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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年代，在共产党领导的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内，大都办有抗战小学、专业学校和中学，活动在鲁西南地区的冀鲁豫边区第三中学就是其中的一所抗日中学。这所中学是1943年夏秋之间成立，至1948年5月与冀鲁豫边第一中学合并为新的中学，8月进驻菏泽城，一共存在5年。5年内先后办了10个班级，累计学生数在400名以上。他们中有近300人前后参加八路军和人民解放军，其余学生分配到地方各条战线，成为军队和地方工作中的骨干力量。他们具有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不怕牺牲、忠于人民、忠诚党的事业的高贵品质和优良作风，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而在建国后他们大都成为各条战线的领导骨干，继续做出贡献，其中有不少成为党政领导干部和各方面的专家。
一、敌后游击战争环境下的“游击学校”
冀鲁豫边区第三中学(以下简称三中)，1942年开始酝酿筹备，1943年夏末秋初成立，校址在鲁西南抗日根据地中心区的菏泽县大张集。
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开辟和形成较晚。1939年7月，中共鲁西南地委成立后，杨得志率领八路军冀鲁豫支队主力，在地方党组织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经过多次征战，到1942年，开辟了南北长250华里、东西宽150华里的农村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抗战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大批政治坚强、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干部，相对稳定的中心区为创办中学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而在相对稳定的区域内已有多所完全小学，为创办中学提供了主要生源。所以，经过一年多的酝酿筹办，一所抗日中学于1943年七八月问先后两批招生，正式开学。为纪念已故的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第一任专员刘齐滨，学校命名为齐滨中学。校长是鲁西南教育界名流、北京大学毕业的李节如。齐滨中学成立不久，冀鲁豫边区的湖西地区因连续遭日军“扫荡’，中心区被分割占领，在那里活动的湖西中学无法实施教学，按照冀鲁豫行署指示，由副校长刘尹斋带领，转移到当时环境较为稳定的鲁西南根据地中心区与齐滨中学合并。湖西中学成立较早，排名为冀鲁豫边区第二中学，齐滨中学为冀鲁豫边区第三中学，两校合并后称为二三联中。校长李节如，副校长刘尹斋。这时。为充实二三联中的教学力量，鲁西南地委调南华县县长、北大毕业的孙仲起任教导主任，主持教学工作；调红军干部、营教导员余政德任指导员，重点负责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日常生活管理及军事课程。孙、余两位同志的到来，加上二中与三中两校合并后雄厚的教师力量，使二三联中在各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成为三中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自湖西中学转移到鲁西南后，鲁西南地区形势也渐趋紧张，日军加紧谋划“扫荡”和合围鲁西南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所以，两校合并后即离开大张集，开始频繁转移。一般在一个村庄的留驻时间不会超过一个星期，常常是三五天转移一个村庄，敌情严重时差不多一天一转移，头天傍晚进村，第二天傍晚离村。为了迷惑敌人的眼线，傍晚离村时先往一个方向走，例如往东走，在离村一段距离时再折转向南、向北或绕过村子向西走。为了减少敌人的注意，学校的班级以村庄名字作代号。二三联中共分三个班，按照二中编班的顺序称为中三、中四、中五；中三班主任是赵勉，就叫赵庄；中四班主任是刘继武，就叫刘庄，中五班主任是魏牧，就叫魏庄。一处于要频繁转移的游击战争环境下，学校自然要实行军事管理。除教学的班级编制外，还有大队、区队、班的军事编制。全校是一个大队，指导员就是大队长；班级为区队，区队下分小班，区队长、班长都由学生担任。平时出操、集合、行军都由区队长指挥。早出操、晚点名、饭前集合，成为制度。行军转移，就像军队一样，排队行进。为了应付敌人突袭，学校各区队都配有枪支，成立有武装班。行军时武装班在前面引路，并安排学生干部在队伍后面收容掉队的同学。晚上行军有口令，方便遇敌情失散的同学找队伍。
由于学校没有固定校址，像部队一样频繁转移，学生都随学校活动，所以当时学校实行伙食供给制，衣服实行部分供给制(家不在根据地的学生一年供给单衣、棉衣各一套)。食粮平时是小米，在青黄不接时间或歉收年，那就是弄到什么吃什么，包括棉花籽、树叶、野菜等。菜很少，七八个人围着一个小菜盆，无非是白菜、萝卜、茄子、豆角等，加盐煮熟，油水很少。平时没有肉吃，隔个十天半月才能吃一次肉。学生吃饭的碗筷菜盆也是临时借用老百姓的，吃完饭后还给房东。
学校平时的学习条件也很差，学生上课，天热时都是在大树底下，天冷的时候就在村里头找一间较大的房子作课堂。没有黑板，就用门板代替。没有课桌、板凳，学生就坐在背包上，双腿当课桌。没有练习本，学生找纸自己做。没有墨水就在市场上买染布的颜料自己配制。学生很少有自来水笔，多半是买只蘸水笔尖，插在高粱秆上，用线缠一下使用。
在抗日根据地，苦是次要的，威胁最大的是敌人的突袭和“扫荡”。敌后游击战争环境，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后方，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敌人可以随时对任何地方、任何目标实行突袭，包括根据地的中心区。所以学校随时都要防备敌人袭击。学校除去频繁转移驻地，还安排学生轮流站岗放哨。师生晚上和衣而眠，从来没有脱过衣服睡觉。睡觉时将挎包、鞋子放在脚头处，有枪支的抱着枪支睡，一有敌情，立即穿上鞋子，打好背包，背起就走。为了养成动作迅速的习惯，常常演习紧急集合，一声哨响，学生们很快打好背包跑向集合地点。为防止敌人突然进村，来不及集合，要各自分散突围，所以每当学生进村住下后，都要习惯地察看住户周围的环境，以备遭敌突然包围时迅速逃走。每到夏秋间遍地高梁长起时，形成一道道青纱帐，敌人出来“扫荡”的次数要少一些，怕遭到我军伏击，而我们这些非武装人员也便于疏散隐蔽，因此大家睡觉就感到安稳些。到了深秋，高粱收获了，汤光地净，一望无际的平原，除村在外没有隐避的地方，就感到失去了屏障，大家警惕性就特别高。
1943年秋季日军对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是三中成立不久(二三联中时期)经历的最大规模的“扫荡”。日军11100人，加上伪军共约两万余人，出动汽车271辆、坦克9辆、飞机3架，由根据地周遭城市新乡、开封、商丘、济宁、充州等地出动。我主力部队闻讯乘夜跳出合围圈。三中学生大部分在齐滨、菏泽两县各区参加秋季征粮工作，女生和年龄小的同学分散隐蔽在老百姓家，他们大都处在敌人包围圈内，有20多名学生被捕。在押送途中有些学生乘机跳车逃跑，未能逃跑的学生有的和一些被捕的群众被赶进水坑，逐个拉出审讯。通问谁是八路军人员和粮食埋藏地点，不讲就用刺刀刺死；或捆绑在水架上往口里灌水，待肚子灌满水后压出来再灌；还有的是将人推进存放红薯的地窖里，燃着柴草往地窖里面丢，把人烧死和闷死在里面。但这些被捕的学生多数没有暴露身份，同老百姓一起关押，在敌人看管松懈时，伺机逃了出来。有几位同学被敌人押送到菏泽城里，受尽酷刑，始终不屈服，这次日军大“扫荡’长达一月之久，中断了学校的教学，并有同学付出了生命代价。日军“扫荡”过后，学校很快恢复上课。
恢复上课不久，学校又经历了第二次日军“扫荡”。1944年初，日军出动兵力上万人奔袭鲁西南抗日根 据地中心区，然后驻地清剿，持续40余天。由于军分区事先掌握了敌人情报，通知学校转移到黄河故道隐蔽，同时坚持分散上课。敌人“扫荡”结束，学校返回中心区，这次学校没有遭受损失。这是日军对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最后一次“扫荡”。此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日军兵力捉襟见肘，再也无力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开始进入守势，而我军则转向攻势作战。学校上课环境比较稳定了，直到抗战胜利。
解放战争开始，学校转移到黄河以北。黄河南是敌我拉锯的大战场，黄河北是我军相对稳定的后方。但学校仍然处在农村环境，而且为躲避政机轰炸，学校仍然要不时转移。教学条件和生活条件也没有变化，物资供应上甚至比在黄河南时还要缺乏些，师生生活更艰苦一些。军事化的管理制度也．一直坚持。直到与冀鲁豫边区一中合并后移驻获得解放的菏泽县城，学校才结束了战争年代的游击状态。
二、以时事政治和思想道德教育为中心的课程安排
三中的课程门类同一般学校差不多，有政治、语文、数学、地理、历史、自然科学和体育、卫生等，还曾两度安排了外语课程。不同的是时事政治理论占了全部课程的主导地位。在抗日战争时期，时事政治包括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形势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时事政治课多半由校长、教导主任讲授。地区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也到学校作形势报告。鲁西南军分区政委、中共鲁西南地委书记刘星先后两次到三中作形势报告。第一次是三中刚成立不久，刘星到学校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整整讲了一个上午。第二次是1945年5月问，到学校作了题为《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前头》的形势报告，讲了德国法西斯的覆灭和中国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大好形势，传达正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基本精神，极大地鼓舞了三中的师生们。鲁西南地委副书记张承先(此前是冀鲁豫区党委宣传部长、鲁西南地委书记)与刘星作第一次报告的同时，到学校作了《多灾多难的中国》的长篇讲演，一连讲了三个半天，从鸦片战争一直讲到抗日战争，国家贫弱受欺、任凭列强宰割的沉痛历史深深地震撼了同学的心极大地激励了大家同仇敌汽，坚持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心。专员管大同等也到学校讲过课。另外，就是不时参加全区性的祝捷大会，会上都有党政军首长作形势报告。还有就是看报纸，当时发到学生中的报纸很少，只有少数同学能看到，多是遇有重大新闻或报纸社论，由老师在课堂上向学生宣读。总之，当时师生们都很关心时局，对国际国内战争形势都比较了解，为敌人的暴行而义愤填膺，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每一个胜利而欢欣鼓舞。
政治理论课，主要是辅导学生阅读领袖著作。在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是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和延安整风文件(包括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哲学方面，唯物论、辩证法的一些要点，老师也有讲授。学生还普遍阅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主义人生观、世界观，老师有讲授，学生也主动阅读有关著作。政治理论学习都落脚于提高民族觉悟和阶级觉悟，落脚于坚定抗战决心和信心，立志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民主主义新中国，进而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
解放战争期间，学校转移到黄河北比较安全的地方上课，形势教育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主要是通过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和辅导学习延安《解放日报》社论、新华社评论文章，以及重要的新闻报导，使学生认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人民的内战，是非正义的战争。虽然国民党军队在数量和武器装备上占优势，但他们发动内战是不得人心的，失道寡助，得道多助，中国共产党所领导进行的正义战争一定能取得利。
时事政治理论教育，除去专门的政治课之外，其他课程，包括语文、历史、地理、哲学等，也都结合抗日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任务，联系当前的斗争实践，并为其服务。就连数学课，也联系如何计算累进制的农业税(合理负担)和土地丈量等工作实际。
时事政治始终是主课。其次是语文，语文课的内容也是为革命战争服务的，主要是选读鲁迅、郭沫若、茅盾等进步作家和解放区作家的作品，也选读高尔基等苏联著名作家的作品，特别是苏联卫国战争中的优秀文学作品。一方面从中汲取精神营养，一方面借以提高写作能力。三中特别注意学生的写作练习，除每周一次的作文课之外，还发动大家办墙报，为墙报写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记日记，三中学生记日记的很普遍，这不是统一布置的，而是同学们从练习写作和思想修养的需要出发，主动这样做，而且互相影响，形成风气的。有些同学基本上做到每日必记，那怕行军几十里，宿营时天色已晚，疲劳异常，仍然坚持记上几笔再睡觉。内容主要记每日的所见所闻和感受，检讨自己的思想和言行。这一条在加强学生的思想意识修养和提高写作能力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对于革命干部来说，除了政治觉悟和办事能力之外，阅读和写作是极其重要的。
三、课堂联系社会 教学结合实践
三中的另一个特点是重视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实践活动分为校内和校外两方面。校内实践活动主要是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除上面谈到的学校军事化组织的区队长、班长，都由学生担任，集合、出操、行军、号房子以及站岗放哨，都由区队长、班长指挥和安排外，学生会是学生主要的自治组织。学生会除了主任外，设军事、学习、文娱、民运、经济(或伙食)等委员。军事委员协助指导员进行军事训练和管理，学习委员协助班主任管理学习和办墙报、主持辩论会等活动，文娱委员负责同学们的文娱体育活动和群众宣传工作，民运委员负责组织大家做群众工作，包括了解民情，帮助群众干活等等，以及检查群众纪律执行情况，经济委员协助司务长管理学生伙食，有时还参加催粮、买菜、帮厨等。学校师生吃住行都在一起，学校就是一个小社会，通过学生自己管理自己，锻炼提高了学生的组织工作能力。
1946年春季，学校移驻定陶县城里，定陶县民主政府将没收汉奸恶霸的土地，划了60多亩给三中。三中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播种了棉花、芝麻、红薯等，养了数十只绵羊，19匹骡马，养骡马拉车、耕地、积肥，养羊卖羊毛。此外，还利用学校临街的房子，开办小型作坊：缫丝，加工豆腐、豆芽、食油和文具等，除白食自用，还可以卖一部分，以改善伙食。
学校内部的这些实践活动，对学生也是一种锻炼，但学生工作能力的培养，更重要的是组织学生参加根据地的各项中心工作，即参加社会实践。在抗日战争时期，学生参加战勤工作的机会不多，主要是做驻地群众宣传工作，帮助群众生产和地方政府的夏秋两次征粮工作，驻地群众宣传工作，包括同住户住村群众的随时随地交谈，宣传战争形势，以及在驻村和附近村庄写标语、画漫画等。1945夏季，根据地军民由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发展到局部反攻，根据地迅速扩大。为适应形势需要，除组织部分学生参军壮大主力部队外，学校于7月间在部队的护送了越过定(陶)曹(县)问的两道日伪封锁线，到达曹县东南新开辟地区，向群众 做宣传工作。用写标语、画漫画、跳舞、演快板剧、活报剧情形式，宣传战胜德国法西斯和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形势。8月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体师生走上街头，敲锣打鼓，游行庆祝，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学校多次组织学生参加当地政府布置的征粮工作，最突出的是1943年的秋征和1945年的夏征。1943年二三联中成立不久，即接到专署要求学校组织学生参加秋征的指示，学校即抽调男生组成12个征粮工作队，分配到齐滨县和菏泽县各区参加征粮工作。中国遇到日军大“扫荡”，全区军民转入反“扫荡”斗争。“扫荡”过后，征粮工作继续进行。直到征粮工作结束，参加征粮的同学才返回学校上课。1945年夏征，学校抽调年龄较大的男生，组成两个工作队，由老师带领，赴曹东南日伪控制区征粮。三级小孩班的同学不干示弱，也要求参加征粮工作。经学校批准，由15岁的小孩班班长侯存忠代表小孩班参加征粮工作队。学生们在部队掩护下，通过敌人封锁线，到新设立的复程县和曹南县执行征粮任务。在征粮过程中遇敌突袭，侯存忠和赵明灵两同学被敌人俘，后被活埋在曹县城内，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46年5月，奉专署指示，学校抽调部分学生到曹东南新解放地区参加减租减息工作(老解放区已于1942年至1943年完成了这项工作)，由老师带领100多名学生到复程县的孙老家、侯庙集一带开展工作。从反奸诉苦人手，由个别访贫问苦到联户开小型诉苦会，再到召开大型诉苦会，群众很快发动起来。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将罪大恶极的汉奸分子和同日伪勾结的恶霸地主逮捕归案，没收其财产分配给贫苦农民。在此基础上，整顿农、青、妇等群众组织，建立村政权，清查土地，准备实行减租减息。1947年二三月份，是解放战争最紧张激烈的时候，学校在黄河北驻地朝城附近参加农村的土地改革工作。具体做法是，抽调一部分学生骨干，同当地干部组成工作队，从头至尾参加土地改革的全过程。其他同学坚持正常上课，就近参加一定的群众大会，一般地接受群众运动的教育。
最为艰苦而受教育更深的一项任务是支援前线。三中组织学生参加支前工作，规模较大的先后有四次：第一次是抗战后期攻打曹县；第二次是解放战争开始时破击陇海铁路的陇海战役；第三次是继陇海战役之后的定陶战役(大杨湖战斗)；第四次是二次陇海战役。学生参加支前，一般分为两个部分，小部分到兵站参加慰问前线部队、带担架抢运伤员、组织民工远送军粮、押送俘虏等；大部分到战地医院护理伤员。
1946年8月，解放军对盘据陇海铁路沿线的国民党军发起自卫反击战，到达前线兵站的三中学生，有的分到宣传科，负责接待国民党军被俘官兵，有的负责带领抢救伤员的担架队和军粮运输队。而后国民党军反扑，兵站领导让负责运输的几名三中学生以最快的速度将存放民权县城北关的军粮运走。正在装粮之际，敌人已进城南门。学生们沉着地组织村干部迅速将粮食隐藏到比较安全的地方，才在敌人的机枪射击下离开北关脱险。在北撤的路上，遇到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七纵队一个排押送几个俘虏，其中有带夫人的国民党军官。押运的战士另有战斗任务后，想让他们几名学生把俘虏押走。他们曾有点犹疑，但还是勇敢地接下这个押解任务。这几个俘虏见他们是十五六岁的学生，又手无寸铁，一会儿用甜言蜜语拉拢他们，一会又拿国民堂军如何厉害来威胁他们。但他们不为所动，唇枪舌剑地予以反驳，终于把俘虏押送齐滨县民主政府公安局，安全地完成了任务。此时，大杨湖战斗打响，这几名学生没有回学校，仍由兵站分配，负责为攻打大杨湖的野战军运送粮食。兵站没有任务，才回到学校。
三中同学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当然要挤占课堂时间。特别是在解放战争后期，一度产生参加社会实践过多，影响课堂教学，行署曾发布命令纠正。但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对于学生的启发教育作用不可抵估，特别是对学生政治思想觉悟的提高，思想作风的锻炼和实际工作能力的提高，作用尤其显著，而这对于培养革命干部是必不可少的。
四、活跃在黄河两岸的一支文艺宣传队
三中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文艺体育活动，尤其是对外的文艺宣传，在鲁西南地区以至整个冀鲁豫边区都是有目共睹的，受到广泛的重视和称赞。说到体育，由于三中没有固定的校址，也就谈不上体育设施。没有没备，他们就因陋就简，自己想办法。打乒乓球，门板当球桌，球拍用硬纸版制成。打篮球，有的村庄办有小学，球场可以借用；没有球场的村庄，就利用打麦场，制个篮圈固定在树干或门板上即可。打排球，一般没有球网，大家围成一个圆圈互相托球。
学校有时也举行运动会，进行赛跑、拔河、跳远、跳高及球类比赛。娱乐方面，有猜谜语、捉迷藏(新创名“打游击”)等等。打扑克也很普遍，但扑克大都是利用硬纸壳自画自制。那时的三中，除缺少必要的设施外，在文体活动方面比一般学校更活跃。
三中最经常最突出的文娱项目是唱歌。每天早晨集体跑步，跑完步就排队唱歌，然后解散就餐。中饭、晚饭前，也都要先集合唱歌，后进餐。晚上有晚点名，点名前也是先唱歌，然后由区队长或班主任老师讲评当天大家的表现，解散后回宿舍自习或从事其他活动。
三中有专门的音乐老师教唱，加以不断练习，所以三中学生唱歌特别好。同学们唱歌原本是自娱自乐，由于学校由一个村在转移到另一个村庄，师生都住在老百姓家，所以每次学生集合唱歌，周围都围满了村上的男女老少，像看演出一样。在当时很少有文艺演出的农村，三中到了那里，那里就歌声啼亮，很受群众欢迎。学生唱歌，也教驻村的青年们学唱歌，学校走一地教一地。这样学校唱歌就由自娱自乐扩展到娱人。尤其是当时的歌曲，都有很强的政治性和鼓舞性，被称作战斗的号角，寓教于乐，学校就无形中成为活跃在农村的一支宣传队。三中歌唱得好，在鲁西南地区是名声在外。每次开全区性的群众大会，三中都成为全场拉歌的重点对象，唱了一个又一个，拉个没完。从宣传群众出发，三中由自己唱歌发展到对外演出。除唱歌、跳舞外，也尝试演出快报剧、话报剧和话剧，如《过关》、《重庆风光》等。再后来演出大型歌剧、京剧、豫剧，而以豫剧为主。剧目多是从其它剧种移植过来的，如《小二黑结婚》、《白毛女》、《刘胡兰》、《血泪仇》等。也有自己编剧的，如《二流子转变》、《投敌下场》、《送郎参军》等。开始时演出不经常，后来慢慢变成经常性的对外演出。演出班子，起初是临时组成，后来变成半固定的演出班子，再到后来变成固定的演出班子，直到1947年秋成立三中社会教育部，过度为专业演出班子，再后合并到冀鲁豫区文工团，成为文工团的豫剧队。要知道，学校演戏，白手起家，困难是不少的。除主管学校文娱乐活动的王宪章老师和音乐老师董巨安，参加演出人员都是从学生中选拔出来的。从演员班子、伴奏乐队再到道具组、灯光组等，都是从头学起，边学、边练、边演出，由不会到会，由生到熟，由低到高。
这些学生出身的演奏人员，不同于旧戏班的演艺人员，他们有相当的文化水平，而且是从众多学生中选拔出来，有较高的天赋。所以他们进步很快，演出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不断提高，有一批演奏人员逐步具 有了较高的专业技艺，社教部在黄河两岸也有了较高的名声。他们演出的剧目是反映当前的实际斗争生活的，加上演员演出时感情投入，与观众的思想感情相呼应，每次演出都引起轰动。群众从十几里路外成群结队赶来看戏，他们跟着台上的演员高兴而高兴，流泪而流泪。看到穷凶极恶的黄世仁，齐声高喊打倒恶霸地主黄世仁，有的观众甚至拿砖头砸向台上的黄世仁。每一次演出都成为一次生动的阶级教育课和政治动员会。所以那时用演出配合党的中心工作，用演出《白毛女》等剧目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配合土地改革；用演出《白毛女》、《血泪仇》、《刘胡兰》、《重庆风光》等等剧目，激励广大农村青年反蒋保家的革命热情，配合参军参战动员。有时也给俘虏来的国民党军士兵演出，许多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士兵，看了《白毛女》、《血泪仇》等演出，声泪俱下，要求留下来参加革命军队。
五、珍贵的启示
战争年代的三中，条件极其简陋，上课很不正规，但它在培养抗战火材和革命干部方面却硕果累累。学生们日后的发展，当然不能都归功于学校，他们离饺后的学习、培养、锻炼起着更大的作用。三中是他们步人革命的起点，而且是极其重要的起点。三中的经历在他们思想深处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三中是一所在战争年代的特殊环境下的特殊学校，这个学校与现在的学校有很大的不同，它有许多普通学校所不具备的特点。
第一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环境。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伟大的民族抗H战争和此后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对于根据地人民和所有进入根据地的人有巨人的感召力。中国共产党对民族的忠诚，对人民的尊重、关心和信任，他们在根据地实行的社会民主改革，包括共产党在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都对进入三中的学生有极大的吸引力和感化作用。可以说，整个抗日根据地就是一座大熔炉，而学校就是处在这个大熔炉中的小熔炉：学校是开放型的，具有游击学校的特点。它经常转移驻地，没有固定的校舍，电不能保证正常上课。这是它的局限性。但对于以培养党政军干部为目的的抗日中学来说，这又可以变成长处：学校随时随地接触社会，接触群众，电常常接触部队和党政军领导，了解战争形势，了解社会脉搏，了解群众生活和群众思想感情。这样，学生既从课堂上获取知识，又从对客观社会实际的观察中吸取营养，使教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二，战争年代自然是一切服从服务于战争，时事政治理论成为中心课程，其他课程排在从属的位置。时事政治理论教育，在当时就是让学生随时了解战争形势，区别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性质，认识战争的阶级本质，战争双方的社会基础，政治主张，即他们所奉行的主义，进而决定自己站在哪一边，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抱什么态度，以及自己的追求和抱负，把认识上升到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高度。世界观的转变带有根本的性质，有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就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形势，正确地观察事物，更自觉地为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献身。为革命献身，就要为革命学习，从而提高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第三，学校生活艰苦，有时要长途行军转移，而且在敌人频繁骚扰和“扫荡”的严酷环境下，随时有生命危险。但这种艰苦的环境，养成了同学们吃大苦、耐大劳、艰苦奋斗的精神和珍惜劳动成果的节约习惯。在他们出学校后，能够适应任何艰苦险恶的环境，不会动摇当逃兵，而且表现出可贵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第四，课堂教学与参加社会实践相结合。除前面提到的学校处在农村，学生随时保持与农民的接触以外，还有组织地参加校内和校外的实践活动。学校还定期组织学生参加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如每年的夏秋季征粮，抗战胜利后的反奸清算、减租减息，解放战争期间的土地改革，以及支援前线的战争勤务工作。参加这些社会实践活动，就是一种工作实习，将学到的书本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而通过社会实践，加深对书本知识的理解，锻炼学生的革命意志，掌握实际工作技能，使学生成为既有政治觉悟和文化理论水平，又有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的革命干部。
对三中本身来说，最核心的一条是，冀鲁豫区党委、行署和鲁西南地委、专署对学校的重视、关怀以及从整体上说有一个坚强的学校领导班子和教师队伍。在极其严酷的战争环境下，坚持创办中学，培养有政治觉悟和一定文化水平的年轻革命干部，体现了党和政府的远见卓识。地委、专署对三中的领导班子和教师队伍的配备非常重视。在那时的农村抗日根据地内，有一些上过大学、参加过抗日学生运动而后返乡参加抗日游击战争的知识分子，但为数不多。这些来自大城市的进步知识分子，除去担任党政要职者外，都尽可能地调配到三中担任领导职务和任教。像北京大学毕业的李节如、孙仲起，中国大学毕业的牛万里、李子虔，北京辅仁大学毕业的杨友三等。副校长陈立亭、郭士纯也都是大学生，陈立亭还是留日学生。再就是师范毕业、有实际教学经验的老师，像游文斋、邓超群等。还有一些是经过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学习后到三中任教的，如杨廉洁、刘白亮、黄亮等。此外，从重庆返乡的著名业余诗人晁若冰，参力呶远东运动会的运动员屈宝庆，音乐和戏曲艺术造诣颇深的董巨安、王宪章等，也都安排到三中任教。由于他们有较高的文化水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加之具有实际工作经验，所以讲起课来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使学生易于接收，教学效果很好。像孙仲起、沈毓珂、牛万里的政治课，杨友三、刘白亮、李子虔的语文课，张建华、李华的数学课等，都为学生所欢迎，至今念念不忘。特别是孙仲起、沈毓珂、牛万里几位博学多才、任过党政要职、有丰富实际工作经验的学校主要领导同志，对三中的教学和管理起到主导作用。他们与各位教师一道，带出了一个好的校风。师生关系，同学关系，都是新型的关系。这种师生情谊，同学情谊，绝非平日可比。三中的基本教育教学精神，在今天仍然有着难能可贵的启示和借鉴。
(编者按：本文是贵州省文史研究所原副馆长侯存明撰写，本刊有删节)
责任编辑 王￥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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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敌后游击战争环境下的“游击学校”
冀鲁豫边区第三中学(以下简称三中)，1942年开始酝酿筹备，1943年夏末秋初成立，校址在鲁西南抗日根据地中心区的菏泽县大张集。
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开辟和形成较晚。1939年7月，中共鲁西南地委成立后，杨得志率领八路军冀鲁豫支队主力，在地方党组织和地方武装的配合下，经过多次征战，到1942年，开辟了南北长250华里、东西宽150华里的农村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抗战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大批政治坚强、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干部，相对稳定的中心区为创办中学提供了必要的客观条件，而在相对稳定的区域内已有多所完全小学，为创办中学提供了主要生源。所以，经过一年多的酝酿筹办，一所抗日中学于1943年七八月问先后两批招生，正式开学。为纪念已故的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第一任专员刘齐滨，学校命名为齐滨中学。校长是鲁西南教育界名流、北京大学毕业的李节如。齐滨中学成立不久，冀鲁豫边区的湖西地区因连续遭日军“扫荡’，中心区被分割占领，在那里活动的湖西中学无法实施教学，按照冀鲁豫行署指示，由副校长刘尹斋带领，转移到当时环境较为稳定的鲁西南根据地中心区与齐滨中学合并。湖西中学成立较早，排名为冀鲁豫边区第二中学，齐滨中学为冀鲁豫边区第三中学，两校合并后称为二三联中。校长李节如，副校长刘尹斋。这时。为充实二三联中的教学力量，鲁西南地委调南华县县长、北大毕业的孙仲起任教导主任，主持教学工作；调红军干部、营教导员余政德任指导员，重点负责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日常生活管理及军事课程。孙、余两位同志的到来，加上二中与三中两校合并后雄厚的教师力量，使二三联中在各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成为三中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自湖西中学转移到鲁西南后，鲁西南地区形势也渐趋紧张，日军加紧谋划“扫荡”和合围鲁西南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所以，两校合并后即离开大张集，开始频繁转移。一般在一个村庄的留驻时间不会超过一个星期，常常是三五天转移一个村庄，敌情严重时差不多一天一转移，头天傍晚进村，第二天傍晚离村。为了迷惑敌人的眼线，傍晚离村时先往一个方向走，例如往东走，在离村一段距离时再折转向南、向北或绕过村子向西走。为了减少敌人的注意，学校的班级以村庄名字作代号。二三联中共分三个班，按照二中编班的顺序称为中三、中四、中五；中三班主任是赵勉，就叫赵庄；中四班主任是刘继武，就叫刘庄，中五班主任是魏牧，就叫魏庄。一处于要频繁转移的游击战争环境下，学校自然要实行军事管理。除教学的班级编制外，还有大队、区队、班的军事编制。全校是一个大队，指导员就是大队长；班级为区队，区队下分小班，区队长、班长都由学生担任。平时出操、集合、行军都由区队长指挥。早出操、晚点名、饭前集合，成为制度。行军转移，就像军队一样，排队行进。为了应付敌人突袭，学校各区队都配有枪支，成立有武装班。行军时武装班在前面引路，并安排学生干部在队伍后面收容掉队的同学。晚上行军有口令，方便遇敌情失散的同学找队伍。
由于学校没有固定校址，像部队一样频繁转移，学生都随学校活动，所以当时学校实行伙食供给制，衣服实行部分供给制(家不在根据地的学生一年供给单衣、棉衣各一套)。食粮平时是小米，在青黄不接时间或歉收年，那就是弄到什么吃什么，包括棉花籽、树叶、野菜等。菜很少，七八个人围着一个小菜盆，无非是白菜、萝卜、茄子、豆角等，加盐煮熟，油水很少。平时没有肉吃，隔个十天半月才能吃一次肉。学生吃饭的碗筷菜盆也是临时借用老百姓的，吃完饭后还给房东。
学校平时的学习条件也很差，学生上课，天热时都是在大树底下，天冷的时候就在村里头找一间较大的房子作课堂。没有黑板，就用门板代替。没有课桌、板凳，学生就坐在背包上，双腿当课桌。没有练习本，学生找纸自己做。没有墨水就在市场上买染布的颜料自己配制。学生很少有自来水笔，多半是买只蘸水笔尖，插在高粱秆上，用线缠一下使用。
在抗日根据地，苦是次要的，威胁最大的是敌人的突袭和“扫荡”。敌后游击战争环境，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后方，在敌强我弱的态势下，敌人可以随时对任何地方、任何目标实行突袭，包括根据地的中心区。所以学校随时都要防备敌人袭击。学校除去频繁转移驻地，还安排学生轮流站岗放哨。师生晚上和衣而眠，从来没有脱过衣服睡觉。睡觉时将挎包、鞋子放在脚头处，有枪支的抱着枪支睡，一有敌情，立即穿上鞋子，打好背包，背起就走。为了养成动作迅速的习惯，常常演习紧急集合，一声哨响，学生们很快打好背包跑向集合地点。为防止敌人突然进村，来不及集合，要各自分散突围，所以每当学生进村住下后，都要习惯地察看住户周围的环境，以备遭敌突然包围时迅速逃走。每到夏秋间遍地高梁长起时，形成一道道青纱帐，敌人出来“扫荡”的次数要少一些，怕遭到我军伏击，而我们这些非武装人员也便于疏散隐蔽，因此大家睡觉就感到安稳些。到了深秋，高粱收获了，汤光地净，一望无际的平原，除村在外没有隐避的地方，就感到失去了屏障，大家警惕性就特别高。
1943年秋季日军对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是三中成立不久(二三联中时期)经历的最大规模的“扫荡”。日军11100人，加上伪军共约两万余人，出动汽车271辆、坦克9辆、飞机3架，由根据地周遭城市新乡、开封、商丘、济宁、充州等地出动。我主力部队闻讯乘夜跳出合围圈。三中学生大部分在齐滨、菏泽两县各区参加秋季征粮工作，女生和年龄小的同学分散隐蔽在老百姓家，他们大都处在敌人包围圈内，有20多名学生被捕。在押送途中有些学生乘机跳车逃跑，未能逃跑的学生有的和一些被捕的群众被赶进水坑，逐个拉出审讯。通问谁是八路军人员和粮食埋藏地点，不讲就用刺刀刺死；或捆绑在水架上往口里灌水，待肚子灌满水后压出来再灌；还有的是将人推进存放红薯的地窖里，燃着柴草往地窖里面丢，把人烧死和闷死在里面。但这些被捕的学生多数没有暴露身份，同老百姓一起关押，在敌人看管松懈时，伺机逃了出来。有几位同学被敌人押送到菏泽城里，受尽酷刑，始终不屈服，这次日军大“扫荡’长达一月之久，中断了学校的教学，并有同学付出了生命代价。日军“扫荡”过后，学校很快恢复上课。
恢复上课不久，学校又经历了第二次日军“扫荡”。1944年初，日军出动兵力上万人奔袭鲁西南抗日根 据地中心区，然后驻地清剿，持续40余天。由于军分区事先掌握了敌人情报，通知学校转移到黄河故道隐蔽，同时坚持分散上课。敌人“扫荡”结束，学校返回中心区，这次学校没有遭受损失。这是日军对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最后一次“扫荡”。此后，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日军兵力捉襟见肘，再也无力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开始进入守势，而我军则转向攻势作战。学校上课环境比较稳定了，直到抗战胜利。
解放战争开始，学校转移到黄河以北。黄河南是敌我拉锯的大战场，黄河北是我军相对稳定的后方。但学校仍然处在农村环境，而且为躲避政机轰炸，学校仍然要不时转移。教学条件和生活条件也没有变化，物资供应上甚至比在黄河南时还要缺乏些，师生生活更艰苦一些。军事化的管理制度也．一直坚持。直到与冀鲁豫边区一中合并后移驻获得解放的菏泽县城，学校才结束了战争年代的游击状态。
二、以时事政治和思想道德教育为中心的课程安排
三中的课程门类同一般学校差不多，有政治、语文、数学、地理、历史、自然科学和体育、卫生等，还曾两度安排了外语课程。不同的是时事政治理论占了全部课程的主导地位。在抗日战争时期，时事政治包括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形势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时事政治课多半由校长、教导主任讲授。地区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也到学校作形势报告。鲁西南军分区政委、中共鲁西南地委书记刘星先后两次到三中作形势报告。第一次是三中刚成立不久，刘星到学校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整整讲了一个上午。第二次是1945年5月问，到学校作了题为《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在前头》的形势报告，讲了德国法西斯的覆灭和中国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大好形势，传达正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基本精神，极大地鼓舞了三中的师生们。鲁西南地委副书记张承先(此前是冀鲁豫区党委宣传部长、鲁西南地委书记)与刘星作第一次报告的同时，到学校作了《多灾多难的中国》的长篇讲演，一连讲了三个半天，从鸦片战争一直讲到抗日战争，国家贫弱受欺、任凭列强宰割的沉痛历史深深地震撼了同学的心极大地激励了大家同仇敌汽，坚持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心。专员管大同等也到学校讲过课。另外，就是不时参加全区性的祝捷大会，会上都有党政军首长作形势报告。还有就是看报纸，当时发到学生中的报纸很少，只有少数同学能看到，多是遇有重大新闻或报纸社论，由老师在课堂上向学生宣读。总之，当时师生们都很关心时局，对国际国内战争形势都比较了解，为敌人的暴行而义愤填膺，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每一个胜利而欢欣鼓舞。
政治理论课，主要是辅导学生阅读领袖著作。在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是学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和延安整风文件(包括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哲学方面，唯物论、辩证法的一些要点，老师也有讲授。学生还普遍阅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主义人生观、世界观，老师有讲授，学生也主动阅读有关著作。政治理论学习都落脚于提高民族觉悟和阶级觉悟，落脚于坚定抗战决心和信心，立志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民主主义新中国，进而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
解放战争期间，学校转移到黄河北比较安全的地方上课，形势教育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主要是通过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和辅导学习延安《解放日报》社论、新华社评论文章，以及重要的新闻报导，使学生认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人民的内战，是非正义的战争。虽然国民党军队在数量和武器装备上占优势，但他们发动内战是不得人心的，失道寡助，得道多助，中国共产党所领导进行的正义战争一定能取得利。
时事政治理论教育，除去专门的政治课之外，其他课程，包括语文、历史、地理、哲学等，也都结合抗日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任务，联系当前的斗争实践，并为其服务。就连数学课，也联系如何计算累进制的农业税(合理负担)和土地丈量等工作实际。
时事政治始终是主课。其次是语文，语文课的内容也是为革命战争服务的，主要是选读鲁迅、郭沫若、茅盾等进步作家和解放区作家的作品，也选读高尔基等苏联著名作家的作品，特别是苏联卫国战争中的优秀文学作品。一方面从中汲取精神营养，一方面借以提高写作能力。三中特别注意学生的写作练习，除每周一次的作文课之外，还发动大家办墙报，为墙报写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记日记，三中学生记日记的很普遍，这不是统一布置的，而是同学们从练习写作和思想修养的需要出发，主动这样做，而且互相影响，形成风气的。有些同学基本上做到每日必记，那怕行军几十里，宿营时天色已晚，疲劳异常，仍然坚持记上几笔再睡觉。内容主要记每日的所见所闻和感受，检讨自己的思想和言行。这一条在加强学生的思想意识修养和提高写作能力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对于革命干部来说，除了政治觉悟和办事能力之外，阅读和写作是极其重要的。
三、课堂联系社会 教学结合实践
三中的另一个特点是重视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实践活动分为校内和校外两方面。校内实践活动主要是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除上面谈到的学校军事化组织的区队长、班长，都由学生担任，集合、出操、行军、号房子以及站岗放哨，都由区队长、班长指挥和安排外，学生会是学生主要的自治组织。学生会除了主任外，设军事、学习、文娱、民运、经济(或伙食)等委员。军事委员协助指导员进行军事训练和管理，学习委员协助班主任管理学习和办墙报、主持辩论会等活动，文娱委员负责同学们的文娱体育活动和群众宣传工作，民运委员负责组织大家做群众工作，包括了解民情，帮助群众干活等等，以及检查群众纪律执行情况，经济委员协助司务长管理学生伙食，有时还参加催粮、买菜、帮厨等。学校师生吃住行都在一起，学校就是一个小社会，通过学生自己管理自己，锻炼提高了学生的组织工作能力。
1946年春季，学校移驻定陶县城里，定陶县民主政府将没收汉奸恶霸的土地，划了60多亩给三中。三中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播种了棉花、芝麻、红薯等，养了数十只绵羊，19匹骡马，养骡马拉车、耕地、积肥，养羊卖羊毛。此外，还利用学校临街的房子，开办小型作坊：缫丝，加工豆腐、豆芽、食油和文具等，除白食自用，还可以卖一部分，以改善伙食。
学校内部的这些实践活动，对学生也是一种锻炼，但学生工作能力的培养，更重要的是组织学生参加根据地的各项中心工作，即参加社会实践。在抗日战争时期，学生参加战勤工作的机会不多，主要是做驻地群众宣传工作，帮助群众生产和地方政府的夏秋两次征粮工作，驻地群众宣传工作，包括同住户住村群众的随时随地交谈，宣传战争形势，以及在驻村和附近村庄写标语、画漫画等。1945夏季，根据地军民由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发展到局部反攻，根据地迅速扩大。为适应形势需要，除组织部分学生参军壮大主力部队外，学校于7月间在部队的护送了越过定(陶)曹(县)问的两道日伪封锁线，到达曹县东南新开辟地区，向群众 做宣传工作。用写标语、画漫画、跳舞、演快板剧、活报剧情形式，宣传战胜德国法西斯和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形势。8月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体师生走上街头，敲锣打鼓，游行庆祝，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学校多次组织学生参加当地政府布置的征粮工作，最突出的是1943年的秋征和1945年的夏征。1943年二三联中成立不久，即接到专署要求学校组织学生参加秋征的指示，学校即抽调男生组成12个征粮工作队，分配到齐滨县和菏泽县各区参加征粮工作。中国遇到日军大“扫荡”，全区军民转入反“扫荡”斗争。“扫荡”过后，征粮工作继续进行。直到征粮工作结束，参加征粮的同学才返回学校上课。1945年夏征，学校抽调年龄较大的男生，组成两个工作队，由老师带领，赴曹东南日伪控制区征粮。三级小孩班的同学不干示弱，也要求参加征粮工作。经学校批准，由15岁的小孩班班长侯存忠代表小孩班参加征粮工作队。学生们在部队掩护下，通过敌人封锁线，到新设立的复程县和曹南县执行征粮任务。在征粮过程中遇敌突袭，侯存忠和赵明灵两同学被敌人俘，后被活埋在曹县城内，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46年5月，奉专署指示，学校抽调部分学生到曹东南新解放地区参加减租减息工作(老解放区已于1942年至1943年完成了这项工作)，由老师带领100多名学生到复程县的孙老家、侯庙集一带开展工作。从反奸诉苦人手，由个别访贫问苦到联户开小型诉苦会，再到召开大型诉苦会，群众很快发动起来。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将罪大恶极的汉奸分子和同日伪勾结的恶霸地主逮捕归案，没收其财产分配给贫苦农民。在此基础上，整顿农、青、妇等群众组织，建立村政权，清查土地，准备实行减租减息。1947年二三月份，是解放战争最紧张激烈的时候，学校在黄河北驻地朝城附近参加农村的土地改革工作。具体做法是，抽调一部分学生骨干，同当地干部组成工作队，从头至尾参加土地改革的全过程。其他同学坚持正常上课，就近参加一定的群众大会，一般地接受群众运动的教育。
最为艰苦而受教育更深的一项任务是支援前线。三中组织学生参加支前工作，规模较大的先后有四次：第一次是抗战后期攻打曹县；第二次是解放战争开始时破击陇海铁路的陇海战役；第三次是继陇海战役之后的定陶战役(大杨湖战斗)；第四次是二次陇海战役。学生参加支前，一般分为两个部分，小部分到兵站参加慰问前线部队、带担架抢运伤员、组织民工远送军粮、押送俘虏等；大部分到战地医院护理伤员。
1946年8月，解放军对盘据陇海铁路沿线的国民党军发起自卫反击战，到达前线兵站的三中学生，有的分到宣传科，负责接待国民党军被俘官兵，有的负责带领抢救伤员的担架队和军粮运输队。而后国民党军反扑，兵站领导让负责运输的几名三中学生以最快的速度将存放民权县城北关的军粮运走。正在装粮之际，敌人已进城南门。学生们沉着地组织村干部迅速将粮食隐藏到比较安全的地方，才在敌人的机枪射击下离开北关脱险。在北撤的路上，遇到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七纵队一个排押送几个俘虏，其中有带夫人的国民党军官。押运的战士另有战斗任务后，想让他们几名学生把俘虏押走。他们曾有点犹疑，但还是勇敢地接下这个押解任务。这几个俘虏见他们是十五六岁的学生，又手无寸铁，一会儿用甜言蜜语拉拢他们，一会又拿国民堂军如何厉害来威胁他们。但他们不为所动，唇枪舌剑地予以反驳，终于把俘虏押送齐滨县民主政府公安局，安全地完成了任务。此时，大杨湖战斗打响，这几名学生没有回学校，仍由兵站分配，负责为攻打大杨湖的野战军运送粮食。兵站没有任务，才回到学校。
三中同学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当然要挤占课堂时间。特别是在解放战争后期，一度产生参加社会实践过多，影响课堂教学，行署曾发布命令纠正。但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对于学生的启发教育作用不可抵估，特别是对学生政治思想觉悟的提高，思想作风的锻炼和实际工作能力的提高，作用尤其显著，而这对于培养革命干部是必不可少的。
四、活跃在黄河两岸的一支文艺宣传队
三中另一个突出特点是文艺体育活动，尤其是对外的文艺宣传，在鲁西南地区以至整个冀鲁豫边区都是有目共睹的，受到广泛的重视和称赞。说到体育，由于三中没有固定的校址，也就谈不上体育设施。没有没备，他们就因陋就简，自己想办法。打乒乓球，门板当球桌，球拍用硬纸版制成。打篮球，有的村庄办有小学，球场可以借用；没有球场的村庄，就利用打麦场，制个篮圈固定在树干或门板上即可。打排球，一般没有球网，大家围成一个圆圈互相托球。
学校有时也举行运动会，进行赛跑、拔河、跳远、跳高及球类比赛。娱乐方面，有猜谜语、捉迷藏(新创名“打游击”)等等。打扑克也很普遍，但扑克大都是利用硬纸壳自画自制。那时的三中，除缺少必要的设施外，在文体活动方面比一般学校更活跃。
三中最经常最突出的文娱项目是唱歌。每天早晨集体跑步，跑完步就排队唱歌，然后解散就餐。中饭、晚饭前，也都要先集合唱歌，后进餐。晚上有晚点名，点名前也是先唱歌，然后由区队长或班主任老师讲评当天大家的表现，解散后回宿舍自习或从事其他活动。
三中有专门的音乐老师教唱，加以不断练习，所以三中学生唱歌特别好。同学们唱歌原本是自娱自乐，由于学校由一个村在转移到另一个村庄，师生都住在老百姓家，所以每次学生集合唱歌，周围都围满了村上的男女老少，像看演出一样。在当时很少有文艺演出的农村，三中到了那里，那里就歌声啼亮，很受群众欢迎。学生唱歌，也教驻村的青年们学唱歌，学校走一地教一地。这样学校唱歌就由自娱自乐扩展到娱人。尤其是当时的歌曲，都有很强的政治性和鼓舞性，被称作战斗的号角，寓教于乐，学校就无形中成为活跃在农村的一支宣传队。三中歌唱得好，在鲁西南地区是名声在外。每次开全区性的群众大会，三中都成为全场拉歌的重点对象，唱了一个又一个，拉个没完。从宣传群众出发，三中由自己唱歌发展到对外演出。除唱歌、跳舞外，也尝试演出快报剧、话报剧和话剧，如《过关》、《重庆风光》等。再后来演出大型歌剧、京剧、豫剧，而以豫剧为主。剧目多是从其它剧种移植过来的，如《小二黑结婚》、《白毛女》、《刘胡兰》、《血泪仇》等。也有自己编剧的，如《二流子转变》、《投敌下场》、《送郎参军》等。开始时演出不经常，后来慢慢变成经常性的对外演出。演出班子，起初是临时组成，后来变成半固定的演出班子，再到后来变成固定的演出班子，直到1947年秋成立三中社会教育部，过度为专业演出班子，再后合并到冀鲁豫区文工团，成为文工团的豫剧队。要知道，学校演戏，白手起家，困难是不少的。除主管学校文娱乐活动的王宪章老师和音乐老师董巨安，参加演出人员都是从学生中选拔出来的。从演员班子、伴奏乐队再到道具组、灯光组等，都是从头学起，边学、边练、边演出，由不会到会，由生到熟，由低到高。
这些学生出身的演奏人员，不同于旧戏班的演艺人员，他们有相当的文化水平，而且是从众多学生中选拔出来，有较高的天赋。所以他们进步很快，演出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不断提高，有一批演奏人员逐步具 有了较高的专业技艺，社教部在黄河两岸也有了较高的名声。他们演出的剧目是反映当前的实际斗争生活的，加上演员演出时感情投入，与观众的思想感情相呼应，每次演出都引起轰动。群众从十几里路外成群结队赶来看戏，他们跟着台上的演员高兴而高兴，流泪而流泪。看到穷凶极恶的黄世仁，齐声高喊打倒恶霸地主黄世仁，有的观众甚至拿砖头砸向台上的黄世仁。每一次演出都成为一次生动的阶级教育课和政治动员会。所以那时用演出配合党的中心工作，用演出《白毛女》等剧目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配合土地改革；用演出《白毛女》、《血泪仇》、《刘胡兰》、《重庆风光》等等剧目，激励广大农村青年反蒋保家的革命热情，配合参军参战动员。有时也给俘虏来的国民党军士兵演出，许多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士兵，看了《白毛女》、《血泪仇》等演出，声泪俱下，要求留下来参加革命军队。
五、珍贵的启示
战争年代的三中，条件极其简陋，上课很不正规，但它在培养抗战火材和革命干部方面却硕果累累。学生们日后的发展，当然不能都归功于学校，他们离饺后的学习、培养、锻炼起着更大的作用。三中是他们步人革命的起点，而且是极其重要的起点。三中的经历在他们思想深处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三中是一所在战争年代的特殊环境下的特殊学校，这个学校与现在的学校有很大的不同，它有许多普通学校所不具备的特点。
第一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大环境。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伟大的民族抗H战争和此后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对于根据地人民和所有进入根据地的人有巨人的感召力。中国共产党对民族的忠诚，对人民的尊重、关心和信任，他们在根据地实行的社会民主改革，包括共产党在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都对进入三中的学生有极大的吸引力和感化作用。可以说，整个抗日根据地就是一座大熔炉，而学校就是处在这个大熔炉中的小熔炉：学校是开放型的，具有游击学校的特点。它经常转移驻地，没有固定的校舍，电不能保证正常上课。这是它的局限性。但对于以培养党政军干部为目的的抗日中学来说，这又可以变成长处：学校随时随地接触社会，接触群众，电常常接触部队和党政军领导，了解战争形势，了解社会脉搏，了解群众生活和群众思想感情。这样，学生既从课堂上获取知识，又从对客观社会实际的观察中吸取营养，使教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二，战争年代自然是一切服从服务于战争，时事政治理论成为中心课程，其他课程排在从属的位置。时事政治理论教育，在当时就是让学生随时了解战争形势，区别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性质，认识战争的阶级本质，战争双方的社会基础，政治主张，即他们所奉行的主义，进而决定自己站在哪一边，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抱什么态度，以及自己的追求和抱负，把认识上升到人生观和世界观的高度。世界观的转变带有根本的性质，有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就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形势，正确地观察事物，更自觉地为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献身。为革命献身，就要为革命学习，从而提高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第三，学校生活艰苦，有时要长途行军转移，而且在敌人频繁骚扰和“扫荡”的严酷环境下，随时有生命危险。但这种艰苦的环境，养成了同学们吃大苦、耐大劳、艰苦奋斗的精神和珍惜劳动成果的节约习惯。在他们出学校后，能够适应任何艰苦险恶的环境，不会动摇当逃兵，而且表现出可贵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第四，课堂教学与参加社会实践相结合。除前面提到的学校处在农村，学生随时保持与农民的接触以外，还有组织地参加校内和校外的实践活动。学校还定期组织学生参加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如每年的夏秋季征粮，抗战胜利后的反奸清算、减租减息，解放战争期间的土地改革，以及支援前线的战争勤务工作。参加这些社会实践活动，就是一种工作实习，将学到的书本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而通过社会实践，加深对书本知识的理解，锻炼学生的革命意志，掌握实际工作技能，使学生成为既有政治觉悟和文化理论水平，又有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的革命干部。
对三中本身来说，最核心的一条是，冀鲁豫区党委、行署和鲁西南地委、专署对学校的重视、关怀以及从整体上说有一个坚强的学校领导班子和教师队伍。在极其严酷的战争环境下，坚持创办中学，培养有政治觉悟和一定文化水平的年轻革命干部，体现了党和政府的远见卓识。地委、专署对三中的领导班子和教师队伍的配备非常重视。在那时的农村抗日根据地内，有一些上过大学、参加过抗日学生运动而后返乡参加抗日游击战争的知识分子，但为数不多。这些来自大城市的进步知识分子，除去担任党政要职者外，都尽可能地调配到三中担任领导职务和任教。像北京大学毕业的李节如、孙仲起，中国大学毕业的牛万里、李子虔，北京辅仁大学毕业的杨友三等。副校长陈立亭、郭士纯也都是大学生，陈立亭还是留日学生。再就是师范毕业、有实际教学经验的老师，像游文斋、邓超群等。还有一些是经过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学习后到三中任教的，如杨廉洁、刘白亮、黄亮等。此外，从重庆返乡的著名业余诗人晁若冰，参力呶远东运动会的运动员屈宝庆，音乐和戏曲艺术造诣颇深的董巨安、王宪章等，也都安排到三中任教。由于他们有较高的文化水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加之具有实际工作经验，所以讲起课来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使学生易于接收，教学效果很好。像孙仲起、沈毓珂、牛万里的政治课，杨友三、刘白亮、李子虔的语文课，张建华、李华的数学课等，都为学生所欢迎，至今念念不忘。特别是孙仲起、沈毓珂、牛万里几位博学多才、任过党政要职、有丰富实际工作经验的学校主要领导同志，对三中的教学和管理起到主导作用。他们与各位教师一道，带出了一个好的校风。师生关系，同学关系，都是新型的关系。这种师生情谊，同学情谊，绝非平日可比。三中的基本教育教学精神，在今天仍然有着难能可贵的启示和借鉴。
(编者按：本文是贵州省文史研究所原副馆长侯存明撰写，本刊有删节)
责任编辑 王￥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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