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20年后，“急诊科女超人”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
　　清晨6点，我，年近60的急诊科主任，在闹钟声里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日程表，发现除了上班，还要给基层医院的医生进行远程授课。又是忙碌的一天。
　　我冲进医院大门时，门诊挂号大厅的椅子上已经坐满了人，不过很安静。叫号系统的大屏幕上，翻滚着打出预约号码和窗口号，病人站起来去相应的窗口挂号。不像我年轻那会儿，每天早上挂号的队伍排到大街上，大家为了挂号吵吵闹闹，甚至大打出手，医院大厅跟春运的火车站一样。
　　我看了他们一眼，觉得2032年的病人可幸福了，他们再也不用体会连夜排队挂号的滋味。自从全国规模的标准化培训、全国统一的考核上岗标准、技术骨干医生可以多医院聘用、社区诊所和大型医院挂钩实行三级转诊等制度推行后，中小城市的医疗水平明显提高，跑到大城市看病的人少多了。病人想挂号，门诊预约、电话预约、医院官网预约3种形式都行，随时能挂上。门诊量下降了，医生看一例患者的时间自然延长了，医患矛盾明显减少，患者觉得医生越来越耐心，解释越来越详细。
　　7点40分，急诊科大夫到齐了，进行每天例行的交接班。总值班汇报昨夜医疗情况，有无突发事件；刚支边回来的王大夫开始讲述当地医疗情况，下次去支边的医生需强化哪些课程教育；科室秘书传达本月休假医生名单，由哪组医生负责为学生讲课、带教。
　　散会后，我嘱咐科室秘书，记得跟医院教育处确定青海、甘肃、云南等偏远地区进修医生的名单和到科日期，给他们安排好课程和轮转计划。虽然网络发达，远程授课已经是常态，但是对医生的培训来说，还有实际操作问题。所以，由国家出资，定期派这些地区的医生来中心城市的大规模综合医院进行学习并且考核，已经成为一项全国性制度。这是2032年第三批来院的医生了。
　　8点，急诊科各个区域开始有条不紊地工作了。我负责抢救室的查房。正听着住院医生和主治医生的报告，前台急救电话突然响起，市急救中心提示某处发生火灾，问急救室目前能容纳几名患者、应付几台手术。前台人员查了电脑里显示的各区域密集度，立刻回答：“可以接收重患3名，普通烧伤患者4名，手术间可提供2间。”挂了电话，一组人员立即到急救通道待命。这正是我们年轻时最渴望的智能化、联网化急救制度。
　　10点，各科室主任到了院长办公室，讨论第二季度医疗保险核算。2032年了，患者“先就诊、后付费”的医保结算制度终于建立起来。所有患者都有医疗保险，不同的是，有的涵盖范围广些，有的自负比例稍高，这是由患者的经济能力、工作状况决定的。下岗工人、特困人群、孤寡老人和孩子，会有特别优惠的医疗福利补贴。所以“后付费”也不用担心碰到拒不支付的“跑单”病人了。
　　“先就诊、后付费”的医保结算制度还带来一个好处，它让“大处方”现象彻底消失了（编者注：“大处方”是指医生同时开具2种以上药理作用相同的药物，或处方超过7日用量，或一张处方无故超过5种药品，造成处方金额过高）。因为付费时，如果处方金额过高，患者有权拒付，开处方的医生就得自己埋单；而且，凡是开自费贵重药，医生必须要有充分的理由跟医院的专家组成员解释，专家组同意了，方可使用。
　　中午，我约了几家三甲医院急诊科主任一起吃饭，这是每个月定期的“主任沙龙”，主要进行科研方面的探讨，大家敞开心扉交流课题的进展，研究哪些资源可以共享。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医生晋升制度已经得到改变。想当年，医生的职称与科研文章挂钩，一部分医生手上SCI文章（编者注：指被收入国际科技论文索引目录的文章）一大把，但花在患者身上的时间寥寥可数；而埋头看病、对实验室数据不感兴趣的医生，又一直晋升不上，时间长了纷纷转行，最终吃亏的是老百姓。后来，医生晋升方式改变了。专心于临床的医生，职称上虽然主治医生到头了，但收入跟门诊数量挂钩，工作越多、看的患者越多，收入越高。而真正对研究感兴趣的医生，可以转型成纯科研或科研临床相结合，职称上体现为教授、副教授。由于中国的患者数量是任何一个国家难以企及的，诸多国际学术期刊都对中国的医学研究人员敞开怀抱，这大大鼓励了各家医院进行科研交流的热情。
　　下午，我转了一圈急诊，翻了几份病历，看了医生的诊疗方案。回到办公室，开始准备给基层医生上的网络互动课程。17点，下班时间到，急诊科值夜班的医生们来了，又是一轮交接班。18点，我打开网络视频，和基层医生们开始交流。每次这样的互动总充满了挑战，因为医生们的热情很高，会准备很多问题来提问、交流。热火朝天地视频了半天，等我走出医院大门时，已是20点。我看着满天繁星，心里盘算着，再过几年退休了，有体力的话就继续授课，也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实现年轻时的梦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