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早期都市学家们在畅想未来时，总是情不自禁地会赋予城市以光彩夺目的想象：由玻璃和钢铁构成的城市将成为直达天堂的阶梯。然而，世纪之交时，一部分城市理论学家却给出了令人不安的预言——“21世纪的大多数城市将蜷伏在泥泞之中，被污染、粪便和腐烂所包围”，城市本身也将由“粗糙的砖头、稻草、回收塑料、水泥块和废木头所构成”。总而言之，未来的城市将更倾向于变成“贫民窟城市”，而非“光明之都”。
随着时间的推移，预言似乎正在慢慢变成现实。越来越多的人，要开始学着习惯、接受乃至“热爱”这样一种劫后余生的生活。
对于法国青年约瑟夫来说，生活本身是值得热爱的，哪怕场景发生在贫民窟当中。他所居住的社区以附近的撒玛利亚教堂命名，位于法国巴黎北部的新庭市（La Courneuve），属于圣丹尼斯省。从2008年开始，这里便陆陆续续聚集了80多户家庭，近三百名罗姆人、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相继在这里安家。
此处没有行政意义上的地址，因此出生在这里的儿童无法正常上学，不出意外，贫穷将在这里代代相传。然而这并没有阻挡人们建设自己的“家园”。巴黎维莱特高等建筑学校的老师菲奥娜曾说过，“他们一无所有，通过回收旧品，把房子建起来，实属不易，这需要极高的禀赋。”与此同时，棚户区还自发形成了高度的组织和管理机制，“木质房屋一不小心就容易着火，他们设立了自行轮班巡逻制度，避免出现火灾。”
这个由一个教堂、三条街道、七十八座木房子组成的社区，在约瑟夫看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小村子，尽管没有下水道、廁所和洗浴室，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在种满了鲜花的自家阳台，用花体字写上“欢迎来我们家：谢谢，上帝保佑你”。法国《巴黎人报》曾经对约瑟夫做过封面报道，当时他负责帮助街坊邻居办理各种行政手续，当时他只有17岁，梦想是参加一次法国版的“好声音”（The Voice）。
截至2013年，像约瑟夫居住的棚户区在整个新庭市共有11个。他们生存状况之差，令人无法忍受，为此，市政府曾为八十户家庭申请紧急住房，但并没有下文。因此，“驱逐成了唯一的途径”。曾在市政府工作的官员有的是阿尔及利亚移民三代，他们表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控制移民数量，同时提高接待质量。”
任何城市的贫民窟都是由城市新移民构成的，而他们往往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繁荣，却在繁荣落幕时被率先遗忘。如今的日本，也依然残留着高速发展时期留下的“不堪”印记——都亚街（ドヤ街）。
“都亚（Doya）”是日语旅馆一词反过来写形成的词，指的是简易宿泊及档次更低于简易宿泊的“下宿”，往往只有10平方米不到的房间，没有独立卫生间和浴室。一夜住宿费用为500～1800日元不等，因为廉价而聚集了一大批建筑工人。
都亚街集中在东京足立区的山谷、横滨的寿町和大阪的釜崎。高速发展时期，日本从偏远的农村地区引进了大量建筑工人，这其中也包括一大批不愿或无力接受高等教育的体力劳动者。他们承担了日本建筑需求中“盖大楼”“建小区”的工作，这些工程规模不算大，因此具有工地小、工期短等特征，不具备建设大型工棚的需求。都亚街的形成不仅为这样的小工程提供了工人临时住所，更因为建筑工人的聚集而成为了建筑业的“人才市场”。然而一旦建筑需求日渐饱和，这里便也渐渐被人遗忘。
在横滨的寿町，以街道为界，仅仅10米宽的街道两边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侧是豪华公寓，一侧则是堆满垃圾和废弃物的简易旅馆。停留在昭和时代的建筑物，满街的酒鬼和流浪汉，是都亚街最常见的街景。每年，东京都福保局都会把山谷地区单独列出来，成立一个专门负责的项目——“山谷对策”，每逢冬天都要严肃讨论如何过冬等事宜。
联合国人类居住规划署将贫民窟定义为：以低标准和贫穷为基本特征之高密度人口聚居区。这样的区域在各个国家有着不同的名称。在美国，这里被称为Ghetto或Skid Row，前者出自二战时纳粹强迫犹太人集中聚集的拥挤小区;后者则描绘了一种街景：建筑物状态废旧、很多无家可归的人、专门针对穷人的铺面，比如酒肆、当铺和发薪日贷款店。
1930年代，美国经济崩溃，数以万计的人在大萧条中失去了房产，流浪街头。解决住房问题成为了政府重振经济、稳定社会的当务之急。于是在1937年，美国公共住房计划启动，低收入者和流浪者获得了能够遮风避雨的庇护所。这项政策在1960年代发展到了顶峰，却在二十年后黯然落幕，曾经的公共住房成了藏污纳垢的“社会毒瘤”，卖淫、贩毒、黑帮暴力等全都藏匿在曾经的庇护所之中。
在社会学家和城市理论学家眼中，日益混乱的贫民窟似乎是城市发展的必然。毕竟“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地球上大多数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但这些城市人口的大部分在忍受可怕的贫困。”据估计，到“2020年城市人口中将有45%～50%属于贫困人口，2030年居住在城市贫民窟的居民将达到20亿”。提出这一论调的是美国城市理论学家迈克·戴维斯，2006年，他在《布满贫民窟的星球》一书中，提出了“未来的地球将是一个贫民窟星球”的论断。
似乎在这样一种境地之下，每个人都要做好被驱逐的准备，穷人被驱逐到城市贫民窟，富人也将被驱逐出城市中心地带。美国社会学家马修·德蒙斯德曾在著作《被驱逐者：美国城市中的贫困与利益》以白描手法记录了这一社会现象。对于不断增长的低收入群体和下层中产阶级而言，“驱逐不仅是贫困之果，亦是贫困之因”。
多年前，迈克尔·哈灵顿的《另一个美国》改变了肯尼迪总统对美国贫困问题的认识，进而推动了反贫困战争。如今，德斯蒙德发出了苍白的呐喊“我们让自己的国家变成了这副样子，这是无法用任何道德规范或伦理准则，以及任何经文戒律或圣人教导来加以辩护的。”
2015年在世界气候大会召开前，撒玛利亚社区被强行拆除。约瑟夫们离法国好声音的舞台又远了一步。
随着时间的推移，预言似乎正在慢慢变成现实。越来越多的人，要开始学着习惯、接受乃至“热爱”这样一种劫后余生的生活。
对于法国青年约瑟夫来说，生活本身是值得热爱的，哪怕场景发生在贫民窟当中。他所居住的社区以附近的撒玛利亚教堂命名，位于法国巴黎北部的新庭市（La Courneuve），属于圣丹尼斯省。从2008年开始，这里便陆陆续续聚集了80多户家庭，近三百名罗姆人、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相继在这里安家。
此处没有行政意义上的地址，因此出生在这里的儿童无法正常上学，不出意外，贫穷将在这里代代相传。然而这并没有阻挡人们建设自己的“家园”。巴黎维莱特高等建筑学校的老师菲奥娜曾说过，“他们一无所有，通过回收旧品，把房子建起来，实属不易，这需要极高的禀赋。”与此同时，棚户区还自发形成了高度的组织和管理机制，“木质房屋一不小心就容易着火，他们设立了自行轮班巡逻制度，避免出现火灾。”
这个由一个教堂、三条街道、七十八座木房子组成的社区，在约瑟夫看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小村子，尽管没有下水道、廁所和洗浴室，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在种满了鲜花的自家阳台，用花体字写上“欢迎来我们家：谢谢，上帝保佑你”。法国《巴黎人报》曾经对约瑟夫做过封面报道，当时他负责帮助街坊邻居办理各种行政手续，当时他只有17岁，梦想是参加一次法国版的“好声音”（The Voice）。
截至2013年，像约瑟夫居住的棚户区在整个新庭市共有11个。他们生存状况之差，令人无法忍受，为此，市政府曾为八十户家庭申请紧急住房，但并没有下文。因此，“驱逐成了唯一的途径”。曾在市政府工作的官员有的是阿尔及利亚移民三代，他们表示“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控制移民数量，同时提高接待质量。”
任何城市的贫民窟都是由城市新移民构成的，而他们往往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繁荣，却在繁荣落幕时被率先遗忘。如今的日本，也依然残留着高速发展时期留下的“不堪”印记——都亚街（ドヤ街）。
“都亚（Doya）”是日语旅馆一词反过来写形成的词，指的是简易宿泊及档次更低于简易宿泊的“下宿”，往往只有10平方米不到的房间，没有独立卫生间和浴室。一夜住宿费用为500～1800日元不等，因为廉价而聚集了一大批建筑工人。
都亚街集中在东京足立区的山谷、横滨的寿町和大阪的釜崎。高速发展时期，日本从偏远的农村地区引进了大量建筑工人，这其中也包括一大批不愿或无力接受高等教育的体力劳动者。他们承担了日本建筑需求中“盖大楼”“建小区”的工作，这些工程规模不算大，因此具有工地小、工期短等特征，不具备建设大型工棚的需求。都亚街的形成不仅为这样的小工程提供了工人临时住所，更因为建筑工人的聚集而成为了建筑业的“人才市场”。然而一旦建筑需求日渐饱和，这里便也渐渐被人遗忘。
在横滨的寿町，以街道为界，仅仅10米宽的街道两边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侧是豪华公寓，一侧则是堆满垃圾和废弃物的简易旅馆。停留在昭和时代的建筑物，满街的酒鬼和流浪汉，是都亚街最常见的街景。每年，东京都福保局都会把山谷地区单独列出来，成立一个专门负责的项目——“山谷对策”，每逢冬天都要严肃讨论如何过冬等事宜。
联合国人类居住规划署将贫民窟定义为：以低标准和贫穷为基本特征之高密度人口聚居区。这样的区域在各个国家有着不同的名称。在美国，这里被称为Ghetto或Skid Row，前者出自二战时纳粹强迫犹太人集中聚集的拥挤小区;后者则描绘了一种街景：建筑物状态废旧、很多无家可归的人、专门针对穷人的铺面，比如酒肆、当铺和发薪日贷款店。
1930年代，美国经济崩溃，数以万计的人在大萧条中失去了房产，流浪街头。解决住房问题成为了政府重振经济、稳定社会的当务之急。于是在1937年，美国公共住房计划启动，低收入者和流浪者获得了能够遮风避雨的庇护所。这项政策在1960年代发展到了顶峰，却在二十年后黯然落幕，曾经的公共住房成了藏污纳垢的“社会毒瘤”，卖淫、贩毒、黑帮暴力等全都藏匿在曾经的庇护所之中。
在社会学家和城市理论学家眼中，日益混乱的贫民窟似乎是城市发展的必然。毕竟“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地球上大多数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但这些城市人口的大部分在忍受可怕的贫困。”据估计，到“2020年城市人口中将有45%～50%属于贫困人口，2030年居住在城市贫民窟的居民将达到20亿”。提出这一论调的是美国城市理论学家迈克·戴维斯，2006年，他在《布满贫民窟的星球》一书中，提出了“未来的地球将是一个贫民窟星球”的论断。
似乎在这样一种境地之下，每个人都要做好被驱逐的准备，穷人被驱逐到城市贫民窟，富人也将被驱逐出城市中心地带。美国社会学家马修·德蒙斯德曾在著作《被驱逐者：美国城市中的贫困与利益》以白描手法记录了这一社会现象。对于不断增长的低收入群体和下层中产阶级而言，“驱逐不仅是贫困之果，亦是贫困之因”。
多年前，迈克尔·哈灵顿的《另一个美国》改变了肯尼迪总统对美国贫困问题的认识，进而推动了反贫困战争。如今，德斯蒙德发出了苍白的呐喊“我们让自己的国家变成了这副样子，这是无法用任何道德规范或伦理准则，以及任何经文戒律或圣人教导来加以辩护的。”
2015年在世界气候大会召开前，撒玛利亚社区被强行拆除。约瑟夫们离法国好声音的舞台又远了一步。