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以来，强国梦一直伴随着中国几代仁人志士，今天终于梦想成真——中国正在崛起，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经济强国。
　　然而，何谓强国?是富国强兵的力壮山河，还是以普世有效的理念、制度和文化征服天下?是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的霸业，还是文明示范、天下归仁的王道?本文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清末明初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强国梦的历史嬗变。
　　文明主义与国家主义
　　晚清的强国梦有两个目标，一个是富强，另一个是文明。富强是世俗的诉求，而文明是内含伦理、道德的价值理想。富强与文明这两种不同的目标，同时成为晚清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对象。它们彼此对立，又相互渗透。那么，在功利的国家富强与普世的文明价值之间，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关系?何者处于优先性的地位?
　　晚清中国所感受的西方，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一个是具有先进的器物、民主的制度和文明的精神的西洋国家；另一个是咄咄逼人、野蛮侵略、火烧圆明园的外来列强。西方为何文明与野蛮兼于一身?中国士大夫对此一直迷惑不解。杨度是晚清观察力最敏锐的思想家之一。他尖锐地指出：“今日有文明国而无文明世界，今世各国对于内皆是文明，对于外皆野蛮，对于内惟理是言，对于外惟力是视。故其国而言之，则文明之国也；自世界而言之，则野蛮之世界也。何以见之?则即其国内法、国际法之区别而可以见之。”
　　杨度的观察不可谓不深刻。近代的西方有两张面孔，对内是洛克主义，讲究自由平等，对外是霍布斯主义。奉行的是弱肉强食。这两张面孔如影随形。当它来到中国的时候，用强权(的方式)推销文明，以文明(的名义)实施强权。二者之间，互相渗透，互为目的和手段。
　　真正的西方是复杂的，既是天使又是魔鬼。当晚清知识分子遭遇西方这个用强权推销文明、以文明实施强权的帝国时，的确面临着矛盾的困境。传统主义者因为其强权，索性连文明也拒之门外。而西化主义者由于其文明，会将强权也视为理所当然。梁启超就承认：“夫以文明国而统治野蛮国之土地，此天演上应享之权利也。以文明国而开通野蛮国之人民，由伦理上应尽之责任也。”中国拥有东亚和世界最先进的文明之一，历史上数度为蛮夷统治，最后又反过来在文明上驯服蛮夷。然而晚清后遭遇比中国更先进的西方文明之后，便碰到前所未有的尴尬处境：是文明优先还是国家优先?
　　杨度观察到西方国家内外政策的矛盾之后，采取了二元论的策略。在他看来，文明与否是善恶的问题，强权与否是优劣的问题。为了与诸文明强国对抗，他提出了文明与野蛮(强权)的双重对策：“中国今日所遇之国为文明国，中国今日所处之世界为野蛮之世界。……中国所遇者为文明国，则不文明不足与彼对立，中国所居者为野蛮之世界，不野蛮则不足以图生存。
　　杨度的策略可谓“以善治善、以恶攻恶”，对内建文明，对外求强权。不过，晚清的亡国压力实在太重了，文明建设日久天长，远水救不了近火，国家富强成为压倒一切、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于是，追求西方式的强权，比学习西方的文明更能吸引中国知识分子的兴趣。关于这一点，梁启超说得非常清楚：“世界主义，属于理想；国家主义，属于事实。世界主义，属于将来；国家主义，属于现在，今中国岌岌不可终日，非我辈谈将来，道理想之时矣。”
　　世界主义是一种普世的文明理想，是公理、正义和智德主持的乌托邦。而国家主义，变成了一个被掏空了文明内核的民族生存之道，缺乏内在价值的力量与富强的追求。清末民初的中国，猶如欧洲历史上的重商主义时代，暂时搁置文明的价值追求，试图以金铁与国家的联盟，打造一个富强的近代民族国家。
　　国本与国性
　　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国建立了史所未有的共和秩序。但这一秩序是以政治混乱和军事强权为代价的。民初的政治出现了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新的共和制度出现了，却缺乏制度所赖以存在的宪政；表面的宪法有了，却无法转换为行之有效的宪政实践。共和制度背后所缺失的，是制度实践所必须拥有的公共文化，是共和制度之魂——文明精神。
　　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皆从道德本体论而来。当力与金钱成为全民追逐的膜拜物之后，这个社会必定是无宗教、无道德的，利害代替了善恶，功利取代了是非。民国之后，国民得到了共和，却失去了“国是”。所谓国是，“即全国之人，皆以为是者之谓”，即一个共同体得以维系的核心价值。在启蒙时期的学者杜亚泉看来，“我国之有国是，乃经无数先民之经营缔造而成，此实先民精神上之产物，为吾国文化之结晶体”。杜亚泉所指的，是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文明与道德。辛亥革命之后，两千年的王权秩序崩溃了，儒家的文明秩序也随之解体，而新的共和秩序却迟迟不得确立。于是在民国初年，发生了“国是”的空缺，无论道德之善恶，还是伦理之是非，都变得模糊与暧昧。
　　当“国是”失落、价值虚无的时候，纵欲主义同时甚嚣尘上，这并非偶然的现象。儒家价值观和伦理观崩盘之后，中国人的心灵开始虚脱，精神的虚无主义弥漫人心。在无所依傍的一片空白之中，物质主义和享受主义遂成为国人新的生活价值。新生的中华民国，何为立国之本，何为国民的共同意志，建国背后的文明基础是什么?这些问题在民国初年被淹没在武力的恶斗和利益的竞争之中。
　　19世纪末，虽然传统的儒家文明受到西潮的冲击摇摇欲坠，但在社会上尚有权威，善恶是非尚有公共的标准。进入20世纪，特别是民国之后，儒家文明随着普世王权崩塌而解体，新的文明又接不上来，于是出现了价值相对主义和实用主义。人人以自己的爱憎为好恶，以一己之利害为是非。核心价值的空虚，使得借竞争进化论而兴起的物质主义、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乘隙而入。礼的秩序已去，法的秩序未成，而力的秩序成为主宰。这一力的秩序没有价值，没有道德，更没有文明，只有赤裸裸的暴力和利益。晚清以来以富强为核心的民族国家建构，因为被掏空了文明的内核，蜕变为一场权力竞争的游戏。
　　国本或国是的问题，追问到最后乃是文明的问题。在晚清，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这些维新人士在文明问题上都是世界主义者，相信中国最终都要像西方那样，从半开化的社会走向西方式的文明社会。然而，到了民国初年，面对政局的各种乱象，当年的新派士大夫逐渐感到系于普世王权的儒家文明有崩溃之势，立场有所变化。这些维新派领袖人物皆不约而同地转向了强调“国魂”和“国性”。康有为讲国魂，梁启超谈国性。早年的严复批评“中体西用”是牛体马用。如今严复虽然 没有放弃国家富强的理想，但当他看到国人对西学的兴趣皆集中于形而下的物质主义，而辛亥以后建立的共和政体又是不堪入目，他对西方自由价值的信念动摇了。目睹物质主义、强权主义的泛滥成灾，严复相信比形而下的富强更重要的，是形而上的“国性民质”，是对“根源盛大”的中华文明的重新肯定和光大。“大凡一国存立，必以其国性为之基。”这个国性，在他看来，就是“忠孝节义四者为中华民族之特性。而即以此为立国之精神”。
　　国性、国魂、立国精神，虽然表述不同，但都是同一个东西，即某个特定的近代民族国家所拥有的独特的民族精神或文明基础。民初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这些曾在晚清鼓吹世界主义的维新士大夫，一旦发现以富强为核心的技术合理化工程将摧毁中国自身的道德文明传统的时候，纷纷转向了赫尔德式的文化民族主义。他们重新强调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普世文明论的基础开始动摇，中国文明的历史特殊性开始被提出来。
　　民国之初，表面看起来建国大业已经实现：多党竞争、自由选举、议会民主制、独立司法等等，实际上国家徒有其形，却丧失了其灵魂。而失去灵魂的中华民国，虽然继续为追求国家富强而努力，却因为失去了文明的方向而为各种势力所主宰，成为私人利益的角逐场。
　　于是，中国知识分子开始重新思考富强与文明的关系，文明的问题浮出水面。
　　五四时期的文明自觉
　　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的西方思想，基本上是19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文明。追求强国梦的知识分子们原以为，当中国人也像西方人那样，具有了生存竞争的实力，拥有永不满足的浮士德精神，便会打造出一个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然而此时，欧洲爆发了世界大战。这一惨绝人寰的悲剧，使得知识分子们如梦初醒，开始重新思考文明的趋向。
　　在晚清系统介绍过19世纪欧洲文明的严复，曾对其寄予全部热情和向往。但在欧战结束之时给门生的信中，将三百年欧洲文明进化，只落得“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可见严复内心失望之重。欧战之后，梁启超游历欧洲。发现过去的富庶之地，如今一片废墟。他感慨说：“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梁启超发现，他曾经奉为金科玉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正是欧战的思想根源。他痛定思痛，断然抛弃了强权主义与极端的国家主义，一方面强调“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另一方面进一步反思国家主义背后的物质主义与功利主义。
　　欧战前后的思想巨变，不仅发生在严复、梁启超等最后一代士大夫身上，也属于民国新一代知识分子，胡适便是典型的个案。1905年，当他还是少年时，就读了《天演论》和梁启超的文章，深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演公理，胡适这个名字就是由此得来。然而1914年之后，胡适从残酷的战火硝烟之中逐渐意识到强权主义给人类世界带来的祸害。他開始相信强权之上有公理，有普世的是非善恶。他开始清算强权主义和狭义的国家主义，并给国家主义一个更高的价值制约，那就是世界主义。胡适在清末民初所发生的思想变化，是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当年走过的心路历程。从一个狂热的爱国愤青，相信强权就是公理，富强就是一切，慢慢发现19世纪西方文明的负面。
　　对于西方文明的两张面孔，中国人在清末民初看到的多是物质主义、国家主义的强力一面，试图以强制强，以暴制暴。1914年之后，开始意识到这一面的可怕性。于是到了五四时期，年青的启蒙知识分子开始重视西方文明的另一面：以自由为核心的现代文明，而当年的维新士大夫则回过头来从中国传统之中发掘平衡西方文明狂暴的文明资源。尽管文明的路向有分歧，但双方的立场是一致的：从国家富强转向了文明的自觉。
　　欧战胜利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欢呼“公理战胜了强权”。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上回答什么是公理、什么是强权时，一言而蔽之：“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依仗自家强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强权。”五四时期公理的内涵，不再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般冷酷无情，不再是技术化、中性化的实力竞争，而具有了文明的普世价值，具有了以人为中心的伦理尺度。
　　中国知识分子历经自强运动、戊戌变法和民初共和实验，到了五四时期，终于从对国家富强和制度合理化的追求，一步步逼向了文明的核心问题：什么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什么是东西文明的独特性?中国文明以什么样的方式融入普世性的现代性历史发展进程?
　　梁启超在欧游回国之后大力倡导“新文明”，这一“新文明”不是仅仅适合中国的特殊文明，而是适合整个人类与世界的普世文明。他说，中国目前一个绝大的责任，
　　“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这是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文明自觉，对人类和世界自觉担当的文明责任。五四知识分子不愧为轴心文明的子孙，他们的文明自觉，不是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而是从普遍人性和全球利益的视野，重新思考中国和世界的文明前途，人类所能共享的好的价值、好的生活和好的制度。那是一种世界主义的文明自觉，是五四时期独有的博大和包容。
　　崛起的中国，当以文明展示天下。世界期待于中国未来的，不仅是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而且是中国制造的普世价值；不仅是威震四海的富国强兵，而且是符合普遍人性的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