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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儒家类存目部分收录“《性理字训》一卷”，提要于作者项著录为“旧本题宋程端蒙撰，程若庸补辑”，并论定《性理字训》为“村塾学究所讬名”的伪书。文章从“程端蒙、程若庸的学术传承”“《性理字训》文本的流传”“《北溪字义》提要的内证”三个方面进行论证并得出结论：《性理字训》确为程端蒙所作，后经程若庸增补为《增广性理字训》，二者皆非伪书。另外，由于《总目》修订者对《性理字训》存在的某种偏见，遂在修订《北溪字义》书前提要的过程中产生了误改现象。而《总目》之所以会对《性理字训》的真伪有这样的误判，这与其在辨伪时常用的“当作品质量与作者地位不相称时，即疑为伪讬”的辨伪方法有关，该辨伪方法需要进行重新检讨。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 《性理字训》 《北溪字义》 辨伪 四库学
中图分类号：G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1）02-66-75
《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作为一部系统总结中国传统学术的大型解题目录著作，不仅在目录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中国学术史的书写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对历代作者、著作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人其书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而其中《总目》对著作的辨伪更是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总目》对辨伪极为重视，其《凡例》曾专门讨论对“伪书”的处理：
《七略》所著古书，即多依托，班固《汉书·艺文志》注可覆按也。迁流洎于明季，讹妄弥增，鱼目混珠，猝难究诘。今一一详核并斥而存目，兼辨证其非。其有本属伪书，流传已久，或掇拾残剩，真赝相参，历代词人已引为故实，未可概为捐弃，则姑录存而辨别之。大抵灼为原帙者，则题曰“某代某人撰”;灼为赝造者，则题曰“旧本题某代某人撰”。1
凡是被《总目》贴上“旧本题”标签的著作都被视为“赝造”之书，即伪书。由于《总目》各书提要出于众人之手，其质量良莠不齐，虽经总纂官润色修订，但其中仍不免疏漏讹谬，后世学者多有订正之作。其中《总目》对所收著作的辨伪同样存在不少错谬，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在“《四库全书总目》与辨伪学”一章中曾较为系统地总结了《总目》的辨伪学方法以及其中存在的缺失，并重审“旧本题”条目，发现其中“一百一十种著作均不能视为伪书”2。而笔者也发现，即使是经《总目》论定为伪书的著作，其中有些也并非伪书，《性理字训》即是其中一例。
《总目》子部儒家类存目部分收录《性理字训》一书，其提要曰：
《性理字训》一卷，湖南巡抚采进本。旧本题宋程端蒙撰，程若庸补辑。端蒙字正思，德兴人，淳熙七年乡贡，补太学生。若庸字达原，休宁人，咸淳四年进士，尝充武夷书院山长。端蒙所作凡三十条，若庸广之为“造化”“性情”“学力”“善恶”“成德”“治道”六门，凡百八十三条，门目纠纷，极为冗杂。明初朱升又增“善”字一条，摭袁甫之说以补之，共为一百八十四条，皆以四字为句，规仿李瀚《蒙求》，而不谐声韵。不但多棘唇吻，且亦自古无此体裁，疑端蒙游朱子之门，未必陋至于此，疑或村塾学究所讬名也。1
提要从《性理字训》的押韵、体裁以及该书质量与程端蒙作为朱熹弟子的身份之间不相符合等角度进行分析，认为该书“不谐声韵”“多棘唇吻”，并且“自古无此体裁”，作为朱熹弟子的程端蒙“未必陋至于此”，进而推断该书是“村塾学究所讬名”，属于伪书，故于作者前有“旧本题”字样;而程若庸增补之作则“门目纠纷，极为冗杂”，也非常可疑。那么，《性理字训》是否如其推测的那样并非由程端蒙所作，而是“村塾学究所讬名”呢？
在《总目》质疑“《性理字训》为程端蒙所作”而提出其为“村塾学究所托名”的说法之前，自南宋至清中期的近六百年间，并无学者对此提出怀疑，均认为《性理字训》为程端蒙所作，此后又经程若庸增补为《增广性理字训》一书。笔者通过厘清“程端蒙、程若庸的学术传承”、梳理“《性理字训》文本的流传”以及发掘“《北溪字义》提要的内证”，可以得出结论：论定《性理字训》为“村塾学究所托名”的伪书，完全是一种主观臆断的误判，《性理字训》确为程端蒙所作，并非伪书，程若庸增补之作也无问题。
一、程端蒙、程若庸的学术传承
其一，程端蒙作为朱熹门人，其《性理字训》原名《小学字训》，曾经朱熹过目，并有论说;而且程端蒙所作《性理字训》与朱熹所作《训蒙绝句》有一定的内在关联。
程端蒙（1143—1191）原名程端颐，字正思，号蒙斋，饶州德兴人。程端蒙曾于淳熙三年（1176）朱熹第二次返回徽州婺源省亲时前往拜会朱熹，受业于门下，并于此时为避周敦颐、程颐之讳而改名为程端蒙。程端蒙深受朱熹赏识，《晦庵集》收录《答程正思》书信有二十篇之多。清黄百家曾言：“新安为朱子之学者不乏人，而以程蒙斋为首。”2朱熹“闻程正思死，哭之哀”3，并为之作《程君正思墓表》，曰：
正思天资端慤，自幼已知自好，稍长，即能博求师友，以自开益，遂以词艺名荐书。既乃见予于婺源，闻诸老先生所以教人之大指，退即慨然发愤，以求道修身为己任。讨论探索，功力兼人，虽其精微或未究极，而其固守力行之功，则已过人远矣。……其在太學，侪辈类趋时好，不复知有圣贤之学。正思择其可告语者，因事推诚，诲诱不倦，从而化者亦颇众。然其为人刚介，不苟合，闻人讲学议政有所未安，辄造门辨质，或移书譬晓，必极其是非可否之分而后已。会大臣有乐豪纵而贱名俭者，见修士即以邪气目之，而又言于上曰：“是属且能亡人之国。”于是学官承其风旨，因课试发策，直以王、程、苏氏之学为问，盖将以其向背为取舍。对者靡然，无敢正言其失，正思独奋笔抗论，无所依违，而所以分别邪正之间，轻重浅深，又皆中理。虽竟以是无所合而归，然其抑邪与正之助亦多矣！1
可见，朱熹虽然认为程端蒙未能究极理之精微，却颇为赞许其“固守力行之功”和“抑邪与正之助”。朱熹在《答程正思》中曾言：“《小学字训》甚佳，言语虽不多，却是一部大《尔雅》也。”2《朱子语类》亦载：“因说正思《小学字训》，直卿云：‘此等文字亦难做，如中只说得无倚之中，不曾说得无过不及之中。’曰：‘便是此等文字难做，如仁只说得偏言之仁，不曾说得包四者之仁。’”3今按：《性理字训》“中”字条曰：“无所偏倚，是之谓中。”“仁”字条曰：“为木之神，在人则爱之理，其发则恻隐之情，是之谓仁。”4可见朱熹与黄榦5（1152—1221）所讨论的《小学字训》正是后来被改名为《性理字训》的著作。朱熹曾与程端蒙往复论学，程端蒙将所作《小学字训》呈寄朱熹过目，所以朱熹才会赞许此书为“大《尔雅》”，并与黄榦讨论其中偏颇之处。所以，虽然《性理字训》未必完全符合朱熹思想，但其出于程端蒙之手则应无疑问。 《性理字训》以四字韵语解释理学概念，与朱熹所作《训蒙绝句》以绝句诗阐释理学概念有一定的内在关联6。元程端礼（1271—1345）《读书分年日程》卷一开篇言“八岁未入学之前”仅列“读《性理字训》”7一项内容，并解释说：“日读《字训·纲》三五段，此乃朱子以孙芝老《能言》作《性理绝句》百首教之之意。以此代世俗《蒙求》《千字文》，最佳。”8其中《性理绝句》即朱熹《训蒙绝句》，后世又有改题《性理吟》者。张加才在追溯陈淳《北溪字义》可能的理论渊源时就追溯到朱熹《训蒙绝句》和程端蒙《性理字训》，他认为：“与《训蒙绝句》相较，《性理字训》提供了更多更接近于哲学范畴的概念，应该说，不少门目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被《北溪字义》所采纳。……《训蒙绝句》和《性理字训》很可能是《北溪字义》的直接先导，……前者初步揭示了范畴的联系，后者初步建立了一些范畴框架。但我们将会看到，无论是解释的准确性、丰富性还是体系的合理性，二者都不能同《北溪字义》相比。”9可见，从对理学概念的解释这一角度而言，在朱熹《训蒙绝句》、程端蒙《性理字训》、陈淳《北溪字义》之间有一个逐渐发展完善的学术脉络。
此外，程端蒙除作《性理字训》外，还与董铢10（1152—1214）合作《学则》，同样反映了程端蒙注重训蒙的学术思想。朱熹曾于淳熙十四年（1187）作《跋程、董二生〈学则〉》，曰：“番易程端蒙与其友生董铢共为此书，将以教其乡人子弟而作新之，盖有古人小学之遗意。余以为凡为庠塾之师者，能以是而率其徒，则所谓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将复见于今日矣。”1可见，《学则》与《性理字训》都是为初学者所作，前者注重对具体行为的规范，后者注重对理学概念的宣讲。
总之，不论从程端蒙对朱熹学术的传承，还是从程端蒙自身的学术理路来看，作为蒙学读物的《性理字训》与其作者程端蒙之间并无牴牾之处，《总目》以“端蒙游朱子之门，未必陋至于此”为理由怀疑《性理字训》为“村塾学究所托名”纯属臆断。
其二，程若庸增补《性理字训》这一行为受其学术师承影响，并非无所依傍;而且《增广性理字训》具有相对严谨的结构，并非“门目纠纷，极为冗杂”。
程若庸，生活于宋末元初，具体生卒年不详，字达原，号勿斋、徽庵，徽州休宁人，主要事迹见元洪焱祖2（1267—1329）所作传，曰：
程若庸，字达原，宋端明殿学士珌之从姪，咸淳四年陈文龙榜进士。从学双峰饶先生鲁，又师事毅斋沈先生贵珤，得闻朱子之学。
淳祐丁未，为湖州安定书院山长。庚戌，冯此山去疾创临汝书院于抚州，聘若庸为山长，置田宅居之。咸淳戊辰，为福建武夷书院山长。若庸累主师席，及门之士最盛。
在新安号勿斋，学者称勿斋先生。如范元奕、金若洙、吴锡畴，皆其高弟。在抚州号徽庵，以寓不忘桑梓之意。学者称徽庵先生，如吴澄、程巨夫，皆其高弟。所著有《性理字训讲义》百篇，及《太极图说》《〈近思录〉注》，行于世。3
程若庸先后师从饶鲁、沈贵珤，二人皆为朱子后学。饶鲁4（1193—1264）曾师从黄榦，为朱熹再传弟子，黄百家曾言：“黄勉斋榦得朱子之正统，其门人一传于金华何北山基，以递传于王鲁斋柏、金仁山履祥、许白云谦，又于江右传饶双峰鲁，其后遂有吴草庐澄，上接朱子之经学，可谓盛矣。”5而沈贵珤6则为董梦程高弟，董梦程又师从黄榦、程端蒙以及叔父董铢，《宋元学案》为董梦程立《介轩学案》，曰：“董梦程，字万里，号介轩，鄱阳人，盘涧先生铢之从子也，初学于盘涧与程正思，其后学于勉斋。……所著《诗》《书》二经、《大尔雅通释》。”7可见程若庸师承有二：一是“朱熹—黄榦—饶鲁—程若庸”一脉，一是“朱熹—程端蒙/董铢/黄榦—董梦程—沈贵珤—程若庸”一脉。宋元之际陈栎8（1252—1334）《〈字训注解〉跋》述“朱熹—程端蒙—董梦程—沈贵珤—程若庸”一脉学术传承曰：“番阳程蒙斋《小学字训》，朱子目以大《尔雅》。……蒙斋同邑董介轩尝为注释，沈毅斋以程训未备，增广之。吾邑程徽庵犹以为未备，合程、沈所训，又增广焉，其条百八十馀，且自加注释。”9可见，董梦程为《性理字训》所作注释应即《介轩学案》中《大尔雅通释》，沈贵珤又有增广之本，而程若庸正是在程端蒙、董梦程、沈贵珤对《性理字训》注解、增广的基础上，才将《性理字训》由三十条增广为一百八十三条。今董、沈二人之书已失传，仅有程端蒙《性理字训》、程若庸《增广性理字训》传世。由此可知，程若庸增补《性理字训》正是“朱熹—程端蒙—董梦程—沈贵珤—程若庸”一脉学术传承关系的体现，《增广性理字训》可以说是师弟相传的集体性成果。
此外，从內容上看，程端蒙《性理字训》“言语不多”，仅三十条，程若庸在增补《性理字训》时虽然保留了原书的条目，但其中仅八条完全袭用原书，其他大都有所改动，并且打乱了原书条目的次序，而且《性理字训》原书条目全部分布在《性情》《学力》《善恶》三篇之中。笔者考察程若庸《增广性理字训》六篇之中的条目，发现各篇之间存在内在关联：六篇之中，首篇《造化》讲天，后五篇讲人;后五篇之中，前四篇讲内圣之道，末尾《治道》一篇讲外王之学。1可见，程若庸《增广性理字训》具有相对严谨的结构，并非《总目》所说的“门目纠纷，极为冗杂”。
总之，不论从程若庸的学术传承还是从《增广性理字训》的内在结构来看，程若庸作《增广性理字训》一事都无需怀疑。
二、《性理字训》文本的流传
程端蒙完成《性理字训》一书之后，除呈寄朱熹外，他处亦有流传。如朱熹同时学者吴儆2（1125—1183）就曾对《性理字训》有过论说，陈栎《〈字训注解〉跋》载：“问之吾友黄求心行叟：‘徽庵初刊之临汝，时无吴竹洲论说;其孙刊之家塾，始自增入。’即今所授本也，其说甚少，亦无所悖。”3由此可知，吴儆对程端蒙《性理字训》也有论说，程若庸在初刊《增广性理字训》时并未吸收吴儆论说，而后来吴儆之孙吴锡畴4在重刊《增广性理字训》时，曾将其祖父吴儆的相关论说补入。 朱熹门人后学在汇编性理类图书时，也有收录《性理字训》。如朱熹门人熊节5（1148—？）曾编《性理群书》，其中就收录程端蒙《性理字训》全文，该书卷一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七人遗像及赞语等，卷二首列“训”，录朱熹《读管氏弟子职》中前三则《学则》《蚤作》《受业对客》和程端蒙《字训》6，前有小序曰：“训，有诲之义。管氏《弟子职》三篇，教人逊弟之方，文公取以为幼学训。《字训》一篇，乃文公门人程端蒙所作，文公见之谓之‘大《尔雅》’。”7黄榦门人熊刚大曾注解《性理群书》而作《性理群书句解》，其中《字训》仍用程端蒙《性理字训》。至明吴讷8（1372—1457）补注熊节《性理群书》而成《性理群书补注》时，已将其中所录程端蒙《性理字训》改为程若庸《增广性理字训》。
宋元之际陈普9（1244—1315）所著《石堂先生遗集》10卷十四收《性理字训》上、下两篇，即程若庸《增广性理字训》中《造化》全篇及《性情》篇部分内容，《性情》篇引至“诚”字条，下有数语曰：“未至于诚，择善固执，人之道也，是曰思诚。学者由此，进之不已，苟至于诚，万善备矣。”11至此而终，不知程若庸《增广性理字训》何故窜入陈氏集中。陈栎对《增广性理字训》也作有注解，其《〈字训注解〉跋》曰：“徽庵视介轩所释精深，初学恐未易及。旧据管见释之，一是以明白为贵，使童习者一见了然，其于性理入门不为无助，虽有传者，未广也。延祐乙巳春，介轩从子季真来见，谓：‘闻之松峰璩君，《字训》至徽庵而大备，惜未之见。’予因尽出之，相与篝灯细玩，信其为宇宙间精妙之书。季真谋会梓板行，此意甚佳，遂举以授之。”1明程敏政《跋陈定宇先生〈小学字训注〉》亦曰：“故定宇先生陈公为吾乡大儒，号朱子世适，而学不为空言，凡著述要必有补于道，其大者多已行世矣，若《小学字训注》亦其一焉。”2可见，陈栎认为程若庸《增广性理字训》注解过于精深，并不适合初学者，所以他删繁就简，以通俗明白为主，对《增广性理字训》加以注解，并由董梦程侄子董季真刊刻。
元熊大年于后至元三年（1337）编《养蒙大训》，其中收录《性理字训》一书，内容为程若庸《增广性理字训》，署名却为饶鲁，明杨士奇《书〈养蒙大训〉后》已斥其非：“右《养蒙大训》，豫章熊大年集陈氏《经学启蒙》《初学经训》《小学礼诗》、王氏《伊洛精义》、饶氏《性理字训》《训蒙理诗》、程氏《毓蒙明训》、胡氏《序古千文》、朱子《训蒙绝句》《孝经刊误》十书而为之者也。自三言、四言至于七言，而终《孝经》，于教童子甚宜，端本澄源之书也。然《字训》本程达原因程正思之旧而增广之者，此云饶氏所辑，不考之过也。”3或许元代《性理字训》的版本比较复杂，并非仅有程端蒙《性理字训》、程若庸《增广性理字训》二种。时人史伯璇4（1299—1354）所见《增广性理字训》就有白文本、注解本二种，他在所著《管窥外编》中详细分析了两种版本在正文文字、条目数量、次序分合等方面的不同5。据史伯璇所列二本之异同可知，今传世本《增广性理字训》与其所见注解本正文相同，而与白文本不同之处颇多。现存最早的《增广性理字训》为元刻残本，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著录曰：
【增广字训】残 存二卷 二册（《四库总目》卷九十五）（北图）元刻本〔八行二十字（20.7×14.8）〕原题：“新安程若庸类纂。”《存目》载《性理字训》一卷，《提要》云：……此本为若庸原本，每条之下，均著明所本，犹有未明，则加“愚谓”以申之。又低一格，备列程、朱及往圣旧说，以述此章大义，义有未明，复加夹注。故原书六章，即有六卷。此本仅存卷三、卷四，卷内有“愿学斋”印记。6
王重民先生所见残本或许就与史伯璇所见注解本为同一系统。元末朱升7（1299—1370）為便童蒙初学，汇编宋汪应辰《名物蒙求》、宋程若庸《增广性理字训》、元陈栎《历代蒙求》、元黄继善《史学提要》为《小四书》，并加旁注、表注，其《小四书序》曰：“上章困敦，愚赴紫阳书会，与友朋商榷，为斋生定读书次序：首蛟峰《蒙求》，……次勿斋《字训》，性理学问，天人之道，治教之原也;次陈先生《历代蒙求》，……次黄成性《史学提要》，……此四书者，四字成言，童幼所便，精熟融会，宇宙在胸中矣。……夫读书不可无注解，然注解与本文相离，学者若不能以意相附，则非徒无益，而适滋其惑。故愚于诸经书往往为之旁注，使学者但读本文而览其旁注，一过即了然，无繁复之劳也。今此小四书者，语约而事意多，故旁注不足，则又表注于栏上，使教者有所据依，而学者易于记忆，此区区之至意也。既脱稿，刻之斋舍，题曰《小四书》，以别晦庵《四书》云。”8由于《小四书》颇便初学，故后世重刻、翻刻本繁多，不一一详述。
明、清两代，程若庸《增广性理字训》借助《小四书》得以广泛流传，程端蒙《性理字训》虽流传不广，但也因字数较少，曾被收入其他著作之中，如明程敏政1（1446—1499）编《新安文献志》，其中卷三十三就收录有程端蒙《性理字训》全文，后来黄宗羲（1610—1695）编《宋元学案》，其中卷六十九《沧洲诸儒学案上》中亦收录有程端蒙《性理字训》全文。此外，程端蒙《性理字训》、程若庸《增广性理字训》二书也有合刻本，清末贺瑞麟2（1824—1893）刊《西京清麓丛书》，其《续编》中即有《程蒙斋性理字训》《程庸斋增广性理字训》两种，《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四册所收《性理字训》即据此影印。
由以上考察可知，程端蒙《性理字训》与程若庸《增广性理字训》文本在早期流传过程中得到了学者的普遍认可，其流传也颇为广泛，并无学者怀疑其为伪托之作，《总目》怀疑它们为“村塾学究所托名”是不成立的。
三、《北溪字义》提要的内证及其存在的误改现象
《总目》对《性理字训》的评价，除见于《性理字训》提要外，还见于陈淳3（1159—1223）《北溪字义》提要：
考淳同时有程端蒙者，亦撰《性理字训》一卷，其大旨亦与淳同，然书颇浅陋，故赵汸《答汪德懋〈性理字训〉疑问书》案：汸《东山集》误作《性理字义》。称其“为初学者设”。今惟录淳此书，而端蒙之书则姑附存其目焉。4 此提要以程端蒙《性理字训》与陈淳《北溪字义》相对比，认为两书主旨相同，但程端蒙《性理字训》非常浅陋，并引元赵汸5（1319—1369）之说为证，指出它是为初学者所作，质量不及陈书，所以《总目》才会著录陈书（收入《四库全书》之中）而将程书列于存目。观此则提要文意，完全没有认为《性理字训》并非程端蒙所作而是“村塾学究所托名”的意思。《总目》出于众人之手，虽经总纂官统稿修订，但各提要之间仍难免存在相互牴牾或矛盾之处。从对著录陈书、存目程书缘由的说明可以看出，《北溪字义》提要6的最后修订者明显知道程端蒙《性理字训》一书的内容，也认同程书浅陋的观点，却并不认为《性理字训》是“村塾学究所托名”之作。这可以看作是《总目》中可以证明“《性理字训》为程端蒙所作”的一个内证。
此外，《总目》中《北溪字义》提要还存在“误改”现象，颇能反映其对《性理字训》的态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北溪字义》书前有四库馆臣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月所作提要，与《总目》提要颇有不同，曰：
又考赵汸《东山集》有《答汪德懋〈性理字义〉疑问书》称：“陈先生《性理字义》取先儒周、程、张、朱精思妙契之旨，推而演之，盖为初学者设”云云。未知即此书之别名，抑或此书之外又有《性理字义》，今未见其本，莫之详矣。7
可见，四库馆臣在乾隆四十六年为文渊阁本《北溪字义》撰写提要时，撰写者并不确定赵汸文中的“陈先生《性理字义》”是否就是陈淳《北溪字义》，还是另有一部名作“《性理字义》”的著作。今检赵汸《东山存稿》，其卷三有《答汪德懋〈性理字义〉疑问书》一文，正与《北溪字义》书前提要所引标题相同，此文开篇内容亦如《北溪字义》书前提要所引。可见赵汸在回答学生汪德懋的疑问时，针对的就是“陈先生《性理字义》”，而与程端蒙《性理字训》无涉。而此处的“陈先生《性理字义》”正是陈淳《北溪字义》，张加才《〈北溪字义〉版本源流蠡测》一文已指出：“元代版本的书名，大概以《性理字义》居多。……《四库全书总目·〈北溪字义〉提要》认为，《性理字义》为程端蒙《性理字训》之误，这是不对的。因为书札中称陈先生而不称程先生，程本皆用一语训一字，谈不上‘推而演之’;再者‘析之’、‘合之’之说正与《字义》开篇小序‘当随本字各逐件看’，‘又却合聚做一处看’其旨相同。”1所论甚是。今按：赵汸《答汪德懋〈性理字义〉疑问书》于《北溪字义》书前提要所引文字之后又曰：“然欲析之极其精而不乱，合之尽其大而无遗，使一本万殊、万殊一本之理释然于中，则惟深潜涵泳，不亟不徐，以俟其一旦之通畅可也。”2陈淳《北溪字义》小序则曰：“性命而下等字，当随本字各逐件看，要亲切，又却合做一处看，要看得玲珑透彻，不相乱，方是见得明。”3赵汸“析之”“合之”两句正是针对陈淳《北溪字义》小序而发，可见赵汸文中开篇的“陈先生《性理字义》”所指必是陈淳《北溪字义》无疑。张加才又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性理字训》元代刻本即题作《北溪先生性理字义》为例，证明《北溪字义》在元代是可以称作《性理字义》的，论证也十分有力。或许，《北溪字义》《性理字义》都可视作《北溪先生性理字义》的简称。笔者检阅文献发现，宋元时期称《北溪字义》为《性理字义》的例证还有以下两处：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目录卷五《诸儒〈通书〉类说》中有“陈北溪字义”，而书中则题作“性理字义 陈淳”;元熊忠所编《古今韵会举要》中“情”字条中引《北溪字义》对“情”字的解释时，即题作《性理字义》。此外，元方回4（1227—1305）《天原发微前序》曰：“昔朱子尝欲为《大尔雅》，而近世有为《性理字义》者，未若此知天之原而能发其微也。”5方回虽然将朱熹夸赞程端蒙《性理字訓》为“大《尔雅》”一事误记为朱熹欲作《大尔雅》，但他将被朱熹称为“大《尔雅》”的《性理字训》与《性理字义》对比，此处的《性理字义》应该指的就是陈淳的《北溪字义》。
《北溪字义》书前提要并不存在知识性的错误，而《总目》中《北溪字义》提要则出现了知识性的错误，这应该是该提要的修订者所作的误改。修订者在修订书前提要时，并未进一步论证引文中的“陈先生《性理字义》”就是陈淳《北溪字义》，而是将《性理字义》与儒家类存目的《性理字训》联系起来，武断地认定赵汸议论是针对程端蒙《性理字训》而发，《东山集》原文应作“《性理字训》”，并将赵汸文章标题中的“《性理字义》”改为“《性理字训》”，以案语论定原标题文字有误。同时，为了避免《性理字训》作者程端蒙与“《性理字义》”前的“陈先生”三字相矛盾，修订者仅截取原书前提要引文中“为初学者设”一句，而将其他内容删除。从上文论述可知，赵汸文章标题并无错误，《总目》中《北溪字义》提要的这一修订纯属误改。
虽然《北溪字义》提要的修订者对“《性理字训》为程端蒙所作”并无异议，但他并没有进一步修订《性理字训》提要中“村塾学究所托名”的说法。可能是他原本就认为《性理字训》内容浅陋，修订与否并无关宏旨吧。可见，正是由于修订者对《性理字训》存在的某种偏见，使其在修订《北溪字义》书前提要的过程中产生了误改现象。
总之，《总目》对程端蒙作《性理字训》、程若庸作《增广性理字训》的真实性的怀疑是不成立的。但翻阅《总目》可以发现，《总目》之所以会有这样错误的判断，与其在辨伪时常用的方法有关，这正是我们今天需要对之进行检讨的。
四、对《总目》辨伪方法的检讨
辨伪工作主要是对作品与作者、包括编者之间一致性的考察。《总目》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辨伪方法是——当作品质量与作者地位不相称时，即疑为伪托。当我们发觉某一作品的质量与其作者的地位不相称、不一致的时候，经常对其书的真伪提出怀疑，这本来是非常自然的，这也是辨伪工作最常见的初步程序。但是，这种怀疑还只是一种主观的判断，判断的依据也只是个人的直觉和经验，并无可靠的证据作为支撑，还不能就此作出肯定的判断。我们只有拿出足以支撑我们的怀疑的有力证据之后，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否则就只能是一种臆测，而这种臆测很可能会产生一些误导。 笔者发现，《总目》在处理类似问题时，经常直接“疑伪”，并不给出有力证据，如明陈桱所编《尺牍筌蹄》提要曰：“是书选录宋代书简，……则村塾俗书，未必真出于桱也。”1又如明邹德溥所撰《春秋匡解》提要曰：“是书专拟《春秋》合题，……盖乡塾揣摩科举之本，德溥陋必不至是，疑或坊刻伪托耶。”2又如明杨慎所编《翰苑琼琚》提要曰：“其书饾饤补缀，类乡塾兔园册子，中间割裂《尚书》，尤为庸妄，疑非慎之所为。”3又如明周是修所撰《纲常懿范》提要曰：“然核其所述，大抵荒陋弇鄙，类村塾野老稍知字义者所为，殊不似是修之笔，殆原书久佚，而其后人赝补之，如张九龄《千秋金鉴录》类也。”4又如明归有光所编《诸子汇函》提要曰：“旧本题明归有光编。……是编以自周至明子书，每人采录数条，多有本非子书而摘录他书数语，称以子书者，且改易名目，诡怪不经。……皆荒唐鄙诞，莫可究诘，有光亦何至于是也？”5以上数条中，《总目》皆未给出证据。又如明归有光所编《文章指南》提要曰：“旧本题明归有光编。……是书前有旧序，称：‘原无书名，有光登第后，授其同年南海知县詹仰庇，仰庇以授其友黄鸣岐，鸣岐校而刻之，为题此名。’然此实钞本，非其原刻，……盖乡塾教授之本，殊不类有光之所为。考旧本《震川集》末有其族孙泓跋语，称：‘有光选韩柳文，有刻本，为俗人搀改，非复原书。’又王懋竑《白田杂著》有《跋归震川史记》一篇，称：‘所见武陵胡氏、桐城张氏诸本，迥乎不同。’且称：‘有光《文集》为其后人删改，至见梦于坊人翁某，况此点次本子独存其家，岂无所增损改易’云云。是有光手定之书尚且全非其旧，则此晚出选本，不足为信，更不待深诘矣。”6《总目》于此提要中虽然给出两条证据，但这两条证据都是间接证据，并不能有力支撑其怀疑“《文章指南》非归有光所编”的观点。其实，《总目》对这类民间训蒙、应举的文本大都评价很低，有些也被怀疑为书贾伪托，如《大易衍说》提要曰：“旧本题元李简撰。简有《学易记》，已著录。是编即以《学易记序》冠于卷首，而书则绝不相同。核其文义，与今村塾讲章相类，朱彝尊《经义考》亦未载其名，盖书肆伪托之本也。”7又如清王文清所编《考古原始》提要曰：“文清此书，饾饤牵合，亦与赵氏书相等，又不著出典，益不足征，至卷末补遗各条，尤如兔园册子。文清尝纂《考古略》一书，其《凡例》中自叙生平所著述不及是书，殆坊贾所托名也。”1
《总目》的这些观点是否成立，其证据是否可以支撑其观点，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寻求证据进行证伪或证真。所以，笔者认为，《总目》囿于撰写体例和时间精力，其在文献辨伪方面的许多结论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其文献辨伪的方法也需要加以检讨。对这些《总目》“疑伪”的文献，我们只有立足于更加坚实的证据，用更加科学的方法进行检验，才能得出相对准确的结论。
Abstract：There is a book called Xing Li Zi Xun in the Confucian Class of Si Ku Quan Shu Zong Mu .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of this book is that "it is written by Cheng Duanmeng and supplemented by Cheng Ruoyong in Song Dynasty according to the old version" ， and this book is identified as a fake book by a country teacher .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at Xing Li Zi Xun is indeed written by Cheng Duanmeng and supplemented by Cheng Ruoyong later as Extended Xing Li Zi Xun ， and neither of these two books is a fake book ， which was demonstrated from three aspects： " the academic inheritance between Cheng Duanmeng and Cheng Ruoyong " ， " the spread of Xing Li Zi Xun "， and " the internal evidence of the summary of Bei Xi Zi Yi " . In addition ， due to the prejudice towards Xing Li Zi Xun of the editor of Si Ku Quan Shu Zong Mu ， there are some correcting errors in the process of revising the summary at the top of Bei Xi Zi Yi . The reason why Si Ku Quan Shu Zong Mu makes such a wrong judgment about the authenticity of Xing Li Zi Xun is related to the method of judging authenticity which is frequently used . The method is when the quality of the book is not commensurate with the author's status， it is suspected that it is a fake book ， which should be reviewed again.
Key words：Si Ku Quan Shu Zong Mu; Xing Li Zi Xun;Bei Xi Zi Yi;Distinguish the Authenticity;the Study of Si Ku Quanshu
責任编辑：胡海琴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 《性理字训》 《北溪字义》 辨伪 四库学
中图分类号：G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21）02-66-75
《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作为一部系统总结中国传统学术的大型解题目录著作，不仅在目录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中国学术史的书写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对历代作者、著作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人其书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而其中《总目》对著作的辨伪更是具有“釜底抽薪”的作用。《总目》对辨伪极为重视，其《凡例》曾专门讨论对“伪书”的处理：
《七略》所著古书，即多依托，班固《汉书·艺文志》注可覆按也。迁流洎于明季，讹妄弥增，鱼目混珠，猝难究诘。今一一详核并斥而存目，兼辨证其非。其有本属伪书，流传已久，或掇拾残剩，真赝相参，历代词人已引为故实，未可概为捐弃，则姑录存而辨别之。大抵灼为原帙者，则题曰“某代某人撰”;灼为赝造者，则题曰“旧本题某代某人撰”。1
凡是被《总目》贴上“旧本题”标签的著作都被视为“赝造”之书，即伪书。由于《总目》各书提要出于众人之手，其质量良莠不齐，虽经总纂官润色修订，但其中仍不免疏漏讹谬，后世学者多有订正之作。其中《总目》对所收著作的辨伪同样存在不少错谬，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在“《四库全书总目》与辨伪学”一章中曾较为系统地总结了《总目》的辨伪学方法以及其中存在的缺失，并重审“旧本题”条目，发现其中“一百一十种著作均不能视为伪书”2。而笔者也发现，即使是经《总目》论定为伪书的著作，其中有些也并非伪书，《性理字训》即是其中一例。
《总目》子部儒家类存目部分收录《性理字训》一书，其提要曰：
《性理字训》一卷，湖南巡抚采进本。旧本题宋程端蒙撰，程若庸补辑。端蒙字正思，德兴人，淳熙七年乡贡，补太学生。若庸字达原，休宁人，咸淳四年进士，尝充武夷书院山长。端蒙所作凡三十条，若庸广之为“造化”“性情”“学力”“善恶”“成德”“治道”六门，凡百八十三条，门目纠纷，极为冗杂。明初朱升又增“善”字一条，摭袁甫之说以补之，共为一百八十四条，皆以四字为句，规仿李瀚《蒙求》，而不谐声韵。不但多棘唇吻，且亦自古无此体裁，疑端蒙游朱子之门，未必陋至于此，疑或村塾学究所讬名也。1
提要从《性理字训》的押韵、体裁以及该书质量与程端蒙作为朱熹弟子的身份之间不相符合等角度进行分析，认为该书“不谐声韵”“多棘唇吻”，并且“自古无此体裁”，作为朱熹弟子的程端蒙“未必陋至于此”，进而推断该书是“村塾学究所讬名”，属于伪书，故于作者前有“旧本题”字样;而程若庸增补之作则“门目纠纷，极为冗杂”，也非常可疑。那么，《性理字训》是否如其推测的那样并非由程端蒙所作，而是“村塾学究所讬名”呢？
在《总目》质疑“《性理字训》为程端蒙所作”而提出其为“村塾学究所托名”的说法之前，自南宋至清中期的近六百年间，并无学者对此提出怀疑，均认为《性理字训》为程端蒙所作，此后又经程若庸增补为《增广性理字训》一书。笔者通过厘清“程端蒙、程若庸的学术传承”、梳理“《性理字训》文本的流传”以及发掘“《北溪字义》提要的内证”，可以得出结论：论定《性理字训》为“村塾学究所托名”的伪书，完全是一种主观臆断的误判，《性理字训》确为程端蒙所作，并非伪书，程若庸增补之作也无问题。
一、程端蒙、程若庸的学术传承
其一，程端蒙作为朱熹门人，其《性理字训》原名《小学字训》，曾经朱熹过目，并有论说;而且程端蒙所作《性理字训》与朱熹所作《训蒙绝句》有一定的内在关联。
程端蒙（1143—1191）原名程端颐，字正思，号蒙斋，饶州德兴人。程端蒙曾于淳熙三年（1176）朱熹第二次返回徽州婺源省亲时前往拜会朱熹，受业于门下，并于此时为避周敦颐、程颐之讳而改名为程端蒙。程端蒙深受朱熹赏识，《晦庵集》收录《答程正思》书信有二十篇之多。清黄百家曾言：“新安为朱子之学者不乏人，而以程蒙斋为首。”2朱熹“闻程正思死，哭之哀”3，并为之作《程君正思墓表》，曰：
正思天资端慤，自幼已知自好，稍长，即能博求师友，以自开益，遂以词艺名荐书。既乃见予于婺源，闻诸老先生所以教人之大指，退即慨然发愤，以求道修身为己任。讨论探索，功力兼人，虽其精微或未究极，而其固守力行之功，则已过人远矣。……其在太學，侪辈类趋时好，不复知有圣贤之学。正思择其可告语者，因事推诚，诲诱不倦，从而化者亦颇众。然其为人刚介，不苟合，闻人讲学议政有所未安，辄造门辨质，或移书譬晓，必极其是非可否之分而后已。会大臣有乐豪纵而贱名俭者，见修士即以邪气目之，而又言于上曰：“是属且能亡人之国。”于是学官承其风旨，因课试发策，直以王、程、苏氏之学为问，盖将以其向背为取舍。对者靡然，无敢正言其失，正思独奋笔抗论，无所依违，而所以分别邪正之间，轻重浅深，又皆中理。虽竟以是无所合而归，然其抑邪与正之助亦多矣！1
可见，朱熹虽然认为程端蒙未能究极理之精微，却颇为赞许其“固守力行之功”和“抑邪与正之助”。朱熹在《答程正思》中曾言：“《小学字训》甚佳，言语虽不多，却是一部大《尔雅》也。”2《朱子语类》亦载：“因说正思《小学字训》，直卿云：‘此等文字亦难做，如中只说得无倚之中，不曾说得无过不及之中。’曰：‘便是此等文字难做，如仁只说得偏言之仁，不曾说得包四者之仁。’”3今按：《性理字训》“中”字条曰：“无所偏倚，是之谓中。”“仁”字条曰：“为木之神，在人则爱之理，其发则恻隐之情，是之谓仁。”4可见朱熹与黄榦5（1152—1221）所讨论的《小学字训》正是后来被改名为《性理字训》的著作。朱熹曾与程端蒙往复论学，程端蒙将所作《小学字训》呈寄朱熹过目，所以朱熹才会赞许此书为“大《尔雅》”，并与黄榦讨论其中偏颇之处。所以，虽然《性理字训》未必完全符合朱熹思想，但其出于程端蒙之手则应无疑问。 《性理字训》以四字韵语解释理学概念，与朱熹所作《训蒙绝句》以绝句诗阐释理学概念有一定的内在关联6。元程端礼（1271—1345）《读书分年日程》卷一开篇言“八岁未入学之前”仅列“读《性理字训》”7一项内容，并解释说：“日读《字训·纲》三五段，此乃朱子以孙芝老《能言》作《性理绝句》百首教之之意。以此代世俗《蒙求》《千字文》，最佳。”8其中《性理绝句》即朱熹《训蒙绝句》，后世又有改题《性理吟》者。张加才在追溯陈淳《北溪字义》可能的理论渊源时就追溯到朱熹《训蒙绝句》和程端蒙《性理字训》，他认为：“与《训蒙绝句》相较，《性理字训》提供了更多更接近于哲学范畴的概念，应该说，不少门目在很大程度上可能被《北溪字义》所采纳。……《训蒙绝句》和《性理字训》很可能是《北溪字义》的直接先导，……前者初步揭示了范畴的联系，后者初步建立了一些范畴框架。但我们将会看到，无论是解释的准确性、丰富性还是体系的合理性，二者都不能同《北溪字义》相比。”9可见，从对理学概念的解释这一角度而言，在朱熹《训蒙绝句》、程端蒙《性理字训》、陈淳《北溪字义》之间有一个逐渐发展完善的学术脉络。
此外，程端蒙除作《性理字训》外，还与董铢10（1152—1214）合作《学则》，同样反映了程端蒙注重训蒙的学术思想。朱熹曾于淳熙十四年（1187）作《跋程、董二生〈学则〉》，曰：“番易程端蒙与其友生董铢共为此书，将以教其乡人子弟而作新之，盖有古人小学之遗意。余以为凡为庠塾之师者，能以是而率其徒，则所谓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将复见于今日矣。”1可见，《学则》与《性理字训》都是为初学者所作，前者注重对具体行为的规范，后者注重对理学概念的宣讲。
总之，不论从程端蒙对朱熹学术的传承，还是从程端蒙自身的学术理路来看，作为蒙学读物的《性理字训》与其作者程端蒙之间并无牴牾之处，《总目》以“端蒙游朱子之门，未必陋至于此”为理由怀疑《性理字训》为“村塾学究所托名”纯属臆断。
其二，程若庸增补《性理字训》这一行为受其学术师承影响，并非无所依傍;而且《增广性理字训》具有相对严谨的结构，并非“门目纠纷，极为冗杂”。
程若庸，生活于宋末元初，具体生卒年不详，字达原，号勿斋、徽庵，徽州休宁人，主要事迹见元洪焱祖2（1267—1329）所作传，曰：
程若庸，字达原，宋端明殿学士珌之从姪，咸淳四年陈文龙榜进士。从学双峰饶先生鲁，又师事毅斋沈先生贵珤，得闻朱子之学。
淳祐丁未，为湖州安定书院山长。庚戌，冯此山去疾创临汝书院于抚州，聘若庸为山长，置田宅居之。咸淳戊辰，为福建武夷书院山长。若庸累主师席，及门之士最盛。
在新安号勿斋，学者称勿斋先生。如范元奕、金若洙、吴锡畴，皆其高弟。在抚州号徽庵，以寓不忘桑梓之意。学者称徽庵先生，如吴澄、程巨夫，皆其高弟。所著有《性理字训讲义》百篇，及《太极图说》《〈近思录〉注》，行于世。3
程若庸先后师从饶鲁、沈贵珤，二人皆为朱子后学。饶鲁4（1193—1264）曾师从黄榦，为朱熹再传弟子，黄百家曾言：“黄勉斋榦得朱子之正统，其门人一传于金华何北山基，以递传于王鲁斋柏、金仁山履祥、许白云谦，又于江右传饶双峰鲁，其后遂有吴草庐澄，上接朱子之经学，可谓盛矣。”5而沈贵珤6则为董梦程高弟，董梦程又师从黄榦、程端蒙以及叔父董铢，《宋元学案》为董梦程立《介轩学案》，曰：“董梦程，字万里，号介轩，鄱阳人，盘涧先生铢之从子也，初学于盘涧与程正思，其后学于勉斋。……所著《诗》《书》二经、《大尔雅通释》。”7可见程若庸师承有二：一是“朱熹—黄榦—饶鲁—程若庸”一脉，一是“朱熹—程端蒙/董铢/黄榦—董梦程—沈贵珤—程若庸”一脉。宋元之际陈栎8（1252—1334）《〈字训注解〉跋》述“朱熹—程端蒙—董梦程—沈贵珤—程若庸”一脉学术传承曰：“番阳程蒙斋《小学字训》，朱子目以大《尔雅》。……蒙斋同邑董介轩尝为注释，沈毅斋以程训未备，增广之。吾邑程徽庵犹以为未备，合程、沈所训，又增广焉，其条百八十馀，且自加注释。”9可见，董梦程为《性理字训》所作注释应即《介轩学案》中《大尔雅通释》，沈贵珤又有增广之本，而程若庸正是在程端蒙、董梦程、沈贵珤对《性理字训》注解、增广的基础上，才将《性理字训》由三十条增广为一百八十三条。今董、沈二人之书已失传，仅有程端蒙《性理字训》、程若庸《增广性理字训》传世。由此可知，程若庸增补《性理字训》正是“朱熹—程端蒙—董梦程—沈贵珤—程若庸”一脉学术传承关系的体现，《增广性理字训》可以说是师弟相传的集体性成果。
此外，从內容上看，程端蒙《性理字训》“言语不多”，仅三十条，程若庸在增补《性理字训》时虽然保留了原书的条目，但其中仅八条完全袭用原书，其他大都有所改动，并且打乱了原书条目的次序，而且《性理字训》原书条目全部分布在《性情》《学力》《善恶》三篇之中。笔者考察程若庸《增广性理字训》六篇之中的条目，发现各篇之间存在内在关联：六篇之中，首篇《造化》讲天，后五篇讲人;后五篇之中，前四篇讲内圣之道，末尾《治道》一篇讲外王之学。1可见，程若庸《增广性理字训》具有相对严谨的结构，并非《总目》所说的“门目纠纷，极为冗杂”。
总之，不论从程若庸的学术传承还是从《增广性理字训》的内在结构来看，程若庸作《增广性理字训》一事都无需怀疑。
二、《性理字训》文本的流传
程端蒙完成《性理字训》一书之后，除呈寄朱熹外，他处亦有流传。如朱熹同时学者吴儆2（1125—1183）就曾对《性理字训》有过论说，陈栎《〈字训注解〉跋》载：“问之吾友黄求心行叟：‘徽庵初刊之临汝，时无吴竹洲论说;其孙刊之家塾，始自增入。’即今所授本也，其说甚少，亦无所悖。”3由此可知，吴儆对程端蒙《性理字训》也有论说，程若庸在初刊《增广性理字训》时并未吸收吴儆论说，而后来吴儆之孙吴锡畴4在重刊《增广性理字训》时，曾将其祖父吴儆的相关论说补入。 朱熹门人后学在汇编性理类图书时，也有收录《性理字训》。如朱熹门人熊节5（1148—？）曾编《性理群书》，其中就收录程端蒙《性理字训》全文，该书卷一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七人遗像及赞语等，卷二首列“训”，录朱熹《读管氏弟子职》中前三则《学则》《蚤作》《受业对客》和程端蒙《字训》6，前有小序曰：“训，有诲之义。管氏《弟子职》三篇，教人逊弟之方，文公取以为幼学训。《字训》一篇，乃文公门人程端蒙所作，文公见之谓之‘大《尔雅》’。”7黄榦门人熊刚大曾注解《性理群书》而作《性理群书句解》，其中《字训》仍用程端蒙《性理字训》。至明吴讷8（1372—1457）补注熊节《性理群书》而成《性理群书补注》时，已将其中所录程端蒙《性理字训》改为程若庸《增广性理字训》。
宋元之际陈普9（1244—1315）所著《石堂先生遗集》10卷十四收《性理字训》上、下两篇，即程若庸《增广性理字训》中《造化》全篇及《性情》篇部分内容，《性情》篇引至“诚”字条，下有数语曰：“未至于诚，择善固执，人之道也，是曰思诚。学者由此，进之不已，苟至于诚，万善备矣。”11至此而终，不知程若庸《增广性理字训》何故窜入陈氏集中。陈栎对《增广性理字训》也作有注解，其《〈字训注解〉跋》曰：“徽庵视介轩所释精深，初学恐未易及。旧据管见释之，一是以明白为贵，使童习者一见了然，其于性理入门不为无助，虽有传者，未广也。延祐乙巳春，介轩从子季真来见，谓：‘闻之松峰璩君，《字训》至徽庵而大备，惜未之见。’予因尽出之，相与篝灯细玩，信其为宇宙间精妙之书。季真谋会梓板行，此意甚佳，遂举以授之。”1明程敏政《跋陈定宇先生〈小学字训注〉》亦曰：“故定宇先生陈公为吾乡大儒，号朱子世适，而学不为空言，凡著述要必有补于道，其大者多已行世矣，若《小学字训注》亦其一焉。”2可见，陈栎认为程若庸《增广性理字训》注解过于精深，并不适合初学者，所以他删繁就简，以通俗明白为主，对《增广性理字训》加以注解，并由董梦程侄子董季真刊刻。
元熊大年于后至元三年（1337）编《养蒙大训》，其中收录《性理字训》一书，内容为程若庸《增广性理字训》，署名却为饶鲁，明杨士奇《书〈养蒙大训〉后》已斥其非：“右《养蒙大训》，豫章熊大年集陈氏《经学启蒙》《初学经训》《小学礼诗》、王氏《伊洛精义》、饶氏《性理字训》《训蒙理诗》、程氏《毓蒙明训》、胡氏《序古千文》、朱子《训蒙绝句》《孝经刊误》十书而为之者也。自三言、四言至于七言，而终《孝经》，于教童子甚宜，端本澄源之书也。然《字训》本程达原因程正思之旧而增广之者，此云饶氏所辑，不考之过也。”3或许元代《性理字训》的版本比较复杂，并非仅有程端蒙《性理字训》、程若庸《增广性理字训》二种。时人史伯璇4（1299—1354）所见《增广性理字训》就有白文本、注解本二种，他在所著《管窥外编》中详细分析了两种版本在正文文字、条目数量、次序分合等方面的不同5。据史伯璇所列二本之异同可知，今传世本《增广性理字训》与其所见注解本正文相同，而与白文本不同之处颇多。现存最早的《增广性理字训》为元刻残本，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著录曰：
【增广字训】残 存二卷 二册（《四库总目》卷九十五）（北图）元刻本〔八行二十字（20.7×14.8）〕原题：“新安程若庸类纂。”《存目》载《性理字训》一卷，《提要》云：……此本为若庸原本，每条之下，均著明所本，犹有未明，则加“愚谓”以申之。又低一格，备列程、朱及往圣旧说，以述此章大义，义有未明，复加夹注。故原书六章，即有六卷。此本仅存卷三、卷四，卷内有“愿学斋”印记。6
王重民先生所见残本或许就与史伯璇所见注解本为同一系统。元末朱升7（1299—1370）為便童蒙初学，汇编宋汪应辰《名物蒙求》、宋程若庸《增广性理字训》、元陈栎《历代蒙求》、元黄继善《史学提要》为《小四书》，并加旁注、表注，其《小四书序》曰：“上章困敦，愚赴紫阳书会，与友朋商榷，为斋生定读书次序：首蛟峰《蒙求》，……次勿斋《字训》，性理学问，天人之道，治教之原也;次陈先生《历代蒙求》，……次黄成性《史学提要》，……此四书者，四字成言，童幼所便，精熟融会，宇宙在胸中矣。……夫读书不可无注解，然注解与本文相离，学者若不能以意相附，则非徒无益，而适滋其惑。故愚于诸经书往往为之旁注，使学者但读本文而览其旁注，一过即了然，无繁复之劳也。今此小四书者，语约而事意多，故旁注不足，则又表注于栏上，使教者有所据依，而学者易于记忆，此区区之至意也。既脱稿，刻之斋舍，题曰《小四书》，以别晦庵《四书》云。”8由于《小四书》颇便初学，故后世重刻、翻刻本繁多，不一一详述。
明、清两代，程若庸《增广性理字训》借助《小四书》得以广泛流传，程端蒙《性理字训》虽流传不广，但也因字数较少，曾被收入其他著作之中，如明程敏政1（1446—1499）编《新安文献志》，其中卷三十三就收录有程端蒙《性理字训》全文，后来黄宗羲（1610—1695）编《宋元学案》，其中卷六十九《沧洲诸儒学案上》中亦收录有程端蒙《性理字训》全文。此外，程端蒙《性理字训》、程若庸《增广性理字训》二书也有合刻本，清末贺瑞麟2（1824—1893）刊《西京清麓丛书》，其《续编》中即有《程蒙斋性理字训》《程庸斋增广性理字训》两种，《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四册所收《性理字训》即据此影印。
由以上考察可知，程端蒙《性理字训》与程若庸《增广性理字训》文本在早期流传过程中得到了学者的普遍认可，其流传也颇为广泛，并无学者怀疑其为伪托之作，《总目》怀疑它们为“村塾学究所托名”是不成立的。
三、《北溪字义》提要的内证及其存在的误改现象
《总目》对《性理字训》的评价，除见于《性理字训》提要外，还见于陈淳3（1159—1223）《北溪字义》提要：
考淳同时有程端蒙者，亦撰《性理字训》一卷，其大旨亦与淳同，然书颇浅陋，故赵汸《答汪德懋〈性理字训〉疑问书》案：汸《东山集》误作《性理字义》。称其“为初学者设”。今惟录淳此书，而端蒙之书则姑附存其目焉。4 此提要以程端蒙《性理字训》与陈淳《北溪字义》相对比，认为两书主旨相同，但程端蒙《性理字训》非常浅陋，并引元赵汸5（1319—1369）之说为证，指出它是为初学者所作，质量不及陈书，所以《总目》才会著录陈书（收入《四库全书》之中）而将程书列于存目。观此则提要文意，完全没有认为《性理字训》并非程端蒙所作而是“村塾学究所托名”的意思。《总目》出于众人之手，虽经总纂官统稿修订，但各提要之间仍难免存在相互牴牾或矛盾之处。从对著录陈书、存目程书缘由的说明可以看出，《北溪字义》提要6的最后修订者明显知道程端蒙《性理字训》一书的内容，也认同程书浅陋的观点，却并不认为《性理字训》是“村塾学究所托名”之作。这可以看作是《总目》中可以证明“《性理字训》为程端蒙所作”的一个内证。
此外，《总目》中《北溪字义》提要还存在“误改”现象，颇能反映其对《性理字训》的态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北溪字义》书前有四库馆臣乾隆四十六年（1781）四月所作提要，与《总目》提要颇有不同，曰：
又考赵汸《东山集》有《答汪德懋〈性理字义〉疑问书》称：“陈先生《性理字义》取先儒周、程、张、朱精思妙契之旨，推而演之，盖为初学者设”云云。未知即此书之别名，抑或此书之外又有《性理字义》，今未见其本，莫之详矣。7
可见，四库馆臣在乾隆四十六年为文渊阁本《北溪字义》撰写提要时，撰写者并不确定赵汸文中的“陈先生《性理字义》”是否就是陈淳《北溪字义》，还是另有一部名作“《性理字义》”的著作。今检赵汸《东山存稿》，其卷三有《答汪德懋〈性理字义〉疑问书》一文，正与《北溪字义》书前提要所引标题相同，此文开篇内容亦如《北溪字义》书前提要所引。可见赵汸在回答学生汪德懋的疑问时，针对的就是“陈先生《性理字义》”，而与程端蒙《性理字训》无涉。而此处的“陈先生《性理字义》”正是陈淳《北溪字义》，张加才《〈北溪字义〉版本源流蠡测》一文已指出：“元代版本的书名，大概以《性理字义》居多。……《四库全书总目·〈北溪字义〉提要》认为，《性理字义》为程端蒙《性理字训》之误，这是不对的。因为书札中称陈先生而不称程先生，程本皆用一语训一字，谈不上‘推而演之’;再者‘析之’、‘合之’之说正与《字义》开篇小序‘当随本字各逐件看’，‘又却合聚做一处看’其旨相同。”1所论甚是。今按：赵汸《答汪德懋〈性理字义〉疑问书》于《北溪字义》书前提要所引文字之后又曰：“然欲析之极其精而不乱，合之尽其大而无遗，使一本万殊、万殊一本之理释然于中，则惟深潜涵泳，不亟不徐，以俟其一旦之通畅可也。”2陈淳《北溪字义》小序则曰：“性命而下等字，当随本字各逐件看，要亲切，又却合做一处看，要看得玲珑透彻，不相乱，方是见得明。”3赵汸“析之”“合之”两句正是针对陈淳《北溪字义》小序而发，可见赵汸文中开篇的“陈先生《性理字义》”所指必是陈淳《北溪字义》无疑。张加才又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性理字训》元代刻本即题作《北溪先生性理字义》为例，证明《北溪字义》在元代是可以称作《性理字义》的，论证也十分有力。或许，《北溪字义》《性理字义》都可视作《北溪先生性理字义》的简称。笔者检阅文献发现，宋元时期称《北溪字义》为《性理字义》的例证还有以下两处：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目录卷五《诸儒〈通书〉类说》中有“陈北溪字义”，而书中则题作“性理字义 陈淳”;元熊忠所编《古今韵会举要》中“情”字条中引《北溪字义》对“情”字的解释时，即题作《性理字义》。此外，元方回4（1227—1305）《天原发微前序》曰：“昔朱子尝欲为《大尔雅》，而近世有为《性理字义》者，未若此知天之原而能发其微也。”5方回虽然将朱熹夸赞程端蒙《性理字訓》为“大《尔雅》”一事误记为朱熹欲作《大尔雅》，但他将被朱熹称为“大《尔雅》”的《性理字训》与《性理字义》对比，此处的《性理字义》应该指的就是陈淳的《北溪字义》。
《北溪字义》书前提要并不存在知识性的错误，而《总目》中《北溪字义》提要则出现了知识性的错误，这应该是该提要的修订者所作的误改。修订者在修订书前提要时，并未进一步论证引文中的“陈先生《性理字义》”就是陈淳《北溪字义》，而是将《性理字义》与儒家类存目的《性理字训》联系起来，武断地认定赵汸议论是针对程端蒙《性理字训》而发，《东山集》原文应作“《性理字训》”，并将赵汸文章标题中的“《性理字义》”改为“《性理字训》”，以案语论定原标题文字有误。同时，为了避免《性理字训》作者程端蒙与“《性理字义》”前的“陈先生”三字相矛盾，修订者仅截取原书前提要引文中“为初学者设”一句，而将其他内容删除。从上文论述可知，赵汸文章标题并无错误，《总目》中《北溪字义》提要的这一修订纯属误改。
虽然《北溪字义》提要的修订者对“《性理字训》为程端蒙所作”并无异议，但他并没有进一步修订《性理字训》提要中“村塾学究所托名”的说法。可能是他原本就认为《性理字训》内容浅陋，修订与否并无关宏旨吧。可见，正是由于修订者对《性理字训》存在的某种偏见，使其在修订《北溪字义》书前提要的过程中产生了误改现象。
总之，《总目》对程端蒙作《性理字训》、程若庸作《增广性理字训》的真实性的怀疑是不成立的。但翻阅《总目》可以发现，《总目》之所以会有这样错误的判断，与其在辨伪时常用的方法有关，这正是我们今天需要对之进行检讨的。
四、对《总目》辨伪方法的检讨
辨伪工作主要是对作品与作者、包括编者之间一致性的考察。《总目》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辨伪方法是——当作品质量与作者地位不相称时，即疑为伪托。当我们发觉某一作品的质量与其作者的地位不相称、不一致的时候，经常对其书的真伪提出怀疑，这本来是非常自然的，这也是辨伪工作最常见的初步程序。但是，这种怀疑还只是一种主观的判断，判断的依据也只是个人的直觉和经验，并无可靠的证据作为支撑，还不能就此作出肯定的判断。我们只有拿出足以支撑我们的怀疑的有力证据之后，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否则就只能是一种臆测，而这种臆测很可能会产生一些误导。 笔者发现，《总目》在处理类似问题时，经常直接“疑伪”，并不给出有力证据，如明陈桱所编《尺牍筌蹄》提要曰：“是书选录宋代书简，……则村塾俗书，未必真出于桱也。”1又如明邹德溥所撰《春秋匡解》提要曰：“是书专拟《春秋》合题，……盖乡塾揣摩科举之本，德溥陋必不至是，疑或坊刻伪托耶。”2又如明杨慎所编《翰苑琼琚》提要曰：“其书饾饤补缀，类乡塾兔园册子，中间割裂《尚书》，尤为庸妄，疑非慎之所为。”3又如明周是修所撰《纲常懿范》提要曰：“然核其所述，大抵荒陋弇鄙，类村塾野老稍知字义者所为，殊不似是修之笔，殆原书久佚，而其后人赝补之，如张九龄《千秋金鉴录》类也。”4又如明归有光所编《诸子汇函》提要曰：“旧本题明归有光编。……是编以自周至明子书，每人采录数条，多有本非子书而摘录他书数语，称以子书者，且改易名目，诡怪不经。……皆荒唐鄙诞，莫可究诘，有光亦何至于是也？”5以上数条中，《总目》皆未给出证据。又如明归有光所编《文章指南》提要曰：“旧本题明归有光编。……是书前有旧序，称：‘原无书名，有光登第后，授其同年南海知县詹仰庇，仰庇以授其友黄鸣岐，鸣岐校而刻之，为题此名。’然此实钞本，非其原刻，……盖乡塾教授之本，殊不类有光之所为。考旧本《震川集》末有其族孙泓跋语，称：‘有光选韩柳文，有刻本，为俗人搀改，非复原书。’又王懋竑《白田杂著》有《跋归震川史记》一篇，称：‘所见武陵胡氏、桐城张氏诸本，迥乎不同。’且称：‘有光《文集》为其后人删改，至见梦于坊人翁某，况此点次本子独存其家，岂无所增损改易’云云。是有光手定之书尚且全非其旧，则此晚出选本，不足为信，更不待深诘矣。”6《总目》于此提要中虽然给出两条证据，但这两条证据都是间接证据，并不能有力支撑其怀疑“《文章指南》非归有光所编”的观点。其实，《总目》对这类民间训蒙、应举的文本大都评价很低，有些也被怀疑为书贾伪托，如《大易衍说》提要曰：“旧本题元李简撰。简有《学易记》，已著录。是编即以《学易记序》冠于卷首，而书则绝不相同。核其文义，与今村塾讲章相类，朱彝尊《经义考》亦未载其名，盖书肆伪托之本也。”7又如清王文清所编《考古原始》提要曰：“文清此书，饾饤牵合，亦与赵氏书相等，又不著出典，益不足征，至卷末补遗各条，尤如兔园册子。文清尝纂《考古略》一书，其《凡例》中自叙生平所著述不及是书，殆坊贾所托名也。”1
《总目》的这些观点是否成立，其证据是否可以支撑其观点，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寻求证据进行证伪或证真。所以，笔者认为，《总目》囿于撰写体例和时间精力，其在文献辨伪方面的许多结论还有待进一步探讨，其文献辨伪的方法也需要加以检讨。对这些《总目》“疑伪”的文献，我们只有立足于更加坚实的证据，用更加科学的方法进行检验，才能得出相对准确的结论。
Abstract：There is a book called Xing Li Zi Xun in the Confucian Class of Si Ku Quan Shu Zong Mu .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of this book is that "it is written by Cheng Duanmeng and supplemented by Cheng Ruoyong in Song Dynasty according to the old version" ， and this book is identified as a fake book by a country teacher .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at Xing Li Zi Xun is indeed written by Cheng Duanmeng and supplemented by Cheng Ruoyong later as Extended Xing Li Zi Xun ， and neither of these two books is a fake book ， which was demonstrated from three aspects： " the academic inheritance between Cheng Duanmeng and Cheng Ruoyong " ， " the spread of Xing Li Zi Xun "， and " the internal evidence of the summary of Bei Xi Zi Yi " . In addition ， due to the prejudice towards Xing Li Zi Xun of the editor of Si Ku Quan Shu Zong Mu ， there are some correcting errors in the process of revising the summary at the top of Bei Xi Zi Yi . The reason why Si Ku Quan Shu Zong Mu makes such a wrong judgment about the authenticity of Xing Li Zi Xun is related to the method of judging authenticity which is frequently used . The method is when the quality of the book is not commensurate with the author's status， it is suspected that it is a fake book ， which should be reviewed again.
Key words：Si Ku Quan Shu Zong Mu; Xing Li Zi Xun;Bei Xi Zi Yi;Distinguish the Authenticity;the Study of Si Ku Quanshu
責任编辑：胡海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