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明尼苏达说，她是我们的第一位中国“杰出校友”
２００４年８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做了这样一件事，为外国留学生及访问学者，设立了一个“杰出校友奖”。
２５年，其间慕名到此求学的人，闪现着各种肤色，一茬接着一茬。如果将这些人按国籍排成队伍，不亚于奥林匹克的入场式。而通常，最能经得住考验的东西莫过于时间。占据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不算敷衍。最终，明大的中国“杰出校友”的称号落到了她的身上。
她是吴希如。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教授。我国著名的小儿神经学专家。
历史说，她所代表的一拨人是“末代傻瓜”
吴希如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向美正式派遣的早期留学生。１９７９年１０月到１９８１年１１月间，吴用她纤巧的身躯在明大校园、那个对新中国学者一片空白的环境中，播撒下了属于“共和国”的别样气息。之后，尽管这里的老师换了一拨又一拨，但是有关她的印记却是丝毫没有风化地保留下来。
吴希如属于建国后的第二批大学生，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出国那年她４５岁。从照片看，肩头依然甩着牛角型的辫梢。当年吴所代表的留学生们给美国校园投下太多的新奇和不解。首先是外观，衣着单调，色泽灰暗，直观的错觉，仿佛总有一股寒气包裹着他们。
更大的古怪当数不会制造笑容的面孔。这完全归功于历史的雕琢。每一张脸上留着“四清”、“社教”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底色和纹路。那时，即便是在国内，他们也归于古板一族。英语补习课上，这些超龄的学生甚至让老师不能容忍。同样是幽默的段子或是滑稽的俚语，换上应届的学生们会笑得肚子疼。可是他们，每一张脸都像是冷冰冰的铁板，搞得课堂气氛索然无味。最终老师面露愠色：“这样的学生我再也不想教了。”
那一年，著名的华人学者杨振宁教授得知吴希如即将到美，非常高兴。吴的飞机刚刚落地，他的电话便打到中国大使馆。“希如呀，已经到了华盛顿了，无论如何到我这儿停留两天。往返纽约的机票我给你出。”毕竟，大洋东西，遥遥３０多年，几乎音讯全无；毕竟她是自己的恩师、大科学家吴有训的女儿；毕竟曾经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中一起在昆明的农村中度过。那么多的童真童趣，终于等到两鬓斑白时异国相遇……但是，电话的这边，当年的吴大妹，眼下被“使命”浇铸得钢筋铁骨一般。既是“使命”必与沉重相连。于是，欢聚、倾谈、观光、浪漫……所有上天赋予人类的轻松元素在吴希如的心里统统冻结。此时，她的眼中更多的是紧张。因为凭着专业的敏感她已经意识到，即将面对的差距远比预想的差距要严酷得多。而弥合差距只有从落地的那一刻起，然后，从每一分钟里挤出缩短差距的有效分子。于是，“冷漠”代替了一切。
当时的经济状况，国家支付给他们的生活费，每月不足５００美金。这个数字在美国，意味着只能合伙挤在低廉的寓所里，并且在支付了必须的保险费之后，可供日常食用的开支所剩无几。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她没有出游过，没有离开过明尼苏达。只是随着时间的推延，慢慢地人们把办公室和实验室的钥匙陆续归集到她的口袋里。道理很简单，既然每天最先到的人是她，最后走的人也是她，甚至通宵达旦的还是她，那么钥匙对于别人便毫无意义了。尽管当地的华人教授和美国友人给予他们很多的友情和关照。但是，从当年保存的照片看，最明显的是面孔的苍白、疲惫。她说，体重在持续下降，到回国时只剩下不足８０斤。直到这次重返明大，老师们依然感慨万千：对于２５年前的、非常少的几个中国留学生，印象太深了。
“实在是奇特，一拨不会潇洒的中国人。”美国老师们总是这样说。其实，不是不会，只是这一拨人太在意“担当”。他们“傻”到就不知道把自己肩膀上的东西放一放，哪怕是几分钟也好。″两年，只有两年的时间呀″。吴希如经常这么说。实际上这就是他们挑着担子，一分钟也不敢歇脚的原因。
时间是最厉害的东西，它总是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而实际上它最在乎别人对它的态度。多少年之后，它可以还给蔑视它的人一贫如洗；相反它可以报答重视它的人粟米满仓。就是这短短的两年时间，“傻瓜们”从专业的领悟到语言的驾驭能力，收获了一个又一个丰厚的回报。老师们终于明白“他们真的，真的是想为自己的国家干点事情！”
两年的最后时刻，吴希如抽出两天时间专程赶到芝加哥大学。她一个人静静地走在这所对她有着特殊意义的校园里。这里曾经留下父亲太多的足迹。当时她在拼命地深呼吸，仿佛要从这特殊的空气中尽量地吮吸父亲身上的气味。她的耳边是父亲熟悉的声音：出国学成之后一定要回到生你养你的故土！父亲的爱怜多是以中肯理性的方式表达：做学问没有任何捷径，只有吃苦。对于女性则意味着付出更多……她俯身摩挲着路径上的尘土，眼下只想告诉父亲，女儿是按照您嘱托去做的。现在是来替您看望始终没能重返的故地。
父亲是在她出国前猝然辞世的。认真地说是“将死沙场”。那时中国已经听到了科学的脚步声。吴老受国家之命，紧张地筹备全国第一届科学技术大会。然而，老人家没有等到邓小平亲自主持的大会……母亲在经历了父亲离去的巨大悲痛后，面对的是女儿行期的临近和即将被撇下的两个未成年的孩子。那是心在滴血的日子。应该说，她是在生离死别中，踏上出国求学的路。之后，她的心里对于父母亲是永远的伤痛和深深的歉疚。
往事并不如烟。直到今年吴希如前往明尼苏达，事隔２５年之后，为数不多、依然健在的华人学者圈中，隐隐传出有关吴家父女的说法。特别是与吴老见过面的老科学家们，再次看到吴希如的时候，眼神格外地不敢大意，仿佛要从这张脸上尽量找回她父亲的影子。然而，时间无情，一边已是耄耋之年，一边也已是霜雪染发。微笑中彼此会意了当年的缄口不言。这或许就是科学人的科学处世。
颁奖的那天是８月１２日。会议由明大的国际科教委员会主任亲自主持。场面带着追述和展望的气氛，隆重的程度是吴希如没有想到的。仅从２０公分见方的邀请卡上就不难看出主办人的用心。卡片的上方用中文书写：“医之艺术与科学：中西合璧。”下方是用英文记录的歌德名句：“医学和艺术属于全世界，国界的屏障是不存在的。”整个画面采用的是人类神经前体细胞的放大图片。斑斓的色彩犹如抽象派的艺术作品。更有意义的是，如此前沿的神经细胞图像，恰恰是由吴希如早年的学生胡所完成。邀请卡的全部创意传递着一个信息——生命科学的速度、精彩和蓬勃不息。
美国老师说，她是一位非常特别的“ｌａｄｙ”
吴希如的美国老师叫Ｋｅｎｎｅｔｈ Ｆ．Ｓｗａｉｍａｎ，是一位身材高大的犹太人。作为美国小儿神经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拥有让人羡慕的实验室。他的“在神经细胞原代培养中研究疾病机制”的课题，在当年是世界注目的前沿项目之一。
开始，Ｋ．Ｆ．Ｓ根本不会注意到一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中国学生。但是吴希如从一开始就被两地巨大的差异震惊了。出国前，她所在的北京大学医院，应该说从教学、科研到临床均代表着中国医学的水准。尤其在临床方面的水平绝不比美国差。然而，两厢比较，她致力的小儿神经学的基础研究还处在原始阶段，而人家已经进入到细胞的层面。前后整整相差了一个时代。
吴希如并不在意老师是否器重自己。反正她跟定了老师。从病房跟到实验室，从实验室跟到讲台……一个瘦小的身躯，手里总是抱着署名Ｋ．Ｆ．Ｓ的那本１７磅重的专著。老师最先的印象：这个中国ｌａｄｙ（女士），这么厚一本书怎么一个字一个字地做了圈点？
在一年多的临床观察后，老师同意她参与实验研究课题。就像鬼使神差，在一盘盘放着白鼠脑细胞的碟子面前，她的腿竟是挪不开步子。从碟子里，她惊奇地看到了仅仅１６天的原代鼠胚胎脑细胞标本，那是不偏不倚的大脑皮层细胞。这让她异常兴奋，胎体细胞在人工培育的碟子里足足可以存活２０多天。也就是说，整个神经发育的过程可以尽收于人的视野和掌控之中。一切听来遥遥无期的神话，居然就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这时，她已不属于自己。一个“编外人”居然比“正规军”还要起早贪黑。一连三四个月，她整个人完全长在了实验室里。科学与艺术一样，永远属于有鉴赏能力的人。难怪，从古到今会有那么多如痴如醉的人心甘情愿为之献身。
细胞的培养过程非常考究。一旦感染就会长霉，一旦长霉就意味着前功尽弃。那是Ｋ．Ｆ．Ｓ最不能原谅的。吴希如就曾经领教过老师的脾气，简直就像一头被激怒的雄狮，冲着无辜的细胞碟子气得发抖，差一点断送了所有生物粒子的性命。
事情不巧，吴正式加盟后不久，也出现了相当数量的霉变。按照偏颇的思路，Ｋ．Ｆ．Ｓ认定，如此不努力工作的绝对不会是美国人。吴希如一句话没说，她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力气，提溜着老师挨个的碟子看。她在用比他还恼怒的眼光告诉他：看清楚没有，所有长了霉的碟子恰恰都是美国学生干的。
“错”和“错怪”，对吴希如来说是否定和肯定的重要转折。老师开始把目光更多地移到这个中国学生身上。这位很诚实的师长丝毫不对自己的偏见遮遮掩掩：“吴的工作做得确实很好。”之后，他请吴为他培养了两名取得硕士学位的实验室工作人员。
事后吴希如说，“那是让我逼出来的。”她不否认自己有些过分。她说，那时我真的管不了那么多，老师情愿也好不情愿也好，反正我是一定要一个月和他碰一次头。无论是临床的病案，还是实验室的结果，到时候我统统拿到他面前，好坏要让他说个所以然。而且她承认自己不是一味顺从的那种人，免不了会对老师的结论提出质疑，甚至力陈自己的观点，直到彻底信服了为止。
随着时间的推移，笑容终于出现在Ｋ．Ｆ．Ｓ的脸上。第二年，就在这些细胞碟子的基础上，吴希如完成了一个有关″苯酮尿症″机制研究的课题。这种以呆傻、抽风为典型症状的遗传疾病在中国儿童中发病率相当高。对于这种疾病发病机理的研究在当时并不多见。之后，这篇论文在《美国神经》杂志发表。文章的署名——Ｋ．Ｆ．Ｓ和吴希如的名字之间用的是“ａｎｄ”。老师认同了彼此的并列关系。３个月之后，由于吴按时归国，这篇论文便由Ｋ．Ｆ．Ｓ在全美小儿神经大会代为宣读。
满头白发的Ｋ．Ｆ．Ｓ先生，在今年的“杰出校友”颁奖会上，特别回忆了这段经历。他说，一般的访问学者是不希望撞上我的，躲着还来不及呢。奇怪的是这个ｌａｄｙ，她不仅不躲着我，还逼着我和她讨论……哄堂大笑之中，只有吴希如的心里多少有些辛酸苦涩的味道。
“不打不相识”。因为吴希如，Ｋ．Ｆ．Ｓ目光已经从一个人的身上转而投注到对整个中国小儿神经学发展的重视。８０年代初，这位对学术非常投入的美国专家亲历北京。在吴希如所在的医院，在还没有显露“改革开放”成果的老病房里，他看到中国医生的工作状况。他简直不敢想象，自己的学生是怎么把神经细胞原代培养一丝不苟地做到了北京。
那时的北大医院儿科实验室条件很有限，吴希如的基础研究不得不借助北医大的细胞生物系现成的设施进行。之后，她便开始了从皇城根到西郊的往返颠簸。那个年代的北京城出行艰难，十几公里的路要倒两三次公共汽车。如此奔波一晃就是两年。这个倔强的ｌａｄｙ无论北风呼呼还是酷暑炎炎，日复一日，提溜着大堆的试剂，挤在拥塞得透不过气的公共汽车上。在摇摇晃晃之中，她的思维却是在神经生物学前沿的领域洒脱地驰奔。那时北京的冬天比现在要冷得多，但是，她没有了初到美国时的寒意。因为她培养的神经细胞已经成活了。
出国之前，作为临床医生，吴曾经有过一段与学院中多位生理、生化、免疫、药理等基础学科的老师们进行教学改革的蹉跎经历。把学问做到田间地头原本是政治命题。但是，两年下来，农村的科研加劳作非但没有给她留下太多的艰苦回忆，相反，站在医学发展的角度，她觉得自己有一种满载而归的感觉：临床与基础学科结合的机会是多么难得！而这种“结合”对于提高医、教、研的整体水平是何等重要！后来，看到国外的发展趋势之后，更坚定了她的看法。这时候，执意将小儿神经的实验研究推向细胞分子水平已经是无力阻挡。
１９９０年，吴希如再度应邀赴美参加ＮＩＨ的一项发育神经分子生物学的课题。回国时她用有限的工资买了大量的试剂，整整两大箱，致使北大医院小儿神经学科较早地开始分子水平研究；自１９８５年她被任命为北大医院儿科教研室主任后，在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之下，１９９１年，这所近百年的医院，建起了全新的儿科大楼并且有了自己的实验基地；１９９５年，她带着学生到美国拿到第一个美国小儿神经学会“Ｄ＇ｓｏｕｚａ”青年论文奖……
２００２年，吴希如在北京主持召开“国际与亚大小儿神经大会”。那是一次有７２个国家、１１００多人参加的国际学术盛会。那天，她把明大的老师们也请过来了。可以想见，那一刻的她该是怎样的心如潮涌。也正是这一刻，在座的美国老师们从这位非常特别的中国ｌａｄｙ身上感受到成功的慰藉。
在长达２０多年的时间里，Ｋ．Ｆ．Ｓ先生几次自费来中国。他爱屋及乌，慢慢地被这片土地吸引。他同样弯着腰在北大医院的儿科病房为孩子们看病；他跟着吴希如一起挤公共汽车；他随着儿科的医生们一同去走访典型病例……１９８９年以来，这位“退役”的学者，每年无偿地给中国境内１２个小儿神经科邮寄他主编的杂志，直至今天还在继续。让他如此心驰神往的不是一个ｌａｄｙ，而是因为一个国家的坚韧，一个民族的性情。
她自己说，“我的早晨是从中午开始的”
中国当代小儿神经学科的奠基人是左启华教授。６０年代中，左老在一片空白中着手筹建小儿神经学科。吴希如是１９５５年开始做儿科临床医生的。她与左老同在北大医院。然而因为无法记述的历史原因，人心隔绝了。直到１９７７年，两位钟情于儿科的学者仿佛殊途邂逅。她认为，当初是左老的创业艰辛和严谨求实的学术作风感动了她。之后，经左老的启发点拨，她毅然走进这个领域。那时的她已经４０多岁。
“因为小儿神经学科难”。这是今天吴希如对当年的选择做得解释。小儿“身心健康”在当时的学术界是一个崭新的概念。而“身与心”两者相比，投入的比重是显而易见的悬殊。可能正是因为人们对于孩子“心”的漠然，对于儿童神经性疾病的近乎迟钝，吴毅然改变了志向。她说，“脑科学关系到子孙后代的素质，非常重要”。这些东西注定将主宰她漫长的日后，也是她毫不吝惜地掏尽所有心血的原始动因。
１９８３年，全国小儿神经大会即将在四川自贡召开。左老是大会主席。临近会期，她的爱人被确诊为恶性肿瘤。情急之下，吴希如被左老叫到医院的病房里。当时左老的语气没有商量的余地：你必须去参加这个大会，而且去参加主持小儿癫痫分类讨论。吴希如听命前往。这是一次十分成功的会议。自此开始，我国在这个领域正式开始了与国际的接轨。
吴希如一如既往地敬重老师。“我能体谅她老的一片心血”。她说到了自己的第一篇小儿神经学论文的问世。那篇名为“小儿精神运动性癫痫５０例临床分析”的文章发表在１９８０年的《中华儿科》杂志上。当时的左老是主动把自己的名字落在吴希如的后面。为此，她感动了２０多年，并视为师道，秉承至今。她从中真正体味到什么是为科学献身。至今绝少有人知道，那５０个病例全部是左老的心血所至。从６０年代开始，老人一点一滴地收集，每一个病例都有非常详尽的卡片记录，然后毫无保留地和盘端出。吴希如说，“这就是老师。”
此时的吴希如回顾自己１８年的住院医师、１０年的主治医师这样一条蹒跚的职称晋升之路，她忽然发现，“我的早晨是从中午开始的。”
迟到的早晨同样绚丽。一路下来，吴希如的人生答卷并不夸张地表明：落霞可以不比晨曦逊色。
回国后，吴希如在儿科主任的位置上，全面实施临床、教学与科研“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发展思路。在她的身上更多地显示出第二代学科带头人国际化与时代感的崭新姿态。１９９７年后，她当选为中华儿科学会主任委员及《中华儿科杂志》总编。无论在学术圈中的影响力怎样的变化，她总是那副感恩的态度：“学科的发展得益于同事同道的协作和支持”。一直以来，她为国内友好的学术氛围庆幸和感动。
吴希如在我国儿科首先诊断并报告了“ＲＥＴＴ综合征”、“Ｌａｕｄａｕ－Ｋｌｅｆｆｎｅｒ综合征”以及“小儿线粒体脑肌病”等疾病。被称为“ＲＥＴＴ综合征”的神经性疾病，从１９８７年她发现第一例患儿开始，至今北大医院儿科已累计发现８０多例。与常规做法不同的是，她们主张对患儿长期随访，并确立了系统研究的原则。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他们进行了基因分析及机制研究。目的是从基因的突变上寻找答案。随后，“肉碱治疗法”跟进临床，目前已在试行中。
“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是发生在男孩身上的神经遗传性疾病。无法解释的是，好好的优等学生，忽然失明失聪、行动迟缓、智力丧失。这种突如其来的恶性疾病，一直是吴课题组与美国方面共同面对的研究课题。目前他们把注意力放在产前干预上，已经成功地进行了９例产前诊断。从生殖入手，以此努力杜绝遗传性疾病的蔓延。
２０００至２００３年，在多年小儿癫痫机制研究的基础上，吴希如课题组对癫痫基因研究又有新的突破。他们的“小儿失神癫痫与Ｔ型钙离子通道的关系”，在《美国神经年鉴》登载。此项成果为寻找癫痫共同的基因提供了重要线索。吴希如说，那一天，我们未必能等到。但是，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是为这个方向做准备。
１０多年来，吴希如主持或指导了近２０项国家或部级科研基金。尽管很多课题是她的点子和思路。但是，以长者的风度，她一次次悄悄淡出，然后将年轻人推到第一主持人的位置上。她深知学科需要后劲，学术的方方面面不能没有带头人。１９９９年，在她担任了１５年科主任后，她主动地把位子腾让给了３位年轻人。之后，她给自己立下规矩：只做学术上的建议，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她从１９９１年开始有资格担当博士生导师。如今，３０多个博士生、博士后在国内以外世界各地的小儿神经领域相当活跃。她尊重并认同年轻人的选择，比如在国外繁衍后代并非不爱国，也并不妨碍共同目标的实现。现代的通讯手段使师生彼此之间没有距离感。课题可以跨国界地进行。她的“小儿失神癫痫”的课题就是与美国合作进行的。近年来，她与学生们已经交织成庞大活跃的科研网络体系。
吴希如最欣慰的是“第三代已经成熟”。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旁观者忽然发现，她的心思因为过多到投入在学生们身上，恰恰冷落了自己的两个孩子。当然，人近暮年为时已晚，她知道，这种亏欠今生今世再没有机会弥补偿还。
从提供的资料看，明尼苏达的″杰出校友奖″，框定的资格条件大致有五项：一是在校期间的表现；二是所学的东西在自己国家的应用；三是大量的科研成果；四是传播知识，培养后人；五是在专业学会的领导工作中做出的成绩。如此看来，美国人的评选当属名副其实。
作者说，她“素淡、平和、朴实无华”
初见到的吴希如，素淡、平和、朴实无华。最深的印象是满头的银发。如果你认定眼前这位年长的ｌａｄｙ犹如好大一棵树，那么你能不费力气地从那些动感的发丝中感觉到一种负重的美。几乎每一根抖动的发丝如同繁茂的枝叶。而那些枝叶无一例外地与积蓄和沉淀、慷慨和奉献紧紧地相连。在大树的跟前，你会情不自禁地驻足仰视。
２００４年８月，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做了这样一件事，为外国留学生及访问学者，设立了一个“杰出校友奖”。
２５年，其间慕名到此求学的人，闪现着各种肤色，一茬接着一茬。如果将这些人按国籍排成队伍，不亚于奥林匹克的入场式。而通常，最能经得住考验的东西莫过于时间。占据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跨度不算敷衍。最终，明大的中国“杰出校友”的称号落到了她的身上。
她是吴希如。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教授。我国著名的小儿神经学专家。
历史说，她所代表的一拨人是“末代傻瓜”
吴希如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向美正式派遣的早期留学生。１９７９年１０月到１９８１年１１月间，吴用她纤巧的身躯在明大校园、那个对新中国学者一片空白的环境中，播撒下了属于“共和国”的别样气息。之后，尽管这里的老师换了一拨又一拨，但是有关她的印记却是丝毫没有风化地保留下来。
吴希如属于建国后的第二批大学生，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医疗系。出国那年她４５岁。从照片看，肩头依然甩着牛角型的辫梢。当年吴所代表的留学生们给美国校园投下太多的新奇和不解。首先是外观，衣着单调，色泽灰暗，直观的错觉，仿佛总有一股寒气包裹着他们。
更大的古怪当数不会制造笑容的面孔。这完全归功于历史的雕琢。每一张脸上留着“四清”、“社教”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底色和纹路。那时，即便是在国内，他们也归于古板一族。英语补习课上，这些超龄的学生甚至让老师不能容忍。同样是幽默的段子或是滑稽的俚语，换上应届的学生们会笑得肚子疼。可是他们，每一张脸都像是冷冰冰的铁板，搞得课堂气氛索然无味。最终老师面露愠色：“这样的学生我再也不想教了。”
那一年，著名的华人学者杨振宁教授得知吴希如即将到美，非常高兴。吴的飞机刚刚落地，他的电话便打到中国大使馆。“希如呀，已经到了华盛顿了，无论如何到我这儿停留两天。往返纽约的机票我给你出。”毕竟，大洋东西，遥遥３０多年，几乎音讯全无；毕竟她是自己的恩师、大科学家吴有训的女儿；毕竟曾经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中一起在昆明的农村中度过。那么多的童真童趣，终于等到两鬓斑白时异国相遇……但是，电话的这边，当年的吴大妹，眼下被“使命”浇铸得钢筋铁骨一般。既是“使命”必与沉重相连。于是，欢聚、倾谈、观光、浪漫……所有上天赋予人类的轻松元素在吴希如的心里统统冻结。此时，她的眼中更多的是紧张。因为凭着专业的敏感她已经意识到，即将面对的差距远比预想的差距要严酷得多。而弥合差距只有从落地的那一刻起，然后，从每一分钟里挤出缩短差距的有效分子。于是，“冷漠”代替了一切。
当时的经济状况，国家支付给他们的生活费，每月不足５００美金。这个数字在美国，意味着只能合伙挤在低廉的寓所里，并且在支付了必须的保险费之后，可供日常食用的开支所剩无几。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她没有出游过，没有离开过明尼苏达。只是随着时间的推延，慢慢地人们把办公室和实验室的钥匙陆续归集到她的口袋里。道理很简单，既然每天最先到的人是她，最后走的人也是她，甚至通宵达旦的还是她，那么钥匙对于别人便毫无意义了。尽管当地的华人教授和美国友人给予他们很多的友情和关照。但是，从当年保存的照片看，最明显的是面孔的苍白、疲惫。她说，体重在持续下降，到回国时只剩下不足８０斤。直到这次重返明大，老师们依然感慨万千：对于２５年前的、非常少的几个中国留学生，印象太深了。
“实在是奇特，一拨不会潇洒的中国人。”美国老师们总是这样说。其实，不是不会，只是这一拨人太在意“担当”。他们“傻”到就不知道把自己肩膀上的东西放一放，哪怕是几分钟也好。″两年，只有两年的时间呀″。吴希如经常这么说。实际上这就是他们挑着担子，一分钟也不敢歇脚的原因。
时间是最厉害的东西，它总是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而实际上它最在乎别人对它的态度。多少年之后，它可以还给蔑视它的人一贫如洗；相反它可以报答重视它的人粟米满仓。就是这短短的两年时间，“傻瓜们”从专业的领悟到语言的驾驭能力，收获了一个又一个丰厚的回报。老师们终于明白“他们真的，真的是想为自己的国家干点事情！”
两年的最后时刻，吴希如抽出两天时间专程赶到芝加哥大学。她一个人静静地走在这所对她有着特殊意义的校园里。这里曾经留下父亲太多的足迹。当时她在拼命地深呼吸，仿佛要从这特殊的空气中尽量地吮吸父亲身上的气味。她的耳边是父亲熟悉的声音：出国学成之后一定要回到生你养你的故土！父亲的爱怜多是以中肯理性的方式表达：做学问没有任何捷径，只有吃苦。对于女性则意味着付出更多……她俯身摩挲着路径上的尘土，眼下只想告诉父亲，女儿是按照您嘱托去做的。现在是来替您看望始终没能重返的故地。
父亲是在她出国前猝然辞世的。认真地说是“将死沙场”。那时中国已经听到了科学的脚步声。吴老受国家之命，紧张地筹备全国第一届科学技术大会。然而，老人家没有等到邓小平亲自主持的大会……母亲在经历了父亲离去的巨大悲痛后，面对的是女儿行期的临近和即将被撇下的两个未成年的孩子。那是心在滴血的日子。应该说，她是在生离死别中，踏上出国求学的路。之后，她的心里对于父母亲是永远的伤痛和深深的歉疚。
往事并不如烟。直到今年吴希如前往明尼苏达，事隔２５年之后，为数不多、依然健在的华人学者圈中，隐隐传出有关吴家父女的说法。特别是与吴老见过面的老科学家们，再次看到吴希如的时候，眼神格外地不敢大意，仿佛要从这张脸上尽量找回她父亲的影子。然而，时间无情，一边已是耄耋之年，一边也已是霜雪染发。微笑中彼此会意了当年的缄口不言。这或许就是科学人的科学处世。
颁奖的那天是８月１２日。会议由明大的国际科教委员会主任亲自主持。场面带着追述和展望的气氛，隆重的程度是吴希如没有想到的。仅从２０公分见方的邀请卡上就不难看出主办人的用心。卡片的上方用中文书写：“医之艺术与科学：中西合璧。”下方是用英文记录的歌德名句：“医学和艺术属于全世界，国界的屏障是不存在的。”整个画面采用的是人类神经前体细胞的放大图片。斑斓的色彩犹如抽象派的艺术作品。更有意义的是，如此前沿的神经细胞图像，恰恰是由吴希如早年的学生胡所完成。邀请卡的全部创意传递着一个信息——生命科学的速度、精彩和蓬勃不息。
美国老师说，她是一位非常特别的“ｌａｄｙ”
吴希如的美国老师叫Ｋｅｎｎｅｔｈ Ｆ．Ｓｗａｉｍａｎ，是一位身材高大的犹太人。作为美国小儿神经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他拥有让人羡慕的实验室。他的“在神经细胞原代培养中研究疾病机制”的课题，在当年是世界注目的前沿项目之一。
开始，Ｋ．Ｆ．Ｓ根本不会注意到一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中国学生。但是吴希如从一开始就被两地巨大的差异震惊了。出国前，她所在的北京大学医院，应该说从教学、科研到临床均代表着中国医学的水准。尤其在临床方面的水平绝不比美国差。然而，两厢比较，她致力的小儿神经学的基础研究还处在原始阶段，而人家已经进入到细胞的层面。前后整整相差了一个时代。
吴希如并不在意老师是否器重自己。反正她跟定了老师。从病房跟到实验室，从实验室跟到讲台……一个瘦小的身躯，手里总是抱着署名Ｋ．Ｆ．Ｓ的那本１７磅重的专著。老师最先的印象：这个中国ｌａｄｙ（女士），这么厚一本书怎么一个字一个字地做了圈点？
在一年多的临床观察后，老师同意她参与实验研究课题。就像鬼使神差，在一盘盘放着白鼠脑细胞的碟子面前，她的腿竟是挪不开步子。从碟子里，她惊奇地看到了仅仅１６天的原代鼠胚胎脑细胞标本，那是不偏不倚的大脑皮层细胞。这让她异常兴奋，胎体细胞在人工培育的碟子里足足可以存活２０多天。也就是说，整个神经发育的过程可以尽收于人的视野和掌控之中。一切听来遥遥无期的神话，居然就在自己的眼皮底下。这时，她已不属于自己。一个“编外人”居然比“正规军”还要起早贪黑。一连三四个月，她整个人完全长在了实验室里。科学与艺术一样，永远属于有鉴赏能力的人。难怪，从古到今会有那么多如痴如醉的人心甘情愿为之献身。
细胞的培养过程非常考究。一旦感染就会长霉，一旦长霉就意味着前功尽弃。那是Ｋ．Ｆ．Ｓ最不能原谅的。吴希如就曾经领教过老师的脾气，简直就像一头被激怒的雄狮，冲着无辜的细胞碟子气得发抖，差一点断送了所有生物粒子的性命。
事情不巧，吴正式加盟后不久，也出现了相当数量的霉变。按照偏颇的思路，Ｋ．Ｆ．Ｓ认定，如此不努力工作的绝对不会是美国人。吴希如一句话没说，她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力气，提溜着老师挨个的碟子看。她在用比他还恼怒的眼光告诉他：看清楚没有，所有长了霉的碟子恰恰都是美国学生干的。
“错”和“错怪”，对吴希如来说是否定和肯定的重要转折。老师开始把目光更多地移到这个中国学生身上。这位很诚实的师长丝毫不对自己的偏见遮遮掩掩：“吴的工作做得确实很好。”之后，他请吴为他培养了两名取得硕士学位的实验室工作人员。
事后吴希如说，“那是让我逼出来的。”她不否认自己有些过分。她说，那时我真的管不了那么多，老师情愿也好不情愿也好，反正我是一定要一个月和他碰一次头。无论是临床的病案，还是实验室的结果，到时候我统统拿到他面前，好坏要让他说个所以然。而且她承认自己不是一味顺从的那种人，免不了会对老师的结论提出质疑，甚至力陈自己的观点，直到彻底信服了为止。
随着时间的推移，笑容终于出现在Ｋ．Ｆ．Ｓ的脸上。第二年，就在这些细胞碟子的基础上，吴希如完成了一个有关″苯酮尿症″机制研究的课题。这种以呆傻、抽风为典型症状的遗传疾病在中国儿童中发病率相当高。对于这种疾病发病机理的研究在当时并不多见。之后，这篇论文在《美国神经》杂志发表。文章的署名——Ｋ．Ｆ．Ｓ和吴希如的名字之间用的是“ａｎｄ”。老师认同了彼此的并列关系。３个月之后，由于吴按时归国，这篇论文便由Ｋ．Ｆ．Ｓ在全美小儿神经大会代为宣读。
满头白发的Ｋ．Ｆ．Ｓ先生，在今年的“杰出校友”颁奖会上，特别回忆了这段经历。他说，一般的访问学者是不希望撞上我的，躲着还来不及呢。奇怪的是这个ｌａｄｙ，她不仅不躲着我，还逼着我和她讨论……哄堂大笑之中，只有吴希如的心里多少有些辛酸苦涩的味道。
“不打不相识”。因为吴希如，Ｋ．Ｆ．Ｓ目光已经从一个人的身上转而投注到对整个中国小儿神经学发展的重视。８０年代初，这位对学术非常投入的美国专家亲历北京。在吴希如所在的医院，在还没有显露“改革开放”成果的老病房里，他看到中国医生的工作状况。他简直不敢想象，自己的学生是怎么把神经细胞原代培养一丝不苟地做到了北京。
那时的北大医院儿科实验室条件很有限，吴希如的基础研究不得不借助北医大的细胞生物系现成的设施进行。之后，她便开始了从皇城根到西郊的往返颠簸。那个年代的北京城出行艰难，十几公里的路要倒两三次公共汽车。如此奔波一晃就是两年。这个倔强的ｌａｄｙ无论北风呼呼还是酷暑炎炎，日复一日，提溜着大堆的试剂，挤在拥塞得透不过气的公共汽车上。在摇摇晃晃之中，她的思维却是在神经生物学前沿的领域洒脱地驰奔。那时北京的冬天比现在要冷得多，但是，她没有了初到美国时的寒意。因为她培养的神经细胞已经成活了。
出国之前，作为临床医生，吴曾经有过一段与学院中多位生理、生化、免疫、药理等基础学科的老师们进行教学改革的蹉跎经历。把学问做到田间地头原本是政治命题。但是，两年下来，农村的科研加劳作非但没有给她留下太多的艰苦回忆，相反，站在医学发展的角度，她觉得自己有一种满载而归的感觉：临床与基础学科结合的机会是多么难得！而这种“结合”对于提高医、教、研的整体水平是何等重要！后来，看到国外的发展趋势之后，更坚定了她的看法。这时候，执意将小儿神经的实验研究推向细胞分子水平已经是无力阻挡。
１９９０年，吴希如再度应邀赴美参加ＮＩＨ的一项发育神经分子生物学的课题。回国时她用有限的工资买了大量的试剂，整整两大箱，致使北大医院小儿神经学科较早地开始分子水平研究；自１９８５年她被任命为北大医院儿科教研室主任后，在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之下，１９９１年，这所近百年的医院，建起了全新的儿科大楼并且有了自己的实验基地；１９９５年，她带着学生到美国拿到第一个美国小儿神经学会“Ｄ＇ｓｏｕｚａ”青年论文奖……
２００２年，吴希如在北京主持召开“国际与亚大小儿神经大会”。那是一次有７２个国家、１１００多人参加的国际学术盛会。那天，她把明大的老师们也请过来了。可以想见，那一刻的她该是怎样的心如潮涌。也正是这一刻，在座的美国老师们从这位非常特别的中国ｌａｄｙ身上感受到成功的慰藉。
在长达２０多年的时间里，Ｋ．Ｆ．Ｓ先生几次自费来中国。他爱屋及乌，慢慢地被这片土地吸引。他同样弯着腰在北大医院的儿科病房为孩子们看病；他跟着吴希如一起挤公共汽车；他随着儿科的医生们一同去走访典型病例……１９８９年以来，这位“退役”的学者，每年无偿地给中国境内１２个小儿神经科邮寄他主编的杂志，直至今天还在继续。让他如此心驰神往的不是一个ｌａｄｙ，而是因为一个国家的坚韧，一个民族的性情。
她自己说，“我的早晨是从中午开始的”
中国当代小儿神经学科的奠基人是左启华教授。６０年代中，左老在一片空白中着手筹建小儿神经学科。吴希如是１９５５年开始做儿科临床医生的。她与左老同在北大医院。然而因为无法记述的历史原因，人心隔绝了。直到１９７７年，两位钟情于儿科的学者仿佛殊途邂逅。她认为，当初是左老的创业艰辛和严谨求实的学术作风感动了她。之后，经左老的启发点拨，她毅然走进这个领域。那时的她已经４０多岁。
“因为小儿神经学科难”。这是今天吴希如对当年的选择做得解释。小儿“身心健康”在当时的学术界是一个崭新的概念。而“身与心”两者相比，投入的比重是显而易见的悬殊。可能正是因为人们对于孩子“心”的漠然，对于儿童神经性疾病的近乎迟钝，吴毅然改变了志向。她说，“脑科学关系到子孙后代的素质，非常重要”。这些东西注定将主宰她漫长的日后，也是她毫不吝惜地掏尽所有心血的原始动因。
１９８３年，全国小儿神经大会即将在四川自贡召开。左老是大会主席。临近会期，她的爱人被确诊为恶性肿瘤。情急之下，吴希如被左老叫到医院的病房里。当时左老的语气没有商量的余地：你必须去参加这个大会，而且去参加主持小儿癫痫分类讨论。吴希如听命前往。这是一次十分成功的会议。自此开始，我国在这个领域正式开始了与国际的接轨。
吴希如一如既往地敬重老师。“我能体谅她老的一片心血”。她说到了自己的第一篇小儿神经学论文的问世。那篇名为“小儿精神运动性癫痫５０例临床分析”的文章发表在１９８０年的《中华儿科》杂志上。当时的左老是主动把自己的名字落在吴希如的后面。为此，她感动了２０多年，并视为师道，秉承至今。她从中真正体味到什么是为科学献身。至今绝少有人知道，那５０个病例全部是左老的心血所至。从６０年代开始，老人一点一滴地收集，每一个病例都有非常详尽的卡片记录，然后毫无保留地和盘端出。吴希如说，“这就是老师。”
此时的吴希如回顾自己１８年的住院医师、１０年的主治医师这样一条蹒跚的职称晋升之路，她忽然发现，“我的早晨是从中午开始的。”
迟到的早晨同样绚丽。一路下来，吴希如的人生答卷并不夸张地表明：落霞可以不比晨曦逊色。
回国后，吴希如在儿科主任的位置上，全面实施临床、教学与科研“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发展思路。在她的身上更多地显示出第二代学科带头人国际化与时代感的崭新姿态。１９９７年后，她当选为中华儿科学会主任委员及《中华儿科杂志》总编。无论在学术圈中的影响力怎样的变化，她总是那副感恩的态度：“学科的发展得益于同事同道的协作和支持”。一直以来，她为国内友好的学术氛围庆幸和感动。
吴希如在我国儿科首先诊断并报告了“ＲＥＴＴ综合征”、“Ｌａｕｄａｕ－Ｋｌｅｆｆｎｅｒ综合征”以及“小儿线粒体脑肌病”等疾病。被称为“ＲＥＴＴ综合征”的神经性疾病，从１９８７年她发现第一例患儿开始，至今北大医院儿科已累计发现８０多例。与常规做法不同的是，她们主张对患儿长期随访，并确立了系统研究的原则。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他们进行了基因分析及机制研究。目的是从基因的突变上寻找答案。随后，“肉碱治疗法”跟进临床，目前已在试行中。
“肾上腺脑白质营养不良”是发生在男孩身上的神经遗传性疾病。无法解释的是，好好的优等学生，忽然失明失聪、行动迟缓、智力丧失。这种突如其来的恶性疾病，一直是吴课题组与美国方面共同面对的研究课题。目前他们把注意力放在产前干预上，已经成功地进行了９例产前诊断。从生殖入手，以此努力杜绝遗传性疾病的蔓延。
２０００至２００３年，在多年小儿癫痫机制研究的基础上，吴希如课题组对癫痫基因研究又有新的突破。他们的“小儿失神癫痫与Ｔ型钙离子通道的关系”，在《美国神经年鉴》登载。此项成果为寻找癫痫共同的基因提供了重要线索。吴希如说，那一天，我们未必能等到。但是，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是为这个方向做准备。
１０多年来，吴希如主持或指导了近２０项国家或部级科研基金。尽管很多课题是她的点子和思路。但是，以长者的风度，她一次次悄悄淡出，然后将年轻人推到第一主持人的位置上。她深知学科需要后劲，学术的方方面面不能没有带头人。１９９９年，在她担任了１５年科主任后，她主动地把位子腾让给了３位年轻人。之后，她给自己立下规矩：只做学术上的建议，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她从１９９１年开始有资格担当博士生导师。如今，３０多个博士生、博士后在国内以外世界各地的小儿神经领域相当活跃。她尊重并认同年轻人的选择，比如在国外繁衍后代并非不爱国，也并不妨碍共同目标的实现。现代的通讯手段使师生彼此之间没有距离感。课题可以跨国界地进行。她的“小儿失神癫痫”的课题就是与美国合作进行的。近年来，她与学生们已经交织成庞大活跃的科研网络体系。
吴希如最欣慰的是“第三代已经成熟”。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旁观者忽然发现，她的心思因为过多到投入在学生们身上，恰恰冷落了自己的两个孩子。当然，人近暮年为时已晚，她知道，这种亏欠今生今世再没有机会弥补偿还。
从提供的资料看，明尼苏达的″杰出校友奖″，框定的资格条件大致有五项：一是在校期间的表现；二是所学的东西在自己国家的应用；三是大量的科研成果；四是传播知识，培养后人；五是在专业学会的领导工作中做出的成绩。如此看来，美国人的评选当属名副其实。
作者说，她“素淡、平和、朴实无华”
初见到的吴希如，素淡、平和、朴实无华。最深的印象是满头的银发。如果你认定眼前这位年长的ｌａｄｙ犹如好大一棵树，那么你能不费力气地从那些动感的发丝中感觉到一种负重的美。几乎每一根抖动的发丝如同繁茂的枝叶。而那些枝叶无一例外地与积蓄和沉淀、慷慨和奉献紧紧地相连。在大树的跟前，你会情不自禁地驻足仰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