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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混改十年,亟需一个突破性样本。
9月11日下午,复星集团牵头的民营联合体与浙江省政府,正式签署“杭绍台铁路PPP项目”投资合同,总投资409亿元,其中,民营联合体占股51%。这将是中国首条民营控股的高铁项目;这也是第一条采用PPP模式(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建造运营的高铁。
“民企入铁”而且控股,这意味着什么?去年底,国家发改委明确,要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等领域展开国企混改试点方案,而今年,这一计划不断提速,重磅消息频出。比如中国联通混改传出阿里巴巴和腾讯将注资100亿美元的消息,让市场充满期待。
由于体制原因,混改十年来一直“雷声大雨点小”。从此次复星入主浙江高铁项目来说,拿出一段铁路做试点,引入民资控股,将具有几大破局意义:
第一,51%的民资股份具有很大的破冰意义。
2016年前三季度,中铁总亏损额达到55.77亿元,而全年总利润由负转正,还是得益于年底中铁总获得的国家财政补贴。在公共服务约束和运输业竞争态势下,不可能靠涨运费、涨票价的方式实现扭亏为盈,还是要靠转换经营机制。而探索市场化经营机制,兼顾公共服务,是中国铁路未来的发展方向。
第二,中铁总负债沉重,截至2016年底,负债4.72万亿元。如此庞大的债务不靠引入社会资本是无法在短期内消除的。
第三,PPP模式推出多年,亟需成功示范样本。所谓PPP,就是政府放出一部分公共资源,用来吸引民营资本投资,相当于政府卸下了包袱。而对于民营企业来说,进入垄断行业的愿景也能够得到满足,两者因此形成了良性互动。
浙江高铁项目如试水成功,将实现政府和社会资金共赢:双方共同建设铁路,给民营企业一个特许经营权,可在30年中分享项目的收益,国资也减轻了建设运营的资金等压力;30年后运营权还是收归国有,一举多得。这也是目前国内比较通行的BOOT(建設-拥有-运营-移交)模式,可适用于其他大型公共服务领域上。
而我们必须追问的是,在浙江高铁项目中,国资只是为了摆脱债务还是为了推进公司治理、提高客户体验水平?换句话说,民企入资混改的深层意义是什么?混改推行多年,民资的担忧又是什么?
众所周知,混改指在国有控股的企业中加入社会资本,使国企变成多方持股(是否国家控股未明确)的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混改的目的是要通过改革提高国企的竞争力与活力,同时使民营资本获得更好的投资机会,同时为双方企业打造符合现代企业治理的体系。从更广阔的意义上讲,混改也是为了提升国企低质低效的公共服务水平。
混改在“靓女先嫁”的口号下,一度引发社会资本的强烈兴趣。但在实际过程中,却出现了叫好不叫座的情况。民企说“国企我们不碰”,国企说“最好是与国企,特别是央企合作,与民企合作有太多的事说不清”。一方面,中央鼓励混合所有制;另一方面,国资、民企相互却不待见。问题出在了哪儿?
担心体制安全首当其冲。国企一方担心被戴上国有资产流失的帽子,甚至担心是否会被外界误解为存在输送利益等行为。民企一方作为小股东,又觉得自己在混改中没有发言权,怕被“关门打狗”,自己的股权被无偿剥夺。体制问题令国企与民企双方均感焦灼。
其次是同股同权的问题。一些民企抱怨说,别说民资能够控股,就是国资只占1%的股权也有绝对的发言权。所以一般都是民企傍国企的大款,并不敢也不想取得主控地位。
第三,就是能否按照公司治理的模式来管理新企业。无疑,双方在劳资关系、用人制度和激励制度上差异巨大,新公司如何实现有效的公司治理,形成新的企业文化,将面临空前挑战,比如国企的任人唯亲、员工的刚性福利等怎么破。
原则上,除少数公共服务性和涉及国家安全的国企外,其他都应该实现市场化,而市场化的有效途径就是混改。一方面让国企搭市场化的便车,另一方面也让民营资本搭国企的便车。国企难题积重难返,但不破不立,实现混改是必经之路。这就要求有坚强的制度保障,只有在一个让人放心的制度环境下,才能让民资大胆地往前走。为此,社会期待更大胆更明确的政策支持,并最好以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
9月11日下午,复星集团牵头的民营联合体与浙江省政府,正式签署“杭绍台铁路PPP项目”投资合同,总投资409亿元,其中,民营联合体占股51%。这将是中国首条民营控股的高铁项目;这也是第一条采用PPP模式(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建造运营的高铁。
“民企入铁”而且控股,这意味着什么?去年底,国家发改委明确,要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电信等领域展开国企混改试点方案,而今年,这一计划不断提速,重磅消息频出。比如中国联通混改传出阿里巴巴和腾讯将注资100亿美元的消息,让市场充满期待。
由于体制原因,混改十年来一直“雷声大雨点小”。从此次复星入主浙江高铁项目来说,拿出一段铁路做试点,引入民资控股,将具有几大破局意义:
第一,51%的民资股份具有很大的破冰意义。
2016年前三季度,中铁总亏损额达到55.77亿元,而全年总利润由负转正,还是得益于年底中铁总获得的国家财政补贴。在公共服务约束和运输业竞争态势下,不可能靠涨运费、涨票价的方式实现扭亏为盈,还是要靠转换经营机制。而探索市场化经营机制,兼顾公共服务,是中国铁路未来的发展方向。
第二,中铁总负债沉重,截至2016年底,负债4.72万亿元。如此庞大的债务不靠引入社会资本是无法在短期内消除的。
第三,PPP模式推出多年,亟需成功示范样本。所谓PPP,就是政府放出一部分公共资源,用来吸引民营资本投资,相当于政府卸下了包袱。而对于民营企业来说,进入垄断行业的愿景也能够得到满足,两者因此形成了良性互动。
浙江高铁项目如试水成功,将实现政府和社会资金共赢:双方共同建设铁路,给民营企业一个特许经营权,可在30年中分享项目的收益,国资也减轻了建设运营的资金等压力;30年后运营权还是收归国有,一举多得。这也是目前国内比较通行的BOOT(建設-拥有-运营-移交)模式,可适用于其他大型公共服务领域上。
而我们必须追问的是,在浙江高铁项目中,国资只是为了摆脱债务还是为了推进公司治理、提高客户体验水平?换句话说,民企入资混改的深层意义是什么?混改推行多年,民资的担忧又是什么?
众所周知,混改指在国有控股的企业中加入社会资本,使国企变成多方持股(是否国家控股未明确)的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混改的目的是要通过改革提高国企的竞争力与活力,同时使民营资本获得更好的投资机会,同时为双方企业打造符合现代企业治理的体系。从更广阔的意义上讲,混改也是为了提升国企低质低效的公共服务水平。
混改在“靓女先嫁”的口号下,一度引发社会资本的强烈兴趣。但在实际过程中,却出现了叫好不叫座的情况。民企说“国企我们不碰”,国企说“最好是与国企,特别是央企合作,与民企合作有太多的事说不清”。一方面,中央鼓励混合所有制;另一方面,国资、民企相互却不待见。问题出在了哪儿?
担心体制安全首当其冲。国企一方担心被戴上国有资产流失的帽子,甚至担心是否会被外界误解为存在输送利益等行为。民企一方作为小股东,又觉得自己在混改中没有发言权,怕被“关门打狗”,自己的股权被无偿剥夺。体制问题令国企与民企双方均感焦灼。
其次是同股同权的问题。一些民企抱怨说,别说民资能够控股,就是国资只占1%的股权也有绝对的发言权。所以一般都是民企傍国企的大款,并不敢也不想取得主控地位。
第三,就是能否按照公司治理的模式来管理新企业。无疑,双方在劳资关系、用人制度和激励制度上差异巨大,新公司如何实现有效的公司治理,形成新的企业文化,将面临空前挑战,比如国企的任人唯亲、员工的刚性福利等怎么破。
原则上,除少数公共服务性和涉及国家安全的国企外,其他都应该实现市场化,而市场化的有效途径就是混改。一方面让国企搭市场化的便车,另一方面也让民营资本搭国企的便车。国企难题积重难返,但不破不立,实现混改是必经之路。这就要求有坚强的制度保障,只有在一个让人放心的制度环境下,才能让民资大胆地往前走。为此,社会期待更大胆更明确的政策支持,并最好以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