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60年，宇文邕即北周皇位，是为北周武帝。
　　宇文邕（543-578），字祢罗突，鲜卑族人，据说他“幼而孝敬，聪敏有器质”。宇文泰因此很喜欢他，常对人说：“成吾志者，此儿也。”青少年时代的宇文邕前途平坦，十二岁时就被封为辅城郡公。明帝即位后，宇文邕“迁柱国，授蒲州刺史，入为大司空，行御正，进封鲁国公，领宗师，甚为世宗所亲爱，朝廷大事，多共参议”。他性格沉稳，不爱多说话，但如果有事问他，他总能说到点子上，所以明帝曾感慨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可是，雄才大略的少年英才虽即王位，北周政局却十分不稳，关键原因就在于宇文护垄断了北周实权。于是，宇文邕“擒贼擒王”的谋略便自宇文护始。
　　擒贼擒王，浯出唐代诗人杜甫的《前出塞》：“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此时的北周，宇文护便是贼王，他任非人而久专权柄，又素无戎略，两次伐齐都大败而归；其诸子贪残，僚属恣纵，蠹政害民。周武帝必须擒住这个国内贼王，才能稳住他的政治根基，否则必将落下与其兄弟同样的下场。但是周武帝深知宇文护势力已经长成，所以刚开始时，他不敢暴露自己对宇文护的不满，而是通过表面上维护宇文护的行动表明自己对他绝无二心，又用韬晦之计表彰宇文护，诏称：“大冢宰晋国公，亲则懿昆，任当元辅，自今诏诰及百司文书，并不得称公名。”（《资治通鉴》）宇文护的母亲被北齐俘虏，后来被放回，周武帝对她也竭力奉承，“凡所资奉，穷极华盛。每四时伏腊，周主帅诸亲戚行家人之礼，称觞上寿”，以此来博得宇文护的欢心。可是宇文护还是时时要挟周武帝，总想取而代之。
　　公元572年，周武帝决心铲除宇文护。一天，宇文护从同州（今陕西大荔县）返回长安，周武帝便与他一同来见太后。周武帝一边走，一边对宇文护说：“太后春秋高，颇好饮酒。虽屡谏，未蒙垂纳，兄今入朝，愿更启请。”说着又从怀中掏出一篇《酒诰》交给宇文护，让他以此劝说太后。宇文护进到太后居处，果然听从周武帝所言，对太后读起了《酒诰》。他正读着，周武帝举起玉埏在他脑袋上猛地一击，宇文护跌倒在地，随即被诛杀。贼王一诛，其余诸贼也自陷于混乱，被彻底击溃。周武帝一用其计，把北周从内乱倾轧中解救出来。
　　除去了心头之患，周武帝开始筹划改革，可是如何才能使北周转弱为强呢？
　　公元573年十一二月，周武帝召集道士、僧侣和百官讨论佛、道、儒三教的问题。“帝升高坐，辨释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574年五月，周武帝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一时间，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历代三宝记》）。
　　父兄皆敬佛的周武帝为何推出这一举措？这其实是他发展经济的一剂猛药，他认为佛教的牵制是抑制经济发展的“贼王”。
　　西晋末年少数民族人主中原以后，极力利用佛教麻痹人民的反抗意识。因此，佛教在中国北部广泛地传播开来。宇文泰就信奉佛教，他的继承人、北周的孝闵帝宇文觉、明帝宇文毓更加虔诚信佛，故佛教在其境内长盛不衰。但佛教、道教势力的扩张不仅损害了政府的徭役、兵役与税收，也妨碍了世俗地主经济势力的扩张。
　　周武帝灭佛一事，被佛教徒视为佛教浩劫，竭力攻击，但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周武帝的灭佛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利大于弊的。当时便有人称赞说：“帝独运远略罢之（指灭佛），强国富民之上策。”（《广弘明集》）灭佛事实上也起到了“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蛊”的作用。正因为北周成功的灭佛运动，才使它国力大大增强，为灭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周武帝二用“擒贼擒王”计谋之奇效。
　　“擒贼擒王”和民间“打蛇要打七寸”的说法是同样的意思。那么，北齐这条长期与已争战作对的大蛇的七寸在哪里呢？
　　公元576年十月，周武帝集中十几万兵力伐齐，并亲自率部直攻晋州（今山西临汾地区），周武帝对群臣解释此举意图时说：“晋州本高欢（北齐奠基人）所起之地，镇摄要重，今往攻之，彼必来援；吾严军以待，击之必克。然后乘破竹之势，鼓行而东，足以穷其巢穴，混同文轨。”（《资治通鉴》）
　　长期以来，北周和北齐的关系主要是战争关系，双方互有胜负，力量大体均衡。但是自从北周武帝亲政后，国家经济实力增长，军事优势形成，而且他所施的“擒贼擒王”之计，抓住要害，直攻其七寸晋州，北齐无法不亡。
　　十月下旬，周军主力进抵平阳城（今山西临汾市）下，北齐晋州刺史崔景暠等投降。之后，北周于平阳之战打垮北齐主力。577年正月，周武帝率军攻破北齐首都邺城（今河南安阳北部），统一北方。
　　周武帝依“擒贼擒王”之计，结束了北方自东、西魏分裂以来近半个世纪的分裂割据局面，促进了整个北方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广泛交流和发展，为隋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没有北周、北齐的统一，就没有后来南北朝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