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美国总统选战开打，花落谁家即将揭晓；11月8日，中共十八大召开，新一届领导集体亮相在即。美中两国作为全球第一、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新兴国家，本就动见观瞻，而又值此全球多事之秋，加之亚太地区近期波澜频生，其领导层的换届自然格外引人瞩目。
　　关注换届的同时，两国领导层未来互动模式的走向更成为媒体和学界热议的话题。一段时间以来，中国“若干”年内GDP赶超美国和美国“重返亚太”（Pivoting to Asia—Pacific）的说法日渐升温。如此语境之下，中美两国之间“即将到来的冲突”似乎正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ed prophecy）。
　　然平心视之，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的年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无法独善其身，虽然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往来日益增多，但其GDP增长目标的实现仍然离不开以美国为主的发达经济体的“帮衬”。美国经济的再度走强，只会令中国的经济增长更加顺遂而非相反。另一方面，面对美国所谓的“重返亚太”，亦不必过于以戒慎恐惧之心待之。如果中国精英层的主流意见也认为全球经济重心正在东移，那么美国把重心重新放回亚太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也更符合“pivot”之原意，而非仅仅为了围堵中国。
　　进而言之，假若美国真欲坐实围堵中国的步骤，中国亦大可从容应对。考虑到经济、文化和历史的综合因素，在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中，中国享有相当的地缘优势。为围堵中国，美国既要协防菲律宾和日本，又要帮扶越南，还要“拉拢”印度，名单拉得越长，美国的“战略负债”越多，而选择在何时何地进行有节制“摊牌”的主动权却在中国手里。考虑到美国经济长期调整的现实，加之美国内部的民主多元诉求，所谓围堵中国并非轻而易举之事。
　　回头来看，其实美国又何曾离开过亚太？南海、东海之风高浪急不自今日始，而台海当年情势之波谲云诡惊涛拍岸尤甚于今日。然而为大局计，中美双方每每各自转圜，相忍为安，涉险过关。这其中，两国利益交集的不断扩大为双边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保驾护航”作用。
　　以国别计，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去年两国双边贸易额达到4400亿美元，今年则有望超过5000亿美元大关，这与当年冷战期间美苏数十亿美元的贸易额不可同日而语，充分表明两国经济互相依赖程度之深。今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双方的利益交集将越来越大。以服务贸易为例，随着中国的产业转型进一步提速，对美国服务业的进口需求亦将进一步提升，从而有效削减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加速其去杠杆化进程；而美国实体经济的复苏，则有利于稳定和改善中国的外需。
　　放眼可预见的未来，中美关系仍是中国外交最大的大局。中美安，则大局稳。从历史上来看，凡是两国关系顺遂的时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会大体平顺。中国需要继续留在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内，继续分享该体系的“红利”。
　　此前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曾经撰文指出，以太平洋之大，足以放得下中美两个大国。有持异议者指出，当年美国总统罗斯福亦曾说过，以太平洋之大，足以容纳美日两国的利益，但后来美日终不免一战。
　　历史不能简单类比，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打出“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表面上欲推翻所谓白人统治，实质则亟欲以亚洲版的新殖民主义取而代之。这一方面挑战了美英等西方国家的战略利益，同时也遭到亚洲国家的强烈反抗，最终不免走上覆亡一途。
　　反观今日中国的崛起，并不以挑战和颠覆现有体系为目标。中国此前20多年的发展大大得益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和全球化进程，而现在无论是以“领头龙”模式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低端制造业，还是以扩大内需来成为国际市场终端消费者，其实都是对现有国际体系的改善与扩大，使国际社会能够更多地分享中国发展的溢出效应，从而更好地对冲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猜忌，并有效推进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
　　对中国自身而言，扩大内需、倚重消费，亦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让民众更多分享增长红利、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提振内需已成为把握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有效连接点。
　　在此过程中，民生问题将成为重中之重，为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增加动能。一方面，只有更好地创富才能更好地均富，这有待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另一方面，只有在行之有效的政治框架下，民生问题才能避免沾染过多的民粹色彩，才能做到公平与效率兼顾，使富者安心，使贫者安居。从这个意义上讲，民生事业与民主建设是缺一不可的，民主建设从长远来看将为民生事业保驾护航。
　　从历史来看，重要大国间国力的消长期间，此前领先者对后来居上者的猜忌乃至防范都在所难免，也是可以理解的，这需要后来者妥善应对。但亦无须过于忧心忡忡：内政修明，百姓安居乐业，外交与人为善，国际经济交往利人利己，就是面对围堵乃至压制最好的应对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