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操场溜出来的时候，他们在排队：先是立正，立正之后稍息，稍息之后又立正。向前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左转，向右转。有时候老师心血来潮，就把排队的人分成A、B两部分，一部分向左转，一部分向右转。叫一声向左向右转，A和B就背靠背各朝一方。接下来，连着两次，A和B又从不同的方向转到一起。还有向后转，转一下背过去，转两下又回过来，跟没转一样。原地踏步，左脚踏在一字上，右脚踏在二字上，从一走到二，从二走到一，有时也会让你从一走到四，从四那儿再折回来。
我是在他们齐声喊“一二三四”的时候开溜的。上厕所总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哪怕是政治课，是晚总结。通往厕所的路就像一个人字，一撇撇向男厕所，一捺通往女厕所。这一切都是规定好了的，男的写一撇，女的写那一捺，连校长连刘老师也不例外。牛阶级为了把一捺拿过来把一撇换过去，像老师批改作业一样，把男字打上一个×，换上女字。老师说这是流氓。那时候我还是个好孩子，是班干部，其实，我也想把那边的女字换成男字。换成男字就可以去那边看看，哪怕看一眼都是好的。
我顺着人字往前走的时候，刘老师正从一捺那儿走过来。假如还有第二个人，我就不用单打单直直地撞上她。我又不能像只老鼠那样到了这里又缩回去，我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野牛遇上狮子，大概就是这样。牛头上有两只角，难怪黄帅说要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刘老师走到跟一撇会合的地方，就站住了。我一下就把角和刺忘了，像往常一样叫了一声“刘老师”，甚至还讨好地笑了笑。仿佛她还会像过去一样给我一個笑脸，说句什么。她说：
“还没下课，怎么就跑出来了？”
“我……”我马上明白了，我不再是好学生，不再是班干部，我改用一个坏孩子应有的腔调，“尿胀！”
“这孩子，怎么变成这样！”她侧身朝着那一撇说。
我又悔又恨——动不动讨好的笑容就往脸上爬，脊椎骨就往下弯！电影里的叛徒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么容易就叛变了，叛的还是他自己。没有谁会把自己拉去枪毙，去服苦役，我能够做的，就是把身上那点水狠狠摔到便池里。
事情是从一把锁开始的，要怪只能怪那把锁。
阿珍姐和昭大哥去走亲戚，门上挂着一把锁。我走过去，锁说：“家里没人，家里没人！”我走过来，锁说：“来呀，怎么不来呀？”爷爷的床底下有一把锤子，我很想一锤把它捶了。可是锁它代表阿珍姐代表昭大哥代表好多东西。锤子它不能代表爷爷，它也不敢代表我。能够动那把锁的只有钥匙。可是假如它因此就以为，没有钥匙我就拿它没办法，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我顺着屋阶下的排水沟绕到后面，那里有一扇门，门旁边有一扇窗。门从里面上了闩。我要做的是从窗户的栅栏里伸过手去，伸向里面的闩。手摸到了门框，中指甚至感觉到门闩就在近前，可是够不着。胳膊被窗栏勒痛，手指累得发酸，还是不行。后山的竹林里哗的一声响，手像触了电一样弹了回来。一只野雉格格叫着飞走了，狗只能朝天吠上几声。狗日的，把老子吓成一只野雉样。
我想，我得有一根棍子。犁田一根棍子，隔着犁耙就能够到牛屁股。教书一根棍子，不费力就可以伸到黑板上头。朱瞎子一根棍子，直着腰也能摸到路。阶级儿子有一根棍子，就可以把尿抛得老远。
整个竹林全是站立的棍子。要找到一根，先得找到刀。我不敢找奶奶要刀，在茅厕里摸了一把锄头。锄头力更大，下手比刀狠。一竿往上生长的竹子顷刻丢头去尾，把一段身子给了我。
棍子很容易就到了门闩那里。可是我的想法不能很好地送到棍子那头，那边的情形也难得传回来。手指比棍子强，可它到不了那里。棍子到得了，却不知道到达的是什么。眼睛没法弯进去，它只是在那儿瞎动。有一次似乎触到什么，可是一晃而过。回头再找，抵住的东西一动不动。我有些泄气：这里头哪一间屋子没有去过？无非是床呀衣柜呀，厨屋里有灶和碗柜，猪舍有茅坑，不止一次打机枪似的往里头射尿。收回棍子时，我想到那边那把锁。它该笑了：怎么，不行吧！
靠窗的桌子上躺着一面巴掌大的镜子，斜斜缺了一角，四个角因此成了五个。棍子从旁边伸过去的时候，它一直仰面朝天。拿起镜子，我眼前一亮。镜子斜斜地把目光送进去，一下就看到了门闩。眼睛跟手不在同一个方向上，让人不大习惯。棍子像是喝醉了，弯弯曲曲到了门闩上。我屏住呼吸，在镜子里拨动门闩——棍子那头一动，门呀的一声开了，很惊讶的样子。门开了一条缝，一推就可以进去。回过头来把门关上，插上门闩——现在它成了我的门闩。厨屋那边还有一扇门朝向前面的地坪，门外面的锁，它只听钥匙的。一个没有钥匙的人从后门进来了，它生气了：门扣一动，锁响了一下，一阵风从门缝灌进来。我用膝盖顶住门，把门闩上。锁在外面挣扎了一下，作废了。世界被关在门外，门内现在是我的。
就像孙悟空闯进王母娘娘的天宫，就像游击队摸进敌人的大本营，什么班主任什么路队长统统没有了，你一下走进连环画，走进电影里，走进某个神奇的故事中。竹棍被我骑成马。骑了一阵，它又成了摩托，成了装甲车。等到我把它从胯下抽出来，它又成了机枪。就像我父亲，在厂里他是工人，站到我面前他是爸爸，一转身看到爷爷奶奶，他又成了儿子。只要你愿意，一根竹棍也可以变出很多东西。
墙上挂着一顶发黑的草帽，一件旧得发白的黑罩衣从草帽底下披挂下来。它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趁我不注意，它动了动。我一转过来，它又不动了。我提高了警惕：窗框上一根系在钉子上的烂布条斜斜伸起，罩衣趁机在草帽底下动了动。被我逮住的还有蚊帐。它们密谋造反，妄想恢复它们失去的天堂。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机关枪来了，横扫敌军如卷席，顺带还把后面的山和竹林子削去一大半。
接下来就可以踱来踱去，当斯大林当朱可夫当叶挺了。考虑到叶挺死得早，朱可夫上头还有一个斯大林，干脆当斯大林得了。要当斯大林，得有胡子、烟斗和地图。有了这三样东西，就可以踱来踱去，就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胡子的事情好办，到锅底下摸一把烟炱，往鼻子下一抹，斯大林的胡子就越过西伯利亚来到我这里。地图那玩意，我画过，弟弟画过，都留在家里的床单上。昭大哥画过吗？阿珍姐画过吗？昭大哥的地图应该是一个雄斑鸠。阿珍姐呢，大概是一只蝴蝶。风鼓动蚊帐，就像蝴蝶在扇动翅膀。雄斑鸠就不要了，蝴蝶的两扇翅膀，就像张开的西伯利亚。西伯利亚足够大，可以放开马蹄和车轮奔驰。我手里的棒棒，当过机关枪当过迫击炮，比阶级儿子长，比校长的长，比昭大哥长。地图上的大好河山，它都够得着。胡子有了，地图有了，离斯大林只差一棵烟了。不是两根手指一伸做成抽烟的样子，也不是掐一段芦苇棒当成烟。我用一块报纸裹了一些干红薯叶。红薯叶不太肯往下燃，又从垫被上扯了一些棉絮加进去。烟一燃起来，所有事情就全是真的啦！ 斯大林抽烟，铁托元帅抽烟，丘吉尔抽烟。蒋介石不抽烟，抽烟的把不抽烟的打败了。想来秦皇汉武、成吉思汗都抽烟，要不怎么叫狼烟四起，烽烟滚滚？斯大林吐出一口烟，西伯利亚那一大片就万马奔腾，风尘滚滚。再吐一口烟，万炮齐发，一片火海，一片浓烟。斯大林吞云吐雾。希特勒灰飞烟灭，连他的胡子也救不了他。点上一根烟，烟从胡子那儿升上去，就成了天上的云。抽烟的人就像住在天上。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只顾自己上天，不让我们抽烟？年岁是他们唯一的理由。就是說，抽烟先得装上胡子。
阿珍姐的衣服在装镜子的那扇柜门后边。柜门打开，一柜子衣服带着一个漂亮女人的气息，还有阳光晒过的味道，扑面而来。这时候你还能怎样呢？无论你是斯大林还是希特勒，只有把马和地图放下，把战争放下，胡子和烟斗也得放到一边。就像搂爹说的，蛾子扑向灯火的时候，不会去问灯盏端在谁手上。屋漏水落到谁家的时候，不会去管门是不是上着锁。
柜边放着一把梳子。梳子顺着阿珍姐的发辫往下梳，就想起写文章引用了一条语录一句诗词或是报纸上一段话，文章就可以一口气往下写。一件上衣就像一篇文章的中间部分。中间部分也就是主体部分，文章的中心就在这里。有些文章的中心藏得深，就像厚厚的冬装。还是夏装好，中心突出，主题鲜明。阿珍姐在插秧，两样东西垂在那里，兜住它的就是一层布。阿珍姐在走路，胸衣里像有两只兔子在蹿，蹿啊蹿……江夫子说，分析文章就是抽丝剥茧，把文章的中心找出来。两只兔子到他那里，可不可以打上80分？一条裤子，摊开来就像一个印刷体的八字，长裤子大八，短裤子小八。那时候我还太年轻，以为一条裤子就是一篇文章的结尾，结尾就只是结尾。那时候不知道，文章分段完全可以是另一种分法。
从斯大林到阿珍姐的花短裤，所有这一切，被一声咳嗽一扫而光。随着一声咳嗽，一条人影从窗外劈面打来。建大伯从山背后收工回来，咳嗽一声，从窗户外面走过。所有的电影和连环画一下收场了，一切又回到原来的样子，床是床，蚊帐是蚊帐，衣柜是木头做的。那些衣服裤子一阵风跑回柜子里。
就这样把一世界的事情丢下，空着手回去？竹棍本来就是我的，除了它还带上点什么？房子我带不了，衣柜也带不了。一柜子衣服，我一件也带不了。它们都有些烫手。老铁匠的手不怕火，他的手上有一层厚茧。我选择梳子。提纲挈领，抓住它，下面的东西也就跟着来了。
我走出去，又走回来，走到厨房里。咔嚓一声拔下门闩，门扣在外面一声欢呼，锁也跟着活过来。魔法消失，房屋又成了昭大哥和阿珍姐的。奶奶在门外地坪里叫我回去吃饭。出门的时候，我把梳子留下，换成那面镜子。梳子她只有一把，镜子衣柜上还嵌了一面。原来四只角的镜子，打掉一只，反倒多了一只角。这有些像魔法。一屋子的魔法只剩下这面镜子：从门闩启动，到烟和胡子出场，再到一柜子的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全都在镜子里！棍子拨开的门闩，就像阉掉的驴子没法复原。门裂着一条缝，赌气似的。我弄了一截芦苇，压进门与门框之间。门不再动弹，阿珍姐的房子，只好这样交还她了。
镜子装在衣兜里。衣兜很快活，走动时，它跟着步子一起跳。奶奶在前面叫，我从后面回到了家。我从屋后的排水沟进到茅厕里，猪已经吃过午餐，懒洋洋地哼了哼。猪圈旁边有一堆草木灰，等着拌上猪粪之后撒到田里去。我摸出镜子。刀一般锋利的镜子，一头插进灰堆中，一点痕迹也没有。
镜子是个好东西，每个人都可以在里面找到他自己，也可以把心里的一些东西交给它，镜子好像比它自己大很多，没有一条边线能够管住它，再大的东西都可以往镜子里装。把阳光交给镜子，镜子不会贪污，不会浪费。把镜子悬在头顶，地面上的事物，就会在天顶上长起来。把镜子搁在地上，它会躺成池塘，在自己的里面养一块天空，还有云和几颗星星。就是这样一面镜子，我把一世界的东西交给它，它却只能埋在灰中，跟一头猪做伴。
现在我已经知道夜里跟白天不一样。埋在灰堆中的镜子，好像打夜班的人种下的梦。灰堆一到夜里就像是掺了水。镜子总是很容易蹚过墙壁，来到床上。我等着，先是等到弟弟熟睡的呼吸声从床那头传来，接着又等到爷爷奶奶的鼾声古藤似的从另一间屋子里爬过来。我尽量把声音压低，通往厕所的门还是吱吱呀呀响起。我甚至听到爷爷还是奶奶翻了一下身，一根藤好像断了——还好，它似断而连，过了那一段，又一路蓬长起来。猪在黑暗中哼了两声。我装模作样撒了一把尿。满世界都在倾听一条水跌进茅坑的声音。一股人畜粪便混杂的气味带着熟悉的暖意，在夜气中升起。
我看不到灰堆，可它是比夜色实在的东西，一伸手就可以摸到。手扎进去，摸出来是一块响亮的东西。夜在上面泛动它的幽暗。给它一点点光亮，白天就会在上面活转过来。
我摸着它的平滑与光亮。在打缺的地方，摸到它的锋利，就像爷爷在摸一把磨过的镰刀。一块镜子的锋利，我用它收割什么呢？要割就把这个世界割下一块，归我一个人所有。要割就把阿珍姐的房子割下来，没有老师，没有班干部，没有教室和操场，当然也没有昭大哥……
鬼使神差，我打开了通往外面的门，好像真的要去割那间房子。好像阿珍姐也像稻子麦子一样，是可以收割的东西。夜间的风被后山的竹林子举在那里，一会儿一大片，一会儿一小股。有一些会从那里溜下来，刚才还在你的衣服上，一下又到了盖着蓍茅和稻草的屋顶上。风好像是活的，一些东西也跟着在黑暗中活过来。一些落叶草屑先是跟着我蹑行，又突然一阵跑散。一块砖头，几只老鼠，一只惊飞的夜鸟，随时会从暗处蹦出来。你的那颗心又正好系在那些东西上。
黑洞洞的窗户朝向黑沉沉的后山。风引带着一竹林子的黑影在摇在动。窗子底下，我试图蹲得像一尊石头。可石头它没有心跳，它不会呼吸。心一跳，呼吸也就来得响亮。我怕这响亮把窗子里面的晦暗惊动。好像是阿珍姐的声音：“门明明闩着的，会是谁呢？”昭大哥的声音像锤子：“谁等我逮着了，一坨捶破他的脑壳！”我摸了摸脑壳，真想对里面说一声：“不要怀疑我，我是班干部！要怀疑就怀疑阶级儿子，怀疑山麻雀也行。” 里头一阵动，就像一件重物压在另一件东西上，从重物底下传来的声音，像是极难受，又像是极痛快……
我落荒而逃。里头正忙着自己的声音，也顾不上外头的声音。茅厕门一阵吱吱呀呀，仿佛要把刚才没说完的东西说完，甚至还想问一句去了哪里。我给了它一脚。爷爷的声音从夜深处传来：“谁？”我说：“我，屙尿呢！”手伸进松软的草木灰中，我把镜子掏了出来。那地方现在不再住着故事和梦，它住着阿珍姐和昭大哥。你能有的就这面镜子！就是这镜子，你也只能瞅时间，偷偷跟它相會一下。
晚上欠下的瞌睡找到课堂上来了。我努力睁大眼睛，刘老师还是越来越远。她的声音经过一段累人的路程，来到我这里时，像纺织娘娘，又像入睡的鼻息。睡眠像慢慢涨上来的水。刘老师把我捞起来时，我还在一个劲往下滑。我睁开眼睛时，他们都在笑。过了一段时才明白他们笑什么。刘老师问：“刚才讲的什么？课堂上睡觉，想必是不用听就知道！说说看，刚才讲什么？”
陈小琴在一旁悄悄告诉我“勾股定理”。我跟着说了一个“勾”字，不知道下面该说什么。刘老师在一旁穷追不舍：“沟？什么沟？”
“排水沟。”不知怎么就脱口而出。
笑声满教室炸开。里头有阶级儿子木桶般的闷响，有牛心得痴痴的笑，也有陈小琴银铃般的声音。牛心得，那个把屎屙在裤子里的笨蛋。阶级儿子，就只有屙尿的本身比我大。山麻雀不也在课堂上睡觉？他爸用楠竹片打他屁股，打一下问一句：“还睡吗？还睡不？”后来，楠竹片断了，他爸不问了，剩他在哭。陈小琴她神气什么，阿珍姐你比得过吗？还有獾猪崽，从前睡觉的事差不多让他一个人包了。现在轮到他们笑话我了。什么屁勾股定理，屁股上面还一条沟！
一坐下瞌睡又来了，脑袋就像装在一块篾片上，一会儿歪向东，一会坠向西。一根涎线在空气中垂钓，它钓到的东西大概很沉，最后钓丝断了。我一下睡到下课。陈小琴告诉我：“刘老师说，让他睡吧。”
第四节图画课，老师教我们画桌子：先是一个斜着的平行四边形，添上四根棍子，它就变成一张桌子站在那里。接下来画抽屉：画上四条边，再加上一个拉手，表明它是可以拉动的——是啊，所有抽屉手一拉它就开了，所以叫抽屉！一想到这，我就坐不住了，下意识地摸了摸脑壳。已经犯了一回课堂纪律，无论如何还得犯一回。我从课堂上开溜了。
早晨起得迟。上学的时候，匆匆忙忙就将镜子塞在窗前那张桌子的抽屉里。镜子上面盖着一沓叠好的奖状，奖状上面还压了一本“四角字典”。当时以为，这些奖状就是最好的甲胄，何况上头还加了一本爸爸送我的字典。坐在课堂里给桌子画抽屉的时候，才想起抽屉是可以抽开的。抽开之后，把字典搬出，把奖状取出来，不是什么难事。
一路上，我把心里的焦急都走到路上，把路走成一条暴涨的河。一头撞进门时，弟弟正一屁股坐在桌子上，拿我那根竹棍往空中扫射，从嘴里哒哒声听得出，他拿的是机关枪。一看我的脸色，这机枪手赶紧放下机枪溜走了。
镜子还在，字典和奖状好像动过。这地方是不能再放了。
床上不能放。本来就睡两个人，我一走，床就是弟弟一个人的了。还有，奶奶会过来收拾打理。床下不能放，捉迷藏说不定就把它捉上。灰堆里也不可久留。奶奶的衣箱底下或许可以放一放，假如奶奶不往箱底找什么东西。大水缸后面本来可以放一放，可眼下那里放着爷爷的磨刀石。池塘边洗衣的石板下面有一条缝隙，谁知道那些摸螺蛳蚌壳的手不会摸到那里去呢？灶火塘碗柜柴堆鸡窝猪圈牛栏风车，无论到哪里，总要遇上别的东西。
这个下午，我一直在给它找住的地方。我先去找后山的老榆树。爷爷说：“爷爷的爷爷那时候，它就在那里了。它就像一个和善的老人，谁来它都不会拒绝，谁来都欢迎。一些虫子，干脆就把家安在它身上。下面那个树洞，住过刺猬、住过找不到家的狗。奶奶那只丢失的黑鸡婆就是从这里带回一窝鸡仔。树洞太大，谁的手都可以伸过去。虫子的家又太小，镜子没法住进去。喜鹊把巢筑在树巅上，鸟巢的上面只有天空，人没有办法去到那里。”
我找到家中的阁楼上。墙上挂着一件蓑衣，蓑衣下面盖一个墙洞，墙洞住得下一面镜子。可是这地方弟弟知道，山麻雀跟我来过，他也知道。一只斛桶放下一面镜子绰绰有余，可它是粮食们的驿站，不时有稻谷荞麦红薯丝进进出出。簸箕和筛子还有篮盘，去你们的吧！值得注意的是两具棺材，一具给爷爷住的，一具给奶奶。他们住进去之前，一具住着稻谷。爷爷说他一辈子的愿望就是一口白米饭。把镜子埋进稻谷中，无论睡着还是醒来，全是白米饭。可是稻谷完得快。吃白米饭的地方不可久留。还有一具空着。爷爷奶奶正往荡了一层牛粪的地坪里晒红薯丝。红薯丝一晒干就要住进来。我以为楼上可以找一处地方，可是没有。这个世界好像不是为这面镜子设立的。世界看起来很大，住得下牛和猪，住得下爷爷、奶奶和他们的棺材，住得下“三好学生”，住得下校长主任这样一些大人物，可它住不下一面镜子。奶奶那面斑驳的大镜子大模大样坐在桌面上，我的镜子不行。
它也像爷爷说的，是红薯命。最后，我找到屋后的红薯窖，用镰刀挖了一个洞，把它埋进去。把光、把声音全都关在外面，地底下才是最值得信任的。难怪那么多动物要在地洞中藏身，种子要跑到地底下去发芽。南瓜是这样，玉米是这样，树木是这样，红薯也是这样。人在地面来来去去，没能找到一个安身的地方，最终也要睡进棺材，种进地底下，说是入土为安，说那里才是千年屋。
那一沓奖状依旧躺在桌面上。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它们是我做好孩子的见证。多年来，它一直是我和爷爷，也是身在外地的爸爸妈妈的宝贝。
第一张奖状：牛立人同学一年级上学期，政治思想表现好，学习认真，热爱劳动，锻炼身体好，被评为“三好学生”，特发此状，以资鼓励。为了这张奖状，爷爷特意杀了一只鸡，还悄悄塞给我三粒糖，叫我不要声张。一共五粒糖，只给了弟弟两粒。我学过算术，比弟弟更懂得3和2：2 1=3，3-2=1，3-1=2。就是说，他吃一粒我吃一粒，他只剩一粒，我还跟他没吃时一样。他吃完两粒就什么都没有了，我还有一粒。之所以我是三，是因为我是“三好学生”。上学的第一天，爷爷送我，就叫我拿“三好”。我问他拿“三好”有什么好。爷爷说拿“三好”将来可以当干部。我问他当干部做什么。他说不清，就说拿“三好”有糖吃，还有鸡肉吃。 为了当“三好”，我把手背到背后，像书上的字一样坐得工工整整。老师讲什么，我就听什么。老师叫写作业，就规规矩矩将那些笔画往格子里装：撇横横竖弯钩，点横横竖横，点横撇横竖折竖竖横折钩竖，横撇横折钩，竖竖折点撇横折撇点。老师在等号左边写上1 2，我就在等号右边写上3。老师在那边写上3-2，我就在这边写上1。还有排队，老师喊一就提左脚，喊二就提右脚，提左脚的时候摆右手，提右脚的时候摆左手。
这以后，课文越来越长，點横撇捺还是一样的。数学也无非是加法换乘法，减法换除法。排队还加上做操，想来就是要把人的手脚弄成点横撇捺那样。背语录，走路就说一句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扫地就说一句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上楼当然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上厕所则是横扫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还有做红事，给五保户朱奶奶提水……帮助五保户做红事谁都做，实在太平常。最好的办法是到路边捡上一分钱，把它交给老师。可惜东风大队的人全都不往地上掉钱。为了表现突出，只好忍痛把妈妈回来时给的三分钱拿出一分——一分钱就是一粒糖！牺牲一粒糖，换来的是一张奖状！
这些奖状中，有一张是毛笔字比赛第二名。本来我应该得第一，可是写到“席”字的时候，我一时兴起，把那一竖伸到下面的“好”字身上去了。老师红笔一挥，我就得了第二，第一名给了陈小琴。我知道，陈小琴也知道，这是因为格子。格子你不能越过。格子就像校纪校规，遵守它就是好孩子好学生，甚至还是班干部，否则就是坏孩子。无论毛笔钢笔还是铅笔，你的一笔一画，只有老老实实待在里边。即使动一动，也只能像排队做操一样，一二一，一二一，一下一下地来，每一下都在规定的尺寸里。瞧那些欧体呀柳体呀，全都规规矩矩，一副缩头缩尾毕恭毕敬胆小婆心的样子，偶尔举一举手像是在向什么大东西挥手致敬，两只脚往地上一站，就像立正一样。看着它们，难免会想：老这样子，不累吗？大概待在格子待久了太闷的缘故，那些颜体字，一个个金刚怒目，一撇一捺就像刀架在那里一样。颜体字就像阶级儿子，犟起来犟得牛死。我不喜欢颜体字，我喜欢草书。一个人在格子里待久了，就有了草书的想法，没有一二一，也没有一二三四，横格竖格都不要，所有的笔画都像河水，可以打滚可以奔腾可以大喊大叫可以飞流直下一泻千里……可是红笔等在那里，它的任务就是沿着一条条框边往左看往右看往上看往下看，看到冒头的就把它抓住把它砍掉。格子永远是格子！红笔也好，奖状也好，糖也好，还包括鸡，所有这些，就是要把人写的字和写字的人装在格子里。只要你把奔流的想法全都装进格子里，他们就会朝你笑，就会让你上台领奖，并且让台下众多的印刷体朝你鼓掌。假如那时候我就已经五十岁，这样的奖状也许我会一直拿下去。
可是我还没有这么大。当我用它们来盖住一面镜子时，奖状就不再是奖状啦。
迟到，早退，在课堂上打瞌睡，一个坏学生要做的事，就只剩逃学了。
那天晚总结，刘老师就是这么说的。十五分钟的晚总结，她至少说了两个十五分钟，其他班的早就背上书包走了，她还在说。
“有的同学，也不知被鬼勾了魂还是怎么的，突然一下就变成这样！上课打瞌睡，还钓鱼呢——钓鱼能当饭吃吗？你们别笑，课堂上钓鱼的还不止一个，好几个哟！钓鱼就钓鱼，我的课你们不想听，也就罢了，别的老师的课总该认真听吧？没想到往厕所里一溜就没影了，还以为掉到茅坑里去了——苍蝇才喜欢待在那里！放着好学生不当，要当苍蝇！被鬼勾了魂，喊几声就回来了，我们有的同学呀，喊都喊不回来……”
她没有点名，听的人都知道她说谁。后面的人不用说，都在望着我的后脑勺，右边的往左扭，左边的往右扭，前面的也不时转过身来朝后望。刘老师转过去说起他们，告诫他们课堂上应该怎么坐怎么听。说了一阵，到该转回来的时候，偏偏又有其他班的同学趴在窗户上朝里望，牛阶级伸出一只手朝那边打手势。刘老师的话题又转到牛阶级那里。同学的目光跟着老师的声音织布似的，难得的空当时间。我自由地动了动身子，有一句话来到嘴巴边上，一张口，它就跑了出来。跑出来才知道声音大了一点。可是已经迟了，它把刘老师从牛阶级那边引了过来。刘老师问我说什么，问了好几遍，转向学习委员陈小琴。陈小琴说她没听清。转向牛心得，牛心得痴痴一笑。转向山麻雀，山麻雀摇头。转向副班长，“你说，他刚才说了什么？”副班长咽了一下口水，说了出来：“墙上的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二十二个字的对联，从我们口里一溜而出的东西，到刘老师那里变得难以下咽，她用力咽了几下才把它吞下去。吞下去之后，她连着说了几声好，仿佛真的在赞美：“说得真好！是啊，我嘴尖，那么多话，别的班都放学回去了，你还在那儿说个不停，不是嘴尖是什么？皮厚，什么叫皮厚？就是脸皮厚啊！人家不高兴听，你还在说，说得人家嫌还要说，不是脸皮厚又是什么？还腹中空呢！知道什么叫腹中空吗？就是腹内空空没装什么墨水——是啊，刘老师没文化，刘老师教不了你们啦……”
英雄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我昂头望着屋顶，从玻璃瓦上透过来的最后一点亮光，刚好把一块蛛网照亮。一只蛾子被网住一半，用一半翅膀在扑腾，扑腾又有什么用呢？我不想解释，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她。恰好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这句话从你嘴里出来，你还能说什么？刘老师说：
“我不说了！我腹内空空，我不能嘴太尖，皮太厚，放学！”
刘老师真的气坏了。我偷偷扫了她一眼，脖子那儿似乎变粗了，那是往下吞咽的结果。没有人跟在我身后。一个人就一个人，没有他们，我还有一面镜子。关云长单刀赴会，我是坏分子我不再在乎什么！我大步流星走出教室，把他们统统甩在后面。
这以后我开始逃学。
逃学从自家的阁楼开始。爷爷奶奶就在楼下，我躲在他们的头顶上。奶奶老是在说话在念叨，走到哪里就把声音带到哪里。爷爷不说话，一个劲在抽烟。闻到辛辣的旱烟味，就知道爷爷在下头。楼板就像班干部，你一动它就响，在爷爷奶奶的头顶上响。 蹑手蹑脚，就像一只老鼠。老鼠从洞里出来，就跟偷了东西似的，躲躲闪闪，挤紧身子贴着墙一路小跑。遇着什么，赶紧往洞里一钻。一只老鼠总是随时随地能找到洞口，从地面上消失。洞口之内，四通八达，可以自由来去。老鼠要逃学会容易得多。它可以白天躲在洞里睡觉，晚上再从那里溜出来。晚上人们都被睡眠收走，世界就空出来了。假如它有一面镜子，也不用藏在地窖里，人和镜子之间隔着好几堵墙，隔着泥土。老鼠比人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想做一只老鼠。要做至少也得做一只猫，就像这只躺在楼板上呼呼大睡的大花猫。
一只老鼠不能这样大大咧咧躺在这里睡大觉。一个人也不行。猫摊开身子，把整个白天都睡成了夜晚，到了晚上再动身。那时候没有人，没有这个校长那个主任，没有课堂和操场。没有这些东西，世界会变得很大，大得可以做很多想做的事情。不用上课，不用开会，不用背这个背那个，不用做操。一只公猫最想做的事情大概就是跟母猫在一起。母猫其实也愿意，可它要装出不愿意的样子。猫号起春来惊天动地，它的情场比礼堂比操场比大队公社还要大，连天空也变成了它们的。星星眨着眼，一副知情的样子。孙悟空七十二变，我只要一变，在逃学的时候变成一只猫。
人没有办法像猫那样。他要么像一个方块字，一横一竖一撇一捺全都工工整整坐在格子里。要么从格子里溜出来，像一只老鼠偷偷摸摸——虽然你什么也没偷，只是把自己的时间从规定好的地方拿一些回来，可你还是像偷了一样。仿佛它们本来就不是你的，是家长的，老师的，校长主任的，这个那个的。他们的理由堂而皇之，他们把你的东西收上去，天经地义。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为他们设计的。除非你也长上胡子叼上烟斗。可是我的这些还装在一面镜子里，镜子埋在红薯窖里。因此，你只能像老鼠一样，偷偷挪动自己的脚。
从南墙的小窗投进来的一块亮光刚好把中间一块地方照亮，靠墙的好些东西全都待在晦暗中：蓑衣、大篮、盘、斛桶、箩筐，藏得下人的就那两具棺材。一只老鼠它要出门，就得先找好藏身的洞。
小窗外面，池塘边的麻石跳板上蹲着一个女人。女人正用棒槌捶打前面的湿衣服。每捶一下，池塘周围就应和着一声共鸣。周围的塘墈、树木、房屋，还有远处的山都乐得跟一个女人一起出声。捶过一阵，女人将衣服伸到石板下面去漂洗。这时候，她的臀部就像是专门弓给楼上的小窗看——阿珍姐的臀部！她竖在那里，你好想在上面做点什么，又不知道究竟做什么。有一种欲念打身子里面往外伸展，可它能伸到哪里去呢？它伸不过地坪——偷金砖抢羊跳房子的地坪。你什么也做不了，只好在窗户里面摇动你自己。你一动，楼板就在脚下响。
楼梯在一步一步往上响。奶奶一边往上，还要一边跟自己说话。她上得很慢，这让我有了时间躲进一具棺材之中。棺材盖和棺材咬合的那一声响过后，谷粒和木材的气味拌进黑暗中，愈来愈浓稠，呼吸变得沉重起来。我在靠墙的一面将棺材顶起一只角。奶奶踩在楼板上的声音就从那里传进来。她在寻找刚才的楼板声。她找到猫，对自己说：“猫怎么会弄出这么大的声音呢？”接着，她叫一声：“黄鼠狼！”她问自己：“黄鼠狼和老鼠和猫，除了它们还会有谁呢？”她不学数学也知道，三個加在一起，得数就大。就这样，她用沉重的脚步声找到她要找的声音，又用刘老师的数学定理证明她是对的。她不知道，她要找的声音来自一个逃学的人。此刻，他就躲藏在她将来要去的棺材里。在逃学的人看来，那些假装死去的人们，或许只是像逃学一样从地面逃走。就像猫逃进黑夜，老鼠逃进洞中。棺材把地窖一样的安静，把浓稠的黑暗装在里头，难怪他们要把它叫作千年屋。从这里出来，感觉就像逃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一趟。江夫子说的涅槃，大概就是这么回事。
一个人一旦成为坏孩子之后，就会发现，做一个坏孩子其实要容易得多。你可以逃学，世界在一个逃学人的眼里是另外一副样子。不逃学的人永远不会知道。一开始，你偷偷摸摸，还以为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比你来得高大，都可以拿一双眼睛看你，叫你相信你错了。你只有像一只老鼠缩头缩脑。很快我就知道了，只有好孩子才需要缩头缩脑，看到老师看到校长，得赶紧递上笑，乖乖叫一声。你都成坏孩子了，干吗还要管这些？你可以像一头野兽，横冲直撞;你可以像一只打足了气的皮球，乱蹦乱跳;你可以像一只夜间的猫，漫天号叫。总之，一旦成了坏孩子，就会发现，有很多事情，你都可以干。刀子靠它的尖锐实现它的想法，地上没洞，它可以挖出一个洞来。难怪那镜子要缺成一把刀的模样。坏孩子就是一面打缺的镜子。自己把自己打缺。好孩子可不是什么都能干的。他只能一点一横一撇一捺，全都老老实实装在格子里。他可以拿奖状，可是好多事情他不可以做。
我不再喜欢语文课。江夫子戴两块瓶子底，一条眼镜腿断了就牵一根绳子，看他样子像账房先生，其实是杀猪宰牛的屠夫：无论什么文章，拿到手先砍成三段，然后开膛破肚，掏出内脏说是中心思想。我不再喜欢历史课。历史只是某些人的一种说话。今天是你，历史是你的说法。明天换上他，历史又换成另一套说法。无论谁，都是一副老师班干部的嘴脸，都说得头头是道。你站在高处，你的声音就传播得远一些。他手上有一只喇叭，道理又到了他那儿。事情由分贝大小来决定。谁能驳倒校长教导主任手上的喇叭呢？要命的是他们还要叫你来背诵——某年月日，这个怎么着，那个怎么着。据说还有很多意义，历史的，现实的。仿佛那些人隔着好些年，甚至是几百上千年就已经想好了，要留下一些意义来叫你背诵。我倒是想问问，这么一大堆时光过去了，编书的人怎么就知道是这一天，而不是那一天？怎么知道当时的人怎么想怎么看？要是恰恰相反呢？就是这么些东西，他们还要叫你一遍一遍去背诵，还要出了考试题叫你答叫你填写，给你打上√打上×，打上59分60分，打上80分或是100分。仿佛学校就是一场无休止的背诵和填空。除非你逃到地窖里逃到棺材里去。你进了棺材你就成了历史。成了历史的人不再管历史书上怎么说。我不再喜欢地理课。那些用一条条界线框起来的七彩地图，在老虎狮子那里不过是一道道尿液。它们出来巡边就是撒尿，像阶级儿子一样射尿。他们把这些尿液编成书，就成了我们的课本。干吗不把我和阶级儿子拉的尿也编上？我弟弟画在床单上的地图一点也不比这逊色。我本来就不喜欢数学。就那么几个数字，ABCD颠过来倒过去算啊算，加了又减减了又加，加了减了还嫌不够，又是乘呀除呀，还要弄上乘方开方什么的。说是数学，其实就是要弄上一堆数字，叫你围着它团团转。大概，对于许多人来说，世界上的事情，不换成数字，不换成元呀角呀分呀就无法理解。我也没法喜欢政治。它弄了一些东西让我们背诵，我们记住了，它却那么健忘。比方说那位副统帅，关于他关于他说过的话我们记了好多，亲密战友啦永远健康啦活学活用啦。可是突然一下，它就成了另外一种东西，比方说定时炸弹，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而且历史上一贯反动，一直不听话。想来，它是一点也不记得它说过的话，好像一直以来说的全是眼下说的话，好像它早就有先见之明似的。它不记得了，我们却还记得。我闹不懂的是，它自己都巴不得早点忘掉的东西，干吗要叫我们去记去背呢？我早就说过，我也不喜欢体育课。一二一，一二一，来来回回只是把自己走成两个数目字。 陈小琴笑起来。还好，她总算还会笑，而且是朝我笑。她说：“你这也不喜欢，那也不喜欢，就没有一处你喜欢的地方？”我说：“要喜欢的话，我宁愿喜欢厕所。”
厕所是唯一可以尽情挥洒，用自己声音说话的地方。在这里用不着装模作样，无论你是校长，教导主任，是老师还是学生。要屙屎先得把裤子扒下来，要屙尿就得把自个儿的家伙掏出来。别看他们在外面走动时一个个有模有样，站在高处讲起话来一副真理的嘴脸，其实里头装的跟我一样，都是有机肥。
男厕所的小便池，用火砖砌了一个长方形台子，要屙尿往台子上一站，噼里啪啦地干活。在教室里，讲台是老师的;在操场上，指挥台是用来吹口哨发号施令的;在礼堂，主席台是校长教导主任的。只有在这里，小便面前人人平等。我曾有幸与校长与教导主任一同站在这上头。跟他们站在一起，感觉就像站在主席台上一样，心里一激动，手头半天没有动静。人家校长那边就不一样了——你不得不说，校长就是校长，一个校长的出水量，少说也抵得上两个老师三个学生。看到从我手上出发的水流，跟校长的汇合到一起，带着泡沫浩浩荡荡往前开进，那时候我心里头好自豪。看过校长的，再来看教导主任：老夫子说起话来轻言细语，写起字来纤笔细画，屙起尿来也一样，两根手指伸在那儿，像拎着一根揉皱的纸烟，拎在那里半天不见动静，有了动静也是轻言细语欲说还休。主任是主任，校长是校长！这也跟开会作报告一样，校长把话筒一拿就奔涌而出滔滔不绝。主任还能跟校长一样？主任跟校长一样，校长还能让他做主任？他才不会像你一样，大狗叫小狗也叫！校长上你也上，跟校长站成一排，一起把身上的东西往下丢，这只说明你不是个好家伙！
陈小琴是班上最好的学生。我不知道，在我成了最坏的学生之后，她干吗还要偷偷摸摸跟我交往？你可以说苍蝇戴着红帽子穿着绿袍子看起来很漂亮，也可以说鲜花喜欢长在牛屎上。可是在我看来，原因只能是当一个优秀生其实很累。优秀生其实心底里也在渴望做一回坏孩子，他们只是没有勇气这么做罢了。自己不能这样，就跟这样的人交往。就像当不了斯大林就只好喜欢胡子和烟斗一样。
那天我蹲在围墙上。看到她走过来就吹了一声口哨，朝她招手。她大大方方停住脚步，问我叫她做什么。
“我倒是没事找你，是敬爱的班主任让我找你。”
她一听口气，便咯咯笑起来：“敬爱的班主任叫我跟你一起爬围墙？——墙上芦苇！”
两个人一起笑起来。她说她要去一趟镇上。我说我也正好没事干。两个人一起往镇上去。她喜欢把长发往脑后梳过去，梳得光溜溜的，在脑后用一个夹子夹住，不让它们逃学似的逃开。我承认这样好看，就像一个优等生那样招人喜欢。可我喜歡把它弄乱，弄乱的头发别有一番滋味。我一弄她的头发，她就叫我坏东西，坏家伙。我喜欢听她这样叫。经过曲水河的时候，看到一块石头可以坐两个人，就停下坐了上去。她说这里一个人也没有，她害怕，想回去。我不高兴她说这些。一不高兴，我就懒得理她。一不理她，她就用胳膊碰我。碰了几下，我才跟她说话。
有一段时间，两个人谈得很热烈。我说，我们不回去了，什么上课下课，什么课间操，什么回家过年，统统到一边去吧！那我们到哪里去呢？到哪里去，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就行！我们不是人吗？除了我们两个人，就只有地和天。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喜欢咋样就咋样。渴了，就把河里的水喝光。饿了，就把河里的鱼捡起来，一口吃光。不，还得留下一些。留一些干什么？干什么，让它们生更多的小鱼呀！真是个坏家伙！不是我坏，是鱼坏，公鱼母鱼都坏。接下来呢？接下来就唱歌。还可以读书，很多很多的书。当然是我们喜欢的书，不喜欢的书一本也不要。还有——还有什么呢？还有游泳。河里的水不是喝光了吗？天不是可以落下更多更新鲜的雨水来吗……
后来又想到，光是一条小河，地方毕竟有限。顺着小河往下，是一条大河。大河再往下，是大海。两个人一致认为应该到茫茫大海中去找那么一个小岛。我想起在一本杂志上读来的一个故事：一个男人带上一个女人来到海岛上，用一条破短裤缝了一面旗子，往椰子树上一挂算是国旗。在一阵敲锅盖的声响和叽里呱啦的乱叫声中，他们宣布建立自己的国家。男人自任总统，还兼着国防部长。女人则是总理和外交部长。不知道像这样一个国家还要外交部长做什么，大概回娘家走亲戚就算是出国访问了。女人总归是女人，她们离不了这个。最有意思的是这个国家的国歌，就是潮涨潮落的声音，一天两次，由大海和天上的月亮来演奏。陈小琴听得入迷。这样的故事是课本和老师那里没有的。
天没黑的时候，两个人都在暗暗地等着天黑。等天黑下来，我们不知道除了让它黑着，还能做些什么。许多不同于白天的声音冒出来。她说她害怕。天黑倒是让我们挨紧了许多。这时候，我才发现我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坏。后来，我常常后悔。我们就这样挨着坐在黑地里，然后回去。回去之后她继续做她的优等生，我却因此有了些改变。
我没等他们宣布把我开除，就离开了。我没让他们得逞。
一个优等生跟一个坏学生出去，过了晚自习才回来，这事把校长教导主任都惊动了。泥巴怎么能跟水在一起呢？泥巴跟水搅和到一起，水就成了浑水，解决的方法当然是清除泥巴。我知道，那些校长主任之类，少不了又要站在台上讲这讲那。他们好像从来没有想过：假如他们站在台上讲得正欢的时候，裤子突然掉下来，怎么办呢？跟他们上过厕所以后，我老是替他们担心。
我决定离开。我还不知道哪里是我要去的地方，我只知道无论如何得离开这地方。虽然这地方有爷爷有奶奶，还有阿珍姐，陈小琴就不去说了。在离开之前，我去了一趟红薯窖，把那面镜子从泥土中扒出来。镜子依旧清澈如水。在镜子里，我看到我自己既没有斯大林的胡子，也没有烟斗，只有一些不成气候的绒毛，还有一只让人生厌的喉结——你只要往下吞咽点什么，它就会上下来回滚动。这让我不但对这个世界不满意，也不满意我自己。为了这，我也要走得远远的。在离开之前，先得把镜子安置好。原想把它带走，可哪有一个男人带着女人的镜子？女人的镜子归女人，男人带上他的拳头和棍子。 阿珍姐的窗户上蒙着一层塑料布。它现在拒绝镜子进去。原本待在窗子里面的镜子出去旅行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回不了自己的家。镜子好像早就料到这一招，早就尖利成一把刀一样。镜子捅开绷紧的塑料布，径直回到窗台上。在它捅开一层塑料的时候，由手及身，我也感觉到镜子的快意。风带着雪花试图从那里进去。风进去了，雪化成泪水一样在塑料外面流。
第二天，我早早起了床，怀揣着爷爷奶奶给我的几十块钱上路了。两个可怜的老人，他们还真的以为是学校组织外出参观呢！他们一点也不知道，赶在学校把我开除之前，我已经把学校给开除了。
天把所有的洁白落到地上来，天黑在那里，地上白花花一片。这些年，一直是路在牵引我的脚。爸爸妈妈的路，爷爷的路，老师的路。我沿着它一点一画往前走。路伸到哪里，我就走到哪里。一不小心，一脚走到格子外面，就被老师的红笔捉住拦腰斩断。一夜的雪把所有的路统统抹去。路跟着我的脚，我走到哪里，哪里就是路。雪地一五一十地記载着我走过的路。等到太阳出来，我的路就会流成小溪流进河里，最后它流到海里去……
我没有去打票，因为不知道该去哪里。我只知道要离开这里。我跟着一伙逃票的人一起混进月台。不管南去还是北往，只要有一列火车开过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自己填进去。路是铁的，轮子是铁的，火车有着钢铁的行程。听任它把你带往某个地方。
车上有很多人。人们手里捏着火车票，要么将车票装进口袋，或坐或站或蹲，有的甚至躺在座位底下行李架上，等着火车将他们带往车票上的地址。我一早起来，在雪地里走了大半天，我需要一个坐的地方。穿过好几节车厢，有一处座位空在那里。一个三四十岁的男列车员，一屁股差不多占去两个人的座位，又将脚伸到对面——在对面座椅上，一只脚架在另一只脚上，像一挺重机枪，又像迫击炮。列车员有自己的单间，那里有他的座位。我走过去，试图在他的脚边搁下半个屁股。他把这看作对他的冒犯：“干什么！我说你一个人干吗占几个位置？”他说我工作累，需要休息——我想这样，你能咋样？
我朝那张猴子一样的脸看了看，这张脸的下面是一套铁路制服，上头还有一顶大盖帽。我不能把他怎么样。正是因为这身制服，旁边站着的人宁愿站着。我感到喉咙里有一样东西需要吐到他脸上。我用力往下咽。那只喉结在上下滚动的时候，偏偏发出了一点声音。他猴子一样跳起来，问我说什么。我只要说我没说什么，也许就没事。可是我不肯这样说。“妈的，你骂谁？”他一手叉住我的喉咙。我抓住他的手，他叉得更紧了。我不能不呼吸，可他好像就是不要我呼吸。爷爷教的铁牛破埂里有一招用来防身——我朝那身制服下边分叉的地方踢了一脚。他当下就抱住两条弯起的腿，在地上打滚。好一阵，才哎哟哟叫出来。
结果是我被警察用铐子铐住。因为我让一个猴子一样的男人再也没法好好做一个男人。这样，我搭乘的这趟火车把我送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劳教所。把我关进去的时候，他们发现，就像政治书上的那位副统帅一样，打学校里开始，我就是个坏孩子。
隔着一道铁栅栏，爷爷和父亲朝我望着，奶奶和妈妈在流泪。我的身后是一扇门，门里面是一个高墙围成的大格子。门边站着一个穿制服的人。他在等着，等着把我喂进那扇门。我不想像他们一样流泪，我若无其事。时间到了，我就像一个颜体字，走向那扇门。
作者简介：学群，原名贺学群，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生于上世纪60年代，湖南岳阳人。曾发表散文、小说作品若干。
责任编辑：曹景峰
美术绘画：韩静霆
我是在他们齐声喊“一二三四”的时候开溜的。上厕所总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哪怕是政治课，是晚总结。通往厕所的路就像一个人字，一撇撇向男厕所，一捺通往女厕所。这一切都是规定好了的，男的写一撇，女的写那一捺，连校长连刘老师也不例外。牛阶级为了把一捺拿过来把一撇换过去，像老师批改作业一样，把男字打上一个×，换上女字。老师说这是流氓。那时候我还是个好孩子，是班干部，其实，我也想把那边的女字换成男字。换成男字就可以去那边看看，哪怕看一眼都是好的。
我顺着人字往前走的时候，刘老师正从一捺那儿走过来。假如还有第二个人，我就不用单打单直直地撞上她。我又不能像只老鼠那样到了这里又缩回去，我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野牛遇上狮子，大概就是这样。牛头上有两只角，难怪黄帅说要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刘老师走到跟一撇会合的地方，就站住了。我一下就把角和刺忘了，像往常一样叫了一声“刘老师”，甚至还讨好地笑了笑。仿佛她还会像过去一样给我一個笑脸，说句什么。她说：
“还没下课，怎么就跑出来了？”
“我……”我马上明白了，我不再是好学生，不再是班干部，我改用一个坏孩子应有的腔调，“尿胀！”
“这孩子，怎么变成这样！”她侧身朝着那一撇说。
我又悔又恨——动不动讨好的笑容就往脸上爬，脊椎骨就往下弯！电影里的叛徒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么容易就叛变了，叛的还是他自己。没有谁会把自己拉去枪毙，去服苦役，我能够做的，就是把身上那点水狠狠摔到便池里。
事情是从一把锁开始的，要怪只能怪那把锁。
阿珍姐和昭大哥去走亲戚，门上挂着一把锁。我走过去，锁说：“家里没人，家里没人！”我走过来，锁说：“来呀，怎么不来呀？”爷爷的床底下有一把锤子，我很想一锤把它捶了。可是锁它代表阿珍姐代表昭大哥代表好多东西。锤子它不能代表爷爷，它也不敢代表我。能够动那把锁的只有钥匙。可是假如它因此就以为，没有钥匙我就拿它没办法，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我顺着屋阶下的排水沟绕到后面，那里有一扇门，门旁边有一扇窗。门从里面上了闩。我要做的是从窗户的栅栏里伸过手去，伸向里面的闩。手摸到了门框，中指甚至感觉到门闩就在近前，可是够不着。胳膊被窗栏勒痛，手指累得发酸，还是不行。后山的竹林里哗的一声响，手像触了电一样弹了回来。一只野雉格格叫着飞走了，狗只能朝天吠上几声。狗日的，把老子吓成一只野雉样。
我想，我得有一根棍子。犁田一根棍子，隔着犁耙就能够到牛屁股。教书一根棍子，不费力就可以伸到黑板上头。朱瞎子一根棍子，直着腰也能摸到路。阶级儿子有一根棍子，就可以把尿抛得老远。
整个竹林全是站立的棍子。要找到一根，先得找到刀。我不敢找奶奶要刀，在茅厕里摸了一把锄头。锄头力更大，下手比刀狠。一竿往上生长的竹子顷刻丢头去尾，把一段身子给了我。
棍子很容易就到了门闩那里。可是我的想法不能很好地送到棍子那头，那边的情形也难得传回来。手指比棍子强，可它到不了那里。棍子到得了，却不知道到达的是什么。眼睛没法弯进去，它只是在那儿瞎动。有一次似乎触到什么，可是一晃而过。回头再找，抵住的东西一动不动。我有些泄气：这里头哪一间屋子没有去过？无非是床呀衣柜呀，厨屋里有灶和碗柜，猪舍有茅坑，不止一次打机枪似的往里头射尿。收回棍子时，我想到那边那把锁。它该笑了：怎么，不行吧！
靠窗的桌子上躺着一面巴掌大的镜子，斜斜缺了一角，四个角因此成了五个。棍子从旁边伸过去的时候，它一直仰面朝天。拿起镜子，我眼前一亮。镜子斜斜地把目光送进去，一下就看到了门闩。眼睛跟手不在同一个方向上，让人不大习惯。棍子像是喝醉了，弯弯曲曲到了门闩上。我屏住呼吸，在镜子里拨动门闩——棍子那头一动，门呀的一声开了，很惊讶的样子。门开了一条缝，一推就可以进去。回过头来把门关上，插上门闩——现在它成了我的门闩。厨屋那边还有一扇门朝向前面的地坪，门外面的锁，它只听钥匙的。一个没有钥匙的人从后门进来了，它生气了：门扣一动，锁响了一下，一阵风从门缝灌进来。我用膝盖顶住门，把门闩上。锁在外面挣扎了一下，作废了。世界被关在门外，门内现在是我的。
就像孙悟空闯进王母娘娘的天宫，就像游击队摸进敌人的大本营，什么班主任什么路队长统统没有了，你一下走进连环画，走进电影里，走进某个神奇的故事中。竹棍被我骑成马。骑了一阵，它又成了摩托，成了装甲车。等到我把它从胯下抽出来，它又成了机枪。就像我父亲，在厂里他是工人，站到我面前他是爸爸，一转身看到爷爷奶奶，他又成了儿子。只要你愿意，一根竹棍也可以变出很多东西。
墙上挂着一顶发黑的草帽，一件旧得发白的黑罩衣从草帽底下披挂下来。它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趁我不注意，它动了动。我一转过来，它又不动了。我提高了警惕：窗框上一根系在钉子上的烂布条斜斜伸起，罩衣趁机在草帽底下动了动。被我逮住的还有蚊帐。它们密谋造反，妄想恢复它们失去的天堂。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机关枪来了，横扫敌军如卷席，顺带还把后面的山和竹林子削去一大半。
接下来就可以踱来踱去，当斯大林当朱可夫当叶挺了。考虑到叶挺死得早，朱可夫上头还有一个斯大林，干脆当斯大林得了。要当斯大林，得有胡子、烟斗和地图。有了这三样东西，就可以踱来踱去，就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胡子的事情好办，到锅底下摸一把烟炱，往鼻子下一抹，斯大林的胡子就越过西伯利亚来到我这里。地图那玩意，我画过，弟弟画过，都留在家里的床单上。昭大哥画过吗？阿珍姐画过吗？昭大哥的地图应该是一个雄斑鸠。阿珍姐呢，大概是一只蝴蝶。风鼓动蚊帐，就像蝴蝶在扇动翅膀。雄斑鸠就不要了，蝴蝶的两扇翅膀，就像张开的西伯利亚。西伯利亚足够大，可以放开马蹄和车轮奔驰。我手里的棒棒，当过机关枪当过迫击炮，比阶级儿子长，比校长的长，比昭大哥长。地图上的大好河山，它都够得着。胡子有了，地图有了，离斯大林只差一棵烟了。不是两根手指一伸做成抽烟的样子，也不是掐一段芦苇棒当成烟。我用一块报纸裹了一些干红薯叶。红薯叶不太肯往下燃，又从垫被上扯了一些棉絮加进去。烟一燃起来，所有事情就全是真的啦！ 斯大林抽烟，铁托元帅抽烟，丘吉尔抽烟。蒋介石不抽烟，抽烟的把不抽烟的打败了。想来秦皇汉武、成吉思汗都抽烟，要不怎么叫狼烟四起，烽烟滚滚？斯大林吐出一口烟，西伯利亚那一大片就万马奔腾，风尘滚滚。再吐一口烟，万炮齐发，一片火海，一片浓烟。斯大林吞云吐雾。希特勒灰飞烟灭，连他的胡子也救不了他。点上一根烟，烟从胡子那儿升上去，就成了天上的云。抽烟的人就像住在天上。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只顾自己上天，不让我们抽烟？年岁是他们唯一的理由。就是說，抽烟先得装上胡子。
阿珍姐的衣服在装镜子的那扇柜门后边。柜门打开，一柜子衣服带着一个漂亮女人的气息，还有阳光晒过的味道，扑面而来。这时候你还能怎样呢？无论你是斯大林还是希特勒，只有把马和地图放下，把战争放下，胡子和烟斗也得放到一边。就像搂爹说的，蛾子扑向灯火的时候，不会去问灯盏端在谁手上。屋漏水落到谁家的时候，不会去管门是不是上着锁。
柜边放着一把梳子。梳子顺着阿珍姐的发辫往下梳，就想起写文章引用了一条语录一句诗词或是报纸上一段话，文章就可以一口气往下写。一件上衣就像一篇文章的中间部分。中间部分也就是主体部分，文章的中心就在这里。有些文章的中心藏得深，就像厚厚的冬装。还是夏装好，中心突出，主题鲜明。阿珍姐在插秧，两样东西垂在那里，兜住它的就是一层布。阿珍姐在走路，胸衣里像有两只兔子在蹿，蹿啊蹿……江夫子说，分析文章就是抽丝剥茧，把文章的中心找出来。两只兔子到他那里，可不可以打上80分？一条裤子，摊开来就像一个印刷体的八字，长裤子大八，短裤子小八。那时候我还太年轻，以为一条裤子就是一篇文章的结尾，结尾就只是结尾。那时候不知道，文章分段完全可以是另一种分法。
从斯大林到阿珍姐的花短裤，所有这一切，被一声咳嗽一扫而光。随着一声咳嗽，一条人影从窗外劈面打来。建大伯从山背后收工回来，咳嗽一声，从窗户外面走过。所有的电影和连环画一下收场了，一切又回到原来的样子，床是床，蚊帐是蚊帐，衣柜是木头做的。那些衣服裤子一阵风跑回柜子里。
就这样把一世界的事情丢下，空着手回去？竹棍本来就是我的，除了它还带上点什么？房子我带不了，衣柜也带不了。一柜子衣服，我一件也带不了。它们都有些烫手。老铁匠的手不怕火，他的手上有一层厚茧。我选择梳子。提纲挈领，抓住它，下面的东西也就跟着来了。
我走出去，又走回来，走到厨房里。咔嚓一声拔下门闩，门扣在外面一声欢呼，锁也跟着活过来。魔法消失，房屋又成了昭大哥和阿珍姐的。奶奶在门外地坪里叫我回去吃饭。出门的时候，我把梳子留下，换成那面镜子。梳子她只有一把，镜子衣柜上还嵌了一面。原来四只角的镜子，打掉一只，反倒多了一只角。这有些像魔法。一屋子的魔法只剩下这面镜子：从门闩启动，到烟和胡子出场，再到一柜子的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全都在镜子里！棍子拨开的门闩，就像阉掉的驴子没法复原。门裂着一条缝，赌气似的。我弄了一截芦苇，压进门与门框之间。门不再动弹，阿珍姐的房子，只好这样交还她了。
镜子装在衣兜里。衣兜很快活，走动时，它跟着步子一起跳。奶奶在前面叫，我从后面回到了家。我从屋后的排水沟进到茅厕里，猪已经吃过午餐，懒洋洋地哼了哼。猪圈旁边有一堆草木灰，等着拌上猪粪之后撒到田里去。我摸出镜子。刀一般锋利的镜子，一头插进灰堆中，一点痕迹也没有。
镜子是个好东西，每个人都可以在里面找到他自己，也可以把心里的一些东西交给它，镜子好像比它自己大很多，没有一条边线能够管住它，再大的东西都可以往镜子里装。把阳光交给镜子，镜子不会贪污，不会浪费。把镜子悬在头顶，地面上的事物，就会在天顶上长起来。把镜子搁在地上，它会躺成池塘，在自己的里面养一块天空，还有云和几颗星星。就是这样一面镜子，我把一世界的东西交给它，它却只能埋在灰中，跟一头猪做伴。
现在我已经知道夜里跟白天不一样。埋在灰堆中的镜子，好像打夜班的人种下的梦。灰堆一到夜里就像是掺了水。镜子总是很容易蹚过墙壁，来到床上。我等着，先是等到弟弟熟睡的呼吸声从床那头传来，接着又等到爷爷奶奶的鼾声古藤似的从另一间屋子里爬过来。我尽量把声音压低，通往厕所的门还是吱吱呀呀响起。我甚至听到爷爷还是奶奶翻了一下身，一根藤好像断了——还好，它似断而连，过了那一段，又一路蓬长起来。猪在黑暗中哼了两声。我装模作样撒了一把尿。满世界都在倾听一条水跌进茅坑的声音。一股人畜粪便混杂的气味带着熟悉的暖意，在夜气中升起。
我看不到灰堆，可它是比夜色实在的东西，一伸手就可以摸到。手扎进去，摸出来是一块响亮的东西。夜在上面泛动它的幽暗。给它一点点光亮，白天就会在上面活转过来。
我摸着它的平滑与光亮。在打缺的地方，摸到它的锋利，就像爷爷在摸一把磨过的镰刀。一块镜子的锋利，我用它收割什么呢？要割就把这个世界割下一块，归我一个人所有。要割就把阿珍姐的房子割下来，没有老师，没有班干部，没有教室和操场，当然也没有昭大哥……
鬼使神差，我打开了通往外面的门，好像真的要去割那间房子。好像阿珍姐也像稻子麦子一样，是可以收割的东西。夜间的风被后山的竹林子举在那里，一会儿一大片，一会儿一小股。有一些会从那里溜下来，刚才还在你的衣服上，一下又到了盖着蓍茅和稻草的屋顶上。风好像是活的，一些东西也跟着在黑暗中活过来。一些落叶草屑先是跟着我蹑行，又突然一阵跑散。一块砖头，几只老鼠，一只惊飞的夜鸟，随时会从暗处蹦出来。你的那颗心又正好系在那些东西上。
黑洞洞的窗户朝向黑沉沉的后山。风引带着一竹林子的黑影在摇在动。窗子底下，我试图蹲得像一尊石头。可石头它没有心跳，它不会呼吸。心一跳，呼吸也就来得响亮。我怕这响亮把窗子里面的晦暗惊动。好像是阿珍姐的声音：“门明明闩着的，会是谁呢？”昭大哥的声音像锤子：“谁等我逮着了，一坨捶破他的脑壳！”我摸了摸脑壳，真想对里面说一声：“不要怀疑我，我是班干部！要怀疑就怀疑阶级儿子，怀疑山麻雀也行。” 里头一阵动，就像一件重物压在另一件东西上，从重物底下传来的声音，像是极难受，又像是极痛快……
我落荒而逃。里头正忙着自己的声音，也顾不上外头的声音。茅厕门一阵吱吱呀呀，仿佛要把刚才没说完的东西说完，甚至还想问一句去了哪里。我给了它一脚。爷爷的声音从夜深处传来：“谁？”我说：“我，屙尿呢！”手伸进松软的草木灰中，我把镜子掏了出来。那地方现在不再住着故事和梦，它住着阿珍姐和昭大哥。你能有的就这面镜子！就是这镜子，你也只能瞅时间，偷偷跟它相會一下。
晚上欠下的瞌睡找到课堂上来了。我努力睁大眼睛，刘老师还是越来越远。她的声音经过一段累人的路程，来到我这里时，像纺织娘娘，又像入睡的鼻息。睡眠像慢慢涨上来的水。刘老师把我捞起来时，我还在一个劲往下滑。我睁开眼睛时，他们都在笑。过了一段时才明白他们笑什么。刘老师问：“刚才讲的什么？课堂上睡觉，想必是不用听就知道！说说看，刚才讲什么？”
陈小琴在一旁悄悄告诉我“勾股定理”。我跟着说了一个“勾”字，不知道下面该说什么。刘老师在一旁穷追不舍：“沟？什么沟？”
“排水沟。”不知怎么就脱口而出。
笑声满教室炸开。里头有阶级儿子木桶般的闷响，有牛心得痴痴的笑，也有陈小琴银铃般的声音。牛心得，那个把屎屙在裤子里的笨蛋。阶级儿子，就只有屙尿的本身比我大。山麻雀不也在课堂上睡觉？他爸用楠竹片打他屁股，打一下问一句：“还睡吗？还睡不？”后来，楠竹片断了，他爸不问了，剩他在哭。陈小琴她神气什么，阿珍姐你比得过吗？还有獾猪崽，从前睡觉的事差不多让他一个人包了。现在轮到他们笑话我了。什么屁勾股定理，屁股上面还一条沟！
一坐下瞌睡又来了，脑袋就像装在一块篾片上，一会儿歪向东，一会坠向西。一根涎线在空气中垂钓，它钓到的东西大概很沉，最后钓丝断了。我一下睡到下课。陈小琴告诉我：“刘老师说，让他睡吧。”
第四节图画课，老师教我们画桌子：先是一个斜着的平行四边形，添上四根棍子，它就变成一张桌子站在那里。接下来画抽屉：画上四条边，再加上一个拉手，表明它是可以拉动的——是啊，所有抽屉手一拉它就开了，所以叫抽屉！一想到这，我就坐不住了，下意识地摸了摸脑壳。已经犯了一回课堂纪律，无论如何还得犯一回。我从课堂上开溜了。
早晨起得迟。上学的时候，匆匆忙忙就将镜子塞在窗前那张桌子的抽屉里。镜子上面盖着一沓叠好的奖状，奖状上面还压了一本“四角字典”。当时以为，这些奖状就是最好的甲胄，何况上头还加了一本爸爸送我的字典。坐在课堂里给桌子画抽屉的时候，才想起抽屉是可以抽开的。抽开之后，把字典搬出，把奖状取出来，不是什么难事。
一路上，我把心里的焦急都走到路上，把路走成一条暴涨的河。一头撞进门时，弟弟正一屁股坐在桌子上，拿我那根竹棍往空中扫射，从嘴里哒哒声听得出，他拿的是机关枪。一看我的脸色，这机枪手赶紧放下机枪溜走了。
镜子还在，字典和奖状好像动过。这地方是不能再放了。
床上不能放。本来就睡两个人，我一走，床就是弟弟一个人的了。还有，奶奶会过来收拾打理。床下不能放，捉迷藏说不定就把它捉上。灰堆里也不可久留。奶奶的衣箱底下或许可以放一放，假如奶奶不往箱底找什么东西。大水缸后面本来可以放一放，可眼下那里放着爷爷的磨刀石。池塘边洗衣的石板下面有一条缝隙，谁知道那些摸螺蛳蚌壳的手不会摸到那里去呢？灶火塘碗柜柴堆鸡窝猪圈牛栏风车，无论到哪里，总要遇上别的东西。
这个下午，我一直在给它找住的地方。我先去找后山的老榆树。爷爷说：“爷爷的爷爷那时候，它就在那里了。它就像一个和善的老人，谁来它都不会拒绝，谁来都欢迎。一些虫子，干脆就把家安在它身上。下面那个树洞，住过刺猬、住过找不到家的狗。奶奶那只丢失的黑鸡婆就是从这里带回一窝鸡仔。树洞太大，谁的手都可以伸过去。虫子的家又太小，镜子没法住进去。喜鹊把巢筑在树巅上，鸟巢的上面只有天空，人没有办法去到那里。”
我找到家中的阁楼上。墙上挂着一件蓑衣，蓑衣下面盖一个墙洞，墙洞住得下一面镜子。可是这地方弟弟知道，山麻雀跟我来过，他也知道。一只斛桶放下一面镜子绰绰有余，可它是粮食们的驿站，不时有稻谷荞麦红薯丝进进出出。簸箕和筛子还有篮盘，去你们的吧！值得注意的是两具棺材，一具给爷爷住的，一具给奶奶。他们住进去之前，一具住着稻谷。爷爷说他一辈子的愿望就是一口白米饭。把镜子埋进稻谷中，无论睡着还是醒来，全是白米饭。可是稻谷完得快。吃白米饭的地方不可久留。还有一具空着。爷爷奶奶正往荡了一层牛粪的地坪里晒红薯丝。红薯丝一晒干就要住进来。我以为楼上可以找一处地方，可是没有。这个世界好像不是为这面镜子设立的。世界看起来很大，住得下牛和猪，住得下爷爷、奶奶和他们的棺材，住得下“三好学生”，住得下校长主任这样一些大人物，可它住不下一面镜子。奶奶那面斑驳的大镜子大模大样坐在桌面上，我的镜子不行。
它也像爷爷说的，是红薯命。最后，我找到屋后的红薯窖，用镰刀挖了一个洞，把它埋进去。把光、把声音全都关在外面，地底下才是最值得信任的。难怪那么多动物要在地洞中藏身，种子要跑到地底下去发芽。南瓜是这样，玉米是这样，树木是这样，红薯也是这样。人在地面来来去去，没能找到一个安身的地方，最终也要睡进棺材，种进地底下，说是入土为安，说那里才是千年屋。
那一沓奖状依旧躺在桌面上。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它们是我做好孩子的见证。多年来，它一直是我和爷爷，也是身在外地的爸爸妈妈的宝贝。
第一张奖状：牛立人同学一年级上学期，政治思想表现好，学习认真，热爱劳动，锻炼身体好，被评为“三好学生”，特发此状，以资鼓励。为了这张奖状，爷爷特意杀了一只鸡，还悄悄塞给我三粒糖，叫我不要声张。一共五粒糖，只给了弟弟两粒。我学过算术，比弟弟更懂得3和2：2 1=3，3-2=1，3-1=2。就是说，他吃一粒我吃一粒，他只剩一粒，我还跟他没吃时一样。他吃完两粒就什么都没有了，我还有一粒。之所以我是三，是因为我是“三好学生”。上学的第一天，爷爷送我，就叫我拿“三好”。我问他拿“三好”有什么好。爷爷说拿“三好”将来可以当干部。我问他当干部做什么。他说不清，就说拿“三好”有糖吃，还有鸡肉吃。 为了当“三好”，我把手背到背后，像书上的字一样坐得工工整整。老师讲什么，我就听什么。老师叫写作业，就规规矩矩将那些笔画往格子里装：撇横横竖弯钩，点横横竖横，点横撇横竖折竖竖横折钩竖，横撇横折钩，竖竖折点撇横折撇点。老师在等号左边写上1 2，我就在等号右边写上3。老师在那边写上3-2，我就在这边写上1。还有排队，老师喊一就提左脚，喊二就提右脚，提左脚的时候摆右手，提右脚的时候摆左手。
这以后，课文越来越长，點横撇捺还是一样的。数学也无非是加法换乘法，减法换除法。排队还加上做操，想来就是要把人的手脚弄成点横撇捺那样。背语录，走路就说一句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扫地就说一句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上楼当然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上厕所则是横扫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还有做红事，给五保户朱奶奶提水……帮助五保户做红事谁都做，实在太平常。最好的办法是到路边捡上一分钱，把它交给老师。可惜东风大队的人全都不往地上掉钱。为了表现突出，只好忍痛把妈妈回来时给的三分钱拿出一分——一分钱就是一粒糖！牺牲一粒糖，换来的是一张奖状！
这些奖状中，有一张是毛笔字比赛第二名。本来我应该得第一，可是写到“席”字的时候，我一时兴起，把那一竖伸到下面的“好”字身上去了。老师红笔一挥，我就得了第二，第一名给了陈小琴。我知道，陈小琴也知道，这是因为格子。格子你不能越过。格子就像校纪校规，遵守它就是好孩子好学生，甚至还是班干部，否则就是坏孩子。无论毛笔钢笔还是铅笔，你的一笔一画，只有老老实实待在里边。即使动一动，也只能像排队做操一样，一二一，一二一，一下一下地来，每一下都在规定的尺寸里。瞧那些欧体呀柳体呀，全都规规矩矩，一副缩头缩尾毕恭毕敬胆小婆心的样子，偶尔举一举手像是在向什么大东西挥手致敬，两只脚往地上一站，就像立正一样。看着它们，难免会想：老这样子，不累吗？大概待在格子待久了太闷的缘故，那些颜体字，一个个金刚怒目，一撇一捺就像刀架在那里一样。颜体字就像阶级儿子，犟起来犟得牛死。我不喜欢颜体字，我喜欢草书。一个人在格子里待久了，就有了草书的想法，没有一二一，也没有一二三四，横格竖格都不要，所有的笔画都像河水，可以打滚可以奔腾可以大喊大叫可以飞流直下一泻千里……可是红笔等在那里，它的任务就是沿着一条条框边往左看往右看往上看往下看，看到冒头的就把它抓住把它砍掉。格子永远是格子！红笔也好，奖状也好，糖也好，还包括鸡，所有这些，就是要把人写的字和写字的人装在格子里。只要你把奔流的想法全都装进格子里，他们就会朝你笑，就会让你上台领奖，并且让台下众多的印刷体朝你鼓掌。假如那时候我就已经五十岁，这样的奖状也许我会一直拿下去。
可是我还没有这么大。当我用它们来盖住一面镜子时，奖状就不再是奖状啦。
迟到，早退，在课堂上打瞌睡，一个坏学生要做的事，就只剩逃学了。
那天晚总结，刘老师就是这么说的。十五分钟的晚总结，她至少说了两个十五分钟，其他班的早就背上书包走了，她还在说。
“有的同学，也不知被鬼勾了魂还是怎么的，突然一下就变成这样！上课打瞌睡，还钓鱼呢——钓鱼能当饭吃吗？你们别笑，课堂上钓鱼的还不止一个，好几个哟！钓鱼就钓鱼，我的课你们不想听，也就罢了，别的老师的课总该认真听吧？没想到往厕所里一溜就没影了，还以为掉到茅坑里去了——苍蝇才喜欢待在那里！放着好学生不当，要当苍蝇！被鬼勾了魂，喊几声就回来了，我们有的同学呀，喊都喊不回来……”
她没有点名，听的人都知道她说谁。后面的人不用说，都在望着我的后脑勺，右边的往左扭，左边的往右扭，前面的也不时转过身来朝后望。刘老师转过去说起他们，告诫他们课堂上应该怎么坐怎么听。说了一阵，到该转回来的时候，偏偏又有其他班的同学趴在窗户上朝里望，牛阶级伸出一只手朝那边打手势。刘老师的话题又转到牛阶级那里。同学的目光跟着老师的声音织布似的，难得的空当时间。我自由地动了动身子，有一句话来到嘴巴边上，一张口，它就跑了出来。跑出来才知道声音大了一点。可是已经迟了，它把刘老师从牛阶级那边引了过来。刘老师问我说什么，问了好几遍，转向学习委员陈小琴。陈小琴说她没听清。转向牛心得，牛心得痴痴一笑。转向山麻雀，山麻雀摇头。转向副班长，“你说，他刚才说了什么？”副班长咽了一下口水，说了出来：“墙上的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二十二个字的对联，从我们口里一溜而出的东西，到刘老师那里变得难以下咽，她用力咽了几下才把它吞下去。吞下去之后，她连着说了几声好，仿佛真的在赞美：“说得真好！是啊，我嘴尖，那么多话，别的班都放学回去了，你还在那儿说个不停，不是嘴尖是什么？皮厚，什么叫皮厚？就是脸皮厚啊！人家不高兴听，你还在说，说得人家嫌还要说，不是脸皮厚又是什么？还腹中空呢！知道什么叫腹中空吗？就是腹内空空没装什么墨水——是啊，刘老师没文化，刘老师教不了你们啦……”
英雄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我昂头望着屋顶，从玻璃瓦上透过来的最后一点亮光，刚好把一块蛛网照亮。一只蛾子被网住一半，用一半翅膀在扑腾，扑腾又有什么用呢？我不想解释，说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她。恰好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这句话从你嘴里出来，你还能说什么？刘老师说：
“我不说了！我腹内空空，我不能嘴太尖，皮太厚，放学！”
刘老师真的气坏了。我偷偷扫了她一眼，脖子那儿似乎变粗了，那是往下吞咽的结果。没有人跟在我身后。一个人就一个人，没有他们，我还有一面镜子。关云长单刀赴会，我是坏分子我不再在乎什么！我大步流星走出教室，把他们统统甩在后面。
这以后我开始逃学。
逃学从自家的阁楼开始。爷爷奶奶就在楼下，我躲在他们的头顶上。奶奶老是在说话在念叨，走到哪里就把声音带到哪里。爷爷不说话，一个劲在抽烟。闻到辛辣的旱烟味，就知道爷爷在下头。楼板就像班干部，你一动它就响，在爷爷奶奶的头顶上响。 蹑手蹑脚，就像一只老鼠。老鼠从洞里出来，就跟偷了东西似的，躲躲闪闪，挤紧身子贴着墙一路小跑。遇着什么，赶紧往洞里一钻。一只老鼠总是随时随地能找到洞口，从地面上消失。洞口之内，四通八达，可以自由来去。老鼠要逃学会容易得多。它可以白天躲在洞里睡觉，晚上再从那里溜出来。晚上人们都被睡眠收走，世界就空出来了。假如它有一面镜子，也不用藏在地窖里，人和镜子之间隔着好几堵墙，隔着泥土。老鼠比人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想做一只老鼠。要做至少也得做一只猫，就像这只躺在楼板上呼呼大睡的大花猫。
一只老鼠不能这样大大咧咧躺在这里睡大觉。一个人也不行。猫摊开身子，把整个白天都睡成了夜晚，到了晚上再动身。那时候没有人，没有这个校长那个主任，没有课堂和操场。没有这些东西，世界会变得很大，大得可以做很多想做的事情。不用上课，不用开会，不用背这个背那个，不用做操。一只公猫最想做的事情大概就是跟母猫在一起。母猫其实也愿意，可它要装出不愿意的样子。猫号起春来惊天动地，它的情场比礼堂比操场比大队公社还要大，连天空也变成了它们的。星星眨着眼，一副知情的样子。孙悟空七十二变，我只要一变，在逃学的时候变成一只猫。
人没有办法像猫那样。他要么像一个方块字，一横一竖一撇一捺全都工工整整坐在格子里。要么从格子里溜出来，像一只老鼠偷偷摸摸——虽然你什么也没偷，只是把自己的时间从规定好的地方拿一些回来，可你还是像偷了一样。仿佛它们本来就不是你的，是家长的，老师的，校长主任的，这个那个的。他们的理由堂而皇之，他们把你的东西收上去，天经地义。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为他们设计的。除非你也长上胡子叼上烟斗。可是我的这些还装在一面镜子里，镜子埋在红薯窖里。因此，你只能像老鼠一样，偷偷挪动自己的脚。
从南墙的小窗投进来的一块亮光刚好把中间一块地方照亮，靠墙的好些东西全都待在晦暗中：蓑衣、大篮、盘、斛桶、箩筐，藏得下人的就那两具棺材。一只老鼠它要出门，就得先找好藏身的洞。
小窗外面，池塘边的麻石跳板上蹲着一个女人。女人正用棒槌捶打前面的湿衣服。每捶一下，池塘周围就应和着一声共鸣。周围的塘墈、树木、房屋，还有远处的山都乐得跟一个女人一起出声。捶过一阵，女人将衣服伸到石板下面去漂洗。这时候，她的臀部就像是专门弓给楼上的小窗看——阿珍姐的臀部！她竖在那里，你好想在上面做点什么，又不知道究竟做什么。有一种欲念打身子里面往外伸展，可它能伸到哪里去呢？它伸不过地坪——偷金砖抢羊跳房子的地坪。你什么也做不了，只好在窗户里面摇动你自己。你一动，楼板就在脚下响。
楼梯在一步一步往上响。奶奶一边往上，还要一边跟自己说话。她上得很慢，这让我有了时间躲进一具棺材之中。棺材盖和棺材咬合的那一声响过后，谷粒和木材的气味拌进黑暗中，愈来愈浓稠，呼吸变得沉重起来。我在靠墙的一面将棺材顶起一只角。奶奶踩在楼板上的声音就从那里传进来。她在寻找刚才的楼板声。她找到猫，对自己说：“猫怎么会弄出这么大的声音呢？”接着，她叫一声：“黄鼠狼！”她问自己：“黄鼠狼和老鼠和猫，除了它们还会有谁呢？”她不学数学也知道，三個加在一起，得数就大。就这样，她用沉重的脚步声找到她要找的声音，又用刘老师的数学定理证明她是对的。她不知道，她要找的声音来自一个逃学的人。此刻，他就躲藏在她将来要去的棺材里。在逃学的人看来，那些假装死去的人们，或许只是像逃学一样从地面逃走。就像猫逃进黑夜，老鼠逃进洞中。棺材把地窖一样的安静，把浓稠的黑暗装在里头，难怪他们要把它叫作千年屋。从这里出来，感觉就像逃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一趟。江夫子说的涅槃，大概就是这么回事。
一个人一旦成为坏孩子之后，就会发现，做一个坏孩子其实要容易得多。你可以逃学，世界在一个逃学人的眼里是另外一副样子。不逃学的人永远不会知道。一开始，你偷偷摸摸，还以为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比你来得高大，都可以拿一双眼睛看你，叫你相信你错了。你只有像一只老鼠缩头缩脑。很快我就知道了，只有好孩子才需要缩头缩脑，看到老师看到校长，得赶紧递上笑，乖乖叫一声。你都成坏孩子了，干吗还要管这些？你可以像一头野兽，横冲直撞;你可以像一只打足了气的皮球，乱蹦乱跳;你可以像一只夜间的猫，漫天号叫。总之，一旦成了坏孩子，就会发现，有很多事情，你都可以干。刀子靠它的尖锐实现它的想法，地上没洞，它可以挖出一个洞来。难怪那镜子要缺成一把刀的模样。坏孩子就是一面打缺的镜子。自己把自己打缺。好孩子可不是什么都能干的。他只能一点一横一撇一捺，全都老老实实装在格子里。他可以拿奖状，可是好多事情他不可以做。
我不再喜欢语文课。江夫子戴两块瓶子底，一条眼镜腿断了就牵一根绳子，看他样子像账房先生，其实是杀猪宰牛的屠夫：无论什么文章，拿到手先砍成三段，然后开膛破肚，掏出内脏说是中心思想。我不再喜欢历史课。历史只是某些人的一种说话。今天是你，历史是你的说法。明天换上他，历史又换成另一套说法。无论谁，都是一副老师班干部的嘴脸，都说得头头是道。你站在高处，你的声音就传播得远一些。他手上有一只喇叭，道理又到了他那儿。事情由分贝大小来决定。谁能驳倒校长教导主任手上的喇叭呢？要命的是他们还要叫你来背诵——某年月日，这个怎么着，那个怎么着。据说还有很多意义，历史的，现实的。仿佛那些人隔着好些年，甚至是几百上千年就已经想好了，要留下一些意义来叫你背诵。我倒是想问问，这么一大堆时光过去了，编书的人怎么就知道是这一天，而不是那一天？怎么知道当时的人怎么想怎么看？要是恰恰相反呢？就是这么些东西，他们还要叫你一遍一遍去背诵，还要出了考试题叫你答叫你填写，给你打上√打上×，打上59分60分，打上80分或是100分。仿佛学校就是一场无休止的背诵和填空。除非你逃到地窖里逃到棺材里去。你进了棺材你就成了历史。成了历史的人不再管历史书上怎么说。我不再喜欢地理课。那些用一条条界线框起来的七彩地图，在老虎狮子那里不过是一道道尿液。它们出来巡边就是撒尿，像阶级儿子一样射尿。他们把这些尿液编成书，就成了我们的课本。干吗不把我和阶级儿子拉的尿也编上？我弟弟画在床单上的地图一点也不比这逊色。我本来就不喜欢数学。就那么几个数字，ABCD颠过来倒过去算啊算，加了又减减了又加，加了减了还嫌不够，又是乘呀除呀，还要弄上乘方开方什么的。说是数学，其实就是要弄上一堆数字，叫你围着它团团转。大概，对于许多人来说，世界上的事情，不换成数字，不换成元呀角呀分呀就无法理解。我也没法喜欢政治。它弄了一些东西让我们背诵，我们记住了，它却那么健忘。比方说那位副统帅，关于他关于他说过的话我们记了好多，亲密战友啦永远健康啦活学活用啦。可是突然一下，它就成了另外一种东西，比方说定时炸弹，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而且历史上一贯反动，一直不听话。想来，它是一点也不记得它说过的话，好像一直以来说的全是眼下说的话，好像它早就有先见之明似的。它不记得了，我们却还记得。我闹不懂的是，它自己都巴不得早点忘掉的东西，干吗要叫我们去记去背呢？我早就说过，我也不喜欢体育课。一二一，一二一，来来回回只是把自己走成两个数目字。 陈小琴笑起来。还好，她总算还会笑，而且是朝我笑。她说：“你这也不喜欢，那也不喜欢，就没有一处你喜欢的地方？”我说：“要喜欢的话，我宁愿喜欢厕所。”
厕所是唯一可以尽情挥洒，用自己声音说话的地方。在这里用不着装模作样，无论你是校长，教导主任，是老师还是学生。要屙屎先得把裤子扒下来，要屙尿就得把自个儿的家伙掏出来。别看他们在外面走动时一个个有模有样，站在高处讲起话来一副真理的嘴脸，其实里头装的跟我一样，都是有机肥。
男厕所的小便池，用火砖砌了一个长方形台子，要屙尿往台子上一站，噼里啪啦地干活。在教室里，讲台是老师的;在操场上，指挥台是用来吹口哨发号施令的;在礼堂，主席台是校长教导主任的。只有在这里，小便面前人人平等。我曾有幸与校长与教导主任一同站在这上头。跟他们站在一起，感觉就像站在主席台上一样，心里一激动，手头半天没有动静。人家校长那边就不一样了——你不得不说，校长就是校长，一个校长的出水量，少说也抵得上两个老师三个学生。看到从我手上出发的水流，跟校长的汇合到一起，带着泡沫浩浩荡荡往前开进，那时候我心里头好自豪。看过校长的，再来看教导主任：老夫子说起话来轻言细语，写起字来纤笔细画，屙起尿来也一样，两根手指伸在那儿，像拎着一根揉皱的纸烟，拎在那里半天不见动静，有了动静也是轻言细语欲说还休。主任是主任，校长是校长！这也跟开会作报告一样，校长把话筒一拿就奔涌而出滔滔不绝。主任还能跟校长一样？主任跟校长一样，校长还能让他做主任？他才不会像你一样，大狗叫小狗也叫！校长上你也上，跟校长站成一排，一起把身上的东西往下丢，这只说明你不是个好家伙！
陈小琴是班上最好的学生。我不知道，在我成了最坏的学生之后，她干吗还要偷偷摸摸跟我交往？你可以说苍蝇戴着红帽子穿着绿袍子看起来很漂亮，也可以说鲜花喜欢长在牛屎上。可是在我看来，原因只能是当一个优秀生其实很累。优秀生其实心底里也在渴望做一回坏孩子，他们只是没有勇气这么做罢了。自己不能这样，就跟这样的人交往。就像当不了斯大林就只好喜欢胡子和烟斗一样。
那天我蹲在围墙上。看到她走过来就吹了一声口哨，朝她招手。她大大方方停住脚步，问我叫她做什么。
“我倒是没事找你，是敬爱的班主任让我找你。”
她一听口气，便咯咯笑起来：“敬爱的班主任叫我跟你一起爬围墙？——墙上芦苇！”
两个人一起笑起来。她说她要去一趟镇上。我说我也正好没事干。两个人一起往镇上去。她喜欢把长发往脑后梳过去，梳得光溜溜的，在脑后用一个夹子夹住，不让它们逃学似的逃开。我承认这样好看，就像一个优等生那样招人喜欢。可我喜歡把它弄乱，弄乱的头发别有一番滋味。我一弄她的头发，她就叫我坏东西，坏家伙。我喜欢听她这样叫。经过曲水河的时候，看到一块石头可以坐两个人，就停下坐了上去。她说这里一个人也没有，她害怕，想回去。我不高兴她说这些。一不高兴，我就懒得理她。一不理她，她就用胳膊碰我。碰了几下，我才跟她说话。
有一段时间，两个人谈得很热烈。我说，我们不回去了，什么上课下课，什么课间操，什么回家过年，统统到一边去吧！那我们到哪里去呢？到哪里去，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就行！我们不是人吗？除了我们两个人，就只有地和天。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喜欢咋样就咋样。渴了，就把河里的水喝光。饿了，就把河里的鱼捡起来，一口吃光。不，还得留下一些。留一些干什么？干什么，让它们生更多的小鱼呀！真是个坏家伙！不是我坏，是鱼坏，公鱼母鱼都坏。接下来呢？接下来就唱歌。还可以读书，很多很多的书。当然是我们喜欢的书，不喜欢的书一本也不要。还有——还有什么呢？还有游泳。河里的水不是喝光了吗？天不是可以落下更多更新鲜的雨水来吗……
后来又想到，光是一条小河，地方毕竟有限。顺着小河往下，是一条大河。大河再往下，是大海。两个人一致认为应该到茫茫大海中去找那么一个小岛。我想起在一本杂志上读来的一个故事：一个男人带上一个女人来到海岛上，用一条破短裤缝了一面旗子，往椰子树上一挂算是国旗。在一阵敲锅盖的声响和叽里呱啦的乱叫声中，他们宣布建立自己的国家。男人自任总统，还兼着国防部长。女人则是总理和外交部长。不知道像这样一个国家还要外交部长做什么，大概回娘家走亲戚就算是出国访问了。女人总归是女人，她们离不了这个。最有意思的是这个国家的国歌，就是潮涨潮落的声音，一天两次，由大海和天上的月亮来演奏。陈小琴听得入迷。这样的故事是课本和老师那里没有的。
天没黑的时候，两个人都在暗暗地等着天黑。等天黑下来，我们不知道除了让它黑着，还能做些什么。许多不同于白天的声音冒出来。她说她害怕。天黑倒是让我们挨紧了许多。这时候，我才发现我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坏。后来，我常常后悔。我们就这样挨着坐在黑地里，然后回去。回去之后她继续做她的优等生，我却因此有了些改变。
我没等他们宣布把我开除，就离开了。我没让他们得逞。
一个优等生跟一个坏学生出去，过了晚自习才回来，这事把校长教导主任都惊动了。泥巴怎么能跟水在一起呢？泥巴跟水搅和到一起，水就成了浑水，解决的方法当然是清除泥巴。我知道，那些校长主任之类，少不了又要站在台上讲这讲那。他们好像从来没有想过：假如他们站在台上讲得正欢的时候，裤子突然掉下来，怎么办呢？跟他们上过厕所以后，我老是替他们担心。
我决定离开。我还不知道哪里是我要去的地方，我只知道无论如何得离开这地方。虽然这地方有爷爷有奶奶，还有阿珍姐，陈小琴就不去说了。在离开之前，我去了一趟红薯窖，把那面镜子从泥土中扒出来。镜子依旧清澈如水。在镜子里，我看到我自己既没有斯大林的胡子，也没有烟斗，只有一些不成气候的绒毛，还有一只让人生厌的喉结——你只要往下吞咽点什么，它就会上下来回滚动。这让我不但对这个世界不满意，也不满意我自己。为了这，我也要走得远远的。在离开之前，先得把镜子安置好。原想把它带走，可哪有一个男人带着女人的镜子？女人的镜子归女人，男人带上他的拳头和棍子。 阿珍姐的窗户上蒙着一层塑料布。它现在拒绝镜子进去。原本待在窗子里面的镜子出去旅行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回不了自己的家。镜子好像早就料到这一招，早就尖利成一把刀一样。镜子捅开绷紧的塑料布，径直回到窗台上。在它捅开一层塑料的时候，由手及身，我也感觉到镜子的快意。风带着雪花试图从那里进去。风进去了，雪化成泪水一样在塑料外面流。
第二天，我早早起了床，怀揣着爷爷奶奶给我的几十块钱上路了。两个可怜的老人，他们还真的以为是学校组织外出参观呢！他们一点也不知道，赶在学校把我开除之前，我已经把学校给开除了。
天把所有的洁白落到地上来，天黑在那里，地上白花花一片。这些年，一直是路在牵引我的脚。爸爸妈妈的路，爷爷的路，老师的路。我沿着它一点一画往前走。路伸到哪里，我就走到哪里。一不小心，一脚走到格子外面，就被老师的红笔捉住拦腰斩断。一夜的雪把所有的路统统抹去。路跟着我的脚，我走到哪里，哪里就是路。雪地一五一十地記载着我走过的路。等到太阳出来，我的路就会流成小溪流进河里，最后它流到海里去……
我没有去打票，因为不知道该去哪里。我只知道要离开这里。我跟着一伙逃票的人一起混进月台。不管南去还是北往，只要有一列火车开过来，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自己填进去。路是铁的，轮子是铁的，火车有着钢铁的行程。听任它把你带往某个地方。
车上有很多人。人们手里捏着火车票，要么将车票装进口袋，或坐或站或蹲，有的甚至躺在座位底下行李架上，等着火车将他们带往车票上的地址。我一早起来，在雪地里走了大半天，我需要一个坐的地方。穿过好几节车厢，有一处座位空在那里。一个三四十岁的男列车员，一屁股差不多占去两个人的座位，又将脚伸到对面——在对面座椅上，一只脚架在另一只脚上，像一挺重机枪，又像迫击炮。列车员有自己的单间，那里有他的座位。我走过去，试图在他的脚边搁下半个屁股。他把这看作对他的冒犯：“干什么！我说你一个人干吗占几个位置？”他说我工作累，需要休息——我想这样，你能咋样？
我朝那张猴子一样的脸看了看，这张脸的下面是一套铁路制服，上头还有一顶大盖帽。我不能把他怎么样。正是因为这身制服，旁边站着的人宁愿站着。我感到喉咙里有一样东西需要吐到他脸上。我用力往下咽。那只喉结在上下滚动的时候，偏偏发出了一点声音。他猴子一样跳起来，问我说什么。我只要说我没说什么，也许就没事。可是我不肯这样说。“妈的，你骂谁？”他一手叉住我的喉咙。我抓住他的手，他叉得更紧了。我不能不呼吸，可他好像就是不要我呼吸。爷爷教的铁牛破埂里有一招用来防身——我朝那身制服下边分叉的地方踢了一脚。他当下就抱住两条弯起的腿，在地上打滚。好一阵，才哎哟哟叫出来。
结果是我被警察用铐子铐住。因为我让一个猴子一样的男人再也没法好好做一个男人。这样，我搭乘的这趟火车把我送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劳教所。把我关进去的时候，他们发现，就像政治书上的那位副统帅一样，打学校里开始，我就是个坏孩子。
隔着一道铁栅栏，爷爷和父亲朝我望着，奶奶和妈妈在流泪。我的身后是一扇门，门里面是一个高墙围成的大格子。门边站着一个穿制服的人。他在等着，等着把我喂进那扇门。我不想像他们一样流泪，我若无其事。时间到了，我就像一个颜体字，走向那扇门。
作者简介：学群，原名贺学群，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生于上世纪60年代，湖南岳阳人。曾发表散文、小说作品若干。
责任编辑：曹景峰
美术绘画：韩静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