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比较法学者一直认为，起源于英国的私人信托（Private Trust）是普通法系与欧洲大陆法系最具标志性的差异之一。
　　在普通法系国家，信托是衡平法最重要的一项发明，数百年来，无论在民事还是在商事交易中，它一直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相反，在大陆法系国家，则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私人信托。事实上，它的基本特征与民法的基本框架是难以相容的。
　　这种巨大差别的存在自然引出一些基本问题：信托法的作用是什么？这一制度在普通法中是否发挥着重要的核心作用？是否有利于促进某些具有社会价值的交易，而如果没有信托法，这些交易的进行将很困难，或者根本无法进行？
　　或者，信托法不过是历史偶然的产物，最初是为了弥补五百多年前英国残缺不全的法律制度，而在现代英国有了合同法和代理法后已经成为多余？对大陆法国家而言，引入信托法究竟是一种有意义的改革，填补了法律体系的重大空白，还是相反，对现有法律制度的完善毫无意义？这些根本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法学家们忽视了。虽然国内、国际都有大量的信托法论著，但都是讨论信托法原理，而没有重视对信托法功能的分析。
　　今天，深入理解信托法的功能具有重大实际意义。在欧洲尤其如此。越来越多的大陆法国家已经引入与信托法类似的制度，并正在积极推动那些尚未承认信托制度的国家承认在其他国家成立的信托。导致这种趋势出现的原因有二：
　　一是欧盟正在致力于消除各成员国私法制度之间，尤其是大陆法和普通法之间的差异；
　　二是专业投资基金需要适当的法律形式。一些学者认为，信托可能成为普通法对欧洲私法的最大贡献。
　　不仅欧洲人可以从加深对信托法功能的理解中获益。在美国，学者们继续把重点放在研究信托的历史角色，即家庭内部财富转移的一种方式。然而，信托制度的这种传统角色早已微不足道。信托制度更为重要的作用表现在美国的资本市场上。养老基金、共同基金一般都是采用信托形式，它们几乎占美国股票总数的40％，公司和外国债券的30％。另一方面，资产证券化信托已经成为美国债券的主要发行者，金额超过2万亿美元。
　　准确地理解信托法的功能不仅有助于认识资本市场的核心制度，而且有助于对一般组织法功能的认识。私人信托是法律规定的一种最简单的企业组织形式，对信托的分析有助于更好的认识其它更为复杂的组织，如合伙公司以及其他新型组织，如近来出现的有限责任公司等等。
　　普通法把信托分成两大类型：私人信托和公益信托。虽然欧洲法强烈抗拒私人信托，但民法中有财团法人制度，它非常类似于公益信托。而且，有大量文献探讨了公益信托及其“近亲”——“非营利法人”，而对私人信托则很少论及。
　　普通法与民法法系在概念上和历史演进上是不同的，正是这种不同造成一方产生了信托制度，而另一方则没有。文章简要地分析了民法法系中类似信托功能的法律制度，以及信托法的一般性经济功能这一主题。这分为两部分：
　　首先，我们分析信托法对合同法和代理法有哪些补充，即，何种有用的关系需要依据信托法建立，而仅仅依靠合同法或代理法不能建立？我们认为，信托法的最重要作用是，它可以把财产分成不同的“集束”，以便分别担保给不同的债权人。利用信托法来保护信托财产免因受托人的个人债务而受到追偿，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用比较法的观点审视信托制度，这种作用表现得更加明显，并可以作为进一步分析其法律角色的有益工具。相反，普通法系广为研究的问题，即忠实义务的产生及其履行，似乎对于为什么会存在专门的信托法并不重要。
　　信托法在不同的债权人之间进行财产分割的作用与商事公司的作用基本相同。因此，要分析的第二个问题是，信托法对公司法有何补充？即，人们可以利用信托做什么，而利用公司则不能（在信托制度产生时，公司制度尚未出现）？私人信托，特别是它的现代形式，商事信托在今天已经演化成另一个问题：人们利用信托法还有哪些事情是做不到的？我们对这一问题只能提出部分答案，全面的回答需要更为深入地分析不同法律主体的作用。
　　
　　摘自中信出版社《比较》2003年第九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