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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康桥，男，高级教师，江苏省溧阳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校长，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江苏人民教育家培养工程”培养对象，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培养对象。主张“教育就是服务生长的过程”，致力于小学语文课程与重建儿童课程的研究，有《儿童语文课堂》《为什么做教师》《在教育家的智慧里呼吸》等专著，其中关于“儿童语文课程”与“儿童课程整体重建”的研究在国内有一定的影响。
贵州教育出版社在2009年4月首次出版了《王阳明的五百年》，作者余怀彦力求在大视野、全球观下讨论王阳明的思想及其影响。2009年12月7日，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开卷八分钟》电视栏目也对这一著作进行了介绍并高度评价。需要说明的是这是一本哲学著作，之所以推荐这本书，是因为我们应该有当代的中国教育学，当代中国教育学的建构是需要汲取传统哲学精髓的。当然，建构当代中国教育学更多的是大专家们的事儿，我只是尝试用教育实践工作者的视角来读一读，谈点不成熟的感悟。
一、让教育回归实践哲学
曾听某位学者讲到这样一个教学案例：美国某小学的数学课，老师请学生回答，一加一等于几？为什么？一学生说一加一等于三，并列举了一些生活中的例子，老师给予该名学生B的等第，相当于我们的良好；另一学生的答案是一加一在不同情况下可以等于一到四的任何数，同时列举了很多例子，老师也给予B的等第；还有一位学生说一加一就等于二，虽然他承认刚才两位同学列举的情况都存在，但是大多数情况是等于二，教师给予这名学生A的等第，当然随后老师也解释了给予A等第的原因，并说明通常把一加一的答案规定为二的原因。
这样的评价和我们的教学截然不同，我们更关注知识的准确性，他们更关注学生对生活实践的解释能力。与此同时，作为实践的教学，我们更关注知识，美国教师更关注人本身。这个案例启示我思考，让教育回归实践哲学。
今天的教育，我们更多的不是基于实践探讨问题，而是基于理论研究问题。但王阳明的教育哲学再次表明，教育学是实践智慧之学。
16世纪初，因阉党刘瑾专权，迫害忠良，王阳明义愤填膺，首先上折子救援，得罪权臣。刘瑾勃然大怒，让王阳明入狱，廷杖四十大板，打得死去活来；还被指为“奸党”，罚跪于金水桥南。随后谪贬为贵州龙场驿丞，也就是去龙场做那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官。无奈之下，王阳明来到中国西南山区，在万山丛中，在经历生死磨难后，他体悟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也就是说心是万事万物的根本，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心的产物。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
任职期间，王阳明开始办学授课，有一教学片段，主题为“训龙场诸生”：
众弟子问：“王老师啊，这‘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是什么意思啊？”
王阳明没有回答，只是说你们再想想。
一弟子若有所悟，问：“南山里的花树自开自落，与我心有何关系？”
火候到了，王阳明的回答意思大致是这样的：你没有看到这些花的时候，这些花和你的心一样都是沉寂的，约等于没有；你看到这些花时，就知道了这些花的颜色，此时，这些花已经不在你的心外。
这就是“心即理”，彻底否定了程朱理学，他开创了儒学的新时代。悟到了这一层道理，王阳明很开心，常常和自己的学生兴奋地交流心得，人也精神大振，乃至秉烛讲习，通宵达旦。有这样的老师在，附近的居民就把孩子送来读书，王阳明还建起了龙岗书院。王阳明在龙场找到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教育。此后，他就和教育彻底分不开了，走到哪儿就教到哪儿。
思想的凝结不仅是学理的推断，更重要的是人生实践的感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实践，就没有真正的属于自己的思想。真正意义上的实践是什么呢？实践哲学是探讨人的行动的，它强调人要在实践的基础上彻底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真正的实践如王阳明心学体悟过程，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审慎地自由选择的行为，是以自身为目的行为，无论是上书直言，还是创办龙岗书院，王阳明的选择都是自由选择的行为；二是以人事为对象的行为，是关涉人生价值与意义的行为，王阳明的行为都与求善成圣的人生价值密切相关。
当今的教育更多地用别人的思想，几乎从来不问自己有没有思想，也不指向培育自己的思想。这或许就是当代中国没能产生大家的原因之一。正是因为心学思想是王守仁自己人生实践的体悟，所以他十分坚定，由理论上升为思想，由思想上升为信仰，是教育信仰，更是人生信仰。没有自己的人生信仰，没有自己的教育信仰，怎么可能有教育家、思想家呢？教育家主要意义不在于方法，而在于信仰，而信仰、思想扎根于实践。
1509年，王守仁38岁，在讲学中正式提出了“知行合一”的重要命题。这在教育学意义上，等于明确提出教育回归实践哲学。
此时的王阳明已名声大震，贵州提学副使席书前来拜访，请求赐教以辨朱熹与陆九渊学说的异同。结果王阳明不谈朱与陆的学问，几乎答非所问，只谈他自己的心学。席书莫名其妙，但觉得王阳明所说有点道理，所以，第二天又来请教，结果他讲“知行合一”，抛出了与朱熹和陆九渊均不同的知行观，席书略有所悟，最后往返数日，终于明白：探求自己的本性就明白圣人之学了，朱熹与陆九渊的学说，各有得失，根本不需要辨别异同。席书被“心学”彻底征服了。
这一年十一月，席书聘请王阳明到贵阳书院讲学，自己亲率州县诸生拜王阳明为师。王阳明在贵阳书院首次公开讲论“知行合一”之说，引起了轰动，但遭到了主流朱子学说势力的攻击。后来，王阳明著《传习录》，他又平定江西，受到皇帝的嘉奖，朱学势力的攻击才逐渐平息。
王阳明一生最大的军事功绩，是平定南昌的宁王之乱。这场仗，王阳明“阴谋诡计”迭出，攻心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火攻等等。前后35天，宁王之乱全面平息，并且宁王等人被生擒活捉。
胜利在望时，明武宗以“威武大将军”化名出征，宦官示意王阳明释放宁王，让武宗与宁王打一仗并亲自俘获，借此讨好皇上。王阳明对宦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明这样做会死更多人。最后协调结果是：让明武宗到了南京，再放出宁王让皇帝俘虏，高兴一下。 而此举得罪了小人，也有一些幸臣对王守仁擒获宁王的功劳十分忌恨，又担心他揭发诸人与宁王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罪恶行径，于是编造流言，诬蔑王阳明曾与宁王通谋，因虑事不成才被迫起兵。武宗因受到幸臣的挑唆，亦对王阳明极为不满，幸亏有提督军务的太监张永从中调护，才使王阳明得以免祸。可是，他的弟子冀元亨却被张忠、许泰非法逮捕，重加炮烙毒刑，企图逼其诬陷王阳明曾与宁王私通谋反。冀元亨坚贞不屈，后入狱，直到世宗即位，才得以昭雪其冤。
亲身经历了宁王之乱和不幸遭受幸臣陷害，王阳明深刻体验到“良知”的意义和作用，从而启发他在一年以后正式提出了“致良知”的重要哲学命题。他认为，良知人人具有，个个自足，是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致良知”就是将良知推广扩充到事事物物。“致”本身即是兼知兼行的过程，因而也就是自觉之知与推致之行合一的过程。王阳明常对学生强调：“人是可以成圣的，关键还是看你心诚志坚否，就看想不想成了。要真想成，就狠斗私心一闪念，时时刻刻致良知”，用王阳明的话叫“随物而格”。
自身的经历告诉王阳明，人的生存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实现和超越自我，只有在具体的选择和挑战中才能成就自我，才能享受充实而又美好的人生。由此，王阳明强调实践智慧，强调实践是致良知的关键，成为圣人不能只靠学习书本和模仿圣人，而要落实到行动中来。与此同时，实践与价值是统一在一起的。教育亦如此，教育的价值不是为了政治，也不是为了经济，而是为了人本身，真实的教育实践是人本身价值的起点和归宿，真实的教育实践，是以师生自身成善或趋善为目的活动，是尊重并发展师生自主选择能力的活动，是一个引导师生探问并过一种美好生活的活动，因此，教育应全面回归实践哲学！
二、光明需要实践去开启
幸福是什么？简单点说，幸福就是人的内在精神价值实现的愉悦。在实践哲学的视野中，实践是体，自我满足与愉悦是用，体用合一，知行合一乃是幸福之道。因此，教育实践的目的在于幸福。
实践哲学告诉我们，教育基本原则在于“做”。这表现在语文学科，要强调在语文实践活动中学语文；数学学科，要倡导做中学等等。就素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学科而言，美国学者戴维·埃里奥特博士也认为实践是音乐教育的核心，主张音乐是一种多样化的实践活动，倡导教师应在学生参与表演和欣赏活动中教音乐，音乐教师必须扮演一种或多种角色，如教练、导师、顾问、协调员、指挥、领导等，同样音乐教育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提高学生音乐素养，而在于理解音乐、享受音乐、实现自我。在实践哲学的视野下，不同的学科就是人类不同的文化实践，学科本身也是为人自身幸福而建构的。
学科如此，教育也如此，基于实践哲学的教育就是为了人自身心灵与精神的安顿。如果人的心灵与精神找到了回家的路，此心就光明了。
1522年，王阳明父亲亡故，回浙江余姚守孝。守孝期间，王阳明继续从事教育，传播心学。他的学说很快风行海内甚至席卷了明朝的知识界，以致在当时掀起了一股强大的批判理学思潮。面对批评以及人身攻击，王阳明已不再媚俗，专心宁为“狂者”，有诗《月夜二首（与诸生歌于天泉桥）》为证。在诗中，王阳明自比孔子，贬斥宋代理学家朱熹和汉代经学家郑玄。这充分显示了王阳明大力倡导“心学”的“狂妄立场”，得意之情仿佛让他回到了年少的纯真时代。为什么王阳明如此“自大”呢？这是一份确信与坚定，因为这源自实践，也因为在实践中王阳明找到了让心灵与精神可以安顿的家园。
1527年9月，王阳明又上了著名的一课——史称“天泉证道”：
（钱德洪和王畿访张元冲于舟中，一起谈论为学宗旨。）
王：先生说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话恐怕还是没说清楚。
钱：怎么讲？
王：心体是无善无恶，意也是无善无恶，知也是无善无恶，物也是无善无恶。若说意有善有恶，那么心也不是无善无恶啊！（言外之意为善去恶的重点还得花功夫知善恶、致良知。）
钱：心体原本无善无恶，是后来沾染上了善恶，所以心体上见有善恶在，为善去恶，正是回归本来无善无恶的心体。倘若见到了原来无善无恶的心体，恐怕就不要再花什么格物功夫了，为善去恶只是发现本心罢了。
（当晚，钱德洪与王畿便把他们论辩的问题请王阳明教正。）
王阳明（面露喜色）：你们问得好，很多人都没有想得这么深。你们两人正好相互取长补短，王同学要用钱同学致良知的功夫，钱同学必须看透本心，如果你们两个人相得益彰，以后传我的学说就没问题了。
王阳明（叮嘱）：以后二位和其他学者讲，要依据此宗旨：心的本体晶莹纯洁、无善无恶；但意念一经产生，善恶也随之而来；能区分何为善、何为恶这种能力，就是孟子所说的“良知”；而儒学理论的重点——格物，在这里就是“为善去恶”。
王阳明把他一生的学说就概括为这四句话，原话为：“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后来，王阳明病情恶化，临死前，当时在南安做官的门人周积入见，王阳明睁开眼睛说：“吾去矣！”周积泪如雨下，忙问：“何遗言？”王守仁微微一笑，说道：“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过了片刻工夫，他便瞑目而逝。
不幸福，往往就是因为自己的精神生命无处安顿，而不在于苦难与成就。当一个人实践着自己思想，这个人就是真正意义上知行合一的幸福者，生也“兴奋”，死亦“微微一笑”。“此心光明”的遗言，如箴言般告诉世人，告诉教育工作者——光明需要知行合一的实践去开启！
贵州教育出版社在2009年4月首次出版了《王阳明的五百年》，作者余怀彦力求在大视野、全球观下讨论王阳明的思想及其影响。2009年12月7日，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开卷八分钟》电视栏目也对这一著作进行了介绍并高度评价。需要说明的是这是一本哲学著作，之所以推荐这本书，是因为我们应该有当代的中国教育学，当代中国教育学的建构是需要汲取传统哲学精髓的。当然，建构当代中国教育学更多的是大专家们的事儿，我只是尝试用教育实践工作者的视角来读一读，谈点不成熟的感悟。
一、让教育回归实践哲学
曾听某位学者讲到这样一个教学案例：美国某小学的数学课，老师请学生回答，一加一等于几？为什么？一学生说一加一等于三，并列举了一些生活中的例子，老师给予该名学生B的等第，相当于我们的良好；另一学生的答案是一加一在不同情况下可以等于一到四的任何数，同时列举了很多例子，老师也给予B的等第；还有一位学生说一加一就等于二，虽然他承认刚才两位同学列举的情况都存在，但是大多数情况是等于二，教师给予这名学生A的等第，当然随后老师也解释了给予A等第的原因，并说明通常把一加一的答案规定为二的原因。
这样的评价和我们的教学截然不同，我们更关注知识的准确性，他们更关注学生对生活实践的解释能力。与此同时，作为实践的教学，我们更关注知识，美国教师更关注人本身。这个案例启示我思考，让教育回归实践哲学。
今天的教育，我们更多的不是基于实践探讨问题，而是基于理论研究问题。但王阳明的教育哲学再次表明，教育学是实践智慧之学。
16世纪初，因阉党刘瑾专权，迫害忠良，王阳明义愤填膺，首先上折子救援，得罪权臣。刘瑾勃然大怒，让王阳明入狱，廷杖四十大板，打得死去活来；还被指为“奸党”，罚跪于金水桥南。随后谪贬为贵州龙场驿丞，也就是去龙场做那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官。无奈之下，王阳明来到中国西南山区，在万山丛中，在经历生死磨难后，他体悟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也就是说心是万事万物的根本，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心的产物。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
任职期间，王阳明开始办学授课，有一教学片段，主题为“训龙场诸生”：
众弟子问：“王老师啊，这‘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是什么意思啊？”
王阳明没有回答，只是说你们再想想。
一弟子若有所悟，问：“南山里的花树自开自落，与我心有何关系？”
火候到了，王阳明的回答意思大致是这样的：你没有看到这些花的时候，这些花和你的心一样都是沉寂的，约等于没有；你看到这些花时，就知道了这些花的颜色，此时，这些花已经不在你的心外。
这就是“心即理”，彻底否定了程朱理学，他开创了儒学的新时代。悟到了这一层道理，王阳明很开心，常常和自己的学生兴奋地交流心得，人也精神大振，乃至秉烛讲习，通宵达旦。有这样的老师在，附近的居民就把孩子送来读书，王阳明还建起了龙岗书院。王阳明在龙场找到了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教育。此后，他就和教育彻底分不开了，走到哪儿就教到哪儿。
思想的凝结不仅是学理的推断，更重要的是人生实践的感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实践，就没有真正的属于自己的思想。真正意义上的实践是什么呢？实践哲学是探讨人的行动的，它强调人要在实践的基础上彻底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真正的实践如王阳明心学体悟过程，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审慎地自由选择的行为，是以自身为目的行为，无论是上书直言，还是创办龙岗书院，王阳明的选择都是自由选择的行为；二是以人事为对象的行为，是关涉人生价值与意义的行为，王阳明的行为都与求善成圣的人生价值密切相关。
当今的教育更多地用别人的思想，几乎从来不问自己有没有思想，也不指向培育自己的思想。这或许就是当代中国没能产生大家的原因之一。正是因为心学思想是王守仁自己人生实践的体悟，所以他十分坚定，由理论上升为思想，由思想上升为信仰，是教育信仰，更是人生信仰。没有自己的人生信仰，没有自己的教育信仰，怎么可能有教育家、思想家呢？教育家主要意义不在于方法，而在于信仰，而信仰、思想扎根于实践。
1509年，王守仁38岁，在讲学中正式提出了“知行合一”的重要命题。这在教育学意义上，等于明确提出教育回归实践哲学。
此时的王阳明已名声大震，贵州提学副使席书前来拜访，请求赐教以辨朱熹与陆九渊学说的异同。结果王阳明不谈朱与陆的学问，几乎答非所问，只谈他自己的心学。席书莫名其妙，但觉得王阳明所说有点道理，所以，第二天又来请教，结果他讲“知行合一”，抛出了与朱熹和陆九渊均不同的知行观，席书略有所悟，最后往返数日，终于明白：探求自己的本性就明白圣人之学了，朱熹与陆九渊的学说，各有得失，根本不需要辨别异同。席书被“心学”彻底征服了。
这一年十一月，席书聘请王阳明到贵阳书院讲学，自己亲率州县诸生拜王阳明为师。王阳明在贵阳书院首次公开讲论“知行合一”之说，引起了轰动，但遭到了主流朱子学说势力的攻击。后来，王阳明著《传习录》，他又平定江西，受到皇帝的嘉奖，朱学势力的攻击才逐渐平息。
王阳明一生最大的军事功绩，是平定南昌的宁王之乱。这场仗，王阳明“阴谋诡计”迭出，攻心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火攻等等。前后35天，宁王之乱全面平息，并且宁王等人被生擒活捉。
胜利在望时，明武宗以“威武大将军”化名出征，宦官示意王阳明释放宁王，让武宗与宁王打一仗并亲自俘获，借此讨好皇上。王阳明对宦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明这样做会死更多人。最后协调结果是：让明武宗到了南京，再放出宁王让皇帝俘虏，高兴一下。 而此举得罪了小人，也有一些幸臣对王守仁擒获宁王的功劳十分忌恨，又担心他揭发诸人与宁王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罪恶行径，于是编造流言，诬蔑王阳明曾与宁王通谋，因虑事不成才被迫起兵。武宗因受到幸臣的挑唆，亦对王阳明极为不满，幸亏有提督军务的太监张永从中调护，才使王阳明得以免祸。可是，他的弟子冀元亨却被张忠、许泰非法逮捕，重加炮烙毒刑，企图逼其诬陷王阳明曾与宁王私通谋反。冀元亨坚贞不屈，后入狱，直到世宗即位，才得以昭雪其冤。
亲身经历了宁王之乱和不幸遭受幸臣陷害，王阳明深刻体验到“良知”的意义和作用，从而启发他在一年以后正式提出了“致良知”的重要哲学命题。他认为，良知人人具有，个个自足，是一种不假外力的内在力量。“致良知”就是将良知推广扩充到事事物物。“致”本身即是兼知兼行的过程，因而也就是自觉之知与推致之行合一的过程。王阳明常对学生强调：“人是可以成圣的，关键还是看你心诚志坚否，就看想不想成了。要真想成，就狠斗私心一闪念，时时刻刻致良知”，用王阳明的话叫“随物而格”。
自身的经历告诉王阳明，人的生存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实现和超越自我，只有在具体的选择和挑战中才能成就自我，才能享受充实而又美好的人生。由此，王阳明强调实践智慧，强调实践是致良知的关键，成为圣人不能只靠学习书本和模仿圣人，而要落实到行动中来。与此同时，实践与价值是统一在一起的。教育亦如此，教育的价值不是为了政治，也不是为了经济，而是为了人本身，真实的教育实践是人本身价值的起点和归宿，真实的教育实践，是以师生自身成善或趋善为目的活动，是尊重并发展师生自主选择能力的活动，是一个引导师生探问并过一种美好生活的活动，因此，教育应全面回归实践哲学！
二、光明需要实践去开启
幸福是什么？简单点说，幸福就是人的内在精神价值实现的愉悦。在实践哲学的视野中，实践是体，自我满足与愉悦是用，体用合一，知行合一乃是幸福之道。因此，教育实践的目的在于幸福。
实践哲学告诉我们，教育基本原则在于“做”。这表现在语文学科，要强调在语文实践活动中学语文；数学学科，要倡导做中学等等。就素以审美为核心的音乐学科而言，美国学者戴维·埃里奥特博士也认为实践是音乐教育的核心，主张音乐是一种多样化的实践活动，倡导教师应在学生参与表演和欣赏活动中教音乐，音乐教师必须扮演一种或多种角色，如教练、导师、顾问、协调员、指挥、领导等，同样音乐教育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提高学生音乐素养，而在于理解音乐、享受音乐、实现自我。在实践哲学的视野下，不同的学科就是人类不同的文化实践，学科本身也是为人自身幸福而建构的。
学科如此，教育也如此，基于实践哲学的教育就是为了人自身心灵与精神的安顿。如果人的心灵与精神找到了回家的路，此心就光明了。
1522年，王阳明父亲亡故，回浙江余姚守孝。守孝期间，王阳明继续从事教育，传播心学。他的学说很快风行海内甚至席卷了明朝的知识界，以致在当时掀起了一股强大的批判理学思潮。面对批评以及人身攻击，王阳明已不再媚俗，专心宁为“狂者”，有诗《月夜二首（与诸生歌于天泉桥）》为证。在诗中，王阳明自比孔子，贬斥宋代理学家朱熹和汉代经学家郑玄。这充分显示了王阳明大力倡导“心学”的“狂妄立场”，得意之情仿佛让他回到了年少的纯真时代。为什么王阳明如此“自大”呢？这是一份确信与坚定，因为这源自实践，也因为在实践中王阳明找到了让心灵与精神可以安顿的家园。
1527年9月，王阳明又上了著名的一课——史称“天泉证道”：
（钱德洪和王畿访张元冲于舟中，一起谈论为学宗旨。）
王：先生说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话恐怕还是没说清楚。
钱：怎么讲？
王：心体是无善无恶，意也是无善无恶，知也是无善无恶，物也是无善无恶。若说意有善有恶，那么心也不是无善无恶啊！（言外之意为善去恶的重点还得花功夫知善恶、致良知。）
钱：心体原本无善无恶，是后来沾染上了善恶，所以心体上见有善恶在，为善去恶，正是回归本来无善无恶的心体。倘若见到了原来无善无恶的心体，恐怕就不要再花什么格物功夫了，为善去恶只是发现本心罢了。
（当晚，钱德洪与王畿便把他们论辩的问题请王阳明教正。）
王阳明（面露喜色）：你们问得好，很多人都没有想得这么深。你们两人正好相互取长补短，王同学要用钱同学致良知的功夫，钱同学必须看透本心，如果你们两个人相得益彰，以后传我的学说就没问题了。
王阳明（叮嘱）：以后二位和其他学者讲，要依据此宗旨：心的本体晶莹纯洁、无善无恶；但意念一经产生，善恶也随之而来；能区分何为善、何为恶这种能力，就是孟子所说的“良知”；而儒学理论的重点——格物，在这里就是“为善去恶”。
王阳明把他一生的学说就概括为这四句话，原话为：“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后来，王阳明病情恶化，临死前，当时在南安做官的门人周积入见，王阳明睁开眼睛说：“吾去矣！”周积泪如雨下，忙问：“何遗言？”王守仁微微一笑，说道：“此心光明，亦复何言？”过了片刻工夫，他便瞑目而逝。
不幸福，往往就是因为自己的精神生命无处安顿，而不在于苦难与成就。当一个人实践着自己思想，这个人就是真正意义上知行合一的幸福者，生也“兴奋”，死亦“微微一笑”。“此心光明”的遗言，如箴言般告诉世人，告诉教育工作者——光明需要知行合一的实践去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