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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岭模式”从2004年至2010年大约五、六年的时间里逐步探索形成，如果我们从理论研究的视角来概括铁岭模式，那么铁岭模式就是：欠发达的传统农业地区，以思想解放为先导，以政府牵动为主导，走出一条工业化、城镇化双轮驱动推进市场化的道路，快速完成经济社会转型的同时，体现科学发展、兼顾城乡统筹。
一、铁岭发展模式的深刻内涵
“铁岭模式”形成的过程中实现了以下五个方面的突破和同步发展，体现着它科学发展和城乡统筹的深刻内涵。
其一是发展方向的突破，实现了传统农业地区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的同步。铁岭作为传统农业地区，长期以来始终以农业为发展核心，多年来在经济社会各方面没有突破性发展。改革开放后历经多年探索到2004年明确提出“开放立市、工业强市、城乡统筹、科教兴市、全民创业”的发展战略，将工业化作为强市之本，开始走上工业化带动农业产业化的道路，这种突破也标志着农业地区开始迈入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时代进程，也是代表着中国内陆农业地区开始努力向工业社会的过渡。
其二是发展主力的突破，实现了政府主导与外商牵动的同步。铁岭模式的主力已经超越了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的主力因素，温州模式依托个体经济私营企业来牵动市场化推进工业化，苏南模式依托乡镇企业牵动工业化推进市场化，两种模式都从社会基层发力，再由政府逐步引导，市场活力和民间活力得到了极大发挥，但是产业的升级、外企的外迁、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及抗风险能力的提高等问题使这两种模式又面临着新选择。铁岭模式由强力型政府主导并以招商引资的形式牵动外商外资介入铁岭模式的形成和发展，运用新的经济运行模式、新的资本运作方式，高起点开局，高标准推进，创造了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新型市场化的跃进方式，短短几年里就实现了经济社会历史性的变迁。
其三是发展理论的突破，实现了理论引领与实践跨越的同步。铁岭人坚持推进经济发展与思考总结理论同步，做到边发展边总结，用不断完善的理论指导实践，再用发展成果检验理论，形成跨越式发展成果的同时也摸索了跨越式发展的理论，实现了理论的创新。2004年“五大战略”提出后，2005年提出“新铁岭、大铁岭”的总体发展目标，2006年形成工业化、城镇化“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并以“沈铁工业走廊”和铁岭新城作为工业化和城镇化载体，2009年又提出了“四个跨越”的具体发展目标。理论和思想的创新为先导，引领了实践的跨越式发展，不断创新的理论引领铁岭实现了从辽宁第三集团军向第二集团军的重大跨越、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身、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过渡、从封闭市场向开发市场的转变。
二、铁岭模式的时代意义
“铁岭模式”产生于21世纪初，具有不同于“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的时代背景。“温州模式”、“苏南模式”产生于改革开放初期，是在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思想引领下来自中国底层原发性的探索和尝试，“温州模式”、“苏南模式”是那一时期的成功之作，也是其它沿海地区发展的代表之作，这种发展模式与国家政策主导的“特区模式”都主要集中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等中国南方和东南沿海地区，发挥了沿海的地缘优势，吸引了众多海外侨胞、港澳台胞及外商外资成为这一模式的主要推进力量，因而形成了以出口加工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中国模式”。30年来，“中国模式”被赋予了这一时期的鲜明特色，伴随其发展也伴生了相应的问题。进入21世纪，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初级阶段的“中国模式”面临着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城乡统筹、科学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新难题。“铁岭模式”既产生于“中国模式”进入新世纪面临新任务的时代，又产生于内陆腹地农业地区，形成了迥异于“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的草根驱动和“特区模式”的政策驱动的新的驱动方式，超越了草根探索的粗粝性和政策驱动的特殊性，回归于中间力量即地方政府成为推动新模式的主力，形成了地方政治精英牵手全球经济精英，以初级阶段“中国模式”的经验教训为基础，配合了全球视野、现代理念展开了具有符合科学发展时代主题和城乡统筹、区域统筹内涵的新的发展模式。而以铁岭、鄂尔多斯、通化等地发展模式为代表，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内陆腹地跨越式发展模式的形成给中国模式注入了某种新的时代元素，使得以改革开放初期形成的东南沿海地区典型发展模式为代表的中国模式正在发生某种变化，可以说中国模式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进入了一种新的发展阶段或者新的发展水平，或者开始出现某种新的方向性探索，从中国模式的新的变化或者孕育的某种新变化的意义上看铁岭模式具有时代意义，而铁岭等内陆地区发展模式的探索形成对于助推“中国模式”超越初级阶段进入新时代新阶段具有重要的探索性意义。
三、铁岭模式的经验启示
“铁岭模式”形成于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时代，立足于内陆腹地农业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包含着科学发展和城乡统筹的原则内涵，2008年省情专家就曾经建议辽宁省委、省政府宣传和推广“铁岭模式”，并在产业政策及相关方面扶持铁岭发展，希望通过铁岭的强劲发展实现“突破辽西北战略”，铁岭的快速发展还可以作为辽宁省“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战略、沈阳经济区战略和突破辽西北三大战略的联结点及辽宁振兴格局当中的新亮点。辽宁省委省政府在对铁岭发展充分肯定的基础上，在推进沈铁同城化、扶持“沈铁工业走廊”、加速专用车基地、换热设备基地、金融后台服务基地及发展县域经济等多方面在资金、项目、产业、政策、舆论等给予铁岭强力积极的帮助和扶持，在此环境下形成的“铁岭模式”不但展示出其快速发展的强劲势头，而且在实现赶超和跨越发展的同时，其坚持城乡统筹、体现科学发展的原则内涵得到彰显，实现了经济与社会的统筹协调发展，因而对于那些既有赶超意愿又必须兼顾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体现科学发展原则内涵的广阔的中西部后发地区来说，“铁岭模式”具有特殊的启示作用和重要的借鉴意义。
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农业地区，笔者认为“铁岭模式”的以下经验值得借鉴。经验一：将思想解放作为头道工序，改变农业地区长期以来的农耕文明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树立工业文明的创新精神、竞争意识和市场经济观念；经验二：将工业化作为经济欠发达农业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突破口；经验三：以政府为推进工业化的主导力量；经验四：工业化、城镇化并重并打造出配套的优质载体；经验五：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要推动市场化进步；经验六：跨越先发展后治理老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经验七：建设新城的大城市战略和发展县域经济推动小城镇建设两条腿走路，有效推进城镇化；经验八：城市经济与县域经济同步发展，兼顾城乡让全民受益，赢得人民的支持和认可；经验九：符合时代主题和经济发展规律的突破，会获得更多政策支持，赢得良好的发展环境；经验十：不断创新并善于总结会不断取得新飞跃。
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农业地区“铁岭模式”的探索和形成具有如下启示：第一，思想解放的深度、广度和强度决定着社会变革的深度、广度和强度；第二，政府可以成为后发展地区走市场经济道路的主要推动力，而且政府推进更有利于实现科学发展与城乡统筹；第三，没有最好的模式只有最适合的模式，把握时代主题符合地方实际的突破才能获得内外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第四，创新是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要善于借力更要善于创造。
一、铁岭发展模式的深刻内涵
“铁岭模式”形成的过程中实现了以下五个方面的突破和同步发展，体现着它科学发展和城乡统筹的深刻内涵。
其一是发展方向的突破，实现了传统农业地区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的同步。铁岭作为传统农业地区，长期以来始终以农业为发展核心，多年来在经济社会各方面没有突破性发展。改革开放后历经多年探索到2004年明确提出“开放立市、工业强市、城乡统筹、科教兴市、全民创业”的发展战略，将工业化作为强市之本，开始走上工业化带动农业产业化的道路，这种突破也标志着农业地区开始迈入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时代进程，也是代表着中国内陆农业地区开始努力向工业社会的过渡。
其二是发展主力的突破，实现了政府主导与外商牵动的同步。铁岭模式的主力已经超越了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的主力因素，温州模式依托个体经济私营企业来牵动市场化推进工业化，苏南模式依托乡镇企业牵动工业化推进市场化，两种模式都从社会基层发力，再由政府逐步引导，市场活力和民间活力得到了极大发挥，但是产业的升级、外企的外迁、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及抗风险能力的提高等问题使这两种模式又面临着新选择。铁岭模式由强力型政府主导并以招商引资的形式牵动外商外资介入铁岭模式的形成和发展，运用新的经济运行模式、新的资本运作方式，高起点开局，高标准推进，创造了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新型市场化的跃进方式，短短几年里就实现了经济社会历史性的变迁。
其三是发展理论的突破，实现了理论引领与实践跨越的同步。铁岭人坚持推进经济发展与思考总结理论同步，做到边发展边总结，用不断完善的理论指导实践，再用发展成果检验理论，形成跨越式发展成果的同时也摸索了跨越式发展的理论，实现了理论的创新。2004年“五大战略”提出后，2005年提出“新铁岭、大铁岭”的总体发展目标，2006年形成工业化、城镇化“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并以“沈铁工业走廊”和铁岭新城作为工业化和城镇化载体，2009年又提出了“四个跨越”的具体发展目标。理论和思想的创新为先导，引领了实践的跨越式发展，不断创新的理论引领铁岭实现了从辽宁第三集团军向第二集团军的重大跨越、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身、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过渡、从封闭市场向开发市场的转变。
二、铁岭模式的时代意义
“铁岭模式”产生于21世纪初，具有不同于“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的时代背景。“温州模式”、“苏南模式”产生于改革开放初期，是在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思想引领下来自中国底层原发性的探索和尝试，“温州模式”、“苏南模式”是那一时期的成功之作，也是其它沿海地区发展的代表之作，这种发展模式与国家政策主导的“特区模式”都主要集中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等中国南方和东南沿海地区，发挥了沿海的地缘优势，吸引了众多海外侨胞、港澳台胞及外商外资成为这一模式的主要推进力量，因而形成了以出口加工为主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中国模式”。30年来，“中国模式”被赋予了这一时期的鲜明特色，伴随其发展也伴生了相应的问题。进入21世纪，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初级阶段的“中国模式”面临着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城乡统筹、科学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新难题。“铁岭模式”既产生于“中国模式”进入新世纪面临新任务的时代，又产生于内陆腹地农业地区，形成了迥异于“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的草根驱动和“特区模式”的政策驱动的新的驱动方式，超越了草根探索的粗粝性和政策驱动的特殊性，回归于中间力量即地方政府成为推动新模式的主力，形成了地方政治精英牵手全球经济精英，以初级阶段“中国模式”的经验教训为基础，配合了全球视野、现代理念展开了具有符合科学发展时代主题和城乡统筹、区域统筹内涵的新的发展模式。而以铁岭、鄂尔多斯、通化等地发展模式为代表，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内陆腹地跨越式发展模式的形成给中国模式注入了某种新的时代元素，使得以改革开放初期形成的东南沿海地区典型发展模式为代表的中国模式正在发生某种变化，可以说中国模式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后进入了一种新的发展阶段或者新的发展水平，或者开始出现某种新的方向性探索，从中国模式的新的变化或者孕育的某种新变化的意义上看铁岭模式具有时代意义，而铁岭等内陆地区发展模式的探索形成对于助推“中国模式”超越初级阶段进入新时代新阶段具有重要的探索性意义。
三、铁岭模式的经验启示
“铁岭模式”形成于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时代，立足于内陆腹地农业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包含着科学发展和城乡统筹的原则内涵，2008年省情专家就曾经建议辽宁省委、省政府宣传和推广“铁岭模式”，并在产业政策及相关方面扶持铁岭发展，希望通过铁岭的强劲发展实现“突破辽西北战略”，铁岭的快速发展还可以作为辽宁省“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战略、沈阳经济区战略和突破辽西北三大战略的联结点及辽宁振兴格局当中的新亮点。辽宁省委省政府在对铁岭发展充分肯定的基础上，在推进沈铁同城化、扶持“沈铁工业走廊”、加速专用车基地、换热设备基地、金融后台服务基地及发展县域经济等多方面在资金、项目、产业、政策、舆论等给予铁岭强力积极的帮助和扶持，在此环境下形成的“铁岭模式”不但展示出其快速发展的强劲势头，而且在实现赶超和跨越发展的同时，其坚持城乡统筹、体现科学发展的原则内涵得到彰显，实现了经济与社会的统筹协调发展，因而对于那些既有赶超意愿又必须兼顾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体现科学发展原则内涵的广阔的中西部后发地区来说，“铁岭模式”具有特殊的启示作用和重要的借鉴意义。
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农业地区，笔者认为“铁岭模式”的以下经验值得借鉴。经验一：将思想解放作为头道工序，改变农业地区长期以来的农耕文明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树立工业文明的创新精神、竞争意识和市场经济观念；经验二：将工业化作为经济欠发达农业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突破口；经验三：以政府为推进工业化的主导力量；经验四：工业化、城镇化并重并打造出配套的优质载体；经验五：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要推动市场化进步；经验六：跨越先发展后治理老路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经验七：建设新城的大城市战略和发展县域经济推动小城镇建设两条腿走路，有效推进城镇化；经验八：城市经济与县域经济同步发展，兼顾城乡让全民受益，赢得人民的支持和认可；经验九：符合时代主题和经济发展规律的突破，会获得更多政策支持，赢得良好的发展环境；经验十：不断创新并善于总结会不断取得新飞跃。
对于经济欠发达的农业地区“铁岭模式”的探索和形成具有如下启示：第一，思想解放的深度、广度和强度决定着社会变革的深度、广度和强度；第二，政府可以成为后发展地区走市场经济道路的主要推动力，而且政府推进更有利于实现科学发展与城乡统筹；第三，没有最好的模式只有最适合的模式，把握时代主题符合地方实际的突破才能获得内外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第四，创新是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要善于借力更要善于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