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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是父亲百年诞辰和离开我们10周年的纪念日子，翻开父亲的纪念画册，那些弥足珍贵的老照片，使我思绪万千，把我带进绵绵温情的回忆之中。有些记忆如沙滩上的雨点，风雨过后，便淡出远去，痕迹全无；有些记忆如金雕玉镂，刻骨铭心，虽然历经沧桑，却随着岁月的风雨越发光彩熠熠。父亲高尚的品德和情操，就是这样一个永远闪烁着光辉的记忆，是我永久的思念。
(一)
父亲喜欢医学，15岁那年考入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部队隶属的陆军医护学校学习，20岁就做了国民军第二十六路军上尉军医。蒋介石为遏制冯玉祥，派二十六路军到江西“围剿”红军，部队驻扎江西宁都后，苦于受蒋介石的排斥和歧视，加上红军反“围剿”节节胜利，部队粮饷不济，瘟疫流行，人心动摇。当时身为上尉参谋的黄镇也患上了赤痢病，病危之际，父亲为他诊治，服用了德国产的特效药“铁丸”，才把他从死神手里抢救过来。时隔20多年，新中国首批外交大使在京培训学习，两位老战友又重逢了，黄镇同志高兴地说：“我的救命恩人来了!”在共产党员赵博生、董振堂的领导下，二十六路军1.7万多人于1931年在宁都暴动，参加了红军，组建红五军团。父亲参加暴动后，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军医处长，从此走上了革命的征途。
1933年2月，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调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保健局副局长，带领野战医院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父亲说在长征途中，他们吃野草、树皮、皮带，爬雪山，过草地，经受了许多残酷的考验。野战医院最困难的是药品和食物不足，医护人员很少，不少战士因为缺医少药牺牲在长征路上。还有些战士因为伤病掉了队，野战医院就担负起收容队的任务。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走出草地，可以想象他们的勇气和决心有多么大。最心疼的是，当第一批红军战士走出草地时，当地群众做了许多食物，送给红军，由于长期吃不到粮食，不少战士一见食物，就拼命地吃，结果有些人吃得过多撑死了。父亲得知后，立即通知部队，出了草地，要先喝稀饭；不要一下子吃得太多了，这样就阻止了不必要的牺牲。父亲于1935年5月任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卫生部部长。到达陕北后，1936年2月又调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部长。
1938年12月，中央为了加强新四军干部力量，派遣父亲到新四军工作。1940年父亲任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彻底弃医从戎了。他先后参加了郭村保卫战、黄桥决战。这两个战役都是以少胜多，化险为夷，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实践。1941年，父亲任苏中四地委书记、新四军一师三旅政委兼四分区政委，在长达一年半的“反清乡”斗争中，领导苏中四分区军民彻底粉碎日伪梳篦式“大清乡”。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先后担任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第十纵队政委、苏中区党委书记兼苏中军区政委、第十_二纵队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亲自指挥了解放兴化和盐城战役。参加了史称“七战七捷”的苏中战役，参加了三大决战之一的淮海战役，最后参加了解放杭州之战。届时，又兼任浙江省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二)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了，1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了。有国必有交，有交必有使，毛主席、周总理(兼外交部长)决定：紧急从部队选拔一批优秀干部调入外交部，并直接从各大野战军高级将领中抽调大使。父亲被周总理亲自“点将”人京。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又是完全陌生的工作，父亲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他留恋着部队。于是，父亲专程赶到上海找到三野老领导陈老总和粟裕副司令员，向他们汇报思想。在两位老首长劝说和支持下，父亲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决定。临行时，他们送了他两套西装、一件大衣。从此，父亲走上了没有硝烟的战场，将自己的后半生全部奉献给新中国的外交事业。
周总理原意是让父亲出任驻英大使，无奈中英建交谈判久拖不决，父亲就改任中国驻民主德国(东德)外交使团团长。出国前，周总理特意嘱咐：“你要到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工作，任重道远啊!”
“请你们这些打过仗的同志来，是因为外交同军事一样，不过是‘文打’而已。不要冒昧，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不要无纪律乱出事，否则要打败仗的。”在东德期间，父亲牢牢记住总理的嘱咐，并遵照主席“广泛交朋友，深入调研，多做友好工作”的指示，积极运筹，促进中德关系得到全面发展。同时，对西德及西欧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对新中国外交工作提出了有益的建议，成为我国驻外使馆工作的开拓者之一。当时东德总统威廉·皮克称赞父亲是“将军大使”，毛主席也风趣地说“将军当大使好啊!”。
父亲在外交部工作期间，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外交路线。在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参与过我国许多外交方针政策的制定，尤其是在密切我国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实现中美、中日、中德(西德)关系正常化，在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在实现我国外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周总理对外交部工作人员有明确要求：“外交工作很光荣，但责任很大，平时工作犯了错误，群众还可以原谅，外交工作则不同，被人家抓住把柄就要被打回来。外交工作不能乱来，不能冲动，遇事要仔细想想，多分析研究。”总理还强调：“外交工作授权有限，必须严格纪律，一切事情都要事先请示报告，这点很重要。”“外事无小事，要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周总理还为外事人员制定了“站稳立场，掌握政策，钻研业务，严守纪律”的十六字守则。这些讲话一直是外交工作的精髓和准则。父亲牢记总理的谆谆教导，秉承了周总理优良的工作作风，即：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认真负责，谦虚谨慎，不为名利的工作作风。父亲严守外交纪律，回到家从不在我们面前谈论工作，我们对他的了解甚少，仅能从平时的点点滴滴小事上感受到父亲对党、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对革命事业的殚精竭虑、呕心沥血。
20世纪70年代初，父亲任外交部长，繁忙的外交工作，使得父亲没有一天晚上能按时回家用餐。毛主席和周总理基本上是晚上十一二点开会讨论工作，因此父亲经常是在半夜三更，被叫到中南海开会，至凌晨才回家。他有个好习惯，每天必须阅读完送来的参考消息和批完文件才人睡，而且不管多晚睡觉，第二天都准时起床，按时上班，从未耽误过。长期的睡眠不足，两眼熬得又红又肿，造成严重的眼疾病。日本田中首相访华时，他的眼疾不能再拖延了，必须住院开刀。他动完眼部手术，顾不上住院，带上墨镜就去参加周总理接待田中首相的全部活动。毛主席经常笑着夸他：“你是外交部的壮丁，我们是拉壮丁啊!”
(三)
父亲对工作的周到细致、认真负责的态度，深为周总理欣赏。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陈老 总身体不好又被造反派揪斗，父亲也被迫靠边站了。外交部乱成一团，总理很着急，曾说过：“外交部的工作没有姬鹏飞不行!”在总理的保护下，父亲一边接受造反派的批判，一边坚持工作，为维护中央外交大局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父亲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坚持斗争的革命品质，在“文化大革命”中充分地展现。当时外国语学院造反派伙同外交部的造反派，为揪斗陈毅同志，先将矛头指向外交部党组成员，责令父亲和乔冠华在北京繁华地区王府井南口，卖“批陈战线”小报。外国记者纷纷拍照发消息，给中国造成恶劣的影响。面对造反派的揪斗、做喷气式、关押交待问题、甚至抄家等等一切，父亲都能忍辱负重，大义凛然，沉着冷静地应对局面，自始至终不同流合污，绝不承认陈毅是“走资派”、
“三反分子”。有一次他亲口对我说：“对陈毅就是要保，打不倒。”这段历史，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有了公允的评价。
这里还值得提一个广而传知的故事：外交部1968年2月13日贴出了一份“91人大字报”，题目是《揭露敌人，战而胜之——批判“打到陈毅”的反动口号》。这是外交部91名中高层干部保卫陈毅的署名大字报，是共和国外交官勇敢捍卫革命外交路线的集体行动。父亲欣然赞赏，支持母亲许寒冰在大字报上签了名。这份大字报贴出后，马上被中央文革小组定性成为“右倾翻案风”和“二月逆流”翻案的代表作，91位签名者随即受到了批判，同时也牵连了父亲。后来，这份大字报得到毛主席的肯定和赞扬。1971年11月8日晚，毛主席接见赴联合国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主要成员，当周总理向主席介绍符浩、陈楚同志时说：“他们两人是属于外交部‘91人大字报’的签名者，这次出国，部里做了政审。”毛主席记起91人联名保陈毅的事，便笑着说：“我还是喜欢91人的!”短短的一句话，就将91人的罪名全部解脱了。
1973年，“四人帮”在“批林批孔”浪潮中，拿“蜗牛事件”做文章，矛头直指周总理。父亲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仍然是坚守真理，临危不乱。在部党组批判总理的会议上，父亲一言不发。最后，会议作总结时，父亲义正辞严地说：“外交路线是由党中央毛主席决策制定的，具体工作是由外交部党组集体执行的，工作上的问题责任由我负，与周总理无关。”“四人帮”很恼火，提出要罢免父亲的官职。1974年11月，父亲无奈离开了工作24年的外交部，但是父亲仍然心系外交事业。粉碎“四人帮”后，父亲又重返外交战线。1979年父亲担任了中央外交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对外联络部部长，1983年又兼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兼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主任，继续活跃和战斗在外交外事战线上。尤其在晚年，遵照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他兢兢业业，殚精竭虑，为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和稳定繁荣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邓小平同志曾对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你们经过将近5年的辛勤劳动，写出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我对你们的劳动表示感谢!”父亲一直工作到80岁，才从工作岗位上退下。在他87岁那年，香港回归了祖国，他不顾年老生病，坚持参加香港政权交接盛典，完成了他一生最后的工作。他不愧为一个立场坚定、思想解放、经验丰富、功勋卓越的红色外交家。
(四)
父亲严以律己，生活简朴，一生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平时吃穿是非常朴素简单的：每天早上一个馒头，一碟咸菜，一个鸡蛋；中午一年365天几乎都是面条，再配上一碟素菜；晚上仅一个小馒头，一碗稀饭，两盘炒菜。在他的影响下，全家人都养成了中午吃面条的习惯。他常说：面条好消化，热热乎乎的，对肠胃有益处。甚至于每次参加国宴回家，也要吃上一碗热汤面。父亲的一件夹大衣、一双皮鞋是从东德当大使时带回来的，一直穿着，皮鞋都变形了，还舍不得丢掉。在弟弟出国留学时，父亲把这件大衣和皮鞋送给了他，于是又伴随着弟弟穿过四、五年。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父亲规定家里实行“分餐制”，每个人吃饭有定量。正值弟弟妹妹都在长身体的时候，常常喊吃不饱。为了保证孩子们健康成长，父亲要我们学习南泥湾精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周末，领我们到城外的荒地，种植玉米和大豆。从播种、除草、施肥到收获，学习全部农活儿。大豆丰收了，还学做豆腐，豆腐渣用来喂养兔子，一点不浪费。父亲用自己的行动，点点滴滴地培养我们的劳动习惯，勤俭持家，不搞特殊化。
记得1962年，我要考大学，那年高考录取率比较低，我怕考不上，就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说：“现在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单方面撤走专家，造成我国国防科研生产极大损失。我看你还是考清华大学吧，去学尖端科学，将来我们有了自己的原子弹、导弹，美帝和苏修就不敢小瞧我们了，我们在世界上讲话就硬气了。”我一听连忙摇头说：“不行，全国报考清华大学的高才生太多了，我比不过他们，我考不上的，还是考别的学校吧!”父亲坚决不同意，说：“你还没有努力，就泄气了，这可不行。一定要争气，去搏一搏!”在父亲的敦促下，我刻苦地复习功课，终于考上了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父亲万分高兴，特地请全家人吃了顿烤鸭。
父亲严格遵守外交纪律，两袖清风。记得那年他从朝鲜访问归来，工作人员将朝鲜送来的礼品随车送到家里，父亲发现立即喊住工作人员，叫他把礼品如数交到外交部处理。
父亲平易近人，十分关心身边的工作人员。记得给他开车的司机要出国了，他送给老司机几件他在国外穿过的西装，让老司机把省下的服装费留给家里。另外一位工作人员家里生活困难，父亲叫母亲拿些钱帮助他。逢年过节，父亲总是想着大家，要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喝杯酒，感谢大家的工作和劳动。晚年，医生不让他喝酒了，他也不忘记让儿子们替他去向工作人员敬酒。
父亲是个严肃的人，一直是稳重低调，从不张扬，平时也很少说话。我们经常带着好奇的心情，询问他的经历和故事，他从不正面告诉我们，总是轻描淡写的几句话：“我只是个普通干部和党员，没有什么值得讲的!”当他年事已高时，组织上派人帮他写回忆录，他也是一句话：“这些事情，都是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完成的，我只是跟着走过来，做我该做的事。”父亲还一直反对写个人自传，没有留下片言只语的资料。至今想起这件事，我都感到好遗憾。
有两句短诗写得好：“母亲是家里的灯，父亲是天上的星，母亲温暖了我的心灵，父亲照亮了我的人生。”父亲用自己毕生的忠诚、毕生的奋斗、毕生的奉献，让我们永远铭记：什么叫鞠躬尽瘁?什么叫无私奉献?什么叫共产党人?父亲这颗星永远照亮着我们!
(责编 孟红)
(一)
父亲喜欢医学，15岁那年考入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部队隶属的陆军医护学校学习，20岁就做了国民军第二十六路军上尉军医。蒋介石为遏制冯玉祥，派二十六路军到江西“围剿”红军，部队驻扎江西宁都后，苦于受蒋介石的排斥和歧视，加上红军反“围剿”节节胜利，部队粮饷不济，瘟疫流行，人心动摇。当时身为上尉参谋的黄镇也患上了赤痢病，病危之际，父亲为他诊治，服用了德国产的特效药“铁丸”，才把他从死神手里抢救过来。时隔20多年，新中国首批外交大使在京培训学习，两位老战友又重逢了，黄镇同志高兴地说：“我的救命恩人来了!”在共产党员赵博生、董振堂的领导下，二十六路军1.7万多人于1931年在宁都暴动，参加了红军，组建红五军团。父亲参加暴动后，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军医处长，从此走上了革命的征途。
1933年2月，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10月，调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保健局副局长，带领野战医院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父亲说在长征途中，他们吃野草、树皮、皮带，爬雪山，过草地，经受了许多残酷的考验。野战医院最困难的是药品和食物不足，医护人员很少，不少战士因为缺医少药牺牲在长征路上。还有些战士因为伤病掉了队，野战医院就担负起收容队的任务。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走出草地，可以想象他们的勇气和决心有多么大。最心疼的是，当第一批红军战士走出草地时，当地群众做了许多食物，送给红军，由于长期吃不到粮食，不少战士一见食物，就拼命地吃，结果有些人吃得过多撑死了。父亲得知后，立即通知部队，出了草地，要先喝稀饭；不要一下子吃得太多了，这样就阻止了不必要的牺牲。父亲于1935年5月任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卫生部部长。到达陕北后，1936年2月又调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部长。
1938年12月，中央为了加强新四军干部力量，派遣父亲到新四军工作。1940年父亲任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彻底弃医从戎了。他先后参加了郭村保卫战、黄桥决战。这两个战役都是以少胜多，化险为夷，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实践。1941年，父亲任苏中四地委书记、新四军一师三旅政委兼四分区政委，在长达一年半的“反清乡”斗争中，领导苏中四分区军民彻底粉碎日伪梳篦式“大清乡”。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先后担任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第十纵队政委、苏中区党委书记兼苏中军区政委、第十_二纵队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亲自指挥了解放兴化和盐城战役。参加了史称“七战七捷”的苏中战役，参加了三大决战之一的淮海战役，最后参加了解放杭州之战。届时，又兼任浙江省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二)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了，1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了。有国必有交，有交必有使，毛主席、周总理(兼外交部长)决定：紧急从部队选拔一批优秀干部调入外交部，并直接从各大野战军高级将领中抽调大使。父亲被周总理亲自“点将”人京。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又是完全陌生的工作，父亲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他留恋着部队。于是，父亲专程赶到上海找到三野老领导陈老总和粟裕副司令员，向他们汇报思想。在两位老首长劝说和支持下，父亲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决定。临行时，他们送了他两套西装、一件大衣。从此，父亲走上了没有硝烟的战场，将自己的后半生全部奉献给新中国的外交事业。
周总理原意是让父亲出任驻英大使，无奈中英建交谈判久拖不决，父亲就改任中国驻民主德国(东德)外交使团团长。出国前，周总理特意嘱咐：“你要到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工作，任重道远啊!”
“请你们这些打过仗的同志来，是因为外交同军事一样，不过是‘文打’而已。不要冒昧，不要轻敌，不要趾高气扬，不要无纪律乱出事，否则要打败仗的。”在东德期间，父亲牢牢记住总理的嘱咐，并遵照主席“广泛交朋友，深入调研，多做友好工作”的指示，积极运筹，促进中德关系得到全面发展。同时，对西德及西欧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对新中国外交工作提出了有益的建议，成为我国驻外使馆工作的开拓者之一。当时东德总统威廉·皮克称赞父亲是“将军大使”，毛主席也风趣地说“将军当大使好啊!”。
父亲在外交部工作期间，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外交路线。在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参与过我国许多外交方针政策的制定，尤其是在密切我国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实现中美、中日、中德(西德)关系正常化，在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在实现我国外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做出了重要贡献。周总理对外交部工作人员有明确要求：“外交工作很光荣，但责任很大，平时工作犯了错误，群众还可以原谅，外交工作则不同，被人家抓住把柄就要被打回来。外交工作不能乱来，不能冲动，遇事要仔细想想，多分析研究。”总理还强调：“外交工作授权有限，必须严格纪律，一切事情都要事先请示报告，这点很重要。”“外事无小事，要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周总理还为外事人员制定了“站稳立场，掌握政策，钻研业务，严守纪律”的十六字守则。这些讲话一直是外交工作的精髓和准则。父亲牢记总理的谆谆教导，秉承了周总理优良的工作作风，即：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认真负责，谦虚谨慎，不为名利的工作作风。父亲严守外交纪律，回到家从不在我们面前谈论工作，我们对他的了解甚少，仅能从平时的点点滴滴小事上感受到父亲对党、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对革命事业的殚精竭虑、呕心沥血。
20世纪70年代初，父亲任外交部长，繁忙的外交工作，使得父亲没有一天晚上能按时回家用餐。毛主席和周总理基本上是晚上十一二点开会讨论工作，因此父亲经常是在半夜三更，被叫到中南海开会，至凌晨才回家。他有个好习惯，每天必须阅读完送来的参考消息和批完文件才人睡，而且不管多晚睡觉，第二天都准时起床，按时上班，从未耽误过。长期的睡眠不足，两眼熬得又红又肿，造成严重的眼疾病。日本田中首相访华时，他的眼疾不能再拖延了，必须住院开刀。他动完眼部手术，顾不上住院，带上墨镜就去参加周总理接待田中首相的全部活动。毛主席经常笑着夸他：“你是外交部的壮丁，我们是拉壮丁啊!”
(三)
父亲对工作的周到细致、认真负责的态度，深为周总理欣赏。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陈老 总身体不好又被造反派揪斗，父亲也被迫靠边站了。外交部乱成一团，总理很着急，曾说过：“外交部的工作没有姬鹏飞不行!”在总理的保护下，父亲一边接受造反派的批判，一边坚持工作，为维护中央外交大局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父亲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坚持斗争的革命品质，在“文化大革命”中充分地展现。当时外国语学院造反派伙同外交部的造反派，为揪斗陈毅同志，先将矛头指向外交部党组成员，责令父亲和乔冠华在北京繁华地区王府井南口，卖“批陈战线”小报。外国记者纷纷拍照发消息，给中国造成恶劣的影响。面对造反派的揪斗、做喷气式、关押交待问题、甚至抄家等等一切，父亲都能忍辱负重，大义凛然，沉着冷静地应对局面，自始至终不同流合污，绝不承认陈毅是“走资派”、
“三反分子”。有一次他亲口对我说：“对陈毅就是要保，打不倒。”这段历史，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有了公允的评价。
这里还值得提一个广而传知的故事：外交部1968年2月13日贴出了一份“91人大字报”，题目是《揭露敌人，战而胜之——批判“打到陈毅”的反动口号》。这是外交部91名中高层干部保卫陈毅的署名大字报，是共和国外交官勇敢捍卫革命外交路线的集体行动。父亲欣然赞赏，支持母亲许寒冰在大字报上签了名。这份大字报贴出后，马上被中央文革小组定性成为“右倾翻案风”和“二月逆流”翻案的代表作，91位签名者随即受到了批判，同时也牵连了父亲。后来，这份大字报得到毛主席的肯定和赞扬。1971年11月8日晚，毛主席接见赴联合国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主要成员，当周总理向主席介绍符浩、陈楚同志时说：“他们两人是属于外交部‘91人大字报’的签名者，这次出国，部里做了政审。”毛主席记起91人联名保陈毅的事，便笑着说：“我还是喜欢91人的!”短短的一句话，就将91人的罪名全部解脱了。
1973年，“四人帮”在“批林批孔”浪潮中，拿“蜗牛事件”做文章，矛头直指周总理。父亲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仍然是坚守真理，临危不乱。在部党组批判总理的会议上，父亲一言不发。最后，会议作总结时，父亲义正辞严地说：“外交路线是由党中央毛主席决策制定的，具体工作是由外交部党组集体执行的，工作上的问题责任由我负，与周总理无关。”“四人帮”很恼火，提出要罢免父亲的官职。1974年11月，父亲无奈离开了工作24年的外交部，但是父亲仍然心系外交事业。粉碎“四人帮”后，父亲又重返外交战线。1979年父亲担任了中央外交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对外联络部部长，1983年又兼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兼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主任，继续活跃和战斗在外交外事战线上。尤其在晚年，遵照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他兢兢业业，殚精竭虑，为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和稳定繁荣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邓小平同志曾对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你们经过将近5年的辛勤劳动，写出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我对你们的劳动表示感谢!”父亲一直工作到80岁，才从工作岗位上退下。在他87岁那年，香港回归了祖国，他不顾年老生病，坚持参加香港政权交接盛典，完成了他一生最后的工作。他不愧为一个立场坚定、思想解放、经验丰富、功勋卓越的红色外交家。
(四)
父亲严以律己，生活简朴，一生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平时吃穿是非常朴素简单的：每天早上一个馒头，一碟咸菜，一个鸡蛋；中午一年365天几乎都是面条，再配上一碟素菜；晚上仅一个小馒头，一碗稀饭，两盘炒菜。在他的影响下，全家人都养成了中午吃面条的习惯。他常说：面条好消化，热热乎乎的，对肠胃有益处。甚至于每次参加国宴回家，也要吃上一碗热汤面。父亲的一件夹大衣、一双皮鞋是从东德当大使时带回来的，一直穿着，皮鞋都变形了，还舍不得丢掉。在弟弟出国留学时，父亲把这件大衣和皮鞋送给了他，于是又伴随着弟弟穿过四、五年。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父亲规定家里实行“分餐制”，每个人吃饭有定量。正值弟弟妹妹都在长身体的时候，常常喊吃不饱。为了保证孩子们健康成长，父亲要我们学习南泥湾精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周末，领我们到城外的荒地，种植玉米和大豆。从播种、除草、施肥到收获，学习全部农活儿。大豆丰收了，还学做豆腐，豆腐渣用来喂养兔子，一点不浪费。父亲用自己的行动，点点滴滴地培养我们的劳动习惯，勤俭持家，不搞特殊化。
记得1962年，我要考大学，那年高考录取率比较低，我怕考不上，就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说：“现在中苏关系紧张，苏联单方面撤走专家，造成我国国防科研生产极大损失。我看你还是考清华大学吧，去学尖端科学，将来我们有了自己的原子弹、导弹，美帝和苏修就不敢小瞧我们了，我们在世界上讲话就硬气了。”我一听连忙摇头说：“不行，全国报考清华大学的高才生太多了，我比不过他们，我考不上的，还是考别的学校吧!”父亲坚决不同意，说：“你还没有努力，就泄气了，这可不行。一定要争气，去搏一搏!”在父亲的敦促下，我刻苦地复习功课，终于考上了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父亲万分高兴，特地请全家人吃了顿烤鸭。
父亲严格遵守外交纪律，两袖清风。记得那年他从朝鲜访问归来，工作人员将朝鲜送来的礼品随车送到家里，父亲发现立即喊住工作人员，叫他把礼品如数交到外交部处理。
父亲平易近人，十分关心身边的工作人员。记得给他开车的司机要出国了，他送给老司机几件他在国外穿过的西装，让老司机把省下的服装费留给家里。另外一位工作人员家里生活困难，父亲叫母亲拿些钱帮助他。逢年过节，父亲总是想着大家，要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喝杯酒，感谢大家的工作和劳动。晚年，医生不让他喝酒了，他也不忘记让儿子们替他去向工作人员敬酒。
父亲是个严肃的人，一直是稳重低调，从不张扬，平时也很少说话。我们经常带着好奇的心情，询问他的经历和故事，他从不正面告诉我们，总是轻描淡写的几句话：“我只是个普通干部和党员，没有什么值得讲的!”当他年事已高时，组织上派人帮他写回忆录，他也是一句话：“这些事情，都是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完成的，我只是跟着走过来，做我该做的事。”父亲还一直反对写个人自传，没有留下片言只语的资料。至今想起这件事，我都感到好遗憾。
有两句短诗写得好：“母亲是家里的灯，父亲是天上的星，母亲温暖了我的心灵，父亲照亮了我的人生。”父亲用自己毕生的忠诚、毕生的奋斗、毕生的奉献，让我们永远铭记：什么叫鞠躬尽瘁?什么叫无私奉献?什么叫共产党人?父亲这颗星永远照亮着我们!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