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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在严格遵守原文的前提下，对《水浒传》中所谓“淫妇”——潘金莲性格的形成进行探究，考究其生活环境及周围各种人物造成的情境对她性格的影响，促使其形象立体化，超越类型化，从而达到对潘金莲的接近正确的理解。
关键词： 潘金莲 立体化性格 形成
历来，《水浒传》中的潘金莲都被定型为“淫妇”形象，以至于金圣叹在点评武松残忍杀嫂时都持赞叹口吻，但熟读作品的读者都知潘金莲曾拒做小妾，并义正词严。她之所以会发展成后来的性格，是诸多因素共同促就，我们说，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因而任何人物性格的形成都离不开一定社会环境的影响。
黑格尔曾经清楚阐释了性格与环境的辩证关系。他把社会历史环境称为“一般世界”和“情境”，并认为“一般世界情况”具体化为客观方面的“情境”（人物活动的具体环境）；“普遍力量”具体化为主观方面的“情致”，情境与情致发生矛盾冲突，激起人物的行动，从而推动人物性格的发展。
那么，我们首先看看学界给予“淫妇”的类型化界定：“《水浒传》中所谓的‘淫妇’均为漂亮女子，但若仅是一位拥有漂亮外貌却恪守妇道的贞烈女子，自然无甚情趣。如此，既漂亮又浪荡才是正统思想下的具备足够类型化的‘淫妇’特征，既可充分满足男人们的幻想，又不必承担道德上的罪恶感”①。潘金莲可以简单如此界定吗？不然，她的性格具有内在矛盾性，完全超出类型化人物性格，复杂立体，是社会现实的必然产物。
潘金莲并不像潘巧云般，本怀淫荡之心，她甚至是不识社会险恶耿直率性之辈。她之所以嫁给武大，正是因为吃了美貌及性格之亏，《水浒传》对潘金莲的描写有目共睹，她本是清河县一个大户人家的使女，“年方二十余岁，颇有些颜色”，因大户缠她而去告了主人婆，以至于大户记恨，遂倒赔些房奁，嫁予武大，这显然是有意糟蹋潘金莲。倘若潘金莲并非年轻貌美，又怎会遭大户纠缠；倘若潘金莲不是耿直率性，又怎会告知主人婆，遭到大户记恨，导致命运悲剧。试想，在宋徽宗年间，社会动荡，颓风日盛的背景下，出身低微贫寒，本为使女的潘金莲，成为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妾，亦不失为一个完美的归宿。如果她生就淫荡，则当借其如花姿色主动去“争取”上位，又何来不堪其扰，不肯依从之说。更何况，当其时如金翠莲般被养做外宅的大有人在，更有阎婆惜之类主动欲被藏娇金屋之中者。对比之下，潘金莲当下的举动可谓极具反抗意识，当是社会大加赞颂的。可见她最初的性格及行为并不是“淫妇”之范围，恰恰相反，她的行为正好是符合贞烈女子坚守贞操之属，具有巨大的矛盾性和反差性。
《水浒传》借武松眼写出了潘金莲的容貌：“眉似初春柳叶，常含着雨恨云愁；脸如三月桃花，暗藏着风情月意。纤腰袅娜，拘束的燕懒莺慵，檀口轻盈，色引得蜂狂蝶乱。玉貌妖娆花解语，芳容窈窕玉生香。”②虽然文字潜藏对潘之媚态的批判之意，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潘金莲天生丽质。更有侧面描写亦有衬托：潘金莲手拿叉竿不牢，失手滑落，不偏不倚，刚好砸在西门庆头上，却有如此一段描述：“那人立住了脚，正待要发作，回过脸来看时，是个生的妖娆的妇人，先自酥了半边，那怒气直钻到爪哇国去了，变作笑吟吟的脸儿。”③只一句对妇人的描述，从西门庆的一连串变化就知道潘金莲生得美艳。如果换作某个相貌丑陋者，以西门庆这样一个奸诈拳棒，人人都饶他几个，在清河县横行霸道的破落户财主地位，定会不依不饶，说不定衍出一段西门庆欺善之故事，绝不会就此作罢。之所以强调潘金莲的美，是为了说明既有先前正义之行为，那么生得美貌，“清河县人都来相欺”、“几个奸诈的浮浪子弟们，却来他家里薅恼”并非潘金莲乐见的事情。从某种程度上说，在一个男尊女卑的男权社会里，潘金莲是一个被调戏侮辱的良家妇女形象。
促成潘金莲性格转变的最大因素之一当是武大。武大“身不满五尺，面目生得狰狞，头脑可笑，生得短矮”，人称“三寸丁谷树皮”。这类“身材短矮，人物猥獕”“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人，加上无财无势，潘金莲怎能不心生怨言，“直恁地晦气”，当然不能满足潘金莲对婚姻的渴望。不论相貌，若武大性格刚强，勇武威猛，也不失为潘金莲一生的依靠，偏偏武大是个懦弱依本分的人，任人欺辱也不敢言怒。潘金莲说武大“人无刚骨，安身不牢，奴家平生快性，看不得这般三答不回头，四答和身转的人”。更嫌武大“不会风流”，连乡人们皆说“好一块羊肉，倒落在狗嘴里”。由此看来，二人不仅相貌不匹，连性格亦是天南地北，迥然不同，哪里还谈得上婚姻共同的基础？
武大虽然“腌臜混沌”，乡里人嫉妒眼红也好，到底武大娶了潘金莲，“在宋代他便拥有了当时的道德规范所赋予的绝对夫权，他利用道德规范实现对潘金莲的独自享和绝对控制的意识绝不亚于任何其他男人”④。武大在清河县住不牢，便搬来阳谷县，潘金莲没有 任何反对之语，此便是对绝对夫权的服从。更可笑的是，武大捉奸时为西门庆所伤，他竟利用兄弟武松的威望试图恢复对潘金莲的控制。如此纯粹以道德规范来维持的不平等不和谐的婚姻，令一个青春年少的少妇在无限压抑自己的情感中煎熬着生活，可谓是一种酷刑。对潘金莲而言，她只有遵守当时道德规范的“自由”，而并无身体性爱的自由，她们的性爱和身体是专属于男人的，这样必然是可悲并危险的。这段时期可以说是潘金莲性格转变、情感爆发前的潜藏躁动期。
武松的出现唤醒了潘金莲沉睡已久的爱情，点燃了潘金莲心中对幸福婚姻如烈火般熊熊燃烧的渴望。客观上武松充当了“诱使”潘金莲“出轨”的角色：“武松身长八尺，一貌堂堂，浑身上下有千百斤气力”。武大与武松虽是“嫡亲一母兄弟”，相较之下顿时相形见绌。与此同时，武松身上贴着高大威猛的男人标签——整个阳谷县人尽皆知的打虎英雄，“必然好气力”，引发众人包括潘金莲的爱慕之心，由此生出“淫妇”的“勾引”和撩拨之事。需要指出的是，潘金莲这样一位命运悲惨地位低下的宋代妇女，渴望激情又不可得，产生爱情冲动追求生理和情感的正常需要，在女权低下的封建社会，往往被视为不守妇道而定义为淫妇，这是时代束缚女性的道德桎梏。作品亦是站在卫道士的角度，才有了武松佛性般心性拒斥潘金莲，以高度的自觉性主动承担了维护道德正义的“崇高使命”这一细节。 潘金莲将满腔的热情和希望投注在武松身上，不想受挫，竟通红了脸，为保名节也在武大前“先告状”并“反咬一口”。我们具体分析潘金莲的心理及举动，可知即便是此时，潘金莲也不过是压抑许久的情感冲动，恼羞成怒之下告状武松将之赶走，便生生断了心中念想。武松走后，潘金莲只是与武大闹过几场，“自此，这妇人约莫到武大归时，也自去收了帘子，关上大门”。若无西门庆，此事到此也算是告一段落，再没有春心荡漾。应该说潘金莲敢于追求性自由并大胆冲击传统，与她的出身环境密切相关。潘金莲出身贫穷，在男性社会的侮辱与糟蹋下生活，没有受到三从四德的封建正统思想的熏陶，就没有了行动上的束缚与限制。因此产生对激情的渴望就不顾一切去追求，将封建道德踩在脚下。可见，这“淫妇”性格与环境不无重要联系。
西门庆的有心引诱是潘金莲跨出苑囿的关键。西门庆第一眼见到潘金莲，“那一双眼都只在这妇人身上，临动身也回了七八遍头”，此时便有心，只无处下手。便自此之后，常常在王婆茶坊及武大门前踅来踅去，处心积虑收买王婆，意欲引诱潘金莲，纯粹是为了满足生理上的需求，对潘金莲并无感情可言。西门庆对女性抱着玩弄的态度，在潘金莲渴望爱情的眼中，西门庆是潘安貌，钱财多又懂风情，她“见了这表人物，心中倒有五七分意了”。对于本就情感苏醒的潘金莲来说，如何不作成丑事？潘金莲与西门庆的纠缠，既有被动的牵扯，又有主动的纵跃，这被动占主导，而主动则源于她对爱情绝望的抗争。
与其说潘金莲二人偷情，不如说王婆以高超绝伦的本领导演了一场戏。在整件事情中，她都是主导人物。王婆充当了“皮条客”，这种职业简直就是“全能”：做媒、做牙婆、抱腰、收小的、说风情、做马泊六，无一不精。对于西门庆，王婆旁若无人，嬉笑自如，妙趣横生，有嘲弄讥讽、戏谑撩拨，拿捏得恰到好处。西门庆只能俯首帖耳，被王婆弄于股掌之间。对于潘金莲，王婆步步为营、层层引诱，头头是道、详尽周全，看似重复又不重复。王婆的分析，足见其思考之缜密，无一丝疏忽，“十分光”的重复一再说明事实的发展正如王婆所料，真乃神人。有这样的“王干娘”在身边，本就渴望爱情的潘金莲，怎会不与西门庆一拍即合？
众乡邻选择性的沉默在无形中增加了潘金莲的胆量。“他们是一群奇怪的沉默者，一边似期望世界宁静，一边又千方百计寻找不安静的因子，一方面追求安详的生活，另一方面又需要寻找有惊无险的刺激。几乎所有奸夫淫妇的故事都由这群沉默者口中产生，他们永远比当事人更早知道详情”⑤，沉默是他们一贯的作风，心知肚明却从不当面指责，也不慷慨激昂，此时的沉默相当于无声的纵容，潘金莲就更加肆无忌惮。一旦他们不再沉默，产生的巨大的舆论力量就足以摧毁一切。
以上种种因素，便构成了潘金莲性格的转变。《水浒传》故事虽然发生在宋代，而其所反映却是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是一个颓风日盛的时代，官吏及上层市民贪图享乐，追求淫欲，更有甚者精于此道的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投机钻营者因此而窃居高位。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经谈及“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于是颓风渐及士流，都御史盛端明布政使参议顾可学皆以进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致大位。瞬息显荣，世俗所企羡，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风气既变，并及文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笫之事也”⑥。这种糜淫的社会风气必然影响生活在其中的人。人是逃脱不了环境支配的，腐败的社会必然产生罪恶的人物。那种充满淫欲的男性社会把潘金莲由一个天真的少女变成了一个不知廉耻的荡妇。
我们说环境对潘金莲淫妇形象的形成有很大影响，想说明作家在塑造这个形象时并非凭空捏造，而是根据环境塑造人物性格的。本文对人物和环境的相互关系做了探讨，希望能让更多人正确理解潘金莲超越类型化的人物性格特点有所裨益。
注释：
①④⑤张家国，在“淫妇”的周围——以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的被杀事件为背景的文本解读[J].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报，2006年12月，第23卷第4期.
②③施耐庵.水浒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5，4：206—213.
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4：117.
参考文献：
[1]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7.
[2]施耐庵.水浒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5，4.
[3]金圣叹，张恨水，等.水浒传的政治与谋略[M].湖南：三环出版社，1992，5.
[4]吴世余.《水浒》艺术探微[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10.
[5]佘大平.草莽英雄的悲壮人生——《水浒传》[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6.
[6]吴寿林，曹柏荣.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论环境对潘金莲和王熙凤妒妇、市侩性格形成的影响[J].上海海运学院学报，1995年6月，第16卷.
关键词： 潘金莲 立体化性格 形成
历来，《水浒传》中的潘金莲都被定型为“淫妇”形象，以至于金圣叹在点评武松残忍杀嫂时都持赞叹口吻，但熟读作品的读者都知潘金莲曾拒做小妾，并义正词严。她之所以会发展成后来的性格，是诸多因素共同促就，我们说，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因而任何人物性格的形成都离不开一定社会环境的影响。
黑格尔曾经清楚阐释了性格与环境的辩证关系。他把社会历史环境称为“一般世界”和“情境”，并认为“一般世界情况”具体化为客观方面的“情境”（人物活动的具体环境）；“普遍力量”具体化为主观方面的“情致”，情境与情致发生矛盾冲突，激起人物的行动，从而推动人物性格的发展。
那么，我们首先看看学界给予“淫妇”的类型化界定：“《水浒传》中所谓的‘淫妇’均为漂亮女子，但若仅是一位拥有漂亮外貌却恪守妇道的贞烈女子，自然无甚情趣。如此，既漂亮又浪荡才是正统思想下的具备足够类型化的‘淫妇’特征，既可充分满足男人们的幻想，又不必承担道德上的罪恶感”①。潘金莲可以简单如此界定吗？不然，她的性格具有内在矛盾性，完全超出类型化人物性格，复杂立体，是社会现实的必然产物。
潘金莲并不像潘巧云般，本怀淫荡之心，她甚至是不识社会险恶耿直率性之辈。她之所以嫁给武大，正是因为吃了美貌及性格之亏，《水浒传》对潘金莲的描写有目共睹，她本是清河县一个大户人家的使女，“年方二十余岁，颇有些颜色”，因大户缠她而去告了主人婆，以至于大户记恨，遂倒赔些房奁，嫁予武大，这显然是有意糟蹋潘金莲。倘若潘金莲并非年轻貌美，又怎会遭大户纠缠；倘若潘金莲不是耿直率性，又怎会告知主人婆，遭到大户记恨，导致命运悲剧。试想，在宋徽宗年间，社会动荡，颓风日盛的背景下，出身低微贫寒，本为使女的潘金莲，成为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妾，亦不失为一个完美的归宿。如果她生就淫荡，则当借其如花姿色主动去“争取”上位，又何来不堪其扰，不肯依从之说。更何况，当其时如金翠莲般被养做外宅的大有人在，更有阎婆惜之类主动欲被藏娇金屋之中者。对比之下，潘金莲当下的举动可谓极具反抗意识，当是社会大加赞颂的。可见她最初的性格及行为并不是“淫妇”之范围，恰恰相反，她的行为正好是符合贞烈女子坚守贞操之属，具有巨大的矛盾性和反差性。
《水浒传》借武松眼写出了潘金莲的容貌：“眉似初春柳叶，常含着雨恨云愁；脸如三月桃花，暗藏着风情月意。纤腰袅娜，拘束的燕懒莺慵，檀口轻盈，色引得蜂狂蝶乱。玉貌妖娆花解语，芳容窈窕玉生香。”②虽然文字潜藏对潘之媚态的批判之意，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潘金莲天生丽质。更有侧面描写亦有衬托：潘金莲手拿叉竿不牢，失手滑落，不偏不倚，刚好砸在西门庆头上，却有如此一段描述：“那人立住了脚，正待要发作，回过脸来看时，是个生的妖娆的妇人，先自酥了半边，那怒气直钻到爪哇国去了，变作笑吟吟的脸儿。”③只一句对妇人的描述，从西门庆的一连串变化就知道潘金莲生得美艳。如果换作某个相貌丑陋者，以西门庆这样一个奸诈拳棒，人人都饶他几个，在清河县横行霸道的破落户财主地位，定会不依不饶，说不定衍出一段西门庆欺善之故事，绝不会就此作罢。之所以强调潘金莲的美，是为了说明既有先前正义之行为，那么生得美貌，“清河县人都来相欺”、“几个奸诈的浮浪子弟们，却来他家里薅恼”并非潘金莲乐见的事情。从某种程度上说，在一个男尊女卑的男权社会里，潘金莲是一个被调戏侮辱的良家妇女形象。
促成潘金莲性格转变的最大因素之一当是武大。武大“身不满五尺，面目生得狰狞，头脑可笑，生得短矮”，人称“三寸丁谷树皮”。这类“身材短矮，人物猥獕”“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人，加上无财无势，潘金莲怎能不心生怨言，“直恁地晦气”，当然不能满足潘金莲对婚姻的渴望。不论相貌，若武大性格刚强，勇武威猛，也不失为潘金莲一生的依靠，偏偏武大是个懦弱依本分的人，任人欺辱也不敢言怒。潘金莲说武大“人无刚骨，安身不牢，奴家平生快性，看不得这般三答不回头，四答和身转的人”。更嫌武大“不会风流”，连乡人们皆说“好一块羊肉，倒落在狗嘴里”。由此看来，二人不仅相貌不匹，连性格亦是天南地北，迥然不同，哪里还谈得上婚姻共同的基础？
武大虽然“腌臜混沌”，乡里人嫉妒眼红也好，到底武大娶了潘金莲，“在宋代他便拥有了当时的道德规范所赋予的绝对夫权，他利用道德规范实现对潘金莲的独自享和绝对控制的意识绝不亚于任何其他男人”④。武大在清河县住不牢，便搬来阳谷县，潘金莲没有 任何反对之语，此便是对绝对夫权的服从。更可笑的是，武大捉奸时为西门庆所伤，他竟利用兄弟武松的威望试图恢复对潘金莲的控制。如此纯粹以道德规范来维持的不平等不和谐的婚姻，令一个青春年少的少妇在无限压抑自己的情感中煎熬着生活，可谓是一种酷刑。对潘金莲而言，她只有遵守当时道德规范的“自由”，而并无身体性爱的自由，她们的性爱和身体是专属于男人的，这样必然是可悲并危险的。这段时期可以说是潘金莲性格转变、情感爆发前的潜藏躁动期。
武松的出现唤醒了潘金莲沉睡已久的爱情，点燃了潘金莲心中对幸福婚姻如烈火般熊熊燃烧的渴望。客观上武松充当了“诱使”潘金莲“出轨”的角色：“武松身长八尺，一貌堂堂，浑身上下有千百斤气力”。武大与武松虽是“嫡亲一母兄弟”，相较之下顿时相形见绌。与此同时，武松身上贴着高大威猛的男人标签——整个阳谷县人尽皆知的打虎英雄，“必然好气力”，引发众人包括潘金莲的爱慕之心，由此生出“淫妇”的“勾引”和撩拨之事。需要指出的是，潘金莲这样一位命运悲惨地位低下的宋代妇女，渴望激情又不可得，产生爱情冲动追求生理和情感的正常需要，在女权低下的封建社会，往往被视为不守妇道而定义为淫妇，这是时代束缚女性的道德桎梏。作品亦是站在卫道士的角度，才有了武松佛性般心性拒斥潘金莲，以高度的自觉性主动承担了维护道德正义的“崇高使命”这一细节。 潘金莲将满腔的热情和希望投注在武松身上，不想受挫，竟通红了脸，为保名节也在武大前“先告状”并“反咬一口”。我们具体分析潘金莲的心理及举动，可知即便是此时，潘金莲也不过是压抑许久的情感冲动，恼羞成怒之下告状武松将之赶走，便生生断了心中念想。武松走后，潘金莲只是与武大闹过几场，“自此，这妇人约莫到武大归时，也自去收了帘子，关上大门”。若无西门庆，此事到此也算是告一段落，再没有春心荡漾。应该说潘金莲敢于追求性自由并大胆冲击传统，与她的出身环境密切相关。潘金莲出身贫穷，在男性社会的侮辱与糟蹋下生活，没有受到三从四德的封建正统思想的熏陶，就没有了行动上的束缚与限制。因此产生对激情的渴望就不顾一切去追求，将封建道德踩在脚下。可见，这“淫妇”性格与环境不无重要联系。
西门庆的有心引诱是潘金莲跨出苑囿的关键。西门庆第一眼见到潘金莲，“那一双眼都只在这妇人身上，临动身也回了七八遍头”，此时便有心，只无处下手。便自此之后，常常在王婆茶坊及武大门前踅来踅去，处心积虑收买王婆，意欲引诱潘金莲，纯粹是为了满足生理上的需求，对潘金莲并无感情可言。西门庆对女性抱着玩弄的态度，在潘金莲渴望爱情的眼中，西门庆是潘安貌，钱财多又懂风情，她“见了这表人物，心中倒有五七分意了”。对于本就情感苏醒的潘金莲来说，如何不作成丑事？潘金莲与西门庆的纠缠，既有被动的牵扯，又有主动的纵跃，这被动占主导，而主动则源于她对爱情绝望的抗争。
与其说潘金莲二人偷情，不如说王婆以高超绝伦的本领导演了一场戏。在整件事情中，她都是主导人物。王婆充当了“皮条客”，这种职业简直就是“全能”：做媒、做牙婆、抱腰、收小的、说风情、做马泊六，无一不精。对于西门庆，王婆旁若无人，嬉笑自如，妙趣横生，有嘲弄讥讽、戏谑撩拨，拿捏得恰到好处。西门庆只能俯首帖耳，被王婆弄于股掌之间。对于潘金莲，王婆步步为营、层层引诱，头头是道、详尽周全，看似重复又不重复。王婆的分析，足见其思考之缜密，无一丝疏忽，“十分光”的重复一再说明事实的发展正如王婆所料，真乃神人。有这样的“王干娘”在身边，本就渴望爱情的潘金莲，怎会不与西门庆一拍即合？
众乡邻选择性的沉默在无形中增加了潘金莲的胆量。“他们是一群奇怪的沉默者，一边似期望世界宁静，一边又千方百计寻找不安静的因子，一方面追求安详的生活，另一方面又需要寻找有惊无险的刺激。几乎所有奸夫淫妇的故事都由这群沉默者口中产生，他们永远比当事人更早知道详情”⑤，沉默是他们一贯的作风，心知肚明却从不当面指责，也不慷慨激昂，此时的沉默相当于无声的纵容，潘金莲就更加肆无忌惮。一旦他们不再沉默，产生的巨大的舆论力量就足以摧毁一切。
以上种种因素，便构成了潘金莲性格的转变。《水浒传》故事虽然发生在宋代，而其所反映却是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是一个颓风日盛的时代，官吏及上层市民贪图享乐，追求淫欲，更有甚者精于此道的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投机钻营者因此而窃居高位。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经谈及“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于是颓风渐及士流，都御史盛端明布政使参议顾可学皆以进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致大位。瞬息显荣，世俗所企羡，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风气既变，并及文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笫之事也”⑥。这种糜淫的社会风气必然影响生活在其中的人。人是逃脱不了环境支配的，腐败的社会必然产生罪恶的人物。那种充满淫欲的男性社会把潘金莲由一个天真的少女变成了一个不知廉耻的荡妇。
我们说环境对潘金莲淫妇形象的形成有很大影响，想说明作家在塑造这个形象时并非凭空捏造，而是根据环境塑造人物性格的。本文对人物和环境的相互关系做了探讨，希望能让更多人正确理解潘金莲超越类型化的人物性格特点有所裨益。
注释：
①④⑤张家国，在“淫妇”的周围——以潘金莲，阎婆惜，潘巧云的被杀事件为背景的文本解读[J].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报，2006年12月，第23卷第4期.
②③施耐庵.水浒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5，4：206—213.
⑥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4：117.
参考文献：
[1]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7.
[2]施耐庵.水浒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5，4.
[3]金圣叹，张恨水，等.水浒传的政治与谋略[M].湖南：三环出版社，1992，5.
[4]吴世余.《水浒》艺术探微[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10.
[5]佘大平.草莽英雄的悲壮人生——《水浒传》[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6.
[6]吴寿林，曹柏荣.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论环境对潘金莲和王熙凤妒妇、市侩性格形成的影响[J].上海海运学院学报，1995年6月，第16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