剧团很多演员作伴说过好多人们喜欢的相声，每当过年过节他特别忙，到处请他说相声，他的快板书也十分精彩，有时一天赶好几个场子，为工人演出、为部队战士演出、为医务工作者演出……忙得往往顾不上吃饭，他就啃面包，吃块饼，他总乐哈哈：“只要能给大家带来快乐，这就是我人生最大的幸福。”
　　我同学姚德冰有幸参加谢晋导演的电影《大李小李和老李》的拍摄，扮演小李。他对我说：这次拍戏幸亏有关大哥无微不至的关心，我第一次参加拍片，又演这么重的戏，又是喜剧，在拍摄现场往往因为过火表演通不过。是关大哥在一旁指点，才一次次过了关。关大哥为人十分厚道，从不在现场指指点点，每当我戏过不了关时，他总在旁悄悄地提醒我，给我出点子，那真诚那关切让我铭记在心。
　　记得谢晋导演曾跟我聊起关宏达：“他是位了不起的喜剧演员，满身都是喜剧细胞，和他合作拍‘三李’挺开心。由于他平时注意观察生活，所以他设计的动作都真实可信。他拍戏十分松弛，而且十分注意喜剧的分寸感，这一点特别了不起，喜剧的分寸感特别重要，不能过也不能没有，要讲究恰到好处，这对演员是极大的考验。老关的表演很值得年轻演员学习。”
　　“文化大革命”对每个人都是一次厄运。对于老关这样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演员，先后又拍了那么多电影，其中很多电影被认为是毒草，如《球场风波》《球迷》，连《大李小李和老李》也划入批判之列，对他的冲击就可想而知了。当时我们海燕厂的演员参加制景车间漆工组一起学习。工军宣队每天盯着，很多老演员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被叫进“牛棚”“羊棚”，整天战战兢兢，度日如度年。
　　回想起老关每次的发言，总在检查自己：说虽然解放后翻身做了主人，能参加很多影片拍摄有幸福感，但自己毕竟从旧社会过来，沾染很多旧习气，要认真改造思想。一个乐天派，整天笑嘻嘻的人现在变得十分沉闷。
　　1967年12月20日上午有一个外调，让他写材料，结束外调回到演员组休息室，他整个人显得垮了一样，一句话也没说。谁也没有想到中午回家吃过午饭，他从自己住的四楼，一个人跑到六楼，跳楼自尽，一个喜剧演员就这样以悲剧结束了生命。
　　中午我们刚放下饭碗，杨在葆接到电话，叫上我和漆工组一位老师傅，我们骑自行车赶到老关家，他已经直挺挺躺在床上。我跟他第一次见面时充满笑声的喜剧，如今最后见他一面却是悲惨的结局，他离开我们时才53岁。
　　后来知道外调的内容是说他曾经去过76号特务机关唱堂会。在当时这是个永远说不清的事情，也将会受到没完没了的批判、审讯，他只有以死来进行抗争。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他以自杀抗拒运动，不准开追悼会，甚至残酷到这种地步：火化后连骨灰都不准保留。幸亏从北京赶来的弟弟设法获取了一些骨灰带回北京，直到1979年老关才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这时将骨灰迁回上海安葬。
　　关宏达1914年生于哈尔滨一个贫民家庭，1932年，18岁开始走上演剧生涯，如果活着，今年是他从艺八十一周年。至今他离开我们已经整整46个年头了。
　　老关，你为中国电影事业作出的贡献，电影人不会忘记。你的笑声也将永远记在中国的银幕上，亿万观众也不会忘记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