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与石油、铁路、公用事业、电信等被极少数超大型国有企业垄断的行业不同，中国的工业部门其实是高度分散的。
根据经济学理论，企业之间的竞争有助于让消费者以更低的价格获得质量相同甚至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而在现实生活中，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经常无法自圆其说。也许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很可能不同意，但抛开哲学层面的辩论，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在一定的体制框架内，竞争本身有可能是低效的。这种低效不仅来自对供给过度的普遍担忧，更重要的是来自对过度分散的忧虑，因为这通常意味着资源未进行有效配置。在不完全竞争的现实世界里，受限于经济本身和其他社会因素，这样的低效无法通过市场自我调节机制自我消化。因此，我们需要通过横向或纵向的价值链整合，进行经济资源的重新配置，提升资源利用率，从而提高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
作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制造大国，中国拥有庞大的工业部门，由过度分散引起的低效几乎是常态。在大多数工业领域，很难找到来自中国的全球顶尖企业，许多传统工业领域的中国公司在价值链的底部互相厮杀，争夺本已非常微薄的利润。但与此同时，电子和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的中国公司却也在蓬勃发展，并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企业并不缺少脱颖而出的能力和潜力，所以，中国工业部门面临的尴尬处境是耐人寻味的。
中国传统工业部门发展落后已是老生常谈，其面临的困难往往与国有企业独特的体制以及随之而来的地方行政保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承认国有企业运营效率低下并不丢脸，也可以理解：鉴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商业目标经常让位于社会责任，比如在行政压力下为地方创造就业等。某些以大型国有企业为核心形成的社区中，开设有自己的医院、银行，有时甚至设有公安局和法院。企业办社会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尽管改革开放后实行了一系列变革，但这种状况至今依然存在。相应地，大型国有企业（大部分是工业企业）通常享有两项相辅相成的特权：地方政府的行政保护和金融背书，这为国有企业低效运营提供了充分的保障。由于经营目标的分化以及官僚作风的存在，大多数国有企业管理者无法将主要精力集中在运营层面的优化、技术创新和产品多元化，因为除非这些是上面下达的政治任务，否则他们不愿承担风险。因此，工业部门国企之间的同质化相当普遍。多年来，中央政府一直敦促国有企业进行整合，以提高效率，实现产业升级，这也是“十二五”规划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但实施效果却难如人意。
整合重叠的工业细分行业的任务非常棘手。显而易见，并购国有企业极具挑战性，这涉及漫长且艰苦的行政审批流程。而且，这样的兼并和收购通常要面临剥离企业的非核心资产与业务、裁员、关闭效益低下的分厂、收购之后艰难整合等艰巨的任务，而这些都不是为地方政府所喜闻乐见的。
两年前发生的昌河汽车工人罢工事件，就是中国的工业部门国企改革之难的一个很好例证。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销售国，中国虽然拥有着数个规模巨大的汽车制造企业，但整体制造技术仍然相对落后。为此，中央政府将加速行业转型升级列为促进汽车行业发展的首要任务。在政策鼓励下，中国主要的汽车制造商之一长安汽车最终完成了对昌河汽车的收购，交易双方均系国有企业。然而，收购方在完成交易之后的整合工作中却遭遇了重大挑战。长安汽车与昌河汽车拥有较为相似的面包车生产线，为此，前者试图进行相应的精简。面对收购方的精简举措，昌河汽车的工人进行了长达四天的罢工，长安汽车无奈之下只能放弃裁员计划。据有关媒体报道，地方政府的干预很可能阻碍了长安汽车在整合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并使这宗大型并购案以失败收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长安汽车本身也是国有企业整合的产物，它源自两家大型国企（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和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各自剥离的汽车业务的合并。因此，长安汽车内部也在进行漫长且艰苦的整合工作。
以上只是众多国有企业整合困境的一个缩影。尽管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文件，旨在引导国有企业进行产业优化与整合，但诸如钢铁、水泥、电解铝、汽车、化肥、纺织等亟待整合的行业取得的整合效果还不能令人满意。考虑到由政府官僚体系带来的效率问题、复杂的地方利益平衡问题以及国企经理人观念转变的问题，在政策执行见效方面还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但是我们也应当期待中央政府拿出更多的改革勇气，迫使地方政府将本该属于市场的还于市场。
除了国有企业，中国的私营部门也存在着同质化与过度分散的问题，但其面临的境况却与前者大相径庭。私营部门的发展历史较短，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才获得蓬勃发展。目前很多私营企业主并不急于寻求出售自己的企业，但他们中的许多已经临近退休，正准备让子女接管企业，但问题是“第二代”们并不都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对自己一手创办的企业满怀感情。由此，从市场趋势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察觉到，越来越多民营企业正逐渐成为可以出售的标的。此外，相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机制更为灵活，更能适应市场的现实情况，因此我们不必过于担心其因无法化解内部冗余、机构精简而导致整合失败。虽然地方政府对大型民营企业（即地方纳税大户）的过度保护仍会是一个问题，但无论如何，这与整合国有企业相比，其困难程度无疑会大大下降。
为了促进行业整合，改革政策与人力资本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例如，得益于中央政府的政策开放，中国大陆的资本市场得到了长足发展，这也为实体经济的整合提供了更多的工具与更好的平台。另一方面，过去10年乃至20年，市场培育了大量的专业人士，包括银行从业人员、会计师、律师、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从业人员等，他们将成为主要的推动者，促进交易各方更顺利地完成整合。
诚然，工业领域并不是中国唯一需要整合的行业，但鉴于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制造国亟待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因此对工业部门的整合确实迫在眉睫。中国未来几年的实体经济增长将降低对包括资本、土地与劳动力的原始资本积累的依赖程度，转而更多地依靠提高生产率来实现进一步的增长。毋庸置疑，在这个过程中，工业部门的整合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根据经济学理论，企业之间的竞争有助于让消费者以更低的价格获得质量相同甚至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而在现实生活中，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经常无法自圆其说。也许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很可能不同意，但抛开哲学层面的辩论，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在一定的体制框架内，竞争本身有可能是低效的。这种低效不仅来自对供给过度的普遍担忧，更重要的是来自对过度分散的忧虑，因为这通常意味着资源未进行有效配置。在不完全竞争的现实世界里，受限于经济本身和其他社会因素，这样的低效无法通过市场自我调节机制自我消化。因此，我们需要通过横向或纵向的价值链整合，进行经济资源的重新配置，提升资源利用率，从而提高整体经济的运行效率。
作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制造大国，中国拥有庞大的工业部门，由过度分散引起的低效几乎是常态。在大多数工业领域，很难找到来自中国的全球顶尖企业，许多传统工业领域的中国公司在价值链的底部互相厮杀，争夺本已非常微薄的利润。但与此同时，电子和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的中国公司却也在蓬勃发展，并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企业并不缺少脱颖而出的能力和潜力，所以，中国工业部门面临的尴尬处境是耐人寻味的。
中国传统工业部门发展落后已是老生常谈，其面临的困难往往与国有企业独特的体制以及随之而来的地方行政保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承认国有企业运营效率低下并不丢脸，也可以理解：鉴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商业目标经常让位于社会责任，比如在行政压力下为地方创造就业等。某些以大型国有企业为核心形成的社区中，开设有自己的医院、银行，有时甚至设有公安局和法院。企业办社会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尽管改革开放后实行了一系列变革，但这种状况至今依然存在。相应地，大型国有企业（大部分是工业企业）通常享有两项相辅相成的特权：地方政府的行政保护和金融背书，这为国有企业低效运营提供了充分的保障。由于经营目标的分化以及官僚作风的存在，大多数国有企业管理者无法将主要精力集中在运营层面的优化、技术创新和产品多元化，因为除非这些是上面下达的政治任务，否则他们不愿承担风险。因此，工业部门国企之间的同质化相当普遍。多年来，中央政府一直敦促国有企业进行整合，以提高效率，实现产业升级，这也是“十二五”规划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但实施效果却难如人意。
整合重叠的工业细分行业的任务非常棘手。显而易见，并购国有企业极具挑战性，这涉及漫长且艰苦的行政审批流程。而且，这样的兼并和收购通常要面临剥离企业的非核心资产与业务、裁员、关闭效益低下的分厂、收购之后艰难整合等艰巨的任务，而这些都不是为地方政府所喜闻乐见的。
两年前发生的昌河汽车工人罢工事件，就是中国的工业部门国企改革之难的一个很好例证。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销售国，中国虽然拥有着数个规模巨大的汽车制造企业，但整体制造技术仍然相对落后。为此，中央政府将加速行业转型升级列为促进汽车行业发展的首要任务。在政策鼓励下，中国主要的汽车制造商之一长安汽车最终完成了对昌河汽车的收购，交易双方均系国有企业。然而，收购方在完成交易之后的整合工作中却遭遇了重大挑战。长安汽车与昌河汽车拥有较为相似的面包车生产线，为此，前者试图进行相应的精简。面对收购方的精简举措，昌河汽车的工人进行了长达四天的罢工，长安汽车无奈之下只能放弃裁员计划。据有关媒体报道，地方政府的干预很可能阻碍了长安汽车在整合方面付出的巨大努力，并使这宗大型并购案以失败收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长安汽车本身也是国有企业整合的产物，它源自两家大型国企（中国南方工业集团和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各自剥离的汽车业务的合并。因此，长安汽车内部也在进行漫长且艰苦的整合工作。
以上只是众多国有企业整合困境的一个缩影。尽管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文件，旨在引导国有企业进行产业优化与整合，但诸如钢铁、水泥、电解铝、汽车、化肥、纺织等亟待整合的行业取得的整合效果还不能令人满意。考虑到由政府官僚体系带来的效率问题、复杂的地方利益平衡问题以及国企经理人观念转变的问题，在政策执行见效方面还需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但是我们也应当期待中央政府拿出更多的改革勇气，迫使地方政府将本该属于市场的还于市场。
除了国有企业，中国的私营部门也存在着同质化与过度分散的问题，但其面临的境况却与前者大相径庭。私营部门的发展历史较短，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才获得蓬勃发展。目前很多私营企业主并不急于寻求出售自己的企业，但他们中的许多已经临近退休，正准备让子女接管企业，但问题是“第二代”们并不都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对自己一手创办的企业满怀感情。由此，从市场趋势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察觉到，越来越多民营企业正逐渐成为可以出售的标的。此外，相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机制更为灵活，更能适应市场的现实情况，因此我们不必过于担心其因无法化解内部冗余、机构精简而导致整合失败。虽然地方政府对大型民营企业（即地方纳税大户）的过度保护仍会是一个问题，但无论如何，这与整合国有企业相比，其困难程度无疑会大大下降。
为了促进行业整合，改革政策与人力资本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例如，得益于中央政府的政策开放，中国大陆的资本市场得到了长足发展，这也为实体经济的整合提供了更多的工具与更好的平台。另一方面，过去10年乃至20年，市场培育了大量的专业人士，包括银行从业人员、会计师、律师、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从业人员等，他们将成为主要的推动者，促进交易各方更顺利地完成整合。
诚然，工业领域并不是中国唯一需要整合的行业，但鉴于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制造国亟待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因此对工业部门的整合确实迫在眉睫。中国未来几年的实体经济增长将降低对包括资本、土地与劳动力的原始资本积累的依赖程度，转而更多地依靠提高生产率来实现进一步的增长。毋庸置疑，在这个过程中，工业部门的整合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