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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孕原理现在可谓简单明了、通俗易懂:不让小蝌蚪找到安身之处即可。要获得受孕的机会,天文数字的小蝌蚪也是蛮拼的,那完全是博一个中彩票大奖的概率。所有避孕方法都是阻止精子和卵子相遇,不给机会使卵子受精。
对于古代中国人,却没有这么明晰的观念。由于分辨不清女性生殖器官的生理功能,笼统地将卵子和所有子宫、阴道的分泌物和液体都称作阴气,进而错误地认为,男子的小蝌蚪数量有限,女子则是阴气取之不竭的容器。怀孕是阳气入阴的精血之物,避孕必须破坏此物的形成。古代中国避孕的理论大多基于这种认识。
古代避孕当源自巫娼
古代中国的人口在公元前就上了千万级的台阶,直到十九世纪中期增加到4亿多,相对于广博的土地面积,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人口压力。因此,避孕在古代中国并未成为普遍的需求,首先是在一些特殊人群中流传,然后才渐为普通人群利用。
首当其冲的是青楼女子。据王书奴在其《中国娼妓史》中考证,殷商之际已有具备近代娼妓所谓“才”、“情”、“色”、“艺”的巫娼存在。
《尚书·伊训》记载:“汤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色货,恒于游畋,时谓淫风。……唯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恒舞酣歌、殉于色货,可见当时巫娼之业非常发达,荡然成风,已有“巫风”之谓。士大夫沉迷其中者绝不在少数,故商汤制“官刑”以警告那些狎昵巫娼的百僚。
“工于媚男”的巫娼盛行,必然会带来避孕的问题,她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都会探寻出一些避孕的措施。古时巫、医又往往身份混一,部分经验性的避孕方法就会留存在医书中逐渐相传。事实上,不少过去的医书都有此类记录。最早的避孕方药或源自早期的巫娼。
隐秘的古代男性避孕
在男尊女卑的古代,加之生理常识的贫乏,把生育视为妇女的基本能力,而与男性关系不大。各种避孕措施也主要针对女性,很难在医书中找到跟男性相关的避孕办法。倒是古代的房中书里隐约地提及到了。
房中之术的出现跟巫和道家密切相关。他们认为,理想的男欢女爱首先是为了延绵种族,这符合天地阴阳之道,也是对祖先的应尽之责。其次是便于男方采阴壮阳,同时女方也可因激发阴气而强身健体。
敦煌遗书中题为白行简所作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描述男子与姬妾交欢时云:“回精禁液,吸气咽津。是学道之全性,图保寿以延神。”说明与姬妾交欢的主要目的在于增强男子的性能力,以利于其与正室怀上健康的孩子。高罗佩认为这是中国古代的优生思想。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详细讨论了“回精术”:“凡欲施泻者,当闭口张目,闭气握固。两手左右上下,缩鼻取气,又缩下部,及吸腹,小偃脊膂,急以左手中两指,抑屏翳穴,长吐气,并琢齿千遍。则精上补脑,使人长生。若精妄出,则损神也。”
这类阴阳之合的实效到底如何?如今也恐怕只有天知地知了。不过,从拥有“后宫三千”的历代帝王看,长寿者极为稀少。估计还是纸上谈兵的成分居多。
古代女性避孕五花八门
流传至今的古代医书记载的避孕方法,几乎都是针对女性的,称之为“断产”。南宋陈自明在其《妇女大全良方》卷十三“断产方论第六”中指出:“欲断产者,不易之事。虽曰天地大德曰生,然亦有临产艰难,或生育不已,或不正之属,为尼为娼,不欲受孕,而欲断之者。故录验方以备其用。”
目前所知的大概有药物、针灸、按摩、禁忌等避孕法。避孕的需求,也渐渐从青楼、宫廷向享受非婚性行为的普通女性蔓延,甚至到明清之际一些正常婚姻关系的女性也产生了这种愿望。社会和经济地位相对较高的,或可从医书中直接找到答案。最为广大的普通女性,主要通过母女、姊妹、亲友、街坊,尤其是尼姑、道姑、卦姑和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稳婆等所谓三姑六婆来获取避孕知识和药物治疗。即便是前者,得到药物的渠道也离不开三姑六婆的行走。
药物避孕
用药物来达到避孕的目的,是最简单、应用最广泛、种类最繁复的办法。中医理论认为导致不孕的原因是子宫寒冷、痰湿阻塞胞宫、子宫内有致病之邪等。只要选用能够造成这些状况的药物,就可以成功避孕。传统的避孕方药,用药时间一般都在月经或生产后。按现代医学观点,可能是通过抑制排卵而导致不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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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药物,除蓇蓉现今不明为何物外,其他几种也常常和别的药物一同形成避孕配方。当归、生地、熟地、川芎、白芍、芸苔子、红花、凤仙子等药物,也多是避孕药方上的常客。陕西省中草药科研组计划生育研究室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收集的100多种避孕中草药单方,大多数与古方相近,应该是自古流传下来的。根据一些单方后的附注,服用各方的效果不尽相同。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先妣事略》叙述,他的母亲婚后年年生育,自言“为多子苦”。 于是有老妪“以杯水盛二螺进,曰:‘饮此后,妊不数矣’”。归母一饮而尽,却成了哑巴,一年多以后就去世了,年仅25岁,确实也未再生育。服药后的时间总共只有一年多,并不算长,其避孕效果到底如何还不是特别明显。人哑了却是事实,说明其副作用很大。据《清皮鹿门先生锡瑞年谱》,皮锡瑞的母亲服药后避孕不成,还损害了身体健康,更得不偿失。
针灸避孕
《针灸甲乙经》、《千金要方》已谈及针灸石门穴会致妇女绝育。宋代《针灸资生经》又引《千金方》、《千金翼方》重申:“妇人欲断产,灸踝上一寸三壮,即断。”还对石门和关元临近的两穴进行了对比:“石门忌灸,针之绝子。……阴交灸多,绝孕。又云石门、关元,相去一寸,针关元治妇人无子,针石门则终身绝嗣,其道幽隐,岂可轻侮哉!”针灸穴位必须慎之又慎。 山东的两名研究者在1969年5月至1970年5月,对277例自愿要求针灸避孕的育龄妇女进行了针灸避孕效果观察。他们的实验表明,采用不同的穴位、不同的刺激方式、不同的刺激强度、不同的深度,均不能达到避孕或绝育的目的。与天津和四川针刺避孕的实验结果一致,跟古代医书所载石门是绝育穴的结果矛盾。相反,针刺石门等穴,还有可能提高生育能力。
按摩避孕
按摩避孕的典型办法是《清朝野史大观·清宫遗闻》中记载的微按后股穴道,以驱赶小蝌蚪。清帝若夜宿皇后处,敬事房太监会将准确的年月日记录在册,以确证皇后所得的是龙种。对嫔妃的态度则完全不同。与前述房中之术的观念有相似之处,或多或少是受其影响而致。皇帝吃晚饭的时候,敬事房太监将载有妃子名字的绿头牌也呈上。一旦选中是夜所爱,皇帝就翻转名牌。敬事房太监退下,把牌子交给专门背妃子的太监。
届时,皇帝先睡在床上,脚露在被子外面等待。背人的太监脱去妃子的衣服,用大衣裹好赤裸的她,背到皇帝床前。敬事房总管与驼妃太监都站在窗外等候。如时间过久,皇帝不主动告停,总管必高唱:“是时候了。”皇帝还不答应,就再次呼叫,如此反复三次。
等接到皇帝的指令,背人者又把妃子从钻进被窝的地方拖出来,包裹好再背回去。然后,总管进屋请命:“留不留?”皇帝说“留”,就挥笔记载“某月某日某时皇帝幸某妃”。说“不留”,总管就去微微按揉妃子的后股穴道,把小蝌蚪赶出来。此乃顺治仿效前明宫例定下的制度,以防“子孙淫逸之行”。这种残忍的避孕方式,对妃子必定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据说,若紧急避孕不成,妃子怀上了,也会因为没有记录被解决掉肚中之物。所以,现在诸多清宫戏中的镜头,呵呵,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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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忌避孕
《妇人大全良方》卷九《求嗣门·褚尚书求男论第二》中归纳前人所论,提出“交会禁忌”、“男子受胎时日法”,认为避开一些禁忌,在正确的日子就容易受孕得子。反之则能起到避孕的作用。南宋周守忠在《养生类纂》卷下所列禁忌更为详尽。禁忌几乎无所不在,甚至说:“凡二、三日、五日、九日、二十日,此生日也,交会令人无疾病。”一个月中仅有5天适合男女行事。如果再算上其他禁忌的情况,夫妇间合适的欢爱日子更寥寥无几。要说科学根据,这些禁忌基本上没有。主要跟当时程朱理学的盛行、道学的禁欲主张有关。
其他避孕
古时有人以为肉食和葱、蒜、韭菜等食物会抑制性欲,食之要减少受孕机会,也会收到避孕的功效。在一些产棉区,有食用棉籽油来避孕的做法。棉籽油,即从棉籽中榨出来的油。经检测,棉籽油中所含的棉酚成分,具有抑制男子生育功能的作用。遇到高温强碱条件,棉酚会分解消失,但古时榨油的方式无法彻底清除。故长期食用棉籽油,会造成不育。
还有因错误的观念导致的变相避孕。妇女在每个月的排卵期内才会受孕,在现代医学非常明确。可古代一些医家偏说最佳受孕期是在月经干净后三数日内。结果让听信其言的虔心求子夫妇失去机会,想得子时却避了孕。延长母亲哺乳婴儿的时长、在女性体内填塞药物、利用鱼鳔制作避孕套等避孕方式在古时也有涉及。 避孕药物的商业化
至迟在南宋,避孕药物就进入了商业阶段。据《梦粱录》记载,临安(今杭州)城里已有“郭医产药铺”。明代小说《欢喜缘》中写侨居苏州的富家公子崔隆“恐怕生养,致误玩耍,遂买了免作胎之药,命依依、可儿、姑娘三人各都服用”。可见明清时期,避孕药物的商业化销售更为普遍。
显然,古代中国的避孕手段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种类和运用人群的广度上都在逐步扩张。具体的方式方法选择,则依当事人所处社会、经济地位而各不相同。研究表明,较高社会阶层的人和都市居民,由于可获得的资讯和服务更多,其选择的范围也更广。使用最多的还是药物、针灸、堕胎等方法。较低社会阶层的人和农民选择范围更窄,延长哺乳期、用民间相传的草药和按摩堕胎等可能是他们使用的主要方法。这种状况直到近代,在农村也没有太大的改变。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古代的避孕方法不是特别有效,最后还是不得不采用堕胎的下策。
(本文主要参考了高罗佩著《中国古代房中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王书奴著《中国娼妓史》两书及李伯重《堕胎、避孕与绝育:宋元明清时期江浙地区节育方法及其应用与传播》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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