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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雪无痕》写了两个半月,《苍天在上》写了五个半月,《省委书记》连采访带写总共用了一年。《高纬度战栗》我写了快两年,这期间除了我妹妹陆星儿病逝,我基本就没离开过电脑,其他什么事情都不做了,就写这本书。写到最后两三个月,就根本写不下去了,牙疼得整天出虚汗,一天吃两三次止疼药,就那么熬着,硬撑着写完的。”今年,当65岁的他花了两年多终于完成了60 万字的长篇小说《命运》,那一刻之后,他连续高烧不退,几乎进入虚脱状态。他对写作是如此执着与狂热,后来,他的许多作品曾多次获各种国家奖项,作为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的专家,他带给我们太多震撼了。当我们倾听着他对命运、人生的追索与解读,这个“倔老头”执着得近乎悲壮的人生,更是让人肃然起敬。他说:“只要我还能写作,我就会一直写下去!”他,就是陆天明!
我用执着成就了我的文学梦
“在我10岁的时候,父亲患肺痨病去世,兄妹4人只得靠母亲一个人微薄的工资生活。”1958年,陆天明14岁,正在上海读高中,为了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他毅然选择到安徽下乡。在安徽他过着最典型、最艰苦、最最刻骨铭心的农村生活,平生第一次体验到和底层老百姓生活在一起的感受,也明白世界上还有这么一群人,让他无法忽视他们,也无法忘记。那一年,正赶上安徽闹饥荒,饥饿让他最终生病吐血,不得不回上海治疗。1964年,他又毅然下乡到新疆兵团,那里物质生活一贫如洗,自然条件更是艰苦到了极点。没想到他这一呆却是12个年头,12年里,陆天明在农场安家、结婚、生子,成为地地道道的西北汉子。那个年代,边疆极度的贫困和落后带给知青们的是绝望和困境,但他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梦,但只有愿望,却无法抒写,读书成了他精神的支柱,“我没有被生活击倒,完全得益于读书,它让我感觉不再孤单,不再绝望。”他把文学梦藏在心底,涉猎了大量的俄罗斯文学,我们在他的很多作品中都可以隐约看到俄罗斯文学的影子。这两次下乡,无形中给他的生命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为他日后的创作积累了最基本的生活感受和最扎實的素材。
1971年,上头号召工农兵拿起笔来进行艺术创作,那时他还在新疆兵团。他向农场领导请了七天的假,在滴水成冰的冬日里,躲在一个不能生火的仓库里面,披着皮大衣,完成他平生的第一部大型话剧——《扬帆万里》,该剧当时代表新疆进京汇演,引起很大的反响,他也因此被奉调进京,就职于中央广播文工团电视剧团编导组。从新疆到北京,冥冥中似乎是命运给他的一次“精神救赎”。日后,他成了编剧,又写长篇小说,在创作上“一发不可收拾”。 但由于他后来的很多描述官场的小说得到广泛的肯定,很多人都认为他只是写官场小说的,其实这是不准确的。陆天明说,他早期的作品一部分是知青题材的,还有一部分是实验文体小说,表现当下社会生活的。说到官场文学,“中国至今仍然是个官本位制的国家,官左右着人民的生活。虽然说‘水载舟,亦能覆舟。’但毕竟不是以‘水’为本位的,而是以‘舟’为中心的。因此,如果回避了官场生活,就不能完整地表现中国的社会生活。但并非所有涉及到官场的小说都应该定义为官场文学,所谓的官场文学,是有具体界定的,那就是指以暴露官场黑暗为主的作品。我的许多作品有些是涉及到官场,但并不是所有的都是。像《泥日》、《桑那高地的太阳》、《木凸》等作品更是带有实验文体性的纯文学作品。即使是涉及官场的那一部分作品,像《苍天在上》、《大雪无痕》、《高纬度战栗》也是以反腐败为主的,不只是在展现和暴露官场黑幕”。不管如何,他终于用自己的坚强和执着,成就了自己的文学梦。
《命运》:用内容证明价值
2009年,《命运》一出版,就引发了很多人的争议。有人说陆天明写《命运》是被政府“招安”了,说它是“奉命文学”。“如果一定要说,它是奉命的,那么《命运》所奉的也是历史的召唤、民族的召唤、时代的召唤,我一直认为深圳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民族命运变迁的‘诺曼底登陆’,写深圳就是写中国。《命运》就是要回答,这三十年来,中国人民做了什么,他们成为了什么样的新人。我是把它当史诗来写的。”
然而,《命运》的写作却困难重重:“第一.真实地表现当代的历史进程,是相当有难度的。当代的历史进程是充满矛盾斗争的,而且,矛盾斗争的当事人双方都在世。如何真实地写,其难度可想而知。第二.我们要的是憾世之作,是要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历史的作品,是能够流传下来的作品,而不只是一部献礼的应景之作。第三.要写成一部真正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是很难的。第四. 写得好看也是很难的,是写给老百姓看的,写给创造历史的人看,让他们喜欢看。当然,作品当中还是有对一些东西进行取舍,但这种取舍是非常必要的。” 他说,“有些人看不起这样贴近现实的作品,认为这样的作品只是在讨好当局。他们岂不知这部作品曾经在审查过程中差一点夭折。可以说,《命运》是中国第一部写当代历史的宏大叙事小说。中国当代至今还没有一本写当代历史的宏大叙事文学,不是作家不愿意写,而是现在某些规定严重约束了文学去真正贴近现实,让作家很难真实反映当代的历史。文学是要直面当代历史的。” 如今,《命运》这样一部严肃沉重题材的小说,居然也见诸各大畅销榜单,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有说服力呢?
当代文学到底怎么了
近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坛,文人的心态一直存在着相近的状态。他们一方面钟情于心中的缪斯,对唯美的东西心存眷恋;另一方面不得不卷入身边的政治经济生活,当下感常常冲淡了先前的艺术之梦。如何权衡文学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陆天明说:“这个问题困扰中国当代文学很多年,这是一个畸形的现象,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在当代却成了作家的困惑。1919年~1949年,这三十年间,中国出现许多伟大的作品;1949~1979年,又是一个三十年,同样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但1979~2009年,出现的优秀作品却非常少。文革绑架了文学,把文学变成了政治的附属品。拨乱反正后,作家维护个人审美权利,但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和现实生活错误地分隔开了,为此,整个文学在走下坡路。我的创作立场非常坚定,文学先要服务当代的人民。有人说自己的小说是为一百年后的人民服务的。当代的人民和一百年以后的人民,我相信是心心相通的。如果当代的人民都不愿意接受,你怎么证明一百年以后的人民会接受呢?如果你的小说能在当代的人民中引起强大的共鸣,那么这样的小说有希望流传到后代;如果你的作品被当代的人民唾弃,那你期待一百年以后的人民把它当经典来对待的依据何在?毕竟一百年以后你我都不在了啊。”
文学要个性化,但不能个人化。如今,许多文学作品要么过于个人化,要么过于媚俗。文学完全被当成表达自我的工具。“经典的含义是历史和人民承认,这样的作品才是经典,而不是限于小圈子,仅仅打动三五红颜或者蓝颜知己,更不是完全不把人民看在眼里。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提倡的文学观念,就是一定要趟出一条路来,让文学回归到人民群众中。当代中国文学脱离人民已经太久了,尤其小说,很多普通民众,根本看不到有价值的东西;有些东西,他们也看不下去。我们要反思的是,当代文学不该在极小的一个圈子里热闹着,应该让最大多数的民众看得懂,喜欢看。近几年来我写的几部书,如《高纬度战栗》、《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等,特别是《命运》,都和当代现实生活仅仅绑在一起。每一部作品里,都有一种呼喊,也都有一种生命欲求在搏动。我指望它是属于历史的,民族的,未来的,是完全属于人民的。”
家庭潜规则: 我们都得靠自己
随着陆天明在文学上的成就越来越大,他在媒体上露面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但我们从未见过他的家人谈论他的作品,也很少看到他谈及自己的家人,这是为何呢?
沪上著名女作家陆星儿是陆天明的小妹,然而他们素来不以“兄妹作家”在文坛彼此呼应。只有当陆星儿临终前在病榻上与陈思和共话文学的时候,才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话:“对于我来说,人不能为活而活,写作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人格的一部分、信念的一部分,更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经历,父亲病故后一直由母亲抚养我们兄妹四个长大成人,……我们一直保持密切的书信往来,我受哥哥的影响很深,我很尊敬他,长兄如父嘛。”
继《可可西里》获得东京电影节评委特别奖后,又以此片抱得金马归的电影导演新锐陆川,是陆天明的长子。陆天明几乎从不对妹妹和儿子做评论。他说:“不管我们是作家,还是导演,我们都是工作者,作为工作者是应该靠自己的劳动成果来体现自己的价值,而不是靠炒作自己。在我们家庭,虽然没有约定,但都严格遵守,这是潜规则。”今年,当陆川的《南京!南京!》引发热议,陆天明终于站出来说话了,他解释说:“这部电影引起轩然大波,勾起很多当下对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学创作等问题的思考,而我作为一位作家,有义务对这些个问题进行表态,我不是代表儿子做表态,而是代表社会方面做表态。”
父亲是编剧和作家,儿子是导演,让人讶异的是父子俩却从来没有合作过,许多人还是希望能看到他们父子合作的。不过,据陆天明透露,他们父子已经都有这个意向,合作之日指日可待了。
祝福我最敬重的妻子
“没有程蕴兰, 就没有我文学创作的成功。”当陆天明谈起自己的妻子,他的语气开始变得激动。“我刚调到北京的时候,我们经历了人生中最艰苦最艰难的时期,这一路坎坷,都是妻子陪我一起度过。”
“我太太从来不接受任何采访,从不出境。在我们家,她是一个女人带着三个男人。”说到这里,陆天明感慨万千,“刚来北京的时候,如果家里有一个鸡蛋,她那就会用它来保证我的营养;如果有两个鸡蛋,就用来保证我和小儿子的营养;如果有三个鸡蛋,那么就绝对是保证三个男人的营养;除非是有四个鸡蛋,她才会考虑到自己,但那时候,我们家很少有四个鸡蛋的时候。那些日子,她一个人不停地奔波劳碌,几乎每个月都要昏倒一次,但她就那样支撑着。而对她,我们全家也是充满敬重。”多年来,程蕴兰对丈夫依然如故。“现在她年岁也大了,身体比以前更加虚弱了,我敬重她,也祝福她。”
写作是莫大的人生乐趣
“每次写作都是我的一次自我诠释。文学是我的生命寄托,向这个世界和历史做表态的就是我的文学。我是一个极入世的人,但我只以文学入世,只靠文学来表达我的人生追求人生理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才是真正的‘纯文学’作家。我非常看重我的每一作品,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比我的孩子还重要。我在北京30年了,从来不休假,几乎没有过周末,也从来不参加应酬,没有夜生活,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创作。创作是很需要体力的,因此,几十年如一日,我坚持每天早锻炼,每写完一部作品,我总要出去下生活,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找找感觉,再看一些书,找一些资料,以充实一下自己。说一句玩笑话,我真的是在把自己完全变成一部很好的写作机器啊。”
陆天明说:“我写作,或者活着,并不是只为圆自己的作家梦。写作不是我的目的,我是为那一群曾经在他们中间生活过10多年的最底层的老百姓而写,为那一群人而活着,如果这群人有什么不快,有什么需要,有什么吶喊,只要遇到合适的时间,合适的题材,我一定会去表达,但不是简单地重复自己。现在如果说这一辈子有什么享受的话,我就享受我自己,做一个真正的自己。我一直觉得还没写出最好的东西来,并且一直有这样的预感:我这一生可能写不完我所要写的东西。也可能写到最后,写不动了,也没有真正把文学的自己完美化,但我觉得只要能够一直写下去就很幸福了。”
陆天明
祖籍江苏南通。生于昆明,长于上海。国家一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石河子大学、原江西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作品有主要作品有:大型话剧《扬帆万里》、《樟树泉》、《第十七棵黑杨》;中篇小说集《啊,野麻花》;长篇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泥日》、《苍天在上》、《木凸》、《大雪无痕》、《省委书记》、《命运》;电影《走出地平线》;电视剧《华罗庚》(六集)(与人合作)、《不散的军魂》(十集)、《冻土带》(三集)、《苍天在上》(十七集)、《李克农》(十八集)、《闻一多》(七集)、《大雪无痕》(二十集)、《省委书记》(二十集)等。
我用执着成就了我的文学梦
“在我10岁的时候,父亲患肺痨病去世,兄妹4人只得靠母亲一个人微薄的工资生活。”1958年,陆天明14岁,正在上海读高中,为了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他毅然选择到安徽下乡。在安徽他过着最典型、最艰苦、最最刻骨铭心的农村生活,平生第一次体验到和底层老百姓生活在一起的感受,也明白世界上还有这么一群人,让他无法忽视他们,也无法忘记。那一年,正赶上安徽闹饥荒,饥饿让他最终生病吐血,不得不回上海治疗。1964年,他又毅然下乡到新疆兵团,那里物质生活一贫如洗,自然条件更是艰苦到了极点。没想到他这一呆却是12个年头,12年里,陆天明在农场安家、结婚、生子,成为地地道道的西北汉子。那个年代,边疆极度的贫困和落后带给知青们的是绝望和困境,但他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梦,但只有愿望,却无法抒写,读书成了他精神的支柱,“我没有被生活击倒,完全得益于读书,它让我感觉不再孤单,不再绝望。”他把文学梦藏在心底,涉猎了大量的俄罗斯文学,我们在他的很多作品中都可以隐约看到俄罗斯文学的影子。这两次下乡,无形中给他的生命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为他日后的创作积累了最基本的生活感受和最扎實的素材。
1971年,上头号召工农兵拿起笔来进行艺术创作,那时他还在新疆兵团。他向农场领导请了七天的假,在滴水成冰的冬日里,躲在一个不能生火的仓库里面,披着皮大衣,完成他平生的第一部大型话剧——《扬帆万里》,该剧当时代表新疆进京汇演,引起很大的反响,他也因此被奉调进京,就职于中央广播文工团电视剧团编导组。从新疆到北京,冥冥中似乎是命运给他的一次“精神救赎”。日后,他成了编剧,又写长篇小说,在创作上“一发不可收拾”。 但由于他后来的很多描述官场的小说得到广泛的肯定,很多人都认为他只是写官场小说的,其实这是不准确的。陆天明说,他早期的作品一部分是知青题材的,还有一部分是实验文体小说,表现当下社会生活的。说到官场文学,“中国至今仍然是个官本位制的国家,官左右着人民的生活。虽然说‘水载舟,亦能覆舟。’但毕竟不是以‘水’为本位的,而是以‘舟’为中心的。因此,如果回避了官场生活,就不能完整地表现中国的社会生活。但并非所有涉及到官场的小说都应该定义为官场文学,所谓的官场文学,是有具体界定的,那就是指以暴露官场黑暗为主的作品。我的许多作品有些是涉及到官场,但并不是所有的都是。像《泥日》、《桑那高地的太阳》、《木凸》等作品更是带有实验文体性的纯文学作品。即使是涉及官场的那一部分作品,像《苍天在上》、《大雪无痕》、《高纬度战栗》也是以反腐败为主的,不只是在展现和暴露官场黑幕”。不管如何,他终于用自己的坚强和执着,成就了自己的文学梦。
《命运》:用内容证明价值
2009年,《命运》一出版,就引发了很多人的争议。有人说陆天明写《命运》是被政府“招安”了,说它是“奉命文学”。“如果一定要说,它是奉命的,那么《命运》所奉的也是历史的召唤、民族的召唤、时代的召唤,我一直认为深圳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民族命运变迁的‘诺曼底登陆’,写深圳就是写中国。《命运》就是要回答,这三十年来,中国人民做了什么,他们成为了什么样的新人。我是把它当史诗来写的。”
然而,《命运》的写作却困难重重:“第一.真实地表现当代的历史进程,是相当有难度的。当代的历史进程是充满矛盾斗争的,而且,矛盾斗争的当事人双方都在世。如何真实地写,其难度可想而知。第二.我们要的是憾世之作,是要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历史的作品,是能够流传下来的作品,而不只是一部献礼的应景之作。第三.要写成一部真正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是很难的。第四. 写得好看也是很难的,是写给老百姓看的,写给创造历史的人看,让他们喜欢看。当然,作品当中还是有对一些东西进行取舍,但这种取舍是非常必要的。” 他说,“有些人看不起这样贴近现实的作品,认为这样的作品只是在讨好当局。他们岂不知这部作品曾经在审查过程中差一点夭折。可以说,《命运》是中国第一部写当代历史的宏大叙事小说。中国当代至今还没有一本写当代历史的宏大叙事文学,不是作家不愿意写,而是现在某些规定严重约束了文学去真正贴近现实,让作家很难真实反映当代的历史。文学是要直面当代历史的。” 如今,《命运》这样一部严肃沉重题材的小说,居然也见诸各大畅销榜单,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有说服力呢?
当代文学到底怎么了
近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坛,文人的心态一直存在着相近的状态。他们一方面钟情于心中的缪斯,对唯美的东西心存眷恋;另一方面不得不卷入身边的政治经济生活,当下感常常冲淡了先前的艺术之梦。如何权衡文学艺术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陆天明说:“这个问题困扰中国当代文学很多年,这是一个畸形的现象,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在当代却成了作家的困惑。1919年~1949年,这三十年间,中国出现许多伟大的作品;1949~1979年,又是一个三十年,同样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但1979~2009年,出现的优秀作品却非常少。文革绑架了文学,把文学变成了政治的附属品。拨乱反正后,作家维护个人审美权利,但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和现实生活错误地分隔开了,为此,整个文学在走下坡路。我的创作立场非常坚定,文学先要服务当代的人民。有人说自己的小说是为一百年后的人民服务的。当代的人民和一百年以后的人民,我相信是心心相通的。如果当代的人民都不愿意接受,你怎么证明一百年以后的人民会接受呢?如果你的小说能在当代的人民中引起强大的共鸣,那么这样的小说有希望流传到后代;如果你的作品被当代的人民唾弃,那你期待一百年以后的人民把它当经典来对待的依据何在?毕竟一百年以后你我都不在了啊。”
文学要个性化,但不能个人化。如今,许多文学作品要么过于个人化,要么过于媚俗。文学完全被当成表达自我的工具。“经典的含义是历史和人民承认,这样的作品才是经典,而不是限于小圈子,仅仅打动三五红颜或者蓝颜知己,更不是完全不把人民看在眼里。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提倡的文学观念,就是一定要趟出一条路来,让文学回归到人民群众中。当代中国文学脱离人民已经太久了,尤其小说,很多普通民众,根本看不到有价值的东西;有些东西,他们也看不下去。我们要反思的是,当代文学不该在极小的一个圈子里热闹着,应该让最大多数的民众看得懂,喜欢看。近几年来我写的几部书,如《高纬度战栗》、《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等,特别是《命运》,都和当代现实生活仅仅绑在一起。每一部作品里,都有一种呼喊,也都有一种生命欲求在搏动。我指望它是属于历史的,民族的,未来的,是完全属于人民的。”
家庭潜规则: 我们都得靠自己
随着陆天明在文学上的成就越来越大,他在媒体上露面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但我们从未见过他的家人谈论他的作品,也很少看到他谈及自己的家人,这是为何呢?
沪上著名女作家陆星儿是陆天明的小妹,然而他们素来不以“兄妹作家”在文坛彼此呼应。只有当陆星儿临终前在病榻上与陈思和共话文学的时候,才说了一句很简单的话:“对于我来说,人不能为活而活,写作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人格的一部分、信念的一部分,更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经历,父亲病故后一直由母亲抚养我们兄妹四个长大成人,……我们一直保持密切的书信往来,我受哥哥的影响很深,我很尊敬他,长兄如父嘛。”
继《可可西里》获得东京电影节评委特别奖后,又以此片抱得金马归的电影导演新锐陆川,是陆天明的长子。陆天明几乎从不对妹妹和儿子做评论。他说:“不管我们是作家,还是导演,我们都是工作者,作为工作者是应该靠自己的劳动成果来体现自己的价值,而不是靠炒作自己。在我们家庭,虽然没有约定,但都严格遵守,这是潜规则。”今年,当陆川的《南京!南京!》引发热议,陆天明终于站出来说话了,他解释说:“这部电影引起轩然大波,勾起很多当下对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学创作等问题的思考,而我作为一位作家,有义务对这些个问题进行表态,我不是代表儿子做表态,而是代表社会方面做表态。”
父亲是编剧和作家,儿子是导演,让人讶异的是父子俩却从来没有合作过,许多人还是希望能看到他们父子合作的。不过,据陆天明透露,他们父子已经都有这个意向,合作之日指日可待了。
祝福我最敬重的妻子
“没有程蕴兰, 就没有我文学创作的成功。”当陆天明谈起自己的妻子,他的语气开始变得激动。“我刚调到北京的时候,我们经历了人生中最艰苦最艰难的时期,这一路坎坷,都是妻子陪我一起度过。”
“我太太从来不接受任何采访,从不出境。在我们家,她是一个女人带着三个男人。”说到这里,陆天明感慨万千,“刚来北京的时候,如果家里有一个鸡蛋,她那就会用它来保证我的营养;如果有两个鸡蛋,就用来保证我和小儿子的营养;如果有三个鸡蛋,那么就绝对是保证三个男人的营养;除非是有四个鸡蛋,她才会考虑到自己,但那时候,我们家很少有四个鸡蛋的时候。那些日子,她一个人不停地奔波劳碌,几乎每个月都要昏倒一次,但她就那样支撑着。而对她,我们全家也是充满敬重。”多年来,程蕴兰对丈夫依然如故。“现在她年岁也大了,身体比以前更加虚弱了,我敬重她,也祝福她。”
写作是莫大的人生乐趣
“每次写作都是我的一次自我诠释。文学是我的生命寄托,向这个世界和历史做表态的就是我的文学。我是一个极入世的人,但我只以文学入世,只靠文学来表达我的人生追求人生理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才是真正的‘纯文学’作家。我非常看重我的每一作品,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比我的孩子还重要。我在北京30年了,从来不休假,几乎没有过周末,也从来不参加应酬,没有夜生活,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创作。创作是很需要体力的,因此,几十年如一日,我坚持每天早锻炼,每写完一部作品,我总要出去下生活,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找找感觉,再看一些书,找一些资料,以充实一下自己。说一句玩笑话,我真的是在把自己完全变成一部很好的写作机器啊。”
陆天明说:“我写作,或者活着,并不是只为圆自己的作家梦。写作不是我的目的,我是为那一群曾经在他们中间生活过10多年的最底层的老百姓而写,为那一群人而活着,如果这群人有什么不快,有什么需要,有什么吶喊,只要遇到合适的时间,合适的题材,我一定会去表达,但不是简单地重复自己。现在如果说这一辈子有什么享受的话,我就享受我自己,做一个真正的自己。我一直觉得还没写出最好的东西来,并且一直有这样的预感:我这一生可能写不完我所要写的东西。也可能写到最后,写不动了,也没有真正把文学的自己完美化,但我觉得只要能够一直写下去就很幸福了。”
陆天明
祖籍江苏南通。生于昆明,长于上海。国家一级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石河子大学、原江西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作品有主要作品有:大型话剧《扬帆万里》、《樟树泉》、《第十七棵黑杨》;中篇小说集《啊,野麻花》;长篇小说《桑那高地的太阳》、《泥日》、《苍天在上》、《木凸》、《大雪无痕》、《省委书记》、《命运》;电影《走出地平线》;电视剧《华罗庚》(六集)(与人合作)、《不散的军魂》(十集)、《冻土带》(三集)、《苍天在上》(十七集)、《李克农》(十八集)、《闻一多》(七集)、《大雪无痕》(二十集)、《省委书记》(二十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