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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不关心政治，但政治永远会来关心你；除了改造政治，你哪里还有路可寻？躲不过政治的胡适，为新年许下了三个愿望，结果只实现了一个，还是在八年之后。
1937年元旦那天，胡适一定想了很多，否则，一篇三千多字的新年祝辞，怎会耗去一代文豪七个半小时？
他一定想起了自己的宣言：“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
那是在1917年， 27岁的胡适，不是不关心政治，而是出于书生的“洁癖”不屑于谈“那种”政治。不出意外，胡适只坚持了不过两年。更为有趣的是，这个宏愿当时就遭到了左右两面的夹击。
左的一面，陈独秀专门著文《谈政治》，说：“在现实社会中，谈政治也罢，不谈也罢，谁都逃离不了政治，除非躲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
右的一面，丁文江尖锐地批判，“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经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他们都是对的——你可以不关心政治，但政治永远会来关心你；除了改造政治，你哪里还有路可寻？
胡适一生，以学术和政治为两个主题。大致看来，学术的一条曲折下行，政治的一条却昂然向上。两者的交汇点，恰好是1937年。
元旦这天晚上，他也许会想到1922年，当他决心开办《努力周报》时，一班好友建议——“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这一条可以和十年后傅斯年另一句名言对照——“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虽然都是建议，但是很明显，当年的“下策”办报，已变为最优选项，而胡适的底线也完全不同。当年他还有“干不干”的选择，而到了1947年，他好像只能计较“怎么干”了。
说到“干政治”，胡适大概还会想起当年研究系老人林长民的话：“适之……是个处女，不愿意同我们做过妓女的人往来。”林当过段祺瑞内阁的司法总长，如果坐过这个位子算作“妓女”，那十年后胡适差点当上中华民国的总统，该算什么？
当然，站在1937年的门槛上，残酷图像还是未知。
胡适是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新年祝辞最终还是写完了，题为《新年的几个期望》。期望只有三个——结果只实现了一个，还是在八年之后；另两个，倾胡适毕生之力，都没有看到。
艰难的自由，夭折的独立
1937年胡适的第一个期望是：“今年必须做到宪政的实行”。
“必须”二字，似乎透着些许不耐烦。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对胡适来说，所谓“宪政”，就是《新青年》时代的“德先生”。这面大旗他扛了差不多二十年，翻来覆去就是那一点常识。
在《新年的几个期望》里，胡适认为，宪政就是法治。这个定义他已经用了至少五年——1932年《独立评论》创刊号上，胡适著《宪政问题》一文，写道：“宪政论无甚玄秘，只是政治必须依据法律，和政府对于人民应负责任，两个原则而已。”
再倒推十年，1922年胡适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提出著名的“好政府主义”时说:“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
“好政府”是胡适的思想脉络中值得一叙的概念，其涵义是：“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治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⑴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 ⑵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这哪里是什么“好政府”，明明只是一个“正常”的政府。
而所谓“个人的自由”，排在首位自然是言论自由。问题是，如何实现？
胡适的答案很简单——自己去争。早在1920年，《争自由的宣言》就断言：“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这几年军阀政党胆敢这样横行，便是国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表现。”
胡适自己也是这样“争”的，从《每周评论》，到《努力周刊》，再到《新月》和《独立评论》，都是胡适自己在身体力行“争自由”。其中尤以《独立评论》的发刊辞最能表达胡适的自由理念。后有研究者列出四个要点，分别是：“公平的态度”、“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负责任的言论”和“独立的精神”。后来胡适还在《丁文江的传记》中加了一条：“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
媒体要说老实话，恐怕和“好政府”其实是正常政府一样，只是常识，可在当时居然独树一帜。创刊两年后，蒋廷黻对胡适说：“觉得我们做的文章至少总可以算是认真想过才做的。只此一点，《独立》当然是今日国内第一个好杂志！”
除了“争自由”，对主编胡适而言，这还是他的“报国方式”。他曾不止一次在日记中记下，每到发刊前，总得搭上所有时间编稿，每每弄到凌晨。而他总是自励道：“这是做国家的事！”
无怪乎迟至1947年，有北大学生来信倾诉对时局的绝望，胡适还回答：“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都是我们这个民族努力不够的当然结果。”然后又翻出自己在30年前《易卜生主义》中的话作为赠言：“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办法莫如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这就是胡适的自由主义中，个人和国家的关系。最好的概括，莫过于《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这段话——
现在有人对你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争个人的自由”，只是问题的第一步。穷胡适一生，都止于第一步。他做的媒体基本没有善终，大都在政治风浪中颠覆。胡适反对“空谈主义”而要“研究具体的问题”。但在“第二步”这个具体的问题上，胡适无法回答。他的艰难尝试，隐含在他和蒋介石长达30年的交往中。
先不妨做一个“大胆的假设”：所谓第一步，也就是胡适的“独立”、“自由”，统统是脆弱的。胡适一介书生，治学也罢，论政也罢，其独立的程度，只取决于政治对他关心到什么程度。就在1937年的这个元旦，胡适冥思苦想如何落笔时，《独立评论》已经因为张奚若一篇雄文，被河北省主席宋哲元停刊近一个月。
不过，毕竟到了1937年，积二十年“谈政治”之功，脆弱的“独立”，总算攒出几块筹码。现在是胡适个人声望的顶峰。一句“我的朋友胡适之”，居然是当年的流行语之一，不亚于今天的“PK”之类。而《独立评论》同仁，此时已有四位入阁，居部长衔。政治要来“关心”胡适，自己先得掂量一下。几经斡旋，《独立评论》居然在当年4月复刊了。此时胡适很可能正“不可救药地乐观”起来。这恐怕也是民国肇造以来，胡适最有理由乐观的时候。
岂料，这竟是回光返照。复刊仅三个月，卢沟桥枪响，更大也更野蛮的政治恶涛袭来，《独立评论》即寿终正寝。这是胡适主持的最后一个媒体。为政治而始，最后也终于政治。所谓“独立”，终究无法和政治较力。
“独裁无胆，民主无量”
1937年，胡适的第二个期望是：“我们期望蒋介石先生努力做一个‘宪政的中国’的领袖”。他进一步阐释说：“宪政的精神是情愿造起法律来束缚自己。不但束缚自己不许作恶事，并且束缚自己不许在法定职权之外做好事。”
此时的蒋，侥幸从“西安事变”中全身而退，大概正在琢磨如何处置张学良。以后来张一生囹圄而观之，“用法律来束缚自己”不啻为对牛弹琴。
终胡适一生，人际关系中最说不清道不明的大概就是蒋介石。两人的交情不是善始，最后也谈不上善终，而且都是因为胡适要“争自由”。
1926年，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势如破竹。胡适在日记中有如下评价：“介石之能在军事上建功，是无疑的。但他有眼光识力做政治上的大事业吗？此事我很关心。我深盼他能有政治上的手腕与见解。”
仅一年后，他就在日记中哀叹：“上海的报纸都死了，被革命政府压死了。”于是胡适披挂上阵，以《总理遗训》和《建国大纲》为依据，对国民政府痛加批判。
言辞最为尖刻的，是《国民党和新文化运动》，针对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的复古文章，胡适推导出一个惊人结论：“我们从新文化运动者的立场，不能不宣告叶部长在思想上是一个反动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动的思想。”
下一个推理也就顺理成章：“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
这段时间的成果，是小册子《人权论集》。其中火药味之浓郁，为胡适一生为文所少有。虽然胡适大量引用孙中山语录，但以国民党式的政教合一的性质，信仰什么，甚至是如何信仰，都是禁脔。到了1930年，迫于压力，胡适黯然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那边蒋介石却不罢休，一年后还公开说：“胡适系反党。”
1932年，两人第一次见面。胡适送给蒋一本《淮南王书》，因为他认为：“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王书》又集道家的大成。道家兼收并蓄，但其中心思想终是那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道’。”
蒋也回赠其亲著的《力行丛书》。胡适发现，书中对孙中山“知难行易”的解释，容纳了不少自己的见解。到1934年，胡适做出新判断：“他（指蒋介石）不是不能改过的人，只可惜他没有诤友肯时时指摘他的过举。”
又一年后，两人已往来数次。胡适的结论更进一步，在给罗隆基的信里写道：“依我的观察，蒋先生是一个天才，气度也很广阔，但微嫌近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
“小事糊涂”的解决方法，自然就是“无为而治”。既然，蒋先生缺乏“诤友”，那么由自己来扮演这个角色又有何不可？短短几年，胡适的观感发生了两次180度转变。固然是两人建立私谊后，胡适的观察更细致，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九一八”，它扭转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救亡正在压倒启蒙，成为当务之急。
待到“西安事变”，胡适写《张学良的叛国》，大概是第一次正式尊蒋为“领袖”。当然在这个领袖头顶，胡适还不忘戴上一顶“宪政”的帽子。
后人读来恐怕会觉得荒诞——“宪政”和“领袖”其实是天生的死对头。宪政的国家长不出领袖，而领袖治下哪里会容许宪政？把这个荒诞还原到1937年初胡适的眼光中去，却是尴尬而辛酸：一方面，胡适在修内政和御外侮之间，毫不犹豫选择内政优先，因此当务之急是建立宪政；而另一方面外侮日甚一日，却又必须有一个领袖。
再仔细分析“宪政的领袖”，和“开明专制”已相去不远。而胡适作为“诤友”，“诤”了一辈子就“诤”那四个字——“无为而治”。品咂这四个字，目的虽然是“治”，但还隐含着一个前提，就是作为主宰力量的政治权威能够不惧于“无为”而屹立。在彼时的乱局下，这四个字和“开明专制”也就颇有契合了。
胡适的心里其实是明镜一般，所谓“开明专制”，弄到最后大都只剩一个“专制”而没有“开明”，否则他就不会在1934年时就写道：“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
因此，期望蒋介石做“宪政的领袖”，不是胡适揣着明白装糊涂，恐怕是在内外双重煎熬中，逼出来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后人读史，不能不感慨胡适的煞费苦心和一厢情愿。
后辈唐德刚对胡适的评价是：“他是不能搞政治的。他缺乏搞中国政治主观和客观的一切条件。”
主观条件，依唐德刚的说法，“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没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级官僚的脸皮和政客或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没有足够作政论家的眼光！”
胡适的客观条件缺陷，莫过于蒋介石。后人评价蒋介石的政治人格，为“独裁无胆，民主无量”。
以“双无人格”为筹码，以“宪政的领袖”为骰子，未必不能掷出一个“无为而治”的满堂红吧？——事实上这场豪赌早已开锣，由不得胡适说不。况且有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敲敲边鼓，也许真能险中求胜，侥幸一把？
不过在1937年元旦，胡适还看不到赌局的结果。
待到7月，全面抗战打响，外侮主动杀将过来，压倒内政。“宪政的领袖”之赌中场休息——“领袖”优于“宪政”。
最终结果也是意料之中——只有“领袖”，没有“宪政”。不过下半场的进程就慢得多，因为胡适一直坚守到生命末期才认输。那是1960年，胡适眼睁睁看着《自由中国》重蹈自己早年政论杂志的覆辙，而雷震因组织反对党下狱。但他无能为力，只能愤然向蒋当面历陈：“十年前总统曾对我说，如果我组织一个政党，他不反对，并且可以支持我……我今天盼望的是：总统和国民党的其他领袖能不能把那十年前对我的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一个新党的人？”
身为一代自由主义宗师，胡适留下最后一句传世名言：“宁可不自由，也就自由了。”此间凄凉，后人已不忍置评。
过河卒子过了海
1937年元旦，胡适的第三个期望是：“我们期盼政府今年能做到整个华北的疆土的收复和主权的重建。”这个期望被排在最后，也是“内政优先”的表现。他给《独立评论》写下的最后一篇政论是《我们能行的宪政与宪法》，写于7月2日，刊发于11日。这时南苑的炮声隆隆已四天。
“七七事变”引爆全面抗战，在当年其实是个“意外”。自“九一八事变”起，每每中日冲突，乃至几次正式交战，都是“局部战争”。国民政府的“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实际已行有六年。外界认为，此次冲突，很可能还会局限于平津一地，而终将以外交途径解决。
不过，早在1935给王世杰的三封著名长信中，胡适就提出了中日之间的和平底线是保有平津。信中，胡适设想了如下战略：⑴我们如可以得着十年的喘息时间，就应该不顾一切谋得这喘息时间；⑵我们如认定，无论如何屈辱，总得不到这十年的喘气时间，则必须不顾一切苦痛与毁灭，准备作三四年的乱战，从那长期痛苦里谋得一个民族翻身的机会。
这个翻身的机会，是 “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
后来时事发展，果然印证了全部猜想。
“七七事变”第二天，胡适未及转移家眷，即南下参加第一期“庐山谈话会”。上山当天，蒋就请胡茶叙。胡历陈北方的民情激愤和中央不能放弃河北。据说谈得少有的慷慨激动，令蒋为之动容。
当晚，蒋长考后决定对日作战。这场战争的真相，是“一个尚未完成统一的中世纪国家和一个第一等的现代化国家之间的殊死较量”（黄仁宇语）。
如此局面已经容不得胡适洁身自好。去美国寻求援助，并把汤姆大叔拖下水来打“太平洋上的大战”，举国之内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于是他很快以特使身份赴美，并于翌年就任中国大使。受命当天，胡适的日记中颇有些悲壮——“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
胡适揶揄自己是“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往前”。但情况之复杂远超过想象。他过的不是河，而是“海”，不仅是太平洋，而且是风云诡谲的“宦海”。
为劝他就任驻美大使，蒋介石连发两封电报。胡适回复受命之后，旁人却提醒道，你还没回电呢。胡适不解。答曰，还要回前一封电报，因为 “委员长给你的第一封电报，你总得谦辞一番。你怎么没有经过谦辞的手续就答应下来？”官场里潜规则的复杂，由此可见一斑。
胡适就任大使之后主要有两项任务，一是争取美援，最大的成果是在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当晚，获得了美国的桐油贷款2500万美元，给国内的低迷人心打上一针强心剂。
另一项，自然就是拖美国人下水。胡适运用其知名度，和在美国的广泛人脉，四处巡回演讲，以图刺破盛行于当时的孤立主义。仅1938年就任驻美大使之前，胡适就创下了51天行10600英里，演讲56场的纪录。累得48岁的胡适在当年底就心脏病发作而住院休养。
胡适在美数百场演讲的主题是：“第一，日本是世界文明的公敌；第二，中国人正在进行的牺牲，是在为美国而战；第三，美国的和平必不长久，太平洋这一战无法避免。”
一个外交使节，在所驻国四处巡游距离之长，演说次数之多，而目的就是鼓动所在国参战，堪称世界外交史上的奇观。日本那边，对美国国务院支持“战争贩子”到处巡讲，极表愤怒；另有一日文报纸在获知胡适任大使后，忧虑道：“日本需要派三个人一同使美，才可抵挡得住胡适。”而美国这边，直到战后，还有史学大家愤愤然著书说，美日之战本可避免，罗斯福不幸上了那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的圈套，所以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罪魁祸首就是胡适！
假设这个论点真能成立，胡适岂不是挽救中国国运的第一功臣？可怜这位“第一功臣”在国人的眼中却是另一番模样。宋子文就当面对胡适说过：“你莫怪我直言。国内很有人说你讲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多管管正事罢！”
至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胡适的预测一一实现。美国宣战当天，胡适就认为自己使命完成，决定辞职。不过，为什么之后他又在美国滞留了四年呢？
根据余英时先生的研究，除了私人原因，更重要的是，“过河卒子”被“过河拆桥”了。其中内幕无法展开，不过就1942年10月外交部长郭泰祺给胡适的密函中，已可见中国政坛的浓浓黑烟。信中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在目前情况下，兄果返国，公私两面或均感觉困难，于公于私，恐无何裨益。”
大儒胡适，对于那潭浑水的厌恶，也可想而知。至今让国人津津乐道的宋美龄访美旋风，透过胡适那副深度眼镜的近距离观察，却有另一番景象：“一会儿她（蒋夫人）出来了，风头很健，气色很好，坐下来就向孔令侃要纸烟点着吸！”总体观感是：“一股虚骄之气，使我作恶心。”
胡适下海，好歹全身而退，羽毛虽然湿了一下，在大洋彼岸也很快晒干。而政治，却不肯善罢甘休。
抗战甫定，内战三年，胡适五次辞官不就。开出的价码一个比一个诱人，分别是国务委员、再任驻美大使、考试院长、外交部长。最惊人的，当然是蒋介石亲自推举胡适为总统候选人。
时为1948年国民党制宪召开国大，蒋介石嫌这部宪法规定的总统权限小，因此愿意出任握有实权的行政院长，并推举无党派又素有清誉的胡适出任“虚君”。胡适在日记中记下：“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
他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但我实无此勇气。“
一年后，胡适流亡再去美国，还有一股翻腾于太平洋两岸的潜流想以他替蒋 “领导救国事业”，连宋子文都来当说客，胡适自然是哭笑不得的再次拒绝了。
挣扎出政治魔爪的胡适晚境却颇有些凄凉。纽约的房子小，而夫人惟有打牌为娱乐，弄得他连寓公都当不安稳。他只能时常去图书馆，研究海峡两岸正齐头并进的批胡材料。尤为有趣的是，1956年老友陈源从大陆邀请胡适“回来看看”，并致信说，大批判“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
胡适在这句话下划线，旁注道：“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
这个思想之外的胡适，不就是从1937年开始发育成形，并最后和思想之内的胡适纠结在一起，变成一道至今都解不完的难题吗？
梦碎的时候
到1937年，到二十年前批评自己“不谈政治”的陈独秀，正关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另一个批评自己“不谈政治”的丁文江，和先是战友，后为论敌的鲁迅一起在去年病死；而此时距离老友王国维和李大钊的西去，正好十年……
他们和胡适一样，学贯中西，又行走于政治和学术之间，构成民国政治黑云密雨中，一道若隐若现的斑斓彩虹。
就胡适个人，其思想和行为，就有很多矛盾至今让人兴味盎然。这些矛盾可以归结到一个疑问——他到底是一个古代的儒生，还是一个现代的知识分子？还是两者都是，却两者都不得要领？
这是一个必须回放到历史现场去看的问题。
社会层面，胡适曾将中国分为四条线：第一线为南方和西南三省，第二线为长江流域，第三线为东三省与北五省，第四线为边疆——蒙古到西藏。这四线代表四种文化程度，又可代表四种历史的区分。第一线与第四线的文化程度向去至少有一千年。
在社会之上，矗立着这样一个政治乱局：它是一个最原始的角斗场——军阀割据，陈列着最肮脏和丑恶的黑金裙带——四大家族，却模仿出最现代化的政局结构——五权宪法，上演着最时髦的政治理想赛跑——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夹在中间的胡适，不得不缝合上下，去圆一个20世纪的美梦。
1937年，梦碎的时候到了。
1937年元旦那天，胡适一定想了很多，否则，一篇三千多字的新年祝辞，怎会耗去一代文豪七个半小时？
他一定想起了自己的宣言：“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
那是在1917年， 27岁的胡适，不是不关心政治，而是出于书生的“洁癖”不屑于谈“那种”政治。不出意外，胡适只坚持了不过两年。更为有趣的是，这个宏愿当时就遭到了左右两面的夹击。
左的一面，陈独秀专门著文《谈政治》，说：“在现实社会中，谈政治也罢，不谈也罢，谁都逃离不了政治，除非躲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
右的一面，丁文江尖锐地批判，“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经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他们都是对的——你可以不关心政治，但政治永远会来关心你；除了改造政治，你哪里还有路可寻？
胡适一生，以学术和政治为两个主题。大致看来，学术的一条曲折下行，政治的一条却昂然向上。两者的交汇点，恰好是1937年。
元旦这天晚上，他也许会想到1922年，当他决心开办《努力周报》时，一班好友建议——“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这一条可以和十年后傅斯年另一句名言对照——“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
虽然都是建议，但是很明显，当年的“下策”办报，已变为最优选项，而胡适的底线也完全不同。当年他还有“干不干”的选择，而到了1947年，他好像只能计较“怎么干”了。
说到“干政治”，胡适大概还会想起当年研究系老人林长民的话：“适之……是个处女，不愿意同我们做过妓女的人往来。”林当过段祺瑞内阁的司法总长，如果坐过这个位子算作“妓女”，那十年后胡适差点当上中华民国的总统，该算什么？
当然，站在1937年的门槛上，残酷图像还是未知。
胡适是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新年祝辞最终还是写完了，题为《新年的几个期望》。期望只有三个——结果只实现了一个，还是在八年之后；另两个，倾胡适毕生之力，都没有看到。
艰难的自由，夭折的独立
1937年胡适的第一个期望是：“今年必须做到宪政的实行”。
“必须”二字，似乎透着些许不耐烦。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对胡适来说，所谓“宪政”，就是《新青年》时代的“德先生”。这面大旗他扛了差不多二十年，翻来覆去就是那一点常识。
在《新年的几个期望》里，胡适认为，宪政就是法治。这个定义他已经用了至少五年——1932年《独立评论》创刊号上，胡适著《宪政问题》一文，写道：“宪政论无甚玄秘，只是政治必须依据法律，和政府对于人民应负责任，两个原则而已。”
再倒推十年，1922年胡适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提出著名的“好政府主义”时说:“我们要求一个‘宪政的政府’，因为这是使政治上轨道的第一步。”
“好政府”是胡适的思想脉络中值得一叙的概念，其涵义是：“在消极的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治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在积极的方面是两点：⑴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 ⑵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这哪里是什么“好政府”，明明只是一个“正常”的政府。
而所谓“个人的自由”，排在首位自然是言论自由。问题是，如何实现？
胡适的答案很简单——自己去争。早在1920年，《争自由的宣言》就断言：“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这几年军阀政党胆敢这样横行，便是国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表现。”
胡适自己也是这样“争”的，从《每周评论》，到《努力周刊》，再到《新月》和《独立评论》，都是胡适自己在身体力行“争自由”。其中尤以《独立评论》的发刊辞最能表达胡适的自由理念。后有研究者列出四个要点，分别是：“公平的态度”、“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负责任的言论”和“独立的精神”。后来胡适还在《丁文江的传记》中加了一条：“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
媒体要说老实话，恐怕和“好政府”其实是正常政府一样，只是常识，可在当时居然独树一帜。创刊两年后，蒋廷黻对胡适说：“觉得我们做的文章至少总可以算是认真想过才做的。只此一点，《独立》当然是今日国内第一个好杂志！”
除了“争自由”，对主编胡适而言，这还是他的“报国方式”。他曾不止一次在日记中记下，每到发刊前，总得搭上所有时间编稿，每每弄到凌晨。而他总是自励道：“这是做国家的事！”
无怪乎迟至1947年，有北大学生来信倾诉对时局的绝望，胡适还回答：“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都是我们这个民族努力不够的当然结果。”然后又翻出自己在30年前《易卜生主义》中的话作为赠言：“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办法莫如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这就是胡适的自由主义中，个人和国家的关系。最好的概括，莫过于《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这段话——
现在有人对你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争个人的自由”，只是问题的第一步。穷胡适一生，都止于第一步。他做的媒体基本没有善终，大都在政治风浪中颠覆。胡适反对“空谈主义”而要“研究具体的问题”。但在“第二步”这个具体的问题上，胡适无法回答。他的艰难尝试，隐含在他和蒋介石长达30年的交往中。
先不妨做一个“大胆的假设”：所谓第一步，也就是胡适的“独立”、“自由”，统统是脆弱的。胡适一介书生，治学也罢，论政也罢，其独立的程度，只取决于政治对他关心到什么程度。就在1937年的这个元旦，胡适冥思苦想如何落笔时，《独立评论》已经因为张奚若一篇雄文，被河北省主席宋哲元停刊近一个月。
不过，毕竟到了1937年，积二十年“谈政治”之功，脆弱的“独立”，总算攒出几块筹码。现在是胡适个人声望的顶峰。一句“我的朋友胡适之”，居然是当年的流行语之一，不亚于今天的“PK”之类。而《独立评论》同仁，此时已有四位入阁，居部长衔。政治要来“关心”胡适，自己先得掂量一下。几经斡旋，《独立评论》居然在当年4月复刊了。此时胡适很可能正“不可救药地乐观”起来。这恐怕也是民国肇造以来，胡适最有理由乐观的时候。
岂料，这竟是回光返照。复刊仅三个月，卢沟桥枪响，更大也更野蛮的政治恶涛袭来，《独立评论》即寿终正寝。这是胡适主持的最后一个媒体。为政治而始，最后也终于政治。所谓“独立”，终究无法和政治较力。
“独裁无胆，民主无量”
1937年，胡适的第二个期望是：“我们期望蒋介石先生努力做一个‘宪政的中国’的领袖”。他进一步阐释说：“宪政的精神是情愿造起法律来束缚自己。不但束缚自己不许作恶事，并且束缚自己不许在法定职权之外做好事。”
此时的蒋，侥幸从“西安事变”中全身而退，大概正在琢磨如何处置张学良。以后来张一生囹圄而观之，“用法律来束缚自己”不啻为对牛弹琴。
终胡适一生，人际关系中最说不清道不明的大概就是蒋介石。两人的交情不是善始，最后也谈不上善终，而且都是因为胡适要“争自由”。
1926年，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势如破竹。胡适在日记中有如下评价：“介石之能在军事上建功，是无疑的。但他有眼光识力做政治上的大事业吗？此事我很关心。我深盼他能有政治上的手腕与见解。”
仅一年后，他就在日记中哀叹：“上海的报纸都死了，被革命政府压死了。”于是胡适披挂上阵，以《总理遗训》和《建国大纲》为依据，对国民政府痛加批判。
言辞最为尖刻的，是《国民党和新文化运动》，针对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的复古文章，胡适推导出一个惊人结论：“我们从新文化运动者的立场，不能不宣告叶部长在思想上是一个反动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动的思想。”
下一个推理也就顺理成章：“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
这段时间的成果，是小册子《人权论集》。其中火药味之浓郁，为胡适一生为文所少有。虽然胡适大量引用孙中山语录，但以国民党式的政教合一的性质，信仰什么，甚至是如何信仰，都是禁脔。到了1930年，迫于压力，胡适黯然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那边蒋介石却不罢休，一年后还公开说：“胡适系反党。”
1932年，两人第一次见面。胡适送给蒋一本《淮南王书》，因为他认为：“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王书》又集道家的大成。道家兼收并蓄，但其中心思想终是那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的‘道’。”
蒋也回赠其亲著的《力行丛书》。胡适发现，书中对孙中山“知难行易”的解释，容纳了不少自己的见解。到1934年，胡适做出新判断：“他（指蒋介石）不是不能改过的人，只可惜他没有诤友肯时时指摘他的过举。”
又一年后，两人已往来数次。胡适的结论更进一步，在给罗隆基的信里写道：“依我的观察，蒋先生是一个天才，气度也很广阔，但微嫌近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
“小事糊涂”的解决方法，自然就是“无为而治”。既然，蒋先生缺乏“诤友”，那么由自己来扮演这个角色又有何不可？短短几年，胡适的观感发生了两次180度转变。固然是两人建立私谊后，胡适的观察更细致，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九一八”，它扭转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救亡正在压倒启蒙，成为当务之急。
待到“西安事变”，胡适写《张学良的叛国》，大概是第一次正式尊蒋为“领袖”。当然在这个领袖头顶，胡适还不忘戴上一顶“宪政”的帽子。
后人读来恐怕会觉得荒诞——“宪政”和“领袖”其实是天生的死对头。宪政的国家长不出领袖，而领袖治下哪里会容许宪政？把这个荒诞还原到1937年初胡适的眼光中去，却是尴尬而辛酸：一方面，胡适在修内政和御外侮之间，毫不犹豫选择内政优先，因此当务之急是建立宪政；而另一方面外侮日甚一日，却又必须有一个领袖。
再仔细分析“宪政的领袖”，和“开明专制”已相去不远。而胡适作为“诤友”，“诤”了一辈子就“诤”那四个字——“无为而治”。品咂这四个字，目的虽然是“治”，但还隐含着一个前提，就是作为主宰力量的政治权威能够不惧于“无为”而屹立。在彼时的乱局下，这四个字和“开明专制”也就颇有契合了。
胡适的心里其实是明镜一般，所谓“开明专制”，弄到最后大都只剩一个“专制”而没有“开明”，否则他就不会在1934年时就写道：“中国今日若真走上独裁的政治，所得决不会是新式的独裁，而一定是那残民以逞的旧式专制。”
因此，期望蒋介石做“宪政的领袖”，不是胡适揣着明白装糊涂，恐怕是在内外双重煎熬中，逼出来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后人读史，不能不感慨胡适的煞费苦心和一厢情愿。
后辈唐德刚对胡适的评价是：“他是不能搞政治的。他缺乏搞中国政治主观和客观的一切条件。”
主观条件，依唐德刚的说法，“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没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级官僚的脸皮和政客或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没有足够作政论家的眼光！”
胡适的客观条件缺陷，莫过于蒋介石。后人评价蒋介石的政治人格，为“独裁无胆，民主无量”。
以“双无人格”为筹码，以“宪政的领袖”为骰子，未必不能掷出一个“无为而治”的满堂红吧？——事实上这场豪赌早已开锣，由不得胡适说不。况且有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敲敲边鼓，也许真能险中求胜，侥幸一把？
不过在1937年元旦，胡适还看不到赌局的结果。
待到7月，全面抗战打响，外侮主动杀将过来，压倒内政。“宪政的领袖”之赌中场休息——“领袖”优于“宪政”。
最终结果也是意料之中——只有“领袖”，没有“宪政”。不过下半场的进程就慢得多，因为胡适一直坚守到生命末期才认输。那是1960年，胡适眼睁睁看着《自由中国》重蹈自己早年政论杂志的覆辙，而雷震因组织反对党下狱。但他无能为力，只能愤然向蒋当面历陈：“十年前总统曾对我说，如果我组织一个政党，他不反对，并且可以支持我……我今天盼望的是：总统和国民党的其他领袖能不能把那十年前对我的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一个新党的人？”
身为一代自由主义宗师，胡适留下最后一句传世名言：“宁可不自由，也就自由了。”此间凄凉，后人已不忍置评。
过河卒子过了海
1937年元旦，胡适的第三个期望是：“我们期盼政府今年能做到整个华北的疆土的收复和主权的重建。”这个期望被排在最后，也是“内政优先”的表现。他给《独立评论》写下的最后一篇政论是《我们能行的宪政与宪法》，写于7月2日，刊发于11日。这时南苑的炮声隆隆已四天。
“七七事变”引爆全面抗战，在当年其实是个“意外”。自“九一八事变”起，每每中日冲突，乃至几次正式交战，都是“局部战争”。国民政府的“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实际已行有六年。外界认为，此次冲突，很可能还会局限于平津一地，而终将以外交途径解决。
不过，早在1935给王世杰的三封著名长信中，胡适就提出了中日之间的和平底线是保有平津。信中，胡适设想了如下战略：⑴我们如可以得着十年的喘息时间，就应该不顾一切谋得这喘息时间；⑵我们如认定，无论如何屈辱，总得不到这十年的喘气时间，则必须不顾一切苦痛与毁灭，准备作三四年的乱战，从那长期痛苦里谋得一个民族翻身的机会。
这个翻身的机会，是 “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
后来时事发展，果然印证了全部猜想。
“七七事变”第二天，胡适未及转移家眷，即南下参加第一期“庐山谈话会”。上山当天，蒋就请胡茶叙。胡历陈北方的民情激愤和中央不能放弃河北。据说谈得少有的慷慨激动，令蒋为之动容。
当晚，蒋长考后决定对日作战。这场战争的真相，是“一个尚未完成统一的中世纪国家和一个第一等的现代化国家之间的殊死较量”（黄仁宇语）。
如此局面已经容不得胡适洁身自好。去美国寻求援助，并把汤姆大叔拖下水来打“太平洋上的大战”，举国之内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人选。于是他很快以特使身份赴美，并于翌年就任中国大使。受命当天，胡适的日记中颇有些悲壮——“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
胡适揶揄自己是“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往前”。但情况之复杂远超过想象。他过的不是河，而是“海”，不仅是太平洋，而且是风云诡谲的“宦海”。
为劝他就任驻美大使，蒋介石连发两封电报。胡适回复受命之后，旁人却提醒道，你还没回电呢。胡适不解。答曰，还要回前一封电报，因为 “委员长给你的第一封电报，你总得谦辞一番。你怎么没有经过谦辞的手续就答应下来？”官场里潜规则的复杂，由此可见一斑。
胡适就任大使之后主要有两项任务，一是争取美援，最大的成果是在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当晚，获得了美国的桐油贷款2500万美元，给国内的低迷人心打上一针强心剂。
另一项，自然就是拖美国人下水。胡适运用其知名度，和在美国的广泛人脉，四处巡回演讲，以图刺破盛行于当时的孤立主义。仅1938年就任驻美大使之前，胡适就创下了51天行10600英里，演讲56场的纪录。累得48岁的胡适在当年底就心脏病发作而住院休养。
胡适在美数百场演讲的主题是：“第一，日本是世界文明的公敌；第二，中国人正在进行的牺牲，是在为美国而战；第三，美国的和平必不长久，太平洋这一战无法避免。”
一个外交使节，在所驻国四处巡游距离之长，演说次数之多，而目的就是鼓动所在国参战，堪称世界外交史上的奇观。日本那边，对美国国务院支持“战争贩子”到处巡讲，极表愤怒；另有一日文报纸在获知胡适任大使后，忧虑道：“日本需要派三个人一同使美，才可抵挡得住胡适。”而美国这边，直到战后，还有史学大家愤愤然著书说，美日之战本可避免，罗斯福不幸上了那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的圈套，所以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罪魁祸首就是胡适！
假设这个论点真能成立，胡适岂不是挽救中国国运的第一功臣？可怜这位“第一功臣”在国人的眼中却是另一番模样。宋子文就当面对胡适说过：“你莫怪我直言。国内很有人说你讲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多管管正事罢！”
至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胡适的预测一一实现。美国宣战当天，胡适就认为自己使命完成，决定辞职。不过，为什么之后他又在美国滞留了四年呢？
根据余英时先生的研究，除了私人原因，更重要的是，“过河卒子”被“过河拆桥”了。其中内幕无法展开，不过就1942年10月外交部长郭泰祺给胡适的密函中，已可见中国政坛的浓浓黑烟。信中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在目前情况下，兄果返国，公私两面或均感觉困难，于公于私，恐无何裨益。”
大儒胡适，对于那潭浑水的厌恶，也可想而知。至今让国人津津乐道的宋美龄访美旋风，透过胡适那副深度眼镜的近距离观察，却有另一番景象：“一会儿她（蒋夫人）出来了，风头很健，气色很好，坐下来就向孔令侃要纸烟点着吸！”总体观感是：“一股虚骄之气，使我作恶心。”
胡适下海，好歹全身而退，羽毛虽然湿了一下，在大洋彼岸也很快晒干。而政治，却不肯善罢甘休。
抗战甫定，内战三年，胡适五次辞官不就。开出的价码一个比一个诱人，分别是国务委员、再任驻美大使、考试院长、外交部长。最惊人的，当然是蒋介石亲自推举胡适为总统候选人。
时为1948年国民党制宪召开国大，蒋介石嫌这部宪法规定的总统权限小，因此愿意出任握有实权的行政院长，并推举无党派又素有清誉的胡适出任“虚君”。胡适在日记中记下：“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
他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但我实无此勇气。“
一年后，胡适流亡再去美国，还有一股翻腾于太平洋两岸的潜流想以他替蒋 “领导救国事业”，连宋子文都来当说客，胡适自然是哭笑不得的再次拒绝了。
挣扎出政治魔爪的胡适晚境却颇有些凄凉。纽约的房子小，而夫人惟有打牌为娱乐，弄得他连寓公都当不安稳。他只能时常去图书馆，研究海峡两岸正齐头并进的批胡材料。尤为有趣的是，1956年老友陈源从大陆邀请胡适“回来看看”，并致信说，大批判“是对你的思想，并不是对你个人。”
胡适在这句话下划线，旁注道：“除了思想之外，什么是‘我’？”
这个思想之外的胡适，不就是从1937年开始发育成形，并最后和思想之内的胡适纠结在一起，变成一道至今都解不完的难题吗？
梦碎的时候
到1937年，到二十年前批评自己“不谈政治”的陈独秀，正关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另一个批评自己“不谈政治”的丁文江，和先是战友，后为论敌的鲁迅一起在去年病死；而此时距离老友王国维和李大钊的西去，正好十年……
他们和胡适一样，学贯中西，又行走于政治和学术之间，构成民国政治黑云密雨中，一道若隐若现的斑斓彩虹。
就胡适个人，其思想和行为，就有很多矛盾至今让人兴味盎然。这些矛盾可以归结到一个疑问——他到底是一个古代的儒生，还是一个现代的知识分子？还是两者都是，却两者都不得要领？
这是一个必须回放到历史现场去看的问题。
社会层面，胡适曾将中国分为四条线：第一线为南方和西南三省，第二线为长江流域，第三线为东三省与北五省，第四线为边疆——蒙古到西藏。这四线代表四种文化程度，又可代表四种历史的区分。第一线与第四线的文化程度向去至少有一千年。
在社会之上，矗立着这样一个政治乱局：它是一个最原始的角斗场——军阀割据，陈列着最肮脏和丑恶的黑金裙带——四大家族，却模仿出最现代化的政局结构——五权宪法，上演着最时髦的政治理想赛跑——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夹在中间的胡适，不得不缝合上下，去圆一个20世纪的美梦。
1937年，梦碎的时候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