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持偏见，一意孤行”是著名美术大师徐悲鸿先生青年时期说的一句话，在这里，“偏见”并不是贬义的，而是超出一般见识的偏见；“一意孤行”，也并不是“孤行”，是基于自己独立判断的思想和行为。这句青年徐悲鸿的话可以为两位经济学家林毅夫和张维迎的论争写下一个有趣的注脚。
　　一个多月前，林毅夫、张维迎、黄有光等多位著名经济学人在上海参加杨小凯教授逝世十周年追思会。会上，林毅夫、张维迎两位思想碰撞，交锋频仍。交锋核心在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之手到底应当放在哪里。林毅夫认为，政府必须有所为，政府需要为企业家的产生提供公共知识和基础设施。张维迎认为政府现在要做的最重要的是给人创造自由的环境、法治、包括产权制度的保证。
　　君子和而不同，张维迎的观点是，政府要做的就是创造制度环境。一是给予思想和行动的自由；二是稳定的预期。最重要的是用法制保护自由、保护私有产权。“政府不应该实行歧视性、特权性的政策，给任何企业优惠。”而林毅夫认为，“政府去协调，当然有可能失败，但是没有政府协调更失败。”
　　经济学人最喜爱的事之一是回到经典，最好是回到现代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张维迎引用了亚当·斯密的一句话，认为只要保护产权，建设法律制度就够了。而林毅夫认为，两百年前亚当·斯密的时代，产品只有10的2次方，不到3次方，而现在是10的7次方、8次方，这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没有讨论的。林毅夫举例说，所有美国重要的新的产业的出现，背后都有国家的支撑，比如Google的计算方法是NSF（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一个项目。而张维迎反驳说，“在产业革命时候，大量新产品的出现，也没有什么国家支持，美国最好的大学都是私立大学。”
　　市场重要还是政府重要？经济学大家道格拉斯·诺斯在1981年提出诺斯悖论指出，国家具有双重目标，一方面通过向不同的势力集团提供不同的产权，获取租金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国家还试图降低交易费用以推动社会产出的最大化，从而获取国家税收的增加。国家的这两个目标经常是冲突的。“诺斯悖论”描述了国家与社会经济相互联系和相互矛盾的关系，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经济衰退的根源。
　　诺奖得主科斯也提出了一个科斯定理，关于这个定理，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只要财产权是明确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那么，无论在开始时将财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配置。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各种变量、制度变迁、产权结构都会起作用、发挥影响。“交易费用不为零”，你能设想运动的世界是没有摩擦力的吗？
　　林毅夫和张维迎的辩论有古君子遗风，上追孔子，外达Google，既谈到企业家精神，也谈到种小麦与水稻的成本选择。整个辩论逻辑严密，历史感和现场感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面临的形势任务是任何教科书上都没有描述的，就像一个笑话所说的那样，一个刻板的医生抱怨，我照书上写的方法进行治疗，可病人们却不按书上写的那样去生病。
　　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抱有不争的思想，含蓄保守，温良恭俭让，甚至羞于辩论。其实，辩论何尝不是一件公开亮剑的过程呢？理越辩越明，廓清迷雾，开启民智，也是大有裨益。这场论争之后没几天，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调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林毅夫是以这种方式宣布张维迎要回归朗润园吗”，人们如此打趣。（支点杂志2014年9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