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每逢大选前后，华盛顿K街上的大小智库愈发活跃。事实上，美国智库一直在为总统竞选活动提供政策参谋服务，在竞选结束以后，智库也会以“旋转门”形式参与政策制定。但是智库对于美国决策的影响绝不仅局限于此。那么，美国智库在政府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如何发挥作用？带着这一问题，《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了美国东西方研究所所长方大为。
《财经国家周刊》：美国智库在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战略时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中国若想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本土智库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方大为：在美国大约有1800个智库，从外交、政治、医保到教育，任何你能想到的领域，都会有智库在做有关方面的工作。智库在美国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他们可说是智力创新的实验室。他们不隶属于政府，也不受政府的赞助。因此，他们可以独立地发表见解，贡献想法，不管是好主意还是馊主意。这些主意是忙碌的政府没时间琢磨的，而且在政府内部，出于各种纪律要求，你不能跳出来自由发表意见。
但智库就没有这些顾虑，你可以拥有完全不一样的视角。提出观点，检验观点，不同观点碰撞和论辩，最好的点子就浮现出来了。这个过程往往是公开进行的。无论是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还是美国企业研究所、传统基金会，包括东西方研究所和其他很多智库，我们会将自己的想法置于公共空间，公众可以接触到我们发表的报告、文章和新闻简报，产生互动，让讨论持续发酵。
独立于政府更利于智库从事实出发，用中国的话讲叫“实事求是”。这也是中美智库的一个重要差别。中国的智库也很优秀，但大多由政府出资，而且是唯一的资助来源。有句谚语说，“谁出钱雇的小提琴手，就由谁来决定曲目”。我并不是说相关的研究有偏向，只是想强调独立利于尊重事实，不用担心结果牵涉某些利益。
中国智库的学者提出了不少大胆的设想，在美国你也能看到很多极大胆的提议，有时和政府的立场相去甚远。
《财经国家周刊》：在美国制定对外政策方面，东西方研究所有哪些突出贡献？
方大为：举两个例子。2009年，东西方研究所组织了一个美国和俄罗斯的科学家团队，都是导弹技术领域的专家。召集到一起后，我们对他们说：“让我们在事实和科学的基础上，研究伊朗的导弹项目。我们且要看看，6名美国人和6名俄罗斯人，对伊朗导弹及核试验的威胁究竟是什么，能否达成一致。”
认真研究后，他们发表了一个共识报告，以往在此类议题上美俄学者达成共识并不常见。报告认为，伊朗的导弹项目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兑现。因此，布什政府部署在欧洲的导弹防御需要改变。换句话说，我们认为，政府当时的做法是错的。
随后，我们主动将这份报告送达高层，不久后奥巴马总统就宣布了调整欧洲导弹防御的重大决定，事情朝着另一方向发展。当然，我们不是促成这一改变的唯一力量，但我们对相关政策的改变有所贡献。我们提供的科学和事实方面的信息，给高层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第二个例子。2010年，我们组织了一个美俄高级团队，关注网络安全问题。研究重点是，双方如何能更好地交流，共同应对网络安全威胁。我代表东西方研究所提了个建议：把美俄减少核危机中心（Nuclear Risk Reduction Center，NRRC）的机制扩展到网络。这个机制原先是两国为了建立互信，使核军备透明化而设立的。双方信息公开，不用担心对方在做什么，避免因误会引发的负面影响。两年后，两国元首就此达成一致，我们成为了首个提出此建议并获得采纳的智库。对此我感到欣慰，这些努力不仅与现实世界息息相关，也得到了政策制定者的认可。
《财经国家周刊》：传统上，智库招聘时往往要求拥有博士学位，但似乎在1950年代后，硕士毕业生也进入了智库的视野。这是否反映了某种变化？
方大为：首先我想说，我们东西方研究所是一个“思考和行动并举”的智库。我们的使命不只是写报告让人们去读，然后就随它去了。我们希望人们参与讨论，让政策制定者看到我们的成果，最终促成某些改变。所以我们是行动派，而不是出出书，拿些学术成就，我们希望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我个人拥有两个硕士学位，一个公共政策，一个亚洲学，是在德州大学获得的。我的本科背景是国际关系。有趣的是，今天的东西方研究所大约有42名成员，而其中有博士学位的大概也就两个人。当然，这不合常态，也不能印证什么趋势，但这是我们与其他智库的一个重要区别。恐怕全美没有哪所智库有如此少的博士研究员了。
有博士学位当然很好，但博士从定义上讲是一个学术过程，目标是研究和出版，这并不是我们所重视的。我们招募的研究员，不管是初级、中级还是高级，他们都有过丰富的工作经历，愿意为好的世界而行动。
拿我自己举例子，我现在是东西方研究所的副总裁，虽然没有博士学位，但我带来的是在美国外交部门近二十年的工作经历，在中国、俄罗斯和华盛顿往返穿梭。以一个实践者的身份加入智库，这也是其他同事的共同点。
我们注重实践，而非理论工作。这不是说哪个更重要，而是我们有意识地选择做以行动为导向的智库。这也不是什么博士学位所能带来的，我们需要实践的经历。
《财经国家周刊》：我们注意到，美国传统基金会在媒体关系方面做得很成功，而为了应对这种挑战，传统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后来也增设了一位专门负责媒体事务的副总裁。这种变化说明了什么？智库如何看待大众媒体的影响？
方大为：媒体对智库确实有影响。我们也有一位负责公关的副总裁。如果说智库是要用观点影响世界，那么其中重要的一步就是沟通。智库之间的竞争很激烈，我们要争取读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就需要有媒体战略和宣传战略，让你的观点传播出去，和竞争对手一比高低。所以关键是如何在喧嚣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让人们听到、看到。
另一个想说的是，东西方研究所是外交和国际关系问题的智库，我们采用的一个独特方式是“二轨外交”。即通过非正式对话，将重要人物聚集在一起。他们曾在政府任职，或即将回到政府，但在当下不属于政府。当他们不在政府供职时，就可以更自由地发表意见，交流想法，提出行动建议。
二轨外交是一种比较私人化的外交。受此影响，东西方研究所并不总是大范围地公开成果，而是私下将报告传递给政策制定者，不召开新闻发布会，也没有媒体参与，看看最终是否能有一些影响。我们一些最好的报告你可能不知道，原因在于要保证当事人坦诚、开放地发表看法，就必须保护隐私。因此，尽管我们也有一定知名度，但我们在媒体前是比较低调的，更注重观点的质量。这也是我们与其他同行很不同的一点。
东西方研究所：
1980年，睦瑞霜和艾瑞·瓦拉赫创立了东西方研究所，旨在弥合铁幕政策下东西方的关系。研究所在美国的政治、军事和商业领域，在欧洲和苏联都有广泛的联络网，作为可信赖的召集人迅速确立了声誉。在官方联系中断的时期，东西方研究所为双方维持了各种沟通的渠道。1989年后，研究所将自身的工作范畴扩展为全球性组织，与美国、北约、土耳其、中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等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问题和挑战。
《财经国家周刊》：美国智库在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战略时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中国若想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本土智库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方大为：在美国大约有1800个智库，从外交、政治、医保到教育，任何你能想到的领域，都会有智库在做有关方面的工作。智库在美国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他们可说是智力创新的实验室。他们不隶属于政府，也不受政府的赞助。因此，他们可以独立地发表见解，贡献想法，不管是好主意还是馊主意。这些主意是忙碌的政府没时间琢磨的，而且在政府内部，出于各种纪律要求，你不能跳出来自由发表意见。
但智库就没有这些顾虑，你可以拥有完全不一样的视角。提出观点，检验观点，不同观点碰撞和论辩，最好的点子就浮现出来了。这个过程往往是公开进行的。无论是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还是美国企业研究所、传统基金会，包括东西方研究所和其他很多智库，我们会将自己的想法置于公共空间，公众可以接触到我们发表的报告、文章和新闻简报，产生互动，让讨论持续发酵。
独立于政府更利于智库从事实出发，用中国的话讲叫“实事求是”。这也是中美智库的一个重要差别。中国的智库也很优秀，但大多由政府出资，而且是唯一的资助来源。有句谚语说，“谁出钱雇的小提琴手，就由谁来决定曲目”。我并不是说相关的研究有偏向，只是想强调独立利于尊重事实，不用担心结果牵涉某些利益。
中国智库的学者提出了不少大胆的设想，在美国你也能看到很多极大胆的提议，有时和政府的立场相去甚远。
《财经国家周刊》：在美国制定对外政策方面，东西方研究所有哪些突出贡献？
方大为：举两个例子。2009年，东西方研究所组织了一个美国和俄罗斯的科学家团队，都是导弹技术领域的专家。召集到一起后，我们对他们说：“让我们在事实和科学的基础上，研究伊朗的导弹项目。我们且要看看，6名美国人和6名俄罗斯人，对伊朗导弹及核试验的威胁究竟是什么，能否达成一致。”
认真研究后，他们发表了一个共识报告，以往在此类议题上美俄学者达成共识并不常见。报告认为，伊朗的导弹项目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兑现。因此，布什政府部署在欧洲的导弹防御需要改变。换句话说，我们认为，政府当时的做法是错的。
随后，我们主动将这份报告送达高层，不久后奥巴马总统就宣布了调整欧洲导弹防御的重大决定，事情朝着另一方向发展。当然，我们不是促成这一改变的唯一力量，但我们对相关政策的改变有所贡献。我们提供的科学和事实方面的信息，给高层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第二个例子。2010年，我们组织了一个美俄高级团队，关注网络安全问题。研究重点是，双方如何能更好地交流，共同应对网络安全威胁。我代表东西方研究所提了个建议：把美俄减少核危机中心（Nuclear Risk Reduction Center，NRRC）的机制扩展到网络。这个机制原先是两国为了建立互信，使核军备透明化而设立的。双方信息公开，不用担心对方在做什么，避免因误会引发的负面影响。两年后，两国元首就此达成一致，我们成为了首个提出此建议并获得采纳的智库。对此我感到欣慰，这些努力不仅与现实世界息息相关，也得到了政策制定者的认可。
《财经国家周刊》：传统上，智库招聘时往往要求拥有博士学位，但似乎在1950年代后，硕士毕业生也进入了智库的视野。这是否反映了某种变化？
方大为：首先我想说，我们东西方研究所是一个“思考和行动并举”的智库。我们的使命不只是写报告让人们去读，然后就随它去了。我们希望人们参与讨论，让政策制定者看到我们的成果，最终促成某些改变。所以我们是行动派，而不是出出书，拿些学术成就，我们希望帮助解决实际问题。
我个人拥有两个硕士学位，一个公共政策，一个亚洲学，是在德州大学获得的。我的本科背景是国际关系。有趣的是，今天的东西方研究所大约有42名成员，而其中有博士学位的大概也就两个人。当然，这不合常态，也不能印证什么趋势，但这是我们与其他智库的一个重要区别。恐怕全美没有哪所智库有如此少的博士研究员了。
有博士学位当然很好，但博士从定义上讲是一个学术过程，目标是研究和出版，这并不是我们所重视的。我们招募的研究员，不管是初级、中级还是高级，他们都有过丰富的工作经历，愿意为好的世界而行动。
拿我自己举例子，我现在是东西方研究所的副总裁，虽然没有博士学位，但我带来的是在美国外交部门近二十年的工作经历，在中国、俄罗斯和华盛顿往返穿梭。以一个实践者的身份加入智库，这也是其他同事的共同点。
我们注重实践，而非理论工作。这不是说哪个更重要，而是我们有意识地选择做以行动为导向的智库。这也不是什么博士学位所能带来的，我们需要实践的经历。
《财经国家周刊》：我们注意到，美国传统基金会在媒体关系方面做得很成功，而为了应对这种挑战，传统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后来也增设了一位专门负责媒体事务的副总裁。这种变化说明了什么？智库如何看待大众媒体的影响？
方大为：媒体对智库确实有影响。我们也有一位负责公关的副总裁。如果说智库是要用观点影响世界，那么其中重要的一步就是沟通。智库之间的竞争很激烈，我们要争取读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就需要有媒体战略和宣传战略，让你的观点传播出去，和竞争对手一比高低。所以关键是如何在喧嚣中发出自己的声音，让人们听到、看到。
另一个想说的是，东西方研究所是外交和国际关系问题的智库，我们采用的一个独特方式是“二轨外交”。即通过非正式对话，将重要人物聚集在一起。他们曾在政府任职，或即将回到政府，但在当下不属于政府。当他们不在政府供职时，就可以更自由地发表意见，交流想法，提出行动建议。
二轨外交是一种比较私人化的外交。受此影响，东西方研究所并不总是大范围地公开成果，而是私下将报告传递给政策制定者，不召开新闻发布会，也没有媒体参与，看看最终是否能有一些影响。我们一些最好的报告你可能不知道，原因在于要保证当事人坦诚、开放地发表看法，就必须保护隐私。因此，尽管我们也有一定知名度，但我们在媒体前是比较低调的，更注重观点的质量。这也是我们与其他同行很不同的一点。
东西方研究所：
1980年，睦瑞霜和艾瑞·瓦拉赫创立了东西方研究所，旨在弥合铁幕政策下东西方的关系。研究所在美国的政治、军事和商业领域，在欧洲和苏联都有广泛的联络网，作为可信赖的召集人迅速确立了声誉。在官方联系中断的时期，东西方研究所为双方维持了各种沟通的渠道。1989年后，研究所将自身的工作范畴扩展为全球性组织，与美国、北约、土耳其、中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等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问题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