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
　　“民间外交官”的日本想象
　　超越国界的文学交往，促成了莫言作为一名“民间外交官”的身份。
　　1989年，《红高粱》便被介绍到日本，日本读者对“父老乡亲们，日本鬼子就要来了”这样的字句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排斥心理，莫言说：“这说明，那些日本读者有胸怀，有自省能力。”
　　1994年，大江健三郎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演说上说：“正是这些形象系统，使我得以植根于我边缘的日本乃至边缘的土地，同时开拓出一条到达和表现普遍性的道路。不久后，这些系统还把我同韩国的金芝河、中国的莫言等结合到了一起。”
　　大江健三郎曾预言莫言获诺奖。2002年，大江健三郎曾去莫言的故乡高密东北乡过年，两人的友谊得到了进一步深化。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天，莫言从川端康成的小说《雪国》里读到了这样一个句子：“一只黑色壮硕的秋田狗，站在河边的一块踏石上舔着热水。”他感到眼前出现了一幅鲜明的画面，仿佛能够感受到水的热气和狗的气息。于是，小说《白狗秋千架》出炉。
　　1999年，《丰乳肥臀》日文版面世，第一次去日本的莫言踏上了伊豆半岛，走进了川端康成写作《伊豆舞女》的房间，“首先有一种缅怀先贤的仪式感，然后就非常感慨。当年读他的小说时，怎么也想不到会有一天来到这里。”随后几次去日本，他又两次参观了川端童年时的故居。在川端的故乡，当地的学校邀请他去演讲，台下年轻的女生们不停地问关于文学、童年、故乡等方面的问题。
　　法国大使的贾平凹之恋
　　贾平凹曾两次获得法国的文学奖，两次的命运却大不相同。
　　去年年初，贾平凹获得了法兰西金棕榈文学艺术骑士勋章，这是贾平凹继1987年《浮躁》获得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1997年《废都》获得法国费米那文学奖之后，又一次获得国际文学艺术大奖。
　　法国驻华大使白林将勋章授给贾平凹时说：“法国人热爱中国文学，其中包括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古典文学。当然也爱中国当代文学，那些以转型中的中国为主题、反映中国翻天覆地变化的种种细节，几乎贯穿了贾平凹先生的所有作品。”
　　当年，《废都》在本土遭禁，却在法国获奖，法国有关方面邀请贾平凹去法国出席颁奖会，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贾平凹未能去成；法国驻华大使则要在大使馆接见贾平凹，他也婉拒了。后来大使在去西安时才“顺便”会见了贾平凹。
　　当代作家逐渐走出去，与全世界进行交流。3月18日，麦家小说《解密》的英译开始在美、英等21个英语国家上市。《解密》英文版在海外上市的第一天，就成功打破中国作家在海外销售的最好成绩。
　　美国最大出版社FSG的总编辑艾瑞克预言：“麦家可能是这个世界上，你们没听说的最受欢迎的作家。”此次企鹅出版社打出宣传语：“2014年最出人意料的悬念作品”、“中国最重要的文学现象登陆西方”。
　　徐志摩到钱钟书：“兄弟我在英国时候”的两种解读
　　民国期间，一些作家便开始了他们的“公民外交”。
　　《再别康桥》至今仍是剑桥大学的一段传奇。2008年，英国剑桥大学著名的国王学院，在剑河之滨的一块草地上，为中国诗人徐志摩立了一块白色大理石的诗碑。这块诗碑，如今已成剑桥一景。
　　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是20世纪上半叶伦敦最著名的文化沙龙。1921年9月，徐志摩到达剑桥后，日日与他敬仰的狄更斯、罗杰·弗莱、罗素等人同窗共读。正是他们，把他带进了“布鲁姆斯伯里”。
　　徐志摩还把“布鲁姆斯伯里理念”带入中国。上世纪20年代的中国，以徐志摩、陈源、凌叔华等为代表的“新月社”，就是以它为模板建立：诗人、作家、科学家、政治家等，常以沙龙形式聚会，出杂志，办书店。有意思的是，两个团体，虽远隔重洋，却互相渗透，产生了联系。
　　钱钟书小说《围城》中的教育部督学拿“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当口头禅，代表了一种自大的心境。曾留学英美的钱钟书，对来自外国的诱惑有足够的抵抗力。上世纪80年代，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邀请他前往讲学半年，开价16万美金，交通、住宿、餐饮费另行提供，可携夫人同往，只希望由钱钟书每两星期授一次课，每次40分钟，半年讲12次课，实际授课时间只相当于一个工作日。可钱钟书却拒绝了。他对校方的特使说：“你们的研究生的论文我都看过了，就这种水平，我给他们讲课，他们听得懂吗？”
　　英国一家老牌出版社得知钱钟书有一部写满了批语的英文大辞典，专门派人出重金请求卖给他们。钱钟书说：“不卖。”与钱钟书签署了《围城》版权协约的美国好莱坞片商，多次盛邀钱钟书夫妇时间自便时做客观光，随便吃住，或监督影片制作，他们都摇头婉拒。他说：“我现在是中国式的硬木椅子，搁在那儿挺结实，搬搬就散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