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诸多红色婚恋中,有许多知名人士是连襟关系,俗称“一担挑”。但将军中够得上两个半连襟的,独此一例:上将王平、中将王宗槐、少将易耀彩,3位开国将军的夫人,分别是大姐范景新、二姐范景明以及叔伯妹妹范景阳。因其中有个叔伯姐妹,故称3将军为“两个半连襟”。这样的连襟婚,全军独此一例。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八路军一一五师进入河北阜平地区,建立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刚从阜平简易师范学校毕业的大姐范景新参加了革命工作,随即担任阜平县动委会一区妇女主任。
二姐范景明于1937年10月也成为了一区妇救会成员。
1938年春,三分区冲锋剧社社长霍嘉霖来阜平招演员,范景明和她14岁的弟弟范景波同时报名应试,结果,范景明被录取了,景波弟弟第二年被录取,从此,姐弟俩成了八路军的文艺战士。
范家这个大家庭成了远近闻名的抗日家庭。范家公村成了支援抗战的模范村。王平县长在没跟范景新恋爱前,曾和县动委会其他领导多次来村里开现场会,表扬先进、鼓舞士气,把这个普普通通的山村搞得生机勃勃。
因此,当范家两个姐姐回家之后,叔伯妹妹范景阳便央求道:“我也要当八路军,带我出去吧!”
就这样,晋察冀边区的抗战烽火中,出现了范家3姐妹。
大姐范景新,性格沉稳,年龄和资历均数第一,人称“老范”。二姐范景明,人称“二范”。妹妹范景阳自然成了“三范”,又称“小范”。
由于敌后抗战需要大量的医务人员。“小范”在冲锋剧社工作了一年多,就和二姐范景明一起响应聂荣臻司令员“女同志尽量去学医”的号召,成了白求恩医科学校(简称:白校)的学员。二姐在军医班学军医,妹妹在药剂班学司药。
两年后,范景阳下连不久的一天晚上,休养一连的张医生对她说:“组织上找我谈话啦,把我分配给易参谋长了。他不认识我,今晚见面,你得陪我去!”
范景阳推辞不得,就和张医生走进了五分区参谋长易耀彩的宿舍。
第二天,易耀彩找到邓华司令员说:“昨天见面了,张医生就算了吧,陪她来的那个挺好,我看上了,换一个吧!”
邓华司令员不满意地说:“那是集体研究的,你不是不知道,哪能说换就换?”
不出一个月,分区组织科长肖时任找范景阳谈话说:“你家的情况调查了,锄奸科长臧智亲自调查的,没问题,合格了,准备结婚吧!”
范景阳一愣,心想,“不是张医生吗?怎么变成我了呢?”她想问个究竟,但又不敢随便说话,只好低着头,久久不发一语。但觉得马上结婚太突然了,建议“恋爱一段再说”。
“战争呀,打仗呀,哪有那闲工夫?再说来,参谋长是老红军,他看上你,是你的光荣,这事就别拖啦!这样吧:一般人是先恋爱后结婚,你就带个头,来他个先结婚后恋爱吧!”易耀彩、范景阳便成了“先结婚后恋爱”的“典型”。
一顿稍微丰盛的晚餐后,入了洞房,此时此刻,易耀彩才得闲向范景阳介绍了自己的出身和经历。
1942年春,易耀彩由第五军分区调往第四军分区任参谋长,范景阳随之调往,成了四分区司令部机关门诊部司药。
1941年秋,晋察冀反“扫荡”,第三军分区(简称:三分区)战事频繁,二姐范景明从冲锋剧社抽调到完县担任县武装部妇女干事。
刚刚上任,三分区妇女主任范景新大姐来检查工作了。当时,景新大姐生孩子才两个月,全身浮肿,走路都很困难,背上还背着个毛毯背包,外加一个沉甸甸的挎包。
范景新的背包是条军毯,这是王平最心爱的宝贝。长征途中,王平背着它走过了万水千山,既当被又当衣,抵挡了一路风寒。尤其是过雪山,要不是这条军毯,也许早就冻成冰块了。这次她来完县,王平让她把军毯带上,这是出自他对战争复杂情况的深刻了解,和对妻子的深切关爱。
第二天是八月十五中秋节。天刚亮,鬼子进攻了。村西有枪声,姐妹俩就带着两名妇女干部朝东跑。
范景新身体虚弱,实在累了,便停下来轻装。一支手枪和一枚手榴弹,放在挎包里,这是她们4姐妹生命的支柱,不能丢。而那条军毯此刻成了累赘,她要把它扔掉。二姐范景明舍不得,依旧背在身上。
1941年秋季反“扫荡”之后,二姐范景明奉命离开完县,回白校学医。这时,白校迁址,从唐县葛公村迁到阜平县大台村,这里距王平夫妇的住地稻园村只有6里地。
一个星期六下午,白校放假,范景明像一只快乐的小白鸽,飞到了6里外的姐姐家门口,见一位青年干部正襟危坐地在跟王平谈话。
大姐范景新轻声地对她说:“他叫王宗槐,原是晋察冀军区组织部部长,刚调来,任三分区政治部主任。怎么样?”
后来的几个星期天,范景明和王宗槐按照景新大姐的安排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会了面。
由于事先的毛毛雨下得透,再见面时,范景明主动问王宗槐如何加强记忆力。谈起具体工作,王宗槐的话匣子打开了:“最主要的是责任心,这种责任心是在军区首长的教诲和严格要求下锻炼出来的。
“有一回,我现翻现答,忙作一团。聂司令员以平静的目光望着我,严肃的表情上流露出一丝不快。他对我说:‘要记在脑子里。’从那以后,我在熟悉干部上下了番功夫。你不是在冲锋剧社待过吗?唱个歌吧!”
范景明随便唱了几句,然后,轮到王宗槐唱了。这歌声和笑声,驱赶了僵局和陌生,也矫正了范景明的偏见。她从中体会到:政工人员并不都是板着面孔训人的,他们也有尽人常有的笑容和欢乐。
战争年代,组织上对干部是极为关心的。为王宗槐的对象问题,聂荣臻司令员曾亲自托媒说合过。
正当范景明、王宗槐进入自行约会阶段,艰苦的抗战迫使白求恩医科学校迁址了。范景明随校由唐县葛公村迁到了阜平县树沟地区的大台村。王宗槐也由三分区调到滹沱河沿岸的四分区任副政委去了。隔山隔水,这才开始了书信来往。
范景明在学校里几乎不写情书,只有偶尔到景新大姐家才背着他人写几句,然后封好,托通信员捎走。而王宗槐的来信却是及时的。每次反“扫荡”后,信就来了。询问与敌周旋的简况,打听班里哪些同志牺牲了?生活上存在什么困难等。
范景明当班长之后,王宗槐连忙来信教她如何团结同志,如何度过艰难的岁月。白校生活很苦,烧的柴、吃的粮和干巴菜等,都得师生们到很远的封锁线上去背。山路崎岖,崖悬壁陡,有些同学为此而摔死在山沟里。范景明个子不大,力也单,背柴有困难,但不示弱,依然咬牙拼命,从未落在别人后边。王宗槐心疼她,来信传授背粮、背柴的省劲办法:将背负物提高重心,贴紧后背。范景明一试,真管用,心中充满了说不出的感受。
白校发的军衣,都是前线士兵穿剩的衣裳,最小的也可以成为她的大袄长褂,要想合身,得自己动手量体缝改。王宗槐告诉她:“改夏装,合体为佳;改棉衣,肥大一些不要紧,衣大顶半被嘛!”其他嘱咐,范景明都照办了。
上述一系列的小事,使她看到了他那体贴入微的美好心灵。
他们之间的情感还建立在支持学业的基础上。白校有条规定,在校期间不准结婚,否则,就得中途退学。范景明的许多同学就是因为结婚而与医学分手的。王宗槐年届27岁,他不愿看到这样的后果,因此,非常理解她对学业的追求。他们在频繁的书信交往中都相互鼓励,把爱情变成赤诚奉献和学业有成的催生剂!
1944年春,范景明读完了白校的所有课程。该是完婚的时候了,王宗槐却到千里之外的革命圣地延安参加“七大”去了。
就在王宗槐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中央军委决定调晋察冀教导二旅西进。王平就让范景明随队西行,千里迢迢,艰难险阻。
一个月后,晋察冀十分区参谋长萧新怀途经绥德去延安,他带着范景明一同到了贺龙领导的延安联防司令部,很快从中央党校里找到了王宗槐。
这条西行完婚之路,范景明足足跋涉了近3个月,行程千里,其中的艰辛和险遇,真是难以言状。
1944年6月26日是王宗槐、范景明完婚的日子。地点:延安宝塔山下,延水河畔的一孔窑洞里。
那八九平方米的窑洞里,摆设很简单:单人铺旁加了块尺把宽的木板,铺上干草,加上军用棉被,还有从附近窑洞借来的几条凳子和配发的一张小桌,别无他物。对来宾的招待,不要说烟酒糖果,连杯茶水也供不起。
邓颖超、钱瑛、李伯钊3位大姐,一进窑洞就笑嘻嘻地说:“我们三人送你们四句话,互爱互敬、互勉互励、互信互谅、互让互慰。”登时,一阵掌声飞出洞外。
(摘自长征出版社《开国将领的奇婚奇缘》 作者:李伶)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八路军一一五师进入河北阜平地区,建立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刚从阜平简易师范学校毕业的大姐范景新参加了革命工作,随即担任阜平县动委会一区妇女主任。
二姐范景明于1937年10月也成为了一区妇救会成员。
1938年春,三分区冲锋剧社社长霍嘉霖来阜平招演员,范景明和她14岁的弟弟范景波同时报名应试,结果,范景明被录取了,景波弟弟第二年被录取,从此,姐弟俩成了八路军的文艺战士。
范家这个大家庭成了远近闻名的抗日家庭。范家公村成了支援抗战的模范村。王平县长在没跟范景新恋爱前,曾和县动委会其他领导多次来村里开现场会,表扬先进、鼓舞士气,把这个普普通通的山村搞得生机勃勃。
因此,当范家两个姐姐回家之后,叔伯妹妹范景阳便央求道:“我也要当八路军,带我出去吧!”
就这样,晋察冀边区的抗战烽火中,出现了范家3姐妹。
大姐范景新,性格沉稳,年龄和资历均数第一,人称“老范”。二姐范景明,人称“二范”。妹妹范景阳自然成了“三范”,又称“小范”。
由于敌后抗战需要大量的医务人员。“小范”在冲锋剧社工作了一年多,就和二姐范景明一起响应聂荣臻司令员“女同志尽量去学医”的号召,成了白求恩医科学校(简称:白校)的学员。二姐在军医班学军医,妹妹在药剂班学司药。
两年后,范景阳下连不久的一天晚上,休养一连的张医生对她说:“组织上找我谈话啦,把我分配给易参谋长了。他不认识我,今晚见面,你得陪我去!”
范景阳推辞不得,就和张医生走进了五分区参谋长易耀彩的宿舍。
第二天,易耀彩找到邓华司令员说:“昨天见面了,张医生就算了吧,陪她来的那个挺好,我看上了,换一个吧!”
邓华司令员不满意地说:“那是集体研究的,你不是不知道,哪能说换就换?”
不出一个月,分区组织科长肖时任找范景阳谈话说:“你家的情况调查了,锄奸科长臧智亲自调查的,没问题,合格了,准备结婚吧!”
范景阳一愣,心想,“不是张医生吗?怎么变成我了呢?”她想问个究竟,但又不敢随便说话,只好低着头,久久不发一语。但觉得马上结婚太突然了,建议“恋爱一段再说”。
“战争呀,打仗呀,哪有那闲工夫?再说来,参谋长是老红军,他看上你,是你的光荣,这事就别拖啦!这样吧:一般人是先恋爱后结婚,你就带个头,来他个先结婚后恋爱吧!”易耀彩、范景阳便成了“先结婚后恋爱”的“典型”。
一顿稍微丰盛的晚餐后,入了洞房,此时此刻,易耀彩才得闲向范景阳介绍了自己的出身和经历。
1942年春,易耀彩由第五军分区调往第四军分区任参谋长,范景阳随之调往,成了四分区司令部机关门诊部司药。
1941年秋,晋察冀反“扫荡”,第三军分区(简称:三分区)战事频繁,二姐范景明从冲锋剧社抽调到完县担任县武装部妇女干事。
刚刚上任,三分区妇女主任范景新大姐来检查工作了。当时,景新大姐生孩子才两个月,全身浮肿,走路都很困难,背上还背着个毛毯背包,外加一个沉甸甸的挎包。
范景新的背包是条军毯,这是王平最心爱的宝贝。长征途中,王平背着它走过了万水千山,既当被又当衣,抵挡了一路风寒。尤其是过雪山,要不是这条军毯,也许早就冻成冰块了。这次她来完县,王平让她把军毯带上,这是出自他对战争复杂情况的深刻了解,和对妻子的深切关爱。
第二天是八月十五中秋节。天刚亮,鬼子进攻了。村西有枪声,姐妹俩就带着两名妇女干部朝东跑。
范景新身体虚弱,实在累了,便停下来轻装。一支手枪和一枚手榴弹,放在挎包里,这是她们4姐妹生命的支柱,不能丢。而那条军毯此刻成了累赘,她要把它扔掉。二姐范景明舍不得,依旧背在身上。
1941年秋季反“扫荡”之后,二姐范景明奉命离开完县,回白校学医。这时,白校迁址,从唐县葛公村迁到阜平县大台村,这里距王平夫妇的住地稻园村只有6里地。
一个星期六下午,白校放假,范景明像一只快乐的小白鸽,飞到了6里外的姐姐家门口,见一位青年干部正襟危坐地在跟王平谈话。
大姐范景新轻声地对她说:“他叫王宗槐,原是晋察冀军区组织部部长,刚调来,任三分区政治部主任。怎么样?”
后来的几个星期天,范景明和王宗槐按照景新大姐的安排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会了面。
由于事先的毛毛雨下得透,再见面时,范景明主动问王宗槐如何加强记忆力。谈起具体工作,王宗槐的话匣子打开了:“最主要的是责任心,这种责任心是在军区首长的教诲和严格要求下锻炼出来的。
“有一回,我现翻现答,忙作一团。聂司令员以平静的目光望着我,严肃的表情上流露出一丝不快。他对我说:‘要记在脑子里。’从那以后,我在熟悉干部上下了番功夫。你不是在冲锋剧社待过吗?唱个歌吧!”
范景明随便唱了几句,然后,轮到王宗槐唱了。这歌声和笑声,驱赶了僵局和陌生,也矫正了范景明的偏见。她从中体会到:政工人员并不都是板着面孔训人的,他们也有尽人常有的笑容和欢乐。
战争年代,组织上对干部是极为关心的。为王宗槐的对象问题,聂荣臻司令员曾亲自托媒说合过。
正当范景明、王宗槐进入自行约会阶段,艰苦的抗战迫使白求恩医科学校迁址了。范景明随校由唐县葛公村迁到了阜平县树沟地区的大台村。王宗槐也由三分区调到滹沱河沿岸的四分区任副政委去了。隔山隔水,这才开始了书信来往。
范景明在学校里几乎不写情书,只有偶尔到景新大姐家才背着他人写几句,然后封好,托通信员捎走。而王宗槐的来信却是及时的。每次反“扫荡”后,信就来了。询问与敌周旋的简况,打听班里哪些同志牺牲了?生活上存在什么困难等。
范景明当班长之后,王宗槐连忙来信教她如何团结同志,如何度过艰难的岁月。白校生活很苦,烧的柴、吃的粮和干巴菜等,都得师生们到很远的封锁线上去背。山路崎岖,崖悬壁陡,有些同学为此而摔死在山沟里。范景明个子不大,力也单,背柴有困难,但不示弱,依然咬牙拼命,从未落在别人后边。王宗槐心疼她,来信传授背粮、背柴的省劲办法:将背负物提高重心,贴紧后背。范景明一试,真管用,心中充满了说不出的感受。
白校发的军衣,都是前线士兵穿剩的衣裳,最小的也可以成为她的大袄长褂,要想合身,得自己动手量体缝改。王宗槐告诉她:“改夏装,合体为佳;改棉衣,肥大一些不要紧,衣大顶半被嘛!”其他嘱咐,范景明都照办了。
上述一系列的小事,使她看到了他那体贴入微的美好心灵。
他们之间的情感还建立在支持学业的基础上。白校有条规定,在校期间不准结婚,否则,就得中途退学。范景明的许多同学就是因为结婚而与医学分手的。王宗槐年届27岁,他不愿看到这样的后果,因此,非常理解她对学业的追求。他们在频繁的书信交往中都相互鼓励,把爱情变成赤诚奉献和学业有成的催生剂!
1944年春,范景明读完了白校的所有课程。该是完婚的时候了,王宗槐却到千里之外的革命圣地延安参加“七大”去了。
就在王宗槐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中央军委决定调晋察冀教导二旅西进。王平就让范景明随队西行,千里迢迢,艰难险阻。
一个月后,晋察冀十分区参谋长萧新怀途经绥德去延安,他带着范景明一同到了贺龙领导的延安联防司令部,很快从中央党校里找到了王宗槐。
这条西行完婚之路,范景明足足跋涉了近3个月,行程千里,其中的艰辛和险遇,真是难以言状。
1944年6月26日是王宗槐、范景明完婚的日子。地点:延安宝塔山下,延水河畔的一孔窑洞里。
那八九平方米的窑洞里,摆设很简单:单人铺旁加了块尺把宽的木板,铺上干草,加上军用棉被,还有从附近窑洞借来的几条凳子和配发的一张小桌,别无他物。对来宾的招待,不要说烟酒糖果,连杯茶水也供不起。
邓颖超、钱瑛、李伯钊3位大姐,一进窑洞就笑嘻嘻地说:“我们三人送你们四句话,互爱互敬、互勉互励、互信互谅、互让互慰。”登时,一阵掌声飞出洞外。
(摘自长征出版社《开国将领的奇婚奇缘》 作者:李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