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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高校，一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对口帮扶的结对关系，能够产生多大的扶贫能量，不少人心里都没底。
进入2013年，这种担忧开始笼罩在一所河北省属农业高校的扶贫工作上。习近平总书记访贫问苦阜平后，河北农业大学被省委省政府协调为对口帮扶的高等院校。河北农业大学和河北阜平县，同处保定地区的两个个体被扶贫捆绑在了一起。
同众多有各种扶贫帮扶任务的高校、单位一样，河北农大对此一点都不能马虎。况且，一所农业高等院校，扶贫本就是研究和帮扶的重点领域。
2013年初的寒假，帮扶阜平的工作就紧张有序的展开。校对口帮扶领导小组由党委书记程庆会、校长王志刚任组长，副校长马峙英、申书兴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在科教兴农中心。组建了大枣、板栗、核桃、养牛、养羊、养猪、养鸡、特种养殖等多个专家工作组，由实践经验丰富的知名专家教授任组长。重点围绕依托资源优势，做好产业发展规划；抓科技培训，普及科学种养知识；抓技术服务，促进农业产业发展；抓好实用技术推广，启动多项科技推广活动等开展工作。
在林林总总的帮扶计划中，帮扶资金始终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河北农大刚刚完成渤海新校区的建设，资金压力让学校对于扶贫投入不敢轻言，不过，在省里给他们任务中，他们也不是主要出钱的那个——河北还协调了一家省属能源国企参与帮扶。
随着12个专家工作组被派往阜平开始调研，做产业发展规划，河北农大对阜平的帮扶工作正式展开。对于每一个参与者而言，这项工作都是一件必须要完成好的工作。
资源毕竟有限，再多的人才专家资源也远远满足不了贫困地区的需求。之前学校面向全省开展农业科技帮扶工作组织了一批专家，而今有一些被调整到了帮扶阜平的工作中。这种厚此薄彼的做法，毕竟难免。
高校接政府命令参与扶贫
从本世纪初开始，政府协调高校参与扶贫等相关工作就成了一种惯例。高校的行政化体制决定了其难免要为周边和有特殊需求的地方发展服务。高校要在搞好学术研究的同时，还要将一些贫困地区的发展当成头等任务。要人派人，要物送物，本就职能相对单一的高校，经常要为此忙碌不已。
今年3月20日，为落实教育部关于做好直属高校定点扶贫工作的意见，华中农业大学定点帮扶工作组一行16人乘火车赴鄂西南山区的国家级贫困县建始县，考察相关产业并与该县签订定点扶贫协议。根据协议，学校从今年开始，将用8年时间，以科教扶贫、产业扶贫和智力扶贫为着力点，支持建始县发展现代农业，为建始实现脱贫致富提供科教和人才支撑。
早在2012年11月，国务院扶贫办、中组部、教育部等八部委就联合下发《关于做好新一轮中央、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定点扶贫工作的通知》。确定浙江大学等16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定点扶贫滇西边境山区，浙江大学结对定点帮扶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云南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2013年3月27日上午，浙江大学一景东定点扶贫工作座谈会在浙大召开。浙大党委副书记任少波会同学校相关部门单位院系负责人，与来访的云南景东县委副书记杨国相一行对接交流，商议拟定定点扶贫具体工作规划。
3月28-29日，教育部首批赴滇西挂职干部岗前培训班在昆明开班。来自教育系统的首批54名干部将在滇西49个县市区开展挂职工作1年，培训班将帮助这些干部做好滇西边境山区定点联系工作。
近段时间，高校参与扶贫工作的新闻不断出现，而记者发现这些基本上高校是被动接受的。对于自己所帮扶的地区能否实现脱贫，大多数高校心里没底，自然也不能保证帮扶效果。对于满心期盼帮扶的地方政府来说，高校对口帮扶可能只是看上去很美。
从“三支一扶”到大学生村官，从定点帮扶到对口帮扶，高校在农村扶贫开发工作中的作用、所参与的程度越来越深，参与主体也从高校学生、教师扩展到了整个学校。
自甘肃省委、省政府发出“联村联户为民富民”的号召以来，作为甘肃省唯一一所“211”、“985”高校的兰州大学，自然要充分发挥人才、智力和科技优势，面对面访民情，实打实解难题。
两道沟三架梁，省扶重点乡镇，贫困人口1307户，贫困面90%，贫困人口中缺技术、无增收门路的占到40%……这些沉重的字眼和数字构成了兰州大学“双联点”之一的上杨回族乡的概貌。最开始，这里是一片荒芜而贫瘠的土地，从石灰沟、白杨沟、四道沟这些地名中就能感知出它们的地形地貌；从当地民谣“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中，更是能体会到老百姓生产和生活的艰难。
数据显示，“双联行动”开展以来，兰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寒松及学校54名联户干部多次深入上杨村调研，先后筹资590万元建成新农村示范点1处，同时，还新建起了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和文体活动广场，在农户中推广旱作农业1200亩，新植果园350亩，发展运输户23户，为群众免费发放药品2万余元，帮扶电脑10台建成了学习科技知识的电教室……
在这其中，590万元的筹资让这所西北地区的大学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除此之外，学佼在“双联”工作中，付出最多的还是智力和人才，这也是高校最大的资本。
近些年来，国家对农村的投入越来越高，建设新农村的标语人人皆知。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和慈善机构也加入到了扶贫减贫的队伍当中来。全国各大高校作为农村扶贫的一支重要力量，逐渐显示出它的实力和优势，但大多数高校仍处于盲目扶贫阶段，体现在扶贫措施老套、涉及面窄，多数非农院校由于技术不对口，且缺乏资金支持，只能对在校的贫困大学生给予一定补助和帮扶，或者直接为乡村送去“救济物品”，不能深入农村了解贫困的根源而帮助农民脱贫致富，所以扶贫效果并不明显。一些农院校相比非农院校在知识储备和技术人才等方面占有一定优势，经常采取“送技术、送书籍、送村官”下乡的方式进行扶贫，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扶贫并不成系统，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江苏模式
高校应该怎样参与扶贫开发工作，苏北地区的经验或可作为参考。
在江苏，怎样缩小苏南苏北经济差距不仅是历届领导的“心病”，更成了历代知识分子的“心结”。
早在20多年前，江苏高校就形成了一个制度：每所本科院校每年都要派1-2名专家教授到苏北农村挂职扶贫，挂职底线为2年，他们有的担任副县（市）长，有的担任副乡（镇）长。从最初的30多所高校，发展到现在的50多所，几乎江苏所有本科院校的中层干部都下过乡，扶过贫，有农民形象地称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据了解，江苏高校对苏北地区的文化扶贫主要是两种形式：一是不定期地组织专家教授深入苏北农村地区，为农民送去知识、科技和文化。南京农业大学组织的“科技大篷车”20多年走遍江苏60多个市县、300多个乡村，行程几十万公里，为近百万农民进行了技术服务，数百名教授帮助许多乡村建立起支柱型产业和主导产业。另一种形式是苏北县市和高校的定点挂钩扶贫，“一对一”的帮扶形式使得对口县市的科技、文化、经济的发展直接和高校紧密相连。如今，在江苏的徐州、淮安、盐城、连云港和宿迁地区3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养活着3000多万人口，是全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农村，但那里没有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其中大部分县都已迈入小康行列。
在教授们眼里，农民种稻、养猪、养蚕的事已不再是他们和农民简单的扶贫关系、邻里关系，而真正成了教授家里的事，心里的事。
不仅如此，江苏省教育厅曾先后组织众多高校的专家教授参加苏北地区投资贸易洽谈会和高新技术洽谈会，组织“高校校长沿江行”、“高校校长苏北科技行”等科技咨询服务活动，共有17所高校与江苏沿江7市签署了全面科技合作协议，先后落实合作项目1000多项，总经费近4亿元。
总体来说，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高投入的支持和帮扶，我国的高校扶贫水平偏低，效果并不十分明显，没有形成较为成熟的扶贫模式，仍需进一步的开发和探索。对于高校的扶贫方式，地方政府也不能一味向钱看。尝试组团扶贫，根据贫困县贫困发生特点，在团组中纳入多个合理搭配的单位和企业，合力扶贫的效果可能更佳。
进入2013年，这种担忧开始笼罩在一所河北省属农业高校的扶贫工作上。习近平总书记访贫问苦阜平后，河北农业大学被省委省政府协调为对口帮扶的高等院校。河北农业大学和河北阜平县，同处保定地区的两个个体被扶贫捆绑在了一起。
同众多有各种扶贫帮扶任务的高校、单位一样，河北农大对此一点都不能马虎。况且，一所农业高等院校，扶贫本就是研究和帮扶的重点领域。
2013年初的寒假，帮扶阜平的工作就紧张有序的展开。校对口帮扶领导小组由党委书记程庆会、校长王志刚任组长，副校长马峙英、申书兴任副组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在科教兴农中心。组建了大枣、板栗、核桃、养牛、养羊、养猪、养鸡、特种养殖等多个专家工作组，由实践经验丰富的知名专家教授任组长。重点围绕依托资源优势，做好产业发展规划；抓科技培训，普及科学种养知识；抓技术服务，促进农业产业发展；抓好实用技术推广，启动多项科技推广活动等开展工作。
在林林总总的帮扶计划中，帮扶资金始终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河北农大刚刚完成渤海新校区的建设，资金压力让学校对于扶贫投入不敢轻言，不过，在省里给他们任务中，他们也不是主要出钱的那个——河北还协调了一家省属能源国企参与帮扶。
随着12个专家工作组被派往阜平开始调研，做产业发展规划，河北农大对阜平的帮扶工作正式展开。对于每一个参与者而言，这项工作都是一件必须要完成好的工作。
资源毕竟有限，再多的人才专家资源也远远满足不了贫困地区的需求。之前学校面向全省开展农业科技帮扶工作组织了一批专家，而今有一些被调整到了帮扶阜平的工作中。这种厚此薄彼的做法，毕竟难免。
高校接政府命令参与扶贫
从本世纪初开始，政府协调高校参与扶贫等相关工作就成了一种惯例。高校的行政化体制决定了其难免要为周边和有特殊需求的地方发展服务。高校要在搞好学术研究的同时，还要将一些贫困地区的发展当成头等任务。要人派人，要物送物，本就职能相对单一的高校，经常要为此忙碌不已。
今年3月20日，为落实教育部关于做好直属高校定点扶贫工作的意见，华中农业大学定点帮扶工作组一行16人乘火车赴鄂西南山区的国家级贫困县建始县，考察相关产业并与该县签订定点扶贫协议。根据协议，学校从今年开始，将用8年时间，以科教扶贫、产业扶贫和智力扶贫为着力点，支持建始县发展现代农业，为建始实现脱贫致富提供科教和人才支撑。
早在2012年11月，国务院扶贫办、中组部、教育部等八部委就联合下发《关于做好新一轮中央、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定点扶贫工作的通知》。确定浙江大学等16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定点扶贫滇西边境山区，浙江大学结对定点帮扶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云南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2013年3月27日上午，浙江大学一景东定点扶贫工作座谈会在浙大召开。浙大党委副书记任少波会同学校相关部门单位院系负责人，与来访的云南景东县委副书记杨国相一行对接交流，商议拟定定点扶贫具体工作规划。
3月28-29日，教育部首批赴滇西挂职干部岗前培训班在昆明开班。来自教育系统的首批54名干部将在滇西49个县市区开展挂职工作1年，培训班将帮助这些干部做好滇西边境山区定点联系工作。
近段时间，高校参与扶贫工作的新闻不断出现，而记者发现这些基本上高校是被动接受的。对于自己所帮扶的地区能否实现脱贫，大多数高校心里没底，自然也不能保证帮扶效果。对于满心期盼帮扶的地方政府来说，高校对口帮扶可能只是看上去很美。
从“三支一扶”到大学生村官，从定点帮扶到对口帮扶，高校在农村扶贫开发工作中的作用、所参与的程度越来越深，参与主体也从高校学生、教师扩展到了整个学校。
自甘肃省委、省政府发出“联村联户为民富民”的号召以来，作为甘肃省唯一一所“211”、“985”高校的兰州大学，自然要充分发挥人才、智力和科技优势，面对面访民情，实打实解难题。
两道沟三架梁，省扶重点乡镇，贫困人口1307户，贫困面90%，贫困人口中缺技术、无增收门路的占到40%……这些沉重的字眼和数字构成了兰州大学“双联点”之一的上杨回族乡的概貌。最开始，这里是一片荒芜而贫瘠的土地，从石灰沟、白杨沟、四道沟这些地名中就能感知出它们的地形地貌；从当地民谣“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中，更是能体会到老百姓生产和生活的艰难。
数据显示，“双联行动”开展以来，兰州大学党委书记王寒松及学校54名联户干部多次深入上杨村调研，先后筹资590万元建成新农村示范点1处，同时，还新建起了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和文体活动广场，在农户中推广旱作农业1200亩，新植果园350亩，发展运输户23户，为群众免费发放药品2万余元，帮扶电脑10台建成了学习科技知识的电教室……
在这其中，590万元的筹资让这所西北地区的大学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除此之外，学佼在“双联”工作中，付出最多的还是智力和人才，这也是高校最大的资本。
近些年来，国家对农村的投入越来越高，建设新农村的标语人人皆知。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和慈善机构也加入到了扶贫减贫的队伍当中来。全国各大高校作为农村扶贫的一支重要力量，逐渐显示出它的实力和优势，但大多数高校仍处于盲目扶贫阶段，体现在扶贫措施老套、涉及面窄，多数非农院校由于技术不对口，且缺乏资金支持，只能对在校的贫困大学生给予一定补助和帮扶，或者直接为乡村送去“救济物品”，不能深入农村了解贫困的根源而帮助农民脱贫致富，所以扶贫效果并不明显。一些农院校相比非农院校在知识储备和技术人才等方面占有一定优势，经常采取“送技术、送书籍、送村官”下乡的方式进行扶贫，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扶贫并不成系统，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
江苏模式
高校应该怎样参与扶贫开发工作，苏北地区的经验或可作为参考。
在江苏，怎样缩小苏南苏北经济差距不仅是历届领导的“心病”，更成了历代知识分子的“心结”。
早在20多年前，江苏高校就形成了一个制度：每所本科院校每年都要派1-2名专家教授到苏北农村挂职扶贫，挂职底线为2年，他们有的担任副县（市）长，有的担任副乡（镇）长。从最初的30多所高校，发展到现在的50多所，几乎江苏所有本科院校的中层干部都下过乡，扶过贫，有农民形象地称为“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据了解，江苏高校对苏北地区的文化扶贫主要是两种形式：一是不定期地组织专家教授深入苏北农村地区，为农民送去知识、科技和文化。南京农业大学组织的“科技大篷车”20多年走遍江苏60多个市县、300多个乡村，行程几十万公里，为近百万农民进行了技术服务，数百名教授帮助许多乡村建立起支柱型产业和主导产业。另一种形式是苏北县市和高校的定点挂钩扶贫，“一对一”的帮扶形式使得对口县市的科技、文化、经济的发展直接和高校紧密相连。如今，在江苏的徐州、淮安、盐城、连云港和宿迁地区3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养活着3000多万人口，是全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农村，但那里没有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其中大部分县都已迈入小康行列。
在教授们眼里，农民种稻、养猪、养蚕的事已不再是他们和农民简单的扶贫关系、邻里关系，而真正成了教授家里的事，心里的事。
不仅如此，江苏省教育厅曾先后组织众多高校的专家教授参加苏北地区投资贸易洽谈会和高新技术洽谈会，组织“高校校长沿江行”、“高校校长苏北科技行”等科技咨询服务活动，共有17所高校与江苏沿江7市签署了全面科技合作协议，先后落实合作项目1000多项，总经费近4亿元。
总体来说，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高投入的支持和帮扶，我国的高校扶贫水平偏低，效果并不十分明显，没有形成较为成熟的扶贫模式，仍需进一步的开发和探索。对于高校的扶贫方式，地方政府也不能一味向钱看。尝试组团扶贫，根据贫困县贫困发生特点，在团组中纳入多个合理搭配的单位和企业，合力扶贫的效果可能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