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要保持清正廉洁，不能仅靠为政者的主观自律，还必须从体制上建立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刘瑞龙任淮北行署主任时提出：“政府人员自上而下的守法精神，人民自下而上的监督：上面严格执行，下面密切监督，党外监督，党内检查；这样上下照顾，内外夹攻，才能建立严格的法制。”
　　参议会监督。按照《淮北行署施政纲领》要求，淮北根据地在区和县都成立了参议会，人民通过参议会行使选举权、监督权、罢免权，使廉政建设走上制度化轨道，有效地防止了权力腐败的发生。1943年6月7日，淮北苏皖边区参议会驻委会暨各县参议长联席会议召开，会上共提议案36个，其中即有4个廉政建设案。由此可以说明，边区各级参议会和参议员们十分重视政府廉政问题，认真履行了监督职责，他们的廉政监督诤言积极推进了边区的廉政建设。
　　人民监督。反对腐败必须发扬民主，贯彻群众路线。1942年10月，刘瑞龙在淮北地区第二届参议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再好的政策也会出错，纲纪法规的力量有时而穷，独有人民的监督是无穷的力量。”因此，他主张政府要“密切和群众的联系，公布账目，政府定期向人民报告工作，发动群众批评政府工作，提高参议会的权力，对人民进行民主教育，使人民懂得管理政权。广大群众的民主，是克服官僚主义最有效的办法，‘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人民批评政府，表示人民和政府有了痛痒关系”。刘瑞龙鼓励、支持群众行使直接监督权利，检举、告发政府机关中的腐化分子。他号召人民群众如果发现“有不好的贪污腐化的行政人员，大家都可以检举。向区里检举，区里解决不了向县里检举，县里解决不了向行政公署检举。大胆地检举，不要怕”。
　　媒体监督。1941年9月，刘瑞龙对《政府工作》（淮北行政公署主办的刊物）提出要求：“它要帮助政府工作干部进行思想意识的锻炼与修养，这个问题已成为今天政府工作中的严重问题。某些干部政治上、思想上的模糊，对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表示动摇，组织上不尊重一定的系统与制度，工作方式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生活上的贪污腐化，这些足以腐蚀抗日民主政权的倾向都应无情地加以抨击，特别要向贪污腐化和官僚主义开火，使得战斗的民主的廉洁的作风，真正建立起来，使得每个政府工作人员都能成为廉洁公正、奉公守法的‘亲民之官’，这样才能使得广大人民对于抗日民主政权‘从之者如归市’。” （责任编辑 李赞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