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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下我国网络舆论空间处在剧烈变动期，各方行动者在网络空间中的冲突尤显剧烈，各自持有不同的舆论经营和行动策略。本文从我国近年“舆论场”研究的主要面向入手，借鉴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尔的场域理论，尝试建构网络舆论空间的理论模型，对转型期的中国舆论场冲突现象作分析解读，以寻找复杂多元舆论场域之间的整合之道。
关键词：舆论场；冲突；网络舆论空间；整合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8-0015-03
一、问题提出与现实意义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自媒体的兴盛，蓬勃发展的网络舆论空间已成为新的战略场域，网络舆论的形态在各种社会力量的角逐下日新月异。当下我国网络舆论空间处在一个剧烈的变动期，各方行动者在网络空间中的冲突尤显剧烈，各自持有一套不同的舆论经营和行动策略。尽管网络空间越来越活跃，舆论互动越来越频繁，网络空间却越来越缺乏共识，甚至走向封闭与对立，尤其体现在一些公共议题上，不同的网络言论者有着截然不同的舆论表达。网络中的自行其是、各说各话和缺乏共识，充分体现了当下网络舆论空间缺乏调适和整合。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作为社会建构力量之一的网络媒介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社会的互动中，从而形塑了新的社会空间。网络化社会的表象之下，是社会主体借助传播交往进行多元互动从而形成文化与社会共同体的过程，“舆论传播”与“社会互动”正是网络化社会背景下的最具代表性、意义丰富的绝佳议题。考察网络化社会中网络媒介与社会关系和组织形态变迁间的互动关系，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新闻传播学回应当下中国现实的学术话语实践。
二、我国“舆论场”研究的主要面向
把“场”的理论引入网络舆论的研究范畴，目的在于扩展思路和扩充视野，运用新的视角来深化对网络舆论问题的研究，这不仅是对“场”的本质属性认识的深化和扩展，也是对目前网络舆论研究单一化和集中化的反思和提升[1]。把“场”的理论与网络舆论研究两者结合，将会带来“网络舆论场”研究的转向。
随着社会化媒体的异军突起以及网络文化的繁荣，曾经隐形的社会文化概念——“舆论场”，也日益引起新闻传播学界的高度关注。关于舆论场的研究，国内外均有不同的著述和理论成果。在舆论场的构成和研究方法上，西方学者的“场”论给中国舆论场研究带来许多的启示（如布尔迪尔的社会场，1998、考夫卡、勒温的心理场等，1999）。在社会场解读层面，布尔迪尔的场域理论从“关系”的角度来诠释社会，社会空间是布尔迪厄“场域理论”的代名词，这对于注重礼俗儒家文化的中国社会无疑是具有天然的契合性。
相比国外研究注重从理论层面对舆论场的形成、运行规律及社会影响进行研究，国内学者的研究则更多是侧重于实践研究，旨在指导不同舆论场的打通与融合，形成有利于社会稳定与发展的舆论氛围。近年来，我国研究“舆论场”的文章多集中在“主流媒体、宣传场、舆论引导、媒介融合、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等几个相关热点，表明这些方向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具体有以下研究面向。
1.新媒体语境中的舆论特点和生态。通过各类实证资料，我国学者对网络事件的主体特性和爆发机理（李良荣等，2013）、新媒体语境中的舆论特点和舆论生态（丁柏铨，2013）等议题都做了很好的研究。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的迅猛发展，我国网络舆论的阵地日益扩大，网民的激增带来了舆论主体规模的扩大与舆论影响力的提升，从前作为受众的人民，现成了各项对话的潜在贡献者和政治舞台的潜在行动者（胡泳，2009），社会突发事件和热点信息充分体现了舆论话语权的分散和用户主体地位的提升（陈力丹，2013）。
2.舆论、舆论场、宣传场的内涵厘清。童兵（2012）从学理上论述了舆论是特定舆论环境即舆论场的产物；刘鹏飞（2014）从打通两个舆论场要遵循新闻规律，形成舆论共振，实现传播互动角度提出建立新型媒介关系和舆论引导的对策建议；刘建明（2015）对“两个舆论场”的若干歧义和悖论进行了探讨，指出主流媒体应成为汇集不同意见、反映舆论、发动舆论、引导舆论，重建网络背景下的强大舆论场。邱戈（2009）把场域理解为在特定社会空间中各种力量之间按照特定规则和利益取向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场域研究是用资本概念化和标准化各种可能的力量。
3.公众舆论失调、舆论一律和舆论管理问题。纪忠慧（2011）从软实力角度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公众舆论失调、舆论一律和舆论管理问题；针对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研究越来越偏重于引导策略的显学，缺乏系统论的视角，赵振宇（2014）构建了应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传播系统；董子铭（2015）从舆论引导的路径叠进视角，研究了我国传统宣传与当代宣传的模式及效果。
4.潜在舆论是实施社会综合治理的新着力点。童兵（2016）对官方舆论、民间舆论、海外舆论之外的潜在舆论进行了专题研究。潜在舆论出自特殊的潜在舆论场，具有主体分散、隐匿流传、对象多样、趋利传播等特点，功能不同于官方舆论，也有别于民间舆论，主张通过立法和开放表達渠道、保护民众安全表达自己意志、改进官媒平台三方面来加强潜在舆论的化解和吸纳[2]。李后强教授（2016）《舆论场结构演化论》从当前舆论场的撕裂现状对社会的危害、自媒体舆论对主流媒体舆论的冲击，详细阐释舆论场结构演化的特点和过程，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
理论研究是对现实问题的重要回应。现有研究为推进我国网络舆论场的互动和网络空间治理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通过梳理相关研究发现，研究者较多地从国家和社会层面、从政策管理的宏观角度讨论舆论的调控和引导，较少从社会关系的空间和文化价值观的视角阐释网络舆论现象及其互动规律，而且对个人舆论表达权的探讨和对网络舆论现实的批判性思考和反思也比较少。
三、网络舆论空间的建构模型与逻辑
我国传统基于网络舆论传播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宏观和微观两端，缺乏对中观舆论场域的研究，即要么是将舆论视为宏观总体的社会统治工具，要么是将舆论视为微观具体的言论传播策略，没有将网络舆论的互动调适和整合治理视为一个有效的中层场域。 当今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网络舆论生态和社会场域，基于传统媒体而建立的舆论理论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予以修正。本研究借鉴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尔的场域理论，试图构建网络舆论场域的中层理论，这对于理解当下我国网络舆论场的互动和网络空间治理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
1.理论模型。布尔迪尔场域理论的创立，是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时代背景的。在布尔迪尔的场域理论中，场域是行动者基于惯习，运用资本的网络，原本多是用来分析法国的文艺界问题，在文艺场域中，文艺人基于后天的训练所习得的艺术品位，调用其力所能及的文化资本，在特定的文艺场域中进行互动，争夺文艺资源和结构位置。布尔迪尔（P.Bourdieu）把社会场域描述为一种由各种社会地位所构成的多维度空间，社会场域涉及社会资本（各种力量的标准化）、生存心态（惯习、习性或实践感）、特定场域的游戏规则和专门利益等关键概念[3]。
而在舆论场域中，舆论场中的行动者主要是言论者，舆论场所对应的惯习是言论者所操持的语词，舆论场中的资本是话语权，它们在舆论场中的能量各异。在本文中，舆论场的理论公式需要改为：
2.建构逻辑。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引入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场域（field）理论（1998）。“场域”是行动者基于相应的惯习（habitus），调用各种资本（capital）（社会资本、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等），争夺社会资源、进行社会互动的结构化网络空间。
在舆论场域中，舆论场中的行动者不是充分的行动者，而只是通过言论进行互动，所以，其行动者主要是言论者；同时，就舆论场而言，其所对应的惯习乃是言论者所操持的语词，就像不同地方的人操持着不同的方言，他们的笑点、逻辑有时甚至完全不同；而且，舆论场中的资本乃是话语权，即使是平面化的自媒体也有所区隔，比如微博中的“大V”，其话语权是不均等的，所以，他们在舆论场中的能量也是大不相同的。
本研究将在中观层面上使用话语权，即话语权既不是笼统的阶级统治工具，也不是某一篇网络文章所能达到的传播效果，而是在一个相对固定的舆论场域中，由一些相对稳定的言论者基于共享的语词习惯，有效调用的言论资源，即等同于布尔迪尔所说的场域中的资本。
根据该理论，本研究认为，目前我国网络舆论的分歧与失调，主要是不同网络场域出现了不协调，网络言论的冲突既不是宏观的阶级冲突，也不是微观的个人冲突，而是不同场域的冲突，是不同场域逻辑的对立，要划界网络言论的冲突，必须整合不同的场域逻辑。
四、网络舆论空间影响因素分析
1.言论者：在信息生产和情感表达上，既有差异又有共享。网民是网络舆论场中的言论者，与其说网民是乌合之众，南京大学的青年学者袁光锋更愿意将他们称为“诠释社群”。网民在网络空间中自主使用语词，看似独自参与政治的背后，其实共享着特定的情感、知识和意义，“网络段子”表达的是一种调侃和反讽的情感，通過“段子”文本的生产、改写、链接和传播，网民形成了带有戏谑和讽刺色彩的“诠释社群”。通过“情感”的链接，分散的网民形成群体。网民并不是原子化的个体，而是可以被划分为各种彼此呼应、同气相求的社群，它们分享着一些相似的情感、知识和意义[4]。
就信息生产行为习惯和情感表达习惯而言，不同群体的网民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联合搜狗输入法大数据团队共同发布的《中国网民的信息生产及情感价值结构演变（2012-2016）—基于搜狗大数据的分析》报告，用大数据披露了近五年来中国网民信息生产行为习惯和情感取向的地域、代际、性别、场景等方面的差异和特征，从中刻画了中国人 “爱恨情仇” 的社会图谱。比如，在性别上，女性的情感表达更加丰富和活跃，感性程度相对更高；从时代上而言，00后的表达方式更加去中心化，对于表情包的使用远高于其他时代。近年来，我国有关领导人时政报道的“萌化”语言逐渐成为国内外传播的一道独特风景线，2016年里约奥运会期间号称游泳界“泥石流”的傅园慧及其“表情包”成为极度流行的传播元素，这些新闻语言和新趋势都显示出，在社交媒体的语境下，轻松、有趣、“萌化”的互联网话语正在一定程度上改造着过往传统媒体时政报道中刻板正经、不苟言笑的脸谱式报道风格，以及过往奥运报道那种运动员苦大仇深、大众媒体过度煽情的话语方式。
2.语词：网民对复杂社会境遇的一种独特话语表达。互联网不仅改写了传统新闻传播的反馈方式，也改写了传统媒体与观众的交流和互动方式。2016春晚以“你我中国梦，全面建小康”为主题，直播期间社交媒体上几乎与节目同步上演的吐槽狂潮，据统计，除夕当天访问“春节晚会吧”的网友超过1800万人次，参与春晚吐槽弹幕活动的用户超过650万，主题贴突破380万。正如2016春晚总导演吕逸涛在接受采访中表示：“有人点赞也好，有人吐槽也好，它都是好事。如果现在00后都不看了，没有评价了，那才是最大的悲哀。”
不管槽点满满，还是无力吐槽，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中最重要的存在，大年除夕与春节晚会这两个相互绑定的节日与盛典，在如今的国人心中依然有着无可匹敌的地位和情感。正因为如此，也才让90、00后以一种互联网时代的正确姿势——“上贴吧，槽春晚”——积极参与到春晚当中。无论是点赞还是吐槽，都是做出变革的一种直接体现。支付宝“咻一咻”、微信“摇一摇”的互动新方式，连同不断强化的意识形态宣传色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带一路、绿色生态等核心政治话语与各类节目无缝结合，支付宝主导的抢红包中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福卡之中，使央视的春晚呈现出“红旗与红包齐飞”的独特景象。
现代网络社会网络流行语的产生和流行，被赋予了很强的社会属性，它是网民对复杂的社会境遇的一种独特的话语表达。不同世代网民的信息生产习惯特点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00后一代迅速崛起，以更加无禁忌、更直接的社会表达方式成为网络新词的主要制造者和使用者。90后和00后对于娱乐偶像明星的提及度和关注度高于政治人物、商业人物，但明星的“保鲜期”也不断缩短，“小鲜肉”则成为最受欢迎的审美标准，呈现出“铁打的‘小鲜肉’，流水的明星”的新社会文化现象。从集体行为的视角看，网络流行语共同建构了网络舆论场，显示了网络空间的群体性力量，以及在话语制造方面的集体性行为，在这里话语权力（资本））成为网络舆论场的焦点。 3.话语权：促进达成共识，寻求良治之道。话语权即思想本身和精神本身，话语权即意识形态霸权。话语权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马克思。其后，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霸权的理论，并基于此，发展了文化批判理论。意大利学者葛兰西更是系统论述了文化霸权理论，即一个阶级主宰另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及文化，通过控制文化内容和建立重要习俗以统一意见来达到支配目的[5]。也称为“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葛兰西，1973）
言论的冲突其实也是话语权的冲突。对于当前社会舆论场而言，尽管各方意见领袖在事物认知角度、社会角色立场、诉求表达方式、信息扩散手法等方面都有差异，但我们已经不能机械地以官方和民间、强势和弱势、主导和从属、主流和支流来做简单的二分法界定[6]。2014年以《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的出台为政策标志，中央和地方媒体开启了新一轮的资本化改造，通过国有资金和媒体技术的跨界利用，打造国有资本控股的“融合性”新型主流媒体；此后，国家网信办陆续颁布“账号十条”“约谈十条”等法规，网络空间治理的法制化探索逐步升级[7]；2016年“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和习近平总书记“2·19”讲话的发表，“党媒姓党”强悍发声，其提出的现实背景与理论内涵折射出我国网络舆论格局的宏观基调；2017年我国各类官方新媒体与机构性自媒体账号的增长与民间自媒体的“去时政化”已成为基本的态势。
在宏观格局上，互联网深刻地撬动了既有的新闻舆论格局，而在舆论生发的微观机制方面，众声喧哗的互联网对新闻传播与舆情发酵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近年来不断上演的“新闻反转剧”或可成为这方面的一种折射。互联网对用户话语权的释放，用户通过公民新闻和輿论力量，对新闻“剧本”的方向具有改写权，于是我们经常看到新闻“剧情”左翻又转。新闻反转的背后，隐含着某种互联网新闻传播与舆论运作的机理和机制，需要我们结合社会舆论的生成方式，科学解构舆论场，明晰其内在关系和影响因素，促进达成共识，寻求良治之道。
我们发现，通过网络舆论对社会事件的探讨和辩论，能够释放和修正社会的负面情绪，为国家提供真实有效的信息和合理建议，为国家与社会之间搭起沟通的桥梁。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舆论激烈碰撞甚至舆论撕裂的情况，有可能滑向非理性的谩骂，甚至走向族群的撕裂，最终破坏社会的共识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在研究者看来，舆论参与者们唯有以认知的共性凝聚而非仅因共情凝聚，才能成为真正的参与公共意识建构的理性力量，同时也要看到大量中间群体的存在，是舆论最终可能取得社会最大公约数的基础。在社会化媒体时代，如何消弭复杂多元舆论场的隔阂，增加舆论场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形成健康向上的和谐舆论生态，是一个非常重要而紧迫的现实课题。
参考文献：
[1] 聂德民.对网络舆论场及其研究的分析[J].江西社会科学，2013（2）.
[2] 童兵，王宇.论潜在舆论和潜在舆论场及其引导[J].当代传播，2016（3）.
[3] （美）戴维斯沃茨.陶东风译.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尔的社会学[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 .
[4] 袁光锋.互联网空间中的“情感”与诠释社群[J].中国网络传播研究，2014（8）.
[5] 黎民，张小山.西方社会学理论[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
[6] 袁勇.舆论场交锋：博弈、冲突、互动与通融[J].新闻爱好者，2013（8）.
[7] 王维佳.党对媒体“文化领导权”的重建[EB/OL].传媒懂先生微信公众号，2017-05-11.
[责任编辑：思涵]
关键词：舆论场；冲突；网络舆论空间；整合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7）08-0015-03
一、问题提出与现实意义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自媒体的兴盛，蓬勃发展的网络舆论空间已成为新的战略场域，网络舆论的形态在各种社会力量的角逐下日新月异。当下我国网络舆论空间处在一个剧烈的变动期，各方行动者在网络空间中的冲突尤显剧烈，各自持有一套不同的舆论经营和行动策略。尽管网络空间越来越活跃，舆论互动越来越频繁，网络空间却越来越缺乏共识，甚至走向封闭与对立，尤其体现在一些公共议题上，不同的网络言论者有着截然不同的舆论表达。网络中的自行其是、各说各话和缺乏共识，充分体现了当下网络舆论空间缺乏调适和整合。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作为社会建构力量之一的网络媒介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社会的互动中，从而形塑了新的社会空间。网络化社会的表象之下，是社会主体借助传播交往进行多元互动从而形成文化与社会共同体的过程，“舆论传播”与“社会互动”正是网络化社会背景下的最具代表性、意义丰富的绝佳议题。考察网络化社会中网络媒介与社会关系和组织形态变迁间的互动关系，不仅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新闻传播学回应当下中国现实的学术话语实践。
二、我国“舆论场”研究的主要面向
把“场”的理论引入网络舆论的研究范畴，目的在于扩展思路和扩充视野，运用新的视角来深化对网络舆论问题的研究，这不仅是对“场”的本质属性认识的深化和扩展，也是对目前网络舆论研究单一化和集中化的反思和提升[1]。把“场”的理论与网络舆论研究两者结合，将会带来“网络舆论场”研究的转向。
随着社会化媒体的异军突起以及网络文化的繁荣，曾经隐形的社会文化概念——“舆论场”，也日益引起新闻传播学界的高度关注。关于舆论场的研究，国内外均有不同的著述和理论成果。在舆论场的构成和研究方法上，西方学者的“场”论给中国舆论场研究带来许多的启示（如布尔迪尔的社会场，1998、考夫卡、勒温的心理场等，1999）。在社会场解读层面，布尔迪尔的场域理论从“关系”的角度来诠释社会，社会空间是布尔迪厄“场域理论”的代名词，这对于注重礼俗儒家文化的中国社会无疑是具有天然的契合性。
相比国外研究注重从理论层面对舆论场的形成、运行规律及社会影响进行研究，国内学者的研究则更多是侧重于实践研究，旨在指导不同舆论场的打通与融合，形成有利于社会稳定与发展的舆论氛围。近年来，我国研究“舆论场”的文章多集中在“主流媒体、宣传场、舆论引导、媒介融合、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等几个相关热点，表明这些方向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具体有以下研究面向。
1.新媒体语境中的舆论特点和生态。通过各类实证资料，我国学者对网络事件的主体特性和爆发机理（李良荣等，2013）、新媒体语境中的舆论特点和舆论生态（丁柏铨，2013）等议题都做了很好的研究。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的迅猛发展，我国网络舆论的阵地日益扩大，网民的激增带来了舆论主体规模的扩大与舆论影响力的提升，从前作为受众的人民，现成了各项对话的潜在贡献者和政治舞台的潜在行动者（胡泳，2009），社会突发事件和热点信息充分体现了舆论话语权的分散和用户主体地位的提升（陈力丹，2013）。
2.舆论、舆论场、宣传场的内涵厘清。童兵（2012）从学理上论述了舆论是特定舆论环境即舆论场的产物；刘鹏飞（2014）从打通两个舆论场要遵循新闻规律，形成舆论共振，实现传播互动角度提出建立新型媒介关系和舆论引导的对策建议；刘建明（2015）对“两个舆论场”的若干歧义和悖论进行了探讨，指出主流媒体应成为汇集不同意见、反映舆论、发动舆论、引导舆论，重建网络背景下的强大舆论场。邱戈（2009）把场域理解为在特定社会空间中各种力量之间按照特定规则和利益取向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场域研究是用资本概念化和标准化各种可能的力量。
3.公众舆论失调、舆论一律和舆论管理问题。纪忠慧（2011）从软实力角度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公众舆论失调、舆论一律和舆论管理问题；针对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研究越来越偏重于引导策略的显学，缺乏系统论的视角，赵振宇（2014）构建了应对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传播系统；董子铭（2015）从舆论引导的路径叠进视角，研究了我国传统宣传与当代宣传的模式及效果。
4.潜在舆论是实施社会综合治理的新着力点。童兵（2016）对官方舆论、民间舆论、海外舆论之外的潜在舆论进行了专题研究。潜在舆论出自特殊的潜在舆论场，具有主体分散、隐匿流传、对象多样、趋利传播等特点，功能不同于官方舆论，也有别于民间舆论，主张通过立法和开放表達渠道、保护民众安全表达自己意志、改进官媒平台三方面来加强潜在舆论的化解和吸纳[2]。李后强教授（2016）《舆论场结构演化论》从当前舆论场的撕裂现状对社会的危害、自媒体舆论对主流媒体舆论的冲击，详细阐释舆论场结构演化的特点和过程，引起学界的高度关注。
理论研究是对现实问题的重要回应。现有研究为推进我国网络舆论场的互动和网络空间治理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通过梳理相关研究发现，研究者较多地从国家和社会层面、从政策管理的宏观角度讨论舆论的调控和引导，较少从社会关系的空间和文化价值观的视角阐释网络舆论现象及其互动规律，而且对个人舆论表达权的探讨和对网络舆论现实的批判性思考和反思也比较少。
三、网络舆论空间的建构模型与逻辑
我国传统基于网络舆论传播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宏观和微观两端，缺乏对中观舆论场域的研究，即要么是将舆论视为宏观总体的社会统治工具，要么是将舆论视为微观具体的言论传播策略，没有将网络舆论的互动调适和整合治理视为一个有效的中层场域。 当今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网络舆论生态和社会场域，基于传统媒体而建立的舆论理论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予以修正。本研究借鉴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尔的场域理论，试图构建网络舆论场域的中层理论，这对于理解当下我国网络舆论场的互动和网络空间治理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
1.理论模型。布尔迪尔场域理论的创立，是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时代背景的。在布尔迪尔的场域理论中，场域是行动者基于惯习，运用资本的网络，原本多是用来分析法国的文艺界问题，在文艺场域中，文艺人基于后天的训练所习得的艺术品位，调用其力所能及的文化资本，在特定的文艺场域中进行互动，争夺文艺资源和结构位置。布尔迪尔（P.Bourdieu）把社会场域描述为一种由各种社会地位所构成的多维度空间，社会场域涉及社会资本（各种力量的标准化）、生存心态（惯习、习性或实践感）、特定场域的游戏规则和专门利益等关键概念[3]。
而在舆论场域中，舆论场中的行动者主要是言论者，舆论场所对应的惯习是言论者所操持的语词，舆论场中的资本是话语权，它们在舆论场中的能量各异。在本文中，舆论场的理论公式需要改为：
2.建构逻辑。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引入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场域（field）理论（1998）。“场域”是行动者基于相应的惯习（habitus），调用各种资本（capital）（社会资本、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等），争夺社会资源、进行社会互动的结构化网络空间。
在舆论场域中，舆论场中的行动者不是充分的行动者，而只是通过言论进行互动，所以，其行动者主要是言论者；同时，就舆论场而言，其所对应的惯习乃是言论者所操持的语词，就像不同地方的人操持着不同的方言，他们的笑点、逻辑有时甚至完全不同；而且，舆论场中的资本乃是话语权，即使是平面化的自媒体也有所区隔，比如微博中的“大V”，其话语权是不均等的，所以，他们在舆论场中的能量也是大不相同的。
本研究将在中观层面上使用话语权，即话语权既不是笼统的阶级统治工具，也不是某一篇网络文章所能达到的传播效果，而是在一个相对固定的舆论场域中，由一些相对稳定的言论者基于共享的语词习惯，有效调用的言论资源，即等同于布尔迪尔所说的场域中的资本。
根据该理论，本研究认为，目前我国网络舆论的分歧与失调，主要是不同网络场域出现了不协调，网络言论的冲突既不是宏观的阶级冲突，也不是微观的个人冲突，而是不同场域的冲突，是不同场域逻辑的对立，要划界网络言论的冲突，必须整合不同的场域逻辑。
四、网络舆论空间影响因素分析
1.言论者：在信息生产和情感表达上，既有差异又有共享。网民是网络舆论场中的言论者，与其说网民是乌合之众，南京大学的青年学者袁光锋更愿意将他们称为“诠释社群”。网民在网络空间中自主使用语词，看似独自参与政治的背后，其实共享着特定的情感、知识和意义，“网络段子”表达的是一种调侃和反讽的情感，通過“段子”文本的生产、改写、链接和传播，网民形成了带有戏谑和讽刺色彩的“诠释社群”。通过“情感”的链接，分散的网民形成群体。网民并不是原子化的个体，而是可以被划分为各种彼此呼应、同气相求的社群，它们分享着一些相似的情感、知识和意义[4]。
就信息生产行为习惯和情感表达习惯而言，不同群体的网民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联合搜狗输入法大数据团队共同发布的《中国网民的信息生产及情感价值结构演变（2012-2016）—基于搜狗大数据的分析》报告，用大数据披露了近五年来中国网民信息生产行为习惯和情感取向的地域、代际、性别、场景等方面的差异和特征，从中刻画了中国人 “爱恨情仇” 的社会图谱。比如，在性别上，女性的情感表达更加丰富和活跃，感性程度相对更高；从时代上而言，00后的表达方式更加去中心化，对于表情包的使用远高于其他时代。近年来，我国有关领导人时政报道的“萌化”语言逐渐成为国内外传播的一道独特风景线，2016年里约奥运会期间号称游泳界“泥石流”的傅园慧及其“表情包”成为极度流行的传播元素，这些新闻语言和新趋势都显示出，在社交媒体的语境下，轻松、有趣、“萌化”的互联网话语正在一定程度上改造着过往传统媒体时政报道中刻板正经、不苟言笑的脸谱式报道风格，以及过往奥运报道那种运动员苦大仇深、大众媒体过度煽情的话语方式。
2.语词：网民对复杂社会境遇的一种独特话语表达。互联网不仅改写了传统新闻传播的反馈方式，也改写了传统媒体与观众的交流和互动方式。2016春晚以“你我中国梦，全面建小康”为主题，直播期间社交媒体上几乎与节目同步上演的吐槽狂潮，据统计，除夕当天访问“春节晚会吧”的网友超过1800万人次，参与春晚吐槽弹幕活动的用户超过650万，主题贴突破380万。正如2016春晚总导演吕逸涛在接受采访中表示：“有人点赞也好，有人吐槽也好，它都是好事。如果现在00后都不看了，没有评价了，那才是最大的悲哀。”
不管槽点满满，还是无力吐槽，作为中国现代文化中最重要的存在，大年除夕与春节晚会这两个相互绑定的节日与盛典，在如今的国人心中依然有着无可匹敌的地位和情感。正因为如此，也才让90、00后以一种互联网时代的正确姿势——“上贴吧，槽春晚”——积极参与到春晚当中。无论是点赞还是吐槽，都是做出变革的一种直接体现。支付宝“咻一咻”、微信“摇一摇”的互动新方式，连同不断强化的意识形态宣传色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带一路、绿色生态等核心政治话语与各类节目无缝结合，支付宝主导的抢红包中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福卡之中，使央视的春晚呈现出“红旗与红包齐飞”的独特景象。
现代网络社会网络流行语的产生和流行，被赋予了很强的社会属性，它是网民对复杂的社会境遇的一种独特的话语表达。不同世代网民的信息生产习惯特点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00后一代迅速崛起，以更加无禁忌、更直接的社会表达方式成为网络新词的主要制造者和使用者。90后和00后对于娱乐偶像明星的提及度和关注度高于政治人物、商业人物，但明星的“保鲜期”也不断缩短，“小鲜肉”则成为最受欢迎的审美标准，呈现出“铁打的‘小鲜肉’，流水的明星”的新社会文化现象。从集体行为的视角看，网络流行语共同建构了网络舆论场，显示了网络空间的群体性力量，以及在话语制造方面的集体性行为，在这里话语权力（资本））成为网络舆论场的焦点。 3.话语权：促进达成共识，寻求良治之道。话语权即思想本身和精神本身，话语权即意识形态霸权。话语权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马克思。其后，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霸权的理论，并基于此，发展了文化批判理论。意大利学者葛兰西更是系统论述了文化霸权理论，即一个阶级主宰另一个阶级的意识形态及文化，通过控制文化内容和建立重要习俗以统一意见来达到支配目的[5]。也称为“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葛兰西，1973）
言论的冲突其实也是话语权的冲突。对于当前社会舆论场而言，尽管各方意见领袖在事物认知角度、社会角色立场、诉求表达方式、信息扩散手法等方面都有差异，但我们已经不能机械地以官方和民间、强势和弱势、主导和从属、主流和支流来做简单的二分法界定[6]。2014年以《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的出台为政策标志，中央和地方媒体开启了新一轮的资本化改造，通过国有资金和媒体技术的跨界利用，打造国有资本控股的“融合性”新型主流媒体；此后，国家网信办陆续颁布“账号十条”“约谈十条”等法规，网络空间治理的法制化探索逐步升级[7]；2016年“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和习近平总书记“2·19”讲话的发表，“党媒姓党”强悍发声，其提出的现实背景与理论内涵折射出我国网络舆论格局的宏观基调；2017年我国各类官方新媒体与机构性自媒体账号的增长与民间自媒体的“去时政化”已成为基本的态势。
在宏观格局上，互联网深刻地撬动了既有的新闻舆论格局，而在舆论生发的微观机制方面，众声喧哗的互联网对新闻传播与舆情发酵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近年来不断上演的“新闻反转剧”或可成为这方面的一种折射。互联网对用户话语权的释放，用户通过公民新闻和輿论力量，对新闻“剧本”的方向具有改写权，于是我们经常看到新闻“剧情”左翻又转。新闻反转的背后，隐含着某种互联网新闻传播与舆论运作的机理和机制，需要我们结合社会舆论的生成方式，科学解构舆论场，明晰其内在关系和影响因素，促进达成共识，寻求良治之道。
我们发现，通过网络舆论对社会事件的探讨和辩论，能够释放和修正社会的负面情绪，为国家提供真实有效的信息和合理建议，为国家与社会之间搭起沟通的桥梁。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舆论激烈碰撞甚至舆论撕裂的情况，有可能滑向非理性的谩骂，甚至走向族群的撕裂，最终破坏社会的共识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在研究者看来，舆论参与者们唯有以认知的共性凝聚而非仅因共情凝聚，才能成为真正的参与公共意识建构的理性力量，同时也要看到大量中间群体的存在，是舆论最终可能取得社会最大公约数的基础。在社会化媒体时代，如何消弭复杂多元舆论场的隔阂，增加舆论场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形成健康向上的和谐舆论生态，是一个非常重要而紧迫的现实课题。
参考文献：
[1] 聂德民.对网络舆论场及其研究的分析[J].江西社会科学，2013（2）.
[2] 童兵，王宇.论潜在舆论和潜在舆论场及其引导[J].当代传播，2016（3）.
[3] （美）戴维斯沃茨.陶东风译.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尔的社会学[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2 .
[4] 袁光锋.互联网空间中的“情感”与诠释社群[J].中国网络传播研究，2014（8）.
[5] 黎民，张小山.西方社会学理论[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
[6] 袁勇.舆论场交锋：博弈、冲突、互动与通融[J].新闻爱好者，2013（8）.
[7] 王维佳.党对媒体“文化领导权”的重建[EB/OL].传媒懂先生微信公众号，2017-0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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