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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豫籍作家的代表人物，刘震云一直将故乡延津作为创作的基点。在《温故1942》、《一句顶一万句》等小说中，他潜心探索着温情、历史、政治之外的乡村叙事。小说中大量使用中原方言，全方位展示了乡俗生活的特色，呈现出一幅当代乡土中原版的《清明上河图》。更重要的是，刘震云选择为乡村底层民众“沉默的大多数”代言，建构起乡土世界的主体性。
在追逐现代化的过程中，乡土河南无疑是最为后进的地区，又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禁锢最为深重的地区。“在当今的河南精神中，帝都、黄河与战争是甚为核心的语汇。”[1]伴随着战乱、灾荒、饥饿的苦痛记忆，豫籍作家最深层的集体无意识是“中国弃儿”[2]。作为豫籍作家的代表人物，刘震云坦言故乡“在我脑子里的整体印象，是黑压压的，一片繁重和杂乱。从目前来讲，我对故乡的感情是拒绝多于接受。”[3]当刘震云顺利考入北京大学，逃离故乡之后，故乡却无可避免地成为他创作的情感源动力。正如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所言，“一个民族永远留着他乡土的痕迹，而他定居的时候越愚昧越幼稚，乡土的痕迹越深刻。”[4]1987年，刘震云在《人民文学》发表了成名作《塔铺》，而塔铺正位于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塔铺村，故乡“延津”成为打开创作之门的钥匙。 “雷电之下的村庄，毕竟托起过我们童年和少年的梦想； 在我们在成年之后的梦境里，它总是一个不变的背景； 当我们出门远行走到一个陌生地段时，我们总是拿它来矫正我们的方向和丈量他们的距离，这时我们就已经在重回和温故我们的村庄了。”[5]从1990年代开始，刘震云开始致力于“故乡”系列，《故乡天下黄花》的题词是“献给我的外祖母”，《温故1942》意在向世人展示被历史遗忘的河南人苦痛的过去，《一句顶一万句》的叙事起点依然是故乡延津。在文字的世界里，刘震云不断地接近真实的乡村，潜心探索着温情、历史、政治之外的乡村叙事。
一、故乡之音
刘震云从走上文坛开始，小说中就开始大量使用中原方言，从而使得小说具备了明显的中原地域色彩。在成名作《塔铺》中，高考临近，王全老婆同王全商量割麦子的事情，“地里麦子焦了……不割就让它龟孙焦到地里！”在《单位》中，女老乔同女小彭、小林赌气不上班，老孙气得骂道：“这个屌婆娘，快回家抱孙子了，还这么乱捅马蜂窝，出门汽车怎么不轧死他！”在《头人》中，“村长，我这先偏了！”；“丢什么丢，你身上恁腌臜！”；“吃饭也吃不到哪儿去，要饭的人家，无非是红薯轱辘蘸盐水”。在小说《手机》中，“将吕桂花摁到床上胳肢”，“说完，撤丫子往前跑”。 《一句顶一万句》中，“老蔡不喜欢老裴他姐，对他外甥也不待见”，“延津人都孬”，“不是故意跟他娘致气”。“龟孙”、“ 腌臜”、“待见”、“ 孬”、“ 致气”等语言带有明显的河南方言的味道。在当代小说家中，刘震云主动放弃了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启蒙话语，选择了中原大众的日常话语，力图再现和还原被遮蔽的底层人物的真实生存境遇。与之前的乡土小说家相比，刘震云小说中的人物口语完全抛掉了传统美学优美的语言标准，不加避讳地将中原大地上男男女女最原生态的语言，甚至是訾骂，呈现给读者，带来贴近真实民众的阅读感受力。
二、故乡之形
故乡的风情民俗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书写，呈现出鲜活的河南乡村的生活场景。杨百顺13岁那年，由于丢了羊，不敢回家，深夜露宿草垛。在饥寒交迫之际，遇到了剃头的老裴，两人去镇上吃羊肉烩面。店老板老孙捅开火炉，做了两碗烩面，“热腾腾地端上来，说：‘三碗的羊肉，我给做了两碗。’”杨百顺满头大汗地吃完一海碗烩面，泪落在碗里。这碗烩面的香味在杨百顺的记忆里保存了几十年。羊肉烩面代表了河南饮食文化符号，唯有真正的河南人，才能领会那碗热气腾腾烩面的分量。杨百业结婚的场面呈现了中原婚俗特色，如摆酒席的礼节，前八桌安排娘家人，而且婆家人要找见过世面的人陪桌说话。寻常夫妻吵架、朋友“喷空”、婚丧嫁娶、卖豆腐的“粗吆喝和细吆喝”，染坊八口大染锅的赤橙黄绿，展示了乡俗生活的特色，呈现出一幅当代乡土中原版的《清明上河图》。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那些被现代化的大都市遗忘的古老的仪式和风俗习惯，以复魅的形式重新出现。小说开篇不久就写道杨百顺少年时期喜欢听罗长礼“喊丧”，这是乡土中原葬礼仪式上的独特声调。小说中，刘震云浓墨重彩地描写了罗长礼喊丧的过程。罗长礼仰着脖子一声长喊，“‘有客到啦，孝子就位啦——’白花花的孝子伏了一地，开始号哭。”这一场景深深地吸引了杨百顺，成为他最重要的人生经验，一生都想成为“喊丧”的人。小说中，“社火”表演成为杨百顺坎坷人生中不多的成功体验。正月十五元宵节，地方风俗盛行舞社火，扮演阎罗的人临时生病，被临时选中的杨百顺意外出了彩。中原大地上，社火是民间大众源远流长的民间活动。“汉人社会的宗教信仰原本就与其生活密切相关，举凡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年头年尾，民众生活中处处都可以观察到宗教信仰的点点滴滴，时时都可以体察到宗教信仰者的心思和活动。”[6]在建国初的二十多年中，乡村宗教作为封建迷信，受到政府的强力压制。事实上，即使主流政治文化多年驱逐，乡村宗教从来没有真正从乡村消失，而是曲折隐蔽地在暗中生存着。刘震云站在乡村民间文化立场，客观地再现了乡村宗教的状态，从而使乡土文化的全貌得以整体显现。
三、故乡之魂
现代乡土小说史上，鲁迅的文化启蒙和沈从文的牧歌情调，构成了乡土文学的基本范型。在这种知识分子遥望乡村的叙述模式下，乡村自身的主体性被不同程度地遮蔽着。“‘乡土写作’应该走出鲁迅、沈从文之外的‘第三条路’来。这‘第三条路’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但“‘第三条道路’应该产生了，应该到了越来越清晰的时候了”，而第三条道路的根本在于“在鲁迅和沈从文之间找到另外一个插入现实的文学楔子。”刘震云自称中原“慌乱下贱的灾民的后裔”，为乡村底层民众“沉默的大多数”代言，把乡土世界的主体性作为中心来思考。刘震云的乡土小说不仅关注外在的生活形态，更关注那些失语状态下的灵魂，展现乡土民众的精神苦闷。在历史上，孤独是知识分子们独有的精神话语特权。而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中以杨百顺、牛爱国等人的际遇，深刻地道出了千年来乡土大地上一个个普通灵魂深处的孤苦。“新时期文学基本上已确认，文学艺术是生活的反映，但又不仅是现实生活的直接反映与摹写，它又是人自身精神生活、情感生活的表现……作家开始更多地注意到‘表现’、‘感应’、‘幻想’等方式。”[7]小说中多次出现的梦境，正是从“感应”、“幻想”的方式，表现乡土底层民众的精神状态。如吴摩西在梦中变成了“嫦娥”，这实际上是“入赘”后压抑心理的变形释放。曹青娥的梦屡次与“爹”相关，从深层表现后被拐卖后失父的焦灼感。老汪的荒野暴走，杨百顺的远走他乡，牛爱国的长途跋涉，寓言式地揭示了困境中寻求突围的乡土精神世界。
“在直面乡土的热忱目光中，理解乡土民间生存，关注乡土众生的命运，否定传统权力与宗法秩序，追寻契合乡土又融合现代化意识的新路，成为了河南乡土文学作家最为诚挚的成分。”[8]刘震云在小说中采用平民化的民间视角，呈现出原生态的乡土世界，建构起被历史遮蔽的乡土世界的主体性。
【参考文献】
[1]李丹夢.文学“乡土”的地方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68；72.
[2]刘震云.整体的故乡与故乡的具体[J].文艺争鸣，1992（01）.
[3][法]丹纳.艺术哲学[M].傅雷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237.
[4]刘震云.故乡面和花朵[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8：1629.
[5]转引自周星.“民俗宗教”与国家的宗教政策[J].开放时代，2006（04）.
[6]刘再复.新时期文学的主潮[N].文汇报，1986-9-8.
[7]朱崇娴.直面乡土：河南乡土小说悲剧性呈现的价值与意义[J].小说评论，2010（04）.
在追逐现代化的过程中，乡土河南无疑是最为后进的地区，又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禁锢最为深重的地区。“在当今的河南精神中，帝都、黄河与战争是甚为核心的语汇。”[1]伴随着战乱、灾荒、饥饿的苦痛记忆，豫籍作家最深层的集体无意识是“中国弃儿”[2]。作为豫籍作家的代表人物，刘震云坦言故乡“在我脑子里的整体印象，是黑压压的，一片繁重和杂乱。从目前来讲，我对故乡的感情是拒绝多于接受。”[3]当刘震云顺利考入北京大学，逃离故乡之后，故乡却无可避免地成为他创作的情感源动力。正如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所言，“一个民族永远留着他乡土的痕迹，而他定居的时候越愚昧越幼稚，乡土的痕迹越深刻。”[4]1987年，刘震云在《人民文学》发表了成名作《塔铺》，而塔铺正位于河南省新乡市延津县塔铺村，故乡“延津”成为打开创作之门的钥匙。 “雷电之下的村庄，毕竟托起过我们童年和少年的梦想； 在我们在成年之后的梦境里，它总是一个不变的背景； 当我们出门远行走到一个陌生地段时，我们总是拿它来矫正我们的方向和丈量他们的距离，这时我们就已经在重回和温故我们的村庄了。”[5]从1990年代开始，刘震云开始致力于“故乡”系列，《故乡天下黄花》的题词是“献给我的外祖母”，《温故1942》意在向世人展示被历史遗忘的河南人苦痛的过去，《一句顶一万句》的叙事起点依然是故乡延津。在文字的世界里，刘震云不断地接近真实的乡村，潜心探索着温情、历史、政治之外的乡村叙事。
一、故乡之音
刘震云从走上文坛开始，小说中就开始大量使用中原方言，从而使得小说具备了明显的中原地域色彩。在成名作《塔铺》中，高考临近，王全老婆同王全商量割麦子的事情，“地里麦子焦了……不割就让它龟孙焦到地里！”在《单位》中，女老乔同女小彭、小林赌气不上班，老孙气得骂道：“这个屌婆娘，快回家抱孙子了，还这么乱捅马蜂窝，出门汽车怎么不轧死他！”在《头人》中，“村长，我这先偏了！”；“丢什么丢，你身上恁腌臜！”；“吃饭也吃不到哪儿去，要饭的人家，无非是红薯轱辘蘸盐水”。在小说《手机》中，“将吕桂花摁到床上胳肢”，“说完，撤丫子往前跑”。 《一句顶一万句》中，“老蔡不喜欢老裴他姐，对他外甥也不待见”，“延津人都孬”，“不是故意跟他娘致气”。“龟孙”、“ 腌臜”、“待见”、“ 孬”、“ 致气”等语言带有明显的河南方言的味道。在当代小说家中，刘震云主动放弃了知识分子居高临下的启蒙话语，选择了中原大众的日常话语，力图再现和还原被遮蔽的底层人物的真实生存境遇。与之前的乡土小说家相比，刘震云小说中的人物口语完全抛掉了传统美学优美的语言标准，不加避讳地将中原大地上男男女女最原生态的语言，甚至是訾骂，呈现给读者，带来贴近真实民众的阅读感受力。
二、故乡之形
故乡的风情民俗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书写，呈现出鲜活的河南乡村的生活场景。杨百顺13岁那年，由于丢了羊，不敢回家，深夜露宿草垛。在饥寒交迫之际，遇到了剃头的老裴，两人去镇上吃羊肉烩面。店老板老孙捅开火炉，做了两碗烩面，“热腾腾地端上来，说：‘三碗的羊肉，我给做了两碗。’”杨百顺满头大汗地吃完一海碗烩面，泪落在碗里。这碗烩面的香味在杨百顺的记忆里保存了几十年。羊肉烩面代表了河南饮食文化符号，唯有真正的河南人，才能领会那碗热气腾腾烩面的分量。杨百业结婚的场面呈现了中原婚俗特色，如摆酒席的礼节，前八桌安排娘家人，而且婆家人要找见过世面的人陪桌说话。寻常夫妻吵架、朋友“喷空”、婚丧嫁娶、卖豆腐的“粗吆喝和细吆喝”，染坊八口大染锅的赤橙黄绿，展示了乡俗生活的特色，呈现出一幅当代乡土中原版的《清明上河图》。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那些被现代化的大都市遗忘的古老的仪式和风俗习惯，以复魅的形式重新出现。小说开篇不久就写道杨百顺少年时期喜欢听罗长礼“喊丧”，这是乡土中原葬礼仪式上的独特声调。小说中，刘震云浓墨重彩地描写了罗长礼喊丧的过程。罗长礼仰着脖子一声长喊，“‘有客到啦，孝子就位啦——’白花花的孝子伏了一地，开始号哭。”这一场景深深地吸引了杨百顺，成为他最重要的人生经验，一生都想成为“喊丧”的人。小说中，“社火”表演成为杨百顺坎坷人生中不多的成功体验。正月十五元宵节，地方风俗盛行舞社火，扮演阎罗的人临时生病，被临时选中的杨百顺意外出了彩。中原大地上，社火是民间大众源远流长的民间活动。“汉人社会的宗教信仰原本就与其生活密切相关，举凡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年头年尾，民众生活中处处都可以观察到宗教信仰的点点滴滴，时时都可以体察到宗教信仰者的心思和活动。”[6]在建国初的二十多年中，乡村宗教作为封建迷信，受到政府的强力压制。事实上，即使主流政治文化多年驱逐，乡村宗教从来没有真正从乡村消失，而是曲折隐蔽地在暗中生存着。刘震云站在乡村民间文化立场，客观地再现了乡村宗教的状态，从而使乡土文化的全貌得以整体显现。
三、故乡之魂
现代乡土小说史上，鲁迅的文化启蒙和沈从文的牧歌情调，构成了乡土文学的基本范型。在这种知识分子遥望乡村的叙述模式下，乡村自身的主体性被不同程度地遮蔽着。“‘乡土写作’应该走出鲁迅、沈从文之外的‘第三条路’来。这‘第三条路’是什么样子我们不知道”，但“‘第三条道路’应该产生了，应该到了越来越清晰的时候了”，而第三条道路的根本在于“在鲁迅和沈从文之间找到另外一个插入现实的文学楔子。”刘震云自称中原“慌乱下贱的灾民的后裔”，为乡村底层民众“沉默的大多数”代言，把乡土世界的主体性作为中心来思考。刘震云的乡土小说不仅关注外在的生活形态，更关注那些失语状态下的灵魂，展现乡土民众的精神苦闷。在历史上，孤独是知识分子们独有的精神话语特权。而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中以杨百顺、牛爱国等人的际遇，深刻地道出了千年来乡土大地上一个个普通灵魂深处的孤苦。“新时期文学基本上已确认，文学艺术是生活的反映，但又不仅是现实生活的直接反映与摹写，它又是人自身精神生活、情感生活的表现……作家开始更多地注意到‘表现’、‘感应’、‘幻想’等方式。”[7]小说中多次出现的梦境，正是从“感应”、“幻想”的方式，表现乡土底层民众的精神状态。如吴摩西在梦中变成了“嫦娥”，这实际上是“入赘”后压抑心理的变形释放。曹青娥的梦屡次与“爹”相关，从深层表现后被拐卖后失父的焦灼感。老汪的荒野暴走，杨百顺的远走他乡，牛爱国的长途跋涉，寓言式地揭示了困境中寻求突围的乡土精神世界。
“在直面乡土的热忱目光中，理解乡土民间生存，关注乡土众生的命运，否定传统权力与宗法秩序，追寻契合乡土又融合现代化意识的新路，成为了河南乡土文学作家最为诚挚的成分。”[8]刘震云在小说中采用平民化的民间视角，呈现出原生态的乡土世界，建构起被历史遮蔽的乡土世界的主体性。
【参考文献】
[1]李丹夢.文学“乡土”的地方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68；72.
[2]刘震云.整体的故乡与故乡的具体[J].文艺争鸣，1992（01）.
[3][法]丹纳.艺术哲学[M].傅雷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237.
[4]刘震云.故乡面和花朵[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8：1629.
[5]转引自周星.“民俗宗教”与国家的宗教政策[J].开放时代，2006（04）.
[6]刘再复.新时期文学的主潮[N].文汇报，1986-9-8.
[7]朱崇娴.直面乡土：河南乡土小说悲剧性呈现的价值与意义[J].小说评论，20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