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孕原理现在可谓简单明了、通俗易懂：不让小蝌蚪找到安身之处即可。要获得受孕的机会，天文数字的小蝌蚪也是蛮拼的，那完全是博一个中彩票大奖的概率。所有避孕方法都是阻止精子和卵子相遇，不给机会使卵子受精。
　　对于古代中国人，却没有这么明晰的观念。由于分辨不清女性生殖器官的生理功能，笼统地将卵子和所有子宫、阴道的分泌物和液体都称作阴气，进而错误地认为，男子的小蝌蚪数量有限，女子则是阴气取之不竭的容器。怀孕是阳气入阴的精血之物，避孕必须破坏此物的形成。古代中国避孕的理论大多基于这种认识。
　　古代避孕当源自巫娼
　　古代中国的人口在公元前就上了千万级的台阶，直到十九世纪中期增加到4亿多，相对于广博的土地面积，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人口压力。因此，避孕在古代中国并未成为普遍的需求，首先是在一些特殊人群中流传，然后才渐为普通人群利用。
　　首当其冲的是青楼女子。据王书奴在其《中国娼妓史》中考证，殷商之际已有具备近代娼妓所谓“才”、“情”、“色”、“艺”的巫娼存在。
　　《尚书·伊训》记载：“汤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色货，恒于游畋，时谓淫风。……唯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恒舞酣歌、殉于色货，可见当时巫娼之业非常发达，荡然成风，已有“巫风”之谓。士大夫沉迷其中者绝不在少数，故商汤制“官刑”以警告那些狎昵巫娼的百僚。
　　“工于媚男”的巫娼盛行，必然会带来避孕的问题，她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都会探寻出一些避孕的措施。古时巫、医又往往身份混一，部分经验性的避孕方法就会留存在医书中逐渐相传。事实上，不少过去的医书都有此类记录。最早的避孕方药或源自早期的巫娼。
　　隐秘的古代男性避孕
　　在男尊女卑的古代，加之生理常识的贫乏，把生育视为妇女的基本能力，而与男性关系不大。各种避孕措施也主要针对女性，很难在医书中找到跟男性相关的避孕办法。倒是古代的房中书里隐约地提及到了。
　　房中之术的出现跟巫和道家密切相关。他们认为，理想的男欢女爱首先是为了延绵种族，这符合天地阴阳之道，也是对祖先的应尽之责。其次是便于男方采阴壮阳，同时女方也可因激发阴气而强身健体。
　　敦煌遗书中题为白行简所作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描述男子与姬妾交欢时云：“回精禁液，吸气咽津。是学道之全性，图保寿以延神。”说明与姬妾交欢的主要目的在于增强男子的性能力，以利于其与正室怀上健康的孩子。高罗佩认为这是中国古代的优生思想。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详细讨论了“回精术”：“凡欲施泻者，当闭口张目，闭气握固。两手左右上下，缩鼻取气，又缩下部，及吸腹，小偃脊膂，急以左手中两指，抑屏翳穴，长吐气，并琢齿千遍。则精上补脑，使人长生。若精妄出，则损神也。”
　　这类阴阳之合的实效到底如何？如今也恐怕只有天知地知了。不过，从拥有“后宫三千”的历代帝王看，长寿者极为稀少。估计还是纸上谈兵的成分居多。
　　古代女性避孕五花八门
　　流传至今的古代医书记载的避孕方法，几乎都是针对女性的，称之为“断产”。南宋陈自明在其《妇女大全良方》卷十三“断产方论第六”中指出：“欲断产者，不易之事。虽曰天地大德曰生，然亦有临产艰难，或生育不已，或不正之属，为尼为娼，不欲受孕，而欲断之者。故录验方以备其用。”
　　目前所知的大概有药物、针灸、按摩、禁忌等避孕法。避孕的需求，也渐渐从青楼、宫廷向享受非婚性行为的普通女性蔓延，甚至到明清之际一些正常婚姻关系的女性也产生了这种愿望。社会和经济地位相对较高的，或可从医书中直接找到答案。最为广大的普通女性，主要通过母女、姊妹、亲友、街坊，尤其是尼姑、道姑、卦姑和牙婆、媒婆、师婆、虔婆、药婆、稳婆等所谓三姑六婆来获取避孕知识和药物治疗。即便是前者，得到药物的渠道也离不开三姑六婆的行走。
　　药物避孕
　　用药物来达到避孕的目的，是最简单、应用最广泛、种类最繁复的办法。中医理论认为导致不孕的原因是子宫寒冷、痰湿阻塞胞宫、子宫内有致病之邪等。只要选用能够造成这些状况的药物，就可以成功避孕。传统的避孕方药，用药时间一般都在月经或生产后。按现代医学观点，可能是通过抑制排卵而导致不孕。
　　
　　以上药物，除蓇蓉现今不明为何物外，其他几种也常常和别的药物一同形成避孕配方。当归、生地、熟地、川芎、白芍、芸苔子、红花、凤仙子等药物，也多是避孕药方上的常客。陕西省中草药科研组计划生育研究室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收集的100多种避孕中草药单方，大多数与古方相近，应该是自古流传下来的。根据一些单方后的附注，服用各方的效果不尽相同。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先妣事略》叙述，他的母亲婚后年年生育，自言“为多子苦”。 于是有老妪“以杯水盛二螺进，曰：‘饮此后，妊不数矣’”。归母一饮而尽，却成了哑巴，一年多以后就去世了，年仅25岁，确实也未再生育。服药后的时间总共只有一年多，并不算长，其避孕效果到底如何还不是特别明显。人哑了却是事实，说明其副作用很大。据《清皮鹿门先生锡瑞年谱》，皮锡瑞的母亲服药后避孕不成，还损害了身体健康，更得不偿失。
　　针灸避孕
　　《针灸甲乙经》、《千金要方》已谈及针灸石门穴会致妇女绝育。宋代《针灸资生经》又引《千金方》、《千金翼方》重申：“妇人欲断产，灸踝上一寸三壮，即断。”还对石门和关元临近的两穴进行了对比：“石门忌灸，针之绝子。……阴交灸多，绝孕。又云石门、关元，相去一寸，针关元治妇人无子，针石门则终身绝嗣，其道幽隐，岂可轻侮哉！”针灸穴位必须慎之又慎。 　　山东的两名研究者在1969年5月至1970年5月，对277例自愿要求针灸避孕的育龄妇女进行了针灸避孕效果观察。他们的实验表明，采用不同的穴位、不同的刺激方式、不同的刺激强度、不同的深度，均不能达到避孕或绝育的目的。与天津和四川针刺避孕的实验结果一致，跟古代医书所载石门是绝育穴的结果矛盾。相反，针刺石门等穴，还有可能提高生育能力。
　　按摩避孕
　　按摩避孕的典型办法是《清朝野史大观·清宫遗闻》中记载的微按后股穴道，以驱赶小蝌蚪。清帝若夜宿皇后处，敬事房太监会将准确的年月日记录在册，以确证皇后所得的是龙种。对嫔妃的态度则完全不同。与前述房中之术的观念有相似之处，或多或少是受其影响而致。皇帝吃晚饭的时候，敬事房太监将载有妃子名字的绿头牌也呈上。一旦选中是夜所爱，皇帝就翻转名牌。敬事房太监退下，把牌子交给专门背妃子的太监。
　　届时，皇帝先睡在床上，脚露在被子外面等待。背人的太监脱去妃子的衣服，用大衣裹好赤裸的她，背到皇帝床前。敬事房总管与驼妃太监都站在窗外等候。如时间过久，皇帝不主动告停，总管必高唱：“是时候了。”皇帝还不答应，就再次呼叫，如此反复三次。
　　等接到皇帝的指令，背人者又把妃子从钻进被窝的地方拖出来，包裹好再背回去。然后，总管进屋请命：“留不留？”皇帝说“留”，就挥笔记载“某月某日某时皇帝幸某妃”。说“不留”，总管就去微微按揉妃子的后股穴道，把小蝌蚪赶出来。此乃顺治仿效前明宫例定下的制度，以防“子孙淫逸之行”。这种残忍的避孕方式，对妃子必定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据说，若紧急避孕不成，妃子怀上了，也会因为没有记录被解决掉肚中之物。所以，现在诸多清宫戏中的镜头，呵呵，可想而知。

　　禁忌避孕
　　《妇人大全良方》卷九《求嗣门·褚尚书求男论第二》中归纳前人所论，提出“交会禁忌”、“男子受胎时日法”，认为避开一些禁忌，在正确的日子就容易受孕得子。反之则能起到避孕的作用。南宋周守忠在《养生类纂》卷下所列禁忌更为详尽。禁忌几乎无所不在，甚至说：“凡二、三日、五日、九日、二十日，此生日也，交会令人无疾病。”一个月中仅有5天适合男女行事。如果再算上其他禁忌的情况，夫妇间合适的欢爱日子更寥寥无几。要说科学根据，这些禁忌基本上没有。主要跟当时程朱理学的盛行、道学的禁欲主张有关。
　　其他避孕
　　古时有人以为肉食和葱、蒜、韭菜等食物会抑制性欲，食之要减少受孕机会，也会收到避孕的功效。在一些产棉区，有食用棉籽油来避孕的做法。棉籽油，即从棉籽中榨出来的油。经检测，棉籽油中所含的棉酚成分，具有抑制男子生育功能的作用。遇到高温强碱条件，棉酚会分解消失，但古时榨油的方式无法彻底清除。故长期食用棉籽油，会造成不育。
　　还有因错误的观念导致的变相避孕。妇女在每个月的排卵期内才会受孕，在现代医学非常明确。可古代一些医家偏说最佳受孕期是在月经干净后三数日内。结果让听信其言的虔心求子夫妇失去机会，想得子时却避了孕。延长母亲哺乳婴儿的时长、在女性体内填塞药物、利用鱼鳔制作避孕套等避孕方式在古时也有涉及。 避孕药物的商业化
　　至迟在南宋，避孕药物就进入了商业阶段。据《梦粱录》记载，临安（今杭州）城里已有“郭医产药铺”。明代小说《欢喜缘》中写侨居苏州的富家公子崔隆“恐怕生养，致误玩耍，遂买了免作胎之药，命依依、可儿、姑娘三人各都服用”。可见明清时期，避孕药物的商业化销售更为普遍。
　　显然，古代中国的避孕手段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种类和运用人群的广度上都在逐步扩张。具体的方式方法选择，则依当事人所处社会、经济地位而各不相同。研究表明，较高社会阶层的人和都市居民，由于可获得的资讯和服务更多，其选择的范围也更广。使用最多的还是药物、针灸、堕胎等方法。较低社会阶层的人和农民选择范围更窄，延长哺乳期、用民间相传的草药和按摩堕胎等可能是他们使用的主要方法。这种状况直到近代，在农村也没有太大的改变。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古代的避孕方法不是特别有效，最后还是不得不采用堕胎的下策。
　　（本文主要参考了高罗佩著《中国古代房中考——中国古代的性与社会》、王书奴著《中国娼妓史》两书及李伯重《堕胎、避孕与绝育：宋元明清时期江浙地区节育方法及其应用与传播》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