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人类生存过程中，不仅享用着大自然的所有恩惠，同时也承受着大自然带来的各种灾难。当人类仰望天空，开始敬畏自然体认天理的时候，就标志着人类已经迈入文明的门槛。在天人合一思想体系中，“人”和“天”作为两极，经过一个长期漫长的斗争、磨合、适应、协调的过程。在儒家思想中，对“天”充满敬畏之心，并赋予了“天”至高无上的权力，与其说“天人合一”莫如说“人合天一”更为贴切。儒家的这种敬畏之心，不仅仅来源于对“天”的原始崇拜和图腾，而更多的是基于德化于天因敬而生畏。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赞美之词溢于言表。
　　同时，儒家认为“人”的光明本性和禀赋又是由上天所赋予的。在儒家经典中，“天”被赋予了本源的品德，演化出以天命、天道、天理为核心从而形成一个完整而又独立的体系。以孔子观之：“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如果说“志于学———有所立———不惑———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一个渐进过程，那么其起点是立志于学，置心于诚意，而终点则是心即理，则是尽性而知天，则是合于天道。
　　孔子认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君子遇事应该叩其两端而竭焉，两端便是事物的两个极端，亦即初始和终结，而叩其两端的目的不过是在寻找其发展变化的规律，从而把握其脉络和走向。进而要求君子允执厥中，戒过而免不及。由此看来，中庸之道也是源于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和遵循，对天理的体悟。而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吾道”即为中庸之道，“一以贯之”是贯之以一的倒装，“一”者，天理也。夫子的本意是我的中庸之道贯穿以天理，我们似乎从中依稀嗅到了千年之后的阳明子“心即理”的味道。圣人之学仿佛如手示月，本意在月亮，可惜后人往往只见手指而忽视月亮，若后人拔本塞源有幸看到月亮，便与圣人的境界无别。
　　圣人视天地万物为一体，盖因皆合于天理之故。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似乎可以看作“人”知于“天”，自然也预示着人合于天道；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可以看作“人”因资质不同而与“天”的三种存在关系；在朱熹看来：“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致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可以看作是“人”探寻天理的一个途径；而王阳明则认为：“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需外面添一分。”可以看作“人”若纯然本心，无私欲遮蔽便皆可合于天理。在《中庸》看来，无论是“自诚明”还是“自明诚”，诚则明矣，明则诚矣，殊途同归。
　　圣人对于天道的敬重，时时体现在庸常的事事物物上。看到山的厚重便联想到仁者之仁，看到水的灵动就联想到智者之智，正如孔子所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譬如孔子的学生宰我昼寝，夫子非常生气，斥之为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若以今人眼光视之，不免以为孔子有些小题大做了，实则不然，在夫子看来宰我的行为有违天道，违背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规律。就天道而言无大小之别，有违即是大过。
　　再说敬畏之心，诚如孔子所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畏天命似乎是对“人”的基本要求，小人非不畏也乃是因其无知。郑汝谐说：“不畏天命，则以人而灭天；不畏大人，则以下而陵上；不畏圣人之言，则以愚而自专。”而这个排序也是意味深长的，天命作为最高的标准，其次是大人，再其次才是圣人之言，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在孔子看来，天命是至高无上的道德，大人受命于天，而圣人之言则是对天命的转述，隐喻着“天道———人德”的转换和演变。
　　对于“天”的敬畏是儒家秩序架构的基石。因敬畏而检点自己的行为，从而形成“人”的自我约束，而这种自我约束一旦成为群体行为，就完全可以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简单的说便是“人”合于天理，便是按规律的生存，按规律的发展，当然也是按规律的消亡。事物千变万化，但其背后的天理“一”也，若能够合于天理的存在，那么便能够达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和谐境界，所以在儒家看来天人合一的思想脉络是因敬畏而有约束而至和谐。
　　源于对“天”的敬畏，故而儒家将受命于“天”看作是神圣的使命，譬如子畏于匡，便如是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而面对桓魋则如是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在这一过程中，夫子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作为士上授天命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儒家也因其承载天命，而更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所以这一条完全可以作为评判是否具有儒家思想的标准，同时也能看到天命在儒家学派心中的位置和分量。
　　再说“敬畏”，在这一点上东方的儒家文明和西方的基督教文明其实是相契合的。不过是敬畏的对象有所偏差，儒家文明敬畏的是“天”，而基督教中《旧约》敬畏的是“神”，《新约》则敬畏的是“主”，虽对象有别但其敬畏精神是一致的，由此看来“敬畏”是文明和宗教的共同基石。因为敬畏而产生强大的外部约束力，同时这种外部的约束也会逐渐转化成为内心的自律。
　　对于“天”的敬畏之心反过来则又将成为自我审视之心和最高的道德裁判者。譬如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譬如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夫子则说：“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对“天”的敬畏从“他律”逐渐走入内心成为“自律”，而做到这一步并不生涩，不过是对“天”无所隐瞒而已。同时，儒家更是将这种敬畏加以发挥转化成内省的功夫。譬如在司马牛问君子的时候，孔子则说：“君子不忧不惧。”（司马牛）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再到曾子的三省吾身。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士的恒心也同样来源于敬畏之心。君子必恒其德，故而，君子有所畏惧才居易以俟命，小人无所顾忌才行险以侥幸。
　　在“人”合于天道的过程中，不但要看到“天”对于“人”的作用，同时还要看到“人”的主观能动性。《中庸》开篇便指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尚书·太甲》篇说：“顾諟天之明命”，“人”作为认知的主体，不但能够体认天理，敬畏于天，同时上天也赋予“人”光明的德性和禀赋。能够知“天”可畏，则必戒谨恐惧，这便也是良知的来源。似若内心的那个声音，不因外物而改变，就在那里，不增、不减，公正的审视着你的行为和内心，这便是良知。
　　孔子强调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其旨在诚其意，诚如《大学》所言：“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始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当一个人对天理、对于良知的追求如同对于空气、水源的渴望，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这便是诚意。如此良知多一分，私欲则少一分。如此看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便是体悟天理，探寻天理的一个过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天理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而诚意贯穿其间。王阳明认为：“诚意不是私意，诚意只是循天理。虽是循天理，亦着不得一分意。”
　　天人合一亦即圣人以万物为一体，既诚其意则可以发挥其本性中光明的一面，遵循天理，亦即遵循规律而生而亡，以至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人”合于天道其价值不仅体现在“人”的自我约束，同时也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遵循相同的理，敬畏共同的天，这就是和谐的基础，这就是天人合一的价值所在。儒家那些震撼人们心灵的圣人圣言无一不贯穿着天理，且合于天道，那些阐述天理的圣人承继天道的光明广大，将天理与人心贯通于一处，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