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二日夜，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禛在圆明园的九州清晏突然死亡，时年58岁。据官方记载，雍正去世前几天，八月十八日在圆明园与大臣议事;八月二十日，召见宁古塔的几位地方官员，都属于正常办公;八月二十一日开始发病（“上不豫”），但仍然照常办公，接见一些官员;八月二十二日突然病重，急忙召见宝亲王弘历（皇四子）、亲王弘昼（皇五子）、大学士鄂尔泰等，宣布传位于弘历;二十二日深夜至二十三日凌晨（子时）之间死亡。
　　当时著名文人袁枚为雍正临终之顾命大臣鄂尔泰写的行状，则与官方的说法有所不同。鄂尔泰为雍正最倚信的大臣之一，常奉令值宿禁中，随时听令。根据袁枚记录，八月二十三日雍正临终时，身边的顾命大臣仅有鄂尔泰一人，其他人，不管是皇子、宗亲、重臣，当时都不在圆明园。雍正驾崩后，鄂尔泰连夜携带遗诏从圆明园奔还城内的紫禁城。因深夜里仓促间找不到马，他只好骑上一头运煤的骡子奔回，拥弘历即位。之后他又留于宫中帮助新皇帝处理大事，七天以后才得以出宫。出宫时人们惊异地发现，鄂尔泰裤子上染有一片血迹。根据鄂尔泰自己的解释，这些血迹是那天骑骡子时不小心磨破大腿而留下的，他自己竟不知道。
　　雍正虽然“暴亡”，但是皇位的传承倒没有出现问题。依雍正遗诏，弘历顺利继位，就是乾隆皇帝。因为雍正吸取康熙时“九子夺位”的教训，事先已经创立了秘密建储制度，将自己选定的皇位继承人弘历的名字写好，藏在紫禁城“正大光明”匾后面。为了便于对证，还在圆明园内“拷贝”了一份同样内容的遗嘱，密封起来，雍正去世后也找了出来。然而，负责宣读遗诏的鄂尔泰却如此狼狈，不得不亲自骑着骡子从圆明园奔回紫禁城，慌得连裤子染血都不知道，让人怀疑其中必有隐情。
　　鄂尔泰看到了什么？他为什么留在宫中七天七夜？他裤子上的血迹是怎么回事？野史传言，雍正是被人刺杀的，鄂尔泰看到了被人割去脑袋的雍正;他留在宫中七天七夜是为了处理无头（或身首异处）雍正这样棘手的事情;裤子上的血迹未必是骑骡受伤留下的，沾的可能就是雍正的血。
　　被吕四娘刺杀
　　雍正之死的真正原因，始终被层层神秘浓雾掩盖的历史之谜，历来猜测颇多。流传最广的莫过于被人刺杀之说，而刺杀雍正的人，竟然是一位武艺高强的奇女子——吕四娘。这要从雍正朝的一起案件说起。
　　雍正六年（1728年），湖南有个叫曾静的读书人，让他的学生张熙给当时的川陕总督、清军名将岳钟琪送了一封信。曾静在信中说岳钟琪是著名民族英雄岳飞的后裔，而清朝则是“金人”的后代，劝岳钟琪起兵反清，恢复汉族王朝。岳钟琪向雍正告发了曾静、张熙。雍正大怒，将二人逮捕至京，追查幕后主使及消息来源。据曾静交代，他的反清思想是读了吕留良的著作后产生的。
　　吕留良（1629—1683）是清初著名学者，“曾静事件”发生时已去世四十多年，但他的门生故旧不少，子孙尚在，而且他的著作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吕留良著作中反清思想十分强烈，并用传统的“华夷之辨”来论证满族统治的不合理，认为满族是夷狄，非我族类，因而搞清华夷区别比君臣之义更为重要。
　　在此案审理过程中，雍正认为曾静、张熙是误信邪说，认罪态度较好，特予释放（雍正死后，二人均为乾隆所杀）。雍正对曾静二人网开一面，但是对吕留良一家及其门生则处理得很重。当时，吕留良及其长子吕葆中都已经去世，雍正还令人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在监狱里被折磨致死，还要戮尸枭示。吕留良的另一个儿子吕毅中和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则被处斩。其他的吕氏门生以及刊刻、贩卖、私藏吕氏著作的人，或斩首，或充军，或杖责。吕氏及严、沈三族妇女及幼丁发给功臣家和关外披甲人为奴。
　　曾静、吕留良之案是雍正朝的一桩著名大案，影响极大。在雍正还活着的时候，“吕氏孤儿”的传言就在流行。至于吕四娘刺杀雍正的故事，至少有三个版本。
　　一说当年诛杀吕氏家族时，吕留良之子吕葆中的女儿，即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在乳母的帮助下漏网逃生，只身北上京城，决心刺杀雍正，报全家惨遭屠戮之仇。由于连日奔波，年少体弱，吕四娘昏倒在河南洛阳白马寺山下，被一高僧救下。高僧乃江湖豪杰甘凤池，因遭到雍正的通缉才隐匿出家当了和尚。四娘于是拜甘凤池为师。四年后，四娘告别师父，来到京城，摸清了雍正寝宫的路径，翻越宫墙，混进宫内。入夜时分用蒙汗药麻翻了雍正，割下首级，离宫而去。在第二个版本里，吕四娘的“师父”变成了一位抗清志士虬髯客（《十叶野闻》）。第三个版本，吕四娘则是和一位道士学的剑术（《清季野史》）。
　　这些传说越传越奇，情节也愈来愈曲折，见诸于稗官野史，还被写成了小说，拍成了电影电视，渲染得有声有色。
　　迄今为止，史学界比较普遍的观点则是，吕四娘刺杀雍正纯属子虚乌有。杨启樵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中，专门讨论了此事，其观点主要是：第一，吕留良案发后，吕氏一门不大可能有漏网者。雍正八年（1730年），雍正曾就“吕氏孤儿”一事，询问负责此案的浙江总督李卫。当年七月，李卫就此奏复说，吕氏一门，不论男女老幼均已严行看管，连吕家的墓地也被严密监视起来。李卫是雍正的亲信，而且向以善于侦缉闻名，不至于对雍正敷衍塞责，因此，吕氏后人恐无漏网的可能。第二，雍正死于圆明园，这里虽然是一座离宫，但因为雍正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此居住，所以护卫森严，绝不可能像小说、电影中所描绘的，一个女子能飞檐走壁轻易潜入寝宫，砍去皇帝的头。
　　“雍正被刺”的故事之所以如此流行，也算事出有因：清廷以满人统治，始终难以泯灭汉人的反抗之心，所以对满洲皇室，不免掺杂某些民族情绪。而在清代皇帝中，雍正的名声最差，在位期间社会上就广泛流传着其“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等“十项大罪”，因此，将他作为攻击满清统治的典型，是很合适的。在清初五大谜案“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夺位”、“雍正暴崩”、“乾隆身世”中，后三个都与雍正有关。人们出于“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因果报应心理，希望雍正不得好死。因此，也就有了这么多不同版本的刺杀雍正的故事。 　　雍正死于“他杀”的说法均可以排除。那么，他真正的死因是什么呢？史学工作者通过对清宫档案的深入广泛研究，普遍认为雍正死于丹药中毒的可能性最大。
　　死于丹药中毒
　　最早提到雍正之死与修炼丹药有关的，是金梁的《清帝外纪》：“惟世宗之崩，相传修炼饵丹所致，或出有因。”美国学者恒慕义在20世纪40年代即指出：“胤禛相信道教关于长生不老的说法，所以他服用各种各样的药物。正是这些药物，导致他的死亡。”杨启樵也推断雍正“死于丹药，也许不算武断。”冯尔康也认为，雍正“死于丹药中毒，此说颇有合情理处。”杨乃济则通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内务府造办处的第一手资料，撰写了《雍正帝死于丹药中毒旁证》一文，论述雍正帝死于丹药中毒的说法是客观、可信的。李国荣也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撰写了《雍正与丹道》一文，详细地论述了雍正死于丹药中毒的可能性极大。一些医学工作者也认为，雍正死于“过度养生”——企图以炼丹修道来恢复健康，却反受其害。
　　中国道教的长生不老术，可谓源远流长。汉武帝、唐太宗、唐德宗等多位皇帝都曾有访求“长生不死药”的故事。
　　雍正早在当皇子的时候就对修道感兴趣。在康熙诸皇子的“夺位大战”中，迷信天命的胤禛曾嘱咐前往福建任知府的谋士戴铎寻访高明的道人。戴铎果然在武夷山找到了一位“语言甚奇”的道人，并请他为主子胤禛算命。道人算出了一个“万”字，让胤禛振奋不已，从此对道士更有好感，经常与道士参修论道。他还自称“圆明居士”，作《和硕雍亲王圆明居士语录》，将自己的名字排列在历史上著名的道教大师之后。
　　雍正即位后的最初几年，可能因为要忙的事实在太多，所以从雍正元年到雍正六年的这一段时间，从史料中很少发现雍正炼丹修道的痕迹。

　　雍正七年，雍正得了一场大病，一病就是好几个月，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他甚至将自己在圆明园秘藏传位诏书的事情悄悄告诉了张廷玉和鄂尔泰，似乎对后事都作了安排，幸好在御医的调治下闯过了鬼门关。
　　雍正八年二月，雍正又生了一场大病，为了治病保命，他开始大规模地向各地征访名医术士。雍正的心腹、浙江总督李卫推荐了一位有“神仙”之称的道士贾士芳。贾士芳入宫后手到病除，颇见奇效。但出乎意料的是，一个多月后雍正突然下令将贾士芳下狱治罪，最终“斩立决”。据说是因为经贾士芳调治之后，雍正的病情还有所反复，时好时坏，后来雍正感到自己被这个“异人”耍弄了，“伊（贾士芳）欲令安则安，伊欲令不安则果觉不适。”
　　但杀了一个贾道士，不等于雍正就从此不信道士了。不久，又召江西龙虎山的高道娄近垣入京。娄近垣在御花园内设坛礼斗，以符水治疗，雍正果然病愈，还于雍正十一年喜得儿子弘曕。娄近垣自然备受恩宠，被雍正赐以四品龙虎山提点、司钦安殿主持之职。龙虎山道观也沾了娄近垣的光，得库银一万余两，大兴土木，焕然一新。
　　雍正十二年，娄近垣奉命回龙虎山督造道观。宫苑内的修道之事由张太虚、王定乾主持。张、王二人与娄近垣不同，更注重于“炉火修炼”，以金丹大药来给雍正治病，企图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娄近垣可能也用丹药，但比较谨慎）。可能就是这两个人炼的丹药，最终让雍正送了命。
　　为皇帝炼丹当然是绝密事件，在官书正史上没有记载。但研究人员仍通过清宫秘档寻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据记载皇宫日用物品的内务府帐本《活计档》记载，在雍正八年冬天，运入圆明园4000余斤木柴煤炭和矿银等物，开始在园东南角的秀清村为雍正开炉炼丹。丹炉一开，烧炼之火便没有熄灭。从雍正九年到十三年，雍正下旨向圆明园运送炼丹所需物品157次，平均每个月两三次。累计动用黑煤192吨，木炭42吨，此外还有大量的矿银、红铜、黑铅、硫磺等炼丹必备的矿产品以及其他相关物件。一炉又一炉的金丹大药由此炼成。雍正服后，感觉良好，还拿出少许丹药赏赐给出征将士。
　　就在雍正死前的12天，又有200斤黑铅运入圆明园。黑铅是炼丹常用原料，更是一种有毒金属，过量服食可使人致死。“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雍正常年服用丹药，毒素早已渗入到五腹六脏，但很可能就是这200斤黑铅，最终让雍正毒发而亡。
　　雍正暴崩后的第三天，刚刚即位的乾隆皇帝便发布一道上谕，下令将张太虚、王定乾等在宫苑中炼丹的道士全部驱逐，令其各归本籍，告诫他们对宫中及先帝的一言一行，不准在外谈起，如有违反，绝不宽贷。并特意强调，先皇雍正喜好“炉火修炼”，仅是作为“游戏消闲之具”，对炼丹道士“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作为新天子，万机待理，为何要这么急迫地专门发布上谕将这些道士赶走？且还要“此地无银三百两”地作一番辩解？合理的解释是，正因为雍正死于丹药中毒，乾隆恨不得将怂恿父亲吃丹的道士碎尸万段，只是热丧期间不宜杀人，且要顾及皇家体面，不便公开将他们公开处死，只好一赶了之。
　　其他死因说
　　关于雍正之死，除了“丹药中毒说”外，还有若干种其他说法。
　　1.“累死”说
　　雍正虽然以不正当的手段夺得了帝位，但从他上台后的政绩来看，他还算是中国历史上政绩最为突出的君王之一。作为“康雍乾盛世”一位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举凡国家政制、吏治人事、财政赋役、军事战略、文化教育等各方面，事无巨细，雍正都躬身规划，建树颇多。要处理这么多的政务，雍正的“勤奋”的确非常人可比，经常白天亲政、议政，夜晚批览奏章。所作批语，少则数十字，多达一千多字，且“一字一句皆出朕之心思，无一件假手于人，亦无一人赞襄于侧。”后来，雍正挑选自己朱笔批阅的奏章7000多件，陆续编成 360 卷的《朱批谕旨》。而实际上，雍正亲笔朱批的奏折远不止这些，总数有数万件之多。经常熬夜和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可能是导致雍正患病乃至死亡的主要原因。

　　2.“春药致死”说
　　雍正曾说自己“清心寡欲，自幼性情不好色欲。即位以后，宫人甚少。朕常自谓天下人不好色未有如朕者。”（《大义觉迷录》）这种自我表白未必可信。雍正即位的最初几年里，事情太多，政敌无数，还要向世人表明自己是个真正称职的皇帝，所以才做出不好色欲、自我节制的样子来。可雍正七年之后，该杀的杀、该关的关，政敌也摆平了，制度也理顺了，相对于以前而言，雍正多少有了一点“闲”。而帝王一旦有了些“闲”，也就开始贪图女色，与之有关的病症也随之暴露了出来。有史料可考，雍正的后宫从皇后到最低等的答应有二十几人，可能还有一些隐在后面“没名分”的。考虑到雍正在位的时间才十三年，实在不能算是“甚少”。为了应付这么多妻妾，使用“春药”一定必不可少，不排除雍正因过度服用“春药”而被“色杀”的可能。朝鲜有一本书叫《承政院日记》，是朝鲜使者写给朝鲜国王的报告，书里记载“雍正晚年贪图女色，病入膏肓，自腰以下不能运用者久矣”，当可作为雍正死于女色的一条重要佐证。
　　3.“人参补死”说
　　清代档案中保存了大量的宫廷医疗档案，其中医案《人参底簿》的记载，反映了清宫中大量食用人参的习俗。雍正十年五月雍正移居圆明园，至年底的7个多月时间里，皇家内廷共使用人参800多斤;雍正十三年的《太医院用人参药档》载，宫廷用掉的人参达230 斤。按照惯例，四等及四等以上的人参是专门供皇帝、太后和皇后三人食用或是配制御药之用的（清宫所用的四等参如今已十分少见，五、六等参相当于今天的一等野山人参）。雍正本人到底食用了其中的多少好参，无可稽查，但可以肯定的是，雍正食用人参的数量一定是很惊人的（雍正的父亲康熙特别谨慎，一般不用人参补身，但雍正嗜好人参）。这是不是造成雍正死亡的主要因素？也值得怀疑。
　　4.“中风或其他不明病症致死”说
　　著名清史学者郑天挺在《清史简述》中曾提到雍正是中风而死，但没有详述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这个论断还需用史料来作进一步证明。但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讲，一个表面上健康的人，因心脏病、脑溢血、中风等疾病瞬间丧命是完全可能的。雍正之所以暴崩，有可能得了这几种病的一种或多种。
　　此外，从史料上看，雍正一向患有严重的“畏暑病”。在朱批中，常因天气太热而自嘲“字画潦草”、“可笑之极”等字样。为了不影响正事，他还让人制作了许多机械台扇，以便在盛暑时使用。雍正后来得病，很可能与他酷暑贪凉有关。另一方面，雍正同他的祖上不同，不爱运动，深居简出，很少参与骑射狩猎活动。从故宫所藏的雍正画像上看，他年轻时尖嘴猴腮，但晚年时明显发福，可能也与他不爱锻炼、缺乏正确的养生之道有关。这就使他体质虚弱、难以抵挡病魔的侵袭而毙命。
　　5.“综合死因”说
　　雍正之死，可能是综合因素造成的。一是他多年勤政，体力透支，且因惧怕报应而长期心神不宁、夜不能寐;二是常年服用丹药、体内大量积毒;三是过度的人参进补，反受其害;四是性生活没有节制，淘空了身体，靠春药支撑而不知不觉中受到了伤害;五是不爱运动，抵抗力差……可能还患其他疾病，这些综合因素造成了雍正的猝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