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国家的人相比，日本人很少使用“幸福”一词，特别是在日常会话中。
　　日常不使用“幸福”一词，不仅因为日本人生活上与幸福关系疏远，还因为他们养成了对幸福有所回避的习性。
　　比起满月，日本人更喜欢带有些许残缺的月亮，兴许也是受到这种“幸福论”的影响。回顾一下日本人幸福感淡漠的由来，可以知道，自古以来，日本人就被反复地灌输了这样的观念：幸福是危险的、空虚的，而忍受不幸才是美德。
　　日本自古就有不少关于修养的书，这些书几乎都毫不例外地告诫人：“如果九分不满足，十分就漾出来了。”
　　意思是说，人如果期望一切都达到十分满意的程度或者期望达到幸福的状态，虽非罪恶却是危险的，这将会成为痛苦之源。
　　这种想法不用说，是出自老庄的少欲知足思想。老子的“知止所以不殆”“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就是说：做人做事知道满足，懂得节制，才能长久。
　　日本古时，鸭长明在《方丈记》中说，“有财多虑”，“人所营皆愚，尤以造家宅于如此多危之京中，耗财恼心，实为愚中之极”，所以“唯草庵，闲逸无虑”。其结论依然是幸福危险论，即认为优渥的物质条件，会带来恐怖和不安。
　　吉田兼好在《徒然草》中也反复主张：物质的幸福是危险的。“财多疏于守身，招累致害之媒也”，而“身死留财，非智者之举。……有言‘唯我得’者辈，争家业，其状恶也”。他甚至举出争夺遗产的恶例，主张只要有“以保朝夕之物”就可以知足了。
　　鸭长明和吉田兼好的幸福危险论，不过是接受了老庄和佛教思想的隐士的个人见解，并未被当作处世的教训广泛地向一般民众说教，让民众接受。
　　禅语中常见的“日日是好日”，也是一种对日常的感恩之心。可是，对德川幕府来说，为了构筑封建社会牢固的基础，却有必要在施以武力压制的同时，向民众植入“毫无不满地接受严格的身份制”的心性。自德川家康以来，侍奉过四代德川将军的御用儒者林罗山在通俗解释仁义礼智信的《春鉴抄》中，就多处以恫吓的语言强调幸福危险：“欲纵终必灭，志满后必毁，乐极悲自来。谨言慎行不可轻也。”
　　不只林罗山一人，德川时代的儒者们为了防止民众的不平、不满情绪爆发，在种种说教中专门告诉人们：企求幸福是危险的。贝原益轩就是这种幸福危险论的代表。他说：“财禄有止，私欲无止。任所欲无止，必财尽途穷。……纵享万贯之俸，而随心所欲，富家亦必有财竭后日，既苦自身，且累他人，为一生之苦、子孙之不幸。”
　　贝原益轩进而将其道理推演为：“万事满至十分，其上无以复加，忧患之本也。古人曰：酒饮微醉，花观半开，此言至理也。”
　　贝原益轩的幸福危险论以各种形式，通俗地进入德川时代的民众之中。而且他不只说“幸福是危险的”，或说“事物不足才是安全的”，仅这些是不够的，他还告诉人们：人如果不懂此理，一定会受到更高的绝对权力——“天道”的处罚。比如，受到世间的赞扬，或感受到现实的幸福时，要想到“好事多磨”的谚语，坏事一定会伴随幸福发生。《益轩十训》中说：“易曰：天有盈亏，物有满缺。古语亦谓：藏多失厚。”天道之罚——天罚并不只是针对“人因贫穷而产生的”贪婪。
　　日本花道中，有时要故意营造出一种“不圆满”的意境。一般来说，日本古来就有受恩负重之身多患的思想。如《沙石集》中说：“恩愈大，烦恼愈多，所营愈繁，身多危矣！”
　　因把幸运看作天赋之恩，所以便产生了如果享受的恩惠过大，反而会危及自身的想法，主张幸福过度反而不好。如果幸福超出限度，就会带来灾祸。还有处世说教书中说：“大福来，灾祸起，当为训，慎处之。”这种“幸福否定论”大概可以说是“幸福危险论”的基础吧。
　　再有，幸福的条件之一快乐，反招苦，在心学中有大家都知道的“乐为悲之始”“乐为苦种”的古谚。贝原益轩说：“世俗之乐，其乐犹不止，迅即为我身之苦，惑心，损身，恼人。”
　　德川时代的日本学者中，也有反对幸福危险论，提倡享乐主义的。不过，尽管他们认为享乐属于人的天性，但依然保留着乐必有苦相随的观点。比如，富士谷御杖说：“凡人之常情，无不求乐厌苦，然只厌苦则招苦，只求乐则失乐。”
　　这种认为享乐反招痛苦的思想，至今依然作为处世妙诀，被写在谈修养、谈处世的书里。例如：“富有……反而因此感到苦恼。富有者未必幸福。”“忙忙碌碌地追求金钱，被金钱鞭打着，苦恼万分地东奔西走。多么痛苦呀！”当然，今天的说教没有采取“幸福危险”“受天罚”的那种恫吓的形式，但自鸭长明、吉田兼好以来的幸福危险论，尽管历经岁月，仍照原样被继承下来，仅仅改换为现代语言，依旧被当作指导大众生活的一个指针，实在令人惊讶。
　　日本寺院门前的禅语中，“苦难”出现的频率远远高于“幸福”。
　　当然，在战后的日本，极端幸福至上主义、享乐主义的社会心理已开始蔓延。它是与幸福否定论完全对立的。
　　尽管如此，至今还有许多日本人，在蒙受他人的好意时感到难以坦然接受。他们把他人的好意和得到的幸福视为“恩惠”，又认为这种“恩惠”必然带来沉重的负担。因此，他们在接受幸福的同时，感到被置于承受负担的烦恼和束缚之中。
　　太宰治在小说《人间失格》中，鲜明地描绘了日本人独有的这种可称为“幸福负重”的感情：
　　同一时期，我还受到银座某大咖啡馆女招待意想不到的恩惠。虽然仅仅一次，但拘于这一恩惠，我感到不安和恐惧，连身体都不敢动一动……
　　这种幸福反而是重荷的心境，令人感到其同古时的“幸福危险论”，尤其是《沙石集》中的“大恩危险论”是一脉相承的。
　　（丁 丁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日本人的心理，日本的自我》一书，勾 犇图）
　　对人的友善的关切，是爱的一种，但并非想紧抓、想占有、老是渴望对方回报的那一种。这一种常常是不快乐的因子。带来快乐的那种关切，是喜欢观察他人，在他人的个性中感受到乐趣，并使接触自己的人感到愉快，而不是想去支配他人或要求他人热烈地崇拜自己。凡真用这等态度去对待他人的人，定能产生快乐，领受到对方的友爱。
　　——罗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