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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季进：我们曾于《南方文坛》2017年第5期隆重推介过王德威教授主编的“哈佛版”《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A New Liter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2017，下简称《哈佛版文学史》），独家首发了王德威教授的长篇序言《“世界中”的中国文学》，还邀请了丁帆教授、陈思和教授、陈晓明教授、王尧教授等国内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对《“世界中”的中国文学》进行回应，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写作的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当然，彼时的讨论主要围绕的是王德威序言，如今《哈佛版文学史》出版已逾两年，中译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中译版的出版指日可待。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哈佛版文学史》中译本的付梓，势必将在中文世界激发出更多的对话空间和更大的学术能量。我们征得主编王德威教授和出版方“理想国”的授权同意，从已经定稿的篇目，选择了六篇在此提前刊发，虽然相较于原著一百六十多篇的篇幅，不过是管中窥豹，但相比于理论性较强的序言，这六篇选文无疑能帮助我们更为直观地领略到这部文学史新著的魅力。
王德威曾在序言中坦白，《哈佛版文学史》虽以时间为序，却是文学史中的异类，其“离经叛道”之处至少有三：一是主流作家作品和线性演进路线的付诸阙如（而这正是通行文学史的标准配置），取而代之的是星罗棋布的“坐标图”;二是涉及的媒介体裁过于宽泛，远非传统意义的“文学”所能囊括;三是绕开国家文学的主次定位，透过华语语系的批评介面将传统文学史中的主角“包括在外”。本期的选文对于上述特点均有所体现：六篇文章对应着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六个“坐标”：1635年的晚明，杨廷筠受传教士影响，以“文学”二字定义“literature”，并与三百年后现代文学史家的目光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交错（李奭学）;1872年的晚清上海，《申报》发行中国最早的“文学”期刊《瀛寰琐纪》，开启了中国参与世界文化潮流的大门（鲁道夫·瓦格纳）;1924年的广州，孙中山对着留声机发表革命演说，刻录下声音对于“现代”意念传递和书写的影响（陈平原）;1941年的香港，日军陷城的惨烈场面，成为张爱玲文学生涯中最初也是最大的心灵震撼（李欧梵）;1985年的“后革命时代”大陆，寻根文学作家与第五代导演几乎同时迎来他们的幕启时刻，为了挣脱现代性政治话语的桎梏，向文化传统（“根”）寻求力量的源泉（白睿文）;最后是1998年的台湾，朱西甯走完了人生的旅程，而他以自己孩子的口吻所写下的“婴儿日记”，成为追忆其文字生涯的秘密锁钥（朱天心）。我们从中固然可以找到王德威反复强调的文学史议题，诸如时空的“互缘共构”，文化的穿流交错，文与媒介的衍生和文学与地理版图的想象，但困惑也相伴而来：晚明士人对于“文学”的一次细微改造，对后来者究竟有多少实在的影响？孙中山的革命演说唱片，如何从鲜明政治性走向文学？张爱玲和韩少功本是文学史绕不开的话题，但论述的进路何以不循常规，一头扎进香港陷落的私家体验或第五代导演的粉墨登场？更不必说，各位作者的学术背景不同，在理论立场、价值标准乃至文字风格上难免各行其是，如果说前几篇选文尚不脱严谨的学术讨论，那么最后一篇则更像是朱天心追思亡父的悼文。总而言之，这些漫漫文学长河中的吉光片羽，果真能铺就草蛇灰线的隐脉，兑现文学史写作的承诺吗？
这些“问题”或许可以部分归咎于集体写作模式中难以回避的困难或隐患（尤其考虑到参与者的范围之广）：联络机制的烦琐，出版环节的限制，耗时的漫长，都可能导致不一致的情况。但是，如果我们不是过分着迷于线性进化或者目的论式的逻辑，那么就应能理解王德威的声明，“‘现代’文学演变没有现成路径可循，即便该过程可以重来一遍，其中任何细微的因素都未必能复制。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现代的道路都是通过无数可变的和可塑的阶段而实现”。在这一意义上，“书中的每一个时间点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历史引爆点。从中我们见证‘过去’所埋藏或遗忘的意义，因为此时此刻的阅读书写，再一次显现‘始料/始料未及’的时间纵深和物质性”。换句话说，《哈佛版文学史》念兹在兹的不仅是历史的实际走向，更是叙述或再现历史的可能，但这又不同于绘制一幅可以自圆其说、按图索骥的藏宝图，而是开拓一个可以无限增益和弥散的话语空间，其有意引入互不兼容的叙述和史实/史识，更引入它们之间的缝隙和空白，以再现历史的歧义丛生，众声喧哗。归根结底，王德威所关切的始终还是附着于何为“中国”，何为“现代”，何为“文学”以及他们之间并不简单的连接符号上的迷思。他将之置于本雅明的星座图、福柯的系谱学，也放入中国传统的“文”“史”辩证以及钱锺书的“片段化思维”中予以检讨，不断警惕文学史写作中的遮蔽和抹杀，其方法论上丰富的对话性也决定了它的大开大合，不同凡响。
最后我想强调，本期的选文只是尝鼎一脔，希望能帮助读者看出《哈佛版文学史》不一样的形态，从多重缘起到非文学文本，从晚明到当代，《哈佛版文学史》无疑重构了我们对现代中国文学史的认知。从全书目录来看，编者的用心与大胆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然而我并不希望因此便引出《哈佛版文学史》的写法更为“先进”，而过往的文学史都可以被抛诸脑后的结论。相反，我认为《哈佛版文学史》最大的特征便在于它的实验性，在于对文学史书写中已经固化的东西的反思，对其中隐而不彰的限制和压抑的体认，召唤的是不断省察和挑战。它不只提供名不见经传的奇闻轶事，而是展现无数可以被不断填补和扩充的文学史空间。
（季进，苏州大学文学院）
【1635年】
杨廷筠以“文学”二字定义“literature”。
【1932年·1934年】
周作人与嵇文甫将现代中国文学与思想的源头追溯至晚明。
“文學”一词今天用以翻译“literature”，其现代意义的登场，并非出于清末文学改良论者康有为（1858—1927）与梁启超（1873—1929）的论战著作，也不在“五四”运动（1919）现代化的革命大旗上。19、20世纪之交，“现代”文学已成为流行口号。然而，在此之前已浮现多个试图一新中国文学面貌的契机。其一可追溯至17世纪初，杨廷筠（1562—1627）宗教宣传册子《代疑续编》的成书。杨出生于虔诚的佛教家庭，科第甲于武林，历任督学、御史及京兆少府等，家乡杭州为明朝（1368—1644）繁盛的文化中心。1611年，他目睹两位耶稣会士为友人父亲施行天主教临终祈祷后，深受感动，改宗天主教，余生以文字论辩劝世人改信天主。1635年，《代疑续编》于杨廷筠身后问世，当中以“文学”指称诗文、史书、论说，包括古代圣贤格言等文字艺术，概念相当于英语语汇“literature”。 《代疑续编》一书延续中国历史上“文学”一词的既有用法，但又戏剧性地开拓了它的含义。“文学”最早出现于《论语》，是孔门四科之一。“文学”指的是将儒家典籍学问融入个人言行举止的修为。嗣后的年代，“文学”实践被纳入更广泛的文化思想领域中。“文”在古典脉络里有多重意义：从文章大业到斯文修养，从宇宙“人文”“天文”的彰显到文化教育的具体作为，从审美经验到童蒙规训，都包括在内。
晚明思潮剧变，其中涉及的诸多论题，都可汇总于“文学”的广大意涵下。思想家李贽（1527—1602）挑战新儒学正统，号召“放言高论”的自由表达。袁宏道（1568—1610）则通过抒写个人感受的诗歌，反对拟古派的文学审美。其他包括徐渭（1521—1593）、凌蒙初（1580—1644）以及冯梦龙（1574—1645）在内的作家或编书家，都在长久以来备受排挤的小说与戏剧文类中做出巨大贡献，因此可被视为文学现代化的先驱。就某种程度而言，他们的创新是对晚明社会经济动荡，外来传教文化的出现，以及儒家思想的激进个人主义转向。
尽管浸淫儒家传统，杨廷筠依然积极投身晚明文化思想再造运动。他的“文学”视野是在和耶稣会士的来往过程中得以拓宽的，后者将西方的文学概念带进中国。相较之下，翻阅早期天主教传道著作，如杨廷筠友人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的《西学凡》（1623），其中有“文艺之学”的表述，意指“文章技艺的学问”，涵盖“诗”“词”在内，有别于传统士大夫的“文学”实践。“文艺”一词，字面意思为“文章之技艺”，最早出现于儒家典籍《礼记》（约公元前43年）中，艾儒略的“文艺之学”用法，显然受到欧洲耶稣会学校课程设置方案“教学规程”（Ratio studiorum）的影响。杨廷筠吸纳了艾儒略“文艺之学”的概念，将之融入中国传统的“文学”话语中，赋予这一语词一种新的意义。
中西范式兼有的“文学”，在17到20世纪间经历了持续的转变。尽管杨廷筠的小册子到20世纪已被世人遗忘，却曾在清代产生过影响。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后，杨廷筠等人的天主教著作在中国士林中再度流传。魏源（1794—1857）是对天主教著作极为精熟的士大夫之一，他的著作百卷本《海国图志》是一部关于西方各国详节、图史兼备地图集，对西方科技有所阐说。魏源于此书评述，罗马之所以成为大帝国，原因之一是它吸收了希腊“文学”传统的菁华。魏源的“文学”一词，着眼于纯文学（belles lettres），与杨廷筠的用法相互辉映而扩充其指涉范畴，不仅仅及于文学研究，也包括文学创作。
魏源与持相同观点的知识分子，试图努力更新“文学”的意涵，他们在传教士中寻得志同道合者。与耶稣会士一样，这些传教士认为必须向中国人解释西方的文学概念。1837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Karl F. A. Gützlaff，1803—1851）在中文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发表《诗》一文，将中国“诗人中的诗人”李白（701—762），与荷马（Homer）和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并举为世界文学之魁杰，文中郭实腊对“文学”一词的用法与杨廷筠相同。通过对荷马的介绍，郭实腊开启了现代中文世界对西方文学著作的认知。
19世纪中叶，新教传教士的著作巩固了“文学”的新义并有所发展。1857年，晚清中国第一部中文月刊《六合丛谈》奠定了中国有关西方的文学定义基础。自1857至1859年，刊物特色是每期都有一篇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年）撰写的专栏文章，介绍西方文学。专栏探讨中西“文学”概念之异同，并强调文学分化的历史语境。艾约瑟发表于《六合丛谈》创刊号的文章，题为《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在世界语境中展示了中国“文学”一词的地理学内涵。
艾约瑟对中国文学史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将“史诗诗人（epic poet）”译作“诗史”，意思是“以诗写作的史家”。“诗史”本是一个公认的术语，指的是具有历史自觉的抒情诗人。艾约瑟使用这个概念、或者说误用这个概念，反倒有助于将西方“史诗（epic）”中体现的叙事成分，引介到偏重诗歌的中国文化传统里来。他将荷马史诗与中国“诗圣”杜甫（712—770）的诗作进行比较——现代学者恐怕无法接受如此粗浅的比较。然而艾约瑟的努力，终究引起了文学经典的重构。他通过吸纳戏剧和小说这些传统意义上的“下层”文类，开拓了中国文学的疆域。他甚至还颂扬了元代（1271—1368）的白话戏曲作品，以及此后历代的大众文学。就此而论，他预先宣告了七十年后“五四”新文学动对中国文学传统的重构。
在《六合丛谈》的后续各期里，艾约瑟将话题引至修辞学、史书和灵修文学（devotional literature）等各文类。他认定欧洲的议会制度，是修辞学在西方兴盛、东方没落的原因。他随后介绍了一系列的西方古典演说家，包括柏拉图（Plato）和西塞罗（Cicero）。艾约瑟的专栏文章也特别论述希罗多德（Herodotus）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史书。最后，介绍晚清中国士人不熟悉的灵修文学（devotional literature）。灵修文学，就其西方意义言，承载了基督教特有的虔诚、敬畏和崇拜的价值观，代表一种新的文学视角。尤其从艾约瑟对灵修文学的接纳来看，这组专栏的目的就是要重构一个中国史无前例的文学传统，核心宗旨在于引導人们信仰上帝。
当前现代中国文学史的范式，主要关注的是本土语境下发起的各种革新。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文人的贡献是难以道尽的。艾儒略、郭实腊和艾约瑟的案例，不过是突显出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漫长与芜杂，及其跨文化性和翻译性。无论如何，至19世纪末，中国现代文学已登上时代的舞台。“文学”的意义不再局限于儒家典籍的研究，或教化熏陶的传统形式。更确切地说，“文学”碰巧成为各种形式、事件与功能交锋的场所：精英的与通俗的，保守的与激进的，本土的与外来的。假如儒家学说里，“文”所具有的载道与教化的至高权力至今仍挥之不去，那么它从外来的和民间的资源里，所获得的就是一种新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康有为与梁启超这两位晚清改良运动的领袖人物，为其国家大业而开始宣传“文学”，以至于将文学塑造为拯救中国的唯一策略。 1932年3月，周作人（1885—1967），这位“五四”新文学运动声音最响亮的领导者之一，在北京发表了关于現代“文学”根源的演说，稍后出版成书，题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作人推崇晚明公安、竟陵二派，尊崇他们所谓人性之解放的立场，他指出：“[晚明]那一次的文学运动，和民国以来的这次文学革命运动，很有些相像的地方”，周作人尤其奉袁宏道为高明人物。袁宏道倡议的以个人性灵为基础的文学，以及随时代发展的文学观，让他从中发现了现代意义的回响。
并非只有周作人在一个前现代时刻里，发现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起源。1934年，嵇文甫（1895—1963），一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家，在他的著作《左派王学》中追溯现代中国文学与思想的源头至晚明，当时激进风格的王阳明（1472—1529）儒家学派大行其道。然而，周、嵇毕竟不同，前者在晚明发现的是有关“五四”人文主义自由派话语的源头：同样是晚明，后者找到的则是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初始标志。两人都以有意的时代错谬来对历史进行一种现代意味的介入。事实上，两人所显现对文学和文学史的理解，都是一种中国和非中国因素的混合体。后之来者，在为现代与前现代架起桥梁时，就依赖于周作人和嵇文甫的成果。如任访秋（1909—2000）对袁宏道的文学观念所提出的洞见，赞美李贽试图挣脱儒教思想的束缚，号召思想的自由。
尽管深浸于“五四”那种极端反传统主义的话语中，周作人和嵇文甫却认为文学史包含了多重的断裂和延续。他们试图将现代中国文学的起源追溯至晚明的事实，提醒我们现代性总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19、20世纪之交，“中国的现代”问世以前，历史上也存在过许多鼎革与自我更新的时刻。同理，我们可以将周作人与嵇文甫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时代错谬之）考察，再往前推进一步，把明代士林所持的性灵与文学进化的观点，追溯到更早的历史时刻。例如竹林七贤——这是公元3—4世纪的文学名士群体，以乖悖的行为和桀骜的脾性著称，他们可以是另一个中国现代性可能的启发来源。重要的是，传统中国诗学的奠基之作《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465—约522），在题为《时序》的一章里也思考了文学演进的动能。
由此可见，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缘起”的故事，必然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结局的叙事。假如由周作人和嵇文甫构思的现代文学史，对今天的我们而言，仍属洞见，是因为它指明了由诸多人描绘的“文学”或“literature”的多重轨迹：从杨廷筠到艾儒略，从李贽到袁宏道，从郭实腊到艾约瑟，从康有为到梁启超等。在这个意义上，1635、1932和1934年的这些日期，不过是中国文学满天星斗中区区三个亮点而已。
（李奭学，台湾中研院;张治，中国海洋大学）
王德威曾在序言中坦白，《哈佛版文学史》虽以时间为序，却是文学史中的异类，其“离经叛道”之处至少有三：一是主流作家作品和线性演进路线的付诸阙如（而这正是通行文学史的标准配置），取而代之的是星罗棋布的“坐标图”;二是涉及的媒介体裁过于宽泛，远非传统意义的“文学”所能囊括;三是绕开国家文学的主次定位，透过华语语系的批评介面将传统文学史中的主角“包括在外”。本期的选文对于上述特点均有所体现：六篇文章对应着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六个“坐标”：1635年的晚明，杨廷筠受传教士影响，以“文学”二字定义“literature”，并与三百年后现代文学史家的目光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交错（李奭学）;1872年的晚清上海，《申报》发行中国最早的“文学”期刊《瀛寰琐纪》，开启了中国参与世界文化潮流的大门（鲁道夫·瓦格纳）;1924年的广州，孙中山对着留声机发表革命演说，刻录下声音对于“现代”意念传递和书写的影响（陈平原）;1941年的香港，日军陷城的惨烈场面，成为张爱玲文学生涯中最初也是最大的心灵震撼（李欧梵）;1985年的“后革命时代”大陆，寻根文学作家与第五代导演几乎同时迎来他们的幕启时刻，为了挣脱现代性政治话语的桎梏，向文化传统（“根”）寻求力量的源泉（白睿文）;最后是1998年的台湾，朱西甯走完了人生的旅程，而他以自己孩子的口吻所写下的“婴儿日记”，成为追忆其文字生涯的秘密锁钥（朱天心）。我们从中固然可以找到王德威反复强调的文学史议题，诸如时空的“互缘共构”，文化的穿流交错，文与媒介的衍生和文学与地理版图的想象，但困惑也相伴而来：晚明士人对于“文学”的一次细微改造，对后来者究竟有多少实在的影响？孙中山的革命演说唱片，如何从鲜明政治性走向文学？张爱玲和韩少功本是文学史绕不开的话题，但论述的进路何以不循常规，一头扎进香港陷落的私家体验或第五代导演的粉墨登场？更不必说，各位作者的学术背景不同，在理论立场、价值标准乃至文字风格上难免各行其是，如果说前几篇选文尚不脱严谨的学术讨论，那么最后一篇则更像是朱天心追思亡父的悼文。总而言之，这些漫漫文学长河中的吉光片羽，果真能铺就草蛇灰线的隐脉，兑现文学史写作的承诺吗？
这些“问题”或许可以部分归咎于集体写作模式中难以回避的困难或隐患（尤其考虑到参与者的范围之广）：联络机制的烦琐，出版环节的限制，耗时的漫长，都可能导致不一致的情况。但是，如果我们不是过分着迷于线性进化或者目的论式的逻辑，那么就应能理解王德威的声明，“‘现代’文学演变没有现成路径可循，即便该过程可以重来一遍，其中任何细微的因素都未必能复制。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现代的道路都是通过无数可变的和可塑的阶段而实现”。在这一意义上，“书中的每一个时间点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历史引爆点。从中我们见证‘过去’所埋藏或遗忘的意义，因为此时此刻的阅读书写，再一次显现‘始料/始料未及’的时间纵深和物质性”。换句话说，《哈佛版文学史》念兹在兹的不仅是历史的实际走向，更是叙述或再现历史的可能，但这又不同于绘制一幅可以自圆其说、按图索骥的藏宝图，而是开拓一个可以无限增益和弥散的话语空间，其有意引入互不兼容的叙述和史实/史识，更引入它们之间的缝隙和空白，以再现历史的歧义丛生，众声喧哗。归根结底，王德威所关切的始终还是附着于何为“中国”，何为“现代”，何为“文学”以及他们之间并不简单的连接符号上的迷思。他将之置于本雅明的星座图、福柯的系谱学，也放入中国传统的“文”“史”辩证以及钱锺书的“片段化思维”中予以检讨，不断警惕文学史写作中的遮蔽和抹杀，其方法论上丰富的对话性也决定了它的大开大合，不同凡响。
最后我想强调，本期的选文只是尝鼎一脔，希望能帮助读者看出《哈佛版文学史》不一样的形态，从多重缘起到非文学文本，从晚明到当代，《哈佛版文学史》无疑重构了我们对现代中国文学史的认知。从全书目录来看，编者的用心与大胆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然而我并不希望因此便引出《哈佛版文学史》的写法更为“先进”，而过往的文学史都可以被抛诸脑后的结论。相反，我认为《哈佛版文学史》最大的特征便在于它的实验性，在于对文学史书写中已经固化的东西的反思，对其中隐而不彰的限制和压抑的体认，召唤的是不断省察和挑战。它不只提供名不见经传的奇闻轶事，而是展现无数可以被不断填补和扩充的文学史空间。
（季进，苏州大学文学院）
【1635年】
杨廷筠以“文学”二字定义“literature”。
【1932年·1934年】
周作人与嵇文甫将现代中国文学与思想的源头追溯至晚明。
“文學”一词今天用以翻译“literature”，其现代意义的登场，并非出于清末文学改良论者康有为（1858—1927）与梁启超（1873—1929）的论战著作，也不在“五四”运动（1919）现代化的革命大旗上。19、20世纪之交，“现代”文学已成为流行口号。然而，在此之前已浮现多个试图一新中国文学面貌的契机。其一可追溯至17世纪初，杨廷筠（1562—1627）宗教宣传册子《代疑续编》的成书。杨出生于虔诚的佛教家庭，科第甲于武林，历任督学、御史及京兆少府等，家乡杭州为明朝（1368—1644）繁盛的文化中心。1611年，他目睹两位耶稣会士为友人父亲施行天主教临终祈祷后，深受感动，改宗天主教，余生以文字论辩劝世人改信天主。1635年，《代疑续编》于杨廷筠身后问世，当中以“文学”指称诗文、史书、论说，包括古代圣贤格言等文字艺术，概念相当于英语语汇“literature”。 《代疑续编》一书延续中国历史上“文学”一词的既有用法，但又戏剧性地开拓了它的含义。“文学”最早出现于《论语》，是孔门四科之一。“文学”指的是将儒家典籍学问融入个人言行举止的修为。嗣后的年代，“文学”实践被纳入更广泛的文化思想领域中。“文”在古典脉络里有多重意义：从文章大业到斯文修养，从宇宙“人文”“天文”的彰显到文化教育的具体作为，从审美经验到童蒙规训，都包括在内。
晚明思潮剧变，其中涉及的诸多论题，都可汇总于“文学”的广大意涵下。思想家李贽（1527—1602）挑战新儒学正统，号召“放言高论”的自由表达。袁宏道（1568—1610）则通过抒写个人感受的诗歌，反对拟古派的文学审美。其他包括徐渭（1521—1593）、凌蒙初（1580—1644）以及冯梦龙（1574—1645）在内的作家或编书家，都在长久以来备受排挤的小说与戏剧文类中做出巨大贡献，因此可被视为文学现代化的先驱。就某种程度而言，他们的创新是对晚明社会经济动荡，外来传教文化的出现，以及儒家思想的激进个人主义转向。
尽管浸淫儒家传统，杨廷筠依然积极投身晚明文化思想再造运动。他的“文学”视野是在和耶稣会士的来往过程中得以拓宽的，后者将西方的文学概念带进中国。相较之下，翻阅早期天主教传道著作，如杨廷筠友人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的《西学凡》（1623），其中有“文艺之学”的表述，意指“文章技艺的学问”，涵盖“诗”“词”在内，有别于传统士大夫的“文学”实践。“文艺”一词，字面意思为“文章之技艺”，最早出现于儒家典籍《礼记》（约公元前43年）中，艾儒略的“文艺之学”用法，显然受到欧洲耶稣会学校课程设置方案“教学规程”（Ratio studiorum）的影响。杨廷筠吸纳了艾儒略“文艺之学”的概念，将之融入中国传统的“文学”话语中，赋予这一语词一种新的意义。
中西范式兼有的“文学”，在17到20世纪间经历了持续的转变。尽管杨廷筠的小册子到20世纪已被世人遗忘，却曾在清代产生过影响。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后，杨廷筠等人的天主教著作在中国士林中再度流传。魏源（1794—1857）是对天主教著作极为精熟的士大夫之一，他的著作百卷本《海国图志》是一部关于西方各国详节、图史兼备地图集，对西方科技有所阐说。魏源于此书评述，罗马之所以成为大帝国，原因之一是它吸收了希腊“文学”传统的菁华。魏源的“文学”一词，着眼于纯文学（belles lettres），与杨廷筠的用法相互辉映而扩充其指涉范畴，不仅仅及于文学研究，也包括文学创作。
魏源与持相同观点的知识分子，试图努力更新“文学”的意涵，他们在传教士中寻得志同道合者。与耶稣会士一样，这些传教士认为必须向中国人解释西方的文学概念。1837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Karl F. A. Gützlaff，1803—1851）在中文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发表《诗》一文，将中国“诗人中的诗人”李白（701—762），与荷马（Homer）和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并举为世界文学之魁杰，文中郭实腊对“文学”一词的用法与杨廷筠相同。通过对荷马的介绍，郭实腊开启了现代中文世界对西方文学著作的认知。
19世纪中叶，新教传教士的著作巩固了“文学”的新义并有所发展。1857年，晚清中国第一部中文月刊《六合丛谈》奠定了中国有关西方的文学定义基础。自1857至1859年，刊物特色是每期都有一篇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年）撰写的专栏文章，介绍西方文学。专栏探讨中西“文学”概念之异同，并强调文学分化的历史语境。艾约瑟发表于《六合丛谈》创刊号的文章，题为《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在世界语境中展示了中国“文学”一词的地理学内涵。
艾约瑟对中国文学史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将“史诗诗人（epic poet）”译作“诗史”，意思是“以诗写作的史家”。“诗史”本是一个公认的术语，指的是具有历史自觉的抒情诗人。艾约瑟使用这个概念、或者说误用这个概念，反倒有助于将西方“史诗（epic）”中体现的叙事成分，引介到偏重诗歌的中国文化传统里来。他将荷马史诗与中国“诗圣”杜甫（712—770）的诗作进行比较——现代学者恐怕无法接受如此粗浅的比较。然而艾约瑟的努力，终究引起了文学经典的重构。他通过吸纳戏剧和小说这些传统意义上的“下层”文类，开拓了中国文学的疆域。他甚至还颂扬了元代（1271—1368）的白话戏曲作品，以及此后历代的大众文学。就此而论，他预先宣告了七十年后“五四”新文学动对中国文学传统的重构。
在《六合丛谈》的后续各期里，艾约瑟将话题引至修辞学、史书和灵修文学（devotional literature）等各文类。他认定欧洲的议会制度，是修辞学在西方兴盛、东方没落的原因。他随后介绍了一系列的西方古典演说家，包括柏拉图（Plato）和西塞罗（Cicero）。艾约瑟的专栏文章也特别论述希罗多德（Herodotus）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史书。最后，介绍晚清中国士人不熟悉的灵修文学（devotional literature）。灵修文学，就其西方意义言，承载了基督教特有的虔诚、敬畏和崇拜的价值观，代表一种新的文学视角。尤其从艾约瑟对灵修文学的接纳来看，这组专栏的目的就是要重构一个中国史无前例的文学传统，核心宗旨在于引導人们信仰上帝。
当前现代中国文学史的范式，主要关注的是本土语境下发起的各种革新。可以肯定的是，中国文人的贡献是难以道尽的。艾儒略、郭实腊和艾约瑟的案例，不过是突显出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漫长与芜杂，及其跨文化性和翻译性。无论如何，至19世纪末，中国现代文学已登上时代的舞台。“文学”的意义不再局限于儒家典籍的研究，或教化熏陶的传统形式。更确切地说，“文学”碰巧成为各种形式、事件与功能交锋的场所：精英的与通俗的，保守的与激进的，本土的与外来的。假如儒家学说里，“文”所具有的载道与教化的至高权力至今仍挥之不去，那么它从外来的和民间的资源里，所获得的就是一种新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康有为与梁启超这两位晚清改良运动的领袖人物，为其国家大业而开始宣传“文学”，以至于将文学塑造为拯救中国的唯一策略。 1932年3月，周作人（1885—1967），这位“五四”新文学运动声音最响亮的领导者之一，在北京发表了关于現代“文学”根源的演说，稍后出版成书，题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周作人推崇晚明公安、竟陵二派，尊崇他们所谓人性之解放的立场，他指出：“[晚明]那一次的文学运动，和民国以来的这次文学革命运动，很有些相像的地方”，周作人尤其奉袁宏道为高明人物。袁宏道倡议的以个人性灵为基础的文学，以及随时代发展的文学观，让他从中发现了现代意义的回响。
并非只有周作人在一个前现代时刻里，发现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起源。1934年，嵇文甫（1895—1963），一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家，在他的著作《左派王学》中追溯现代中国文学与思想的源头至晚明，当时激进风格的王阳明（1472—1529）儒家学派大行其道。然而，周、嵇毕竟不同，前者在晚明发现的是有关“五四”人文主义自由派话语的源头：同样是晚明，后者找到的则是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初始标志。两人都以有意的时代错谬来对历史进行一种现代意味的介入。事实上，两人所显现对文学和文学史的理解，都是一种中国和非中国因素的混合体。后之来者，在为现代与前现代架起桥梁时，就依赖于周作人和嵇文甫的成果。如任访秋（1909—2000）对袁宏道的文学观念所提出的洞见，赞美李贽试图挣脱儒教思想的束缚，号召思想的自由。
尽管深浸于“五四”那种极端反传统主义的话语中，周作人和嵇文甫却认为文学史包含了多重的断裂和延续。他们试图将现代中国文学的起源追溯至晚明的事实，提醒我们现代性总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19、20世纪之交，“中国的现代”问世以前，历史上也存在过许多鼎革与自我更新的时刻。同理，我们可以将周作人与嵇文甫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时代错谬之）考察，再往前推进一步，把明代士林所持的性灵与文学进化的观点，追溯到更早的历史时刻。例如竹林七贤——这是公元3—4世纪的文学名士群体，以乖悖的行为和桀骜的脾性著称，他们可以是另一个中国现代性可能的启发来源。重要的是，传统中国诗学的奠基之作《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465—约522），在题为《时序》的一章里也思考了文学演进的动能。
由此可见，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缘起”的故事，必然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结局的叙事。假如由周作人和嵇文甫构思的现代文学史，对今天的我们而言，仍属洞见，是因为它指明了由诸多人描绘的“文学”或“literature”的多重轨迹：从杨廷筠到艾儒略，从李贽到袁宏道，从郭实腊到艾约瑟，从康有为到梁启超等。在这个意义上，1635、1932和1934年的这些日期，不过是中国文学满天星斗中区区三个亮点而已。
（李奭学，台湾中研院;张治，中国海洋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