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太平淡，偶尔需要一点冒险。
　　大学三年级的某一天，我挚爱的Leslie死了。他从文华酒店上跳下来，划破了我的眼。那时，我在学校广播站做着一档脱口节目，立即收集资料赶制了同期专题，以呈给哥哥一份纪念。
　　破天荒的，我没有把谈话人物局限在校园。稍微向外延伸了一点，在网上找到一名刚从美国回国的女编剧，要了人家的号码。她是中国最早一批娱记出身，有过多次采访Leslie的经验。直播那天，电话打到上海，话筒对向听话器，远方传来的声音清晰，明丽，带给校园很多新鲜。
　　节目结束，我将卡带寄给对方，纯属出于礼貌。没想到，却在意外的一天接到她的电话，问我要不要去上海，“我觉得你的节目做得很好，愿意的话，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广告任你选。”
　　天上有没有掉馅饼的事?没有。好事为什么会找上我?不知道。18岁以后。我就已经不太相信有什么好消息会和我有关系7。那一年，我的父亲被查出白血病，家财耗尽。作为贫困大学生，我的学费来自社会捐助和银行贷款。我在四川一个中等城市的师范院校念着一个据说可以明智的专业。每个假期和平素周末，都在各类勤工俭学工种之间辗转。没有钱，还晕车，21年来，我连四川都没出过。人生的最高理想不过毕，业之后，能在成都或是重庆谋一份教职，安身立命。去上海?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广告、公关任我选?想都没想过。
　　“但是你是否承认，这是一次机会呢?”西江河边，我的好友微笑望我。“你一没钱，二没色，有什么好骗?”我的一个男性朋友，说话向来“坦诚相见”。当然，反对者也是有的。顺便说一下，那一年，非典闹得厉害。不管基于哪个方面，我都不该去冒这个险。
　　然而我还是做了决定。没有人会拒绝机会，“相信”不一定能让我得到什么，但是“不相信”一定会让我失去一些可能。我突然很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2003年的7月，揣着500块钱，戴着口罩，坐着43小时的硬座，我就这么到了上海。
　　我去了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在一档夜话节目实习。那是改变我终身命运的一个月。我第一次知道，人是可以这么生活的。而我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可以这样去生活。我决定到北京去看看，去感受一下另一个文化迥异的城市，是什么样子的。
　　很多年以后，我都感谢自己在当时做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作为一个满脑子肥皂泡的原生态准文艺女青年，得益于早年在上海生活商业氛围的耳濡目染，避免了之后遭受很多精神上的苦痛和感情上的伤害。或者说在遭遇到精神上的苦痛和感情上的伤害的时候，我有了更为有效的思维去转换和穿越。
　　相信网友的介绍，入住其中学同学的住宅；接受餐馆认识的陌生人的陪同，深夜到《手递手》上刊登的地址购买二手笔记本电脑。来到北京以后，我一如既往不断在冒险，而这种冒险一如既往表现在对陌生人的信任上面，贯穿我人生中的每一个阶段。
　　狡兔三窟与孤注一掷之间。是否存在一个不同于直觉感受与理性分析的层面，谓之安全?重要的是，我相信世界的美好和人性的良善，还有不可盲目模仿的运气与判断。
　　
　　(花恋蝶摘自《启迪》2010年10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