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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新列斐伏尔派的城市学者们提出了星球城市化的概念，将城市化视为一个在所有空间尺度上发生的过程。文章分析了近年来对城市政治生态学文献的评论，这些评论指责该领域的多数成果都专注于研究传统的紧密联系的城市，而不是把城市化作为过程来考察。作为回应，文章回顾了相关文献的方方面面，发现其已经（一直）超越了“城市”概念本身，以考虑人类和非人类因素在不同尺度上将城市与边界外的地方连接起来的各种代谢和循环过程。此外，文章还指出了这些研究路径如何能卓有成效地与星球城市化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用以研究城市化性质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的社会生态和政治影响。最后，文章提出，“场域倍数”的方法论对日常实践和生活经验的关注在哪些方面有助于研究不同的城市现象以及这些现象中超出城市本身的联系。
[关键词]城市政治生态学;星球城市化;方法论领土主义;新陈代谢;场域倍数
一、引言
希拉里·安吉洛（Hillary Angelo）和戴维·瓦克斯穆思（David Wachsmuth）在发表于2015年的文章《城市化的城市政治生态学：对城市主义方法论的批判》中阐释了全球城市化背景下的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近些年，新列斐伏尔派的城市学者们提出了星球城市化的概念，认为城市化是一個在所有空间尺度上发生的过程，城市被围墙包围并与乡村地区隔绝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①随着“乡村化”②和“后郊区化”③等进程的推进，我们现在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即如何理解构成城市和城市化的巨大网络。因此，尼尔·布伦纳（Neil Brenner）和戴维·瓦克斯穆思（David Wachsmuth）等学者对“方法论领土主义”（methodologically territorialist）持高度批评的态度，他们认为“这种方法将城市视为一种独特的、有边界的定居类型，与非城市区分开，④这些隔离措施极具挑衅性，激励其他人以不同的形式回应他们的观点。①
本文旨在引发人们对布伦纳、安吉洛和瓦克斯穆思等人观点的反思，同时也赞同他们呼吁进一步参与城市化进程，并将重点放在传统城市范围之外的经验性地点的观点。他们的批评忽视了在政治生态学理论中发掘思想资源和研究线索的潜在机会。与此同时，到目前为止，城市政治生态学缺乏针对挑衅的批判性回应，这可能会引发星球城市化和城市政治生态学学者之间潜在的激烈辩论。本文回顾了安吉洛和瓦克斯穆思提出的论点，同时也批判性地审查了其他城市政治生态学家的主张，他们在最近的研究中接受了对星球城市化和方法论城市主义的批评。
然而，本文并没有采用安吉洛、瓦克斯穆思和其他批评学者所使用的批判分析方法，正如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所说，这种批评形式已经失去了动力。②与其冒着成为另一个批判靶心的风险，避免陷入一种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比另一种理论更好或更现实的争论，笔者采用的是一种组合模式，这种模式仍然对星球城市化学者开放。③但是，“首先必须‘分解’反对城市政治生态的论点，然后才能‘重组’政治生态的方法以研究城市化进程”。④因此，在下一节中，笔者将解构对城市政治生态的批评，并展示其城市新陈代谢的典型概念是如何使城市政治生态学家能够对长期困扰城市研究和以往生态思维形式的二元结构（例如城市与农村、社会与自然之间）提出问题和质疑。此外，笔者还展示了这个逻辑线索是如何通过作为空间过程的自然的城市化，来突出并探索极不平衡的权力关系。⑤
随后，笔者建议使用乔什·莱波斯基（Josh Lepawsky）及其同事倡导的“场域倍数”（site multiple）的方法论，⑥用于研究各种城市现象及其多重联系的方法论的有效性。地点的多样性受到后现代结构思维的影响。后现代结构思维主张关注构成城市的日常实践和经验生活，而不仅仅是城市地理。这种洞察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场域是通过不受空间限制的实践来制定的。虽然这不是从城市政治生态的视角发展而来，但被认为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冒险（methodologically adventurous），安吉洛和瓦克斯穆思认为这是理解与扩展的城市化形式相关的代谢过程和社会环境影响所必需的。①如上所述，这些方法有助于界定构成当代城市化的行动者、场域和过程，而不是预先假定城市是如何构成的。
最后，在第四部分中，笔者指出了城市政治生态理论中试图强调城市的性质以及地理位置变化的经验性和概念性的工作。所选案例说明了城市政治生态学家正在以创新的方式推进城市政治生态学的概念遗产，不仅展示了城市是如何通过源自“其他地方”的社会自然代谢产生的，而且展示了城市及其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和空间结构对这些不同的非人自然的城市化过程有着强烈的影响。这些工作绝不是城市政治生态学家把他们的视角扩展到城市以外的唯一分析方法，而是反映出各种不同新方法的出现。因此，本文的目的是提出研究城市化的不同方法论，这些方法论可以共同确定何以构成城市，以及哪些场域参与了城市化进程。文章的结论是：上述做法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关注构成城市的参与者的日常实践和经验生活，以及他们的城市地理位置。②
二、城市政治生态学中的城市主义方法论？
安吉洛和瓦克斯穆思在他们的文章中挖掘了城市政治生态理论的最初前提和目标，以及他们如何看待其脱离了早期的轨道。③随后，他们对城市政治生态学及其所谓的“城市主义方法论”进行了列斐伏尔式的批判，并将其“重新定位为城市化的政治生态学，而不是城市的政治生态学”。④在简要回顾早期城市政治生态学文献之后，安吉洛和瓦克斯穆思认为，该子领域自成立以来设定了两个主要的目标：一是将城市化现象理论化为一个与社会和自然转化相关并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的过程;二是将政治生态学方法纳入批判城市研究的主流。安吉洛和瓦克斯穆思对城市政治生态学著作失望的主要原因是其放弃了它的“列斐伏尔根基”（Lefebvrian roots），这在他们看来导致了子领域无法将城市化完全理论化为过程。正如他们所言：“早期著作试图建构一个列斐伏尔式的理论框架，通过将城市化作为一个全球进程来探讨城市/农村与社会/自然之间的传统区别的目标基本上已经落空。”⑤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安吉洛和瓦克斯穆思忽视塑造城市化进程中作为关键的阶级斗争问题。列斐伏尔对城市化的理解及其遗产的意义不仅是关于城市社会的“爆炸”，而且将其视为一个高度不平衡和社会不公正的过程，强化了阶级分化和权力关系。①许多列斐伏尔式的城市政治生态学和相关的城市研究在其对拉丁美洲商品繁荣和采掘业的分析中确实做到了这一点。②此外，正如亚历克斯·洛夫图斯（Alex Loftus）所指出的，列斐伏尔的许多作品实际上将城市视为自然的对立面，③这使得许多城市政治生态学者通过借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自然理解为推动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④此外，城市政治生态学没有任何固定的理论或方法论原则，这意味着该分支学科始终是生态思维、政治经济学、城市研究和批判性社会文化理论之间的一种平衡。⑤这是城市政治生态文献的一个重要特征，它赋予了城市政治生态很大的活力和分析力。
例如，埃里克·斯温格杜（Erik Swyngedouw）的文章《作为混合体的城市：论自然、社会和半机器人城市化》结合了政治生态学和生态马克思主义方法。⑥更具体地说，《自然的生产》一文中将城市和城市化称为“社会-自然”转变，并特别介绍了社会-自然代谢的概念，赋予了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更强的分析力，实质性地改变了对城市化和城市性质的思考。⑦新陈代谢的概念是城市政治生态学对城市定义的关键，城市定义被概念化为“位于更大社会-空间系统内的子系统”，⑧例如城市区域通过各种社会-自然代谢相互联系。这是对城市的一种内在关系的理解，它与方法论城市主义批判中想象的城市的固定观点形成对比。正如安迪·洛克哈特（Andy Lockhart）所提示的，对城市的这种理解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城乡辩证关系的初步概念化，也就是自然与社会的辩证关系。⑨然而，斯温格杜的作品同样受到后现代结构隐喻和启发性手段的影响，如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半机器人”①（cyborgs）和布鲁诺·拉图尔（ Bruno Latour）的“准对象”②（quasi-objects）——这些术语现在在城市政治生态学文献和更广泛的社会科学中司空见惯。
更关键的是，希拉里·安吉洛和戴维·瓦克斯穆思断言城市政治生态学没有提出一个专门的研究项目来追踪城市领域之外的城市化形式和过程。正如他们所说：“在城市选址和分析框架中，城市政治生态学的大部分实证研究都完全与城市联系在一起。”③他们发现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矛盾，因为在政治生态学和城市研究中，对城市化扩张的社会自然特征的有限关注，首先是城市政治生态学的最初动机之一。希拉里·安吉洛和戴维·瓦克斯穆思认为，造成这一缺陷的一个潜在原因可能是：虽然城市政治生态学者广泛认识到全球不平衡城市环境的产生，但他们主要集中在单一的、有界的（城市）案例研究上来支持这一说法。他们指出，《城市的性质》一书研究侧重于城市化进程的政治生态，超出了单个城市的范畴，但却仅包括一个研究案例。④再如前文所提到的埃里克·斯温格杜（Erik Swyngedouw）的著作《作为混合体的城市》，该著将“城市”和“城市化”两个概念交替使用。⑤
然而，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斯温格杜和其他城市政治生态学家的工作实际上倾向于关注渗透到城市中的自然元素。这样的城市政治生态研究，虽然可能专注于某个特定的城市遗址，但却表明在城市内发生的社会-自然交换和相互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当地场域。例如，斯温格杜通过观察认为，城市中一些流动的水“从本地到全球、从人类到非人类都是连续的”。⑥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以洛杉矶为例，说明了沙漠景观的社会生态转型和随后的“硅”景观制造是如何通过同时改造周围流域和开发新的工程项目来实现的。⑦
同样，亚历克斯·洛夫图斯（Alex Loftus）和胡克·马奇（Hug March）指出，城市政治生态学实际上“从来没有受到城市形态的制约，而是发展了一种总是超越当地的方法，以理解产生特定城市形态的更广泛的社会生态关系集合”。⑧伊丽莎·达琳（Eliza Darling）也指出，城市政治生态学是城市研究中的一个显著例外，它挑战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传统划分。①斯温格杜最近的专著《流动的力量》追溯了20世纪初以来西班牙水利工程项目的历史，也有力地说明了这一通过城市化实现的城乡同步转型。②该著在城市政治生态视域中，令人信服地展示了地方、地区和国家的社会性质，是如何与工程叙述、土地投机以及全球范围的水和资金流动相结合的。在这个例子中，水的城市化深深地牵涉到地方和国家的政治生态，以及区域和全球的水文循环。
同样，玛丽亚·凯卡（Maria Kaika）的著作《流动的城市》连续地梳理了构成雅典和伦敦（内外）城市和乡村之间“社会空间连续体”的物质和基础设施联结。③尽管如此，安吉洛和瓦克斯穆思批评凯卡的著作是他们所发现的城市政治生态学领域“城市主义方法论”猖獗的的一个主要例子。④尽管凯卡确实提出过像伦敦和雅典这样的城市是如何以自然的新陈代谢为前提的问题，但她也观察了这些城市之外的空间，以表达“自然”和“城市”是如何相互转化的混合实体。此外，正如安吉洛和瓦克斯穆思所断言的那样，凯卡的工作重点不仅是展示雅典（或伦敦或纽约）这座城市是一个社会-自然交换的过程，而且是通过城市化进程控制的物质、主角和场所。⑤
因此，城乡辩证关系是城市政治生态学者对城市概念化的核心。在这方面的基础文本之一是比爾·克罗农（Bill Cronon）的著作《自然的大都市》，该著认为城市和乡村景观“不是两个地方，而是一个统一体，他们创造了彼此，改变了彼此的环境和经济，彼此依存，相互依赖”。⑥斯温格杜写道：“城市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过程，是自然永恒的转变。”⑦虽然克罗农的作品本身不属于城市政治生态学领域，但正如安杰洛和瓦克斯穆思正确指出的那样，它对后来出现的城市政治生态学的大量作品产生了重要影响。
然而，尽管安吉洛和瓦克斯穆思（以及其他人）主张将城市化看作一个全球或“星球”的过程，但很明显，他们并没有直指整个世界。相反，由于特殊的（政治、地理或环境）特征，有一些特定的地点对城市化进程非常有用。是什么使这些遗址对理解当时的城市化特别重要并值得重新阐释，并与其他场域相区分？换句话说，在现象学和本体论意义上，这些外围区域的特征是什么？ 此外，城市化本身并不是（而且不应该是）城市政治生态学的唯一重点。正如尼克·海恩（Nik Heynen）、凯卡和斯温格杜在其代表作《城市的性质》中令人信服地证明的那样，该著分析的对象从“食物”到“草坪”、“花园”，⑧以及这些物体的新陈代谢和循环流动所呈现出来的不同效果。①此外，该著案例研究中出现的各种非人类行为体的角色说明了城市政治生态学成功地将城市学呈现为动态的社会-生态场所。②正如艾伦·斯科特（Allen J. Scott）和迈克尔·斯托珀（Michael Storper）所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任何试图建立城市一般概念的尝试，都会因为城市通常也包含大量多样的经验现象而被进一步削弱。”③城市政治生态学内部的这种理论和经验上的活力说明了该领域的活力和丰富性，如果忽略了这一点，那将是一种遗憾。但不幸的是，正如许多批评所指出的那样，安吉洛和瓦克斯穆思等人关注的是城市政治生态学的缺陷，而忽视了它的许多重要贡献。
三、寻找城市
尽管瓦克斯穆思对城市政治生态学提出了批评，但他2014年对城市作为“实践概念”的诠释提出了一种有趣的第三种方法，用以弥合星球城市化学者强调的感知僵局。一方面，他认识到城市概念对于描述城市化的新兴模式是徒劳的;另一方面，他强调城市概念对城市理论和日常经验的持续效用。④例如，瓦克斯穆思建议将城市视为一种“实践概念”，或是人们对城市和城市化进程的日常经验和关系的一种表现。⑤同样，玛丽·劳宏（Mary Lawhon）等人试图通过城市参与者的日常实践，从“自下而上”⑥的路径将城市理论化。这些见解符合蒂姆·邦内尔（Tim Bunnell）和阿南特·马林甘地（Anant Maringanti）对“都市中心性”⑦的批判。他们承认：“虽然批判的城市理论家已经认识到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差异，但这些模式并不一定影响人们在日常意识中看待城市的方式，也不是他们对城市环境的亲身体验。”⑧
这些研究表明，将城市作为社会和经济关系的一个可识别和特定的空间来关注，对于理解城市居民自己所理解的城市化变化是重要的。这种分析形式也可以外推到非城市，如城市远郊边缘，①以确定这些空间是如何受到城市化的影响的，正如当地居民所理解的那样。不仅如此，劳宏等人认为“日常城市化”②对于理解南半球的城市化进程与北半球作为许多城市理论发源地的城市化进程有何不同也很重要，这也是星球城市化成为各种城市理论家批判靶心的原因。③如凯特·德里克森（Kate D. Derickson）和希瑟·麦克林（Heather McLean）认为，对普遍主义的关注忽略了不同形式和路径激发思维创新的重要性。④
基于此，城市学者开始把城市描述为“正在形成的地方（或事物）”，⑤而不是确定的、有界的单位。例如，为了研究超越城市本身的地理，乔什·莱波斯基（Josh Lepawsky）等人建构了一种更具敏感性的方法论上，即“场域倍数”，⑥进一步论证（而非回应）对星球城市化理论的批判。“场域倍数”起源于安娜玛丽·莫尔（Annemarie Mol）的“身体多重”⑦概念，它是指通过实践形成的一个地点（如“城市”）。在笔者看来，这一概念對城市学者的研究有着相当大的影响。通过非单一的、可识别的实体，多个场域帮助我们了解零散而非连贯空间的城市是如何实际分布的。因此，它假定，我们作为研究者只应事先确定自己感兴趣研究的经验现象，同时让构成这种现象的各种行动者、对象和做法决定我们的研究可能会把我们引向何方。这最终可能会让我们找到传统意义上不被视为“城市”的地点，但同样不能在进行研究之前完全确定。
场域倍数的概念与乔什·莱波斯基和查尔斯·马瑟（Charles Mather）的观点相呼应，他们呼吁研究关注“行为”（而不仅仅是“事物”），以此探索正在研究的经验现象的“边界和边缘”。⑧正如他们所说：“在寻找边界和边缘时，我们可以采取行动，但在分析之前，我们需要‘尽可能不确定哪些元素将被捆绑在一起’。”⑨因此，对边界和边缘的方法论和概念上的关注，有助于理解城市化新陈代谢过程中物质的循环线索，以及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正如莱波斯基等人所说，场域倍数、边界和边缘的方法论能够使我们“保持开放的心态，看看什么构成了城市”。①“城市”是阿布杜马利克· 西蒙尼（AbdouMaliq Simone）提出的一个术语，该术语承认城市可能由城市以外的或更多的东西组成。②例如，莎拉·沃特莫尔（Sarah Whatmore）主张追踪在城市中或通过城市运行的“踪迹网络”（routine interweavings），③将包括城市空间在内的各种人、非人类、资源和基础设施与其他非城市场所联系起来，也包括人类自身的存在和互动。蒂姆·邦内尔（Tim Bunnell）和阿南特·马林甘地（Anant Maringanti）认为，这是城市研究中超越大都市中心的核心。④
正如莱波斯基及其同事所指出的那样，虽然“场域倍数”与“多场所的”（multi-sited）不同，但二者肯定是相互关联的。⑤一方面，“多场所的”意味着通过不同的相关地点来追踪一种现象的方法，而场域倍数则认识到现象（及其存在的场所）是通过在空间中分散（通常是不均匀）的实践而产生的。因此，在追踪星球城市化或城市化扩张所带来的特殊空间形式时，了解参与塑造它们的不同行动者和场所是很重要的。此外，以苏珊娜·弗里德伯格⑥（Susanne Freidberg）为代表的政治生态学家证明，必须在若干地理位置进行分析，以便将特定地区的冲突和斗争与区域、国家和全球政治经济进程联系起来。⑦这也将有助于进一步打破后殖民学者[如阿纳亚·罗伊（Ananya Roy）]在全球北部和南部研究之间的分歧，这是城市政治生态正在取得长足进展的一个方面。⑧
此外，如上所述，我们还需要超越对城市基础设施和空间形式的研究，了解城市（反之，“非城市”）的日常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如何因地而异。⑨因此，场域倍数在确定从何处着手进行城市化实证研究时非常有用，它将引入并阐释网络中的其他利益相关者，①同时也有助于在各种尺度上追踪构成城市遗址及其无数全球联系的偶然关系，避免“一刀切”（one-size-fits-all）地叙述和研究城市的构成和演化过程。②换言之，将地点视为多个场所可能使我们能够超越全球—本地、城市—农村的二分法，并以另一种方式来理解不同场所之间的经验和概念联系。③ 四、城市政治生态学与城市化本质
安吉洛和瓦克斯穆思在他们的文章中指出了几个在研究超越传统城市定义的城市化进程方面做得较好的重要理论概念，④其中包括“世界城市”⑤（worlding cities）和“集合城市主义”⑥（assemblage urbanism），它们试图“绘制融入自然并超越传统城市边界的城市过程图”。⑦然而，除了结论中的几个简单例子外，他们忽略了城市政治生态学文献当中已然超越城市本身，在更广阔的区域和腹地上所建立的跨国联系的理论部分。⑧因此，在倒数第二节中，笔者概述了其中几个方面（无论是否明确），试图解决当代城市化的扩张性及其社会-生态影响的问题。城市政治生态学实际上是一种更广泛的分析形式：不仅关注“城市中的自然”（nature in the city），而且展现了人类和非人类的各种代谢循环过程，以各种尺度将城市与边界外的地方联系起来。⑨笔者还将进一步说明这种研究是如何利用上述所提到的注重实践的方法，以及如何进一步拓宽这些方法的运用范围。
如上所述，城市新陈代谢的概念一直是城市政治生态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⑩城市政治生态学家不断扩展这一概念，以分析新出现的社会空间形态及其政治生态效应，并继续探讨城市和农村的界限，同时解释通过这种转变对当地行动者——特别是那些边缘化或其他负面影响的行动者——的影响。①因此，关注农村-城市和社会-自然代谢，对理解空间动态以及全球城市化的社会-生态影响至关重要。
在这方面，塞斯·古斯塔夫森（Seth Gustafson）及其同事建构了“大政治生态学”（megapolitan political ecology），以“跨越自然-社会和城乡矩阵，解释构成区域城市化的人、物、资源和知识的流动”。②作者使用“大政治区”（megapolitan region）一词来描述多个城市（大小不一）与其腹地之间的联系，这使得我们能够超越对城市的静态定义。他们还认为，有必要改变研究问题，以考虑他们所称的“区域城市化”（regional urbanization）及与之相关的环境变化过程之间的联系。他们利用作为城市政治生态学的基础的区域性视角，来分析克罗农对城市腹地关系和城市的相关代谢功能的早期研究。③在借鉴卡尔·马克思和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研究成果④的基础上，塞斯·古斯塔夫森（Seth Gustafson）和他的同事指出，新陈代谢概念的重要性在于它说明了“新的社会空间结构、自然和社会的协同融合以及不平衡的社会关系是如何形成的”。⑤因此，这一方法涉及星球城市化理论的关键见解，同时也保持了辩证的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框架。
古斯塔夫森和他的同事们认为，“大政治生态学与远郊政治生态学中的主题相呼应，后者考虑了历史上农村地区通过城市化和城乡互动或设施迁移而发生的转变”。⑥虽然他们没有明确地利用新陈代谢的概念，但远郊政治生态学文献确实能够通过对影响城市新陈代谢性质及其影响的实践和基本条件的研究，了解城乡新陈代谢。通过这种方式，远郊政治生态学通過对日常城市主义的研究（在下一节中讨论），强调城市化地区持久的农村实践和引入历史上农村地区的城市实践。此外，该理论还利用景观的概念联结城市、郊区和农村，从而避免了城乡二分法。①
同样，罗杰·凯尔（Roger Keil）和萨拉·麦克唐纳（Sara Macdonald）最近将城市政治生态学文献与郊区化和后郊区化文献进行了比较，②以研究城市扩张、集聚和“大都市化”③（metropolization）。他们认为，城市政治生态学视角有助于研究郊区化在不同空间尺度上产生的新陈代谢和分散场域，及其反过来如何使城市概念化为位于更广阔城市区域内的一个子系统。他们以城市绿地为例，说明以城市环境为形式的自然是如何成为控制城市区域发展形式和程度的城市政策工具的关键组成部分的。然而，凯尔和麦克唐纳认为，作为“生产性的自然”（produced nature）的一种形式，绿化带实际上起到了模糊农村和城市之间界限的作用，尽管它们试图划定城市的“自然”边界，就像前文所提的“大政治”和“远郊”政治生态。④凯尔和麦克唐纳通过对城市边缘地区各种形式和社会生态代谢的研究，证明了城市政治生态学的工作不仅仅是对“城市自然”的研究。
景观政治生态学（Landscape Political Ecology）还提供了一个有效视角，通过将景观作为一个城市/农村或文化/自然的混合实体，将广泛的城市化形式概念化。⑤政治生态学家通过这种方式，已经引起了人们对与城市空间转型相关的意识形态和话语策略的关注。例如保罗·罗宾斯（Paul Robbins）的《关于郊区“草坪”的研究》，通过马来西亚极具争议的“金丝燕农业”现象来分析最近城市环境的变化，这种现象涉及利用城市中现有的商业或住宅建筑来收获快速养殖的可食用巢穴，⑥这种做法鼓励金丝燕在城市建筑中筑巢，而不是在洞穴（它们的“自然”栖息地）筑巢，这对公共健康、福祉和城市遗产以及生态影响都有重大影响。⑦这些案例进一步说明了城市政治生态学分析中非人类因素的作用，该分析说明了动物在改变城市形态、美学和日常生活中的关键作用通常是出乎意料的。①
类似地，在城市政治生态学关于城市农业扩张的研究似乎是一种思考农业扩张项目如何“重塑城市景观，并尝试替代资本主义城市生活组织”②卓有成效的方法。与上述远郊政治生态文献和金丝燕养殖案例一样，城市政治生态学关于城市农业的研究进一步论证了传统农业的引入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和农业）景观的性质和日常体验。③正如奇亚拉·托尔纳吉（Chiara Tornaghi）所指出的那样，城市农业的案例向城市规划者和决策者提出了如何为城市农业腾出空间的难题。然而，考虑到城市政治生态学对实践研究的重视，她指出，该子领域可以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努力前沿，并与基层团体和城市决策者合作。④此外，凯瑟琳·科拉桑蒂（Kathryn J· A· Colasanti）等人认为：“城市政治生态学还可以提供一个更为关键的视角：揭示通常以可持续城市发展和粮食安全倡议为幌子的农业扩张项目产生的社会生态代谢和不公正的潜在有害影响。”⑤ 因此，这些案例展示了新的生产模式和社会生态屏障如何能够带来“对城市景观和城市与自然关系的戏剧性改写”，而城市政治生态学家尤其有能力对此进行探索。⑥“生态”和智慧城市的研究是城市政治生态学家开始探索与当代（和未来）城市转型相关的政治、社会和生态影响的另一个例子。⑦正如哈维·尼奥（Harvey Neo）和鲍存彪（Choon Piew Pow）所指出的，生态城市发展“积极呼吁进行城市政治生态学分析”，⑧嵌入了全球资本循环、基础设施网络、资源分配以及使其发展合法化的话语权。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研究揭示了深刻的社会生态不公，这与重建城市社会的看似温和的尝试密不可分。
最后，自这一领域的开创性研究以来，基础设施一直是城市政治生态学家感兴趣的一个重要话题，特别是“水利设施”。⑨除了上面讨论的凯卡和斯温格杜的研究外，现在有了一股新的参与城市（水）基础设施的浪潮，①为理解扩展城市化的性质提供了一种额外的方式。它们的共同之处是都利用新陈代谢的概念来研究对城市生存不可或缺的水、能源和废物的流动，并进一步将它们与近郊和远郊的非城市场所联系起来。②这一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是城市电网及其对距离所服务城市相距甚远的水电站的依赖性，例如乔纳森·西尔弗（Jonathan Silver）展示了非洲城市电力中断是如何源自对水力发电的过度依赖。③这一点在更大程度上支持了作者的论点，即城市化的扩张要求开发更多的能源密集型城市化形式，增加城市和承担其增长成本的地方的不平等。通过对基础设施的城市政治生态进行研究的方式，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城市化的政治、生态和新陈代谢，并展示“多场所”④方法对于解析城市与其腹地之间的联系的重要性。
因此，在本节中概述的方法似乎构成了一种更富有成效的方式，将当代城市化的扩张性、生态性和政治性作为过程，而不是放弃甚至重新制定城市政治生态学的概念基础。此外，他们保留并推进了许多源自列斐伏尔方法之外的城市政治生态学的概念工具和见解，许多源自列斐伏尔方法之外。其中最主要的是城市新陈代谢的概念，它提供了一种动态的方法来分析与城市扩张相关的新兴联系以及空间转换和复杂（不仅仅是人类）关系;加上注重日常实践和生活经验的方法论，他们能够更好地追踪与城市化进程有关的各种地点。最后，上述理论工作并不是城市政治生态学中能够深化理解星球城市化的唯一理论工作，相反，这意味着在场域和过程维度中分析形塑城市新现象的研究形式的新兴。
五、结论
本文试图说明，与对“城市主义方法论”（methodological cityism）的批评相反，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如何特别适合于“跨传统学科领域的工作，并提供对星球城市化新时代的见解”。⑤星球城市学者批判大多数城市政治生态学的研究是城市主义方法论肆虐的表现，实际上忽略了政治生态学的许多重要贡献及其学术作品的解释力和活力。正如拉图尔所说，这是批判分析方法的一个根本问题，因为它只能揭穿、拆除和摧毁。①因此，笔者以建构的方式作出回应，试图将城市政治生态学中现有的工作与星球城市化的见解结合起来，而不是放弃一种分析形式，转而采用另一种更“现实”的概念或理论。这包括在城市政治生态学中关于社会-自然和城乡代谢的传统见解——自然的生产和城市化，以及最近与后现代结构主义和后人文主义理論的结合。
本文回顾的城市政治生态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对于理解城市化扩展所产生的重大社会生态影响非常重要。这些案例表明，以城市新陈代谢为代表的概念是如何在多重尺度和转型联系上理解现代城市及不同地点上发挥作用的。对这项工作的回顾加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城市政治生态学确实审查了自然的城市化过程，而不仅仅关注了城市中的自然要素的出现”。②这一观点的前提是将自然的城市化视为一个辩证的过程——这就需要进行城市研究——同时还要对与其他地方的遗址关系保持敏感。本文认为，这些见解可以通过关注构成城市行为体的日常实践和经验及其地理位置而得到进一步发展。
特别是对地点多样性、边界和边缘的方法论见解，鼓励我们作为研究人员采取行动，并在研究过程中解释相关场所的相关性与差异性产生的根源及其历史演变。如果我们作为学者武断地确定城市无处不在，那么我们所研究的经验现象和制定它们的实践将一文不值，“因为我们将预先假定知道谁和什么是相关的，以及它们是如何安排的”。③这说明了以何种方式定位城市政治生态学和日常城市主义来理解当代城市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正在经历的景观变化，以及管理当代城市景观所涉及的复杂因素的重要性。
（本文原载于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vol. 43，Issue 1，first published：12 October 2018，https：//doi.org/10.1111/1468-2427.
12710. 此次翻译已获作者授权。）
责任编辑：安 吉
[关键词]城市政治生态学;星球城市化;方法论领土主义;新陈代谢;场域倍数
一、引言
希拉里·安吉洛（Hillary Angelo）和戴维·瓦克斯穆思（David Wachsmuth）在发表于2015年的文章《城市化的城市政治生态学：对城市主义方法论的批判》中阐释了全球城市化背景下的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近些年，新列斐伏尔派的城市学者们提出了星球城市化的概念，认为城市化是一個在所有空间尺度上发生的过程，城市被围墙包围并与乡村地区隔绝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①随着“乡村化”②和“后郊区化”③等进程的推进，我们现在面临着一项艰巨的任务，即如何理解构成城市和城市化的巨大网络。因此，尼尔·布伦纳（Neil Brenner）和戴维·瓦克斯穆思（David Wachsmuth）等学者对“方法论领土主义”（methodologically territorialist）持高度批评的态度，他们认为“这种方法将城市视为一种独特的、有边界的定居类型，与非城市区分开，④这些隔离措施极具挑衅性，激励其他人以不同的形式回应他们的观点。①
本文旨在引发人们对布伦纳、安吉洛和瓦克斯穆思等人观点的反思，同时也赞同他们呼吁进一步参与城市化进程，并将重点放在传统城市范围之外的经验性地点的观点。他们的批评忽视了在政治生态学理论中发掘思想资源和研究线索的潜在机会。与此同时，到目前为止，城市政治生态学缺乏针对挑衅的批判性回应，这可能会引发星球城市化和城市政治生态学学者之间潜在的激烈辩论。本文回顾了安吉洛和瓦克斯穆思提出的论点，同时也批判性地审查了其他城市政治生态学家的主张，他们在最近的研究中接受了对星球城市化和方法论城市主义的批评。
然而，本文并没有采用安吉洛、瓦克斯穆思和其他批评学者所使用的批判分析方法，正如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所说，这种批评形式已经失去了动力。②与其冒着成为另一个批判靶心的风险，避免陷入一种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比另一种理论更好或更现实的争论，笔者采用的是一种组合模式，这种模式仍然对星球城市化学者开放。③但是，“首先必须‘分解’反对城市政治生态的论点，然后才能‘重组’政治生态的方法以研究城市化进程”。④因此，在下一节中，笔者将解构对城市政治生态的批评，并展示其城市新陈代谢的典型概念是如何使城市政治生态学家能够对长期困扰城市研究和以往生态思维形式的二元结构（例如城市与农村、社会与自然之间）提出问题和质疑。此外，笔者还展示了这个逻辑线索是如何通过作为空间过程的自然的城市化，来突出并探索极不平衡的权力关系。⑤
随后，笔者建议使用乔什·莱波斯基（Josh Lepawsky）及其同事倡导的“场域倍数”（site multiple）的方法论，⑥用于研究各种城市现象及其多重联系的方法论的有效性。地点的多样性受到后现代结构思维的影响。后现代结构思维主张关注构成城市的日常实践和经验生活，而不仅仅是城市地理。这种洞察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场域是通过不受空间限制的实践来制定的。虽然这不是从城市政治生态的视角发展而来，但被认为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冒险（methodologically adventurous），安吉洛和瓦克斯穆思认为这是理解与扩展的城市化形式相关的代谢过程和社会环境影响所必需的。①如上所述，这些方法有助于界定构成当代城市化的行动者、场域和过程，而不是预先假定城市是如何构成的。
最后，在第四部分中，笔者指出了城市政治生态理论中试图强调城市的性质以及地理位置变化的经验性和概念性的工作。所选案例说明了城市政治生态学家正在以创新的方式推进城市政治生态学的概念遗产，不仅展示了城市是如何通过源自“其他地方”的社会自然代谢产生的，而且展示了城市及其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和空间结构对这些不同的非人自然的城市化过程有着强烈的影响。这些工作绝不是城市政治生态学家把他们的视角扩展到城市以外的唯一分析方法，而是反映出各种不同新方法的出现。因此，本文的目的是提出研究城市化的不同方法论，这些方法论可以共同确定何以构成城市，以及哪些场域参与了城市化进程。文章的结论是：上述做法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关注构成城市的参与者的日常实践和经验生活，以及他们的城市地理位置。②
二、城市政治生态学中的城市主义方法论？
安吉洛和瓦克斯穆思在他们的文章中挖掘了城市政治生态理论的最初前提和目标，以及他们如何看待其脱离了早期的轨道。③随后，他们对城市政治生态学及其所谓的“城市主义方法论”进行了列斐伏尔式的批判，并将其“重新定位为城市化的政治生态学，而不是城市的政治生态学”。④在简要回顾早期城市政治生态学文献之后，安吉洛和瓦克斯穆思认为，该子领域自成立以来设定了两个主要的目标：一是将城市化现象理论化为一个与社会和自然转化相关并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的过程;二是将政治生态学方法纳入批判城市研究的主流。安吉洛和瓦克斯穆思对城市政治生态学著作失望的主要原因是其放弃了它的“列斐伏尔根基”（Lefebvrian roots），这在他们看来导致了子领域无法将城市化完全理论化为过程。正如他们所言：“早期著作试图建构一个列斐伏尔式的理论框架，通过将城市化作为一个全球进程来探讨城市/农村与社会/自然之间的传统区别的目标基本上已经落空。”⑤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安吉洛和瓦克斯穆思忽视塑造城市化进程中作为关键的阶级斗争问题。列斐伏尔对城市化的理解及其遗产的意义不仅是关于城市社会的“爆炸”，而且将其视为一个高度不平衡和社会不公正的过程，强化了阶级分化和权力关系。①许多列斐伏尔式的城市政治生态学和相关的城市研究在其对拉丁美洲商品繁荣和采掘业的分析中确实做到了这一点。②此外，正如亚历克斯·洛夫图斯（Alex Loftus）所指出的，列斐伏尔的许多作品实际上将城市视为自然的对立面，③这使得许多城市政治生态学者通过借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自然理解为推动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④此外，城市政治生态学没有任何固定的理论或方法论原则，这意味着该分支学科始终是生态思维、政治经济学、城市研究和批判性社会文化理论之间的一种平衡。⑤这是城市政治生态文献的一个重要特征，它赋予了城市政治生态很大的活力和分析力。
例如，埃里克·斯温格杜（Erik Swyngedouw）的文章《作为混合体的城市：论自然、社会和半机器人城市化》结合了政治生态学和生态马克思主义方法。⑥更具体地说，《自然的生产》一文中将城市和城市化称为“社会-自然”转变，并特别介绍了社会-自然代谢的概念，赋予了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更强的分析力，实质性地改变了对城市化和城市性质的思考。⑦新陈代谢的概念是城市政治生态学对城市定义的关键，城市定义被概念化为“位于更大社会-空间系统内的子系统”，⑧例如城市区域通过各种社会-自然代谢相互联系。这是对城市的一种内在关系的理解，它与方法论城市主义批判中想象的城市的固定观点形成对比。正如安迪·洛克哈特（Andy Lockhart）所提示的，对城市的这种理解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城乡辩证关系的初步概念化，也就是自然与社会的辩证关系。⑨然而，斯温格杜的作品同样受到后现代结构隐喻和启发性手段的影响，如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半机器人”①（cyborgs）和布鲁诺·拉图尔（ Bruno Latour）的“准对象”②（quasi-objects）——这些术语现在在城市政治生态学文献和更广泛的社会科学中司空见惯。
更关键的是，希拉里·安吉洛和戴维·瓦克斯穆思断言城市政治生态学没有提出一个专门的研究项目来追踪城市领域之外的城市化形式和过程。正如他们所说：“在城市选址和分析框架中，城市政治生态学的大部分实证研究都完全与城市联系在一起。”③他们发现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矛盾，因为在政治生态学和城市研究中，对城市化扩张的社会自然特征的有限关注，首先是城市政治生态学的最初动机之一。希拉里·安吉洛和戴维·瓦克斯穆思认为，造成这一缺陷的一个潜在原因可能是：虽然城市政治生态学者广泛认识到全球不平衡城市环境的产生，但他们主要集中在单一的、有界的（城市）案例研究上来支持这一说法。他们指出，《城市的性质》一书研究侧重于城市化进程的政治生态，超出了单个城市的范畴，但却仅包括一个研究案例。④再如前文所提到的埃里克·斯温格杜（Erik Swyngedouw）的著作《作为混合体的城市》，该著将“城市”和“城市化”两个概念交替使用。⑤
然而，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斯温格杜和其他城市政治生态学家的工作实际上倾向于关注渗透到城市中的自然元素。这样的城市政治生态研究，虽然可能专注于某个特定的城市遗址，但却表明在城市内发生的社会-自然交换和相互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当地场域。例如，斯温格杜通过观察认为，城市中一些流动的水“从本地到全球、从人类到非人类都是连续的”。⑥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以洛杉矶为例，说明了沙漠景观的社会生态转型和随后的“硅”景观制造是如何通过同时改造周围流域和开发新的工程项目来实现的。⑦
同样，亚历克斯·洛夫图斯（Alex Loftus）和胡克·马奇（Hug March）指出，城市政治生态学实际上“从来没有受到城市形态的制约，而是发展了一种总是超越当地的方法，以理解产生特定城市形态的更广泛的社会生态关系集合”。⑧伊丽莎·达琳（Eliza Darling）也指出，城市政治生态学是城市研究中的一个显著例外，它挑战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传统划分。①斯温格杜最近的专著《流动的力量》追溯了20世纪初以来西班牙水利工程项目的历史，也有力地说明了这一通过城市化实现的城乡同步转型。②该著在城市政治生态视域中，令人信服地展示了地方、地区和国家的社会性质，是如何与工程叙述、土地投机以及全球范围的水和资金流动相结合的。在这个例子中，水的城市化深深地牵涉到地方和国家的政治生态，以及区域和全球的水文循环。
同样，玛丽亚·凯卡（Maria Kaika）的著作《流动的城市》连续地梳理了构成雅典和伦敦（内外）城市和乡村之间“社会空间连续体”的物质和基础设施联结。③尽管如此，安吉洛和瓦克斯穆思批评凯卡的著作是他们所发现的城市政治生态学领域“城市主义方法论”猖獗的的一个主要例子。④尽管凯卡确实提出过像伦敦和雅典这样的城市是如何以自然的新陈代谢为前提的问题，但她也观察了这些城市之外的空间，以表达“自然”和“城市”是如何相互转化的混合实体。此外，正如安吉洛和瓦克斯穆思所断言的那样，凯卡的工作重点不仅是展示雅典（或伦敦或纽约）这座城市是一个社会-自然交换的过程，而且是通过城市化进程控制的物质、主角和场所。⑤
因此，城乡辩证关系是城市政治生态学者对城市概念化的核心。在这方面的基础文本之一是比爾·克罗农（Bill Cronon）的著作《自然的大都市》，该著认为城市和乡村景观“不是两个地方，而是一个统一体，他们创造了彼此，改变了彼此的环境和经济，彼此依存，相互依赖”。⑥斯温格杜写道：“城市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过程，是自然永恒的转变。”⑦虽然克罗农的作品本身不属于城市政治生态学领域，但正如安杰洛和瓦克斯穆思正确指出的那样，它对后来出现的城市政治生态学的大量作品产生了重要影响。
然而，尽管安吉洛和瓦克斯穆思（以及其他人）主张将城市化看作一个全球或“星球”的过程，但很明显，他们并没有直指整个世界。相反，由于特殊的（政治、地理或环境）特征，有一些特定的地点对城市化进程非常有用。是什么使这些遗址对理解当时的城市化特别重要并值得重新阐释，并与其他场域相区分？换句话说，在现象学和本体论意义上，这些外围区域的特征是什么？ 此外，城市化本身并不是（而且不应该是）城市政治生态学的唯一重点。正如尼克·海恩（Nik Heynen）、凯卡和斯温格杜在其代表作《城市的性质》中令人信服地证明的那样，该著分析的对象从“食物”到“草坪”、“花园”，⑧以及这些物体的新陈代谢和循环流动所呈现出来的不同效果。①此外，该著案例研究中出现的各种非人类行为体的角色说明了城市政治生态学成功地将城市学呈现为动态的社会-生态场所。②正如艾伦·斯科特（Allen J. Scott）和迈克尔·斯托珀（Michael Storper）所正确地指出的那样：“任何试图建立城市一般概念的尝试，都会因为城市通常也包含大量多样的经验现象而被进一步削弱。”③城市政治生态学内部的这种理论和经验上的活力说明了该领域的活力和丰富性，如果忽略了这一点，那将是一种遗憾。但不幸的是，正如许多批评所指出的那样，安吉洛和瓦克斯穆思等人关注的是城市政治生态学的缺陷，而忽视了它的许多重要贡献。
三、寻找城市
尽管瓦克斯穆思对城市政治生态学提出了批评，但他2014年对城市作为“实践概念”的诠释提出了一种有趣的第三种方法，用以弥合星球城市化学者强调的感知僵局。一方面，他认识到城市概念对于描述城市化的新兴模式是徒劳的;另一方面，他强调城市概念对城市理论和日常经验的持续效用。④例如，瓦克斯穆思建议将城市视为一种“实践概念”，或是人们对城市和城市化进程的日常经验和关系的一种表现。⑤同样，玛丽·劳宏（Mary Lawhon）等人试图通过城市参与者的日常实践，从“自下而上”⑥的路径将城市理论化。这些见解符合蒂姆·邦内尔（Tim Bunnell）和阿南特·马林甘地（Anant Maringanti）对“都市中心性”⑦的批判。他们承认：“虽然批判的城市理论家已经认识到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差异，但这些模式并不一定影响人们在日常意识中看待城市的方式，也不是他们对城市环境的亲身体验。”⑧
这些研究表明，将城市作为社会和经济关系的一个可识别和特定的空间来关注，对于理解城市居民自己所理解的城市化变化是重要的。这种分析形式也可以外推到非城市，如城市远郊边缘，①以确定这些空间是如何受到城市化的影响的，正如当地居民所理解的那样。不仅如此，劳宏等人认为“日常城市化”②对于理解南半球的城市化进程与北半球作为许多城市理论发源地的城市化进程有何不同也很重要，这也是星球城市化成为各种城市理论家批判靶心的原因。③如凯特·德里克森（Kate D. Derickson）和希瑟·麦克林（Heather McLean）认为，对普遍主义的关注忽略了不同形式和路径激发思维创新的重要性。④
基于此，城市学者开始把城市描述为“正在形成的地方（或事物）”，⑤而不是确定的、有界的单位。例如，为了研究超越城市本身的地理，乔什·莱波斯基（Josh Lepawsky）等人建构了一种更具敏感性的方法论上，即“场域倍数”，⑥进一步论证（而非回应）对星球城市化理论的批判。“场域倍数”起源于安娜玛丽·莫尔（Annemarie Mol）的“身体多重”⑦概念，它是指通过实践形成的一个地点（如“城市”）。在笔者看来，这一概念對城市学者的研究有着相当大的影响。通过非单一的、可识别的实体，多个场域帮助我们了解零散而非连贯空间的城市是如何实际分布的。因此，它假定，我们作为研究者只应事先确定自己感兴趣研究的经验现象，同时让构成这种现象的各种行动者、对象和做法决定我们的研究可能会把我们引向何方。这最终可能会让我们找到传统意义上不被视为“城市”的地点，但同样不能在进行研究之前完全确定。
场域倍数的概念与乔什·莱波斯基和查尔斯·马瑟（Charles Mather）的观点相呼应，他们呼吁研究关注“行为”（而不仅仅是“事物”），以此探索正在研究的经验现象的“边界和边缘”。⑧正如他们所说：“在寻找边界和边缘时，我们可以采取行动，但在分析之前，我们需要‘尽可能不确定哪些元素将被捆绑在一起’。”⑨因此，对边界和边缘的方法论和概念上的关注，有助于理解城市化新陈代谢过程中物质的循环线索，以及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正如莱波斯基等人所说，场域倍数、边界和边缘的方法论能够使我们“保持开放的心态，看看什么构成了城市”。①“城市”是阿布杜马利克· 西蒙尼（AbdouMaliq Simone）提出的一个术语，该术语承认城市可能由城市以外的或更多的东西组成。②例如，莎拉·沃特莫尔（Sarah Whatmore）主张追踪在城市中或通过城市运行的“踪迹网络”（routine interweavings），③将包括城市空间在内的各种人、非人类、资源和基础设施与其他非城市场所联系起来，也包括人类自身的存在和互动。蒂姆·邦内尔（Tim Bunnell）和阿南特·马林甘地（Anant Maringanti）认为，这是城市研究中超越大都市中心的核心。④
正如莱波斯基及其同事所指出的那样，虽然“场域倍数”与“多场所的”（multi-sited）不同，但二者肯定是相互关联的。⑤一方面，“多场所的”意味着通过不同的相关地点来追踪一种现象的方法，而场域倍数则认识到现象（及其存在的场所）是通过在空间中分散（通常是不均匀）的实践而产生的。因此，在追踪星球城市化或城市化扩张所带来的特殊空间形式时，了解参与塑造它们的不同行动者和场所是很重要的。此外，以苏珊娜·弗里德伯格⑥（Susanne Freidberg）为代表的政治生态学家证明，必须在若干地理位置进行分析，以便将特定地区的冲突和斗争与区域、国家和全球政治经济进程联系起来。⑦这也将有助于进一步打破后殖民学者[如阿纳亚·罗伊（Ananya Roy）]在全球北部和南部研究之间的分歧，这是城市政治生态正在取得长足进展的一个方面。⑧
此外，如上所述，我们还需要超越对城市基础设施和空间形式的研究，了解城市（反之，“非城市”）的日常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如何因地而异。⑨因此，场域倍数在确定从何处着手进行城市化实证研究时非常有用，它将引入并阐释网络中的其他利益相关者，①同时也有助于在各种尺度上追踪构成城市遗址及其无数全球联系的偶然关系，避免“一刀切”（one-size-fits-all）地叙述和研究城市的构成和演化过程。②换言之，将地点视为多个场所可能使我们能够超越全球—本地、城市—农村的二分法，并以另一种方式来理解不同场所之间的经验和概念联系。③ 四、城市政治生态学与城市化本质
安吉洛和瓦克斯穆思在他们的文章中指出了几个在研究超越传统城市定义的城市化进程方面做得较好的重要理论概念，④其中包括“世界城市”⑤（worlding cities）和“集合城市主义”⑥（assemblage urbanism），它们试图“绘制融入自然并超越传统城市边界的城市过程图”。⑦然而，除了结论中的几个简单例子外，他们忽略了城市政治生态学文献当中已然超越城市本身，在更广阔的区域和腹地上所建立的跨国联系的理论部分。⑧因此，在倒数第二节中，笔者概述了其中几个方面（无论是否明确），试图解决当代城市化的扩张性及其社会-生态影响的问题。城市政治生态学实际上是一种更广泛的分析形式：不仅关注“城市中的自然”（nature in the city），而且展现了人类和非人类的各种代谢循环过程，以各种尺度将城市与边界外的地方联系起来。⑨笔者还将进一步说明这种研究是如何利用上述所提到的注重实践的方法，以及如何进一步拓宽这些方法的运用范围。
如上所述，城市新陈代谢的概念一直是城市政治生态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⑩城市政治生态学家不断扩展这一概念，以分析新出现的社会空间形态及其政治生态效应，并继续探讨城市和农村的界限，同时解释通过这种转变对当地行动者——特别是那些边缘化或其他负面影响的行动者——的影响。①因此，关注农村-城市和社会-自然代谢，对理解空间动态以及全球城市化的社会-生态影响至关重要。
在这方面，塞斯·古斯塔夫森（Seth Gustafson）及其同事建构了“大政治生态学”（megapolitan political ecology），以“跨越自然-社会和城乡矩阵，解释构成区域城市化的人、物、资源和知识的流动”。②作者使用“大政治区”（megapolitan region）一词来描述多个城市（大小不一）与其腹地之间的联系，这使得我们能够超越对城市的静态定义。他们还认为，有必要改变研究问题，以考虑他们所称的“区域城市化”（regional urbanization）及与之相关的环境变化过程之间的联系。他们利用作为城市政治生态学的基础的区域性视角，来分析克罗农对城市腹地关系和城市的相关代谢功能的早期研究。③在借鉴卡尔·马克思和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研究成果④的基础上，塞斯·古斯塔夫森（Seth Gustafson）和他的同事指出，新陈代谢概念的重要性在于它说明了“新的社会空间结构、自然和社会的协同融合以及不平衡的社会关系是如何形成的”。⑤因此，这一方法涉及星球城市化理论的关键见解，同时也保持了辩证的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框架。
古斯塔夫森和他的同事们认为，“大政治生态学与远郊政治生态学中的主题相呼应，后者考虑了历史上农村地区通过城市化和城乡互动或设施迁移而发生的转变”。⑥虽然他们没有明确地利用新陈代谢的概念，但远郊政治生态学文献确实能够通过对影响城市新陈代谢性质及其影响的实践和基本条件的研究，了解城乡新陈代谢。通过这种方式，远郊政治生态学通過对日常城市主义的研究（在下一节中讨论），强调城市化地区持久的农村实践和引入历史上农村地区的城市实践。此外，该理论还利用景观的概念联结城市、郊区和农村，从而避免了城乡二分法。①
同样，罗杰·凯尔（Roger Keil）和萨拉·麦克唐纳（Sara Macdonald）最近将城市政治生态学文献与郊区化和后郊区化文献进行了比较，②以研究城市扩张、集聚和“大都市化”③（metropolization）。他们认为，城市政治生态学视角有助于研究郊区化在不同空间尺度上产生的新陈代谢和分散场域，及其反过来如何使城市概念化为位于更广阔城市区域内的一个子系统。他们以城市绿地为例，说明以城市环境为形式的自然是如何成为控制城市区域发展形式和程度的城市政策工具的关键组成部分的。然而，凯尔和麦克唐纳认为，作为“生产性的自然”（produced nature）的一种形式，绿化带实际上起到了模糊农村和城市之间界限的作用，尽管它们试图划定城市的“自然”边界，就像前文所提的“大政治”和“远郊”政治生态。④凯尔和麦克唐纳通过对城市边缘地区各种形式和社会生态代谢的研究，证明了城市政治生态学的工作不仅仅是对“城市自然”的研究。
景观政治生态学（Landscape Political Ecology）还提供了一个有效视角，通过将景观作为一个城市/农村或文化/自然的混合实体，将广泛的城市化形式概念化。⑤政治生态学家通过这种方式，已经引起了人们对与城市空间转型相关的意识形态和话语策略的关注。例如保罗·罗宾斯（Paul Robbins）的《关于郊区“草坪”的研究》，通过马来西亚极具争议的“金丝燕农业”现象来分析最近城市环境的变化，这种现象涉及利用城市中现有的商业或住宅建筑来收获快速养殖的可食用巢穴，⑥这种做法鼓励金丝燕在城市建筑中筑巢，而不是在洞穴（它们的“自然”栖息地）筑巢，这对公共健康、福祉和城市遗产以及生态影响都有重大影响。⑦这些案例进一步说明了城市政治生态学分析中非人类因素的作用，该分析说明了动物在改变城市形态、美学和日常生活中的关键作用通常是出乎意料的。①
类似地，在城市政治生态学关于城市农业扩张的研究似乎是一种思考农业扩张项目如何“重塑城市景观，并尝试替代资本主义城市生活组织”②卓有成效的方法。与上述远郊政治生态文献和金丝燕养殖案例一样，城市政治生态学关于城市农业的研究进一步论证了传统农业的引入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和农业）景观的性质和日常体验。③正如奇亚拉·托尔纳吉（Chiara Tornaghi）所指出的那样，城市农业的案例向城市规划者和决策者提出了如何为城市农业腾出空间的难题。然而，考虑到城市政治生态学对实践研究的重视，她指出，该子领域可以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努力前沿，并与基层团体和城市决策者合作。④此外，凯瑟琳·科拉桑蒂（Kathryn J· A· Colasanti）等人认为：“城市政治生态学还可以提供一个更为关键的视角：揭示通常以可持续城市发展和粮食安全倡议为幌子的农业扩张项目产生的社会生态代谢和不公正的潜在有害影响。”⑤ 因此，这些案例展示了新的生产模式和社会生态屏障如何能够带来“对城市景观和城市与自然关系的戏剧性改写”，而城市政治生态学家尤其有能力对此进行探索。⑥“生态”和智慧城市的研究是城市政治生态学家开始探索与当代（和未来）城市转型相关的政治、社会和生态影响的另一个例子。⑦正如哈维·尼奥（Harvey Neo）和鲍存彪（Choon Piew Pow）所指出的，生态城市发展“积极呼吁进行城市政治生态学分析”，⑧嵌入了全球资本循环、基础设施网络、资源分配以及使其发展合法化的话语权。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研究揭示了深刻的社会生态不公，这与重建城市社会的看似温和的尝试密不可分。
最后，自这一领域的开创性研究以来，基础设施一直是城市政治生态学家感兴趣的一个重要话题，特别是“水利设施”。⑨除了上面讨论的凯卡和斯温格杜的研究外，现在有了一股新的参与城市（水）基础设施的浪潮，①为理解扩展城市化的性质提供了一种额外的方式。它们的共同之处是都利用新陈代谢的概念来研究对城市生存不可或缺的水、能源和废物的流动，并进一步将它们与近郊和远郊的非城市场所联系起来。②这一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是城市电网及其对距离所服务城市相距甚远的水电站的依赖性，例如乔纳森·西尔弗（Jonathan Silver）展示了非洲城市电力中断是如何源自对水力发电的过度依赖。③这一点在更大程度上支持了作者的论点，即城市化的扩张要求开发更多的能源密集型城市化形式，增加城市和承担其增长成本的地方的不平等。通过对基础设施的城市政治生态进行研究的方式，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城市化的政治、生态和新陈代谢，并展示“多场所”④方法对于解析城市与其腹地之间的联系的重要性。
因此，在本节中概述的方法似乎构成了一种更富有成效的方式，将当代城市化的扩张性、生态性和政治性作为过程，而不是放弃甚至重新制定城市政治生态学的概念基础。此外，他们保留并推进了许多源自列斐伏尔方法之外的城市政治生态学的概念工具和见解，许多源自列斐伏尔方法之外。其中最主要的是城市新陈代谢的概念，它提供了一种动态的方法来分析与城市扩张相关的新兴联系以及空间转换和复杂（不仅仅是人类）关系;加上注重日常实践和生活经验的方法论，他们能够更好地追踪与城市化进程有关的各种地点。最后，上述理论工作并不是城市政治生态学中能够深化理解星球城市化的唯一理论工作，相反，这意味着在场域和过程维度中分析形塑城市新现象的研究形式的新兴。
五、结论
本文试图说明，与对“城市主义方法论”（methodological cityism）的批评相反，城市政治生态学理论如何特别适合于“跨传统学科领域的工作，并提供对星球城市化新时代的见解”。⑤星球城市学者批判大多数城市政治生态学的研究是城市主义方法论肆虐的表现，实际上忽略了政治生态学的许多重要贡献及其学术作品的解释力和活力。正如拉图尔所说，这是批判分析方法的一个根本问题，因为它只能揭穿、拆除和摧毁。①因此，笔者以建构的方式作出回应，试图将城市政治生态学中现有的工作与星球城市化的见解结合起来，而不是放弃一种分析形式，转而采用另一种更“现实”的概念或理论。这包括在城市政治生态学中关于社会-自然和城乡代谢的传统见解——自然的生产和城市化，以及最近与后现代结构主义和后人文主义理論的结合。
本文回顾的城市政治生态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对于理解城市化扩展所产生的重大社会生态影响非常重要。这些案例表明，以城市新陈代谢为代表的概念是如何在多重尺度和转型联系上理解现代城市及不同地点上发挥作用的。对这项工作的回顾加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城市政治生态学确实审查了自然的城市化过程，而不仅仅关注了城市中的自然要素的出现”。②这一观点的前提是将自然的城市化视为一个辩证的过程——这就需要进行城市研究——同时还要对与其他地方的遗址关系保持敏感。本文认为，这些见解可以通过关注构成城市行为体的日常实践和经验及其地理位置而得到进一步发展。
特别是对地点多样性、边界和边缘的方法论见解，鼓励我们作为研究人员采取行动，并在研究过程中解释相关场所的相关性与差异性产生的根源及其历史演变。如果我们作为学者武断地确定城市无处不在，那么我们所研究的经验现象和制定它们的实践将一文不值，“因为我们将预先假定知道谁和什么是相关的，以及它们是如何安排的”。③这说明了以何种方式定位城市政治生态学和日常城市主义来理解当代城市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正在经历的景观变化，以及管理当代城市景观所涉及的复杂因素的重要性。
（本文原载于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vol. 43，Issue 1，first published：12 October 2018，https：//doi.org/10.1111/1468-2427.
12710. 此次翻译已获作者授权。）
责任编辑：安 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