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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和题中应有之义。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的基本内涵，充分认识社会治理现代化在新发展阶段面临的现实问题。新发展阶段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始终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意蕴，运用经验传承和模式创新相结合、区域特色和吸收借鉴相结合等方式，组织协同多元治理主体，推进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切实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新发展阶段;社会治理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21）07-0069-06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1]7的新要求。这不仅是党对社会治理现代化作出的重大战略布署和目标要求，而且是对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作出的最新要求。新发展阶段，社会治理面临着新情况、新机遇，也面临着新挑战、新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完整、准确、系统把握新发展阶段的内涵，深刻把握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问题，探索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路径，这对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发展阶段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的挑战
正确认识社会治理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党明确社会治理新阶段的战略任务、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阶段断取得的重要经验。历史已经证明，认清社会治理现代化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至关重要，是我们不断开辟社会治理新境界、提高社会治理效能、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前提。新发展阶段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要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的基本内涵，厘清社会治理在新发展阶段面临的现实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一）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的基本内涵
从理论上看，发展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十分重要的研究问题。马克思认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2]9-10马克思告诫我们，人类社会发展在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过程中要经历不同发展阶段才能实现自身发展。那么，人类社会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崇高目标必然要经历若干历史阶段，这些历史阶段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阶段。
从实践上看，新发展阶段是“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在时间上的接续。当前我们所处的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经过几十年积累，正不断地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更成熟阶段、更发达阶段持续迈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已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伟大的实践。进一步说，新发展阶段就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断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
（二）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的现实问题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社会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社会治理领域存在的问题及其特征将会有新变化。一方面，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经济全球化逆流趋势加剧、西方价值观多渠道渗透、健康危机持续蔓延、难民危机此起彼伏。面对这样复杂动态多变的国际环境，必须准确认识决定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走向的关键因素，牢牢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牢牢掌握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动权。另一方面，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发展水平及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民生福祉领域仍然存在短板，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仍然解决不到位，公共服务均等化仍然存在不足，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还有距离。面对这些社会发展中的难题，必须认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发展优势、条件优势，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运用高质量发展方式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们必须厘清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所处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研判这一阶段社会治理领域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准确把握这一阶段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新使命和新任务，科学谋划这一阶段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方法和路径。只有这样，才能明晰社会治理的方向，准确把握社会治理的治理规律和本质，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中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从而真正实现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新发展阶段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意蕴
新发展阶段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要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坚持治理为了人民、治理依靠人民、治理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满足人民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的美好生活需要，切实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一）把人民立场这条主线贯穿于社会治理始终
把人民立场这条主线贯穿于社会治理始终，就是要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中把握人民性。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生动体现，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时代彰显。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结束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使14亿中国人过上小康生活，这些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和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不仅折射了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且也印证了社会治理的“根”和“魂”。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社会治理取得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诸多矛盾和问题。比如，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社会保障体系还需不断完善，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过大，城乡区域发展仍然不均衡，乡村振兴战略仍然面临新挑战，公共资源配置仍然不充分，社会发展仍然不协调，公共產品提供方面还存在不公平现象，等等。这就要求我们在新发展阶段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厚植人民情怀，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为社会治理目标，把人民对社会发展的期待作为工作指向，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真心实意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判断社会治理水平最根本的价值标准，切实把治理为了人民落到实处。 （二）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就是在社会治理中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因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社会治理本身就是一项复杂的动态的系统工程。进入新发展阶段，社会结构重新调整，社会关系重新调适，社会问题重新出现，呈现出突发事件动态多变、危机事件难防难控，群众问题错综复杂、利益诉求多元多样的特点。显然，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面临着更加严峻更加复杂的形势，这就要在新发展阶段更好发挥人民群众主体力量，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拥护、支持，尊重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中所表达的意愿、所創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让人民群众自觉成为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力量，自觉担负起社会治理的使命，自觉参与到防范社会风险、排除社会隐患、应对社会挑战、化解社会矛盾、调节社会关系、优化社会环境、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的社会治理实践中，激发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效能、创造更大财富，为保证国家、社会、人民的安全贡献更大智慧和力量的积极性。
（三）保障社会治理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
保障社会治理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是由社会主义社会根本性质决定的，因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所以社会治理所有成果应由全体人民共享。新发展阶段，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保证治理成果由人民共享，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证人民群众权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脱贫人口返贫;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筑牢人民健康、国家安全屏障;公平配置教育资源，保障平等受教育权利;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把人民群众就业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构建中国特色养老体系，使所有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持续改善生态环境，建设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宜居环境;坚持依法治理，依法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中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三、新发展阶段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系统方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3]，要善于运用科学的方法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坚持系统观念的原则。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1]58显然，新发展阶段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要坚持系统观念，善于运用系统思维方法提高社会治理效能。
（一）推动经验传承和发展创新相结合
经验传承不是机械地照搬照抄，而是根据当下社会治理需要加以合理取舍;发展创新不是离开传统另搞一套，而是对原有社会治理经验合理部分的吸收借鉴。纵观党社会治理历程和经验可以发现，党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所秉持的思想和观点，坚守的价值和理念，运用的方式和方法，采取的手段和举措，这些都可以成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经验借鉴。1963年，毛泽东亲笔批示，要求全国各地仿效、试点、推广“枫桥经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再次提出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要求。可见，经验传承一直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法，并且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创新。比如，重庆市南岸区的创新“三调合一”机制、北碚区创新建立社区综治“双中心”就是借鉴“枫桥经验”的创新成果，均被评为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新发展阶段，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正确处理好经验传承与发展创新的关系，既要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要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问题，既在经验传承中寻找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思想和理念，又在发展创新中寻找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方案和工具，从而使经验传承和发展创新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相结合。
（二）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
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的体现。美国学者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提出著名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即“关于公共行政在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一套理念”[4]5-7。坚持政府的根本职能是服务而不是“掌舵”，目标是公共利益而不是市场产品，价值是重视人而不是生产效率，职责是责任而不是简单执行政策。显然，这个观点折射出政府和市场在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中的职能及定位有所不同。那么在新发展阶段，社会治理现代化对政府和市场都提出更高要求，必须要处理好二者关系，这样才能保证二者各负其责、协同推进。一方面，消除完全政府的观点，划清政府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治理、服务、调控的边界，发挥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引领和调节作用，充分释放市场在社会治理中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消除完全市场的观点，当市场在社会治理场域失效时，政府必须主动补充市场本身不足造成的缺位，化解市场本身化解不了的矛盾，管好市场本身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从而维护好公共秩序，更好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因此，政府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不仅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而且还要自觉引领市场发展，从而提高其在社会领域的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治理的水平，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
（三）推动区域特色和吸收借鉴相结合
新发展阶段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要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地域文化和村规民约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基层治理，要结合本社区实际情况，靠社区自己的群众来解决自己的事，还要充分吸收借鉴其他地区先进治理经验为我所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一方面，必须把地域文化融入社会治理实践，把社会治理聚焦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问题上，依据本地区社会领域矛盾特点，采用符合本区域社会发展规律的治理举措，切实提高本地区社会治理效能。另一方面，必须充分吸收借鉴其他地区先进治理经验，结合本区域社会领域问题特点，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治理举措、治理工具。基于此，新发展阶段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既要坚持区域特色的原则，又要采取吸收其他地区经验的策略，推动区域特色和吸收借鉴相结合。 （四）推动有效应对和防范化解相结合
维护社会安全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任务，是我国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健康有序良性发展的必要前提。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多元利益诉求极易产生，各类社会风险矛盾极易发生，各种可预见和难以预见风险因素极易增多，各种社会问题凸显。所以必须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中有效处理好这些社会问题和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影响人民群众利益，引发社会风险，影响社会发展和安全稳定，甚至阻碍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进程。新发展阶段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增强风险意识和机遇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又要防范灰犀牛事件，对潜在的风险有科学预判，知道风险在哪里，表现形式是什么，发展趋势会怎样;必须增强斗争精神，既要有防范风险挑战的先手，又要有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知道危机在哪里，如何在危机中育新机，变局在哪里，如何在变局中开新局。只有这样，才能够消除社会治理领域存在的安全隐患，补足弱项短板，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把推动有效应对和防范化解相结合，从而消除系统性的社会风险。
（五）推动顶层设计和具体方案相结合
社会治理是一项庞杂的系统性工程，我们必须要认清形势、厘清思路、搞清重点难点、弄清举措，把明确的战略目标与具体战术相结合，凡是涉及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需要从战略上拿出治本之策，从战术上找到具体措施。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关系日趋复杂，人民群众利益诉求日益多元，社会治理对象及其特征都有了新变化，既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更不能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新阶段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处理好顶层设计和具体方案的关系，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全局出发，既要充分考虑当前和较长一段时间社会治理的总体目标，又要动态调整解决人民群众现实生活中“急难愁盼”问题的具体办法，“拿出更多改革创新举措，把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养老、食品安全、生态环境、社会治安等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好”[5]，补齐社会组织体系、公共服务体系、公共安全体系、治安防控体系、应急管理体系短板，切实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过程中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四、新发展阶段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推进路径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我们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论、构建新发展格局，组织协同多元治理主体，推动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运用数字治理工具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一）组织协同多元主体，优化社会治理体系
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动态的系统工程，靠单一主体难以实现社会治理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体系。”[6]新发展阶段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一是充分发挥党全面领导的最大制度优势，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引领力和团结力，突出政治功能，打牢基层社会治理基础，把党领导一切的制度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更好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二是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施政能力，增强府际间的协调能力、跨部门的协同能力、因地制宜政策再制定能力。三是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参与能力。社会组织活跃于社会基层，最先知道基层百姓诉求，最先听到基层群众声音，能够灵活回应百姓所急，快速化解社会矛盾，把影响社会稳定发展的不良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从而保障社会健康有序和谐和睦发展。
（二）运用数字治理工具，增强社会治理能力
数字技术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技术工具支撑。数字治理不仅是新发展阶段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必然趋势，也是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有效途径，更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要求。因此，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要“坚持以社会治理数字化为战略任务，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现代化水平”[7]。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监测社会舆情热点，及时发现社会不稳定因素并有效化解。要借助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利用小程序、微信、微博、短视频、公众号等及时发布重大事件动态，防止谣言四起、以讹传讹，激化矛盾，从而维护社会稳定。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收集、整理、分析、识别功能，精准锁定人民群众需求，从而给百姓提供更加高效、更加便捷的服务。要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工具在社会治理中的“智慧”功能，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三）推动治理重心下移，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在基层，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也在基层，各种复杂多样多变的社会矛盾也滋生于基层，特别是社会治理领域的基层工作还存在短板，这就要求社会治理重心必须向基层下移，提供更加专业、更加精准、更加精细的服务。组织多元治理主体，发挥企业、社区、农村在社会治理中的协同性和自组织性。善于运用自治、法治、德治三结合的治理方式，激发基层治理活力，优化基层治理体系。要建设好环境、医疗、卫生、防疫、消防、文化、体育、社障、安全等基层公共服务机构，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从而为基层百姓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服务。
总之，新发展阶段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我们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运用系统方法，提高整体治理效能，努力回应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使社会治理水平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征程中不断得到提升。
参考文献：
[1]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学习出版社，2020.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5）[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EB/OL].http：//theory.people.com.cn/2018-02-09.
[4]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M].丁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5]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隆重举行[N].人民日报，2020-10-15（1）.
[6]中共十九屆四中全会在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9-11-01（1）.
[7]魏礼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J].前线，2021，（3）：31-39.
责任编辑 王 雨
[关键词]新发展阶段;社会治理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21）07-0069-06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1]7的新要求。这不仅是党对社会治理现代化作出的重大战略布署和目标要求，而且是对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作出的最新要求。新发展阶段，社会治理面临着新情况、新机遇，也面临着新挑战、新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完整、准确、系统把握新发展阶段的内涵，深刻把握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问题，探索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路径，这对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发展阶段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的挑战
正确认识社会治理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党明确社会治理新阶段的战略任务、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阶段断取得的重要经验。历史已经证明，认清社会治理现代化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至关重要，是我们不断开辟社会治理新境界、提高社会治理效能、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前提。新发展阶段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要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的基本内涵，厘清社会治理在新发展阶段面临的现实问题，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提高社会治理水平。
（一）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的基本内涵
从理论上看，发展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十分重要的研究问题。马克思认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2]9-10马克思告诫我们，人类社会发展在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过程中要经历不同发展阶段才能实现自身发展。那么，人类社会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崇高目标必然要经历若干历史阶段，这些历史阶段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阶段。
从实践上看，新发展阶段是“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在时间上的接续。当前我们所处的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经过几十年积累，正不断地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更成熟阶段、更发达阶段持续迈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已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伟大的实践。进一步说，新发展阶段就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断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
（二）社会治理现代化面临的现实问题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社会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社会治理领域存在的问题及其特征将会有新变化。一方面，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经济全球化逆流趋势加剧、西方价值观多渠道渗透、健康危机持续蔓延、难民危机此起彼伏。面对这样复杂动态多变的国际环境，必须准确认识决定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走向的关键因素，牢牢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牢牢掌握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动权。另一方面，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城乡发展水平及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民生福祉领域仍然存在短板，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仍然解决不到位，公共服务均等化仍然存在不足，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还有距离。面对这些社会发展中的难题，必须认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发展优势、条件优势，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运用高质量发展方式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进入新发展阶段，我们必须厘清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所处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研判这一阶段社会治理领域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准确把握这一阶段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新使命和新任务，科学谋划这一阶段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方法和路径。只有这样，才能明晰社会治理的方向，准确把握社会治理的治理规律和本质，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中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从而真正实现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二、新发展阶段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意蕴
新发展阶段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要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坚持治理为了人民、治理依靠人民、治理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满足人民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的美好生活需要，切实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一）把人民立场这条主线贯穿于社会治理始终
把人民立场这条主线贯穿于社会治理始终，就是要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中把握人民性。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生动体现，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时代彰显。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结束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使14亿中国人过上小康生活，这些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和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不仅折射了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且也印证了社会治理的“根”和“魂”。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社会治理取得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诸多矛盾和问题。比如，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社会保障体系还需不断完善，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过大，城乡区域发展仍然不均衡，乡村振兴战略仍然面临新挑战，公共资源配置仍然不充分，社会发展仍然不协调，公共產品提供方面还存在不公平现象，等等。这就要求我们在新发展阶段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厚植人民情怀，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为社会治理目标，把人民对社会发展的期待作为工作指向，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真心实意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判断社会治理水平最根本的价值标准，切实把治理为了人民落到实处。 （二）发挥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中的主体作用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就是在社会治理中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因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社会治理本身就是一项复杂的动态的系统工程。进入新发展阶段，社会结构重新调整，社会关系重新调适，社会问题重新出现，呈现出突发事件动态多变、危机事件难防难控，群众问题错综复杂、利益诉求多元多样的特点。显然，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面临着更加严峻更加复杂的形势，这就要在新发展阶段更好发挥人民群众主体力量，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拥护、支持，尊重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中所表达的意愿、所創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让人民群众自觉成为社会治理中的主体力量，自觉担负起社会治理的使命，自觉参与到防范社会风险、排除社会隐患、应对社会挑战、化解社会矛盾、调节社会关系、优化社会环境、稳定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的社会治理实践中，激发人民群众在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效能、创造更大财富，为保证国家、社会、人民的安全贡献更大智慧和力量的积极性。
（三）保障社会治理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
保障社会治理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是由社会主义社会根本性质决定的，因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所以社会治理所有成果应由全体人民共享。新发展阶段，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保证治理成果由人民共享，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证人民群众权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脱贫人口返贫;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筑牢人民健康、国家安全屏障;公平配置教育资源，保障平等受教育权利;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把人民群众就业放在更加突出位置;构建中国特色养老体系，使所有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持续改善生态环境，建设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宜居环境;坚持依法治理，依法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中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三、新发展阶段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系统方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社会治理是一门科学”[3]，要善于运用科学的方法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坚持系统观念的原则。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1]58显然，新发展阶段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要坚持系统观念，善于运用系统思维方法提高社会治理效能。
（一）推动经验传承和发展创新相结合
经验传承不是机械地照搬照抄，而是根据当下社会治理需要加以合理取舍;发展创新不是离开传统另搞一套，而是对原有社会治理经验合理部分的吸收借鉴。纵观党社会治理历程和经验可以发现，党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所秉持的思想和观点，坚守的价值和理念，运用的方式和方法，采取的手段和举措，这些都可以成为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经验借鉴。1963年，毛泽东亲笔批示，要求全国各地仿效、试点、推广“枫桥经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再次提出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要求。可见，经验传承一直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法，并且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创新。比如，重庆市南岸区的创新“三调合一”机制、北碚区创新建立社区综治“双中心”就是借鉴“枫桥经验”的创新成果，均被评为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新发展阶段，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正确处理好经验传承与发展创新的关系，既要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要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问题，既在经验传承中寻找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思想和理念，又在发展创新中寻找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方案和工具，从而使经验传承和发展创新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相结合。
（二）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
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著优势的体现。美国学者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提出著名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即“关于公共行政在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系统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一套理念”[4]5-7。坚持政府的根本职能是服务而不是“掌舵”，目标是公共利益而不是市场产品，价值是重视人而不是生产效率，职责是责任而不是简单执行政策。显然，这个观点折射出政府和市场在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中的职能及定位有所不同。那么在新发展阶段，社会治理现代化对政府和市场都提出更高要求，必须要处理好二者关系，这样才能保证二者各负其责、协同推进。一方面，消除完全政府的观点，划清政府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治理、服务、调控的边界，发挥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引领和调节作用，充分释放市场在社会治理中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消除完全市场的观点，当市场在社会治理场域失效时，政府必须主动补充市场本身不足造成的缺位，化解市场本身化解不了的矛盾，管好市场本身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从而维护好公共秩序，更好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因此，政府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不仅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而且还要自觉引领市场发展，从而提高其在社会领域的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治理的水平，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
（三）推动区域特色和吸收借鉴相结合
新发展阶段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要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地域文化和村规民约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基层治理，要结合本社区实际情况，靠社区自己的群众来解决自己的事，还要充分吸收借鉴其他地区先进治理经验为我所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一方面，必须把地域文化融入社会治理实践，把社会治理聚焦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问题上，依据本地区社会领域矛盾特点，采用符合本区域社会发展规律的治理举措，切实提高本地区社会治理效能。另一方面，必须充分吸收借鉴其他地区先进治理经验，结合本区域社会领域问题特点，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治理举措、治理工具。基于此，新发展阶段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既要坚持区域特色的原则，又要采取吸收其他地区经验的策略，推动区域特色和吸收借鉴相结合。 （四）推动有效应对和防范化解相结合
维护社会安全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任务，是我国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健康有序良性发展的必要前提。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多元利益诉求极易产生，各类社会风险矛盾极易发生，各种可预见和难以预见风险因素极易增多，各种社会问题凸显。所以必须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中有效处理好这些社会问题和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影响人民群众利益，引发社会风险，影响社会发展和安全稳定，甚至阻碍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进程。新发展阶段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增强风险意识和机遇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又要防范灰犀牛事件，对潜在的风险有科学预判，知道风险在哪里，表现形式是什么，发展趋势会怎样;必须增强斗争精神，既要有防范风险挑战的先手，又要有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知道危机在哪里，如何在危机中育新机，变局在哪里，如何在变局中开新局。只有这样，才能够消除社会治理领域存在的安全隐患，补足弱项短板，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把推动有效应对和防范化解相结合，从而消除系统性的社会风险。
（五）推动顶层设计和具体方案相结合
社会治理是一项庞杂的系统性工程，我们必须要认清形势、厘清思路、搞清重点难点、弄清举措，把明确的战略目标与具体战术相结合，凡是涉及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需要从战略上拿出治本之策，从战术上找到具体措施。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关系日趋复杂，人民群众利益诉求日益多元，社会治理对象及其特征都有了新变化，既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更不能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新阶段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处理好顶层设计和具体方案的关系，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全局出发，既要充分考虑当前和较长一段时间社会治理的总体目标，又要动态调整解决人民群众现实生活中“急难愁盼”问题的具体办法，“拿出更多改革创新举措，把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养老、食品安全、生态环境、社会治安等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好”[5]，补齐社会组织体系、公共服务体系、公共安全体系、治安防控体系、应急管理体系短板，切实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过程中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四、新发展阶段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推进路径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我们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论、构建新发展格局，组织协同多元治理主体，推动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运用数字治理工具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一）组织协同多元主体，优化社会治理体系
社会治理是一项复杂的动态的系统工程，靠单一主体难以实现社会治理目标。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体系。”[6]新发展阶段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一是充分发挥党全面领导的最大制度优势，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引领力和团结力，突出政治功能，打牢基层社会治理基础，把党领导一切的制度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更好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二是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施政能力，增强府际间的协调能力、跨部门的协同能力、因地制宜政策再制定能力。三是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参与能力。社会组织活跃于社会基层，最先知道基层百姓诉求，最先听到基层群众声音，能够灵活回应百姓所急，快速化解社会矛盾，把影响社会稳定发展的不良因素扼杀在萌芽状态，从而保障社会健康有序和谐和睦发展。
（二）运用数字治理工具，增强社会治理能力
数字技术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技术工具支撑。数字治理不仅是新发展阶段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的必然趋势，也是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有效途径，更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要求。因此，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要“坚持以社会治理数字化为战略任务，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智能化、现代化水平”[7]。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监测社会舆情热点，及时发现社会不稳定因素并有效化解。要借助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利用小程序、微信、微博、短视频、公众号等及时发布重大事件动态，防止谣言四起、以讹传讹，激化矛盾，从而维护社会稳定。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的收集、整理、分析、识别功能，精准锁定人民群众需求，从而给百姓提供更加高效、更加便捷的服务。要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工具在社会治理中的“智慧”功能，不断创新社会治理方式，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三）推动治理重心下移，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在基层，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也在基层，各种复杂多样多变的社会矛盾也滋生于基层，特别是社会治理领域的基层工作还存在短板，这就要求社会治理重心必须向基层下移，提供更加专业、更加精准、更加精细的服务。组织多元治理主体，发挥企业、社区、农村在社会治理中的协同性和自组织性。善于运用自治、法治、德治三结合的治理方式，激发基层治理活力，优化基层治理体系。要建设好环境、医疗、卫生、防疫、消防、文化、体育、社障、安全等基层公共服务机构，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从而为基层百姓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服务。
总之，新发展阶段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我们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运用系统方法，提高整体治理效能，努力回应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使社会治理水平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征程中不断得到提升。
参考文献：
[1]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学习出版社，2020.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5）[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EB/OL].http：//theory.people.com.cn/2018-02-09.
[4]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M].丁煌，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5]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隆重举行[N].人民日报，2020-10-15（1）.
[6]中共十九屆四中全会在京举行[N].人民日报，2019-11-01（1）.
[7]魏礼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J].前线，2021，（3）：31-39.
责任编辑 王 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