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官现象祸及振兴东北战略
　　3月22日上午，号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卖官案”的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卖官受贿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开庭审理，检察机关指控马德在10年间收受17人的贿赂共603万余元，行贿者包括绥化地区的市长、县长、县委书记、交警支队队长等各类官员。马德治下的绥化官场之种种怪状，在此之前就被媒体广为报道，据称，马德当官颇有“霸气”和“匪气”，言行不一，手下一县委书记吃饭时不喝酒，马德就罚他靠墙站着；一公安局长“得罪”了马德，第二天就被调到偏远地区；马德除受贿外还大肆行贿，牵涉出包括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等众多高官，当地人士曾指出，马德等一众黑龙江官场腐败官员所营造的权力场直到现在还在影响着执政党在当地的执政基础，若不从制度上改变，甚至中央振兴东北之大计有落空之虞。对此《香港商报》进行了综合报道。
　　“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卖官案”怎么会发生在绥化？据了解，绥化买官卖官根深蒂固。
　　在绥化，一些干部表示，下级给上级送钱送物乃至买官卖官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风气，并不是发生在马德身上的个别现象。
　　肇东市(绥化市下属的县级市)的一位领导干部，30多岁，年轻有为，听说马德对他的工作“不太满意”，甚至要“重新考虑”对他的任命，就急忙凑了25万元给马德送去。有关人士称之为“保官”，意思就是虽然当上了官，但要“屁股坐稳”，还得花钱。否则位置就可能被别人“买了去”。东北地区十分重视过年，每年春节前，绥化市所属县、市、区一些干部都要带着钱给马德拜年，否则连过年都过不踏实。在这样的“潜规则”下，党纪国法这样的“硬规则”就失效了。有一次，马德到北京开会，有的县委书记追到北京送钱。2001年10月辽宁省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因受贿被依法判处死刑，这令马德受到巨大的震动。看到昔日的同学被枪毙，马德感觉到“太可怕了”。他连续几天没睡着觉，将近期收受的钱款归在一起，写了一个明细，准备交给纪检部门，以避免和马向东一样的下场。但由于工作繁忙，几天后，他又把这事忘了。一位办案人员回忆说：“提审马德时，他曾经说自己心理不平衡，甚至愤愤不平——‘我早该当副省长了’。”，同时，马德也为承担卖官败坏风气的责任感到委屈：“我还给赵洪彦(绥化地委原书记、省人事厅原厅长)送过钱呢！”
　　2000年11月，马德因病住院，海伦市(县级市)委原副书记王学武到医院病房，交给马德50万元人民币，马德看都没看，往床底下一踢。据知情人介绍，马德有个习惯，就是“从不数钱”，由夫人数完了告诉他。次年，王学武升任青冈县委副书记、县长。有一次住院，马德一个星期就在医院里收了240万元。一位送钱的县委书记说，是马德的秘书通知的：“马书记病了，你们也不来看看？”一位涉案的县委书记说：“知道消息了，谁敢不去啊！而且去了不能空手。”但事发后，马德的秘书却否认这件事，马德也否认：“不知道是谁通知他们来的。”
　　目前，此案已牵涉一众黑省高官，已伤及振兴东北战略。有媒体指出，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人事厅厅长等“管人”关键岗位的人都出问题，那么也就不难理解黑龙江为何出现了建国以来最大的卖官案。黑龙江省高层也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2003年就高调推行“两风建设”，着手解决用人问题。早在2003年6月中旬，现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宋法棠代表黑龙江省委领导向3700万黑龙江人宣读了一份特殊的检讨。宋明确表示，黑龙江出了马德等人买官卖官的重大案件，省委是负有责任的。文中承认，在马德案中，省委领导至少负有两方面的责任：一是在干部选拔任用上负有失察责任；二是结案后，省委没有主动自我批评。据了解，目前在哈尔滨监狱服刑的，有近百名原副处级以上职务犯罪人员，其中“一把手”占了相当比例。一位当地官员认为，马德、田凤山等官员构建的权力场就像一个高速运转的磁场，许多贪官其实只是卷入其中的一枚棋子，如果内地官员管理体制得不到根本转变，这个磁场不能摧毁，那么中央提出的重振东北的战略将受到严重威胁。
　　据透露，与马德案相关联的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受贿案不久也将在北京开庭审理。有消息称，韩桂芝当年曾不主张任用马德，但她将马德送上的80万元人民币转给了其妹。经初步调查，韩桂芝在任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省委副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先后涉嫌收受马德、曹某某、沈某某、某公司董事长姚某等多人多次所送钱款共计人民币950万元。马德于2002年被“双规”后供认，曾给韩桂芝送过80万元。韩桂芝以马德的名字把钱存入银行，但存折却送给了妹妹——哈尔滨某局常务副局长。不仅如此，韩桂芝的妹妹、两个儿子和儿媳也都卷入其中。此外，曾担任过绥化市市长，后任黑龙江省环保局局长的王慎义受贿一案也将于周三在北京市二中院开庭审理。王慎义在担任黑龙江省绥化市市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减免涉建项目税费或牟取其他利益，涉嫌先后收受贿赂达200余万元。
　　


　　为什么外资会选择独资
　　日前，商务部的一份报告显指出，跨国公司在生产投资中，57%的跨国公司在生产方面投资倾向于独资新建。事实上，随着政策的松绑和外资企业在华发展的需要，外资独资的进程并非从现在才刚刚开始。2004年，外资独资已经出现一个集中高峰。分析人士指出，外企独资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将完全兑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以及已熟悉中国市场，不再需要利用中资的优势。
　　《东方早报》援引全球知名的管理咨询公司罗兰贝格中国区总裁朱伟的分析说，外方在政策限制、熟悉市场以及借助资源等前提之下选择合资，很大程度上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中国企业最初选择合资的道路，相当程度上是中国企业以市场换技术。
　　而对于跨国企业来说，在进入一个陌生市场时，降低风险的考虑也同样使得它们热衷于选择当地的合作伙伴。这使他们能更快的开拓市场，并借助中方合作伙伴的力量来协调各种关系。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大量选择合资的日化企业、现在数量众多的合资汽车企业，几乎都是因为政策规定外资企业不能在中国设立独资公司，必须有中方参股，而并非是市场选择的结果。
　　一家外资公司的股权安排，一般是从两个方面考虑的，一是盈利性，一是控制权。从控制权的角度来看，独资企业或控股企业可以更好地贯彻母公司的战略意图，减少协调和管理成本。而现在，政策对独资的限制减少，外资企业在中国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它们急于争夺控制权。新进入中国的企业很多采取了独资的方式，而那些原有的合资企业，外方也开始想办法得到控制权。
　　中方控股地位的丧失，一种是正常撤退；一种是被动撤出：外方要求扩大生产规模，要求扩大投资，中方在合资之初一般以土地或厂房投入，现在无力追加现金，也拿不出新的土地，只好让出配股的权利。第二种情况相当普遍，也是外方争夺控股权的一种策略。
　　对于外资企业来说，甩开中方合作伙伴后，遇到的障碍不会太大。因为整个市场越来越规范化，行政干预越来越少。不论是哪种形式的外资企业，它们在中国市场上的困惑应该是一样的，困惑来自于市场本身的变化。中国市场虽然是发展中市场，但并不像其他的发展中市场那样随着发达市场走，它的周期短，挑战明显增大。
　　此外，外资企业最为担心的一点是技术外溢，对于合资企业中的外方来说，出于这些担心，它们不愿意将核心技术引入到合资企业中去，但独资后，由于技术、管理、生产都是由外方操作，它们对技术进入中国就比较放心。“这样，技术进入中国更容易，外方能够生产更高端、附加值更高的产品，使得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相融合。”朱伟认为，应该辩证地看待外资企业独资化趋势，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对中国市场的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朱伟认为，合资不会就此消亡。今后外资企业合资或者独资的选择，仍然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对于那些开放性的行业来说，脱离合资庇护之后，外资不会遇到什么障碍。但在另外一些行业，在一定程度上还需要借助中方合作伙伴的力量，如汽车零配件厂商需要通过中方合作伙伴进入到整车厂。但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技术成为评判是否能够进入市场的主要依据。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化稀释了进入的难度，甚至可能出现中国企业在合资企业中完全占有主导优势的情况。 　　
　　跨国公司中国换帅另有深意
　　近两年的第一季度，似乎成了跨国公司中国统帅倒台或动荡的“宿命期”。去年的此时，手机三巨头摩托罗拉、诺基亚和西门子中国区纷纷换帅。今年，又一轮更猛烈的换帅潮再起。如沃尔玛、家乐福、宝洁、百安居、索尼和LG等中国区“一把手”去留升降好似世态炎凉。《中国经营报》文章认为，跨国公司此举另有深意。
　　以往，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用人脉络基本是：最初总部委派首席代表作为市场的探子；然后在当地招兵买马启用一批本土人才；市场做大后总部收权中国人出局。所以在很多跨国公司人事地震中，总有中国老总抱怨总部卸磨杀驴，最终更被演绎成具有民族主义的“中国人在跨国公司有天花板”。
　　而目前看来，在越来越频繁的跨国公司人事变动中，卸磨杀驴根本不能作为换帅潮的答案。
　　一般来讲，跨国公司在中国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安营扎寨；第二阶段是谋求市场份额和利润；第三阶段则是全球化阶段。
　　如果从行业来看，目前人事变动剧烈的跨国公司基本集中在零售业、日化消费品业等。这些行业中国市场开放较早，跨国巨头进入中国的时间相对较长。外资已经越过了前两个阶段，并过渡到了全球化阶段。
　　


　　事实上，跨国公司人事变动背后的“潜台词”是，中国市场格局变化和重要性促使跨国公司将其纳入自己的全球化战略中。
　　观察近来跨国公司人事变动，基本有两个特点，一是老总们全球地区轮岗，如宝洁大中华区总裁罗宏斐回到欧洲，担任宝洁西欧区总裁，罗的继任者也来自欧洲；二是总部对中国地区的掌控更强，中国区的组织架构也更加“垂直化”。如沃尔玛中国区总裁张嘉声离职后，中国区总裁的职位被取消，此后中国区的业务直接向亚洲区总裁钟浩威报告。甚至某些外企中国区业务直接向国外的总部汇报。这其实意味着中国市场地位的提升，甚至比肩公司总部。
　　另一个微妙的变化是跨国公司开始用产品线作为职能的主要驱动线，如把业务分成不同的行业和产品，直接报告给亚洲区总裁甚至全球总裁。中国区“一把手”已经没有了过去的利润压力和销售指标压力，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长期战略规划和政府公关上。如家乐福中国区原总经理施荣乐被提升为中国区总裁，新职务的主要分工是具体负责政府关系和公司的中国战略。
　　
　　外资热电厂兵败中国
　　2004年12月中旬，瘦削的太平洋顶峰（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罗伯特·安德森对于眼前的局势更加不安了--煤炭价格依然上涨，但是电价又由政府部门采取控制性定价，他在中国投资的7个热电厂中有4个在亏损。也许安德森更清楚另外一个事实——他将会变得更加孤单，因为外资热电厂已经开始集体退出中国市场。
　　2004年3月，美国电力公司将其持有并经营的河南南阳浦山电厂70%股权转让给南阳市能源投资公司。法国阿尔斯通公司转让其持有的广西来宾电厂B厂项目40%的股份，目前已经宣布撤离中国市场。美国赛德能源在中国的代理公司也出售了东莞厚街电厂、唐山热电和蒲圻赛德发电有限公司的股份。全球第三大能源巨头美国迈朗公司出售了其在山东国电和广东沙角某电厂的股份，并撤销了驻中国办事处，全线退出中国市场。
　　一切都在指向一个事实——在中国，外资热电厂的日子越来越难过。《经济》月刊对外资热电厂兵败中国的原因进行了剖析。
　　
　　中国机会似是而非
　　1992年、1993年当时的中国电力部曾公开表示中国将放开电力行业，欢迎外资来中国投资。很多国外的大公司觉得中国是一个新型市场，纷纷组团来中国考察。1996年夏季和秋季的时候，在新加坡成立的太平洋顶峰公司做出战略性的决定--全部着眼于在中国的投资和发展。
　　安德森他们最终选择投资的是热电联产项目。“当时中国政府也希望人们去投资一些大的电厂，与此同时也鼓励一些热电联产方面的公司前去投资。热电联产对于一些小的城镇，不管从环境还是经济上来讲，都是特别有利的。”
　　但是从1998年开始，中国一方面电力过剩，一方面电网建设不足，政府开始打击小电厂。“由于这些外资热电厂并不属于电力公司，不属于垄断企业之内，就变成了第一轮打压的重点。”
　　
　　签署的协议不算数
　　北京群鹰创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咨询部高级顾问甘世宣曾经在电力系统工作过多年。他说，当初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都与外资电厂签署了核定的电价和发电设备小时数的协议，给外资热电厂的回报率比较高，外资热电厂拿着这个协议就可以在国外银行贷款。但是当电力过剩以后，上至地方政府，下至电力公司，都开始对协议合同不认账。地方政府推脱说，现在权力全部由中央政府收回了，以前签署的协议都不算数了。
　　结果，地方政府基本信用受到损害，外方境外融资成了问题，有个别项目即使在中国借到钱了，但是因为投资回报率问题，董事会也开始觉得应该撤出。
　　中国能源网CEO韩晓平指出，电价是由中央的电网公司管辖，属于中央的利益，而外资热电厂建设的是地方的热电厂，加上供热其中有很大的福利性质，国有垄断企业对地方热电厂的电价又压得很低，导致外资热电厂两头受气。
　　韩国SK株式会社课长张小勇说，他们曾于2003年2月专门考察过中国的小型热电联产，但是最终却找不到法律依据来保障他们的合法利益。外商投资者特别难以理解中国的一些政策法规，对于政策性风险难以接受。
　　
　　难以理解的不公平
　　眼前最让安德森焦虑的是煤价上涨，而电价不动。“我请求股东追加一点投资，人家就会问我，煤价上涨了你应该怎么办？以前我觉得问题很简单，煤价上涨了，电价上去，不就均衡了吗？但是目前就不是这样一种状况。煤价上去，电价又不上去，这样就存在太多太多的风险。”
　　从目前来看，安德森的顶峰公司的成本主要是煤价。通常情况煤炭成本应该在电力售价的35%到40%的区间浮动，这样电力公司才能有能力还银行的贷款，同时也能回报股东的资金注入。但顶峰公司煤炭成本最糟糕的时候却占到80%。
　　计划经济性质的统配煤也让安德森觉得不公平。中国国内大的发电厂可以拿到统配的煤，而且在运力方面可以得到优先保证，“安德森们”根本不可能享受这样的优惠。
　　诚峰热电厂是太平洋顶峰经营的一家热电厂。该厂的人说，2003年煤价每吨100多元，2004年已经达到每吨300元。另外一方面，政府规定他们只能发电5500小时，上网电价0.36元，超出发电小时数为0.19元。而当地取暖费仅仅为每平方米12元，北京的取暖费是19元。
　　临近2004岁末，电价终于开始要涨了，似乎可以让安德森的眉头舒展开了，但是一些专家说，调价就是对国有的几个大的火电厂调整了，而节能的、小的环保型的热电厂都没有调价。
　　
　　我们不是慈善企业
　　 “我们并不是一个慈善企业！”安德森说。但是外资电厂现在的实际情况是，用自己的损失来补贴当地的公共利益。
　　据韩晓平介绍，某外资热电厂投入建设时，不仅要拿钱建设自来水管线、污水处理厂，还要拿出八九千万元给供电局进行电路改造，甚至要帮当地修一条路。
　　安德森说，政府其实是禁止小型的、纯发电的电厂，但是目前的很多投资者自称是热电联产，其实却是假热电联产。“我们现在强烈地呼吁政府能够将这些假热电联产电厂停下来，要有检查，要发检验合格证，要提供一些相应的会计报告，来认定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热电联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