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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萧光远的风物诗，在歌咏遵义土特产时，对这些土特产的来源进行了多角度的描述，《甘薯》诗可谓其代表作。诗中记录了甘薯种植对遵义人民生活的影响。不仅体现了诗人的平民视角和人文情怀，也具有经济史、社会史价值，更可管窥萧光远风物诗的特色。
关键词：萧光远 风物诗 甘薯 平民视角 人文情结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风物诗是一重要的题材。正如左思在《三都赋·序》中所云：“见‘绿竹猗猗’，则知卫地淇澳之产;见‘在其版屋’，则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1风物诗对山川景物、物产民俗的描写，为后人留下了若干认识当时各地域社会生活的丰富资料。因而许多作家都创作了大量的风物诗，如欧阳修的洛阳风物诗，王士禛的岭南风物诗等。
萧光远以“馀事作诗人”，存诗仅五十八题六十四首，描述黔北土特产的虽不多，但非常有特色。在他的笔下，有“常买付中馈，沸汤合壳煮。煨剥尤绝佳，屡戒近羞脯”的《苦笋》2;有“磊落遍山径，饥渴随取携。止痢有神效，药品漏轩岐。酿酒匹黄流，野芳疑玉卮。饮经霜露后，香味益清奇”的《刺梨》，乡民和小儿辈采至山中，“是以贩之市”“叫卖来村儿”，可略补家中日用，虽“嗟嗟此奇品”，但“易生胜山樆”“贱值如野苣”，平常百姓亦得食用。有“试看木禾秀而实，锦绷护身绥覆首”“吁嗟一树几十获，此虽人力亦天授”的《九子包》，因一禾九子，产量极高，萧光远希望能培育推广，“明年看种子午山，子又生孙高过母”，以使乡人可以衣食无忧。有“莫夸绍兴美，绍兴远□将。莫说茅台贵，茅台吃易狂。何如芦管细嚼醇且香，宛似碧筒生清凉”，贫贱皆宜的《芦酒》，“从辰酣饮到夕阳，拉手点头略辈行，相遭淡泊亦无妨”。还有最具代表性的《甘薯》。他不仅描述了物产的习性，记录了物种的种植史，还将其与乡民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写得趣味盎然，表现了诗人对家乡物产的喜爱之情以及作者关注底层的平民视角和对民生关怀的人文情结，堪称“既咏风物亦记史”。
遵义历史上属于川南，雍正五年（1727）划入贵州。明末清初的平播之役、奢安之乱、张献忠屠川、永历王朝与清廷的对抗、三藩之乱等等，使整个四川人口骤然下降。据《四川人口史》研究，万历年间四川人口三百余万，到清初，约馀五十万人，1遵义人丁也大为缩减。于是康熙皇帝下诏，号召各地群众前往四川开垦荒地，于是有了“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的移民。“康熙五十年（1711），即丁册为额，滋生者永不加赋，畸零硗确者永不升科”2。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相对宽松的赋役政策，为人口的急速增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据道光《遵义府志》卷十二“户口”载：“康熙二十一年（1682）户口，人丁共七千二百六十三。原额户口三万八百八十四户。”而到“道光十九年（1839），户十一万一千四百五十，男女大小口五十六万一千三百二十三。”3 一百五十余年间，人口增加了数十万。虽然遵义物产丰富，素称“黔北粮仓”。其粮、油、肉产量占贵州省四分之一，素称富庶。但“承平人满天亦吁，地力已竭难尽哺”4，人口的急剧增长，使有限的土地承载不堪重负。为解决巨大的人口压力，缓解增长的物质需求，因之除传统五谷外的其他物种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各种产量高、适应山地贫瘠土壤生存的新物种纷纷引进，并成为当地人民赖以生存的主食。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素来就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对国计民生极为重视。新引进而又产量高、适应性强的玉米、甘薯等物产，作为黔北地区广大农民生存的主要食物，自然引起了文人的关注，成为吟咏的题材，郑珍、莫友芝、李蹇臣等对此都进行了记载描述。
萧光远的《甘薯》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诗中不仅可以看到诗人笔下的风物描写和风俗记载，更是记录了甘薯种植对遵义人民生活的影响。不仅体现了诗人的人文情怀，也具有经济史、社会史价值，更可管窥萧光远风物詩的特色。《甘薯》诗全文如下：
种蔬佐谷食，相济理固然。颇怪甘薯子，蔬谷两欲专。遵义梁州域， 厥惟下上田。莽榛递开辟，繁庶愈古先。老农负斗米，高价索金钱。太仓鲜陈粟，那得济寡瘨。昔予逢歉岁，茹菜比烹鲜。红薯间一食，乡饮登华筵。此物称广植，不过十载前。传茎无草秽，结卵胜瓜绵。家食计八口，薯粮支半年。薯粉白似雪，薯酒甘如泉。遂令米价减，视昔数倍悬。岂云薯蓄广，频岁还戈鋋。乃知十二胜，如取三百廛。因所利而利，谷蔬皆民天。渤海种葱韮，我怀次卿贤。繄孰司农政，种薯令早宣。
甘薯又名红薯、红苕，是今天黔北地区种植仍极为广泛的物种之一。据遵义市土肥站周开芳先生统计，在2009年前后几年间，遵义红薯常年种植面积 “分别占全省种植面积、总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六点六、百分之七十五点二;占全国种植面积、总产量的百分之二点八、百分之二点三”5。显而易见，甘薯是黔北地区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也是黔北农民重要的生活和经济来源。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黔北农村，红薯仍然是农民半年的口粮。作为新物种，进入遵义“不过十载”就成为解决民生需求的重要食物，诗人怎不记之？
我国对甘薯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杨孚《异物志》，其载曰：“甘薯似芋，亦有巨魁。剥去皮，肌肉正白如脂肪，南人专食，以当米谷。”6稍晚晋代嵇含的《南方草木状》称：“甘藷，盖薯蓣之类，或曰芋之类。根叶亦如芋，实如拳，有大如瓯者。皮紫而肉白，蒸鬻食之，味如薯蓣。性不甚冷。旧珠崖之地，海中之人皆不业耕稼，惟掘地种甘薯，秋熟收之，蒸晒切如米粒，仓篅贮之，以充粮糗，是名藷粮。北方人至者，或盛具牛豕脍炙，而末以甘藷荐之，若粳粟然。大抵南人二毛者，百无一二。惟海中之人寿百馀岁者，由不食五谷，而食甘藷故尔。”7
《异物志》和《南方草木状》记载的甘薯，“从其‘似芋’‘如拳’和‘味甘’等特征的描述分析，我国著名的农学家丁颖教授认为：我国古代所谓的‘甘薯’应指起源于我国的薯蓣类植物‘甜薯’，其拉丁文学名为Dioscorea esculenta。这种植物因其块根的表面长有长毛而又被称为‘毛薯’。至今在广东和海南等地仍有栽培”1。与现代甘薯有别。据现代农业考古学研究，现代甘薯属旋花科、番薯属，野生种起源于美洲的热带地区，由印第安人人工种植成功。1493年，哥伦布初见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时，曾将由美洲新大陆带回的甘薯献给女王。西班牙水手又将番薯传至殖民地吕宋（今菲律宾）。明朝万历十年（1582），东莞人陈益从安南首先引入广东。万历二十一年（1593）五月，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又从吕宋携带回中国，福建巡抚金学曾大力推广，并撰《海外新传七则》，因又称“金薯”。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江南诸道旱灾饥岁，稻麦无救，急种甘薯而度饥荒。此事引起徐光启重视，将种植方法详载于《农政全书》之中，大力推广。 萧光远《甘薯》诗中也着重记述了甘薯在黔北地区发挥的社会作用。
以“种蔬佐谷食，相济理固然”开篇，诗就突出了甘薯的作用。在黔北农村，素有“菜当三分粮”的俗语，特别是在山高谷深、土地贫瘠的山区，大米产量很低，农家在青黄不接之时，多以蔬菜相济。因而，与江南、两湖等富庶之区不同，种蔬的目的不是为了美食和口腹之欲，而是断粮时救命。由于黔北山区山高地薄，不宜多季种植，且多为望天田，水稻产量不高。因此，断粮缺食是常有的事，老百姓生活极端贫困。如遇天灾，更是民不聊生。但是，甘薯传入后，“山田易芜今不芜，山农岁岁种甘薯。”“薞芜木禾拔菰芦，稍有拯救嫌锱铢。老薯此时夹岭居，抱才未试若靡殊。一为苍生起饔餔，霸气遂凌粳与稌。”2在莫友芝笔下，红薯超越了玉米、水稻，成为山民的主要食品。特别在咸丰四年（1854）的杨隆喜之“乱”后，遵义正遇荒年，“慨古大兵凶岁俱，播溱乱定愁饥呼。居然谷贱靡告痡，微薯之力能尔欤？”3兵荒马乱的灾年，因种植了甘薯，居然能使“谷贱”，可见甘薯作用之大。“佐”和“相济”，更点明了甘薯在黔北农民心中的重要地位，它是农民度荒的救命之粮，“疗荒更足为民天”。4
即使在正常年景，甘薯也是“蔬谷两欲专”。甘薯最先进入是被划归为蔬菜类的，是佐食之物。但其作用极为广泛，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卷二十七菜部就列了“甘薯”条，清圣祖玄烨命汪灏等人就王象晋《群芳谱》增删、改编、扩充的《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蔬谱》第一十六卷也收录了“甘薯”，并指出其用法：“可生食、可蒸食、可煮食、可煨食。可切米晒干，收作粥饭。可晒干磨粉，作饼饵。其粉可作粳子炒煤子食。取粉可作丸，似珍珠沙谷米。可造酒。”5这说明了甘薯作为菜蔬可以与谷食相济，故莫诗云“称心为谷为果蔬，仰事俯蓄仍宾厨。殘膏剩馥所丐濡，饱死直到牛羊猪。”6认识到甘薯蔬谷两用的性质，也就拓宽了甘薯的价值面，这是诗歌下一步铺叙的基础。
“遵义梁州域，厥惟下上田。莽榛递开辟，繁庶愈古先。”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说：“《尚书·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夏殷之间，梁州为蛮夷国，所谓巴、賨、彭、濮之人也。”7梁州为九州之一，在华山南面与黑水之间，黑水，多人研究认为指金沙江。遵义正属于梁州范围。《禹贡》把九州的土质均分为上、中、下三个大的等级，每个大的等级内部又分为上、中、下三个小等级，—共九个小等级。“下上”即土质为第七等，遵义在贵州虽然素称富庶，但山高谷峻，正好在云贵高原向四川盆地倾斜的斜坡地带，河流切割较深，不利于农业灌溉，全区稻田干旱缺水面积占百分之二十九点四五。且土壤多为黄壤、黄棕壤、红壤等，在唐代一直归属于下州，被韩愈贬为“非人所居”的地区。
但事实上，遵义从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置鄨县，就被纳入了中央版图。到汉武帝开发西南夷置犍为郡，并设郡治于鄨，设邮亭，徙豪民屯田，加快了遵义的开发。特别是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平播战争的结束，设置遵义军民府，结束了播州长达数百年的土官统治，大量汉移民的迁入，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互补及融合。平播之后，楠竹、蚕桑、玉米、红薯等粮食、经济作物大量引入，丰富了饮食种类和结构。到清代，陈玉引入柞茧，经济更为发达。《遵义府志》卷十六“农桑”说：“纺织之声相闻，槲林之阴迷道路。邻叟村媪相遇，惟絮话春丝几何，秋丝几何，子弟养织之善否。而土著裨贩走都会，十十五五，骈坒而立。眙遵绸之名，竟与吴绫、蜀锦争价于中州。”1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盐运业的刺激下，形成了“黔北四大镇”，即“一打鼓，二永兴，三茅台，四鸭溪”。经济的繁荣带来了人民的富庶和教育的发展。而甘薯这一植物的引入，无疑对这方土地民生的改变有着重要影响。
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科学技术不发达、靠天吃饭的传统农耕社会，如遇“老农负斗米，高价索金钱”的灾荒年代，农民只得依靠各种食物以度荒，在清代，虽然有太平仓等救荒措施，但一遇战乱兼天灾，则仓无斗米。《遵义府县义仓始末》就说：“遵义自兵燹而后，各处设立之义仓，久已荡然无存。不仅从前旧有之大有仓基址难寻，即后设之府仓、祝厘寺仓亦鞠为茂草。”2故萧诗云“太仓鲜陈粟，那得济寡瘨”。在万般无奈之下，能得甘薯充饥，真是“昔予逢歉岁，茹菜比烹鲜”了。在丰年之际，“红薯间一食，乡饮登华筵”，无论贫民百姓还是世家大族，红薯皆为美味。岂止是美味，产量较大的甘薯，“传茎无草秽，结卵胜瓜绵”，顶起了山区食粮的半边天，成为最佳的食物，“家食计八口，薯粮支半年”，而且“薯粉白似雪，薯酒甘如泉。遂令米价减，视昔数倍悬”。不仅饱了饥腹，还稳定了物价，成为山地农民的主粮。
“岂云薯蓄广，频岁还戈鋋。”戈鋋借指战争。萧光远生活的时代，正是咸同农民大起义时，延续近二十年的战乱，对农村自然经济的破坏相当巨大。不仅打破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节奏，被迫四处逃难，更使农业生产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二十年间，官军与农民军形成了多次拉剧战，绥阳县城就三次被义军占领。萧光远在《鹿山杂著续篇·或问语二》记曰：“乱后商贾不通，惟耕种资生。谷米一耗于贼，再耗于军，四乡膏腴地，一望蓬蒿，故米价昂至十馀两一石，或二十馀两一石。民不聊生，食糠粑粉泥，梧桐、枇杷等树皮，至有人相食者。”目不忍睹的现实，使萧光远不由感慨地说：“乃知十二胜，如取三百廛。”甘薯之利，可能抵上三百家的税。“因所利而利，谷蔬皆民天”，揭示了甘薯的多种用途和好处。
“十二胜”，源于徐光启《甘薯疏》：“昔人云蔓菁有六利，又云柿有七绝。予续之以甘薯有十二胜：收入多，一也;色白味甘，诸土种中特为夐绝，二也;益人与薯同功，三也;遍地传生，剪茎作种，今岁一茎，次年便可种数十亩，四也;枝叶附地，随即作根，风雨不能侵损，五也;可当米谷，凶年不能灾，六也;可充笾实，七也;可以酿酒，八也;干久收藏，屑之旋作饼饵，胜用饧蜜，九也;生熟皆可食，十也;用地少而利多，易于灌溉，十一也;春夏下种，初冬收入，枝叶极盛，草秽不容其间，但须壅土，不用耘锄，无妨农工，十二也。”3在饥馑的年代，这有着“十二胜”的植物，其优势是其他物种所不具有的。作为生活于底层文人怎不倾情记之？
现代甘薯何时传入黔北地区，史无明载。但稽之别书，则有端倪可察。据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考证，乾隆前期，两湖种植甘薯尚属引种阶段，到嘉道时期，两湖各地就已经普及。他认为与人口压力的增大和乾隆五十一年（1786）谕令各省“广为栽种以济民食”有直接关系。1萧光远说：“此物称广植，不过十载前。”显然与《异物志》所载甘薯非同一物种，应是乾、嘉时才传入的“红苕”。他从传入时间上为我们厘清了两种名称相同却种属不同的植物，是对黔北地区甘薯推广时间较准确的记述。而李蹇臣诗对甘薯何时传入未作定论。2莫友芝《甘薯歌》引《南方草木状》和《齐民要术》之记载，认为“徐光启《农政书》乃谓番薯‘自海外窃取薯藤，绞入汲水绳中渡海，分植闽广境’者，盖诬也。”3是不明古代甘薯与现代甘薯之别。
“渤海种葱韮，我怀次卿贤。繄孰司农政，种薯令早宣。”次卿指汉宣帝刘询，字次卿。《汉书·循吏传》龚遂任渤海太守故事：“遂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牛佩犊！’春夏不得不趋田亩，秋冬课收敛，益蓄果实菱芡。劳来循行，郡中皆有蓄积，吏民皆富实。”4作者以此讽谏地方官应将甘薯这一利国利民之物作大力推广。
从《甘薯》诗中，我们看到了遵义甘薯种植的大致时间，甘薯在此兴盛的客观环境和人文背景，官方对之的推广和民间对之的喜爱。萧光远的风物诗，大都如《甘薯》一般，铺叙中将物种的特征功用及对民生的作用，娓娓道来，亲切自然，用词浅白而古稚，带有浓郁的时代特征。与莫友芝诗相较，没有繁琐的考证，也没有大量的用典。与李蹇臣诗相比，没有去大量铺陈甘薯种植的要领，5更多地表现出处于底层的作者的平民视角和对民生关怀的人文情结，对考察植物传播史有着重要的作用。
当然，不仅是萧光远，黔北清代作家也有不少风物诗，如郑珍的《玉蜀黍歌》《播州秧马歌》《盆花四首》，莫友芝《金鼎山云雾茶歌》《甘薯歌》《芦酒》，郑知同《饵块粑并序》，李蹇臣《豆腐》《甘薯歌》，黎恂《酸菜》等等，莫不是在对地方风物的关注中，书写了黔北风俗、文化的传播历程，其诗史价值不亚于他们的《纪乱》《僧尼哀》《抽厘哀》《遵乱纪事》等作品。
责任编辑：黄万机
关键词：萧光远 风物诗 甘薯 平民视角 人文情结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风物诗是一重要的题材。正如左思在《三都赋·序》中所云：“见‘绿竹猗猗’，则知卫地淇澳之产;见‘在其版屋’，则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1风物诗对山川景物、物产民俗的描写，为后人留下了若干认识当时各地域社会生活的丰富资料。因而许多作家都创作了大量的风物诗，如欧阳修的洛阳风物诗，王士禛的岭南风物诗等。
萧光远以“馀事作诗人”，存诗仅五十八题六十四首，描述黔北土特产的虽不多，但非常有特色。在他的笔下，有“常买付中馈，沸汤合壳煮。煨剥尤绝佳，屡戒近羞脯”的《苦笋》2;有“磊落遍山径，饥渴随取携。止痢有神效，药品漏轩岐。酿酒匹黄流，野芳疑玉卮。饮经霜露后，香味益清奇”的《刺梨》，乡民和小儿辈采至山中，“是以贩之市”“叫卖来村儿”，可略补家中日用，虽“嗟嗟此奇品”，但“易生胜山樆”“贱值如野苣”，平常百姓亦得食用。有“试看木禾秀而实，锦绷护身绥覆首”“吁嗟一树几十获，此虽人力亦天授”的《九子包》，因一禾九子，产量极高，萧光远希望能培育推广，“明年看种子午山，子又生孙高过母”，以使乡人可以衣食无忧。有“莫夸绍兴美，绍兴远□将。莫说茅台贵，茅台吃易狂。何如芦管细嚼醇且香，宛似碧筒生清凉”，贫贱皆宜的《芦酒》，“从辰酣饮到夕阳，拉手点头略辈行，相遭淡泊亦无妨”。还有最具代表性的《甘薯》。他不仅描述了物产的习性，记录了物种的种植史，还将其与乡民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写得趣味盎然，表现了诗人对家乡物产的喜爱之情以及作者关注底层的平民视角和对民生关怀的人文情结，堪称“既咏风物亦记史”。
遵义历史上属于川南，雍正五年（1727）划入贵州。明末清初的平播之役、奢安之乱、张献忠屠川、永历王朝与清廷的对抗、三藩之乱等等，使整个四川人口骤然下降。据《四川人口史》研究，万历年间四川人口三百余万，到清初，约馀五十万人，1遵义人丁也大为缩减。于是康熙皇帝下诏，号召各地群众前往四川开垦荒地，于是有了“湖广填四川”的大规模的移民。“康熙五十年（1711），即丁册为额，滋生者永不加赋，畸零硗确者永不升科”2。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相对宽松的赋役政策，为人口的急速增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据道光《遵义府志》卷十二“户口”载：“康熙二十一年（1682）户口，人丁共七千二百六十三。原额户口三万八百八十四户。”而到“道光十九年（1839），户十一万一千四百五十，男女大小口五十六万一千三百二十三。”3 一百五十余年间，人口增加了数十万。虽然遵义物产丰富，素称“黔北粮仓”。其粮、油、肉产量占贵州省四分之一，素称富庶。但“承平人满天亦吁，地力已竭难尽哺”4，人口的急剧增长，使有限的土地承载不堪重负。为解决巨大的人口压力，缓解增长的物质需求，因之除传统五谷外的其他物种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各种产量高、适应山地贫瘠土壤生存的新物种纷纷引进，并成为当地人民赖以生存的主食。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素来就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对国计民生极为重视。新引进而又产量高、适应性强的玉米、甘薯等物产，作为黔北地区广大农民生存的主要食物，自然引起了文人的关注，成为吟咏的题材，郑珍、莫友芝、李蹇臣等对此都进行了记载描述。
萧光远的《甘薯》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诗中不仅可以看到诗人笔下的风物描写和风俗记载，更是记录了甘薯种植对遵义人民生活的影响。不仅体现了诗人的人文情怀，也具有经济史、社会史价值，更可管窥萧光远风物詩的特色。《甘薯》诗全文如下：
种蔬佐谷食，相济理固然。颇怪甘薯子，蔬谷两欲专。遵义梁州域， 厥惟下上田。莽榛递开辟，繁庶愈古先。老农负斗米，高价索金钱。太仓鲜陈粟，那得济寡瘨。昔予逢歉岁，茹菜比烹鲜。红薯间一食，乡饮登华筵。此物称广植，不过十载前。传茎无草秽，结卵胜瓜绵。家食计八口，薯粮支半年。薯粉白似雪，薯酒甘如泉。遂令米价减，视昔数倍悬。岂云薯蓄广，频岁还戈鋋。乃知十二胜，如取三百廛。因所利而利，谷蔬皆民天。渤海种葱韮，我怀次卿贤。繄孰司农政，种薯令早宣。
甘薯又名红薯、红苕，是今天黔北地区种植仍极为广泛的物种之一。据遵义市土肥站周开芳先生统计，在2009年前后几年间，遵义红薯常年种植面积 “分别占全省种植面积、总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六点六、百分之七十五点二;占全国种植面积、总产量的百分之二点八、百分之二点三”5。显而易见，甘薯是黔北地区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也是黔北农民重要的生活和经济来源。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黔北农村，红薯仍然是农民半年的口粮。作为新物种，进入遵义“不过十载”就成为解决民生需求的重要食物，诗人怎不记之？
我国对甘薯的记载，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杨孚《异物志》，其载曰：“甘薯似芋，亦有巨魁。剥去皮，肌肉正白如脂肪，南人专食，以当米谷。”6稍晚晋代嵇含的《南方草木状》称：“甘藷，盖薯蓣之类，或曰芋之类。根叶亦如芋，实如拳，有大如瓯者。皮紫而肉白，蒸鬻食之，味如薯蓣。性不甚冷。旧珠崖之地，海中之人皆不业耕稼，惟掘地种甘薯，秋熟收之，蒸晒切如米粒，仓篅贮之，以充粮糗，是名藷粮。北方人至者，或盛具牛豕脍炙，而末以甘藷荐之，若粳粟然。大抵南人二毛者，百无一二。惟海中之人寿百馀岁者，由不食五谷，而食甘藷故尔。”7
《异物志》和《南方草木状》记载的甘薯，“从其‘似芋’‘如拳’和‘味甘’等特征的描述分析，我国著名的农学家丁颖教授认为：我国古代所谓的‘甘薯’应指起源于我国的薯蓣类植物‘甜薯’，其拉丁文学名为Dioscorea esculenta。这种植物因其块根的表面长有长毛而又被称为‘毛薯’。至今在广东和海南等地仍有栽培”1。与现代甘薯有别。据现代农业考古学研究，现代甘薯属旋花科、番薯属，野生种起源于美洲的热带地区，由印第安人人工种植成功。1493年，哥伦布初见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时，曾将由美洲新大陆带回的甘薯献给女王。西班牙水手又将番薯传至殖民地吕宋（今菲律宾）。明朝万历十年（1582），东莞人陈益从安南首先引入广东。万历二十一年（1593）五月，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又从吕宋携带回中国，福建巡抚金学曾大力推广，并撰《海外新传七则》，因又称“金薯”。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江南诸道旱灾饥岁，稻麦无救，急种甘薯而度饥荒。此事引起徐光启重视，将种植方法详载于《农政全书》之中，大力推广。 萧光远《甘薯》诗中也着重记述了甘薯在黔北地区发挥的社会作用。
以“种蔬佐谷食，相济理固然”开篇，诗就突出了甘薯的作用。在黔北农村，素有“菜当三分粮”的俗语，特别是在山高谷深、土地贫瘠的山区，大米产量很低，农家在青黄不接之时，多以蔬菜相济。因而，与江南、两湖等富庶之区不同，种蔬的目的不是为了美食和口腹之欲，而是断粮时救命。由于黔北山区山高地薄，不宜多季种植，且多为望天田，水稻产量不高。因此，断粮缺食是常有的事，老百姓生活极端贫困。如遇天灾，更是民不聊生。但是，甘薯传入后，“山田易芜今不芜，山农岁岁种甘薯。”“薞芜木禾拔菰芦，稍有拯救嫌锱铢。老薯此时夹岭居，抱才未试若靡殊。一为苍生起饔餔，霸气遂凌粳与稌。”2在莫友芝笔下，红薯超越了玉米、水稻，成为山民的主要食品。特别在咸丰四年（1854）的杨隆喜之“乱”后，遵义正遇荒年，“慨古大兵凶岁俱，播溱乱定愁饥呼。居然谷贱靡告痡，微薯之力能尔欤？”3兵荒马乱的灾年，因种植了甘薯，居然能使“谷贱”，可见甘薯作用之大。“佐”和“相济”，更点明了甘薯在黔北农民心中的重要地位，它是农民度荒的救命之粮，“疗荒更足为民天”。4
即使在正常年景，甘薯也是“蔬谷两欲专”。甘薯最先进入是被划归为蔬菜类的，是佐食之物。但其作用极为广泛，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卷二十七菜部就列了“甘薯”条，清圣祖玄烨命汪灏等人就王象晋《群芳谱》增删、改编、扩充的《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蔬谱》第一十六卷也收录了“甘薯”，并指出其用法：“可生食、可蒸食、可煮食、可煨食。可切米晒干，收作粥饭。可晒干磨粉，作饼饵。其粉可作粳子炒煤子食。取粉可作丸，似珍珠沙谷米。可造酒。”5这说明了甘薯作为菜蔬可以与谷食相济，故莫诗云“称心为谷为果蔬，仰事俯蓄仍宾厨。殘膏剩馥所丐濡，饱死直到牛羊猪。”6认识到甘薯蔬谷两用的性质，也就拓宽了甘薯的价值面，这是诗歌下一步铺叙的基础。
“遵义梁州域，厥惟下上田。莽榛递开辟，繁庶愈古先。”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说：“《尚书·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夏殷之间，梁州为蛮夷国，所谓巴、賨、彭、濮之人也。”7梁州为九州之一，在华山南面与黑水之间，黑水，多人研究认为指金沙江。遵义正属于梁州范围。《禹贡》把九州的土质均分为上、中、下三个大的等级，每个大的等级内部又分为上、中、下三个小等级，—共九个小等级。“下上”即土质为第七等，遵义在贵州虽然素称富庶，但山高谷峻，正好在云贵高原向四川盆地倾斜的斜坡地带，河流切割较深，不利于农业灌溉，全区稻田干旱缺水面积占百分之二十九点四五。且土壤多为黄壤、黄棕壤、红壤等，在唐代一直归属于下州，被韩愈贬为“非人所居”的地区。
但事实上，遵义从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置鄨县，就被纳入了中央版图。到汉武帝开发西南夷置犍为郡，并设郡治于鄨，设邮亭，徙豪民屯田，加快了遵义的开发。特别是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平播战争的结束，设置遵义军民府，结束了播州长达数百年的土官统治，大量汉移民的迁入，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互补及融合。平播之后，楠竹、蚕桑、玉米、红薯等粮食、经济作物大量引入，丰富了饮食种类和结构。到清代，陈玉引入柞茧，经济更为发达。《遵义府志》卷十六“农桑”说：“纺织之声相闻，槲林之阴迷道路。邻叟村媪相遇，惟絮话春丝几何，秋丝几何，子弟养织之善否。而土著裨贩走都会，十十五五，骈坒而立。眙遵绸之名，竟与吴绫、蜀锦争价于中州。”1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盐运业的刺激下，形成了“黔北四大镇”，即“一打鼓，二永兴，三茅台，四鸭溪”。经济的繁荣带来了人民的富庶和教育的发展。而甘薯这一植物的引入，无疑对这方土地民生的改变有着重要影响。
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科学技术不发达、靠天吃饭的传统农耕社会，如遇“老农负斗米，高价索金钱”的灾荒年代，农民只得依靠各种食物以度荒，在清代，虽然有太平仓等救荒措施，但一遇战乱兼天灾，则仓无斗米。《遵义府县义仓始末》就说：“遵义自兵燹而后，各处设立之义仓，久已荡然无存。不仅从前旧有之大有仓基址难寻，即后设之府仓、祝厘寺仓亦鞠为茂草。”2故萧诗云“太仓鲜陈粟，那得济寡瘨”。在万般无奈之下，能得甘薯充饥，真是“昔予逢歉岁，茹菜比烹鲜”了。在丰年之际，“红薯间一食，乡饮登华筵”，无论贫民百姓还是世家大族，红薯皆为美味。岂止是美味，产量较大的甘薯，“传茎无草秽，结卵胜瓜绵”，顶起了山区食粮的半边天，成为最佳的食物，“家食计八口，薯粮支半年”，而且“薯粉白似雪，薯酒甘如泉。遂令米价减，视昔数倍悬”。不仅饱了饥腹，还稳定了物价，成为山地农民的主粮。
“岂云薯蓄广，频岁还戈鋋。”戈鋋借指战争。萧光远生活的时代，正是咸同农民大起义时，延续近二十年的战乱，对农村自然经济的破坏相当巨大。不仅打破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节奏，被迫四处逃难，更使农业生产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二十年间，官军与农民军形成了多次拉剧战，绥阳县城就三次被义军占领。萧光远在《鹿山杂著续篇·或问语二》记曰：“乱后商贾不通，惟耕种资生。谷米一耗于贼，再耗于军，四乡膏腴地，一望蓬蒿，故米价昂至十馀两一石，或二十馀两一石。民不聊生，食糠粑粉泥，梧桐、枇杷等树皮，至有人相食者。”目不忍睹的现实，使萧光远不由感慨地说：“乃知十二胜，如取三百廛。”甘薯之利，可能抵上三百家的税。“因所利而利，谷蔬皆民天”，揭示了甘薯的多种用途和好处。
“十二胜”，源于徐光启《甘薯疏》：“昔人云蔓菁有六利，又云柿有七绝。予续之以甘薯有十二胜：收入多，一也;色白味甘，诸土种中特为夐绝，二也;益人与薯同功，三也;遍地传生，剪茎作种，今岁一茎，次年便可种数十亩，四也;枝叶附地，随即作根，风雨不能侵损，五也;可当米谷，凶年不能灾，六也;可充笾实，七也;可以酿酒，八也;干久收藏，屑之旋作饼饵，胜用饧蜜，九也;生熟皆可食，十也;用地少而利多，易于灌溉，十一也;春夏下种，初冬收入，枝叶极盛，草秽不容其间，但须壅土，不用耘锄，无妨农工，十二也。”3在饥馑的年代，这有着“十二胜”的植物，其优势是其他物种所不具有的。作为生活于底层文人怎不倾情记之？
现代甘薯何时传入黔北地区，史无明载。但稽之别书，则有端倪可察。据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考证，乾隆前期，两湖种植甘薯尚属引种阶段，到嘉道时期，两湖各地就已经普及。他认为与人口压力的增大和乾隆五十一年（1786）谕令各省“广为栽种以济民食”有直接关系。1萧光远说：“此物称广植，不过十载前。”显然与《异物志》所载甘薯非同一物种，应是乾、嘉时才传入的“红苕”。他从传入时间上为我们厘清了两种名称相同却种属不同的植物，是对黔北地区甘薯推广时间较准确的记述。而李蹇臣诗对甘薯何时传入未作定论。2莫友芝《甘薯歌》引《南方草木状》和《齐民要术》之记载，认为“徐光启《农政书》乃谓番薯‘自海外窃取薯藤，绞入汲水绳中渡海，分植闽广境’者，盖诬也。”3是不明古代甘薯与现代甘薯之别。
“渤海种葱韮，我怀次卿贤。繄孰司农政，种薯令早宣。”次卿指汉宣帝刘询，字次卿。《汉书·循吏传》龚遂任渤海太守故事：“遂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牛佩犊！’春夏不得不趋田亩，秋冬课收敛，益蓄果实菱芡。劳来循行，郡中皆有蓄积，吏民皆富实。”4作者以此讽谏地方官应将甘薯这一利国利民之物作大力推广。
从《甘薯》诗中，我们看到了遵义甘薯种植的大致时间，甘薯在此兴盛的客观环境和人文背景，官方对之的推广和民间对之的喜爱。萧光远的风物诗，大都如《甘薯》一般，铺叙中将物种的特征功用及对民生的作用，娓娓道来，亲切自然，用词浅白而古稚，带有浓郁的时代特征。与莫友芝诗相较，没有繁琐的考证，也没有大量的用典。与李蹇臣诗相比，没有去大量铺陈甘薯种植的要领，5更多地表现出处于底层的作者的平民视角和对民生关怀的人文情结，对考察植物传播史有着重要的作用。
当然，不仅是萧光远，黔北清代作家也有不少风物诗，如郑珍的《玉蜀黍歌》《播州秧马歌》《盆花四首》，莫友芝《金鼎山云雾茶歌》《甘薯歌》《芦酒》，郑知同《饵块粑并序》，李蹇臣《豆腐》《甘薯歌》，黎恂《酸菜》等等，莫不是在对地方风物的关注中，书写了黔北风俗、文化的传播历程，其诗史价值不亚于他们的《纪乱》《僧尼哀》《抽厘哀》《遵乱纪事》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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