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也就是我当兵的第二年，领导派我去20公里外的防火塔上和一名新兵一起执行嘹望任务，我受领任务时就想，有自在日子过了。站在13米高的塔顶上，迎着煦暖的春风，望着莽莽林海，心情豁然开朗。可只过了几天，这种“幸福”的感觉就荡然无存，森林里杳无人烟，甚至连每天鸟叫的声音都一样，眼前的景色熟视无睹，孤独寂寞“悄然上心头”。当我们俩把各自的故事翻箱倒柜地讲完以后，每天只剩下三句话：“起床!”“做饭!”“嘹望!”百无聊赖中，我翻出从山下带来的日记本，用写日记来打发时光。
　　三个月后，已爱上写作的我带着写完的两本厚厚的日记本回到中队。写日记俨然成了我的习惯。一天，我在一张当地报纸上看到讲述一名伐木工人通过写稿成才的事迹，于是灵机一动，要是能把部队的好人好事宣传出去，该多好啊!我用自己的津贴费买来稿纸、钢笔和邮票，战友们打球、玩牌时我就躲在教室里写，执勤途中休息时我也拿出本来记下来，有时在就寝后我便蒙在被子里打着手电写，我把写好的稿子装进信封，粘上邮票，然后交给通信员，要他千万别忘了邮。战友们听说我在给报社投稿，有的开玩笑说：“想当作家啊?”有的直接给我泼冷水：“哥们，那可不是咱干的活，省省吧。”一次，我因为写一篇稿睡得很晚，连第二天早上紧急集合哨音都没听见，队伍集合完毕，班长到宿舍把我推醒，我急忙起床穿衣服往外跑，没等人列，中队长就大声喊道：“站住!怎么回事?”“我昨晚写稿睡晚了。”我声音低得像蚊子，可队列里仍发出一阵哄笑。“写什么稿?我们的任务是防、扑火，要时刻保持警惕，写稿就能灭火吗?不务正业!”我站在队伍前满脸通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过后，指导员找到我说：“小韩同志，有业余爱好我们不反对，可不能影响中心任务啊?”我的老乡也来劝我：“何苦呢?再过一年咱就退伍了，你找点别的爱好不行嘛。”听了这些话，我感到委屈、迷茫，陷入了痛苦之中，是啊，我写了几十篇稿子像泥入海无声无息，毫无效果，我决定放弃!
　　我机械地和战友们一起学习、训练、执勤，我为自己不被人理解而感到懊恼，战友们课外活动时我就找一个安静的角落发呆。一天，文书兴冲冲地找到我，“嗨，你的稿子见报了!”我冲过去翻开报纸，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不到一百字的稿子被夹在一个空隙里，署着我的名字。那是我们一次扑火的经历，被“无情”的编辑把我洋洋洒洒写了三天才完成的千字文压缩成了一个“豆腐块”，可我仍然兴奋地跳了起来，我太高兴了，我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连日来的烦恼也一下子烟消云散。
　　中队领导也纷纷向我表示祝贺，中队长说：“那天错怪你了，没想到你小子还有这两下子。”指导员送给我一沓方格稿纸，对我说：“今后你就是咱们中队的专职报道员，这下安心爬你的格子吧。”说实话，那时我才知道写新闻报道的俗称是“爬格子”。战友们也对我刮目相看了，说我是中队的“秀才”，是“文化人”。组织上给我提供了写稿子的条件，允许我在熄灯后可推迟一个小时就寝，我比先前更加用功。夜深人静的时候，战友们鲜活的身影、保护森林资源的生动事迹以及部队的发展建设在我的脑中闪现，从我的笔尖缓缓流淌。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豆腐块”屡屡见诸报端，我在支队也小有了名气。
　　转眼到了第三年。一次，支队工作组到中队检查，带队的政治处主任找到我说：“不错，小伙子，你写的文章很有深度，扩大了我们部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什么想法啊?”“没……没什么想法，就是想转志愿兵，可不具备专业资格。”那时只有汽车驾驶员和极个别的后勤专业兵才可以超期服役然后转志愿兵，我觉得我的想法简直有点奢望，但又不想错过和领导表达的机会。“你是高中毕业，没想过考学吗?”主任关切地问我。考学?那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啊!可听老兵说只有基层一线的班长和大队文书才有资格参加考学，而且即使具备条件也不一定能考上。“我没有班职。”我的心怦怦直跳。“好好干吧，不要错过机会。”主任意味深长地扔下一句话走了。我想，哪还有机会，能够留队的两条路都走不通，只能退伍了。
　　清楚地记得一天晚饭后，通信员说指导员叫我，一进指导员办公室，他就说：“恭喜你啊，你被支队破格录取参加学员苗子培训班，准备一下吧。”我兴奋得直奔操场拼命跑了三圈。后来知道，因为我的宣传报道成绩突出，支队慎重考虑后，决定破格给我一次考学的机会。接下来的事好像特别顺理成章，我顺利地坐进了文化补习班，顺利地考上了警校。之后的20多年中，我先后当过秘书、教导员、政治处主任，那些“豆腐块”一直伴我成长，可以说是“豆腐块”助我成就了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