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康拉德带有自传色彩的短篇小说之一，《艾米-福斯特》在叙事背景和模式上同其代表作《黑暗之心》有着相似之处，都是身处异国的人被宗主国的人描绘成了“他者”的形象。而“他者”这一对于外来者的代名词在宗主国被污名化了，因而主人公杨可在难以融入的新环境中摸索着自己的身份，寻求认同与真爱。“他者”的污名给杨可带来了身心灵的伤害，最终因摆脱不了自身的本根性，杨可的生命止步于一件喝水的小事上。本文将研究小说中“他者”的污名化，试分析康拉德笔下的民族文化冲突。
　　关键词：《艾米·福斯特》 他者 污名
　　波兰籍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的短篇小说《艾米·福斯特》讲述的是艾米和杨可的爱情悲剧故事。小说讲述了历经海难的杨可在陌生的英格兰小镇上艰难立足，最后却出乎意料地死于由于文化冲突导致的小事的故事。现阶段国内对该小说的评论主要集中在探讨外来文化与本族文化冲突、认同与接纳、主人公杨可的孤独性等主题上，强调文化个体对异族文化认同的复杂过程。本文从小说发生的背景入手，从污名的角度分析“他者”在宗主国的艰难立足之路和消亡之源。
　　一、“他者”概念综述
　　“他者”是西方后殖民理论中常见的一个术语。西方人往往被称为主体性的“自我”，殖民地的人民则被称为“殖民地的他者”，或直接称为“他者”。“他者”和“自我”是一对相对的概念，西方人将“自我”以外的非西方的世界视为“他者”，将两者截然对立起来。因此，“他者”的概念实际上包含着以西方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同时，“他者”对于“自我”的定义、建构和完善也是至关重要的，自我的形成正是依赖于他者的差异。
　　由于其所暗示的边缘、下属、低级、被压迫的含义，“他者”在后现代西方文学批评中被广泛使用。作为西方哲学史的开端，柏拉图在其《对话录》中谈到了“同者”与“他者”的关系。他认为对于“同者”的定位决定了“他者”的存在，而“他者”的差异性同样也显示了“同者”的存在，二者互为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在此提及的“同者”，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自我”。将“他者”真正概念化的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黑格尔用我们常常称之为“主奴辩证法”的寓言，来暗示“他者”的存在是人类自我意识的先决条件。他认为如果缺少了对“他者”的承认，人类的意识是不可能认识到自身的。
　　二、杨可作为“他者”
　　虽然“他者”通常是对某一群体的称谓，小说中康拉德笔下的杨可却以不多见的个体的身份代表了在英格兰布瑞泽特村民眼中的“他者”形象。主人公杨可怀揣着“淘金梦”登上了一艘前往新世界的客船。他来自欧洲中部某个偏远的山区，不会说英语，长着一双黑眼睛，有着凌乱的黑头发，被自然界不可抗拒的力量抛到了陌生的文化环境之中。当村里安定生活的人们见到流浪汉般的杨可时，本能地将他当成“疯子”或“长毛的吉普赛人”，想方设法地将其关押起来，投以好奇、鄙视、厌恶的眼神。由于杨可无论是从相貌、着装、语言、行为动作上皆表现出异类的特征，村民们自然将其边缘化起来。反过来说，正是因为这些内在与外在的差异，作为“他者”的杨可建构了作为主体“自我”的小镇村民的意识形态。在文中可见村民们眼中的“他者”形象是如何的：“他在这里从村子里的人身边走过的时候，我感觉他的脚底碰不到路面的土……他的属性让我想起林间的动物，他是从那边来的……是一个遇难者，一个可怜的移民，从中欧到美国去，遇到风暴冲到这岸上来。他对地球一无所知，对他来说，英国是个不为人知的国家。”这段话出自阅历丰富的当地医生之口，杨可身上奇异的特征显而易见。身为“自我”的村民甚至觉得杨可这一突如其来的“他者”连走路都是悬空的，将活生生的人与动物联系起来。这一不同寻常的说法足以表明村民对异乡人的蔑视，对“他者”群体的排斥与抵触。在“自我”的村民眼中，杨可对世界是迷茫的，日不落帝国于他而言也是不曾知晓的，他的这些“不知”也就突显了村民的“高人一等”。对“他者”的承认，也就促进了“自我”主体的意识。
　　三、被污名化的杨可
　　污名一词最早来源于古希腊，是一种刻在或烙在某些人身上的身体标记，而这些人是不受欢迎甚至需要回避远离的，通常是奴隶、罪犯或叛徒。20世纪60年代，经由美国社会学家戈尔曼的解说，污名成为一个学术概念。戈尔曼将污名理解为个体的一种不被信任或不受欢迎的特征，这点便延续了最初人们对待污名的态度。正是这样令人丢脸的特性降低了个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因此，污名是社会对某些个体或群体贬低性、侮辱性的标签。小说主人公杨可身上并没有特殊的身体标记，可他以贸然前来的异乡者身份踏上这个陌生小镇之时便在村民的心中烙下了反感的记号。对“他者”的排斥和防卫，由他带来的情绪上的惊吓与惶恐都将杨可认定为一个有污点的人，是身份受损的人。
　　“他者”的特殊身份，在杨可渐渐地融入新的文化环境和生活环境的过程中对他造成了不小的影响。研究表明，个体会依据情境线索、个人信念、个人动机，并结合污名这一身份对个体的总体表征进行相关评估，做出特定情境下的表现。而当与污名相关的情境线索经过评估被认定为对个体的社会身份有危害并且超出了个体应对资源时，身份威胁就发生了。一般来说，个体应对身份威胁（应对污名的负面影响）有三种方式。首先，当污名出现时，个体在此情境中停止努力，以降低对自己消极的态度和价值的贬低。小说中，杨可依据自身的判断对许多事物难以理解，而他却只能止步于内心的表达。“他者”在此弄不明白的情况不少见，如杨可不明白为什么在这里男人火气都这么大，女人都这么凶。而在他的家乡“对乞丐说话也总是和气的，没人会教唆孩子去向恳求同情的人扔石子”，但他只能藏匿于心。村民无法断定“他者”是否具有意识，同样，身为个体的杨可对于主体的意识也是不可知的。因此，即便掌握了日常的语言交流技能，杨可的内心世界也是无人可以触摸的。“他者”和主體间无法交集的部分，让杨可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越走越远。污名带给他的是不被认可的一切，虽然杨可凭借着自己的辛勤和善良渐渐让污名消极的影响淡去，但他始终摆脱不了污名的阴影。
　　第二种方式则是在污名个体遭受异样的对待时，可能会将结果归因于自己或周围人的歧视以维护自尊。在嫁与杨可之前，艾米本身也是很不受村民待见的、有智力缺陷的可怜人。父亲可耻的私奔经历、被败坏的家庭声誉，加之自身胆小、说话结巴这些缺点使得艾米在村里受尽白眼。在某种程度上，艾米也可被村民视为本地的“他者”，是在交际中被边缘化的同村人。所以，好心的艾米在遇见了备受冷落的杨可之后，分外同情他。在受到消极的对待时，他们都是选择避让、隐忍，将这一结果默默地归因于自己。
　　最后，污名个体会选择接近或者更加认同他们的群体。研究表明，群体认同使个体对知觉到的偏见反应更加强烈。应对偏见的行为也能增强对群体身份的认同，部分弥补了知觉到的偏见对个体自尊的消极影响。每当杨可做出的行为受到质疑或者受阻时，他常常想起家乡人在经历类似的情况时的做法。被冠以“他者”污名的杨可内心认同自己群体的归根，因此对排斥他的行为偏见反应强烈。陌生的社会文化中，这种被排斥的情绪被压制着，家乡的影子又时常萦绕心头。杨可本能地用家乡话给儿子唱歌，这是他认同原本群体文化的表现，而且这种对自己本族文化的认同和喜爱之情是根深蒂固的，但这一切却被妻子认为是伤害儿子的做法。这种不理解促进了主人公对群体身份的认同，家乡意识愈发强烈。虽然杨可始终认为艾米是“心肠好、不凶狠、富于同情心的人”，但是，当他发高烧失去意识，再一次本能地用艾米听不懂的家乡话又闹又叫地要水喝时，却把惊恐中的艾米吓跑了，只留下寒风中生病又绝望的自己在病痛中死去。
　　康拉德的这篇小说在深刻的民族文化冲突的主题背后，还有对帝国主义时期，外来者在与英国文化的混合中寻求自我认同的肯定与焦虑。杨可所代表的身份边缘化的“他者”，是一个在异国他乡背负着污名的异类。尽管艾米给予他爱护与接纳，也终究敌不过他们之间及杨可与这个环境之间难以沟通的文化隔阂与情感障碍。除了对家乡的思念，杨可身上的污名也是让他死去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