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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17日，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宏观经济形势与改革走势座谈会在京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全国两会精神、中央深改委第十八次会议关于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扭住构建新发展格局目标任务、更加精准地出台改革方案的精神，认真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和全面深化改革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对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更好地发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作用等进行了探讨，并提出意见与建议。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2021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局起步之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立足新发展阶段，必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充分发挥改革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关键作用，建立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坚持正确处理好改革的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的关系，以目标模式来确定改革目标和改革任务，要针对面临的问题来确定改革的重点和顺序，将全面深化改革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紧密结合起来。
一、准确把握宏观经济形势
与会专家认为，我国仍面临一个不稳定、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十四五”时期，世界经济或仍将处于长周期的相对衰退中，面临国际金融问题、地缘政治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叠加的严峻挑战。去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复苏态势好于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高了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但复苏的基础还不稳固，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分化较为严重，不确定性因素依然较多。总的来看，全球工业生产和货物贸易基本上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服务业复苏相对缓慢，还没有达到疫情前的状况。美国新一轮财政刺激政策的外溢效应在不断显现，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可能形成严峻影响，值得引起高度重视。“十四五”时期世界经济走势有可能会重演2008年之后的世界经济走势，现有问题交织形成危机导致严重衰退，即便在强烈刺激下出现短期一两年回升，此后又回落到一个比较平稳的或者一个比较疲弱的增长态势。
与会专家认为，从中长期来看，竞争关系将成为中美关系的主基调，中国应放弃幻想。我国在高新技术的可获得性方面将面临巨大挑战，双循环战略调整也会面临较大困难。在西方国家更加重视产业链安全可控的背景下，我国要更多致力于科技自立自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与会专家认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积极应对疫情考验和外部环境不确定因素影响，进一步巩固了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但也要注意到，当前内需复苏仍然缓慢，内需复苏弱于供给的格局仍在延续，消费和投资增速显著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因此，一季度经济增长动力呈现边际放缓态势，一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仅增长0.6%。供给侧的修复比需求侧修复效果更为明显。虽然中国在疫情防控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全球疫情仍对中国经济发展构成中长期挑战。随着疫情后复工复产，出口订单部分转移到东南亚等其他国家，欧美国家恢复生产，将导致我国向这些国家的出口下降。鉴于一季度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宏观政策的调整似应放慢速度，货币政策似应重点关注金融风险防控。
二、“十四五”时期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的建议
（一）全面深化改革需进一步明确目标导向和价值导向
与会专家认为，在新发展阶段，要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更加注重人的全面发展，更加注重共同富裕，更加注重人和环境的和谐发展。要更加注重制度、体制机制、法治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围绕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加快制度性对外开放，推进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接轨。
（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领域
与会专家提出：一是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劳动力、资本、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二是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夯实产权制度、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等市场体系的基础性制度;三是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刚性约束，建立市场竞争状况的评估制度，包括推进能源、铁路、电信、公共事业等行业竞争性环节的深度改革;四是培育更有活力、创造力和竞争力的市场主体，将国企改革特别是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重组方面的问题，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五是进一步放宽民营经济市场准入，破除招投标等领域各种壁垒，保障民营经济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三）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堵点
与会专家提出，一是降低包括物流、税费、信用等消费成本，提高消费的性价比和消费的便利性;二是提高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匹配度，增强消费品的多样性和优质服务的获得性;三是加强预期引导，优化宏观调控及社会保障体系，降低经济波动和不确定性风险对居民的冲击;四是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充分释放庞大农民工群体的消费潜力;五是纠正收入再分配环节日益严重的逆向调节问题，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六是增强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提高投资政策的稳定性，拓展资本投资的新空间，推进投融资成本的降低，扩大可投资产业的范围;七是完善减税降费政策，构建有利于企业扩大投资，增加研发投入，调节收入分配，减轻消费者负担的税收制度。这对于扩大内需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在“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应率先贯彻落实。
（四）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与会专家认为，统一大市场是形成国内大循环、国际国内双循环的重要基础，也是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基础。当前，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出现三个新特征：一是市场分割方式从隔离封锁式的硬壁垒转为标准、技术、资质等软壁垒;二是地方保护形式由主要保护本地商品和资源，变为更多保护本地市场和市场主体;三是从弱势地区进行地方保护转变为发达地区也采取地方保护措施。地方保护、市场分割面临三个新問题：一是地方政府规划缺乏协同，一些省份保障本省产业链、供应链完整性，着眼小循环，影响大循环;二是要素市场化配置不足;三是线上线下、期货现货等不同市场形态融合不足，不适应我国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提升。 与会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区域性统一市场联盟，推进省域间竞争向区域间竞争转变;建立面向市场主体的意见征集、投诉、举报等制度;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竞争规则，逐步提高市场竞争规则内外融通性和吸引力。因此需要抓好三项改革工作：一是研究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标准;二是实施高标准市场体系年度评价，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年度报告制度，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三是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推进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重大改革。
（五）将都市圈作为推进双循环战略的重要支点
与会专家认为，都市圈城市群兼顾了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让要素在都市圈流动，突破行政区域的限制，能更好推动扩大内需，解决双循环中的国内大循环问题。因此应采取如下改革措施：第一，在都市圈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控制，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实施鼓励生育、安居和社会保障配套政策，避免出现在取消计划生育限制后，都市圈和大中城市人口出生比例持续下降的局面。第二，在都市圈范围内，除大型、特大型城市的主城区以外，采取户籍自由迁徙政策，统筹优先安排在都市圈打工的外地户籍人口（包括农民工和家属）入户;第三，在都市圈内先行先试地随人走、籍随户迁的改革;第四，在都市圈内先行先试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通过在都市圈内先行先试和全面推广人口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有力推动我国都市圈发展。
（六）推动城乡权利相互开放
与会专家认为，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下一个百年发展目标的重要任务。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执政基础，其核心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尤其要让农民分享共同富裕的红利，关键是打破城乡二元体制，进一步开放城乡权利，推动城乡融合。第一，推动城乡融合，改变乡村国内生产总值份额远远小于就业份额的现象，改变城乡分割体制，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第二，乡村不应以国内生产总值为发展目标，农民的收入和财产应在城市实现增长。第三，农民进城后应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权利，包括平等就业、子女教育、居住、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权利。第四，以乡村开放促乡村振兴，推动要素下乡，以农业要素重组推动农业产业革命，推动我国村落以自然村为主转向相对集聚。第五，推动土地制度改革与城乡关系重构，推进农地、宅基地、建设用地改革，进一步激发乡村活力。
（七）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
与会专家认为，我国正处在人口增长拐点上，人口问题从慢变量正转变成快变量。1962—1976年，我国“婴儿潮”人口在“十四五”时期将加速进入老龄人口行列，加速退出劳动力市场。近年我国出生人口大幅减少，生育意愿大幅降低，育龄妇女规模已见顶下滑，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加速到来。建议摒弃人口是负担的观念，放开生育限制，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的人口。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比例。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
（八）构建良好政企关系
与会专家提出，要进一步优化政企关系。一是政府更加清晰的阐明其担心和关切的问题，明确企业活动的空间和底线，为企业提供更加清晰的预期。二是在政府倡导的领域（如碳中和），政府部门可增加联络口，更加清晰地对政策目标和任務进行宣讲。三是平等对待国企和民企，降低民企准入门槛。
（作者单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2021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开局起步之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立足新发展阶段，必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充分发挥改革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关键作用，建立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坚持正确处理好改革的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的关系，以目标模式来确定改革目标和改革任务，要针对面临的问题来确定改革的重点和顺序，将全面深化改革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紧密结合起来。
一、准确把握宏观经济形势
与会专家认为，我国仍面临一个不稳定、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十四五”时期，世界经济或仍将处于长周期的相对衰退中，面临国际金融问题、地缘政治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叠加的严峻挑战。去年下半年以来，全球经济复苏态势好于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高了今明两年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但复苏的基础还不稳固，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分化较为严重，不确定性因素依然较多。总的来看，全球工业生产和货物贸易基本上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服务业复苏相对缓慢，还没有达到疫情前的状况。美国新一轮财政刺激政策的外溢效应在不断显现，对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可能形成严峻影响，值得引起高度重视。“十四五”时期世界经济走势有可能会重演2008年之后的世界经济走势，现有问题交织形成危机导致严重衰退，即便在强烈刺激下出现短期一两年回升，此后又回落到一个比较平稳的或者一个比较疲弱的增长态势。
与会专家认为，从中长期来看，竞争关系将成为中美关系的主基调，中国应放弃幻想。我国在高新技术的可获得性方面将面临巨大挑战，双循环战略调整也会面临较大困难。在西方国家更加重视产业链安全可控的背景下，我国要更多致力于科技自立自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与会专家认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积极应对疫情考验和外部环境不确定因素影响，进一步巩固了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但也要注意到，当前内需复苏仍然缓慢，内需复苏弱于供给的格局仍在延续，消费和投资增速显著低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因此，一季度经济增长动力呈现边际放缓态势，一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仅增长0.6%。供给侧的修复比需求侧修复效果更为明显。虽然中国在疫情防控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全球疫情仍对中国经济发展构成中长期挑战。随着疫情后复工复产，出口订单部分转移到东南亚等其他国家，欧美国家恢复生产，将导致我国向这些国家的出口下降。鉴于一季度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宏观政策的调整似应放慢速度，货币政策似应重点关注金融风险防控。
二、“十四五”时期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的建议
（一）全面深化改革需进一步明确目标导向和价值导向
与会专家认为，在新发展阶段，要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更加注重人的全面发展，更加注重共同富裕，更加注重人和环境的和谐发展。要更加注重制度、体制机制、法治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围绕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加快制度性对外开放，推进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接轨。
（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领域
与会专家提出：一是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劳动力、资本、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二是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夯实产权制度、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等市场体系的基础性制度;三是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刚性约束，建立市场竞争状况的评估制度，包括推进能源、铁路、电信、公共事业等行业竞争性环节的深度改革;四是培育更有活力、创造力和竞争力的市场主体，将国企改革特别是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重组方面的问题，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五是进一步放宽民营经济市场准入，破除招投标等领域各种壁垒，保障民营经济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
（三）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堵点
与会专家提出，一是降低包括物流、税费、信用等消费成本，提高消费的性价比和消费的便利性;二是提高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匹配度，增强消费品的多样性和优质服务的获得性;三是加强预期引导，优化宏观调控及社会保障体系，降低经济波动和不确定性风险对居民的冲击;四是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充分释放庞大农民工群体的消费潜力;五是纠正收入再分配环节日益严重的逆向调节问题，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六是增强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提高投资政策的稳定性，拓展资本投资的新空间，推进投融资成本的降低，扩大可投资产业的范围;七是完善减税降费政策，构建有利于企业扩大投资，增加研发投入，调节收入分配，减轻消费者负担的税收制度。这对于扩大内需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在“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应率先贯彻落实。
（四）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与会专家认为，统一大市场是形成国内大循环、国际国内双循环的重要基础，也是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基础。当前，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出现三个新特征：一是市场分割方式从隔离封锁式的硬壁垒转为标准、技术、资质等软壁垒;二是地方保护形式由主要保护本地商品和资源，变为更多保护本地市场和市场主体;三是从弱势地区进行地方保护转变为发达地区也采取地方保护措施。地方保护、市场分割面临三个新問题：一是地方政府规划缺乏协同，一些省份保障本省产业链、供应链完整性，着眼小循环，影响大循环;二是要素市场化配置不足;三是线上线下、期货现货等不同市场形态融合不足，不适应我国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提升。 与会专家认为，要推动形成区域性统一市场联盟，推进省域间竞争向区域间竞争转变;建立面向市场主体的意见征集、投诉、举报等制度;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竞争规则，逐步提高市场竞争规则内外融通性和吸引力。因此需要抓好三项改革工作：一是研究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标准;二是实施高标准市场体系年度评价，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年度报告制度，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三是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推进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重大改革。
（五）将都市圈作为推进双循环战略的重要支点
与会专家认为，都市圈城市群兼顾了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让要素在都市圈流动，突破行政区域的限制，能更好推动扩大内需，解决双循环中的国内大循环问题。因此应采取如下改革措施：第一，在都市圈全面放开计划生育控制，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实施鼓励生育、安居和社会保障配套政策，避免出现在取消计划生育限制后，都市圈和大中城市人口出生比例持续下降的局面。第二，在都市圈范围内，除大型、特大型城市的主城区以外，采取户籍自由迁徙政策，统筹优先安排在都市圈打工的外地户籍人口（包括农民工和家属）入户;第三，在都市圈内先行先试地随人走、籍随户迁的改革;第四，在都市圈内先行先试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通过在都市圈内先行先试和全面推广人口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有力推动我国都市圈发展。
（六）推动城乡权利相互开放
与会专家认为，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下一个百年发展目标的重要任务。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执政基础，其核心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尤其要让农民分享共同富裕的红利，关键是打破城乡二元体制，进一步开放城乡权利，推动城乡融合。第一，推动城乡融合，改变乡村国内生产总值份额远远小于就业份额的现象，改变城乡分割体制，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第二，乡村不应以国内生产总值为发展目标，农民的收入和财产应在城市实现增长。第三，农民进城后应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权利，包括平等就业、子女教育、居住、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权利。第四，以乡村开放促乡村振兴，推动要素下乡，以农业要素重组推动农业产业革命，推动我国村落以自然村为主转向相对集聚。第五，推动土地制度改革与城乡关系重构，推进农地、宅基地、建设用地改革，进一步激发乡村活力。
（七）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
与会专家认为，我国正处在人口增长拐点上，人口问题从慢变量正转变成快变量。1962—1976年，我国“婴儿潮”人口在“十四五”时期将加速进入老龄人口行列，加速退出劳动力市场。近年我国出生人口大幅减少，生育意愿大幅降低，育龄妇女规模已见顶下滑，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加速到来。建议摒弃人口是负担的观念，放开生育限制，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的人口。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比例。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
（八）构建良好政企关系
与会专家提出，要进一步优化政企关系。一是政府更加清晰的阐明其担心和关切的问题，明确企业活动的空间和底线，为企业提供更加清晰的预期。二是在政府倡导的领域（如碳中和），政府部门可增加联络口，更加清晰地对政策目标和任務进行宣讲。三是平等对待国企和民企，降低民企准入门槛。
（作者单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