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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期待的是，对话的精神将会被延续，对话的意义也将更加被重视。毕竟，拼经济是奥巴马的当务之急，而中美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
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使得全球笼罩在一种忧郁的气氛中，同时也给全球两大经济引擎——中美两国带来了空前挑战。
中美两国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火车头，他们之间的共同合作对稳定全球经济体系、引领全球经济走出阴影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在此背景下举行的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注定成为双边经贸关系乃至外交上的大事。
不仅如此，此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也时值美国政府轮替，这使得此次对话更具特殊意义。
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表示，这是在中美建交30周年之际举行的一次重要对话，是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坦诚务实、富有成果的对话，在许多方面达成重要共识，取得40项积极成果。
如何评价此次对话成果？中美SED的战略意义何在？作为中美SED的发起者，保尔森的角色已经被蒂莫西•盖特纳取代，这个机制是否会延续？奥巴马上台后中美经济走向如何？为此，《经济》专访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
SED，中美共同的创举
《经济》：有人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定为“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最重要的对话”，您如何评价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这一机制？
袁鹏：中美SED是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可以说这个机制是中美双方共同的一个创举。
中美双方建立了很多双边对话机制，有人统计过中美之间目前有60多种交流机制，有个美国学者统计说有62种机制。包括人权对话、防务磋商会议、军事热线、首脑热线、经贸联委会的磋商机制，等等。
这些机制的建立有助于使两国关系形成一个网络，60多个网络捆绑在一起，不会因为一件事或者一两个领域出问题，使得整个网络崩盘。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机制，一个是战略对话机制，一个是战略经济对话机制。
《经济》：自2006年9月，中美SED实施以来，对中美两国双边经贸关系有何重要意义？
袁鹏：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是美方首先倡议，得到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认同，然后共同推动建立的，初衷是想把经济问题放在战略的高度去应对，同时又从经济的角度来思考未来两国的战略问题，实践证明，五轮下来，意义还是很大的。
第一个意义，它和其他机制一起，共同服务于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因此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范畴，起到了稳定了双边的战略关系的积极作用。
第二个意义就是增进了两国高层的相互信任和彼此了解，因为战略经济对话目前也是中美之间首创的，而且层级很高，代表也很广泛，双方都有七八个部长级的官员。这么多高层次的双边部长聚在一起，每年碰两次面，确实有助于加强彼此理解与沟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难得的平台。
第三个意义就是取得了一些具体的成果，尽管中方在搞这个对话机制的时候并不拘泥于取得一些具体的什么成果，还是达成了一些具体的成果。比如在宏观经济协调、贸易投资自由化、能源环保、产品质量和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达成了很多共识，共取得189项成果。这些成果大大推进了或者将会大大推进双边经贸关系。
说到成果，就不得不提《中美十年能源环境合作框架》，也就是说中美两国承诺在未来十年，就双方各自关切也是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领域：能源合作、环保合作，在一起加强合作。这两个国家签署这个协议也向全世界传递一个信号，这两个能源消费大国不会因为彼此消费很多而产生冲突，而是用联合起来、共同合作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第五次中美SED的意义
《经济》：从此次对话的成果来看主要集中在能源和环保领域——“双方在电力、清洁水、清洁交通、清洁大气以及森林与湿地保护五个领域已完成启动行动计划准备……”这是不是意味着，中美两国都把这种能源、环保领域的合作作为解决金融危机的出路？
袁鹏：不能完全这么说，因为搞这个对话机制本身不是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主要着眼于长远的战略。能源、环保、政治性比较低、合作潜力比较大、合作空间比较广阔，因而更容易达成共识。
《经济》：第五次中美SED上，共同应对全球的金融危机也是其主要内容，那么，它对缓解当前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有何重要的作用？
袁鹏：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因为缓解金融危机不是单靠某个国家就可以承担的，需要国际广泛的合作和努力。一边是西方世界的领头羊，而且也是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一边是外汇储备第一、发展潜力巨大、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这两个国家坐在一起，它的意义非凡，这向世界展示出全球两大经济体希望联起手来挽救全球经济形势、应对金融危机、防止经济衰退的决心，这一决心给全世界一种可贵的信心。
我们不能指望通过达成某个很具体、能够立竿见影的时效性成果，因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有一些认识上的不同。比如说美国对中国有很高的期望值：第一希望中国救市，继续注资；第二希望中国加大对IMF的注资力度；第三在新的国际金融秩序的重塑方面，中国不要跟着欧洲跑，而是加强美中协调。
但是，我们尽可能地在追求自身利益前提下满足美方期待的承诺。比如以积极乐观的姿态参与美方发起的所有金融合作倡议，在降息、救市等方面与世界保持同步，承诺不从美国撤资，这些都是在给美国吃定心丸。不仅如此，中国也拿出一系列实际行动：第一，我们加大自身救市，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出手不凡，旨在向美国和全世界证明中国参与了全球这一轮救市努力，正如温家宝总理反复强调的，中国保持经济稳定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因为客观上这对全球经济复苏信心是一个提振。
《经济》：如何评价此次中美SED？
袁鹏：我想它的意义不在于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中美两国这次的战略经济对话虽然主要议题是讨论金融危机，但实际上是延续着前四轮既定的轨迹往下走，包括能源合作框架就是第四轮的成果，这次就是落实延续。它给全世界一个信号，就是这两个国家要联手了，同时双方都承诺不搞贸易保护主义，这样给双方今后的贸易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美SED继续的四大理由
《经济》：中美两国的学者对中美SED的走势有何看法？
袁鹏：据我了解，中国国内的官方学者在这方面意见比较一致，就是希望这个战略经济对话继续下去。
疑问主要来自美方。批评者认为，中美SED未能达到迫使人民币升值、扩大中国金融开放、有效缓解美中贸易不平衡的效果，只是部分满足了以保尔森财长为代表的华尔街权贵的利益，因此，主张借奥巴马上台之机终止或者另起炉灶。
而美国的支持者认为，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经济大国，确立这样的一种独特的对话机制“非常有必要”。一些学者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滕、哈佛中美大学知名历史学家佛格森等，主张在SED的基础上结成“中美两国集团”(G2）。
《经济》：接任保尔森出任美国财长的盖特纳是一位“中国通”，他是奥巴马经济团队中与保尔森经历最为相似的，但是他是否有着保尔森的热情我们不可得知，这是否会影响SED未来的走势？
袁鹏：盖特纳是否有这个热情是一个悬念，他与保尔森有两点不同：其一，大环境不同，他的主要精力应是放在国内拼经济；其二，它毕竟缺乏保氏70多次访华的独特经历。但最终决定中美SED命运的一定不是盖特纳，而是奥巴马。但战略经济对话是否继续，在中国根本不是问题。因为根据中方的理解，该机制建立的初衷就是着眼战略性、全局性，而非拘泥于某些具体领域的纠缠。
具体来看，首先，全球金融、经济形势恶化使得中美SED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更加突出。作为世界两大经济大国，坐下来深入交换意见，共谋走出危机，稳定经济大计，不仅攸关两国自身利益，也关系到世界所有国家的利益。
其次，全球既有的对话机制尚不足以有效应对当前危机，中美SED是重要补充。
另外，这也是中美长期战略稳定的需要。战略经济对话和战略对话作为过去几年中美之间卓有成效的交流渠道，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重要标志。也开创了新型崛起大国与既有世界超级大国、不同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国家间关系发展的新模式，这一对话模式显然具有超越一般经济意义和双边关系意义的更深远的国际战略意义。
最后，中美SED是否能延续也是观察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重要风向标。我个人认为奥巴马是一个比较讲大局、讲政治的人，深知中美关系的重要意义。各方讯息显示，奥巴马团队对中美SED的独特作用是肯定的，并表示了继续下去的政治意愿。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不论美国新政府是否延续中美SED这个名称，是否延续这种形式，是否继续对话内容，但是，可以期待的是，对话的精神将会被延续，对话的意义也将更加被重视。毕竟，拼经济是奥巴马的当务之急，而中美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
后SED时代的中美走势
《经济》：刚才您提到“中美SED是否能延续也是观察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重要风向标”，那您觉得奥巴马上台以后，中美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袁鹏：奥巴马上台以后大的框架不会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是因为中美关系经过三十年的正常化发展，已经累积到一定的厚度，双方已经相互依赖，很难靠个人的力量把它推翻。第二个是因为小布什这几年的对华政策没有引起民主党太多的批评，这就意味着奥巴马上台后，对华政策不是他急于修正的主要领域，他会把精力放在复苏经济、伊拉克撤军、修复美俄关系，美中关系保持现状的基础上继续推进。
但是框架不变不意味着没有问题。我用两句话来概括，第一句话是框架不变、问题不少；第二句话是大事不犯、小事不断。
问题首先就在经贸上。人们选择奥巴马是让他来拯救美国经济、拯救美国外交形象、拯救美国霸权。因此奥巴马上台之后当务之急就是平稳经济，扭转美国的形象。
这样就留下两个可能性，如果中美经济发展有助于他救市，稳定国内经济，他会想办法推进。相反，如果中美经济的发展不利于美国国内经济、不利于产业转型、刺激就业的话，他必然会在中美经贸问题上想办法。
是把经济放在首位，还是把安全放在首位，这也是一个关键。显然，奥巴马上台后会把经济放在第一位，他就更期待中国帮他，希望一旦落空，必然也将伴随着失望，因此难免引起麻烦。
目前大环境不好，因此，2009年中美关系会面临很严峻的挑战。
《经济》：如何理解2009年中美关系会面临很严峻的挑战？有什么具体原因？
袁鹏：是相对比较严峻，不是某个人的问题，是大环境不好。大环境不好理论上应该是好事，但中美两国的意识形态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社会制度也不一样，有很多限制，因此，中美之间的合作是有限度的，有限度的合作就难以挽救目前的形势，美国的和全球的。所以，美国看来一方面对中国有指望，但更多的是指望自己，指望自己的同时势必就会影响中美过去经贸发展的动力。
《经济》：以“拼经济”作为首要目标的奥巴马会不会把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拾起来？
袁鹏：他一再强调自己不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者，尽管人们一般分析民主党贸易保护主义的调门比共和党要高，所以，把这二者加起来除以二就对了。
一方面我们要相信民主党代表的这股力量贸易保护主义的社会土壤比以前要高，但奥巴马在全球这种大环境下，不可能搞贸易保护主义，对自己也不好。但是他要回馈那帮人，所以，他高调谈自己不是贸易保护主义者，还是贸易的推动者，但是某些做法上他必然会有一些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因此，他是一个有限的、灵活的、务实的贸易保护主义者。
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使得全球笼罩在一种忧郁的气氛中，同时也给全球两大经济引擎——中美两国带来了空前挑战。
中美两国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火车头，他们之间的共同合作对稳定全球经济体系、引领全球经济走出阴影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在此背景下举行的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注定成为双边经贸关系乃至外交上的大事。
不仅如此，此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也时值美国政府轮替，这使得此次对话更具特殊意义。
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表示，这是在中美建交30周年之际举行的一次重要对话，是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坦诚务实、富有成果的对话，在许多方面达成重要共识，取得40项积极成果。
如何评价此次对话成果？中美SED的战略意义何在？作为中美SED的发起者，保尔森的角色已经被蒂莫西•盖特纳取代，这个机制是否会延续？奥巴马上台后中美经济走向如何？为此，《经济》专访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
SED，中美共同的创举
《经济》：有人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定为“中美两国在经济领域最重要的对话”，您如何评价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这一机制？
袁鹏：中美SED是一个很重要的机制，可以说这个机制是中美双方共同的一个创举。
中美双方建立了很多双边对话机制，有人统计过中美之间目前有60多种交流机制，有个美国学者统计说有62种机制。包括人权对话、防务磋商会议、军事热线、首脑热线、经贸联委会的磋商机制，等等。
这些机制的建立有助于使两国关系形成一个网络，60多个网络捆绑在一起，不会因为一件事或者一两个领域出问题，使得整个网络崩盘。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机制，一个是战略对话机制，一个是战略经济对话机制。
《经济》：自2006年9月，中美SED实施以来，对中美两国双边经贸关系有何重要意义？
袁鹏：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是美方首先倡议，得到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认同，然后共同推动建立的，初衷是想把经济问题放在战略的高度去应对，同时又从经济的角度来思考未来两国的战略问题，实践证明，五轮下来，意义还是很大的。
第一个意义，它和其他机制一起，共同服务于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因此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范畴，起到了稳定了双边的战略关系的积极作用。
第二个意义就是增进了两国高层的相互信任和彼此了解，因为战略经济对话目前也是中美之间首创的，而且层级很高，代表也很广泛，双方都有七八个部长级的官员。这么多高层次的双边部长聚在一起，每年碰两次面，确实有助于加强彼此理解与沟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难得的平台。
第三个意义就是取得了一些具体的成果，尽管中方在搞这个对话机制的时候并不拘泥于取得一些具体的什么成果，还是达成了一些具体的成果。比如在宏观经济协调、贸易投资自由化、能源环保、产品质量和食品药品安全等领域达成了很多共识，共取得189项成果。这些成果大大推进了或者将会大大推进双边经贸关系。
说到成果，就不得不提《中美十年能源环境合作框架》，也就是说中美两国承诺在未来十年，就双方各自关切也是符合双方共同利益的领域：能源合作、环保合作，在一起加强合作。这两个国家签署这个协议也向全世界传递一个信号，这两个能源消费大国不会因为彼此消费很多而产生冲突，而是用联合起来、共同合作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第五次中美SED的意义
《经济》：从此次对话的成果来看主要集中在能源和环保领域——“双方在电力、清洁水、清洁交通、清洁大气以及森林与湿地保护五个领域已完成启动行动计划准备……”这是不是意味着，中美两国都把这种能源、环保领域的合作作为解决金融危机的出路？
袁鹏：不能完全这么说，因为搞这个对话机制本身不是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主要着眼于长远的战略。能源、环保、政治性比较低、合作潜力比较大、合作空间比较广阔，因而更容易达成共识。
《经济》：第五次中美SED上，共同应对全球的金融危机也是其主要内容，那么，它对缓解当前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有何重要的作用？
袁鹏：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因为缓解金融危机不是单靠某个国家就可以承担的，需要国际广泛的合作和努力。一边是西方世界的领头羊，而且也是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一边是外汇储备第一、发展潜力巨大、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这两个国家坐在一起，它的意义非凡，这向世界展示出全球两大经济体希望联起手来挽救全球经济形势、应对金融危机、防止经济衰退的决心，这一决心给全世界一种可贵的信心。
我们不能指望通过达成某个很具体、能够立竿见影的时效性成果，因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还是有一些认识上的不同。比如说美国对中国有很高的期望值：第一希望中国救市，继续注资；第二希望中国加大对IMF的注资力度；第三在新的国际金融秩序的重塑方面，中国不要跟着欧洲跑，而是加强美中协调。
但是，我们尽可能地在追求自身利益前提下满足美方期待的承诺。比如以积极乐观的姿态参与美方发起的所有金融合作倡议，在降息、救市等方面与世界保持同步，承诺不从美国撤资，这些都是在给美国吃定心丸。不仅如此，中国也拿出一系列实际行动：第一，我们加大自身救市，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出手不凡，旨在向美国和全世界证明中国参与了全球这一轮救市努力，正如温家宝总理反复强调的，中国保持经济稳定就是对世界最大的贡献，因为客观上这对全球经济复苏信心是一个提振。
《经济》：如何评价此次中美SED？
袁鹏：我想它的意义不在于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中美两国这次的战略经济对话虽然主要议题是讨论金融危机，但实际上是延续着前四轮既定的轨迹往下走，包括能源合作框架就是第四轮的成果，这次就是落实延续。它给全世界一个信号，就是这两个国家要联手了，同时双方都承诺不搞贸易保护主义，这样给双方今后的贸易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美SED继续的四大理由
《经济》：中美两国的学者对中美SED的走势有何看法？
袁鹏：据我了解，中国国内的官方学者在这方面意见比较一致，就是希望这个战略经济对话继续下去。
疑问主要来自美方。批评者认为，中美SED未能达到迫使人民币升值、扩大中国金融开放、有效缓解美中贸易不平衡的效果，只是部分满足了以保尔森财长为代表的华尔街权贵的利益，因此，主张借奥巴马上台之机终止或者另起炉灶。
而美国的支持者认为，中美作为世界上两个经济大国，确立这样的一种独特的对话机制“非常有必要”。一些学者如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滕、哈佛中美大学知名历史学家佛格森等，主张在SED的基础上结成“中美两国集团”(G2）。
《经济》：接任保尔森出任美国财长的盖特纳是一位“中国通”，他是奥巴马经济团队中与保尔森经历最为相似的，但是他是否有着保尔森的热情我们不可得知，这是否会影响SED未来的走势？
袁鹏：盖特纳是否有这个热情是一个悬念，他与保尔森有两点不同：其一，大环境不同，他的主要精力应是放在国内拼经济；其二，它毕竟缺乏保氏70多次访华的独特经历。但最终决定中美SED命运的一定不是盖特纳，而是奥巴马。但战略经济对话是否继续，在中国根本不是问题。因为根据中方的理解，该机制建立的初衷就是着眼战略性、全局性，而非拘泥于某些具体领域的纠缠。
具体来看，首先，全球金融、经济形势恶化使得中美SED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更加突出。作为世界两大经济大国，坐下来深入交换意见，共谋走出危机，稳定经济大计，不仅攸关两国自身利益，也关系到世界所有国家的利益。
其次，全球既有的对话机制尚不足以有效应对当前危机，中美SED是重要补充。
另外，这也是中美长期战略稳定的需要。战略经济对话和战略对话作为过去几年中美之间卓有成效的交流渠道，已经成为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重要标志。也开创了新型崛起大国与既有世界超级大国、不同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国家间关系发展的新模式，这一对话模式显然具有超越一般经济意义和双边关系意义的更深远的国际战略意义。
最后，中美SED是否能延续也是观察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重要风向标。我个人认为奥巴马是一个比较讲大局、讲政治的人，深知中美关系的重要意义。各方讯息显示，奥巴马团队对中美SED的独特作用是肯定的，并表示了继续下去的政治意愿。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不论美国新政府是否延续中美SED这个名称，是否延续这种形式，是否继续对话内容，但是，可以期待的是，对话的精神将会被延续，对话的意义也将更加被重视。毕竟，拼经济是奥巴马的当务之急，而中美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
后SED时代的中美走势
《经济》：刚才您提到“中美SED是否能延续也是观察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的重要风向标”，那您觉得奥巴马上台以后，中美关系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袁鹏：奥巴马上台以后大的框架不会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是因为中美关系经过三十年的正常化发展，已经累积到一定的厚度，双方已经相互依赖，很难靠个人的力量把它推翻。第二个是因为小布什这几年的对华政策没有引起民主党太多的批评，这就意味着奥巴马上台后，对华政策不是他急于修正的主要领域，他会把精力放在复苏经济、伊拉克撤军、修复美俄关系，美中关系保持现状的基础上继续推进。
但是框架不变不意味着没有问题。我用两句话来概括，第一句话是框架不变、问题不少；第二句话是大事不犯、小事不断。
问题首先就在经贸上。人们选择奥巴马是让他来拯救美国经济、拯救美国外交形象、拯救美国霸权。因此奥巴马上台之后当务之急就是平稳经济，扭转美国的形象。
这样就留下两个可能性，如果中美经济发展有助于他救市，稳定国内经济，他会想办法推进。相反，如果中美经济的发展不利于美国国内经济、不利于产业转型、刺激就业的话，他必然会在中美经贸问题上想办法。
是把经济放在首位，还是把安全放在首位，这也是一个关键。显然，奥巴马上台后会把经济放在第一位，他就更期待中国帮他，希望一旦落空，必然也将伴随着失望，因此难免引起麻烦。
目前大环境不好，因此，2009年中美关系会面临很严峻的挑战。
《经济》：如何理解2009年中美关系会面临很严峻的挑战？有什么具体原因？
袁鹏：是相对比较严峻，不是某个人的问题，是大环境不好。大环境不好理论上应该是好事，但中美两国的意识形态不一样、价值观不一样、社会制度也不一样，有很多限制，因此，中美之间的合作是有限度的，有限度的合作就难以挽救目前的形势，美国的和全球的。所以，美国看来一方面对中国有指望，但更多的是指望自己，指望自己的同时势必就会影响中美过去经贸发展的动力。
《经济》：以“拼经济”作为首要目标的奥巴马会不会把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拾起来？
袁鹏：他一再强调自己不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者，尽管人们一般分析民主党贸易保护主义的调门比共和党要高，所以，把这二者加起来除以二就对了。
一方面我们要相信民主党代表的这股力量贸易保护主义的社会土壤比以前要高，但奥巴马在全球这种大环境下，不可能搞贸易保护主义，对自己也不好。但是他要回馈那帮人，所以，他高调谈自己不是贸易保护主义者，还是贸易的推动者，但是某些做法上他必然会有一些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因此，他是一个有限的、灵活的、务实的贸易保护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