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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目山是50年前新中国第一批保护区之一。与那些远离城市连绵上万平方公里的保护区相比，这个靠近都市仅区区40多平方公里的袖珍型保护区，自建立之后它的历代看山人遇到了一系列非同寻常的挑战。
不到两个小时，我们就登上了西天目山的顶峰——仙人顶，对我们这支老弱队伍来说，天目山算是太给面子了。况且我们是走走停停，边走边聊。要是在别的保护区，没有六七个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是不可能徒步爬上它的顶峰或是进入它的纵深部位。看来天目山保护区真的是太小了。
然而，当你站在它的山顶，遥望东天目山的峰顶——大仙顶，环视四周被云雾遮盖的层层山峦，还是能感到脚下是浙江的第四高峰。和我们一起上山的有已经退了休的天目山保护区的老局长谭维贵，他说我们是站在1506米高程上，而这里离上海、杭州都只一两个小时的乘车路程。他还说，在沪杭地区能有这样一块自然之地保留下来实属不易呀。
关于西天目山的历史我们略知一二。两个有名的佛教寺院狮子正宗禅寺(开山老殿)和禅源寺就分别建在山腰和山脚，围绕着这两个寺院，历史上这里曾经几衰几盛，解放前山脚下的小小的告岭镇就有过“小上海”的美誉，抗战时期这里还成了浙西小后方(抗日救亡中心之一)，当时的浙江省政府机关曾在此设立“浙西行署”，还听说蒋介石和周恩来都曾到过这里，还有李四光、徐悲鸿、叶浅予、傅雷……，来到这里的名人数不清。后来，这里又成了许多研究植物的科学家的必到之处，据说解放初期的自然科学文献不提天目山的不多。
小，但是厚重、丰富，这是我们站在西天目山的顶峰对它抱有的一种着实的感觉。10年前天目山申报加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时候，曾经遇到过点儿麻烦，国际评委们认为天目山的面积太小了，但是又被它的自然与人文的厚重所打动，犹豫不决时，一位评委说了这样一句话：“虽然小，但是美丽。”就这样统一了意见，天目山纳入了世界保护区网络。其实，天目山的保护与这个“小”字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小”中固然带着诱人“美丽”，但是又天生地伴随着致命的“脆弱”，尤其是它离上海、杭州这样的大城市如此之近，它的“脆弱”常常暴露无遗，这便给它的历届看山人出了道难题……
这里也遇到过最难的事情：移民
“天目山保护区虽然有许多与众不同的地方，但是通过它还是可以看到中国自然保护区发展的缩影。”这是谭维贵嘴里常说的一句话。这句话可真够下一番功夫去解读的。
那天登顶的路上，谭维贵不时地给我们介绍着天目山保护区的历程。
新中国一成立，政府就对天目山采取了特殊的保护措施，当时这里就是由军队来接管的，不是普通的接管，成立了武装工作队来保护这片森林。全国大概没有其它保护区有过军管的经历。相传天目山是历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但是不会有哪个朝代派兵来是为了保护森林的。
1956年，天目山被国务院指定为20个森林禁伐区之一，成为我国最早一批保护地。后来它又成为省级、国家级和世界级的保护区，而它的看山人就一步一步地肩负起对它越来越全面的保护使命。
最初来到天目山保护区工作的人见的和想的是什么呢?而后来又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呢?我们真想把这条脉络复原一下，因为不知道历史，就难以判断未来。我们多方探询1956年建立禁伐区之初那批看山人的情况，但是得知他们已经全都离开了人世。只是走在通向仙人顶的石阶路上，我们下意识地想到他们曾经在这条路上留下过身影和足迹。在采访80年代在保护区当过主任的徐观德时，他说：“那时候我十天里九天要爬到山顶。”还说他的前任宋永增每天都是一把剪刀，一个锄头，一把斧头带在身上走在山林里，边巡护边采标本边搞研究。或许这就是那批看山人共同的经历。
听徐观德和谭维贵说，上世纪70年代建立了名副其实的保护区之后，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成功地把保护区里50多户老百姓搬迁了出来。他们为什么把搬迁老百姓作为引以砍慰的事情来记述?对于这一点，经过一番调查之后我们才有所体会，那是源于一些惨痛的教训。
在许多农户家里我们都听说了这样一段故事：解放初期土改时，把当时归寺庙的一部分山林分给了当地百姓，而分到百姓手里的林木很快就被砍光了，连同那些参天古树，至今叫人痛心不已，包括那些当事的百姓现在回忆起来都是后悔莫及。最令村民们后悔的是，莲花庵前的那两棵几个人才能围抱过来的大银杏树，收购人付了3000元几天功夫就砍倒运走了。而那两棵大银杏树在现在看来是无价之宝啊。要不是土改分地，天目山留下的山林和古树会多得多。而本来就很小的山林，剩下的更小了。
1958年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天目山的大树当然逃脱不掉要做贡献，当地政府在天目山上布置了18个炭窑，面对这个难以抗拒的政治任务，当时的看山人(禁伐区管理委员会)做了最大程度的抵制，把计划中的18个炭窑减至8个，使山上部分林木和山下的大树古树幸存下来，未遭劫难。但是，那次留给天目山的创伤却是久未治愈的。
“文革”期间，又一次出现了要求把禁伐区分给农户的呼声，虽然没能实现，但是使看山人的神经再次紧绷起来，因为小小的天目山实在经不起折腾了。
痛定思痛，天目山的看山人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天目山的几次劫难都跟它的所有制不明确有关，要想保护好天目山，必须先解决好它的所有权。“为什么过去和尚能保护好天目山，就是因为当时的天目山是寺庙产权，是单一所有制，是独家管理的。”徐观德说，“天目山移民，可以把两种所有制(国家和集体)变成一种所有制，这是跟和尚学的。”当时的选择只有把老百姓搬出去了，要不天目山保不住。这一点连当时被搬出去的老百姓现在回过头来也都为此庆幸。否则，谁也说不准，今天留下来的那片山林和古树是否还在了。
而那次搬迁对农户的安置也是一丝不苟，得到了迁出农户的认可。“天目山那次移民双方都得到了很大的利益。”这是徐观德和谭维贵他们的评价。
没有了这片山林，今天的人们兴许会抱怨当时的看山人，而有了这片山林，人们今天并不见得会想到它是怎样被保留下来的。
又一次闯关：把集体林扩进了保护区
徐观德和谭维贵那一代看山人给你的外表印象就是个普通的农民，但是说起话来总是入木三分，让你感到面前的他们是极为清醒透彻的决策者，有时甚至是专家。
“保护区就是国家的一个生态仓库，交给我们来管，我们就是仓库保管员，我最初就是这么简单的认识。”这是谭维贵在登顶路上跟我们说的。但是做好这个仓库的保管并不容易，其中的责任和学问大了，远远超出老谭来到天目山上任时所想象的。那时，他面临的最大的难处是没有钱又要把工作做好。
其实，天目山是极其富有的，那里的柳杉树就很值钱，非常昂贵，日本就进口柳杉木头，用来做木雕摆在家里，表示一个家庭的品味和华贵。曾经有人劝过老谭 砍一两棵柳杉就能解决经费问题。老谭的回答是：宁可讨饭都不砍树!这在当时的困难情况下太不容易了。老谭退休后就发生了一起为了经费砍伐柳杉的事件，留下了一次抹不去的惨痛教训。
为了给看山人自己一个明确的责任定位，老谭上任初期就连续召开了三次专家会议，从中他认识到这个生态仓库的功能不单是保护，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但是万变又不能离开其宗，保护始终应当是它的最高使命，这是一种辩证的认识，它成了老谭应对各种复杂局面时不可动摇的铁律。接着，老谭又拉来一个全国自然保护区大会在天目山召开，三月初的春寒是天目山最难熬的季节，在寒气袭人的会场里召开了一次热烈的大会，这次会议对明确中国自然保护区的发展方向起了重要作用，会议还向国务院提交了建议书。
思想“充电”之后，老谭走出了一步“险”棋：扩大保护区。如果说最初的移民还属于“防守”措施的话，扩区则是“转守为攻”了。因为小而美丽的保护区最终还是一个脆弱的孤岛，只靠防守是难以保住的。那次扩区的结果是把毗邻的鲍家村等3000多公顷的集体林划入保护区，保护区的面积由1000多公顷增加到4000多公顷，一下子扩大了三倍。
保护区孤岛化是个世界性的问题，沿着“孤岛”化方向发展下去保护区就将失去意义。扩大保护区的范围和影响正在成为近几年国际上新的应对思路。天目山却在十多年前就开始了这样的探索，不能不令人感叹。然而，这一探索触动了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尽管老谭他们从各方面为扩区进来的老百姓提供帮助，但是老百姓还是不服，他们对保护区的人说：“山林是我们集体的，我们是靠山吃饭的，你们是国家发工资的，凭什么管我们?”无奈之下，鲍家村农民把管辖天目山的临安市政府推上了法庭的被告席，要求补偿保护区扩区给农户带来的损失。
遗憾的是，在法律和政策都不完善的情况下，农民最终还是成了输方。但是，这一件事却触及了我国现有法律的一个盲点：生态补偿无章可循。对此《农民日报》做了专门的报道。老谭这一步棋的目的是遏制保护区的孤岛化，没成想还引发了完善有关法律的呼唤。国家利益固然神圣，集体利益也丝毫不可被忽视，这也促使老谭重新来思考问题，他是在夹缝中求得对天目山的保护。但是，只要是秉公行事，探索总会有积极的结果的。
就在鲍家村农民状告政府前后的几年里，天目山的旅游兴盛起来，包括鲍家村在内的许多农户盖起了“农家乐”宾馆，来自旅游的收入直线上升。见到利益的农民这才体会到保护天目山的好处。我们走进鲍家村的那天，就听到当时参加过状告政府的农民说：“早知道今天这个样子，当时就不打官司了。”问起农民们对集体林被划人保护区的意见时，他们说扩纳进保护区里的集体林自从去年都算作公益林了，而对公益林国家专门发放补贴，浙江省还另外又增补了一些，加起来每亩能有8元钱了。虽然还没有把钱拿到手里，但是都知道有文件下达了，真的是这样的话他们就满意了，舒心了。
扩区，只有让农民见到利益的扩区才有生命力!
防火，永远紧绷着的神经
1939年天目山曾经着过一次大火，那是日军飞机轰炸引起的，据有些亲历者回忆，那次烧毁了许多山林和一些古树名木，至今人们还在痛惜。或许就是那次大火的惨重后果，使天目山人对火的危害有了一次刻骨铭心的记忆，这种记忆在看山人中，也在老百姓中代代传递着，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潜意识：决意不让天目山再次受到火的危害。
那天，我们登仙人顶是沿着一条防火道上去的，它就是自保护区成立以后，经过几届看山人的努力围着天目山的山脊开辟出来的。那是一条宽10来米长20多公里人为清除植被开出来的带状空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阻隔山火。“每年都要组织人力把防火道上长起来的草丛灌木清理一遍，光这一点就是一个大的工程。”我们行走在前后不见尽头的防火道上，可以亲身感受到谭维贵说的这个工程之大。那天，老谭还给我们讲了一个一场虚惊的故事。
几年前的一天，老谭正在外地开会，突然接到国家林业局的紧急电话，说天目山发生火情，叫他马上赶回。原来天目山的火情是在国家林业局的监控之下的。当老谭动身往回赶时，全县的灭火力量和物资已经集结到位了，光饼干就拉来了2000多斤，参加灭火的一个团的军队也赶到了……但是当部队火速登上仙人顶以后，才发现火情发生在毗邻的千洪乡，已被控制。但是接下来的一件事情却是始料不及，浑身被汗水湿透了的战士在寒气逼人的山顶上被冻惨了，下山后许多人病倒了。虽然是一场虚惊，但是足见天目山的火情事关重大。
我们从几乎每个天目山保护区的人那里，部听到过50多年来天目山没有火灾的说法，这是他们最引以为自豪的事情，但是也明显看出他们的神经不敢丝毫松弛，只有在多雨季节才能松口气。还听说，以前，保护区主管旅游的副局长喜欢晴天，主管防火的副局长喜欢下雨天，在两个紧挨着的办公室里，俩人每天念着不同的经。
从保护区下设的三个保护站的站长那里我们进～步得知，他们的神经被火困扰着不敢松弛，还因为日常用火在天目山上简直太普遍了。
味道奇美的天目笋于是这里老百姓用木炭烘制成的，在山上挖个坑烧木炭是老百姓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而这个时候正是防火的忙季，保护区规定烧木炭可以，但必须得到批准，以便监管。“我们给老百姓划出一片林地专门烧炭用，但是烧完了我们规划的地方老百姓还要继续烧下去的。”站长们十分忧虑这样下去怎么办。他们鼓励老百姓用电用煤烘制笋干，一些老百姓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但是烤出笋干却变了味道。天目山的林木要保护，笋干的品牌也要保住，笋干的市场需要量又在逐年增加……，这些矛盾部落到了最前沿的保护站的肩上，这些站长可真不好当。
从几位站长那里我们还听说了常人根本想象不到的事情。“天目山风水好，坟墓多，不下100多处。每年春季防火最忙的时候，来上坟祭祖的人也特别多，烧纸，放炮，搞得我们很紧张。我们原打算迁移这些坟地，可是对老百姓来说祖坟是不能动的。我们只好采取特殊办法，由我们的人和车把祭祖的人送到山上，看着他们把事办完，等半个小时后确认没有隐火，再离开。”能想出这种办法来，真难为这些站长了，人们戏称他们是在陪人哭坟。但是，他们人手太少，清明那几天累坏了，还是陪不过来。
老百姓的竹林要定期清理，老百姓叫炼山，也需要用火。游客中或许有人要抽烟。这些都是在保护站挂了号而且必须监督到位的事情。
天目山还有20来个由老百姓担任的护林防火员，分兵巡守着整个山林。他们之中，我们见到的每一个人都说最盼的就是下雨天。他们一年到头的生活旋律也是两个字：紧张。
那天，我们登上顶峰时，见到常年驻守在山顶防火瞭望哨的一个护林员，姓翁，五十开外，人们叫他老翁。老翁除了盼着下雨，就是盼着见到来人。他滔滔不绝地跟我们说着，说他每天如何瞭望，如何判断火情，如何用 对讲机与山下保持联系，说他在山上的稀奇见闻，也说起一个人在山上如何的孤独……
“我在这里守了12年了，没有过大的火灾。大部分部是小的雷电火，我报了80％。我是这里的农民嘛，知道烧荒的火是一个圈，就没有问题，烧炭的火，烟是直的，也不会有问题，如果火和烟是往山上走，那就是走火了，就要出问题了。我的对讲机与山下各保护站、乡镇、市政府防火办都挂着钩，还可以直通杭州，一旦有情况，马上挂通。
这么多年了，我摸出了些规律，上午10点到下午3点钟，这是老百姓用火的时间，是明火高发期，下午4点钟以后起火是少数的，半夜里不会有人用火，有火的话就是雷击引起的，是林火……
在山上，每到干旱季节，4级5级风的干燥天气，我就什么都不干了，端一个茶杯坐在屋顶上，一望就是半天，或者就是围着山头转圈，每半个小时转一次。吃饭时间也要提前一点，在别人吃饭的时候多转转看看。要是白天晴，晚上下雨就好了，可以安稳睡个觉，要是连续下雨，就可以自由了，赶紧跑下山回家看看。”
对人为起火的规律，老翁有了深透的了解，然而，对雷击火却根本拿不准规律，他说下雨的时候四面都是雾，就算起火，都看不见了。所以打雷下雨就根本不用出去看了。但是当说到打雷，老翁的神色就变了，那是他在山上最害怕的事情。
“1997年夏天几里地外的开山老殿的大树遭雷劈的时候我都有感觉的。夏天的打雷就像从你头顶上炸下来，在你耳边震响一样，房屋都在颤抖，每次我都会被吓木了，尽管把几个电闸都关掉，一个雷打下来，屋里的灯都能亮起来，从插座里能蹿出一道道绿光，长长的。有一次一个响雷，什么都不亮了，高压线被打坏了，保险丝也断了，我那个对讲机也烧掉了，幸亏当时没拿在手里……”
没想到这个坐落在山顶的孤零零的瞭望哨，一个人，守着几间站房，有着如此惊心动魄的故事。我们也沿着老翁踏出的小径，围着山头转了一遭，山下四周的村镇，那三个设在关卡处的保护站，还有每天在山里巡走的耶20来个护林员，部与老翁这里保持着热线，编织成一张预报山火的天罗地网，难怪这里可以做到50年未发生过大的火灾。
下山的时候，我还在想着老翁说的一句话：“天目山砍一棵树不要紧的，那只是一棵树，如果烧起一把火就麻烦了，那就都没有了。”
拯救柳杉
“大树华盖闻九州”是人们送给天目山的美誉。在那里，粗大的柳杉树几个人都抱不过来，再加上天目山深厚的文化积淀，以致天目山的柳杉有“一树一景”之说。保护区科研人员告诉我们，在天目山胸径2米以上的大柳杉有12棵，1米以上的600多棵，这样巨大的柳杉群被认为世界罕见，也是天目山这个生态库里的顶级珍宝。
有一棵被叫做“大树王”的柳杉，是乾隆皇帝封的。这颗树的树皮、树枝、树叶被善男信女说成是灵丹妙药，结果把树皮剥光了，这颗大树在1962年死去了。据说蒋介石1936年来天目山看到这棵大树王时就曾说：“真是无知无识，人要面孔树要皮，皮剥光了，树是要死的。”看来，这样的事情在今天是绝对不会重演了。但是，对于柳杉群的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更大威胁却在发生……
我们走进天目山的第一站就是跟随科研人员去观看一棵受到病害袭击的大柳杉。我们登上了一个用竹木搭起的架子，这是科研人员因陋就简搭起的柳杉病害观测架，他们已经搭建了十几个这样的架子了。顺着架子我们来到大树的中上部，看到柳杉的枝杈上长着许多拳头大小的疙瘩，像是一个个肿瘤，据说这就是柳杉的病状，没有染病的不多，已经有人发出“拯救柳杉”的呼唤。这让我们心里一沉。科研人员告诉我们这种病症的原因还不能最后确定，但是有几种初步的结论了，其中可能性较大的是跟酸雨有关。“浙江省是酸雨危害最重的省份，临安又是浙江省内酸雨危害最重的地区，所以酸雨的原因可能性比较大。”科研人员这样介绍。
如果真是这样，这就是我们第一次见到的酸雨的实际危害了，过去只是从书本和新闻中听说过，这可比偷伐一根木头和剥光一棵树的皮所带来的危害更加要命得多了。但是，真是这样的话如何救治呢?听说，为了躲避媒体的炒作，保护区管理人员在悄声无息但是千方百计地进行研究和治疗。目前采用的办法是喷施营养剂，增加柳杉的抗病能力。面对此景，我们不禁在想，这种威胁是来自数百乃至数千公里以外的工业污染，完全超出了天目山保护区的管理能力了，单靠保护区的力量做出怎样的应对才能消除这样的威胁和回答来自城市媒体的批评?那些来到天目山享受自然和纯净空气的城里人，何曾想到过与他们同来的还有他们的居住地所产生的酸雨?这责任怎样来担当才对呢?
尽管酸雨导致柳杉病的结论还没有最终确定，那天看到柳杉树上长满了肿瘤以后，酸雨的阴影和思考一直在我头脑里抹之不去……
竹林，绿色也有威胁
来到天目山之前就听说这里的毛竹林蔓延威胁到天然混交林的生存，成了保护区管理中的一个难题。竹林毕竟也是绿色的，在绿色代表环境良好的今天，竹林的蔓延决不会像荒漠化的扩展那样引人关注，况且竹林各方面的价值不可否定。然而，当我们在天目山跑了几天，一天到晚眼前出现的是竹林，竹林，还是竹林的时候，我们心里的确产生了深深的隐忧。
那天与谭维贵一起登顶，在半山腰上他指着一大片毛竹林说：“专家来跟我讲，说天目山不是柳杉群落了，快成毛竹山了。”
“那怎么办呢?”我们问。
“不难办，只要采伐一些毛竹就可以控制住。”
“那为什么不采伐呢?”
“因为是在保护区里，一草一木不能动呀，动了就违法呀。”
其实，这是我们听到的无数次的说法了。人们都认为毛竹林这样疯长下去的危害是严重的，但是又被现存的法规像紧箍咒一样束缚着手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本来可以控制的物种侵吞在疯狂上演。
已经退了休的老谭无奈地说了句话，但是一语中的：“说好听点是遵纪守法，实际上是私心，是怕丢了乌纱帽……”
如果天目山的天然混交林和举世无双的柳杉群哪一天被清一色的毛竹林所取代了，人们难道可以坦然地推托说，是因为法规的原因吗?保护区碰到的问题真是五花八门，谁来做它的看山人都要面对这些层出不穷的棘手难题。
然而，引起我们关切的还不仅是半山腰上的毛竹林，还有山腰以下已经连成一片海洋的雷竹林，这已成为天目山周边乃至整个临安县乡村的特有景观。进入临安后的路旁已经看不到农田，看到的都是郁郁葱葱的竹林和林立在竹林之中新式的农家小楼，农民就是靠着发展竹笋盖起了新房。听说是10多年前，沪杭竹笋市场的需求催生了一种种植雷竹竹笋的技术，雷竹笋的生产便势如破竹地推广开来，几乎所有的田地都改种上了雷竹，成了上海、杭州的“菜篮子”。
听到这样的介绍后，路边的竹海小楼的景色会使你感到这里农民的富足， 以及这种富足与包围着他们住宅的林海之间并非协调的关系。从城市出来，乍一见到这样的景观，你会觉得很美。然而，天天穿行在这竹海里，你会有眼球的疲劳感。
那天，我们乘车从西天目山到东天目山，一个多小时的路程里都是在竹海中行走，行至东天目山的山腰以上时，公路进入了参差不齐、绚丽多彩的原始阔叶混交林，不约而同，大家一下子精神起来，甚至有人叫出声来：太美了!当时的感觉大概不亚于在荒漠中见到了绿洲。带着这种感觉，我们后来采访了竹林专家金教授和省林业厅副厅长吴鸿。
从他们那里我们得知，竹林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确实有喜也有忧。老百姓种植竹林比靠砍伐树木获得收入要强多了，也比种植单一的针叶林保持水土的能力要强，这是老百姓对山林利用方式的进步。但是，单一的竹林失去了物种的多样性。走进纯净的竹林，林下是非常干净的，几乎看不见其它植物。听老百姓说，他们的竹林干净到可以躺下来睡觉。
一片林子单纯到如此程度，是要发生问题的。金教授一再说，竹子是靠根系繁殖的，看起来一大片的竹子很可能是由一棵竹子繁殖而成的，过于单一的竹林遇到开花或者病虫害爆发都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吴厅长专门讲述了考察日本的情况，日本在30多年前也曾经历过大面积发展竹林的阶段，后来认识到单一竹林带来的生态问题，停止了竹林的发展，但是如何把竹林恢复成混交林仍然是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
保护区的人告诉我们，过去毛竹林只长在海拔800米以下的地方，现在因为气候变干，已经延伸到1000米以上了。而山下老百姓种的竹林也已经连片，并且在向山上扩展。向上，向上，不断向上……，绿色的竹海已经对天目山的阔叶林形成围歼之势。一种绿色在向另一种绿色开战，这也是天目山的看山人始料不及的事情。叫人略感欣慰的是，我们从省林业厅那里得知，关于毛竹林问题不久就会出台新的管理条例了，老百姓的单一竹林发展问题已经被政府部门意识到了，只是解决问题需要时间和过程。
离开天目山时，仍然要乘车路经一片片的竹海，这时的感觉与乍来时的感觉不一样了，在翠绿之中，感到一种隐忧。
城市化，城市后花园的前景?
天目山被它历届看山人保护下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包括曾经遭到一些老百姓的反对。当年土改时就有人闹着分地，没有把天目山那几块地分到手就觉得是吃了亏。但是几经沧桑之后，社会发展到旅游业兴起，成千上万观光休闲者慕名而来的时候，为保护天目山所付出的努力显示出了它的远见，这几乎成了天目山百姓众口一词的共识。
听谭维贵讲，天目山的旅游其实早就存在了，1936年浙江省政府就在这里设立了一个风景名胜管理处，一是管理，二是接待。老谭在位时为解决保护区经费问题也搞了旅游接待，那时候还惊动了省里和林业部，怕走偏了方向影响了保护。后来经过调查认为方向没错，旅游规模不大，收入的钱是为了保护而用的，表示了支持。如今，天目山被看成为上海和杭州的后花园，并且引来一家民营企业的介入，游客数量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一下子翻了一番。许多人都在看好这个势头的时候，老谭和许多人开始担心起来。他们担心这样发展下去小小的天目山是否承受得了。于是，天目山发展旅游应当把握在什么度上，成了人们关切的焦点，也成了天目山今天的看山人面对的一道新考题。
“天目山的林子里有一种东西不见了，是不是跟人有关系，就是那个云雾草，这几年没有了。”这是一位六七十年代就在保护区工作的老人说的。云雾草就是飘挂在针叶树上的一种地衣类，对空气的清洁程度极为敏感。其它许多地方都已经发现，随着开发的程度越来越大，这种飘挂的地衣类就悄然消失了。在天目山工作过的老人不只一个说到云雾草不见了的事情。他们对天目山哪怕极为细小的变化都观察得十分细致。还有不少人提到，山上几个宾馆周围的树得病害的就多，可能与宾馆烧煤有关系，建议天目山里的所有宾馆禁止用煤。
走进天目山周边的所有村子，你都会见到一幢幢崭新款式的小楼和更多正在修建中的小楼，这种场景会告诉你新一轮的村舍建设正在这里兴起，尽管有不少是欧式洋楼的设计，在中国的乡村里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但是小楼的主人都引以为自豪，而且觉得比老式木星住起来舒适多了。所有这些新式楼房的用途都一样：农家乐宾馆。仅从这一点来看，围绕着天目山，旅游的发展已经如火如荼，老百姓也实实在在地得到实惠。但是，从这里也可以找到为什么挂在天目山大树上的云雾草不见了的原因。
那天，我们来到天目山下一个叫做九思的村子，见到一个小小水库的周围，林立着十几幢小楼，听说是上海和杭州的一些投资商或者居民与当地农民合作修建的，因为大家都愿意打开窗门就见山水，于是，小水库就被这些水泥建筑包围了起来，结果风景顿时失色。这使我想起前年在加拿大考察时遇到的一件事情，在离蒙特利尔市不远的一个保护区，蒙市越来越多的居民到那里买地修建度假别墅，几年之内保护区周边的村镇和人口扩大了数倍，出现了严重的城市化现象，食宿、交通、用电、用水对保护区的影响很大，保护区正在失去以往的自然。当时听着接待人介绍此情况时我并没有多在意。莫非，这种势头如此之快地就出现在中国的天目山了?也因为天目山离上海和杭州如此之近而被作为后花园的缘故?小小的天目山能够承受得了吗?
不到两个小时，我们就登上了西天目山的顶峰——仙人顶，对我们这支老弱队伍来说，天目山算是太给面子了。况且我们是走走停停，边走边聊。要是在别的保护区，没有六七个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是不可能徒步爬上它的顶峰或是进入它的纵深部位。看来天目山保护区真的是太小了。
然而，当你站在它的山顶，遥望东天目山的峰顶——大仙顶，环视四周被云雾遮盖的层层山峦，还是能感到脚下是浙江的第四高峰。和我们一起上山的有已经退了休的天目山保护区的老局长谭维贵，他说我们是站在1506米高程上，而这里离上海、杭州都只一两个小时的乘车路程。他还说，在沪杭地区能有这样一块自然之地保留下来实属不易呀。
关于西天目山的历史我们略知一二。两个有名的佛教寺院狮子正宗禅寺(开山老殿)和禅源寺就分别建在山腰和山脚，围绕着这两个寺院，历史上这里曾经几衰几盛，解放前山脚下的小小的告岭镇就有过“小上海”的美誉，抗战时期这里还成了浙西小后方(抗日救亡中心之一)，当时的浙江省政府机关曾在此设立“浙西行署”，还听说蒋介石和周恩来都曾到过这里，还有李四光、徐悲鸿、叶浅予、傅雷……，来到这里的名人数不清。后来，这里又成了许多研究植物的科学家的必到之处，据说解放初期的自然科学文献不提天目山的不多。
小，但是厚重、丰富，这是我们站在西天目山的顶峰对它抱有的一种着实的感觉。10年前天目山申报加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时候，曾经遇到过点儿麻烦，国际评委们认为天目山的面积太小了，但是又被它的自然与人文的厚重所打动，犹豫不决时，一位评委说了这样一句话：“虽然小，但是美丽。”就这样统一了意见，天目山纳入了世界保护区网络。其实，天目山的保护与这个“小”字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小”中固然带着诱人“美丽”，但是又天生地伴随着致命的“脆弱”，尤其是它离上海、杭州这样的大城市如此之近，它的“脆弱”常常暴露无遗，这便给它的历届看山人出了道难题……
这里也遇到过最难的事情：移民
“天目山保护区虽然有许多与众不同的地方，但是通过它还是可以看到中国自然保护区发展的缩影。”这是谭维贵嘴里常说的一句话。这句话可真够下一番功夫去解读的。
那天登顶的路上，谭维贵不时地给我们介绍着天目山保护区的历程。
新中国一成立，政府就对天目山采取了特殊的保护措施，当时这里就是由军队来接管的，不是普通的接管，成立了武装工作队来保护这片森林。全国大概没有其它保护区有过军管的经历。相传天目山是历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但是不会有哪个朝代派兵来是为了保护森林的。
1956年，天目山被国务院指定为20个森林禁伐区之一，成为我国最早一批保护地。后来它又成为省级、国家级和世界级的保护区，而它的看山人就一步一步地肩负起对它越来越全面的保护使命。
最初来到天目山保护区工作的人见的和想的是什么呢?而后来又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呢?我们真想把这条脉络复原一下，因为不知道历史，就难以判断未来。我们多方探询1956年建立禁伐区之初那批看山人的情况，但是得知他们已经全都离开了人世。只是走在通向仙人顶的石阶路上，我们下意识地想到他们曾经在这条路上留下过身影和足迹。在采访80年代在保护区当过主任的徐观德时，他说：“那时候我十天里九天要爬到山顶。”还说他的前任宋永增每天都是一把剪刀，一个锄头，一把斧头带在身上走在山林里，边巡护边采标本边搞研究。或许这就是那批看山人共同的经历。
听徐观德和谭维贵说，上世纪70年代建立了名副其实的保护区之后，做的一件大事就是成功地把保护区里50多户老百姓搬迁了出来。他们为什么把搬迁老百姓作为引以砍慰的事情来记述?对于这一点，经过一番调查之后我们才有所体会，那是源于一些惨痛的教训。
在许多农户家里我们都听说了这样一段故事：解放初期土改时，把当时归寺庙的一部分山林分给了当地百姓，而分到百姓手里的林木很快就被砍光了，连同那些参天古树，至今叫人痛心不已，包括那些当事的百姓现在回忆起来都是后悔莫及。最令村民们后悔的是，莲花庵前的那两棵几个人才能围抱过来的大银杏树，收购人付了3000元几天功夫就砍倒运走了。而那两棵大银杏树在现在看来是无价之宝啊。要不是土改分地，天目山留下的山林和古树会多得多。而本来就很小的山林，剩下的更小了。
1958年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天目山的大树当然逃脱不掉要做贡献，当地政府在天目山上布置了18个炭窑，面对这个难以抗拒的政治任务，当时的看山人(禁伐区管理委员会)做了最大程度的抵制，把计划中的18个炭窑减至8个，使山上部分林木和山下的大树古树幸存下来，未遭劫难。但是，那次留给天目山的创伤却是久未治愈的。
“文革”期间，又一次出现了要求把禁伐区分给农户的呼声，虽然没能实现，但是使看山人的神经再次紧绷起来，因为小小的天目山实在经不起折腾了。
痛定思痛，天目山的看山人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天目山的几次劫难都跟它的所有制不明确有关，要想保护好天目山，必须先解决好它的所有权。“为什么过去和尚能保护好天目山，就是因为当时的天目山是寺庙产权，是单一所有制，是独家管理的。”徐观德说，“天目山移民，可以把两种所有制(国家和集体)变成一种所有制，这是跟和尚学的。”当时的选择只有把老百姓搬出去了，要不天目山保不住。这一点连当时被搬出去的老百姓现在回过头来也都为此庆幸。否则，谁也说不准，今天留下来的那片山林和古树是否还在了。
而那次搬迁对农户的安置也是一丝不苟，得到了迁出农户的认可。“天目山那次移民双方都得到了很大的利益。”这是徐观德和谭维贵他们的评价。
没有了这片山林，今天的人们兴许会抱怨当时的看山人，而有了这片山林，人们今天并不见得会想到它是怎样被保留下来的。
又一次闯关：把集体林扩进了保护区
徐观德和谭维贵那一代看山人给你的外表印象就是个普通的农民，但是说起话来总是入木三分，让你感到面前的他们是极为清醒透彻的决策者，有时甚至是专家。
“保护区就是国家的一个生态仓库，交给我们来管，我们就是仓库保管员，我最初就是这么简单的认识。”这是谭维贵在登顶路上跟我们说的。但是做好这个仓库的保管并不容易，其中的责任和学问大了，远远超出老谭来到天目山上任时所想象的。那时，他面临的最大的难处是没有钱又要把工作做好。
其实，天目山是极其富有的，那里的柳杉树就很值钱，非常昂贵，日本就进口柳杉木头，用来做木雕摆在家里，表示一个家庭的品味和华贵。曾经有人劝过老谭 砍一两棵柳杉就能解决经费问题。老谭的回答是：宁可讨饭都不砍树!这在当时的困难情况下太不容易了。老谭退休后就发生了一起为了经费砍伐柳杉的事件，留下了一次抹不去的惨痛教训。
为了给看山人自己一个明确的责任定位，老谭上任初期就连续召开了三次专家会议，从中他认识到这个生态仓库的功能不单是保护，还有许多事情要做，但是万变又不能离开其宗，保护始终应当是它的最高使命，这是一种辩证的认识，它成了老谭应对各种复杂局面时不可动摇的铁律。接着，老谭又拉来一个全国自然保护区大会在天目山召开，三月初的春寒是天目山最难熬的季节，在寒气袭人的会场里召开了一次热烈的大会，这次会议对明确中国自然保护区的发展方向起了重要作用，会议还向国务院提交了建议书。
思想“充电”之后，老谭走出了一步“险”棋：扩大保护区。如果说最初的移民还属于“防守”措施的话，扩区则是“转守为攻”了。因为小而美丽的保护区最终还是一个脆弱的孤岛，只靠防守是难以保住的。那次扩区的结果是把毗邻的鲍家村等3000多公顷的集体林划入保护区，保护区的面积由1000多公顷增加到4000多公顷，一下子扩大了三倍。
保护区孤岛化是个世界性的问题，沿着“孤岛”化方向发展下去保护区就将失去意义。扩大保护区的范围和影响正在成为近几年国际上新的应对思路。天目山却在十多年前就开始了这样的探索，不能不令人感叹。然而，这一探索触动了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尽管老谭他们从各方面为扩区进来的老百姓提供帮助，但是老百姓还是不服，他们对保护区的人说：“山林是我们集体的，我们是靠山吃饭的，你们是国家发工资的，凭什么管我们?”无奈之下，鲍家村农民把管辖天目山的临安市政府推上了法庭的被告席，要求补偿保护区扩区给农户带来的损失。
遗憾的是，在法律和政策都不完善的情况下，农民最终还是成了输方。但是，这一件事却触及了我国现有法律的一个盲点：生态补偿无章可循。对此《农民日报》做了专门的报道。老谭这一步棋的目的是遏制保护区的孤岛化，没成想还引发了完善有关法律的呼唤。国家利益固然神圣，集体利益也丝毫不可被忽视，这也促使老谭重新来思考问题，他是在夹缝中求得对天目山的保护。但是，只要是秉公行事，探索总会有积极的结果的。
就在鲍家村农民状告政府前后的几年里，天目山的旅游兴盛起来，包括鲍家村在内的许多农户盖起了“农家乐”宾馆，来自旅游的收入直线上升。见到利益的农民这才体会到保护天目山的好处。我们走进鲍家村的那天，就听到当时参加过状告政府的农民说：“早知道今天这个样子，当时就不打官司了。”问起农民们对集体林被划人保护区的意见时，他们说扩纳进保护区里的集体林自从去年都算作公益林了，而对公益林国家专门发放补贴，浙江省还另外又增补了一些，加起来每亩能有8元钱了。虽然还没有把钱拿到手里，但是都知道有文件下达了，真的是这样的话他们就满意了，舒心了。
扩区，只有让农民见到利益的扩区才有生命力!
防火，永远紧绷着的神经
1939年天目山曾经着过一次大火，那是日军飞机轰炸引起的，据有些亲历者回忆，那次烧毁了许多山林和一些古树名木，至今人们还在痛惜。或许就是那次大火的惨重后果，使天目山人对火的危害有了一次刻骨铭心的记忆，这种记忆在看山人中，也在老百姓中代代传递着，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潜意识：决意不让天目山再次受到火的危害。
那天，我们登仙人顶是沿着一条防火道上去的，它就是自保护区成立以后，经过几届看山人的努力围着天目山的山脊开辟出来的。那是一条宽10来米长20多公里人为清除植被开出来的带状空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阻隔山火。“每年都要组织人力把防火道上长起来的草丛灌木清理一遍，光这一点就是一个大的工程。”我们行走在前后不见尽头的防火道上，可以亲身感受到谭维贵说的这个工程之大。那天，老谭还给我们讲了一个一场虚惊的故事。
几年前的一天，老谭正在外地开会，突然接到国家林业局的紧急电话，说天目山发生火情，叫他马上赶回。原来天目山的火情是在国家林业局的监控之下的。当老谭动身往回赶时，全县的灭火力量和物资已经集结到位了，光饼干就拉来了2000多斤，参加灭火的一个团的军队也赶到了……但是当部队火速登上仙人顶以后，才发现火情发生在毗邻的千洪乡，已被控制。但是接下来的一件事情却是始料不及，浑身被汗水湿透了的战士在寒气逼人的山顶上被冻惨了，下山后许多人病倒了。虽然是一场虚惊，但是足见天目山的火情事关重大。
我们从几乎每个天目山保护区的人那里，部听到过50多年来天目山没有火灾的说法，这是他们最引以为自豪的事情，但是也明显看出他们的神经不敢丝毫松弛，只有在多雨季节才能松口气。还听说，以前，保护区主管旅游的副局长喜欢晴天，主管防火的副局长喜欢下雨天，在两个紧挨着的办公室里，俩人每天念着不同的经。
从保护区下设的三个保护站的站长那里我们进～步得知，他们的神经被火困扰着不敢松弛，还因为日常用火在天目山上简直太普遍了。
味道奇美的天目笋于是这里老百姓用木炭烘制成的，在山上挖个坑烧木炭是老百姓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而这个时候正是防火的忙季，保护区规定烧木炭可以，但必须得到批准，以便监管。“我们给老百姓划出一片林地专门烧炭用，但是烧完了我们规划的地方老百姓还要继续烧下去的。”站长们十分忧虑这样下去怎么办。他们鼓励老百姓用电用煤烘制笋干，一些老百姓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但是烤出笋干却变了味道。天目山的林木要保护，笋干的品牌也要保住，笋干的市场需要量又在逐年增加……，这些矛盾部落到了最前沿的保护站的肩上，这些站长可真不好当。
从几位站长那里我们还听说了常人根本想象不到的事情。“天目山风水好，坟墓多，不下100多处。每年春季防火最忙的时候，来上坟祭祖的人也特别多，烧纸，放炮，搞得我们很紧张。我们原打算迁移这些坟地，可是对老百姓来说祖坟是不能动的。我们只好采取特殊办法，由我们的人和车把祭祖的人送到山上，看着他们把事办完，等半个小时后确认没有隐火，再离开。”能想出这种办法来，真难为这些站长了，人们戏称他们是在陪人哭坟。但是，他们人手太少，清明那几天累坏了，还是陪不过来。
老百姓的竹林要定期清理，老百姓叫炼山，也需要用火。游客中或许有人要抽烟。这些都是在保护站挂了号而且必须监督到位的事情。
天目山还有20来个由老百姓担任的护林防火员，分兵巡守着整个山林。他们之中，我们见到的每一个人都说最盼的就是下雨天。他们一年到头的生活旋律也是两个字：紧张。
那天，我们登上顶峰时，见到常年驻守在山顶防火瞭望哨的一个护林员，姓翁，五十开外，人们叫他老翁。老翁除了盼着下雨，就是盼着见到来人。他滔滔不绝地跟我们说着，说他每天如何瞭望，如何判断火情，如何用 对讲机与山下保持联系，说他在山上的稀奇见闻，也说起一个人在山上如何的孤独……
“我在这里守了12年了，没有过大的火灾。大部分部是小的雷电火，我报了80％。我是这里的农民嘛，知道烧荒的火是一个圈，就没有问题，烧炭的火，烟是直的，也不会有问题，如果火和烟是往山上走，那就是走火了，就要出问题了。我的对讲机与山下各保护站、乡镇、市政府防火办都挂着钩，还可以直通杭州，一旦有情况，马上挂通。
这么多年了，我摸出了些规律，上午10点到下午3点钟，这是老百姓用火的时间，是明火高发期，下午4点钟以后起火是少数的，半夜里不会有人用火，有火的话就是雷击引起的，是林火……
在山上，每到干旱季节，4级5级风的干燥天气，我就什么都不干了，端一个茶杯坐在屋顶上，一望就是半天，或者就是围着山头转圈，每半个小时转一次。吃饭时间也要提前一点，在别人吃饭的时候多转转看看。要是白天晴，晚上下雨就好了，可以安稳睡个觉，要是连续下雨，就可以自由了，赶紧跑下山回家看看。”
对人为起火的规律，老翁有了深透的了解，然而，对雷击火却根本拿不准规律，他说下雨的时候四面都是雾，就算起火，都看不见了。所以打雷下雨就根本不用出去看了。但是当说到打雷，老翁的神色就变了，那是他在山上最害怕的事情。
“1997年夏天几里地外的开山老殿的大树遭雷劈的时候我都有感觉的。夏天的打雷就像从你头顶上炸下来，在你耳边震响一样，房屋都在颤抖，每次我都会被吓木了，尽管把几个电闸都关掉，一个雷打下来，屋里的灯都能亮起来，从插座里能蹿出一道道绿光，长长的。有一次一个响雷，什么都不亮了，高压线被打坏了，保险丝也断了，我那个对讲机也烧掉了，幸亏当时没拿在手里……”
没想到这个坐落在山顶的孤零零的瞭望哨，一个人，守着几间站房，有着如此惊心动魄的故事。我们也沿着老翁踏出的小径，围着山头转了一遭，山下四周的村镇，那三个设在关卡处的保护站，还有每天在山里巡走的耶20来个护林员，部与老翁这里保持着热线，编织成一张预报山火的天罗地网，难怪这里可以做到50年未发生过大的火灾。
下山的时候，我还在想着老翁说的一句话：“天目山砍一棵树不要紧的，那只是一棵树，如果烧起一把火就麻烦了，那就都没有了。”
拯救柳杉
“大树华盖闻九州”是人们送给天目山的美誉。在那里，粗大的柳杉树几个人都抱不过来，再加上天目山深厚的文化积淀，以致天目山的柳杉有“一树一景”之说。保护区科研人员告诉我们，在天目山胸径2米以上的大柳杉有12棵，1米以上的600多棵，这样巨大的柳杉群被认为世界罕见，也是天目山这个生态库里的顶级珍宝。
有一棵被叫做“大树王”的柳杉，是乾隆皇帝封的。这颗树的树皮、树枝、树叶被善男信女说成是灵丹妙药，结果把树皮剥光了，这颗大树在1962年死去了。据说蒋介石1936年来天目山看到这棵大树王时就曾说：“真是无知无识，人要面孔树要皮，皮剥光了，树是要死的。”看来，这样的事情在今天是绝对不会重演了。但是，对于柳杉群的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更大威胁却在发生……
我们走进天目山的第一站就是跟随科研人员去观看一棵受到病害袭击的大柳杉。我们登上了一个用竹木搭起的架子，这是科研人员因陋就简搭起的柳杉病害观测架，他们已经搭建了十几个这样的架子了。顺着架子我们来到大树的中上部，看到柳杉的枝杈上长着许多拳头大小的疙瘩，像是一个个肿瘤，据说这就是柳杉的病状，没有染病的不多，已经有人发出“拯救柳杉”的呼唤。这让我们心里一沉。科研人员告诉我们这种病症的原因还不能最后确定，但是有几种初步的结论了，其中可能性较大的是跟酸雨有关。“浙江省是酸雨危害最重的省份，临安又是浙江省内酸雨危害最重的地区，所以酸雨的原因可能性比较大。”科研人员这样介绍。
如果真是这样，这就是我们第一次见到的酸雨的实际危害了，过去只是从书本和新闻中听说过，这可比偷伐一根木头和剥光一棵树的皮所带来的危害更加要命得多了。但是，真是这样的话如何救治呢?听说，为了躲避媒体的炒作，保护区管理人员在悄声无息但是千方百计地进行研究和治疗。目前采用的办法是喷施营养剂，增加柳杉的抗病能力。面对此景，我们不禁在想，这种威胁是来自数百乃至数千公里以外的工业污染，完全超出了天目山保护区的管理能力了，单靠保护区的力量做出怎样的应对才能消除这样的威胁和回答来自城市媒体的批评?那些来到天目山享受自然和纯净空气的城里人，何曾想到过与他们同来的还有他们的居住地所产生的酸雨?这责任怎样来担当才对呢?
尽管酸雨导致柳杉病的结论还没有最终确定，那天看到柳杉树上长满了肿瘤以后，酸雨的阴影和思考一直在我头脑里抹之不去……
竹林，绿色也有威胁
来到天目山之前就听说这里的毛竹林蔓延威胁到天然混交林的生存，成了保护区管理中的一个难题。竹林毕竟也是绿色的，在绿色代表环境良好的今天，竹林的蔓延决不会像荒漠化的扩展那样引人关注，况且竹林各方面的价值不可否定。然而，当我们在天目山跑了几天，一天到晚眼前出现的是竹林，竹林，还是竹林的时候，我们心里的确产生了深深的隐忧。
那天与谭维贵一起登顶，在半山腰上他指着一大片毛竹林说：“专家来跟我讲，说天目山不是柳杉群落了，快成毛竹山了。”
“那怎么办呢?”我们问。
“不难办，只要采伐一些毛竹就可以控制住。”
“那为什么不采伐呢?”
“因为是在保护区里，一草一木不能动呀，动了就违法呀。”
其实，这是我们听到的无数次的说法了。人们都认为毛竹林这样疯长下去的危害是严重的，但是又被现存的法规像紧箍咒一样束缚着手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本来可以控制的物种侵吞在疯狂上演。
已经退了休的老谭无奈地说了句话，但是一语中的：“说好听点是遵纪守法，实际上是私心，是怕丢了乌纱帽……”
如果天目山的天然混交林和举世无双的柳杉群哪一天被清一色的毛竹林所取代了，人们难道可以坦然地推托说，是因为法规的原因吗?保护区碰到的问题真是五花八门，谁来做它的看山人都要面对这些层出不穷的棘手难题。
然而，引起我们关切的还不仅是半山腰上的毛竹林，还有山腰以下已经连成一片海洋的雷竹林，这已成为天目山周边乃至整个临安县乡村的特有景观。进入临安后的路旁已经看不到农田，看到的都是郁郁葱葱的竹林和林立在竹林之中新式的农家小楼，农民就是靠着发展竹笋盖起了新房。听说是10多年前，沪杭竹笋市场的需求催生了一种种植雷竹竹笋的技术，雷竹笋的生产便势如破竹地推广开来，几乎所有的田地都改种上了雷竹，成了上海、杭州的“菜篮子”。
听到这样的介绍后，路边的竹海小楼的景色会使你感到这里农民的富足， 以及这种富足与包围着他们住宅的林海之间并非协调的关系。从城市出来，乍一见到这样的景观，你会觉得很美。然而，天天穿行在这竹海里，你会有眼球的疲劳感。
那天，我们乘车从西天目山到东天目山，一个多小时的路程里都是在竹海中行走，行至东天目山的山腰以上时，公路进入了参差不齐、绚丽多彩的原始阔叶混交林，不约而同，大家一下子精神起来，甚至有人叫出声来：太美了!当时的感觉大概不亚于在荒漠中见到了绿洲。带着这种感觉，我们后来采访了竹林专家金教授和省林业厅副厅长吴鸿。
从他们那里我们得知，竹林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确实有喜也有忧。老百姓种植竹林比靠砍伐树木获得收入要强多了，也比种植单一的针叶林保持水土的能力要强，这是老百姓对山林利用方式的进步。但是，单一的竹林失去了物种的多样性。走进纯净的竹林，林下是非常干净的，几乎看不见其它植物。听老百姓说，他们的竹林干净到可以躺下来睡觉。
一片林子单纯到如此程度，是要发生问题的。金教授一再说，竹子是靠根系繁殖的，看起来一大片的竹子很可能是由一棵竹子繁殖而成的，过于单一的竹林遇到开花或者病虫害爆发都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吴厅长专门讲述了考察日本的情况，日本在30多年前也曾经历过大面积发展竹林的阶段，后来认识到单一竹林带来的生态问题，停止了竹林的发展，但是如何把竹林恢复成混交林仍然是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
保护区的人告诉我们，过去毛竹林只长在海拔800米以下的地方，现在因为气候变干，已经延伸到1000米以上了。而山下老百姓种的竹林也已经连片，并且在向山上扩展。向上，向上，不断向上……，绿色的竹海已经对天目山的阔叶林形成围歼之势。一种绿色在向另一种绿色开战，这也是天目山的看山人始料不及的事情。叫人略感欣慰的是，我们从省林业厅那里得知，关于毛竹林问题不久就会出台新的管理条例了，老百姓的单一竹林发展问题已经被政府部门意识到了，只是解决问题需要时间和过程。
离开天目山时，仍然要乘车路经一片片的竹海，这时的感觉与乍来时的感觉不一样了，在翠绿之中，感到一种隐忧。
城市化，城市后花园的前景?
天目山被它历届看山人保护下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包括曾经遭到一些老百姓的反对。当年土改时就有人闹着分地，没有把天目山那几块地分到手就觉得是吃了亏。但是几经沧桑之后，社会发展到旅游业兴起，成千上万观光休闲者慕名而来的时候，为保护天目山所付出的努力显示出了它的远见，这几乎成了天目山百姓众口一词的共识。
听谭维贵讲，天目山的旅游其实早就存在了，1936年浙江省政府就在这里设立了一个风景名胜管理处，一是管理，二是接待。老谭在位时为解决保护区经费问题也搞了旅游接待，那时候还惊动了省里和林业部，怕走偏了方向影响了保护。后来经过调查认为方向没错，旅游规模不大，收入的钱是为了保护而用的，表示了支持。如今，天目山被看成为上海和杭州的后花园，并且引来一家民营企业的介入，游客数量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一下子翻了一番。许多人都在看好这个势头的时候，老谭和许多人开始担心起来。他们担心这样发展下去小小的天目山是否承受得了。于是，天目山发展旅游应当把握在什么度上，成了人们关切的焦点，也成了天目山今天的看山人面对的一道新考题。
“天目山的林子里有一种东西不见了，是不是跟人有关系，就是那个云雾草，这几年没有了。”这是一位六七十年代就在保护区工作的老人说的。云雾草就是飘挂在针叶树上的一种地衣类，对空气的清洁程度极为敏感。其它许多地方都已经发现，随着开发的程度越来越大，这种飘挂的地衣类就悄然消失了。在天目山工作过的老人不只一个说到云雾草不见了的事情。他们对天目山哪怕极为细小的变化都观察得十分细致。还有不少人提到，山上几个宾馆周围的树得病害的就多，可能与宾馆烧煤有关系，建议天目山里的所有宾馆禁止用煤。
走进天目山周边的所有村子，你都会见到一幢幢崭新款式的小楼和更多正在修建中的小楼，这种场景会告诉你新一轮的村舍建设正在这里兴起，尽管有不少是欧式洋楼的设计，在中国的乡村里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但是小楼的主人都引以为自豪，而且觉得比老式木星住起来舒适多了。所有这些新式楼房的用途都一样：农家乐宾馆。仅从这一点来看，围绕着天目山，旅游的发展已经如火如荼，老百姓也实实在在地得到实惠。但是，从这里也可以找到为什么挂在天目山大树上的云雾草不见了的原因。
那天，我们来到天目山下一个叫做九思的村子，见到一个小小水库的周围，林立着十几幢小楼，听说是上海和杭州的一些投资商或者居民与当地农民合作修建的，因为大家都愿意打开窗门就见山水，于是，小水库就被这些水泥建筑包围了起来，结果风景顿时失色。这使我想起前年在加拿大考察时遇到的一件事情，在离蒙特利尔市不远的一个保护区，蒙市越来越多的居民到那里买地修建度假别墅，几年之内保护区周边的村镇和人口扩大了数倍，出现了严重的城市化现象，食宿、交通、用电、用水对保护区的影响很大，保护区正在失去以往的自然。当时听着接待人介绍此情况时我并没有多在意。莫非，这种势头如此之快地就出现在中国的天目山了?也因为天目山离上海和杭州如此之近而被作为后花园的缘故?小小的天目山能够承受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