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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是在1927年中国革命处于生死关头的时候在武汉召开的，五大没有能够肩负起挽救革命的任务，而对中共五大的评价以负面为多，而100多天以后召开的“八七”会议却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从研究中发现，五大的召开完全受制于共产国际，中共没有任何自主权，但是没有中共五大关于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八七”会议的总方针就不会得到及时转变和落实。理清两次会议的联系，重新认识中共五大的历史作用是有帮助的。
关键词 中共五大 “八七”会议 联系
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是在1927年中国革命处于生死关头的时候在武汉召开的，虽然五大没有能担负起挽救革命的任务，但五大第一次强调要争夺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土地纲领等等，这为“八七”会议中开始中国共产党的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确立实行土地革命与武装起义的总方针，从而及时挽救危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一般都认为中共五大没有解决实际问题而对其评价较低，而对100多天以后召开的“八七”会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研究其与“八七”会议的关系，要对中共五大进行科学的评价，就不得不和共产国际在中共五大的作用联系起来进行考察，通过共产国际与中共五大的关系、中共五大与“八七”会议的联系（尤其是土地问题方面的联系）对中共五大的历史地位进行再认识，二者之间是一个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一、共产国际与中共五大的关系
事实上，从一年前提出到最终确定召开中共五大，及在何时何地召开，参加人数，议事日程，再到大会纲领的起草，政治决议和组织决议原则的确定，等等，无一不是共产国际的旨意。共产国际决定中共五大的召开并自始至终领导大会的筹备工作。而全党范围内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决议又为中共五大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五大召开前夕，国际代表鲍罗廷与罗易（（罗易曾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的身份参加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并起草了关于中国问题的新提纲。他于1927年4月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来中国正式传达和贯彻七次扩大会议精神。同时，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在土地问题上曾发生争论。鲍罗廷一反过去支持土地革命的态度，主张应促成国民党左派进行第二次北伐而土地革命等夺取北京后再实行。罗易反对这种主张，认为“应立即实行土地革命，巩固既得之革命根据地。”（参见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大会接受了罗易的观点。罗易于1927年2月到达广州，4月2日到武汉。他来中国的主要使命是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所作出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罗易抵华后很快就把陈独秀当成批评和“改造”的对象。五大召开前，在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上，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指示及其代表的意见表现出不尽一致的地方。正如罗易和多里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的电报中所称：“党的领导状况不佳。”“尽管中共表面上接受共产国际的提纲，但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委员，特别是陈独秀不同意这个提纲，并想避开讨论。”
由此，罗易认为，虽然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早就传到了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27年1月作出了接受共产国际决议的决定，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推动下通过了体现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决议案。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所执行的政策，与共产国际的决议精神都相去甚远。经过考察，罗易认为，出现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没有很好理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新提纲”，“仍旧受到自己的旧政策的束缚，无法执行时局所要求的新政策”在这种“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罗易认定自己的使命便是“说服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符合共产国际提出的新路线的决议”
从以上可以看出来，中共五大的召开完全是受制于共产国际的，罗易就是此次会议的实际操控者。通过中共五大罗易基本实现了他的和共产国际的主张。
中共五大明确指出：“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因为国际决议案中对于中国革命前途的指示，及革命策略的规定，“都适合于现在革命阶段中之客观的环境”。
但是事实证明，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指导思想在客观上存在着矛盾，一方面要求中共争取对于革命的领导权，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共保持中共合作统一战线，使武汉国民政府成为土地革命的政府，因触及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上层领导的利益，土地革命必然会受到国民政府的反对，这样国共合作也就不可能保持，这一理论上的错误，使得五大在实践中必定会有缺陷，而且共产国际还存在着盲目乐观的情绪，由此而制定的策略并不能达到挽救中国革命的目的。五大上制定的方针政策后来都没得到落实，跟共产国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中共五大与“八七”会议的关系
汪精卫集团的叛变，冯玉祥、唐生智的反动，大革命的失败，使原来扑朔迷离的政治形势一下子明朗化了。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酝酿着政治战略的转变。在关系到党和革命事业前途的紧急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这一总方针的确定是对中共五大的方针政策的发展和继续。首先，土地革命的方针的确立。土地问题是中国农民问题的中心，中国共产党人对土地问题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从一开始重视土地问题到中共五大之前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正确认识，中共五大确立的《土地问题决议案》是历史上关于土地问题的第一个文献。具体规定如下：“一、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此等没收的土地之管理，应付诸土地委员会……二、（甲）无代价的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经过土地委员会，将此等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三、耕种已没收的土地之农民，除缴纳累进的地税于政府外，不纳任何杂税……耕种未没收的土地之农民，只缴纳确定的佃租，不纳其他杂税，并永久享有租佃权。四、取消地主绅士所有的一切政权及权利……五、解除乡村中反动势力的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保障自治政府及革命的胜利。七、取消重利债务的利息。在100多天后的“八七”会议上，同中共五大一样的领导人，改变革命的战略和方针，制定了《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告全党党员书》。使得中共五大上的规定更加明朗化。具体规定如下：第一，乡村政权属于农民协会。第二，肃清土豪乡绅与一切反革命分子，没收他们的财产。第三，没收重利盘剥者财产，用以改良农村中贫民的生活。第四，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分这些土地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第五，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祠堂庙宇等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第六，对于小田主则减租，租金率由农民协会规定之。第七，由农民协会取消重利盘剥者的债务苛刻的租约。第八，解除民团团防等类的武装与其他地主的军队，而武装农民。第九，改良雇农生活及其劳动条件（工资待遇等等）。第十，对于乡村一般失业贫民，革命政权当尽可能的筹措基金救济之，并与以工作（如协作社等类办法）。第十一，对于一切新旧军阀政府的税捐实行抗纳，并实行抗租。“八七”会议主张用“平民式”手段自下而上解决土地问题，比中共五大制定的土地政策要深入一步。对于没收大地主、中地主和祠堂、寺庙等的土地无偿分给佃农或无地农民，对于小田主则减租，租金率由农民协会规定，乡村政权属于农会等都与中共五大一致。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八七”会议遵循中共五大的有关土地革命的原则，对其进行了深化、发展和落实。
其次，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党接受了1927年上半年以来革命的血的教训，制定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中共五大制定的《土地议决案中》指出：“农民的斗争大致初起总是减租，搞税、减息等等及反抗土豪乡绅的压迫，但是随后的发展，往往立刻便要进到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权，进到夺取武装，以至于武装冲突。”中国农民运动的趋势，从以往经验来看，多以贫农为主，所以农民运动的前途必然是土地革命，然而最迫切的就是铲除宗法的封建政权，建立农民自己的政权。武装斗争尤其重要。斗争的起初都是经济上的减租减息搞税，随后发展成推翻豪绅政权，夺取武装的地步。虽然党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也在文件里有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实际中采取的却是退让。对于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作出可行的回答，因此，中共五大难以承担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挽救大革命的重任。而“八七”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将武装斗争作为革命的总方针，并得到了落实。
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共五大与“八七”会议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二者的根本区别就是中共五大把制定的政策只是落在纸上，没有实际行动，而“八七”会议将制定的政策都落到了实处。
中共五大没有能够对时局作出科学的分析，没有制定出挽救革命的正确路线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使制定的政策、规定没有落到实处，也没有建立起足以领导党度过危急时期的坚强核心。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五大召开的很及时，在有些方面的贡献是无可比拟的，比如第一次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议决案，为以后的土地革命实践做了认识上的准备。我认为从“八七”会议所取得的成就和与中共五大的联系中，重新对中共五大的地位与作用进行再认识，对其更多的应该是正面评价。
作者简介：
康玉环（1977—），女，甘肃天水人，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1999年8月以来在西藏大学思想政治教育部讲师。
（作者单位：西藏拉萨 西藏大学思想政治教育部）
关键词 中共五大 “八七”会议 联系
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是在1927年中国革命处于生死关头的时候在武汉召开的，虽然五大没有能担负起挽救革命的任务，但五大第一次强调要争夺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土地纲领等等，这为“八七”会议中开始中国共产党的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确立实行土地革命与武装起义的总方针，从而及时挽救危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一般都认为中共五大没有解决实际问题而对其评价较低，而对100多天以后召开的“八七”会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研究其与“八七”会议的关系，要对中共五大进行科学的评价，就不得不和共产国际在中共五大的作用联系起来进行考察，通过共产国际与中共五大的关系、中共五大与“八七”会议的联系（尤其是土地问题方面的联系）对中共五大的历史地位进行再认识，二者之间是一个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一、共产国际与中共五大的关系
事实上，从一年前提出到最终确定召开中共五大，及在何时何地召开，参加人数，议事日程，再到大会纲领的起草，政治决议和组织决议原则的确定，等等，无一不是共产国际的旨意。共产国际决定中共五大的召开并自始至终领导大会的筹备工作。而全党范围内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决议又为中共五大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五大召开前夕，国际代表鲍罗廷与罗易（（罗易曾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的身份参加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并起草了关于中国问题的新提纲。他于1927年4月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来中国正式传达和贯彻七次扩大会议精神。同时，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在土地问题上曾发生争论。鲍罗廷一反过去支持土地革命的态度，主张应促成国民党左派进行第二次北伐而土地革命等夺取北京后再实行。罗易反对这种主张，认为“应立即实行土地革命，巩固既得之革命根据地。”（参见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大会接受了罗易的观点。罗易于1927年2月到达广州，4月2日到武汉。他来中国的主要使命是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所作出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罗易抵华后很快就把陈独秀当成批评和“改造”的对象。五大召开前，在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上，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指示及其代表的意见表现出不尽一致的地方。正如罗易和多里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的电报中所称：“党的领导状况不佳。”“尽管中共表面上接受共产国际的提纲，但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委员，特别是陈独秀不同意这个提纲，并想避开讨论。”
由此，罗易认为，虽然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早就传到了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27年1月作出了接受共产国际决议的决定，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推动下通过了体现共产国际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决议案。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所执行的政策，与共产国际的决议精神都相去甚远。经过考察，罗易认为，出现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没有很好理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新提纲”，“仍旧受到自己的旧政策的束缚，无法执行时局所要求的新政策”在这种“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罗易认定自己的使命便是“说服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符合共产国际提出的新路线的决议”
从以上可以看出来，中共五大的召开完全是受制于共产国际的，罗易就是此次会议的实际操控者。通过中共五大罗易基本实现了他的和共产国际的主张。
中共五大明确指出：“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因为国际决议案中对于中国革命前途的指示，及革命策略的规定，“都适合于现在革命阶段中之客观的环境”。
但是事实证明，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指导思想在客观上存在着矛盾，一方面要求中共争取对于革命的领导权，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共保持中共合作统一战线，使武汉国民政府成为土地革命的政府，因触及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上层领导的利益，土地革命必然会受到国民政府的反对，这样国共合作也就不可能保持，这一理论上的错误，使得五大在实践中必定会有缺陷，而且共产国际还存在着盲目乐观的情绪，由此而制定的策略并不能达到挽救中国革命的目的。五大上制定的方针政策后来都没得到落实，跟共产国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中共五大与“八七”会议的关系
汪精卫集团的叛变，冯玉祥、唐生智的反动，大革命的失败，使原来扑朔迷离的政治形势一下子明朗化了。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酝酿着政治战略的转变。在关系到党和革命事业前途的紧急时刻，中共中央政治局1927年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这一总方针的确定是对中共五大的方针政策的发展和继续。首先，土地革命的方针的确立。土地问题是中国农民问题的中心，中国共产党人对土地问题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从一开始重视土地问题到中共五大之前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正确认识，中共五大确立的《土地问题决议案》是历史上关于土地问题的第一个文献。具体规定如下：“一、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及农业公司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此等没收的土地之管理，应付诸土地委员会……二、（甲）无代价的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经过土地委员会，将此等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三、耕种已没收的土地之农民，除缴纳累进的地税于政府外，不纳任何杂税……耕种未没收的土地之农民，只缴纳确定的佃租，不纳其他杂税，并永久享有租佃权。四、取消地主绅士所有的一切政权及权利……五、解除乡村中反动势力的武装。组织农民自卫军，保障自治政府及革命的胜利。七、取消重利债务的利息。在100多天后的“八七”会议上，同中共五大一样的领导人，改变革命的战略和方针，制定了《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告全党党员书》。使得中共五大上的规定更加明朗化。具体规定如下：第一，乡村政权属于农民协会。第二，肃清土豪乡绅与一切反革命分子，没收他们的财产。第三，没收重利盘剥者财产，用以改良农村中贫民的生活。第四，没收大地主及中地主的土地，分这些土地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第五，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祠堂庙宇等土地，分给无地的农民。第六，对于小田主则减租，租金率由农民协会规定之。第七，由农民协会取消重利盘剥者的债务苛刻的租约。第八，解除民团团防等类的武装与其他地主的军队，而武装农民。第九，改良雇农生活及其劳动条件（工资待遇等等）。第十，对于乡村一般失业贫民，革命政权当尽可能的筹措基金救济之，并与以工作（如协作社等类办法）。第十一，对于一切新旧军阀政府的税捐实行抗纳，并实行抗租。“八七”会议主张用“平民式”手段自下而上解决土地问题，比中共五大制定的土地政策要深入一步。对于没收大地主、中地主和祠堂、寺庙等的土地无偿分给佃农或无地农民，对于小田主则减租，租金率由农民协会规定，乡村政权属于农会等都与中共五大一致。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八七”会议遵循中共五大的有关土地革命的原则，对其进行了深化、发展和落实。
其次，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党接受了1927年上半年以来革命的血的教训，制定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中共五大制定的《土地议决案中》指出：“农民的斗争大致初起总是减租，搞税、减息等等及反抗土豪乡绅的压迫，但是随后的发展，往往立刻便要进到推翻土豪乡绅的政权，进到夺取武装，以至于武装冲突。”中国农民运动的趋势，从以往经验来看，多以贫农为主，所以农民运动的前途必然是土地革命，然而最迫切的就是铲除宗法的封建政权，建立农民自己的政权。武装斗争尤其重要。斗争的起初都是经济上的减租减息搞税，随后发展成推翻豪绅政权，夺取武装的地步。虽然党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也在文件里有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实际中采取的却是退让。对于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没有作出可行的回答，因此，中共五大难以承担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挽救大革命的重任。而“八七”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将武装斗争作为革命的总方针，并得到了落实。
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共五大与“八七”会议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二者的根本区别就是中共五大把制定的政策只是落在纸上，没有实际行动，而“八七”会议将制定的政策都落到了实处。
中共五大没有能够对时局作出科学的分析，没有制定出挽救革命的正确路线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使制定的政策、规定没有落到实处，也没有建立起足以领导党度过危急时期的坚强核心。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五大召开的很及时，在有些方面的贡献是无可比拟的，比如第一次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的议决案，为以后的土地革命实践做了认识上的准备。我认为从“八七”会议所取得的成就和与中共五大的联系中，重新对中共五大的地位与作用进行再认识，对其更多的应该是正面评价。
作者简介：
康玉环（1977—），女，甘肃天水人，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青年思想政治教育。1999年8月以来在西藏大学思想政治教育部讲师。
（作者单位：西藏拉萨 西藏大学思想政治教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