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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缩小城市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社会距离，增强农民工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实现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和谐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根据湖南省农民工“三融入”调查所得的数据，采用路径分析的方法，可以发现，以社会距离为中介变量的社会资本、同群效应等因素对农民工的身份认同起着不同的强化作用。在社会距离这一中介因素的影响下，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对其身份认同呈现显著的正向强化作用，而同群效应对其身份认同呈现显著的负向强化作用。因此，应从缩小农民工的社会距离入手，增强其在城市中的社会资本，避免同群效应在其城市融入过程中的负向作用，从而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有序进行。
关键词：农民工；身份认同；社会资本；同群效应；社会距离
中图分类号：C912.8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3-0056-09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带来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农民工这一在户籍上仍属农民而在收入来源上主要依靠工资收入的群体应运而生。在经历了从抑制农民工进城规模到注重维护农民工合法经济权益等阶段后，国家逐渐认识到引导农民工逐步适应城市生活并融入城市，是关系到城乡健康有序发展、社会公平正义以及国家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因而，稳步推进城镇化进程，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为国家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受社会历史因素的限制，我国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还比较缓慢，主要表现为农民工在城市工作了相当长的时间，其生活和消费方式也与普通市民无异，但在心理归属和自我身份认同上往往并不将自己视为市民。导致农民工身份认同困境的影响因素很多，有学者从社会距离因素进行探讨，有学者从拥有社会资本水平方面进行研究，还有学者从性别、年龄等人口学角度进行探索，这些探索使我们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有了初步认识，然而目前对农民工身份认同形成的影响机制的探究还比较少，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出发，借用路径分析的基本思路探索影响农民工身份认同形成的机制。
二、理论分析与文献回顾
国内外对身份认同的理论既关注身份认同产生的宏观社会过程，也关注个体行动者之身份建构的微观过程，既包括社会转型背景下现代化战略的推进、市场转型、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迁等宏观过程，也包括现代化语境下的现代性生成与获得、社会资本重建、集体行动的可能性、社会距离的空间策略等微观过程。本文试图结合已有的文献和理论分析框架，基于中国农民工存在的经验事实，从微观过程
收稿日期：2016-09-21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理论与政策研究”（14JZD015）。
作者简介：潘泽泉，男，中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沙410083）。
李挺，男，中南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生（长沙410083）。
出发，就社会资本、社会距离、社会交往的同群效应等方面探究农民工身份认同建构的多重可能性。
1.社会资本、社会距离与身份认同：解释的可能性及其条件
（1）社会资本变量。国外学者对社会资本的内涵界定和理论发展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布迪厄（Bourdieu）从建构性角度把社会资本理解为“现实或者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与拥有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熟识和认可的关系网络有关，也与群体成员身份有关，每个成员通过场域中不同位置获得不同的社会资源”①。社会资本并非个人实践的先赋因素，相反，它是通过个人参与群体实践而精心建构的。②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利益结构当中，行动者为了实现自身利益而开展社会行动，在此过程中形成持续存在并再生产的社会关系。③波茨（Portes）從社会资本嵌入性角度提出了个体理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社会网络的观点。④普特南（Putnam）从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和呈现形式的多样性出发，从信任、规范角度分析了社会资本，并将社会资本视为一种“公共物品”。⑤博特（Burt）从联系缺乏角度来分析个人流动以及信息、资源的获取。⑥林南从理论和测量研究的角度对社会资本测量指标和模型建构作出了巨大贡献。⑦国内学者对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以及测量和影响方面的探索主要基于经验事实。有学者对共通性社会资本与特定性社会资本进行区分并对其在中国城市基层治理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⑧有学者探讨了社区社会资本维度与具体测量指标的贡献度。⑨还有学者从资本测量的角度分析声望与权力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效果。⑩在社会资本作用效果方面，边燕杰从中国社会的“关系场域”出发，分析了跨体制社会资本对个人收入的影响。B11有学者分析了不同生命周期的社会资本对个体行为的影响B12，分析了社会资本对个人的迁移意愿B13、生命成长B14、工资收入B15、社会融合B16、社会信任B17以及市民政治参与B18等方面的影响。还有学者研究了社会资本对于教育获得以及社会闭合现象的作用，并提出了“网络资源型”社会资本和“社会闭合型”社会资本。B19有学者从家庭成员健康水平角度探讨社会资本的影响作用。B20在本文中，社会资本指的是个人表述的所能支配的社会力量的总和，表现为社会主体之间的一种紧密联系的状态，体现了多重关系建构中社会网络的建构和动员能力以及关注社会资本的转换关系和生成能力。本文基于拥有可支配社会资本的数量和质量的影响，通过衡量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在互惠性的支持网络、人际交往对象、心理扶持、生活资助上的差异来考察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大小。
（2）社会距离变量。这一概念由塔尔德（Tarde）率先提出，反映社会阶层或阶级之间所存在的差异程度。此后，社会距离内涵不断扩展，被用来描述群体间的偏见、文化差异以及群体间互动的差异等。齐美尔（Simmer）从主观方面拓展了社会距离的内涵，认为社会距离衡量的不仅是文化、教育、经济方面的客观差距，同时也是心理、认知、观念等主观方面的距离。B21帕克（Park）认为，距离是一种可以测量和表现个人与一般社会关系的亲密程度和等级，感觉上的距离可以像智力一样得到测量。他将有形的居住空间距离与社会距离联系起来剖析社会距离形成的原因和动力机制。B22博格达斯（Bogardus）提出的“社会距离测量法”为社会距离用于实证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认为社会距离是能够表现一般的前社会关系和社会关系特征的理解和亲密的等级或程度B23。国内学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了相关研究：一是从差异性态度与交往期望方面分析农民工与市民社会距离的差距程度、影响因素以及变化趋势B24。二是从社会距离和社群网络出发研究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生活相隔离的现象B25、社会距离的代际传递效应B26以及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与本地学生的社会距离B27。三是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交往对社会距离的削弱作用B28。在本文中，社会距离更多是通过主观社会距离来衡量社会距离的大小和变化趋势的，是一种主观的心理、认知、观念，包括社会交往的期望、人际关系的对称性与不对称性特征、社区参与的差异性态度、邻居意愿以及融入城市的意愿等。 （3）身份认同变量。基于身份认同（Self-identity）动态建构过程的理论发展，泰勒认为，认同由承诺和自我确认所规定，其提供了一种框架和视界，在这样的视界中我能够采取一种立场，即我能够在各种情境中尝试决定什么是善的，或有价值的，或应当做的，或我支持的，或反对的。B29埃里克森关注自我的同一性问题，并将认同引入心理发展的过程，将身份认同视为一个逐步建构的过程。潘泽泉则明确指出，自我身份认同是一种对自己个性品质的直觉或自我概念的生成方式，强调自我意识的心理过程或心理机制，即社会分类或分类的知识建构如何被吸收，从而内化为主体身份的过程。B30国内一些学者也从社会阶层B31、制度层面B32以及全球信息化背景与高科技通信技术普及所带来的影响B33等方面展开经验研究，分析了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方文在文化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海外华人特殊的身份认同提出了叠合认同模型。B34还有学者对流动人口融入与身份认同的因素B35以及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模式B36进行了探究。本文同样将农民工的身份认同视为一种动态的建构过程，即其形成不是一种先天存在，而是由社会环境与社会行为所建构的，是建立在城市身份或农民身份的心理认同基础之上的农民工心理层面的社会身份的认同感、归属感和社会融入。
2.经验发现：各理论变量在具体语境中的表现
（1）基于社会资本的社会距离假设（SDSC假设）。国内学者的经验研究发现，社会关系缺失和社会网络缺乏不仅限制了农民工创造新的社会资本，也限制了他们融入当地社会，加大了他们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关于社会距离产生的原因，很多学者提出了一些非常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模型，其中关于社会资本的社会距离假设持续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有学者基于制度、文化、语言差异性带来的社会资本和社会距离效应的研究发现，较大的社会距离造成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交流意愿降低、农民工的交往网络封闭，由此所引发的制度、文化、语言方面的差异性事实使其可支配的社会资本较低，从而又加大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心理上的社会距离。B37有研究集中于文化素质、价值观念带来的社会资本与社会距离效应方面，其观点是通过增强城市居民的素质来增强其对外来农民工的信任，进而扩大社交网络，增强农民工的社会资本，达到缩小他们与农民工之间社会距离的目的B38。有研究集中于社会关系網络属性、网络规模大小带来的社会资本与社会距离效应方面。中国自古以来就以关系强弱为行为取向，形成了“差序格局”的社会形态，“关系”在国人的日常行为中起着重要作用，时至今日，“差序格局”逻辑尽管在理论上同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现代科层体制的权力规则、现代社会的基本法治理念完全对立，但并没有因后者的引入而退出历史舞台，反而渗透到社会领域中B39。尤其是对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农村社会和农民而言，其与城市和市民的差距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功利化的差序格局”即功利化的人际关系结构，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的今天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日益加强B40。上述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在农民工进城和行为的选择上，在其身份认知、行为适应和身份认同上具有很强的解释效度。我们需要对农民工在具体情境中的社会资本与社会距离共变关系进行进一步研究。
（2）基于同群效应的社会距离假设（SDPE假设）。这在有关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研究中倍受关注。费斯廷格（Festinger）认为，在信息不够充分的情况下，在同一个群体内的成员个人做选择时往往以群体内部成员的选择作为参照，以形成互相影响的同群效应。B41萨科多特（Sacerdote）把同群效应视为一种特殊的网络外部性，他指出同群效应是一种由于同伴及其社会背景以及同伴的一系列行为与态度而产生出来的溢出效应。B42阿里塞纳（Alesina）认为，在信任的影响因素中，存在着本地互动（local interaction）即人与人之间小范围内的相互影响，这就使得个体的心理倾向受到周围人群的影响，而周围人群的影响既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负向的。B43这些观点从不同角度强调了周围人群对于个体在行为选择上的影响。具体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学者们有如下研究发现：一是缺乏信任、同群效应会弱化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的交友意愿，增大两者之间的社会距离。二是同群效应产生于熟人社会关系网络建构、求职行为和社会支持获得过程中。三是低收入经济效应、居住选择的空间偏好产生同群效应。B44
（3）基于社会距离的身份认同假设（SISD假设）。索林格（Solinger）指出，农民工在城市定居既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也受到阶层差异的约束，收入低微使他们很难在城市社区中安家糊口。B45这意味着农民的市民化过程非常艰难，他们在心理上始终存在对城市的隔阂与陌生感。尽管城市出现了农民工相对集中的居住模式，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农民工的心理落差，使农民工在进入城市后有了一种“家”的感觉，但农民工仍然被排斥在城市生活之外B46，与市民之间形成了地理位置接近却彼此隔离的独特现象，这种隔离为农民工特别是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以及身份认同建构带来阻力和障碍。正如卢晖临指出的那样，他们努力地去克服那种不完整的身份体验，却始终没有办法在现实生活中获得一个整全的身份。B47
（4）模型修正、理论等式重新验证及其说明。原有的理论研究、经验解释模型试图在社会资本与社会距离、同群效应和社会资本、社会距离和身份认同等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做出单变的理论解释和因果推论，也作出了多重可能性解释。遗憾的是原有研究未能对社会资本、同群效应参与身份认同的作用机制作出理论说明，未能把身份认同中社会距离的中介作用纳入解释模型，也没有对其中介作用进行实证检验。因此，本文试图在原有的理论解释层次、理论等式和经验解释模型的基础上，以社会资本、同群效应作为自变量，以社会距离作为中介的理论解释变量，对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复杂共变关系和作用机制作出说明，探讨社会资本结构、同群效应在身份认同强化过程中经由社会距离的效能路径、作用机制，从而进一步解释社会资本、同群效应、社会距离与身份认同之间内在关系的复杂性，探讨身份建构的多重可能性及其条件（见图1）。将社会距离作为中介变量，进一步拓展身份认同的理论模型，将为深入理解社会资本、同群效应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内在关系模式奠定基础。 三、研究问题与研究设计
1.研究问题
针对以上研究农民工融入城市并形成身份认同的SDSC、SDPE和SISD的三个假设，本文首先基于SDSC、SDPE假设，探寻农民工的社会距离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这主要体现在社会资本大小以及同群效应对其所产生的影响方面，具体包括：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的社会交往网络的多样性是否会降低农民工在交往中产生的社会距离；因居住的集中程度不同而产生的观念与行为上的同群效应是否会对社会距离产生明显的影响以及影响的方向如何。其次，基于SISD假设，本文通过路径分析的方式探寻社会距离的大小是否会明显影响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建构，具体包括社会资本、同群效应通过社会距离而间接影响的身份认同是否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性。
2.研究假设
本文主要探索基于社会资本与同群效应的社会距离对于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身份认同建构影响的显著性程度，并具体分析社会资本与同群效应对于目前在城市工作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的解释力。其具体步骤是，通过路径分析的思路，对衡量农民工拥有社会资本的量表与测量其社会距离的量表进行处理，考量其信度与效度，并结合基于居住地的同群效应进行相关性分析，判断社会资本与同群效应这两个自变量对农民工社会距离建构的影响，进而判断以社会距离作为中介变量对农民工身份认同度的影响。通过社会距离与两个自变量直接对农民工身份认同度的影响相比较，我们对影响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可能原因作出解释。
根据理论考察和经验发现，社会资本的规模会影响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距离，也会对其身份认同产生影响。由此，我们在研究中作出如下假设。
假设1：社会资本影响社会距离，且社会资本通过社会距离中介作用强化其身份认同。
假设1a：农工在城市中的社会资本规模越大，其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越小。
假设1b：经由社会资本的作用，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越小，其越倾向于认同城市身份（市民化认同）。
假设1c：经由社会资本的作用，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越大，其越倾向于认同农村身份（农民化认同）。
根据理论考察和经验发现，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同群效应会影响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距离，也会对其身份认同产生影响。由此，我们在研究中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2：同群效应影响社会距离水平，且同群效應通过社会距离中介作用强化其身份认同。
假设2a：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同群效应越大，其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越大。
假设2b：经由同群效应的作用，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越小，其越倾向于认同城市身份（市民化认同）。
假设2c：经由同群效应的作用，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越大，其越倾向于认同农村身份（农民化认同）。
3.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2年开展的湖南省农民工“三融入”（融入社区、融入企业、融入学校）的状况调查。该调查总抽样群体为湖南省所有市级的流动农民工。此次调查以多阶段概率抽样方式随机抽取湖南省范围内7个地级市（长沙、株洲、湘潭、岳阳、娄底、衡阳和湘西州）的10000个样本。调查收回了9987份问卷，删去变量缺失的样本，得到9094份有效问卷。经信度检验，问卷的可信区间范围和对应的组合信度均满足信度要求；同时KMO抽样适当性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也表明问卷的效度较好。总之，这次调查问卷质量高，调查数据有效，能真实反映农民工的真实情况。问卷内容涵盖湖南省农民工个人基本信息、工作情况、子女教育、社区融入等多方面信息，有助于我们在回归方程中引入足够多的控制变量，获得所关注变量的净效应。
在变量测量方面，因变量根据被调查农民工关于“您在城里工作了，您认为自己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问题的答案来具体测量。我们以该问题的答案作为农民工主观认同的结果，并利用SPSS软件对回答的结果进行处理，将其重新编码为不同变量，在主观上认为自己是农村人的编码为0，主观上认同自己是城里人的编码为1。而在自变量上，本文将自变量分为两组，分别是对社会距离产生影响作用的社会资本与同群效应。具体而言，自变量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资本。用社会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具体表现，是布迪厄与科尔曼关于社会资本定义的核心内容，也是现有大多数研究的一贯做法。因此，我们将农民工在城市中所拥有的网络丰富程度作为衡量其社会资本大小的主要标准。具体而言，我们采用了由五个问题组成的一组量表对网络丰富程度进行度量：一是“在日常生活中，除了家人外，对您帮助最大的是谁”；二是“当心情不好时，想找人谈谈，您会找谁”；三是“当您在生活中遇到一件对您来说很重要的事情，需要作出决定，您一般找谁商量”；四是“当经济上有困难时，您一般向谁借钱”；五是“在城市，您经常交往的对象是谁”。通过对这五个问题的回答，我们计算出农民工拥有的社会网络的丰富程度。量表中每个问题都要求被访者从1-亲戚、2-老乡、3-同事、4-朋友、5-城市当地居民这五个选项中选择其中一个最符合自己想法的答案。可以看出，理论上这五个问题的答案具有逻辑上的关联，即从第一个到第五个问题，显示出交往对象的多样性程度在不断增加，交往网络也在逐步丰富。而对被访者答案进行分数累加后，会得到5—25的分数。分数越小，表示农民工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水平越低；分数越大，表示农民工拥有的社会资本水平越高。
（2）同群效应。根据费斯廷格、萨科多特等人对于同群效应的界定，可以发现同群效应往往和个体周围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缺乏人际关系，收入相对较低，农民工往往更倾向于选择集体宿舍或城中村等租住成本相对较低的地点，这就形成了特有的农民工聚居现象。在这种居住模式的影响下，农民工日常交往和行为的参照对象大多是和自己相仿或处于相同阶层的人。因此，可以用农民工居住情况来间接反映同群效应在农民工群体中的体现。对此概念的操作化，我们用“您现在的住房（指务工所在地）来源”的回答来进行反映。根据回归分析中的最优尺度分析结果，原有的六个答案可以分为高低分明的三个层次。在此分层的基础上，我们将原有的答案重新编码为不同变量，即1-居住不集中（自己购买的商品住房）、2-居住相对集中（借住亲戚或朋友家、自己搭建）、3-居住很集中（租住单位房、租住私人家的房子、免费集体宿舍）。由此，居住相对集中意味着农民工受到同群效应的影响较明显，居住分散则意味着农民工受到同群效应的影响较弱。 （3）中介变量。我们用社会距离作为衡量社会资本、同群效应与农民工主观认同度的中介变量。我们采用五个在逻辑上具有趋强结构的问题所组成的社会距离量表对社会距离水平进行测量。量表中每个问题都要求被访者从1-愿意、2-一般、3-不愿意三个答案中选择一个最符合自己想法的答案。在语句表达上每个问题都具有逻辑趋强结构，即从第一个问题到第五个问题所体现的社会距离在缩小。把量表中各题目得分相加，我们得出了在城市务工农民工的社会距离。若被访者在每道问题上都选择1-愿意，则表示被访者的主观社会距离最小，其在态度和行为上距离城市较近；如果被访者在每个问题上都选择3-不愿意，则表示被访者的主观社会距离最大，其在态度和行为上距离城市较远。本文还对此社会距离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了检验。在信度方面，量表的Cronbach的Alpha系数为0.779，显示出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在效度检验方面，由于社会距离量表在结构上具有趋强性的特点，即若在一个表示社会距离较近的题目上选择愿意，那么在其他表示社会距离较远的题目上也应该为愿意。反映在题目的统计上，这五道题目的得分平均值呈现出从小到大的排列规律，说明其测量具有较好的解释效度。
（4）控制变量。除以上的关键变量外，我们根据以往的相关研究，选取了一些可能对农民工社会认同产生影响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这些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政治地位与收入状况等。
四、数据分析结果
我们以农民工对自己身份的主观认同为因变量，以社会资本、同群效应为自变量，同时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年限、政治地位、收入状况引入并作为控制变量，将社会距离作为中介变量，进行路径分析。其路径分析如图1所示。
图2多变量分析图
Standardized estimates：卡方=527.427（p=0.000）；自由度=18；RMSEA=0.053；GFI=0.990；AGFI=0.969；NFI=0.952。
从模型拟合度的检验来看，模型卡方值为527.427，自由度为18，P值<0.001并具有显著意义，这显示出模型适配度并不高。但是由于卡方值的大小特别容易受到样本大小的影响，因而用其作为模型拟合程度的单一判断因素并不是十分可靠的B48。更多的研究者使用拟合优度指数（GFI、AGFI）、增值适配度指数（NFI）以及平均概似平方误根系数（RMSEA）来判断模型的拟合度。其中，RMSEA值小于0.05，GFI、AGFI、NFI值大于0.95，表示模型總体上具有较高的拟合度。在本模型中RMSEA值虽然大于0.05，但0.003的差额也是可以接受的，因而可以判断本模型通过了拟合程度的检验。
通过初步分析，我们在明显相关的变量之间建立相关关系，并在进一步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分析结果（见表1）。
1.各变量对社会距离的直接影响
表1显示，婚姻状况、收入状况对社会距离的直接影响不显著。其他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教育年限、政治地位、社会资本、同群效应都对社会距离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这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女性、年龄较小、教育年限越高、政治地位越高、社会资本越高、居住越集中，其所具有的社会距离越小。
2.各变量对身份认同的直接影响
从表1中可以发现，在引入社会距离作为中介变量之后，同群效应对于身份认同的影响依旧具有显著性，而性别、年龄、政治地位、社会资本对于身份认同则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这表明年龄、教育年限、政治地位、社会资本对于身份认同的影响不是独立的。在引入社会距离作为中介变量之后，对身份认同具有显著影响的变量为婚姻状况、收入状况、同群效应与社会距离。这也就是说，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未婚、收入越高、居住越分散、社会距离越小，越倾向于认同自己为城里人。
3.各变量与社会距离、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
鉴于社会距离对于身份认同有着显著的影响，我们认为，只要一个变量对社会距离这一变量有显著影响，它对身份认同就有显著的间接影响。在此意义上，性别、年龄、教育年限、政治地位、社会资本、同群效应，实际上都对身份认同有着显著的间接影响，也可以说它们对身份认同的影响是通过社会距离这一中介变量发生的。其中，性别、教育年限、同群效应对身份认同的直接影响也是显著的。婚姻状况、收入状况则对身份认同有着相反的直接影响。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各自变量对于身份认同的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和总影响的情况。其中任何一个自变量，只要其对身份认同的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中有一种影响是显著的，那么该自变量对身份认同的总影响就是显著的。利用AMOS软件中Bootstrap Distributions功能，我们可以判断各种影响的显著性程度。表2显示，各变量均对社会认同存在影响关系。从总影响大小来看，同群效应、社会距离对身份认同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教育年限，其他变量对身份认同的影响程度则相对较小。
从上述对表格数据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性别、年龄、教育年限、政治地位、社会资本这五个变量都是通过社会距离这一中介变量对身份认同起到显著影响的。如前所述，在控制了社会距离这一中介变量后，只有婚姻状况、收入状况、同群效应依然对身份认同有显著性影响。其他变量则没有显著性影响，其中社会资本这一变量的影响方向还被彻底地扭转了。这显示了社会距离这一中介变量的重要作用。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1.研究结论
通过吸收和借鉴以前学者的研究成果，运用路径分析的研究方法，我们对以社会距离作为中介变量的社会资本、同群效应与农民工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研究，其结果较好地说明了社会资本、同群效应与农民工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由此，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1）社会资本、社会距离和身份认同之间存在复杂的共变关系。社会资本经由社会距离的作用机制或中介作用，对身份认同（基于城市）的强化产生正向作用。社会资本与社会距离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在控制了社会距离这一变量后，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正是社会距离这一中介变量，才使得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存在显著性的间接相关关系。由于社会资本与社会距离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也即是社会资本水平越高，农民工所感受到的社会距离水平越低，这样的数据结果符合1a的假设。而社会距离变量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具体说来即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越小，其越倾向于认同城市身份（市民化认同）；相反，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越大，其越倾向于认同农村身份（农民化认同）。这也符合1b与1c的假设。在社会距离这一中介变量的影响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存在显著的正向间接相关关系，即社会资本水平越高，农民工感受到的社会距离水平越低，农民工越倾向于认同自己是城市人。 （2）同群效应、社会距离和身份认同之间存在复杂的共变关系。同群效应经由社会距离的作用机制或中介作用，对身份认同（基于城市）的强化产生负向作用。同群效应与社会距离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即代表同群效应越强的农民工居住集中程度越高，其与城市之间的社会距离越大，这样的数据结果证实了2a的假设。另外，如上所述，社会距离这一变量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也即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越小，其越倾向于认同城市身份（市民化认同）；相反，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越大，其越倾向于认同农村身份（农民化认同）。这也符合2b与2c的假设。同群效应对于农民工自我身份的认同也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农民工在居住程度上越集中，其同群效应越强，在自我身份的认同上也就越倾向于认同自己是农村人。在以社会距离为中介变量时，同群效应对于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的间接影响在程度上也是显著的，也即社会距离这一中介变量的使用增强了同群效应对于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的影响程度。这显示出同群效应对于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并不是完全通过社会距离这一中介变量产生的，即同群效应部分地通过社会距离这一中介变量影响了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的形成。
（3）性别、年龄、教育年限、政治地位这四个变量对于身份认同的影响也都是以社会距离变量为中介而产生的。这显示了社会距离这一变量的重要性，性别与社会距离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现为与女性相比男性拥有更小的社会距离。教育年限与政治地位对于社会距离的影响相类似，表现为接受教育的时间越长，担任职务的人的社会距离越小。而担任职务意味着其接受并完全适应了现代社会的管理方式，这也促使其在心理上更加靠近城市，更加倾向于认同自己是城市人。
2.进一步讨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以前学者研究成果的回顾以及本次调研数据的假设与检验分析，可以看到，社会资本、同群效应对于缩小农民工的社会距离，增强其自身认同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具体说来，丰富农民工的社会交往网络，消除农民工在居住空间上与城市居民的隔离性，有助于缩小农民工的社会距离。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逐步打破了以前城乡分离的治理模式，农民与市民身份在制度上的对立已基本消除。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农民工在经济水平、交往对象以及心理上与城市居民还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表现为农民工的交往网络仍然单一，居住空间与城市居民相隔离，很容易形成自我心理隔离，阻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B49因此，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从缩小农民工的社会距离这一角度着手，丰富其在城市中的交往对象，增强其在城市中的社会资本；丰富其在居住空间上的选择，扩大其在决策时信息来源的广泛性，以降低其原有观念的自我复制，避免同群效应对农民工市民化身份认同的负向强化作用。
（1）全面推动住房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改革城乡二元住房供给模式和住房保障制度。在住房供给结构性保障方面，受身份和低收入水平的影响，农民工无法与市民一样平等地享受社会保障服务，尤其在住房保障方面。受收入与房租的双重挤压，其在居住空间的选择更倾向于集体住房或廉价、偏僻的城乡结合部，从而形成相对独立的、同质性较强的居住与交往区域，这不利于农民工实现城市融入。在住房供给侧的资金保障方面，应向农民工提供更多的住房保障资金，提高其收入水平，增强其在住房市场中的经济支付能力；在住房供给侧的空间规划方面，可以建立混合型的住房供给模式，以使农民工群体更好地融入城市居住环境，接纳城市文化。
（2）扩大农民工的社会交往网络，提高其社会资本水平和能力。需要加强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培育，政府、社区、企业和社会组织等部门可以协同合作，对农民工开展包括人际交往、城市文化适应、社区活动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等社会服务项目，进一步丰富农民工的社会交往网络，以帮助其更好地认同城市生活模式，融入城市居民生活，实现市民化身份转变。同时，还需要帮助农民工突破在城市中的同质性、封闭性交往圈，实现其由同质性交往向异质性交往转变，提高其社会交往的网络规模和网络层级，消除其对城市的拒斥性认同和防御性认同，实现其多元化认同，实现其社会交往的开放性和主动性。
（3）促使农民工参与城市社区建设与社区服务，行使民主权利。居民参与社区与城市管理、行使民主权利正逐步从政策话语变为日常治理实践。而农民工由于受户籍等因素限制，其民主权利的保障和行使长期以来都处于被忽略状态。城市管理者在实践中也往往将农民工视为被管理者和城市的附属品，并没有真正將农民工作为城市成员来对待。这不仅不利于农民工政治参与水平的提升，也给其心理上带来了被忽略的感觉，使其在心理上与城市产生疏离感，与城市保持着距离，这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阻碍因素。政府部门需要进一步制定政策、完善相关措施、创新工作方法，大力推动农民工群体积极参与到所居住的城市社区的民主选举和民主决策中来，培养其作为社区、城市的主人翁意识，使其更好地融入城市，从而推动国家的市民化政策稳步前进。
注释
①Bourdieu Pierre. The Forms of Social Capital.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ds.） by John G. Richardson，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86， pp.241-258.
②Portes Alejandro.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8， Vol.24， pp.1-24.
③James S. Coleman.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 Vol.94， No.2. ④Portes Alejandro.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8， p.122.
⑤Robert D. Putnam. The Prosperous Community： Social Capital and Public Life. American Prospect， 1993， Vol.13， 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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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海玉
关键词：农民工；身份认同；社会资本；同群效应；社会距离
中图分类号：C912.8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3-0056-09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带来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农民工这一在户籍上仍属农民而在收入来源上主要依靠工资收入的群体应运而生。在经历了从抑制农民工进城规模到注重维护农民工合法经济权益等阶段后，国家逐渐认识到引导农民工逐步适应城市生活并融入城市，是关系到城乡健康有序发展、社会公平正义以及国家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因而，稳步推进城镇化进程，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为国家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受社会历史因素的限制，我国农民工融入城市过程还比较缓慢，主要表现为农民工在城市工作了相当长的时间，其生活和消费方式也与普通市民无异，但在心理归属和自我身份认同上往往并不将自己视为市民。导致农民工身份认同困境的影响因素很多，有学者从社会距离因素进行探讨，有学者从拥有社会资本水平方面进行研究，还有学者从性别、年龄等人口学角度进行探索，这些探索使我们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有了初步认识，然而目前对农民工身份认同形成的影响机制的探究还比较少，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出发，借用路径分析的基本思路探索影响农民工身份认同形成的机制。
二、理论分析与文献回顾
国内外对身份认同的理论既关注身份认同产生的宏观社会过程，也关注个体行动者之身份建构的微观过程，既包括社会转型背景下现代化战略的推进、市场转型、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迁等宏观过程，也包括现代化语境下的现代性生成与获得、社会资本重建、集体行动的可能性、社会距离的空间策略等微观过程。本文试图结合已有的文献和理论分析框架，基于中国农民工存在的经验事实，从微观过程
收稿日期：2016-09-21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理论与政策研究”（14JZD015）。
作者简介：潘泽泉，男，中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沙410083）。
李挺，男，中南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生（长沙410083）。
出发，就社会资本、社会距离、社会交往的同群效应等方面探究农民工身份认同建构的多重可能性。
1.社会资本、社会距离与身份认同：解释的可能性及其条件
（1）社会资本变量。国外学者对社会资本的内涵界定和理论发展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布迪厄（Bourdieu）从建构性角度把社会资本理解为“现实或者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与拥有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熟识和认可的关系网络有关，也与群体成员身份有关，每个成员通过场域中不同位置获得不同的社会资源”①。社会资本并非个人实践的先赋因素，相反，它是通过个人参与群体实践而精心建构的。②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利益结构当中，行动者为了实现自身利益而开展社会行动，在此过程中形成持续存在并再生产的社会关系。③波茨（Portes）從社会资本嵌入性角度提出了个体理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社会网络的观点。④普特南（Putnam）从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和呈现形式的多样性出发，从信任、规范角度分析了社会资本，并将社会资本视为一种“公共物品”。⑤博特（Burt）从联系缺乏角度来分析个人流动以及信息、资源的获取。⑥林南从理论和测量研究的角度对社会资本测量指标和模型建构作出了巨大贡献。⑦国内学者对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以及测量和影响方面的探索主要基于经验事实。有学者对共通性社会资本与特定性社会资本进行区分并对其在中国城市基层治理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⑧有学者探讨了社区社会资本维度与具体测量指标的贡献度。⑨还有学者从资本测量的角度分析声望与权力对社会资本的影响效果。⑩在社会资本作用效果方面，边燕杰从中国社会的“关系场域”出发，分析了跨体制社会资本对个人收入的影响。B11有学者分析了不同生命周期的社会资本对个体行为的影响B12，分析了社会资本对个人的迁移意愿B13、生命成长B14、工资收入B15、社会融合B16、社会信任B17以及市民政治参与B18等方面的影响。还有学者研究了社会资本对于教育获得以及社会闭合现象的作用，并提出了“网络资源型”社会资本和“社会闭合型”社会资本。B19有学者从家庭成员健康水平角度探讨社会资本的影响作用。B20在本文中，社会资本指的是个人表述的所能支配的社会力量的总和，表现为社会主体之间的一种紧密联系的状态，体现了多重关系建构中社会网络的建构和动员能力以及关注社会资本的转换关系和生成能力。本文基于拥有可支配社会资本的数量和质量的影响，通过衡量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在互惠性的支持网络、人际交往对象、心理扶持、生活资助上的差异来考察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大小。
（2）社会距离变量。这一概念由塔尔德（Tarde）率先提出，反映社会阶层或阶级之间所存在的差异程度。此后，社会距离内涵不断扩展，被用来描述群体间的偏见、文化差异以及群体间互动的差异等。齐美尔（Simmer）从主观方面拓展了社会距离的内涵，认为社会距离衡量的不仅是文化、教育、经济方面的客观差距，同时也是心理、认知、观念等主观方面的距离。B21帕克（Park）认为，距离是一种可以测量和表现个人与一般社会关系的亲密程度和等级，感觉上的距离可以像智力一样得到测量。他将有形的居住空间距离与社会距离联系起来剖析社会距离形成的原因和动力机制。B22博格达斯（Bogardus）提出的“社会距离测量法”为社会距离用于实证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认为社会距离是能够表现一般的前社会关系和社会关系特征的理解和亲密的等级或程度B23。国内学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了相关研究：一是从差异性态度与交往期望方面分析农民工与市民社会距离的差距程度、影响因素以及变化趋势B24。二是从社会距离和社群网络出发研究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生活相隔离的现象B25、社会距离的代际传递效应B26以及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与本地学生的社会距离B27。三是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交往对社会距离的削弱作用B28。在本文中，社会距离更多是通过主观社会距离来衡量社会距离的大小和变化趋势的，是一种主观的心理、认知、观念，包括社会交往的期望、人际关系的对称性与不对称性特征、社区参与的差异性态度、邻居意愿以及融入城市的意愿等。 （3）身份认同变量。基于身份认同（Self-identity）动态建构过程的理论发展，泰勒认为，认同由承诺和自我确认所规定，其提供了一种框架和视界，在这样的视界中我能够采取一种立场，即我能够在各种情境中尝试决定什么是善的，或有价值的，或应当做的，或我支持的，或反对的。B29埃里克森关注自我的同一性问题，并将认同引入心理发展的过程，将身份认同视为一个逐步建构的过程。潘泽泉则明确指出，自我身份认同是一种对自己个性品质的直觉或自我概念的生成方式，强调自我意识的心理过程或心理机制，即社会分类或分类的知识建构如何被吸收，从而内化为主体身份的过程。B30国内一些学者也从社会阶层B31、制度层面B32以及全球信息化背景与高科技通信技术普及所带来的影响B33等方面展开经验研究，分析了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方文在文化分析的基础上针对海外华人特殊的身份认同提出了叠合认同模型。B34还有学者对流动人口融入与身份认同的因素B35以及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模式B36进行了探究。本文同样将农民工的身份认同视为一种动态的建构过程，即其形成不是一种先天存在，而是由社会环境与社会行为所建构的，是建立在城市身份或农民身份的心理认同基础之上的农民工心理层面的社会身份的认同感、归属感和社会融入。
2.经验发现：各理论变量在具体语境中的表现
（1）基于社会资本的社会距离假设（SDSC假设）。国内学者的经验研究发现，社会关系缺失和社会网络缺乏不仅限制了农民工创造新的社会资本，也限制了他们融入当地社会，加大了他们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关于社会距离产生的原因，很多学者提出了一些非常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模型，其中关于社会资本的社会距离假设持续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有学者基于制度、文化、语言差异性带来的社会资本和社会距离效应的研究发现，较大的社会距离造成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交流意愿降低、农民工的交往网络封闭，由此所引发的制度、文化、语言方面的差异性事实使其可支配的社会资本较低，从而又加大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心理上的社会距离。B37有研究集中于文化素质、价值观念带来的社会资本与社会距离效应方面，其观点是通过增强城市居民的素质来增强其对外来农民工的信任，进而扩大社交网络，增强农民工的社会资本，达到缩小他们与农民工之间社会距离的目的B38。有研究集中于社会关系網络属性、网络规模大小带来的社会资本与社会距离效应方面。中国自古以来就以关系强弱为行为取向，形成了“差序格局”的社会形态，“关系”在国人的日常行为中起着重要作用，时至今日，“差序格局”逻辑尽管在理论上同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现代科层体制的权力规则、现代社会的基本法治理念完全对立，但并没有因后者的引入而退出历史舞台，反而渗透到社会领域中B39。尤其是对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农村社会和农民而言，其与城市和市民的差距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功利化的差序格局”即功利化的人际关系结构，在市场经济不断深化的今天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日益加强B40。上述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在农民工进城和行为的选择上，在其身份认知、行为适应和身份认同上具有很强的解释效度。我们需要对农民工在具体情境中的社会资本与社会距离共变关系进行进一步研究。
（2）基于同群效应的社会距离假设（SDPE假设）。这在有关农民工融入城市的研究中倍受关注。费斯廷格（Festinger）认为，在信息不够充分的情况下，在同一个群体内的成员个人做选择时往往以群体内部成员的选择作为参照，以形成互相影响的同群效应。B41萨科多特（Sacerdote）把同群效应视为一种特殊的网络外部性，他指出同群效应是一种由于同伴及其社会背景以及同伴的一系列行为与态度而产生出来的溢出效应。B42阿里塞纳（Alesina）认为，在信任的影响因素中，存在着本地互动（local interaction）即人与人之间小范围内的相互影响，这就使得个体的心理倾向受到周围人群的影响，而周围人群的影响既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负向的。B43这些观点从不同角度强调了周围人群对于个体在行为选择上的影响。具体到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学者们有如下研究发现：一是缺乏信任、同群效应会弱化农民工与本地居民的交友意愿，增大两者之间的社会距离。二是同群效应产生于熟人社会关系网络建构、求职行为和社会支持获得过程中。三是低收入经济效应、居住选择的空间偏好产生同群效应。B44
（3）基于社会距离的身份认同假设（SISD假设）。索林格（Solinger）指出，农民工在城市定居既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也受到阶层差异的约束，收入低微使他们很难在城市社区中安家糊口。B45这意味着农民的市民化过程非常艰难，他们在心理上始终存在对城市的隔阂与陌生感。尽管城市出现了农民工相对集中的居住模式，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农民工的心理落差，使农民工在进入城市后有了一种“家”的感觉，但农民工仍然被排斥在城市生活之外B46，与市民之间形成了地理位置接近却彼此隔离的独特现象，这种隔离为农民工特别是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融入城市以及身份认同建构带来阻力和障碍。正如卢晖临指出的那样，他们努力地去克服那种不完整的身份体验，却始终没有办法在现实生活中获得一个整全的身份。B47
（4）模型修正、理论等式重新验证及其说明。原有的理论研究、经验解释模型试图在社会资本与社会距离、同群效应和社会资本、社会距离和身份认同等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做出单变的理论解释和因果推论，也作出了多重可能性解释。遗憾的是原有研究未能对社会资本、同群效应参与身份认同的作用机制作出理论说明，未能把身份认同中社会距离的中介作用纳入解释模型，也没有对其中介作用进行实证检验。因此，本文试图在原有的理论解释层次、理论等式和经验解释模型的基础上，以社会资本、同群效应作为自变量，以社会距离作为中介的理论解释变量，对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复杂共变关系和作用机制作出说明，探讨社会资本结构、同群效应在身份认同强化过程中经由社会距离的效能路径、作用机制，从而进一步解释社会资本、同群效应、社会距离与身份认同之间内在关系的复杂性，探讨身份建构的多重可能性及其条件（见图1）。将社会距离作为中介变量，进一步拓展身份认同的理论模型，将为深入理解社会资本、同群效应与身份认同之间的内在关系模式奠定基础。 三、研究问题与研究设计
1.研究问题
针对以上研究农民工融入城市并形成身份认同的SDSC、SDPE和SISD的三个假设，本文首先基于SDSC、SDPE假设，探寻农民工的社会距离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这主要体现在社会资本大小以及同群效应对其所产生的影响方面，具体包括：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的社会交往网络的多样性是否会降低农民工在交往中产生的社会距离；因居住的集中程度不同而产生的观念与行为上的同群效应是否会对社会距离产生明显的影响以及影响的方向如何。其次，基于SISD假设，本文通过路径分析的方式探寻社会距离的大小是否会明显影响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建构，具体包括社会资本、同群效应通过社会距离而间接影响的身份认同是否在统计学上具有显著性。
2.研究假设
本文主要探索基于社会资本与同群效应的社会距离对于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身份认同建构影响的显著性程度，并具体分析社会资本与同群效应对于目前在城市工作农民工的身份认同问题的解释力。其具体步骤是，通过路径分析的思路，对衡量农民工拥有社会资本的量表与测量其社会距离的量表进行处理，考量其信度与效度，并结合基于居住地的同群效应进行相关性分析，判断社会资本与同群效应这两个自变量对农民工社会距离建构的影响，进而判断以社会距离作为中介变量对农民工身份认同度的影响。通过社会距离与两个自变量直接对农民工身份认同度的影响相比较，我们对影响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可能原因作出解释。
根据理论考察和经验发现，社会资本的规模会影响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距离，也会对其身份认同产生影响。由此，我们在研究中作出如下假设。
假设1：社会资本影响社会距离，且社会资本通过社会距离中介作用强化其身份认同。
假设1a：农工在城市中的社会资本规模越大，其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越小。
假设1b：经由社会资本的作用，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越小，其越倾向于认同城市身份（市民化认同）。
假设1c：经由社会资本的作用，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越大，其越倾向于认同农村身份（农民化认同）。
根据理论考察和经验发现，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同群效应会影响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距离，也会对其身份认同产生影响。由此，我们在研究中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2：同群效应影响社会距离水平，且同群效應通过社会距离中介作用强化其身份认同。
假设2a：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同群效应越大，其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越大。
假设2b：经由同群效应的作用，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越小，其越倾向于认同城市身份（市民化认同）。
假设2c：经由同群效应的作用，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越大，其越倾向于认同农村身份（农民化认同）。
3.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2年开展的湖南省农民工“三融入”（融入社区、融入企业、融入学校）的状况调查。该调查总抽样群体为湖南省所有市级的流动农民工。此次调查以多阶段概率抽样方式随机抽取湖南省范围内7个地级市（长沙、株洲、湘潭、岳阳、娄底、衡阳和湘西州）的10000个样本。调查收回了9987份问卷，删去变量缺失的样本，得到9094份有效问卷。经信度检验，问卷的可信区间范围和对应的组合信度均满足信度要求；同时KMO抽样适当性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也表明问卷的效度较好。总之，这次调查问卷质量高，调查数据有效，能真实反映农民工的真实情况。问卷内容涵盖湖南省农民工个人基本信息、工作情况、子女教育、社区融入等多方面信息，有助于我们在回归方程中引入足够多的控制变量，获得所关注变量的净效应。
在变量测量方面，因变量根据被调查农民工关于“您在城里工作了，您认为自己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问题的答案来具体测量。我们以该问题的答案作为农民工主观认同的结果，并利用SPSS软件对回答的结果进行处理，将其重新编码为不同变量，在主观上认为自己是农村人的编码为0，主观上认同自己是城里人的编码为1。而在自变量上，本文将自变量分为两组，分别是对社会距离产生影响作用的社会资本与同群效应。具体而言，自变量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资本。用社会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具体表现，是布迪厄与科尔曼关于社会资本定义的核心内容，也是现有大多数研究的一贯做法。因此，我们将农民工在城市中所拥有的网络丰富程度作为衡量其社会资本大小的主要标准。具体而言，我们采用了由五个问题组成的一组量表对网络丰富程度进行度量：一是“在日常生活中，除了家人外，对您帮助最大的是谁”；二是“当心情不好时，想找人谈谈，您会找谁”；三是“当您在生活中遇到一件对您来说很重要的事情，需要作出决定，您一般找谁商量”；四是“当经济上有困难时，您一般向谁借钱”；五是“在城市，您经常交往的对象是谁”。通过对这五个问题的回答，我们计算出农民工拥有的社会网络的丰富程度。量表中每个问题都要求被访者从1-亲戚、2-老乡、3-同事、4-朋友、5-城市当地居民这五个选项中选择其中一个最符合自己想法的答案。可以看出，理论上这五个问题的答案具有逻辑上的关联，即从第一个到第五个问题，显示出交往对象的多样性程度在不断增加，交往网络也在逐步丰富。而对被访者答案进行分数累加后，会得到5—25的分数。分数越小，表示农民工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水平越低；分数越大，表示农民工拥有的社会资本水平越高。
（2）同群效应。根据费斯廷格、萨科多特等人对于同群效应的界定，可以发现同群效应往往和个体周围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缺乏人际关系，收入相对较低，农民工往往更倾向于选择集体宿舍或城中村等租住成本相对较低的地点，这就形成了特有的农民工聚居现象。在这种居住模式的影响下，农民工日常交往和行为的参照对象大多是和自己相仿或处于相同阶层的人。因此，可以用农民工居住情况来间接反映同群效应在农民工群体中的体现。对此概念的操作化，我们用“您现在的住房（指务工所在地）来源”的回答来进行反映。根据回归分析中的最优尺度分析结果，原有的六个答案可以分为高低分明的三个层次。在此分层的基础上，我们将原有的答案重新编码为不同变量，即1-居住不集中（自己购买的商品住房）、2-居住相对集中（借住亲戚或朋友家、自己搭建）、3-居住很集中（租住单位房、租住私人家的房子、免费集体宿舍）。由此，居住相对集中意味着农民工受到同群效应的影响较明显，居住分散则意味着农民工受到同群效应的影响较弱。 （3）中介变量。我们用社会距离作为衡量社会资本、同群效应与农民工主观认同度的中介变量。我们采用五个在逻辑上具有趋强结构的问题所组成的社会距离量表对社会距离水平进行测量。量表中每个问题都要求被访者从1-愿意、2-一般、3-不愿意三个答案中选择一个最符合自己想法的答案。在语句表达上每个问题都具有逻辑趋强结构，即从第一个问题到第五个问题所体现的社会距离在缩小。把量表中各题目得分相加，我们得出了在城市务工农民工的社会距离。若被访者在每道问题上都选择1-愿意，则表示被访者的主观社会距离最小，其在态度和行为上距离城市较近；如果被访者在每个问题上都选择3-不愿意，则表示被访者的主观社会距离最大，其在态度和行为上距离城市较远。本文还对此社会距离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了检验。在信度方面，量表的Cronbach的Alpha系数为0.779，显示出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在效度检验方面，由于社会距离量表在结构上具有趋强性的特点，即若在一个表示社会距离较近的题目上选择愿意，那么在其他表示社会距离较远的题目上也应该为愿意。反映在题目的统计上，这五道题目的得分平均值呈现出从小到大的排列规律，说明其测量具有较好的解释效度。
（4）控制变量。除以上的关键变量外，我们根据以往的相关研究，选取了一些可能对农民工社会认同产生影响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这些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政治地位与收入状况等。
四、数据分析结果
我们以农民工对自己身份的主观认同为因变量，以社会资本、同群效应为自变量，同时将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年限、政治地位、收入状况引入并作为控制变量，将社会距离作为中介变量，进行路径分析。其路径分析如图1所示。
图2多变量分析图
Standardized estimates：卡方=527.427（p=0.000）；自由度=18；RMSEA=0.053；GFI=0.990；AGFI=0.969；NFI=0.952。
从模型拟合度的检验来看，模型卡方值为527.427，自由度为18，P值<0.001并具有显著意义，这显示出模型适配度并不高。但是由于卡方值的大小特别容易受到样本大小的影响，因而用其作为模型拟合程度的单一判断因素并不是十分可靠的B48。更多的研究者使用拟合优度指数（GFI、AGFI）、增值适配度指数（NFI）以及平均概似平方误根系数（RMSEA）来判断模型的拟合度。其中，RMSEA值小于0.05，GFI、AGFI、NFI值大于0.95，表示模型總体上具有较高的拟合度。在本模型中RMSEA值虽然大于0.05，但0.003的差额也是可以接受的，因而可以判断本模型通过了拟合程度的检验。
通过初步分析，我们在明显相关的变量之间建立相关关系，并在进一步分析的基础上得出分析结果（见表1）。
1.各变量对社会距离的直接影响
表1显示，婚姻状况、收入状况对社会距离的直接影响不显著。其他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教育年限、政治地位、社会资本、同群效应都对社会距离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这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情况下，女性、年龄较小、教育年限越高、政治地位越高、社会资本越高、居住越集中，其所具有的社会距离越小。
2.各变量对身份认同的直接影响
从表1中可以发现，在引入社会距离作为中介变量之后，同群效应对于身份认同的影响依旧具有显著性，而性别、年龄、政治地位、社会资本对于身份认同则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这表明年龄、教育年限、政治地位、社会资本对于身份认同的影响不是独立的。在引入社会距离作为中介变量之后，对身份认同具有显著影响的变量为婚姻状况、收入状况、同群效应与社会距离。这也就是说，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未婚、收入越高、居住越分散、社会距离越小，越倾向于认同自己为城里人。
3.各变量与社会距离、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
鉴于社会距离对于身份认同有着显著的影响，我们认为，只要一个变量对社会距离这一变量有显著影响，它对身份认同就有显著的间接影响。在此意义上，性别、年龄、教育年限、政治地位、社会资本、同群效应，实际上都对身份认同有着显著的间接影响，也可以说它们对身份认同的影响是通过社会距离这一中介变量发生的。其中，性别、教育年限、同群效应对身份认同的直接影响也是显著的。婚姻状况、收入状况则对身份认同有着相反的直接影响。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各自变量对于身份认同的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和总影响的情况。其中任何一个自变量，只要其对身份认同的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中有一种影响是显著的，那么该自变量对身份认同的总影响就是显著的。利用AMOS软件中Bootstrap Distributions功能，我们可以判断各种影响的显著性程度。表2显示，各变量均对社会认同存在影响关系。从总影响大小来看，同群效应、社会距离对身份认同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教育年限，其他变量对身份认同的影响程度则相对较小。
从上述对表格数据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性别、年龄、教育年限、政治地位、社会资本这五个变量都是通过社会距离这一中介变量对身份认同起到显著影响的。如前所述，在控制了社会距离这一中介变量后，只有婚姻状况、收入状况、同群效应依然对身份认同有显著性影响。其他变量则没有显著性影响，其中社会资本这一变量的影响方向还被彻底地扭转了。这显示了社会距离这一中介变量的重要作用。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1.研究结论
通过吸收和借鉴以前学者的研究成果，运用路径分析的研究方法，我们对以社会距离作为中介变量的社会资本、同群效应与农民工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研究，其结果较好地说明了社会资本、同群效应与农民工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由此，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1）社会资本、社会距离和身份认同之间存在复杂的共变关系。社会资本经由社会距离的作用机制或中介作用，对身份认同（基于城市）的强化产生正向作用。社会资本与社会距离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在控制了社会距离这一变量后，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正是社会距离这一中介变量，才使得社会资本与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存在显著性的间接相关关系。由于社会资本与社会距离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也即是社会资本水平越高，农民工所感受到的社会距离水平越低，这样的数据结果符合1a的假设。而社会距离变量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具体说来即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越小，其越倾向于认同城市身份（市民化认同）；相反，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越大，其越倾向于认同农村身份（农民化认同）。这也符合1b与1c的假设。在社会距离这一中介变量的影响下，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存在显著的正向间接相关关系，即社会资本水平越高，农民工感受到的社会距离水平越低，农民工越倾向于认同自己是城市人。 （2）同群效应、社会距离和身份认同之间存在复杂的共变关系。同群效应经由社会距离的作用机制或中介作用，对身份认同（基于城市）的强化产生负向作用。同群效应与社会距离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即代表同群效应越强的农民工居住集中程度越高，其与城市之间的社会距离越大，这样的数据结果证实了2a的假设。另外，如上所述，社会距离这一变量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也即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越小，其越倾向于认同城市身份（市民化认同）；相反，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距离越大，其越倾向于认同农村身份（农民化认同）。这也符合2b与2c的假设。同群效应对于农民工自我身份的认同也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农民工在居住程度上越集中，其同群效应越强，在自我身份的认同上也就越倾向于认同自己是农村人。在以社会距离为中介变量时，同群效应对于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的间接影响在程度上也是显著的，也即社会距离这一中介变量的使用增强了同群效应对于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的影响程度。这显示出同群效应对于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并不是完全通过社会距离这一中介变量产生的，即同群效应部分地通过社会距离这一中介变量影响了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的形成。
（3）性别、年龄、教育年限、政治地位这四个变量对于身份认同的影响也都是以社会距离变量为中介而产生的。这显示了社会距离这一变量的重要性，性别与社会距离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现为与女性相比男性拥有更小的社会距离。教育年限与政治地位对于社会距离的影响相类似，表现为接受教育的时间越长，担任职务的人的社会距离越小。而担任职务意味着其接受并完全适应了现代社会的管理方式，这也促使其在心理上更加靠近城市，更加倾向于认同自己是城市人。
2.进一步讨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对以前学者研究成果的回顾以及本次调研数据的假设与检验分析，可以看到，社会资本、同群效应对于缩小农民工的社会距离，增强其自身认同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具体说来，丰富农民工的社会交往网络，消除农民工在居住空间上与城市居民的隔离性，有助于缩小农民工的社会距离。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逐步打破了以前城乡分离的治理模式，农民与市民身份在制度上的对立已基本消除。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农民工在经济水平、交往对象以及心理上与城市居民还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表现为农民工的交往网络仍然单一，居住空间与城市居民相隔离，很容易形成自我心理隔离，阻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B49因此，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从缩小农民工的社会距离这一角度着手，丰富其在城市中的交往对象，增强其在城市中的社会资本；丰富其在居住空间上的选择，扩大其在决策时信息来源的广泛性，以降低其原有观念的自我复制，避免同群效应对农民工市民化身份认同的负向强化作用。
（1）全面推动住房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改革城乡二元住房供给模式和住房保障制度。在住房供给结构性保障方面，受身份和低收入水平的影响，农民工无法与市民一样平等地享受社会保障服务，尤其在住房保障方面。受收入与房租的双重挤压，其在居住空间的选择更倾向于集体住房或廉价、偏僻的城乡结合部，从而形成相对独立的、同质性较强的居住与交往区域，这不利于农民工实现城市融入。在住房供给侧的资金保障方面，应向农民工提供更多的住房保障资金，提高其收入水平，增强其在住房市场中的经济支付能力；在住房供给侧的空间规划方面，可以建立混合型的住房供给模式，以使农民工群体更好地融入城市居住环境，接纳城市文化。
（2）扩大农民工的社会交往网络，提高其社会资本水平和能力。需要加强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培育，政府、社区、企业和社会组织等部门可以协同合作，对农民工开展包括人际交往、城市文化适应、社区活动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等社会服务项目，进一步丰富农民工的社会交往网络，以帮助其更好地认同城市生活模式，融入城市居民生活，实现市民化身份转变。同时，还需要帮助农民工突破在城市中的同质性、封闭性交往圈，实现其由同质性交往向异质性交往转变，提高其社会交往的网络规模和网络层级，消除其对城市的拒斥性认同和防御性认同，实现其多元化认同，实现其社会交往的开放性和主动性。
（3）促使农民工参与城市社区建设与社区服务，行使民主权利。居民参与社区与城市管理、行使民主权利正逐步从政策话语变为日常治理实践。而农民工由于受户籍等因素限制，其民主权利的保障和行使长期以来都处于被忽略状态。城市管理者在实践中也往往将农民工视为被管理者和城市的附属品，并没有真正將农民工作为城市成员来对待。这不仅不利于农民工政治参与水平的提升，也给其心理上带来了被忽略的感觉，使其在心理上与城市产生疏离感，与城市保持着距离，这是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阻碍因素。政府部门需要进一步制定政策、完善相关措施、创新工作方法，大力推动农民工群体积极参与到所居住的城市社区的民主选举和民主决策中来，培养其作为社区、城市的主人翁意识，使其更好地融入城市，从而推动国家的市民化政策稳步前进。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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