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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追随孙中山推翻帝制、创建共和，进行第二次和第三次革命，是其最主要的助手。孙中山称他“生为人杰，死为鬼雄”。但他利用会党、崇尚暗杀，身后评价毁誉参半，可谓中国近代史上最受争议的人物之一。“尽管我们对陈其美仍然‘盖棺难论定’，人物评价的起伏变化本身也是历史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历史的魅力。”
开篇 陈其美：“盖棺难论定”
1916年5月18日，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4号传出的一声枪响，震惊全国。遇刺者名叫陈其美。
他是蒋介石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也是蒋介石的把兄弟。枪杀案发生后，蒋介石冒险赶到现场，一边痛哭一边为其收尸。
他是同盟会骨干、青帮大佬、“沪军都督”，在辛亥革命时期与黄兴同为孙中山的左膀右臂，曾参与推动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得知他遇害的消息后，大为悲恸，随后为他举行国葬、写祭文，称他“生为人杰，死为鬼雄”。
袁世凯上台后，他追随孙中山进行第二次和第三次革命，是其最主要的助手，曾策划一系列讨袁军事行动，直至遇难。
他是被暗杀的暗杀者。蔡元培称其可与历代侠士齐名列传，并盛赞他为“民国第一豪侠”。
他的身后评价毁誉参半，从“大革命家”“共和长城”到“流氓政客”“青帮头子”，褒贬各异，可谓中国近代史上最受争议的人物之一。
近年来，学界对陈其美的革命事业和功绩基本持肯定态度，但仍有一些争议，如指责他利用会党、崇尚暗杀等手段，质疑他在上海光复过程中的贡献、出任“沪军都督”的正当性，以及他与孙中山等人的关系等等。
从支持孙中山的角度而言，复旦大学教授戴鞍钢指出，陈其美无疑是他最坚定的追随者，助建中华革命党，在“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遭受重大挫折时，取代黄兴成为孙中山讨袁斗争的重要助手，筹集巨款全力支持，“任事勇锐，百折不回”。他“是出生入死的革命者、愈挫愈奋的爱国者，也是壮志未酬的先驱者”。
南京大学教授张宪文表示，陈其美是爱国主义者，是民族民主革命家，陈家两代人对民族民主革命做出的贡献应该被认可。“陈其美曾多次在江浙沪、北京、天津、山西乃至东北联络会党、组织起义，是革命实践家;他在上海组织沪军都督府，通过这一机构在政治、社会运动各方面发挥作用。陈其美在孙中山的影响和带动下做出过贡献。”张宪文说。
与争议问题相关的是，如何认识那个年代的革命手段和革命形态？上海圖书馆研究人员沙青青认为，应立足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待政治暗杀这种极端手段，“这是自晚清以来一种普遍的现象乃至风气，从欧洲到日本的革命也有过类似的情况”。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邵雍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帮会》一文中曾谈到帮会与革命党纠缠不清的关系，指出帮会是“一股既有巨大活动能量、又最不安分的、很难控制的社会势力”，任何革命党及其领导人没有极大的革命胆略、不花极大的精力去研究它、团结它、改造它，要取得较为长久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在革命党与帮会打交道的过程中始终存在谁影响谁、谁改造谁的现实问题……代表当时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革命党究竟应该如何同帮会打交道，这个问题在辛亥革命时期在上海没有解决好，在全国其他地方也没有解决好。”
“尽管我们对陈其美仍然‘盖棺难论定’”，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周育民表示，“人物评价的起伏变化本身也是历史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历史的魅力。”
提携蒋介石
陈其美，字英士，1878年出生在浙江湖州的一个商人家庭。兄弟三人，陈其美排行老二。
读过7年私塾的陈其美，15岁丧父后，到一个小镇的当铺做了12年的学徒，然后又到上海去做了两年会计助理，基本还是一事无成。
但陈其美每天都浸染在革命志士的豪情与忧患意识中。1905年秋，陈其美去长沙看望在清军军营当都统的弟弟陈其采，碰巧参加了当地“湖南全省绅商抵制美货禁约会”。在人群中，陈其美对于自己的未来有了新的想法：“商贾争逐末利，何补于国家的危亡。”随即，他向陈其采表示了想留学日本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愿望。陈其采欣然同意，并表示愿意支付他在日本学习的费用。次年，陈其美赴日。
在日本，陈其美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又加了一个筹码：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很快便与黄兴一起成为孙中山的左右手。不久后，他还作为介绍人，介绍了另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进入同盟会。这个人名叫蒋志清，后来改名蒋中正，也就是日后的风云人物蒋介石。
“蒋介石是我祖父一手提携起来的。辛亥革命时期，我祖父给当时在日本的张群、蒋介石等人发电报，要他们马上回国参加革命，还有何应钦，那时都是我祖父的助手。”陈其美的孙子陈泽祯说。不久，蒋介石回到国内，投身到光复杭州的武装行动中。杭州战役是蒋介石第一次参加战斗，他在战斗中初露锋芒，不仅使陈其美对他更加赏识和器重，就连孙中山也开始对他刮目相看，这为他日后在政治上的发迹，奠定重要基础。杭州战役后，蒋介石回到上海，被陈其美任命为沪军第5团团长。不久，陈其美与蒋介石结拜为异姓兄弟，陈其美年长蒋介石9岁，为盟兄。
陈其美开始起家，是在1908年从日本回到上海之后。擅长言辞、行事果敢、颇讲义气的陈其美在上海进行了一系列活动，尤其是出入各大帮会之间，渐渐成为上海青帮的主要头目之一。彼时正值同盟会的低谷时期，在全国各地发动的起义纷纷失败，但陈其美在上海却打开了局面，让孙中山更加对他刮目相看。
陈其美确实有他一套独特的思路和手法。比如，他从天津请来一个当时著名的大侠，创办了一个武术学校，准备培养10万武术健儿成为同盟会自己的武装力量——这个学校叫精武武术学校，大侠的名字叫霍元甲。
此外，他还资助创办了《中国公报》《民声丛报》，希望将舆论宣传工具掌握在同盟会手里，并且协助与他同年加入同盟会的著名报人于右任创办了《民立报》。 不仅如此，他还改变了同盟会吸收会员的传统思路，将虞洽卿（上海证券交易所创办人）、王一亭（上海总商会主席）、沈缦云（创办中国第一家商业储蓄银行）等江浙资本家吸收了进来，进而掌握了这一带的商会和商团武装。
陈其美的能力在当时的同盟会中确实出类拔萃，所以在同盟会里的地位直线上升。
辛亥大局，“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
1911年10月10日，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推动下，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与文学社、共进会联合，发动了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的胜利，极大地激发了各地革命党人的斗志。很快，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脱离清廷、宣布独立的狂潮席卷中华大地。在万般无奈之下，清廷做出了一个风险极高的决定，重新起用有雄才大略但又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任命其为钦差大臣，全权督办湖北“剿抚”事宜。
为了迎接袁世凯的到来，他的嫡系、北洋军前敌总指挥冯国璋，在10月29日下令向汉口大智门发起猛攻，迫使革命军放弃汉口外围，退守市区华界。危急时刻，同盟会领袖黄兴由香港经上海赶到武昌，出任革命军总司令，领导汉口保卫战。冯国璋见革命军士气大振，竟惨无人道地指挥炮兵用重炮猛轰人烟稠密的市区，随即引发一场大火。火势迅速蔓延，大片房屋化为灰烬，很多平民葬身火海。3天后，昔日繁华的汉口华界只剩下漆黑的焦土。由于大火而失去防守依托的革命军，牺牲惨重，士气受挫，加上军火不足、军饷匮乏等诸多因素，被迫于11月1日分批撤离，当夜汉口失守。
袁世凯的东山再起，使清廷的反攻初见成效，同时也给革命党人造成巨大压力。面对岌岌可危的武汉，面对辛亥革命的火种有被扑灭的危险，陈其美立刻和同志们商定，火速在上海举行武装起义，以求让武汉转危为安，而东南半壁亦可传檄而定。
11月3日上午，陈其美率众人在上海总商会集会，正式宣告独立，升起了同盟会起义的标志——青天白日旗，随即举行武装起义。11时，闸北民军迅速占领巡警总局。下午4时，敢死队烧毁道台衙门，一举占领上海县城，上海道台刘燕翼、上海县令田荣宝逃往租界。随即，各路敢死队、商团、民军齐集，向江南制造局发起进攻。江南制造局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军火制造厂之一，有清朝的重兵把守。陈其美亲自率领武器相对精良的商团从南市出发，直奔制造局。由于清军已做好防备，占据了有利地形，加之火力强大，民军的两次冲锋均告失败，伤亡惨重。陈其美意识到敌强我弱，强攻不易得手，为避免更多的伤亡，遂下令停止进攻。他与另一位革命党人李平书冒险进入制造局，试图说服清军，争取和平解决。不料，制造局总办张楚宝却将陈其美强行扣押，并用铁链锁在厕所旁边的柱子上，只将李平书放回。其后，李平书和王一亭、沈缦云、李燮和等急调增援兵力，于深夜发起猛攻，经过6个多小时的激战，次日凌晨4时，制造局终被攻克，陈其美获救，上海全部光复。上海光复，亦推动了苏浙的独立。
陈其美不避危殆，勇闯制造局，深入龙潭虎穴的事迹，一时传为美谈。11月6日下午，上海各界代表近60人在海防厅署集会，筹组军政分府。会上有人提议，上海为交通大埠，仅有军政分府不够，应另行举一沪军都督，召集大队雄军北进，以定国是，并为我东南门户之备。与会者均表示赞同，陈其美遂被推举为沪军都督。
其后，在陈其美的领导下，雄兵北进，直捣南京。两江总督张人骏和江宁将军铁良得知后吓得心惊肉跳，立即把原驻浦口的江南提督张勋的巡防营调驻南京城内，纠集2万余人，负隅顽抗。陈其美立即与苏、浙军政府磋商，组成江浙联军，请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祯出任总司令。
为了师出有名，陈其美还发布了二则《檄南京文》，历数清朝封建专制的种种罪行，指出“本军政分府拟上溯长江，恢复江宁，克日会合武汉皖浙光复军，共伸天讨。诛锄野蛮之满政府，建立共和之新国家”。
11月22日，江浙联军开始进攻南京，士气始终非常高涨。12月2日，经过多日激战，最终攻克南京。作为江浙联军攻打南京的主要发起者、组织者和领导者，陈其美参与始终，做出了重要贡献。
苏、浙、沪三地，历来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三个地区的光复，大大加速了清廷土崩瓦解的趋势。
孙中山在回顾辛亥革命历史时，曾对陈其美发起的光复东南半壁的行动有很高评价：“武昌既稍能久支，则所欲救武汉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汉之一着，而在各省之响应也……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后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着尤多也。”
上海光復后，年仅33岁的陈其美从默默无闻到坐上万众瞩目的“沪军都督”的宝座。这是他一生功成名就的最高峰，却也埋下了悲剧的伏笔。
陈其美能当上“沪军都督”，本身就存在争议。当时有两个主要竞争人，就是陈其美和李燮和。
李燮和参加过黄花岗起义，是光复会实际上的二把手。光复上海一战，主要靠的是起义军警的力量，李燮和居功至伟，而且还救了陈其美一命，所以当时被推举为“都督”的呼声很高。
但陈其美充分调动了自己在上海的帮会势力，派人在推举会场上大声鼓噪，一度双方都拔出手枪，还有人掏出手榴弹表示一定要选陈其美。李燮和最终退让，陈其美做了“都督”。
应该说，虽然李燮和在光复上海一役中居首功，但陈其美在上海的多年经营，也是有很大功劳的。当时同盟会、上海报界、留日归来的士官生支持他的人也有很多，两人真要竞选，陈其美未见得落下风。但是，因这种手法获得“都督”这一职位，让陈其美在名声和形象上有所折损。
更糟糕的是，陈其美在就任“都督”后没多久，就派人去暗杀李燮和。李燮和“败选”后回到吴淞，也成立了一个军政府，上海一时之间出现了两个军政府。有一天，他从吴淞车站前往上海时，遭到陈其美派来的人的暗杀。李燮和逃跑及时，但他的卫兵却被杀了。 经此一事，李燮和心灰意冷，离开上海。
陈其美的“沪军都督”位置终于牢固。更重要的是，他从用枪来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尝到了甜头。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后来的行事风格。
暗杀陶成章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从此，中国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然而，就在人们沉浸在喜悦之中时，却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事，光复会司令陶成章惨遭杀害。1月15日，上海《民立报》报道：
会稽陶焕卿先生成章，尽瘁革命事业，历有年所。此次浙省光复，功绩在人耳目。最近浙汤督改任交通总长，浙督颇有与公者，而公推让不遑，其谦德尤可钦佩。讵料昨晚二时许，公在广慈医院医室静宿，忽有二人呼陶先生，公寤而外视，二人即出手枪，击中公太阳部（实为左颊）……
孙中山获悉后，立即于1月15日致电陈其美：
万急。沪军陈都督鉴：阅报载光复军司令陶成章君，于元月十四日上午两点钟，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被人暗刺，枪中颈、腹部（实为左颊），凶手逃去，陶君遂于是日身死，不胜骇异。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钜功，猝遭惨祸，可为我民国前途痛悼。法界咫尺在沪，岂容不轨横行，贼我良士。即由沪督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切切。总统孙文。
电文开头的“万急”和结尾的“切切”之词，表达了孙中山对凶手的强烈愤恨，以及敦促尽快捉拿凶手的迫切心情。然而，殊不知制造这一悲剧的元凶罪魁，正是他切盼“严速究缉”凶徒的陈其美。
陈其美和李燮和个人其实没什么深仇大恨，更何况李燮和还救了他的命。但在推举“沪军都督”这件事上，陈其美一定要和李燮和对立乃至要杀之后快，背后其实是当时同盟会和光复会矛盾激化的一个缩影。而陶成章，就是光复会的一把手。
陶成章和陈其美是同年同月生，只比陈其美小10天。陶成章的光复会成立于1904年，比孙中山的同盟会还要早一年。而且光复会也是人才济济，首任会长是蔡元培，成员有徐锡麟、秋瑾、章太炎等一批青史留名的人物。
在一开始，光复会和同盟会还是精诚合作的，两个会的人都可以加入对方。但渐渐地，两个盟会在革命理念和一些其他地方发生了分歧，比如光复会强调的是汉人天下，驱除鞑虏只是改朝换代，而同盟会则提出了更高的“平均地权，创立民国”，已经超出了旧式会党的认知和水平。
在同盟会的革命陷入低谷时期，光复会与之在理念上的矛盾也越来越激烈和公开化，陶成章甚至公开罗列孙中山的“罪状”，说他贪污革命经费，要求罢免孙中山在同盟会的领导职务。
事实上，当时陈其美抢“沪军都督”之位，也是为了避免上海这个重镇落入光复会的手里。陈其美坐镇上海，对孙中山敢把南京作为临时政府地点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对同盟会而言，陈其美是立大功的。
不过很快，光复会和同盟会在“沪军都督”之争之后，又迎来了一个新的爆发点——“浙江都督”之争。
按陈其美的计划，“浙江都督”之位，也是势在必得，但却碰到了最大的竞争对手——陶成章。和当初的李燮和相比，陶成章的优势要大很多。李燮和是湖南人，在江浙一带根本没有根基，当时上海的商绅团也极力排挤李燮和，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陈其美。但陶成章是浙江绍兴人，和陈其美一样，在浙沪一带有很广的人脉，光复会的势力也遍布两地。陶成章虽然脾气火爆，但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艰苦朴素，有很强的人格魅力。
当时，虽然表面上光复会都服从同盟会会员任要职的军政府，但事实上光复会有一套自己的班子和人马，和同盟会在很多地方都有不和乃至冲突。更重要的是，革命党人中浙江籍人士大多支持陶成章，陈其美入主浙江勝算极小。
在这样的背景下，陈其美决定出手。1911年10月30日，陈其美最信任的一个亲信从日本回到了上海，陈其美让他担任沪军第5团团长，并决定给他一个重要任务——暗杀陶成章。这个人，就是蒋介石。
蒋介石痛快地接下了任务，并找了一个名叫王竹卿的帮手。王竹卿本是光复会成员，因为他总是出卖机密换钱，被陶成章痛斥后开除。蒋介石找到王竹卿后，告诉他陶成章准备杀他以正帮规。王竹卿惊恐之下，决定与蒋介石联手，先下手为强。
陶成章也是久行江湖之人，已经听闻陈其美要对自己下手，于是深居简出，隐蔽行踪。但是，因为要治病，他在1912年初住进了法租界金神父路的广慈医院。
1912年1月12日，陶成章在上海福州路避雪时，正好被苦苦寻觅他多日的蒋介石撞见。蒋介石急忙上前嘘寒问暖，并用自己的马车将陶成章送回广慈医院。第二天，蒋介石带着礼品，专门找到广慈医院，进入陶成章的病房探望。
1月14日凌晨，广慈医院二楼205病房门口，出现了两个戴着毡帽的人。其中一个人轻敲房门，说道：“陶先生，吃药的时间到了。”
陶成章从睡梦中被叫醒，起身开门。门刚打开，响起枪声，陶成章被一颗子弹由左颊直射入脑，当场毙命。
陶成章被刺，震动全国——革命刚刚胜利，革命党就开始手足相残了。
孙中山愤怒地向报界宣布这是一起“挟私复怨”“擅行仇杀”的血案，并要求“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泄天下之愤”。
于是，陈其美立即开出1000元赏格缉拿凶手，并很快将王竹卿抓获，迅速处死。
蒋介石在此事发生后不久就东渡日本，名义是“出国学习军事”。
讨伐袁世凯
1912年2月12日，清皇室宣布退位。2月14日，孙中山偕各国务员向参议院辞职。次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
上台后的袁世凯，很快就撕下了拥护民主共和的面具，制造了一系列屠杀革命党人的流血事件。从1912年至1913年间，仅在辛亥革命首义之地的湖北，袁世凯就下令残杀了2000多名革命党人和革命将士。1913年4月，又非法签订善后大借款，准备发动内战，消灭南方革命力量。 被激怒的革命党人决定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1913年7月12日，革命党人李烈钧在江西湖口组织讨袁军，发布讨袁檄文;15日，黄兴在南京促使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讨袁;18日，陈其美紧随其后，在上海奋起响应，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
为了对付汹涌的讨袁浪潮，袁世凯特派心腹悍将郑汝成统帅北洋陆海军南下上海。郑汝成到达上海后，用重金收买了驻上海的海、陆军，导致陈其美按照预定计划在上海发动起义后，驻上海的海、陆两军相互观望，无一助阵。后来，讨袁军在进攻制造局之时，还受到了来自陆地和海上的两面攻击。制造局之役在相持数日后，陈其美所率各军终因孤立无援而未能得手。随着北洋政府援沪军队陆续抵沪，8月13日，上海方面的讨袁行动完全失败。
不久，全国各地的讨袁行动也相继失败。轰轰烈烈、持续两月之久的“二次革命”，以孙中山、黄兴、李烈钧、陈其美等相继逃亡日本，革命武装全部解散及7省地盘全部丧失而宣告结束。
1914年7月8日，由孙中山发起的中华革命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出任总理。为了使党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坚强的领导核心，孙中山规定入党者都要按手印、立誓约，绝对服从孙中山。此举遭到以黄兴为首的许多老同盟会会员的强烈反对，并拒绝入党。然而，陈其美则表示坚决拥护孙中山，并按要求入了党。
孙中山对此极为看重，任命他为总务部长，这一职务实际上是党内的二号人物。孙中山曾明确规定总务部的地位和职权：“总务部为各部之领袖。各部事务应受其考试。凡总理发表命令或委任职员，必须总务部及有关部长副署，特别筹款及对外交涉，亦由总务部任之。”如此大的权限，相当于“一人之下，诸人之上”。
中华革命党建立后，孙中山先后多次派遣骨干回到国内，在各地继续开展讨袁活动。1914年初，陈其美奉命前往东北，试图开辟新的讨袁基地。
由于东北地区处在袁世凯和日本势力的双重压力下，革命热情远不能同江浙相比，革命条件尚不成熟，于是孙中山便把革命重心重新移到江浙地区。
为筹备在上海再次发动起义，陈其美不畏艰险，在日本和上海之间频繁往来。1915年10月，陈其美从日本秘密潜回上海。他总结以往失败的教训，认为此次起义要从两个关键点入手：第一，控制黄浦江中的海军舰艇，“海军不得，则上海难下”;第二，除掉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此人是袁世凯的死党，对革命党人一向心狠手辣，是起义的最大威胁，必须擒贼先擒王。
但郑汝成早已有所防范，他深知自己是革命党人在上海暗杀的首要目标，因此格外谨慎，平日从不轻易离开戒备森严的镇守使署，出入都有重兵护卫，这让陈其美很伤脑筋。没想到就在苦苦寻找机会之时，机会竟然来了。11月8日，陈其美得知，日本天皇将于10日举行加冕典礼，作为上海镇守使的郑汝成必将前往日本驻沪领事馆表示祝贺。陈其美认为这将是一次绝好的行刺机会，立即于9日召集中华革命党上海支部的同志开会，经过详细调查和周密分析，最终制订出一个完备的刺杀计划。
10日上午，郑汝成为避开乘车经过上海市区的危险，改乘汽艇从黄浦江绕道外滩，再乘车前往日本领事馆。汽艇在黄浦江上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后，郑汝成从外滩上岸，换乘早已备好的汽车继续前行。汽车开到外白渡桥，郑汝成透过车窗看见了不远处的日本领事馆，心里总算踏实了一些。就在这时，一颗炸弹突然向汽车飞来，在后轮下轰然爆炸。随即，一个年轻人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迅速跳上车沿，左手抓住车栏，右手紧握手枪，对准被炸弹声浪震倒在车上的郑汝成的头部连开10枪。郑汝成的头立时被洞穿如蜂巢，浆血四溅，当场毙命。郑汝成的卫士跳下车企图开枪还击，被另一个年轻人击退。
这两位刺客是王晓峰和王明山，他们在陈其美的部署和指挥下，与各路伏击人员密切配合，成功完成了刺杀任务。他们在行动之前曾向陈其美慨然表示：“以堂堂七尺之躯，献之于国矣。”他们在被捕后曾自豪地说：“吾为祖国立一大功，虽死无憾。”后来，二人被租界当局引渡给北洋政府，遂遭杀害。孙中山高度赞扬王晓峰等人，“此等气魄，真足令人生敬！”
除掉了郑汝成，革命党人士气大振。陈其美立即指示蒋介石制定了《淞沪起义军事计划书》，内容是首先袭取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海军军舰，并以此为据点，利用军舰上的炮火支援陆地的进攻，然后再夺取制造局。陈其美对此次起义寄予极大希望，身为总司令的他亲自上阵督战。然而，由于海陆联络不畅，使双方没能有效地配合，起义再次失败。
“宋教仁遇刺”疑案
宋教仁生于1882年，比陈其美小4岁。但同为同盟会元老，他崛起的速度超过陈其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是宋教仁起草的，他因此被称为中国“宪法之父”。当时才30岁的宋教仁，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
1913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结束，在宋教仁的统筹和运作下，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占有392席，按欧洲内阁制惯例，当时国民党的实际领袖宋教仁可以去北京组阁了。
1913年3月20日晚，满怀执政理想准备北上的宋教仁，在火车站被一个混在人群中的男子开了一枪。当时，宋教仁的伤势并不重，但在被送入医院后，发现子弹淬毒。次日凌晨4时，宋教仁就在挣扎中死去。当时守在宋教仁身边的革命党元老黄兴、于右任、陈其美等人，无不捶胸顿足，痛哭失声。
与陶成章遇刺相比，宋教仁作为未来一国总理被刺，影响更大。当时国内舆论一致认为，暗杀宋教仁的，是和他有利益冲突的袁世凯——宋教仁是去北京组阁的，而组建内阁的目的，就是为了限制大总统袁世凯的权力。
但是，接下来缉拿凶手的整个过程，却让人开始产生了疑惑。
袁世凯当然表示“无比惊愕”，并下令要限期抓获凶手。而陈其美也开出了1万元赏格。
上海租界总巡捕房倾巢出动，很快抓到了凶手武士英，顺带牵连出江苏省巡查長和共进会长应桂馨，然后又在应桂馨公馆搜出他与洪述祖（袁世凯的内务部秘书）和赵秉钧（当时的内阁总理）的密电。 从利益关系来看，即将被取代的总理赵秉钧嫌疑最大，但他坚决不承认。
从幕后主使来看，袁世凯的嫌疑也很大。但袁世凯也坚决不承认，且缺乏证据。
当案情变得扑朔迷离的时候，一系列神秘死亡忽然发生。
4月24日，武士英在上海的监狱中突然死去。上海当时还是陈其美的势力范围，而看守武士英的是沪军61团，隶属国民党人黄郛，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陈其美的拜把兄弟。
不久之后，应桂馨被暗杀在前往天津的头等车厢。应桂馨和陈其美同在上海青帮，他还在“沪军都督府”担任过谍报科长。
接着，暗杀应桂馨的两个杀手，也都离奇死亡;就连赵秉钧也在一个月后，在天津的督署里突然七窍流血而亡。
至此，和宋教仁有关的涉案人员，无一幸免。于是，以袁世凯儿子袁克文为代表人物的另一种说法开始流传：派人暗杀宋教仁的不是袁世凯，而是陈其美。
按袁克文的说法，如果说袁世凯有动机的话，那么陈其美也有。当时，陈其美已经辞去了“沪军都督”之职，全力辅佐孙中山。但问题在于，孙中山当时的风头，其实已经被宋教仁盖过，后者成了国民党的实际领导人，并且宋教仁已经明确撇开了孙中山提倡的“五权宪法”，转而主张“三权分立”，在政治上开始和孙中山分道扬镳。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少人认为，陈其美最终决定为孙中山除去宋教仁（尽管孙中山可能不知情），是有很大可能性的。
关于“宋教仁遇刺”疑案，目前依旧没有明确结论，因为各种猜测都缺乏关键证据，包括当下对陈其美暗杀宋教仁这一说法的种种推测，也没有可靠的关键依据。但是，这种说法之所以能够流传，也从侧面证明了陈其美在很多人——包括革命党人——心中的印象：心狠手辣，不讲情面。
或许陈其美真的是冤枉的，但他当初枪杀陶成章的前科，确实让人心寒。
“失我长城”
辛亥革命后的几年里，陈其美在江浙地区接二连三地策划组织反袁革命活动，对袁世凯构成极大威胁。
对于像陈其美这样有才能且持不同政见之人，袁世凯通常的对策是首先拉拢和收买。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后，就曾试图拉拢陈其美为己所用，拟任命他为内阁工商总长，但被婉拒。“二次革命”后，一些革命党领导人禁不起失败的沉重打击，或意志消沉，或隐居海外，有的甚至抵制不住袁世凯的拉拢和收买而变节，最终放弃了革命，但陈其美仍矢志不渝地追随孙中山，积极起事讨袁。
为了让陈其美停止革命活动，袁世凯曾多次派人对他实施利诱和威胁。一次，袁世凯派了一名说客专程到上海去做说服工作。说客告知陈其美：“袁大总统已专门汇了一笔70万元的巨款到上海交通银行，准备让你出洋游历，考察欧洲工商业，只要你答应，此款随时可取用。”陈其美非常清楚袁世凯的用意，他揶揄道：“现在党员正穷，此款借给党里用很好。”
说客表示，这笔钱只能为他所用，如果他不肯出洋，袁世凯便将用这笔钱来对付他。意思是，这笔钱如果买不到人心，还可以买来人头。面对如此明目张胆的威胁，陈其美无所畏惧地哈哈大笑。
陈其美当然明白拒绝袁世凯的后果，他曾撰写过这样一副对联：“扶颠持危，事业争光日月;成仁取义，俯仰无愧天人。”他知道自己很可能会死，就把蒋介石推荐给孙中山，说：“您如何寄希望于我，请如何寄希望于蒋介石。”
不久，袁世凯通过冯国璋，冯国璋再通过张宗昌，真的出手了。
刺杀陈其美的版本有很多，目前比较通行的一个版本是：
袁世凯先是让人办了一个叫鸿丰的煤矿公司，然后收买了在陈其美身边帮忙筹办党务的李海秋（李海秋是否被收买，也有不同说法），让他传话给陈其美，说鸿丰公司准备开一块矿地，已和中日实业公司达成借款协议，但需要陈其美这样的社会名流作保，作保的酬劳是20万大洋。
正在筹措革命经费的陈其美听后怦然心动，几乎没有考虑地就答应了此事，并让李海秋带人来签约。
当时陈其美的几个兄弟都觉得这件好事来得太简单了，劝陈其美谨慎一些。但陈其美表示自己愿意冒这个险。
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在上海法租界的萨坡赛路14号日侨山田的寓所会见来人。李海秋带了几个人一起前来，但一见面就说，因为出门匆忙，忘带合同底稿了，要回家去拿。李海秋刚一出门，早已准备好的杀手就掏出了手枪，对着陈其美头部连开数枪。陈其美当场殒命，时年只有38岁。
蒋介石闻知陈其美遇害的噩耗，立即赶赴出事地点。日侨山田因害怕受到牵连，已将陈其美的尸体放到了寓所的门外。蒋介石见陈其美暴尸街头，抚尸恸哭，悲愤至极。随后，他雇车将陈其美的遗体运到法租界自己藏身的寓所。
蒋介石在亲手安葬了陳其美之后，撰写了一篇言辞悲切的祭文，在追叙完陈其美的功德及与其的深情厚谊之后，进而悲呼：“而今而后，教我勖我，爱我扶我，同安同危，同甘同苦，而同心同德者，殆无其人矣！”
陈其美遭袁世凯暗杀，使孙中山失去了一位最信任、最得力的革命助手，他悲痛万分地说了四个字：“失我长城！”后在《祭陈其美文》中称赞其“君总群豪，与贼奋搏”，“生为人杰，死为鬼雄”。1917年5月，蒋介石把陈其美的灵柩由上海归葬于他的故乡浙江吴兴的太湖之滨。孙中山亲题墓碑——“陈公英士之墓”。
陈其美去世时，长子陈先夫4岁，次子陈惠夫只有2岁，都得到了蒋介石的悉心照顾。同时，蒋介石也大力提携陈其美的两个侄子——陈立夫、陈果夫。1925年，留美回国的陈立夫任蒋介石的机要秘书。1926年，陈果夫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任中央组织部代部长。1929年，29岁的陈立夫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同年，35岁的陈果夫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干部学校。两兄弟掌管国民党党务机构，至此有了“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
禁忌和空白
陈其美被暗杀后，一时舆论震动，人们普遍认为这是袁世凯指使的报复行为。因此，陈其美之死，将他的一生定格在了讨袁斗争上。然而在其生前死后，他始终是一个褒贬悬殊的人物。
孙中山高度评价他为“革命首功之人”“吾党唯一柱石”。为了纪念他，上海曾有两条“其美路”（现四平路、四平支路），有“英士路”（今淡水路）、英士纪念塔，浙江有“国立英士大学”。他还被称为“共和长城”和“伟大的革命家”。
“祖父遇刺后的第二年，孙中山率上万人为他在湖州老家举行了国葬。1995年我第一次回国到湖州时吓了一跳，那个陵寝的规模是全国第二大的，湖州人叫它‘小中山陵’。”陈泽祯说。
1949年以后，英士路、其美路更名，英士大學被裁撤，湖州陈英士墓一度被毁，史学论著提到他时则称其为“流氓集团的大头子”“资产阶级政客”，甚至“反共老手”。
邵雍曾回顾了陈其美的研究史，他认为指使蒋介石暗杀陶成章是使陈其美饱受争议的事件之一。周恩来在1943年8月的内部报告中说：“陈其美、蒋介石等人以流氓的行径，造成革命党的最初分裂，造成辛亥以后直到现在上海滩上在帝国主义庇护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帮会相结合的流氓政治的始基。”邵雍表示，这几乎是中共最早给陈其美定调的表述，后来被收录在公开出版的《周恩来选集》中，影响更加广泛。
新中国成立后，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关于陈其美的研究，偶尔提及也多予以负面评价。当然，这其中多多少少受到了盟弟蒋介石，侄儿陈果夫、陈立夫的“牵连”。直到上世纪80年代，随着辛亥革命史的研究热潮兴起，陈其美传记等研究成果才相继出现，开始对他给予较为正面的论述。
1986年是陈其美遇难70周年，这一年发表的论文如《略论陈其美与孙中山》（作者赵矢元）、《关于陈其美评价的几个问题》（作者赵宗颇）通过追述陈其美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的过程，肯定其历史地位，并提出“否定陈其美就是否定孙中山”。
1987年，学者李宗一等人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肯定了陈其美在长江下游的讨袁活动，并且认为他正是因此被袁世凯派人刺死。“这是相对客观的评价。”邵雍说。
史学界于1986年和1999年两次在浙江湖州举行陈其美学术研讨会，认为陈其美“始终追随孙中山，无论在推翻帝制、创建共和还是“二次革命”、讨袁护国中，都建树了卓越的功绩”，但也指出他“错误和弱点显著”。这两次研讨会的结论，总体认为陈其美“功大于过”，“为民主共和而生，为民主共和而死，是一位善始善终的革命家”。
2005年，海内外英士大学校友为纪念其革命精神重新在杭州建立了陈其美铜像。
尽管如此，多名学者指出，目前学界对于陈其美的研究之薄弱，与其历史贡献及地位很不相称，离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还有相当的距离。
但即便存在着禁忌和空白，谜团与争议，“陈其美对民族民主革命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今人也应对他保持敬意”。历史学者沈祖炜说。
陈其美大事年表
1878年：出生在浙江湖州一个商人家庭。
读过7年私塾，15岁丧父，在一个小镇的当铺一共当了12年的学徒。
1905年：到上海同康泰丝栈担任会计助理。
1906年：赴日本留学。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其间与蒋介石结为金兰兄弟。
1908年：奉孙中山派遣回国，往来于浙沪京津各地联络革命党人。
1909年：创办《中国公报》《民声丛报》，宣传革命。
1910年：与宋教仁等人组织同盟会中会总部，以推动长江流域的革命活动。
1911年：在上海发动起义，上海光复后被推举为“沪军都督”。随即攻克浙江巡抚衙门，组织苏浙镇沪联军攻克南京。
10月，派蒋介石暗杀陶成章，次年1月成功行刺。
1912年：被袁世凯解除“沪军都督”职务。“二次革命”爆发后，被推举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11月应孙中山之命赴日本，继续筹划反袁革命。
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任总务部长。随后奉命前往东北，试图开辟新的讨袁基地。
1915年：潜回上海策动武装反袁，策划暗杀了上海镇守使、海军上将郑汝成。12月，发动肇和舰起义。
1916年5月18日：在上海被暗杀身亡。
开篇 陈其美：“盖棺难论定”
1916年5月18日，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4号传出的一声枪响，震惊全国。遇刺者名叫陈其美。
他是蒋介石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也是蒋介石的把兄弟。枪杀案发生后，蒋介石冒险赶到现场，一边痛哭一边为其收尸。
他是同盟会骨干、青帮大佬、“沪军都督”，在辛亥革命时期与黄兴同为孙中山的左膀右臂，曾参与推动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得知他遇害的消息后，大为悲恸，随后为他举行国葬、写祭文，称他“生为人杰，死为鬼雄”。
袁世凯上台后，他追随孙中山进行第二次和第三次革命，是其最主要的助手，曾策划一系列讨袁军事行动，直至遇难。
他是被暗杀的暗杀者。蔡元培称其可与历代侠士齐名列传，并盛赞他为“民国第一豪侠”。
他的身后评价毁誉参半，从“大革命家”“共和长城”到“流氓政客”“青帮头子”，褒贬各异，可谓中国近代史上最受争议的人物之一。
近年来，学界对陈其美的革命事业和功绩基本持肯定态度，但仍有一些争议，如指责他利用会党、崇尚暗杀等手段，质疑他在上海光复过程中的贡献、出任“沪军都督”的正当性，以及他与孙中山等人的关系等等。
从支持孙中山的角度而言，复旦大学教授戴鞍钢指出，陈其美无疑是他最坚定的追随者，助建中华革命党，在“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遭受重大挫折时，取代黄兴成为孙中山讨袁斗争的重要助手，筹集巨款全力支持，“任事勇锐，百折不回”。他“是出生入死的革命者、愈挫愈奋的爱国者，也是壮志未酬的先驱者”。
南京大学教授张宪文表示，陈其美是爱国主义者，是民族民主革命家，陈家两代人对民族民主革命做出的贡献应该被认可。“陈其美曾多次在江浙沪、北京、天津、山西乃至东北联络会党、组织起义，是革命实践家;他在上海组织沪军都督府，通过这一机构在政治、社会运动各方面发挥作用。陈其美在孙中山的影响和带动下做出过贡献。”张宪文说。
与争议问题相关的是，如何认识那个年代的革命手段和革命形态？上海圖书馆研究人员沙青青认为，应立足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待政治暗杀这种极端手段，“这是自晚清以来一种普遍的现象乃至风气，从欧洲到日本的革命也有过类似的情况”。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邵雍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帮会》一文中曾谈到帮会与革命党纠缠不清的关系，指出帮会是“一股既有巨大活动能量、又最不安分的、很难控制的社会势力”，任何革命党及其领导人没有极大的革命胆略、不花极大的精力去研究它、团结它、改造它，要取得较为长久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在革命党与帮会打交道的过程中始终存在谁影响谁、谁改造谁的现实问题……代表当时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革命党究竟应该如何同帮会打交道，这个问题在辛亥革命时期在上海没有解决好，在全国其他地方也没有解决好。”
“尽管我们对陈其美仍然‘盖棺难论定’”，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周育民表示，“人物评价的起伏变化本身也是历史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历史的魅力。”
提携蒋介石
陈其美，字英士，1878年出生在浙江湖州的一个商人家庭。兄弟三人，陈其美排行老二。
读过7年私塾的陈其美，15岁丧父后，到一个小镇的当铺做了12年的学徒，然后又到上海去做了两年会计助理，基本还是一事无成。
但陈其美每天都浸染在革命志士的豪情与忧患意识中。1905年秋，陈其美去长沙看望在清军军营当都统的弟弟陈其采，碰巧参加了当地“湖南全省绅商抵制美货禁约会”。在人群中，陈其美对于自己的未来有了新的想法：“商贾争逐末利，何补于国家的危亡。”随即，他向陈其采表示了想留学日本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愿望。陈其采欣然同意，并表示愿意支付他在日本学习的费用。次年，陈其美赴日。
在日本，陈其美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又加了一个筹码：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很快便与黄兴一起成为孙中山的左右手。不久后，他还作为介绍人，介绍了另一个默默无闻的人进入同盟会。这个人名叫蒋志清，后来改名蒋中正，也就是日后的风云人物蒋介石。
“蒋介石是我祖父一手提携起来的。辛亥革命时期，我祖父给当时在日本的张群、蒋介石等人发电报，要他们马上回国参加革命，还有何应钦，那时都是我祖父的助手。”陈其美的孙子陈泽祯说。不久，蒋介石回到国内，投身到光复杭州的武装行动中。杭州战役是蒋介石第一次参加战斗，他在战斗中初露锋芒，不仅使陈其美对他更加赏识和器重，就连孙中山也开始对他刮目相看，这为他日后在政治上的发迹，奠定重要基础。杭州战役后，蒋介石回到上海，被陈其美任命为沪军第5团团长。不久，陈其美与蒋介石结拜为异姓兄弟，陈其美年长蒋介石9岁，为盟兄。
陈其美开始起家，是在1908年从日本回到上海之后。擅长言辞、行事果敢、颇讲义气的陈其美在上海进行了一系列活动，尤其是出入各大帮会之间，渐渐成为上海青帮的主要头目之一。彼时正值同盟会的低谷时期，在全国各地发动的起义纷纷失败，但陈其美在上海却打开了局面，让孙中山更加对他刮目相看。
陈其美确实有他一套独特的思路和手法。比如，他从天津请来一个当时著名的大侠，创办了一个武术学校，准备培养10万武术健儿成为同盟会自己的武装力量——这个学校叫精武武术学校，大侠的名字叫霍元甲。
此外，他还资助创办了《中国公报》《民声丛报》，希望将舆论宣传工具掌握在同盟会手里，并且协助与他同年加入同盟会的著名报人于右任创办了《民立报》。 不仅如此，他还改变了同盟会吸收会员的传统思路，将虞洽卿（上海证券交易所创办人）、王一亭（上海总商会主席）、沈缦云（创办中国第一家商业储蓄银行）等江浙资本家吸收了进来，进而掌握了这一带的商会和商团武装。
陈其美的能力在当时的同盟会中确实出类拔萃，所以在同盟会里的地位直线上升。
辛亥大局，“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
1911年10月10日，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推动下，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与文学社、共进会联合，发动了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的胜利，极大地激发了各地革命党人的斗志。很快，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脱离清廷、宣布独立的狂潮席卷中华大地。在万般无奈之下，清廷做出了一个风险极高的决定，重新起用有雄才大略但又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任命其为钦差大臣，全权督办湖北“剿抚”事宜。
为了迎接袁世凯的到来，他的嫡系、北洋军前敌总指挥冯国璋，在10月29日下令向汉口大智门发起猛攻，迫使革命军放弃汉口外围，退守市区华界。危急时刻，同盟会领袖黄兴由香港经上海赶到武昌，出任革命军总司令，领导汉口保卫战。冯国璋见革命军士气大振，竟惨无人道地指挥炮兵用重炮猛轰人烟稠密的市区，随即引发一场大火。火势迅速蔓延，大片房屋化为灰烬，很多平民葬身火海。3天后，昔日繁华的汉口华界只剩下漆黑的焦土。由于大火而失去防守依托的革命军，牺牲惨重，士气受挫，加上军火不足、军饷匮乏等诸多因素，被迫于11月1日分批撤离，当夜汉口失守。
袁世凯的东山再起，使清廷的反攻初见成效，同时也给革命党人造成巨大压力。面对岌岌可危的武汉，面对辛亥革命的火种有被扑灭的危险，陈其美立刻和同志们商定，火速在上海举行武装起义，以求让武汉转危为安，而东南半壁亦可传檄而定。
11月3日上午，陈其美率众人在上海总商会集会，正式宣告独立，升起了同盟会起义的标志——青天白日旗，随即举行武装起义。11时，闸北民军迅速占领巡警总局。下午4时，敢死队烧毁道台衙门，一举占领上海县城，上海道台刘燕翼、上海县令田荣宝逃往租界。随即，各路敢死队、商团、民军齐集，向江南制造局发起进攻。江南制造局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军火制造厂之一，有清朝的重兵把守。陈其美亲自率领武器相对精良的商团从南市出发，直奔制造局。由于清军已做好防备，占据了有利地形，加之火力强大，民军的两次冲锋均告失败，伤亡惨重。陈其美意识到敌强我弱，强攻不易得手，为避免更多的伤亡，遂下令停止进攻。他与另一位革命党人李平书冒险进入制造局，试图说服清军，争取和平解决。不料，制造局总办张楚宝却将陈其美强行扣押，并用铁链锁在厕所旁边的柱子上，只将李平书放回。其后，李平书和王一亭、沈缦云、李燮和等急调增援兵力，于深夜发起猛攻，经过6个多小时的激战，次日凌晨4时，制造局终被攻克，陈其美获救，上海全部光复。上海光复，亦推动了苏浙的独立。
陈其美不避危殆，勇闯制造局，深入龙潭虎穴的事迹，一时传为美谈。11月6日下午，上海各界代表近60人在海防厅署集会，筹组军政分府。会上有人提议，上海为交通大埠，仅有军政分府不够，应另行举一沪军都督，召集大队雄军北进，以定国是，并为我东南门户之备。与会者均表示赞同，陈其美遂被推举为沪军都督。
其后，在陈其美的领导下，雄兵北进，直捣南京。两江总督张人骏和江宁将军铁良得知后吓得心惊肉跳，立即把原驻浦口的江南提督张勋的巡防营调驻南京城内，纠集2万余人，负隅顽抗。陈其美立即与苏、浙军政府磋商，组成江浙联军，请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祯出任总司令。
为了师出有名，陈其美还发布了二则《檄南京文》，历数清朝封建专制的种种罪行，指出“本军政分府拟上溯长江，恢复江宁，克日会合武汉皖浙光复军，共伸天讨。诛锄野蛮之满政府，建立共和之新国家”。
11月22日，江浙联军开始进攻南京，士气始终非常高涨。12月2日，经过多日激战，最终攻克南京。作为江浙联军攻打南京的主要发起者、组织者和领导者，陈其美参与始终，做出了重要贡献。
苏、浙、沪三地，历来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三个地区的光复，大大加速了清廷土崩瓦解的趋势。
孙中山在回顾辛亥革命历史时，曾对陈其美发起的光复东南半壁的行动有很高评价：“武昌既稍能久支，则所欲救武汉而促革命之成功者，不在武汉之一着，而在各省之响应也……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陈英士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后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着尤多也。”
上海光復后，年仅33岁的陈其美从默默无闻到坐上万众瞩目的“沪军都督”的宝座。这是他一生功成名就的最高峰，却也埋下了悲剧的伏笔。
陈其美能当上“沪军都督”，本身就存在争议。当时有两个主要竞争人，就是陈其美和李燮和。
李燮和参加过黄花岗起义，是光复会实际上的二把手。光复上海一战，主要靠的是起义军警的力量，李燮和居功至伟，而且还救了陈其美一命，所以当时被推举为“都督”的呼声很高。
但陈其美充分调动了自己在上海的帮会势力，派人在推举会场上大声鼓噪，一度双方都拔出手枪，还有人掏出手榴弹表示一定要选陈其美。李燮和最终退让，陈其美做了“都督”。
应该说，虽然李燮和在光复上海一役中居首功，但陈其美在上海的多年经营，也是有很大功劳的。当时同盟会、上海报界、留日归来的士官生支持他的人也有很多，两人真要竞选，陈其美未见得落下风。但是，因这种手法获得“都督”这一职位，让陈其美在名声和形象上有所折损。
更糟糕的是，陈其美在就任“都督”后没多久，就派人去暗杀李燮和。李燮和“败选”后回到吴淞，也成立了一个军政府，上海一时之间出现了两个军政府。有一天，他从吴淞车站前往上海时，遭到陈其美派来的人的暗杀。李燮和逃跑及时，但他的卫兵却被杀了。 经此一事，李燮和心灰意冷，离开上海。
陈其美的“沪军都督”位置终于牢固。更重要的是，他从用枪来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尝到了甜头。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后来的行事风格。
暗杀陶成章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从此，中国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然而，就在人们沉浸在喜悦之中时，却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事，光复会司令陶成章惨遭杀害。1月15日，上海《民立报》报道：
会稽陶焕卿先生成章，尽瘁革命事业，历有年所。此次浙省光复，功绩在人耳目。最近浙汤督改任交通总长，浙督颇有与公者，而公推让不遑，其谦德尤可钦佩。讵料昨晚二时许，公在广慈医院医室静宿，忽有二人呼陶先生，公寤而外视，二人即出手枪，击中公太阳部（实为左颊）……
孙中山获悉后，立即于1月15日致电陈其美：
万急。沪军陈都督鉴：阅报载光复军司令陶成章君，于元月十四日上午两点钟，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被人暗刺，枪中颈、腹部（实为左颊），凶手逃去，陶君遂于是日身死，不胜骇异。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钜功，猝遭惨祸，可为我民国前途痛悼。法界咫尺在沪，岂容不轨横行，贼我良士。即由沪督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切切。总统孙文。
电文开头的“万急”和结尾的“切切”之词，表达了孙中山对凶手的强烈愤恨，以及敦促尽快捉拿凶手的迫切心情。然而，殊不知制造这一悲剧的元凶罪魁，正是他切盼“严速究缉”凶徒的陈其美。
陈其美和李燮和个人其实没什么深仇大恨，更何况李燮和还救了他的命。但在推举“沪军都督”这件事上，陈其美一定要和李燮和对立乃至要杀之后快，背后其实是当时同盟会和光复会矛盾激化的一个缩影。而陶成章，就是光复会的一把手。
陶成章和陈其美是同年同月生，只比陈其美小10天。陶成章的光复会成立于1904年，比孙中山的同盟会还要早一年。而且光复会也是人才济济，首任会长是蔡元培，成员有徐锡麟、秋瑾、章太炎等一批青史留名的人物。
在一开始，光复会和同盟会还是精诚合作的，两个会的人都可以加入对方。但渐渐地，两个盟会在革命理念和一些其他地方发生了分歧，比如光复会强调的是汉人天下，驱除鞑虏只是改朝换代，而同盟会则提出了更高的“平均地权，创立民国”，已经超出了旧式会党的认知和水平。
在同盟会的革命陷入低谷时期，光复会与之在理念上的矛盾也越来越激烈和公开化，陶成章甚至公开罗列孙中山的“罪状”，说他贪污革命经费，要求罢免孙中山在同盟会的领导职务。
事实上，当时陈其美抢“沪军都督”之位，也是为了避免上海这个重镇落入光复会的手里。陈其美坐镇上海，对孙中山敢把南京作为临时政府地点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对同盟会而言，陈其美是立大功的。
不过很快，光复会和同盟会在“沪军都督”之争之后，又迎来了一个新的爆发点——“浙江都督”之争。
按陈其美的计划，“浙江都督”之位，也是势在必得，但却碰到了最大的竞争对手——陶成章。和当初的李燮和相比，陶成章的优势要大很多。李燮和是湖南人，在江浙一带根本没有根基，当时上海的商绅团也极力排挤李燮和，这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陈其美。但陶成章是浙江绍兴人，和陈其美一样，在浙沪一带有很广的人脉，光复会的势力也遍布两地。陶成章虽然脾气火爆，但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艰苦朴素，有很强的人格魅力。
当时，虽然表面上光复会都服从同盟会会员任要职的军政府，但事实上光复会有一套自己的班子和人马，和同盟会在很多地方都有不和乃至冲突。更重要的是，革命党人中浙江籍人士大多支持陶成章，陈其美入主浙江勝算极小。
在这样的背景下，陈其美决定出手。1911年10月30日，陈其美最信任的一个亲信从日本回到了上海，陈其美让他担任沪军第5团团长，并决定给他一个重要任务——暗杀陶成章。这个人，就是蒋介石。
蒋介石痛快地接下了任务，并找了一个名叫王竹卿的帮手。王竹卿本是光复会成员，因为他总是出卖机密换钱，被陶成章痛斥后开除。蒋介石找到王竹卿后，告诉他陶成章准备杀他以正帮规。王竹卿惊恐之下，决定与蒋介石联手，先下手为强。
陶成章也是久行江湖之人，已经听闻陈其美要对自己下手，于是深居简出，隐蔽行踪。但是，因为要治病，他在1912年初住进了法租界金神父路的广慈医院。
1912年1月12日，陶成章在上海福州路避雪时，正好被苦苦寻觅他多日的蒋介石撞见。蒋介石急忙上前嘘寒问暖，并用自己的马车将陶成章送回广慈医院。第二天，蒋介石带着礼品，专门找到广慈医院，进入陶成章的病房探望。
1月14日凌晨，广慈医院二楼205病房门口，出现了两个戴着毡帽的人。其中一个人轻敲房门，说道：“陶先生，吃药的时间到了。”
陶成章从睡梦中被叫醒，起身开门。门刚打开，响起枪声，陶成章被一颗子弹由左颊直射入脑，当场毙命。
陶成章被刺，震动全国——革命刚刚胜利，革命党就开始手足相残了。
孙中山愤怒地向报界宣布这是一起“挟私复怨”“擅行仇杀”的血案，并要求“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泄天下之愤”。
于是，陈其美立即开出1000元赏格缉拿凶手，并很快将王竹卿抓获，迅速处死。
蒋介石在此事发生后不久就东渡日本，名义是“出国学习军事”。
讨伐袁世凯
1912年2月12日，清皇室宣布退位。2月14日，孙中山偕各国务员向参议院辞职。次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
上台后的袁世凯，很快就撕下了拥护民主共和的面具，制造了一系列屠杀革命党人的流血事件。从1912年至1913年间，仅在辛亥革命首义之地的湖北，袁世凯就下令残杀了2000多名革命党人和革命将士。1913年4月，又非法签订善后大借款，准备发动内战，消灭南方革命力量。 被激怒的革命党人决定发动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1913年7月12日，革命党人李烈钧在江西湖口组织讨袁军，发布讨袁檄文;15日，黄兴在南京促使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讨袁;18日，陈其美紧随其后，在上海奋起响应，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
为了对付汹涌的讨袁浪潮，袁世凯特派心腹悍将郑汝成统帅北洋陆海军南下上海。郑汝成到达上海后，用重金收买了驻上海的海、陆军，导致陈其美按照预定计划在上海发动起义后，驻上海的海、陆两军相互观望，无一助阵。后来，讨袁军在进攻制造局之时，还受到了来自陆地和海上的两面攻击。制造局之役在相持数日后，陈其美所率各军终因孤立无援而未能得手。随着北洋政府援沪军队陆续抵沪，8月13日，上海方面的讨袁行动完全失败。
不久，全国各地的讨袁行动也相继失败。轰轰烈烈、持续两月之久的“二次革命”，以孙中山、黄兴、李烈钧、陈其美等相继逃亡日本，革命武装全部解散及7省地盘全部丧失而宣告结束。
1914年7月8日，由孙中山发起的中华革命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出任总理。为了使党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坚强的领导核心，孙中山规定入党者都要按手印、立誓约，绝对服从孙中山。此举遭到以黄兴为首的许多老同盟会会员的强烈反对，并拒绝入党。然而，陈其美则表示坚决拥护孙中山，并按要求入了党。
孙中山对此极为看重，任命他为总务部长，这一职务实际上是党内的二号人物。孙中山曾明确规定总务部的地位和职权：“总务部为各部之领袖。各部事务应受其考试。凡总理发表命令或委任职员，必须总务部及有关部长副署，特别筹款及对外交涉，亦由总务部任之。”如此大的权限，相当于“一人之下，诸人之上”。
中华革命党建立后，孙中山先后多次派遣骨干回到国内，在各地继续开展讨袁活动。1914年初，陈其美奉命前往东北，试图开辟新的讨袁基地。
由于东北地区处在袁世凯和日本势力的双重压力下，革命热情远不能同江浙相比，革命条件尚不成熟，于是孙中山便把革命重心重新移到江浙地区。
为筹备在上海再次发动起义，陈其美不畏艰险，在日本和上海之间频繁往来。1915年10月，陈其美从日本秘密潜回上海。他总结以往失败的教训，认为此次起义要从两个关键点入手：第一，控制黄浦江中的海军舰艇，“海军不得，则上海难下”;第二，除掉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此人是袁世凯的死党，对革命党人一向心狠手辣，是起义的最大威胁，必须擒贼先擒王。
但郑汝成早已有所防范，他深知自己是革命党人在上海暗杀的首要目标，因此格外谨慎，平日从不轻易离开戒备森严的镇守使署，出入都有重兵护卫，这让陈其美很伤脑筋。没想到就在苦苦寻找机会之时，机会竟然来了。11月8日，陈其美得知，日本天皇将于10日举行加冕典礼，作为上海镇守使的郑汝成必将前往日本驻沪领事馆表示祝贺。陈其美认为这将是一次绝好的行刺机会，立即于9日召集中华革命党上海支部的同志开会，经过详细调查和周密分析，最终制订出一个完备的刺杀计划。
10日上午，郑汝成为避开乘车经过上海市区的危险，改乘汽艇从黄浦江绕道外滩，再乘车前往日本领事馆。汽艇在黄浦江上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后，郑汝成从外滩上岸，换乘早已备好的汽车继续前行。汽车开到外白渡桥，郑汝成透过车窗看见了不远处的日本领事馆，心里总算踏实了一些。就在这时，一颗炸弹突然向汽车飞来，在后轮下轰然爆炸。随即，一个年轻人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迅速跳上车沿，左手抓住车栏，右手紧握手枪，对准被炸弹声浪震倒在车上的郑汝成的头部连开10枪。郑汝成的头立时被洞穿如蜂巢，浆血四溅，当场毙命。郑汝成的卫士跳下车企图开枪还击，被另一个年轻人击退。
这两位刺客是王晓峰和王明山，他们在陈其美的部署和指挥下，与各路伏击人员密切配合，成功完成了刺杀任务。他们在行动之前曾向陈其美慨然表示：“以堂堂七尺之躯，献之于国矣。”他们在被捕后曾自豪地说：“吾为祖国立一大功，虽死无憾。”后来，二人被租界当局引渡给北洋政府，遂遭杀害。孙中山高度赞扬王晓峰等人，“此等气魄，真足令人生敬！”
除掉了郑汝成，革命党人士气大振。陈其美立即指示蒋介石制定了《淞沪起义军事计划书》，内容是首先袭取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海军军舰，并以此为据点，利用军舰上的炮火支援陆地的进攻，然后再夺取制造局。陈其美对此次起义寄予极大希望，身为总司令的他亲自上阵督战。然而，由于海陆联络不畅，使双方没能有效地配合，起义再次失败。
“宋教仁遇刺”疑案
宋教仁生于1882年，比陈其美小4岁。但同为同盟会元老，他崛起的速度超过陈其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就是宋教仁起草的，他因此被称为中国“宪法之父”。当时才30岁的宋教仁，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
1913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结束，在宋教仁的统筹和运作下，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占有392席，按欧洲内阁制惯例，当时国民党的实际领袖宋教仁可以去北京组阁了。
1913年3月20日晚，满怀执政理想准备北上的宋教仁，在火车站被一个混在人群中的男子开了一枪。当时，宋教仁的伤势并不重，但在被送入医院后，发现子弹淬毒。次日凌晨4时，宋教仁就在挣扎中死去。当时守在宋教仁身边的革命党元老黄兴、于右任、陈其美等人，无不捶胸顿足，痛哭失声。
与陶成章遇刺相比，宋教仁作为未来一国总理被刺，影响更大。当时国内舆论一致认为，暗杀宋教仁的，是和他有利益冲突的袁世凯——宋教仁是去北京组阁的，而组建内阁的目的，就是为了限制大总统袁世凯的权力。
但是，接下来缉拿凶手的整个过程，却让人开始产生了疑惑。
袁世凯当然表示“无比惊愕”，并下令要限期抓获凶手。而陈其美也开出了1万元赏格。
上海租界总巡捕房倾巢出动，很快抓到了凶手武士英，顺带牵连出江苏省巡查長和共进会长应桂馨，然后又在应桂馨公馆搜出他与洪述祖（袁世凯的内务部秘书）和赵秉钧（当时的内阁总理）的密电。 从利益关系来看，即将被取代的总理赵秉钧嫌疑最大，但他坚决不承认。
从幕后主使来看，袁世凯的嫌疑也很大。但袁世凯也坚决不承认，且缺乏证据。
当案情变得扑朔迷离的时候，一系列神秘死亡忽然发生。
4月24日，武士英在上海的监狱中突然死去。上海当时还是陈其美的势力范围，而看守武士英的是沪军61团，隶属国民党人黄郛，他的另一个身份是陈其美的拜把兄弟。
不久之后，应桂馨被暗杀在前往天津的头等车厢。应桂馨和陈其美同在上海青帮，他还在“沪军都督府”担任过谍报科长。
接着，暗杀应桂馨的两个杀手，也都离奇死亡;就连赵秉钧也在一个月后，在天津的督署里突然七窍流血而亡。
至此，和宋教仁有关的涉案人员，无一幸免。于是，以袁世凯儿子袁克文为代表人物的另一种说法开始流传：派人暗杀宋教仁的不是袁世凯，而是陈其美。
按袁克文的说法，如果说袁世凯有动机的话，那么陈其美也有。当时，陈其美已经辞去了“沪军都督”之职，全力辅佐孙中山。但问题在于，孙中山当时的风头，其实已经被宋教仁盖过，后者成了国民党的实际领导人，并且宋教仁已经明确撇开了孙中山提倡的“五权宪法”，转而主张“三权分立”，在政治上开始和孙中山分道扬镳。
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少人认为，陈其美最终决定为孙中山除去宋教仁（尽管孙中山可能不知情），是有很大可能性的。
关于“宋教仁遇刺”疑案，目前依旧没有明确结论，因为各种猜测都缺乏关键证据，包括当下对陈其美暗杀宋教仁这一说法的种种推测，也没有可靠的关键依据。但是，这种说法之所以能够流传，也从侧面证明了陈其美在很多人——包括革命党人——心中的印象：心狠手辣，不讲情面。
或许陈其美真的是冤枉的，但他当初枪杀陶成章的前科，确实让人心寒。
“失我长城”
辛亥革命后的几年里，陈其美在江浙地区接二连三地策划组织反袁革命活动，对袁世凯构成极大威胁。
对于像陈其美这样有才能且持不同政见之人，袁世凯通常的对策是首先拉拢和收买。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后，就曾试图拉拢陈其美为己所用，拟任命他为内阁工商总长，但被婉拒。“二次革命”后，一些革命党领导人禁不起失败的沉重打击，或意志消沉，或隐居海外，有的甚至抵制不住袁世凯的拉拢和收买而变节，最终放弃了革命，但陈其美仍矢志不渝地追随孙中山，积极起事讨袁。
为了让陈其美停止革命活动，袁世凯曾多次派人对他实施利诱和威胁。一次，袁世凯派了一名说客专程到上海去做说服工作。说客告知陈其美：“袁大总统已专门汇了一笔70万元的巨款到上海交通银行，准备让你出洋游历，考察欧洲工商业，只要你答应，此款随时可取用。”陈其美非常清楚袁世凯的用意，他揶揄道：“现在党员正穷，此款借给党里用很好。”
说客表示，这笔钱只能为他所用，如果他不肯出洋，袁世凯便将用这笔钱来对付他。意思是，这笔钱如果买不到人心，还可以买来人头。面对如此明目张胆的威胁，陈其美无所畏惧地哈哈大笑。
陈其美当然明白拒绝袁世凯的后果，他曾撰写过这样一副对联：“扶颠持危，事业争光日月;成仁取义，俯仰无愧天人。”他知道自己很可能会死，就把蒋介石推荐给孙中山，说：“您如何寄希望于我，请如何寄希望于蒋介石。”
不久，袁世凯通过冯国璋，冯国璋再通过张宗昌，真的出手了。
刺杀陈其美的版本有很多，目前比较通行的一个版本是：
袁世凯先是让人办了一个叫鸿丰的煤矿公司，然后收买了在陈其美身边帮忙筹办党务的李海秋（李海秋是否被收买，也有不同说法），让他传话给陈其美，说鸿丰公司准备开一块矿地，已和中日实业公司达成借款协议，但需要陈其美这样的社会名流作保，作保的酬劳是20万大洋。
正在筹措革命经费的陈其美听后怦然心动，几乎没有考虑地就答应了此事，并让李海秋带人来签约。
当时陈其美的几个兄弟都觉得这件好事来得太简单了，劝陈其美谨慎一些。但陈其美表示自己愿意冒这个险。
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在上海法租界的萨坡赛路14号日侨山田的寓所会见来人。李海秋带了几个人一起前来，但一见面就说，因为出门匆忙，忘带合同底稿了，要回家去拿。李海秋刚一出门，早已准备好的杀手就掏出了手枪，对着陈其美头部连开数枪。陈其美当场殒命，时年只有38岁。
蒋介石闻知陈其美遇害的噩耗，立即赶赴出事地点。日侨山田因害怕受到牵连，已将陈其美的尸体放到了寓所的门外。蒋介石见陈其美暴尸街头，抚尸恸哭，悲愤至极。随后，他雇车将陈其美的遗体运到法租界自己藏身的寓所。
蒋介石在亲手安葬了陳其美之后，撰写了一篇言辞悲切的祭文，在追叙完陈其美的功德及与其的深情厚谊之后，进而悲呼：“而今而后，教我勖我，爱我扶我，同安同危，同甘同苦，而同心同德者，殆无其人矣！”
陈其美遭袁世凯暗杀，使孙中山失去了一位最信任、最得力的革命助手，他悲痛万分地说了四个字：“失我长城！”后在《祭陈其美文》中称赞其“君总群豪，与贼奋搏”，“生为人杰，死为鬼雄”。1917年5月，蒋介石把陈其美的灵柩由上海归葬于他的故乡浙江吴兴的太湖之滨。孙中山亲题墓碑——“陈公英士之墓”。
陈其美去世时，长子陈先夫4岁，次子陈惠夫只有2岁，都得到了蒋介石的悉心照顾。同时，蒋介石也大力提携陈其美的两个侄子——陈立夫、陈果夫。1925年，留美回国的陈立夫任蒋介石的机要秘书。1926年，陈果夫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任中央组织部代部长。1929年，29岁的陈立夫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同年，35岁的陈果夫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成立国民党中央政治干部学校。两兄弟掌管国民党党务机构，至此有了“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
禁忌和空白
陈其美被暗杀后，一时舆论震动，人们普遍认为这是袁世凯指使的报复行为。因此，陈其美之死，将他的一生定格在了讨袁斗争上。然而在其生前死后，他始终是一个褒贬悬殊的人物。
孙中山高度评价他为“革命首功之人”“吾党唯一柱石”。为了纪念他，上海曾有两条“其美路”（现四平路、四平支路），有“英士路”（今淡水路）、英士纪念塔，浙江有“国立英士大学”。他还被称为“共和长城”和“伟大的革命家”。
“祖父遇刺后的第二年，孙中山率上万人为他在湖州老家举行了国葬。1995年我第一次回国到湖州时吓了一跳，那个陵寝的规模是全国第二大的，湖州人叫它‘小中山陵’。”陈泽祯说。
1949年以后，英士路、其美路更名，英士大學被裁撤，湖州陈英士墓一度被毁，史学论著提到他时则称其为“流氓集团的大头子”“资产阶级政客”，甚至“反共老手”。
邵雍曾回顾了陈其美的研究史，他认为指使蒋介石暗杀陶成章是使陈其美饱受争议的事件之一。周恩来在1943年8月的内部报告中说：“陈其美、蒋介石等人以流氓的行径，造成革命党的最初分裂，造成辛亥以后直到现在上海滩上在帝国主义庇护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与帮会相结合的流氓政治的始基。”邵雍表示，这几乎是中共最早给陈其美定调的表述，后来被收录在公开出版的《周恩来选集》中，影响更加广泛。
新中国成立后，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关于陈其美的研究，偶尔提及也多予以负面评价。当然，这其中多多少少受到了盟弟蒋介石，侄儿陈果夫、陈立夫的“牵连”。直到上世纪80年代，随着辛亥革命史的研究热潮兴起，陈其美传记等研究成果才相继出现，开始对他给予较为正面的论述。
1986年是陈其美遇难70周年，这一年发表的论文如《略论陈其美与孙中山》（作者赵矢元）、《关于陈其美评价的几个问题》（作者赵宗颇）通过追述陈其美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的过程，肯定其历史地位，并提出“否定陈其美就是否定孙中山”。
1987年，学者李宗一等人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肯定了陈其美在长江下游的讨袁活动，并且认为他正是因此被袁世凯派人刺死。“这是相对客观的评价。”邵雍说。
史学界于1986年和1999年两次在浙江湖州举行陈其美学术研讨会，认为陈其美“始终追随孙中山，无论在推翻帝制、创建共和还是“二次革命”、讨袁护国中，都建树了卓越的功绩”，但也指出他“错误和弱点显著”。这两次研讨会的结论，总体认为陈其美“功大于过”，“为民主共和而生，为民主共和而死，是一位善始善终的革命家”。
2005年，海内外英士大学校友为纪念其革命精神重新在杭州建立了陈其美铜像。
尽管如此，多名学者指出，目前学界对于陈其美的研究之薄弱，与其历史贡献及地位很不相称，离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还有相当的距离。
但即便存在着禁忌和空白，谜团与争议，“陈其美对民族民主革命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今人也应对他保持敬意”。历史学者沈祖炜说。
陈其美大事年表
1878年：出生在浙江湖州一个商人家庭。
读过7年私塾，15岁丧父，在一个小镇的当铺一共当了12年的学徒。
1905年：到上海同康泰丝栈担任会计助理。
1906年：赴日本留学。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其间与蒋介石结为金兰兄弟。
1908年：奉孙中山派遣回国，往来于浙沪京津各地联络革命党人。
1909年：创办《中国公报》《民声丛报》，宣传革命。
1910年：与宋教仁等人组织同盟会中会总部，以推动长江流域的革命活动。
1911年：在上海发动起义，上海光复后被推举为“沪军都督”。随即攻克浙江巡抚衙门，组织苏浙镇沪联军攻克南京。
10月，派蒋介石暗杀陶成章，次年1月成功行刺。
1912年：被袁世凯解除“沪军都督”职务。“二次革命”爆发后，被推举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11月应孙中山之命赴日本，继续筹划反袁革命。
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任总务部长。随后奉命前往东北，试图开辟新的讨袁基地。
1915年：潜回上海策动武装反袁，策划暗杀了上海镇守使、海军上将郑汝成。12月，发动肇和舰起义。
1916年5月18日：在上海被暗杀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