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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监督，是对外传播中的一个重大课题。
2009年3月的两会上，吴邦国委员长在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用较长篇幅，阐述了中国不搞西方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的问题，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国情下，中国的权力监督怎么搞?怎样才能让外国人了解我们的做法，从而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这是当前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的一个重点。我们觉得，报道中更需要突破的，并非是矿难、地震或群体事件等突发事件，而是像权力监督这一类民主政治领域的长线题目，对于国家利益具有深远的影响。
最重要的是增强说服力
我们对外做了一些介绍工作，但数量和质量都还不够。缺乏长线研究，缺乏报道专才，有说服力的案例不足，有的新闻连自己都难说服，就更难以打入西方主流舆论界。
如何提高说服力，我们认为可能需要从以下方面探索：
准确、清晰、简捷地对外解释好我国的权力监督体系的基本概念。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中国的权力监督体系与西方有很大不同。比如我们经常说到的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司法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群众监督以及政府系统部门的层级监督等，西方读者很难理解。首要的问题是如何用西方能理解的语言解释清楚。这是一个需要发挥创意去考虑的问题，尚需探索。
讲清一个总的观点。这就是中国一直在积极地致力解决权力过分集中而不受制约的问题，只有权力受到制约，才能够从根本上防止腐败的滋生。这是党和政府的一贯宗旨，不这么做就会亡党亡国。所以，权力监督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说明白中国党和政府有意愿也有能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此来回答外界“腐败已深植入中共政治体制之中”的质疑。同时，说明中国在不搞“三权分立”的情况下，来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是历史和国情决定的，这也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普遍赞成。另外，腐败问题是全球问题，中国的实际情况比—些国家还要好很多。
对外说明中国正在通过摸索建立一套全新的、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权力制约制度。要说明我们做的是开创性的工作，是—个艰难而长期的过程。这方面更宜从纵向比较，中国从一个封建专制国家到建立民主政治，不易。特别是近年中共在制度反腐方面的推进比较明显，如中纪委、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检察系统的反贪局以及中央巡视组等组成了一套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系。其中，2007年设立的国家预防腐败局负责加强对预防腐败工作全局性、战略性问题的研究，提出对策建议，创新和完善预防腐败的制度。这方面的积极意义应该被外界认识到。对外传播要说明这一点。报道好实际工作中的进展和效果
2007年，美国华人学者裴敏欣曾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就中国腐败问题完成一份研究报告，他认为，一个腐败官员“平均只有3％的可能性入狱”，这使得腐败成为“一项十分有利可图且风险极小的活动”。我们对外传播的重要方面，即是要指出通过多种监督方式的合力推进，官员的这种风险会越来越大。
党内民主监督。报道中不避讳中国实行的是共产党的领导，这与权力监督并不矛盾，关键是我们正取得不断的进步。比如从“文革”时期的个人崇拜，到现在的集体领导，是很大的进步。中央在加强权力制约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在党内决策权方面，通过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进一步发挥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作用，减少地方党委副书记职数等等，都是很好的做法。在党内监督权方面，通过制定并颁布党内监督条例，建立健全巡视制度，对纪检监察派驻机构实行统一管理，制定并执行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述职述廉、诫勉谈话和函询等制度，进一步强化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监督权。十七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发展党内民主作了阐述。对党员的道德、纪律要求越来越严。
人大、政协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集中体现。首先要报道好如何通过立法(如制订《行政许可法》)来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其次是要报道好人大是如何履行监督权的事实，包括怎样监督宪法和法律的实施?怎样对“一府两院”进行监督?怎样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开展监督?怎样围绕经济工作的热点如对“四万亿”进行监督?当前要在“两会”之外，在日常生活中加强这方面的对外报道，特别是对重大监督个案的“效果”的报道。
行政体制改革如何推进权力监督。政府机关把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加强行政监督作为政府工作的三项基本准则。如2008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代表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拟实行的“大部门制”及其他机构改革方面的举措，我们播发的稿件是《中国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压缩腐败滋生空间》，主要是从权力监督角度去解读“大部制”，如何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防止以权谋私。10月30日我们播发的稿件《中国地方政府公开官员家属从业信息接受“阳光下的监督”》，是从广东省东莞已经建立健全了全市627名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从业信息数据库入手，解读对公共权力监督的进展。广州市财政局将2009年114个部门的部门预算公开放到网上，浦东新区政府为“孙中界事件”向社会公开道歉等，都是很好的切入契机。
依法治国的进展。西方攻击较多的是“缺乏司法独立”。我们应着重报道司法系统在打击腐败中起到的作用，如今年7月报道了对陈同海判处死缓，并播发了最高法的解释。从2009年10月16日起，中国增设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新罪名，我们对此进行了解读，表明一个总的趋势，完善制度的同时完善有关法规。另外还要注重对司法领域本身权力制约的报道，如我们报道对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以及武汉、阜阳、深圳、吉林、湖南、重庆等一系列司法系统腐败案的判处。“打造干净司法”是报道的主题，除了介绍“五个严禁”、“十个严禁”等外，还应用具体事例来讲中国如何对待“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
新闻舆论的监督。西方认为，中国媒体都是党控制的，缺乏独立性，导致权力失衡。但实际上近年来中国媒体在监督政府权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在邓玉娇案件和华南虎事件中，新闻媒体进行了积极的监督。还有一些侵犯人民权益的事件中，由于媒体的介入，使得政府官员认错甚至下台。注意政府与新闻媒体的互动，特别是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公开透明方面做出的努力。
人民参与监督。关注如何“创造条件”让人民更有效地监督政府，更多的自下而上地开展监督。比如一些重大项目受到监督的情况(如前年厦门的PX项目)。另外要注意信息时代下民众的参与。比如2009年10月，我们报道了因抽“天价烟”而备受关注的原南京市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局长周久耕被网民公开揭露，最终被判刑和没收财产一案。之前，公费旅游文件的意外曝光和“北京高官”林嘉祥的落网也是例子。2009年10月28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统一开通全国纪检监察举报网站，受理群众对中共党员、党组织和行政监察对象违反党纪政纪行为的检举控告，以及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建议。这些都是在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表达权。
国际的互动。我们2009年11月播发《中共借鉴国际经验推进反腐败》，介绍了中国权力监督的不少做法是从西方借鉴的，包括十七大报告提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这个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提法就是借鉴了西方。西方权力监督依靠媒体和公众的力量，中国也在借鉴。2009年10月，中美两国政府共同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研讨会，也是较好的报道题材。
把握好几个原则
报道要有立场。稿件要落脚到决心、宗旨和措施上。否则，纯粹报道这里查处一个，那里查处一个，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中国滥用权力越来越普遍，腐败到处都是。特别是大案要案的公布，到底是表明了惩处的力度和决心，还是传达了难以遏止的信号?这个问题在报道中要有立场。
从新闻性强的热点话题上人手。特别是重大案件的报道。从目前来看，漏掉的新闻还是有的，更多是蜻蜒点水，没有抓住它做深入。如武汉大学副校长涉腐一案，西方媒体做了较长的报道，我们的报道很简单。要多结合经济热点话题报道权力监督。2009年山西煤矿大兼并，我们从中国积极改变煤炭企业“版图”、遏制资源腐败的角度报道，打击官煤勾结。另一个热点是跨国商业贿赂。
客观平衡，报道不同意见。与对内报道不同，要减少宣传味。要承认我们还有问题，有的难以一时解决。应多引用外国人的说法。
责编：贺潇潇
2009年3月的两会上，吴邦国委员长在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用较长篇幅，阐述了中国不搞西方多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的问题，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国情下，中国的权力监督怎么搞?怎样才能让外国人了解我们的做法，从而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这是当前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的一个重点。我们觉得，报道中更需要突破的，并非是矿难、地震或群体事件等突发事件，而是像权力监督这一类民主政治领域的长线题目，对于国家利益具有深远的影响。
最重要的是增强说服力
我们对外做了一些介绍工作，但数量和质量都还不够。缺乏长线研究，缺乏报道专才，有说服力的案例不足，有的新闻连自己都难说服，就更难以打入西方主流舆论界。
如何提高说服力，我们认为可能需要从以下方面探索：
准确、清晰、简捷地对外解释好我国的权力监督体系的基本概念。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中国的权力监督体系与西方有很大不同。比如我们经常说到的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司法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群众监督以及政府系统部门的层级监督等，西方读者很难理解。首要的问题是如何用西方能理解的语言解释清楚。这是一个需要发挥创意去考虑的问题，尚需探索。
讲清一个总的观点。这就是中国一直在积极地致力解决权力过分集中而不受制约的问题，只有权力受到制约，才能够从根本上防止腐败的滋生。这是党和政府的一贯宗旨，不这么做就会亡党亡国。所以，权力监督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说明白中国党和政府有意愿也有能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此来回答外界“腐败已深植入中共政治体制之中”的质疑。同时，说明中国在不搞“三权分立”的情况下，来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是历史和国情决定的，这也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普遍赞成。另外，腐败问题是全球问题，中国的实际情况比—些国家还要好很多。
对外说明中国正在通过摸索建立一套全新的、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权力制约制度。要说明我们做的是开创性的工作，是—个艰难而长期的过程。这方面更宜从纵向比较，中国从一个封建专制国家到建立民主政治，不易。特别是近年中共在制度反腐方面的推进比较明显，如中纪委、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检察系统的反贪局以及中央巡视组等组成了一套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系。其中，2007年设立的国家预防腐败局负责加强对预防腐败工作全局性、战略性问题的研究，提出对策建议，创新和完善预防腐败的制度。这方面的积极意义应该被外界认识到。对外传播要说明这一点。报道好实际工作中的进展和效果
2007年，美国华人学者裴敏欣曾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就中国腐败问题完成一份研究报告，他认为，一个腐败官员“平均只有3％的可能性入狱”，这使得腐败成为“一项十分有利可图且风险极小的活动”。我们对外传播的重要方面，即是要指出通过多种监督方式的合力推进，官员的这种风险会越来越大。
党内民主监督。报道中不避讳中国实行的是共产党的领导，这与权力监督并不矛盾，关键是我们正取得不断的进步。比如从“文革”时期的个人崇拜，到现在的集体领导，是很大的进步。中央在加强权力制约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在党内决策权方面，通过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积极探索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发挥代表作用的途径和形式，进一步发挥党的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作用，减少地方党委副书记职数等等，都是很好的做法。在党内监督权方面，通过制定并颁布党内监督条例，建立健全巡视制度，对纪检监察派驻机构实行统一管理，制定并执行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述职述廉、诫勉谈话和函询等制度，进一步强化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监督权。十七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发展党内民主作了阐述。对党员的道德、纪律要求越来越严。
人大、政协的监督。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集中体现。首先要报道好如何通过立法(如制订《行政许可法》)来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其次是要报道好人大是如何履行监督权的事实，包括怎样监督宪法和法律的实施?怎样对“一府两院”进行监督?怎样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开展监督?怎样围绕经济工作的热点如对“四万亿”进行监督?当前要在“两会”之外，在日常生活中加强这方面的对外报道，特别是对重大监督个案的“效果”的报道。
行政体制改革如何推进权力监督。政府机关把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加强行政监督作为政府工作的三项基本准则。如2008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代表审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拟实行的“大部门制”及其他机构改革方面的举措，我们播发的稿件是《中国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压缩腐败滋生空间》，主要是从权力监督角度去解读“大部制”，如何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防止以权谋私。10月30日我们播发的稿件《中国地方政府公开官员家属从业信息接受“阳光下的监督”》，是从广东省东莞已经建立健全了全市627名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配偶、子女从业信息数据库入手，解读对公共权力监督的进展。广州市财政局将2009年114个部门的部门预算公开放到网上，浦东新区政府为“孙中界事件”向社会公开道歉等，都是很好的切入契机。
依法治国的进展。西方攻击较多的是“缺乏司法独立”。我们应着重报道司法系统在打击腐败中起到的作用，如今年7月报道了对陈同海判处死缓，并播发了最高法的解释。从2009年10月16日起，中国增设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新罪名，我们对此进行了解读，表明一个总的趋势，完善制度的同时完善有关法规。另外还要注重对司法领域本身权力制约的报道，如我们报道对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以及武汉、阜阳、深圳、吉林、湖南、重庆等一系列司法系统腐败案的判处。“打造干净司法”是报道的主题，除了介绍“五个严禁”、“十个严禁”等外，还应用具体事例来讲中国如何对待“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
新闻舆论的监督。西方认为，中国媒体都是党控制的，缺乏独立性，导致权力失衡。但实际上近年来中国媒体在监督政府权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在邓玉娇案件和华南虎事件中，新闻媒体进行了积极的监督。还有一些侵犯人民权益的事件中，由于媒体的介入，使得政府官员认错甚至下台。注意政府与新闻媒体的互动，特别是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公开透明方面做出的努力。
人民参与监督。关注如何“创造条件”让人民更有效地监督政府，更多的自下而上地开展监督。比如一些重大项目受到监督的情况(如前年厦门的PX项目)。另外要注意信息时代下民众的参与。比如2009年10月，我们报道了因抽“天价烟”而备受关注的原南京市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局长周久耕被网民公开揭露，最终被判刑和没收财产一案。之前，公费旅游文件的意外曝光和“北京高官”林嘉祥的落网也是例子。2009年10月28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统一开通全国纪检监察举报网站，受理群众对中共党员、党组织和行政监察对象违反党纪政纪行为的检举控告，以及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建议。这些都是在保障民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表达权。
国际的互动。我们2009年11月播发《中共借鉴国际经验推进反腐败》，介绍了中国权力监督的不少做法是从西方借鉴的，包括十七大报告提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这个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提法就是借鉴了西方。西方权力监督依靠媒体和公众的力量，中国也在借鉴。2009年10月，中美两国政府共同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研讨会，也是较好的报道题材。
把握好几个原则
报道要有立场。稿件要落脚到决心、宗旨和措施上。否则，纯粹报道这里查处一个，那里查处一个，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中国滥用权力越来越普遍，腐败到处都是。特别是大案要案的公布，到底是表明了惩处的力度和决心，还是传达了难以遏止的信号?这个问题在报道中要有立场。
从新闻性强的热点话题上人手。特别是重大案件的报道。从目前来看，漏掉的新闻还是有的，更多是蜻蜒点水，没有抓住它做深入。如武汉大学副校长涉腐一案，西方媒体做了较长的报道，我们的报道很简单。要多结合经济热点话题报道权力监督。2009年山西煤矿大兼并，我们从中国积极改变煤炭企业“版图”、遏制资源腐败的角度报道，打击官煤勾结。另一个热点是跨国商业贿赂。
客观平衡，报道不同意见。与对内报道不同，要减少宣传味。要承认我们还有问题，有的难以一时解决。应多引用外国人的说法。
责编：贺潇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