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公平观与西部民族地区贫富差距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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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当前我国的贫富收入差距日益显著,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最主要的贫困地区,解决其收入差距问题关乎地区稳定、民族团结、西部大开发顺利推进乃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本文以甘肃省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为例,从马克思主义公平观的角度对该地区贫富差距现象进行分析,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收入分配公平理论为指导,立足于张家川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状,对该县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原因作一分析, 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可行的解决途径。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 民族地区 张家川 收入差距
  据调查显示,中国公众认为目前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中收入差距过大贫富分化排在第三位。从国际上通用的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看,我国贫富差距已突破社会容忍的“红线”——0.4, 2009年达到了0.5,超过了发达国家0.35的平均水平。在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把提高居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富裕人民群众作为全新思路和战略,并围绕着如何“富民”制定了行动路线图。这种政策上的大转化,是针对我国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所产生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现实而提出的。作为回族人口比重为80%的张家川回族自治县,贫富收入差距的问题也十分突出。
  一、张家川的贫富收入差距现状及其制约因素
  (一)贫富收入差距现状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位于甘肃东南部、陇山西麓,东接陕西陇县, 南邻清水县, 西接秦安县, 北与华亭、庄浪两县接壤。全县总人口306214人,其中回族人口为211905人,乡村人口为290329人,占94.8%,乡村劳动力资源总数为138807人,是以农业为主的民族自治县。现有耕地面积69.935万亩,其中粮田面积45.93万亩,人均耕地1.5亩,1986年被国家确定为扶贫县之一。近年来,张家川经济快速发展,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有相当一部分农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是由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仍有一部分农户收入水平较低、收入增长缓慢甚至下降。这种现象的存在,不仅延缓农村的全面小康进程,制约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引发农村社会经济突出问题的根源。主要表现在: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1978年到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增加了55倍,而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增加近43倍,正如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所说,农民的收入一直低于GDP增长和城镇收入的增长,所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09年张家川全县农村经济总收入83337万元,农业收入48750万元,其中种植业收入40060万元,农民外出劳务收入13489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116元。从总体情况看,种植业收入仍是家庭经营收入的主体,第一产业所占比重高说明张家川的经济发展水平仍处在一个特别落后的阶段。此外,由于受到自然环境、粮食价格变动以及农药、化肥价格上涨等因素的影响,农民收入水平很不稳定。相比较而言,2010年,张家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0385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480元,县城居民的收入较为稳定并高于农村的居民收入,一些乡镇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还不到县城居民收入水平的三分之一,城乡收入差距悬殊。加之,县城居民能够享受到住房公积金、医疗、养老保险以及教育保障,同时县城的高收入人群存在较大的隐形收入,统计时难以覆盖,则县城居民可支配收入存在一定的低估。
  2.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增大。农民收入的差距不仅表现在与城镇居民收入差异之中,并且农民中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异也十分明显。张家川由于传统的民族风俗和自然条件的制约,农民的文化水平和基本素质普遍偏低。因此,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民,容易接受和学习新技术,对市场信息的反映比较敏感,思路开阔,适应性强,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因此收入水平较高,经济增长速度快。即便是向其他行业流动时也容易被用人单位所接纳,收入来源较广阔。但大多数农民因受低层次文化水平的制约,在接受新技术和市场信息方面不灵,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方面适应能力差,使得经济发展速度较慢,难以与市场接轨。剩余劳动力即使外出务工,因文化程度低,从事的职业结构也相对比较集中,主要集中在城市里其他人不愿从事的“三D”(Dangerous、Difficult 、Dirty)行业。如大多数外出到兰州、银川打工的回族,主要从事的职业包括“抡大锤”(所谓“抡大锤”就是指在拆除废旧楼房或损坏的路面时,用“榔头”——铁制的大锤砸楼面或者地面的一种行为)、收购旧家具以及在面馆子或其他饮食行业就业,劳动强度较大而收入相对较低,因此,形成了高风险、高成本、低效益的局面。
  (二)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
  由于受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等多方面因素影响,农村低收入居民具体表现为生活水平低、劳动力素质低、经济结构单一、非农从业不发达,投入多、产出少等原因,导致长期在处在“低收入-低投入-低生产率-低商品率-低产出率-低投入”的恶性循环中,很难走出贫困。
  1.自然环境差。从整体上看,农业是张家川大部分人的生存基础和立身之本,农业始终贯穿于他们的生活。因此,自然环境对农业的影响关系到张家川的经济发展。张家川县各种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受少数民族特点的影响,尤其是偏远山区交通不便、山高坡陡、经济滞后。其中梁山、平安、马关、恭门等乡镇是耕作非常困难、坡度较大的山地,根本谈不上机械化生产。大多数农户只能在当地从事传统的农业产业,主要以种植业为主,收入水平长期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在本地寻找新的收入途径难度大。同时受自然灾害等难以预见因素的影响,很难改变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
  2.劳动力文化素质相对较低。教育的差距是贫富差距的核心,农村部分劳动力的文化程度较低,很多边远山区贫困农户的劳动者文化水平很低,有相当一部分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同时,由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80%是回族,相对传统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导致当地农民接受国民教育的动机和能力都受到极大地限制。一是长期受封建思想束缚,部分群众中仍然存在着早婚早育、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这样随着人口的增长,造成家庭经济负担过重,进入所谓“越生越穷,越穷越生”的恶性循环状态,再加上经济条件差,导致当地很多农民因家庭经济负担较重而不愿让孩子进入学校。二是当地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往往不需要太多的文化知识,使得当地很多居民仍存在“没文化照样挣钱、照样生活”的传统认识,使得父母丧失了送孩子读书的意识,迫使一些少年儿童弃学从商,过早地成为家庭经济的支柱,但是长此以往,孩子们就失去了求知的欲望,为社会增添了新的文盲。大量的文盲影响到农业经营效益,而且转向非农产业就业的能力也很低。   3.科技意识不强。随着现代农业和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农业技术市场和科技企业对农业科技推广的作用会更为突出。但甘肃省在这方面起步晚、基础差,对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力度和贡献都较弱,而张家川县的许多农民由于受自然条件、文化程度、环境因素的影响,接受科技意识的能力更加薄弱,对于关于种植业的新型技术不会使用,甚至从未听说,从而制约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农村农户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当然掌握农业科技的水平与农民的文化程度低有关。文化水平越高,则其科技素质相对越高。另外,农民科技水平差异也与其性别有关。受传统伦理文化以及社会分工影响,张家川留守农民一般都是“613899 部队”( 儿童、妇女、老人) ,尤其是妇女基本上都从事着“相夫教子”、“侍奉公婆”等内务性事情,因而对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学习既缺乏兴趣,同时也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这无形中更加阻碍了农民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二、马克思的公平观内涵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马克思认为,公平是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经济关系,而不是由分配方式决定的法权观念。公平作为道德和法的观念,不是先验的、决定经济关系的东西,相反,它的性质和内容是由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即经济基础决定的①。马克思指出,公平是历史的、相对的,不是永恒的,是随生产力和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公平观作为不同阶级或利益集团对现实分配关系与自身利益关系的一种评价,在不同的社会形态所体现的内涵是不一样的,是随着生产力决定的经济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利益集团和阶级的变化而变化,不存在适用于一切社会发展阶段永恒的公平观②。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平问题,马克思认为,刚刚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新社会,必然在各个方面打上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指出:“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因此,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③。”在马克思看来,这种按照劳动者的劳动进行的“平等的分配只是形式上的“平等”,事实是不平等的。因为公平分配观体现的“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即资产阶级公平分配观中的等价交换原则,它在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按劳分配中以等量劳动相交换形式表现出来。马克思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实现真正的公平。④
  三、思考与对策
  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也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和价值追求,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本质属性。社会主义之所以最终要消灭经济上的剥削和政治上的压迫,归根结底是为了消除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使全体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享有同等的权利,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没有社会公平就没有社会主义。
  就我国构建和谐社会而言,收入分配差距的日益扩大严重影响着构建进程。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经济打破了我国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面对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现在出现的贫富收入差距,我们应该以马克思的公平理论为指导,正确看待这一现象以及这种现象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从整体上解决如何缩小贫富差距。马克思的公平观对于张家川在现阶段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1.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业结构调整要面向市场,依靠科技,因地制宜引导农民调整种养结构,大力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首先,改变广种薄收的经济模式,通过对农业结构调整,充分发挥山区丰富的资源优势,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其次,大力发展畜牧业。畜牧业受自然因素影响较小、适宜贫困地区发展的富民产业,要实现新的突破,降低饲养成本,提高养殖效益。同时要加快畜牧业的市场建设、防疫体系建设、服务体系建设,为畜牧业生产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使畜牧业成为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最后,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通过农业产业化的经营方式,延长农业产业链,让从事农产品种植、养殖和加工的农民从中获得最大的收益。
  2.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文化素质。实施均衡教育、缩小劳动力禀赋差距是解决民族地区收入差距问题的根本对策,收入差距问题根本原因是教育投入的非均衡并由此导致的劳动力禀赋差异。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加大农村教育投入,不仅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也是低收入户增加收入的长远基础。首先,努力普及初中教育,把发展教育的重点放在普及初中教育上,解决少年儿童不上学和中途辍学的问题,防止新一代文盲人口的产生;其次,开设各种培训班,对一些上过小学、初中或高中的农民进行职业培训,争取几年内使每个低收入家庭都有一个掌握一至两门实用技术和经营特长的劳动力,这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既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又有长远的作用;最后,大力发展农村中等专业学校、农民职业中学,培养一批中级层次的人才,以适应商品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在教育经费投入上,各级财政应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投入,力争所有贫困家庭的学生都能得到政府的资助,从资金上保证贫困家庭学生能顺利完成九年义务教育。
  3.加强扶持力度,改变扶贫方式。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发展二、三产业,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低收入农户由于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生活消费,维持简单再生产都比较困难,要想扩大再生产依靠自身的力量是很难的。对于贫困户,政府应加大扶持力度,同时,改变面面俱到的救济式的扶贫形式,把扶贫重点放到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贫困农户生产综合能力上。   4.组织剩余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收入。大力发展张川少数民族的民族特点和优势,发挥好少数民族的特长。加快劳动力转移是低收入农户快速增加收入的重要措施。低收入农民家庭一般有较多剩余劳动力,但劳动力转移的能力比较差,转移的劳动力较少。所以,转移劳动力是快速提高收入的重要途径,也是一条捷径。
  5.增强科技意识,转变种植观念。全国人大代表刘瑞莲说过,农业增产农民增收,靠得是增强农民的科技意识,提高农产品的质量。这是增强农民的科技意识,转变种植观念,提高农民素质也是快速推动设施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当代新的科学技术将不断出现,要实现向新的科技要效益,农民必须增强科技意识,农业技术推广部门要在巩固和完善已经推广和应用的各类技术的同时,研究、总结和推广新的技术,促进农业持续稳定地增产增收。比如,在各乡镇固定开展“科技活动周”活动,满足群众对科技的需求,帮助广大农民解决种植时遇到的各种难题。由于张家川自然环境差异大,更需要普及科学技术,转变种植观念,帮助贫困农民依靠科技翻身,应用科技摆脱贫困。同时,政府应结合本地的种植情况,让农业专家到田间地头,为农民讲解传授相关种植技术及病虫防治知识,现场答疑解惑。并组织农民培训与学习相关科技知识,逐步形成具有一技之长、能带领农民致富的农村实用人才队伍。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2] 许娜、赵天虹,《当前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及其评价》,中共长春市党校学报,2006(12).
  [3] 马智峰,《张家川县农民收入现状及对策》,调查研究,2010(9).
  [4] 许军文,《马克思的公平观》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 1993年1月.
  [5] 盛来运 侯锐 ,《建立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长效机制》 ,中国信息报, 2009年01月12日.
  [6] 张本波 ,《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趋势与对策》,科学决策月刊 ,2006年10月.
  [7] 景春梅,《西部民族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及对策研究》,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5 年第6 期.
  [8] 王全跟 《对张家川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几个问题的调查与思考》,甘肃省农村下基层帮助工作调研报告专辑,2010.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③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④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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